培訓職業教育范例

摘要：

在當前經濟新常態下，我國正處于產業結構調整、經濟轉型升級關鍵機遇期，有力支撐從“制造大國”到“制造強國”、從“人力資源大國”到“人力資源強國”轉變，迫切需要職業教育為技能型人才供給助力，也迫切需要培養大批高水平技術能手和大國工匠。黨中央、國務院要求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教師隊伍建設是破解發展“瓶頸”的關鍵。通過“三融合兩對接”職教師資培訓模式研究與實踐，可以有效解決職師資師培訓中存在培訓需求不對稱，培訓教育教學方式方法簡單，培訓內容針對性不強的問題。

關鍵詞：

職教師資；培訓模式；創新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是首批全國重點建設職教師資培養培訓基地，全國干部教育培訓高校基地。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從事職教師資培訓與研究工作。2006年率先在陜西省開展中等職業學校專業骨干教師培訓，2007年全面開展教育部教師素質提高計劃中等職業學校專業骨干教師的培訓至今10年不斷線，具有開展中等職業教育師資培訓和涉農職業教育干部培訓悠久歷史和傳統。

一、問題的提出

職業教育發展教師是關鍵，我國職業院校師資培訓經過“素提計劃”已十年有余，中央和地方凝心聚力、深入實施，投入之大令人振奮，參與之廣前所未有，力度之強催人奮進，各地創新制度、完善體系、加大投入，職業院校教師隊伍建設整體水平得到顯著提高、取得長足進步。當下，教育部財政部關于實施職業院校教師素質提高計劃（2017-2020年）的意見已下發。面對新形勢下職業教育發展，傳統的培訓形式顯然已跟不上或不適應職業教育快速發展的需要。經調研實踐發現職教師資培訓中培訓需求不對稱，培訓教育教學方式方法簡單，培訓內容針對性不強等方面的問題依然突出且亟待解決。為此，通過研究實踐，提出了“三融通兩對接”職教師資培訓模式（如圖1）。

摘要：據統計，我國培養的農業技術高中級人才多達247萬人，但工作在農村第一線的不足80萬人。這說明新型農民是農村稀缺資源，而農村技術人才短缺是我國現代農業發展滯后的根本原因。本文從新型職業農民培訓需求導向的角度，對新形勢下的農民職業教育改革進行深入的研究。

關鍵詞：職業農民；農民培訓；職業教育

1培訓新型職業農民的必要性

2018年2月4日的《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正式，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進行了全面部署，提出了我國現階段鄉村振興戰略的具體任務與要求，進一步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職業農民”的要求，并對職業教育在鄉村振興戰略新型職業農民培養中給予高度重視。現階段，我國正加快傳統農業向現代化的新型農業轉型，農民對農技知識要求越來越高，對新型職業農民的培訓工作也將進入快速推進階段。對于新型職業農民教育培訓的評估研究不僅有助于了解農民培訓課程的現狀，而且對如何進行課程改革，追求高端農民培訓課程的設計具有一定的實踐指導意義。所謂新型職業農民，是指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高素質的農民。其摒棄了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內涵，既要農民掌握一定的農業生產技術，也要農民具有較高的思想品質、科技文化素養等能力，能夠與時俱進。隨著時代的發展及社會變遷，而使自身內涵不斷得到豐富和發展。要想大力推進農業現代化就必須培養新型職業農民。新型職業農民的培訓是新農村建設的基礎。新型職業農民的培訓是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新型職業農民的培養是農民增收的重要途徑[1]。發展農業現代化對新型職業農民的需求較大，農民是農業生產的主體，是現代農業的實施者。但現實是農村勞動力缺乏，因此，加快培育和穩定現代農業生產隊伍，是當前乃至今后很長時間的主要任務和目標，為適應現代農業發展的需求，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工作應該做深做實做細。要統籌城鄉經濟全面、健康、有序發展，加快剝離農民身份屬性，讓一部分高素質的農民愿意留在農村創業，推進城鎮化建設，縮小城鄉差距，達到城鄉一體化發展的目標。

2存在的問題

2.1農民整體文化水平較低

對于我國農民的各類職業農村技術教育也飛速發展，同時在我國地方政府不斷加大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的力度，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新型職業農民數量的增加，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農民數量不斷增加，農民的文化素質和農業生產力有了進一步提高。但由于歷史遺留問題太多，目前農村的教育依然存在諸多問題[2]。

摘要:職業院校是為我國培養優秀的應用技能型人才的重要場所，所以對從事職業教育的教師有較高的要求，應該加強對職業教育教師的培訓。文章對我國現階段職業教育教師培訓模式中存在的不足進行分析，然后提出改進的建議，希望能夠對提升職業教育教師培訓水平提供一定的參考意見。

關鍵詞:職業教育;教師培訓;模式;現狀;建議

職業教育教師的綜合水平直接關系到職業院校的教學質量，而在我國現階段的職業教育教師培訓中還存在種種問題，培訓內容落后，培訓形式單一，培訓考核辦法不合理等，都制約了職業教育教師的培訓質量和培訓效果。這種培訓模式不僅浪費了教師的時間，而且對實際教學效果產生一定的影響。所以應該對現有的培訓模式進行反思，然后進行相應的改進，提高專業教師的執教能力，打造高素質的“雙師型”教師隊伍。

一、職業教育教師培訓模式的現狀

我國現有的職業教育教師培訓模式存在很多問題，直接影響到教師的培訓質量。主要問題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培訓內容更新速度慢?，F階段的職業教師培訓大多采用“菜單式”培訓，主要在教室中對教學技能和教學方法進行理論內容的講解，每期都是固定的內容，更新速度慢。同時，培訓內容與職業院校的實際教學需求相脫節，接受培訓的教師無法將培訓內容應用于實際教學工作中。第二，教學形式單一。目前主要的培訓形式為班級授課，而職業院校的教學特點是培養學生的實踐應用技能，教師缺乏實踐操作方面的經驗和技能，就無法對學生進行更好的教學，所以教師培訓缺乏實踐鍛煉是現階段最大的弊端。第三，培訓缺乏自主性。有些學校的教師培訓為被迫式參與，教師事先不知道培訓具體內容和培訓模式，多數為行政命令的安排，沒有遵從教師的意愿，同時有的教師還會參加重復性的培訓，導致培訓資源的浪費。第四，培訓考核模式不科學。在教師接受培訓后，為了檢驗培訓效果，直接對教師進行紙面考核或者以教學課時為標準，而完全沒有注意到教師是否將受訓所學的知識應用于實際工作中，導致教師培訓流于形式，沒有實際價值。職業教育教師的這種培訓模式，不僅導致資源的浪費，同時也阻礙了職業教師的專業成長，不利于職業院校“雙師型”教師隊伍的打造，最終影響到職業院校的教學效果。

二、職業教育教師培訓模式的改進建議

(一)培訓形式多樣化

摘要:

新型城鎮化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必經階段，我國的城鎮化建設需要提高質量，農業轉移人口也要進行深層次的培訓，闡述了城鎮化背景下農業轉移人口職業教育培訓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今后一個階段，在堅持以人為本培訓過程中，提高農業轉移人口職業教育水平的在政策支持、資金保障、培訓模式等方面的思考。

關鍵詞:

新型城鎮化;農業轉移人口;職業教育;培訓模式;問題

新型城鎮化是未來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點，在將來我國發展戰略中肩負著重要歷史使命。城鎮化伴隨的是農業人口向城鎮轉移，由農民轉為市民;農業人口如何更好地向市民轉變，關鍵在于搞好農業人口的職業教育培訓，便他們掌握適應城市生活的一技之長。因此，對農業轉移人口如何培訓，其支撐服務體系如何構建，將直接關系到新型城鎮化的可持續發展。

1新型城鎮化的內涵

工業革命進程中的英國是城鎮化的發端。城鎮化別稱城市化，即農業人口不斷由農村向城鎮轉移，把農業人口轉變為市民、把農村轉變為城鎮逐步擴大城鎮化規模的過程，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不斷密集發展的過程。城鎮化發展水平是衡量一個國家現代化發展水平的標準。新型城鎮化發展的內涵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摘要：近年來，我國經濟社會迅速發展，與周邊國家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中緬邊境大量緬甸籍人員通過各種渠道涌入我國務工、經商，這一現狀使緬籍在華務工人員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焦點之一。因此試圖在“一帶一路”倡議的背景之下，從中國西南邊境的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出發，對德宏州緬籍勞動力務工現狀進行調查分析，并對其務工所需的素質和職業技能教育培訓進行探討。

關鍵詞：中緬邊境；緬籍勞工；職業教育培訓

0前言

進入現代，國際人口遷移愈加頻繁，我國著名人口學家吳忠觀提出：經濟遷移常常是由于貧困所致，遷移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改善經濟地位，其流向是從發展中國家流向發達國家、從窮國流向富國，且勞務輸出成為主流。近年來，隨著我國西南地區與周邊國家國民收入差距拉大，對周邊國家勞動力吸附效應的不斷增加。特別是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持續深入推進，西南邊境地區的區域合作項目建設深入發展，這種吸附效應愈加增強。云南省鄰國緬甸因經濟發展水平低、社會管理基礎薄弱，邊境地區逐漸成為境外邊民的“淘金地”，中緬邊境大量緬甸籍人員通過各種渠道涌入我國進行務工、經商等活動。這種現象作為現代國際社會的普遍現象，早就引起學者關注，KMirwaldt（英）對跨境居民關系進行過探討。國內學者李昕蕾等對東亞國際勞工流動進行過研究。國內外學術界對這一現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外籍務工人員的管理、生存和婚姻狀況等方面。本文則從中國邊境的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出發，以德宏州為例，對緬籍勞動力在華務工現狀進行調查分析，并對緬籍勞動力在華務工所需的素質和技能的教育培訓進行探討。

1緬籍勞工在華就業現狀及趨勢

根據對2009年以來德宏州境內緬籍務工人員的不完全調查，本文將緬籍勞工在德宏就業現狀整理為以下方面。

1．1近年進入德宏的緬籍人員數量總體呈上升趨勢

一、兩岸職業教育師資培訓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職業教育交流與合作中，兩岸應開展師資培訓與教學資源共享，并將師資互聘作為職業教育合作先行先試的主要項目。在江蘇泰州召開的“2009蘇臺高等職業教育研討會”上，有業內人士認為和歐美相比，臺灣會成為未來職業教育師資培訓的熱門去處。高職教育專家吳建國指出，兩岸同根同源，語言相同，文化相通，高等職業教育互補性強，在師資培訓方面完全可以大有作為。從2000年開始，福建省教育廳就開始選派高職院校教師赴臺參加培訓。目前，兩岸已經多次共同舉辦了各種各樣的職業院校師資培訓班，并設立了多個的師資培訓基地，如浙江省于2011年在臺灣科技大學建立高校師資培訓基地，福建省于2012年依托福建外經貿學院成立海峽兩岸職業英語師資交流與培訓基地。

師資培訓基地的建立對推進兩岸職業教育師資培訓活動的常態化、規范化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海峽兩岸職業教育師資培訓合作尚處在初步階段，合作項目缺少統一的規劃和必要的政策指引，尚未形成規范有效的培訓模式。在具體操作時主要是選派大陸教師赴臺進修，以及在舉辦師資培訓時邀請臺灣教師擔任培訓講師等。由于當前兩岸仍處于相對隔絕的狀態，大陸居民赴臺手續繁瑣，同時受到各種政策因素的影響，加上島內學習與生活成本昂貴，使得赴臺研修工作困難重重。因此，大陸職業院校中僅有少數教師可以獲得這種培訓，無法使多數的教師受益。而現有兩岸職業教育師資培訓合作也以短期培訓為主，培訓項目缺乏個性化，難以充分考慮教師個人的培訓需要，教師在接受培訓后往往缺乏后續的跟蹤指導。總體而言，目前兩岸在職業教育師資培訓合作上仍缺少長效機制，合作優勢無法得到充分的體現。在這種情況下，借助快速發展的信息網絡技術，探索虛擬化的職業教育師資培訓模式具有現實的意義。

二、虛擬教育聯盟：網絡化的兩岸職業教育師資培訓合作模式

虛擬培訓是信息技術與教育實踐相結合的產物。現代網絡技術、通訊技術及多媒體技術的發展與普及，使教育活動突破了時間與空間的限制，為愿意接受培訓的人提供了更靈活、更具個性化的學習機會。目前，國內外已有很多關于虛擬培訓的研究成果與實踐，如虛擬大學、遠程教育機構、虛擬培訓組織和虛擬實驗室等。虛擬教育聯盟在這一背景下應運而生?；诰W絡的虛擬教育聯盟最早被應用于企業培訓，是企業間通過信息技術所連接的，一種動態的、相互合作的培訓組織。它通過公開培訓信息、共享培訓資源，并共同對員工的培訓需求作出積極響應，來滿足員工不斷變化的學習要求。針對國內教師繼續教育的需要，大陸教育部門也非常重視教育的信息化問題。

2009年，在教育部支持和指導下，國內多家職業院校聯合成立全國高職高專教育教師培訓聯盟，其主要任務是推動各師資培訓單位的交流和協作，加強與境內外培訓機構的交流。該聯盟擁有全國高等職業教育教師培訓網，用于培訓信息和提供精品教學資源。但目前該聯盟主要是在大陸地區開展線下的培訓活動，網上的教學資源仍非常有限。借鑒國內信息化教育的成功經驗，整合海峽兩岸職業教育師資培訓的優質資源，構建兩岸職業教育師資培訓的虛擬教育聯盟將是一項有益的嘗試。兩岸職業教育師資培訓虛擬教育聯盟是由教育部門或職業院校主導，若干個海峽兩岸職業教育師資培訓機構參與合作的動態聯盟。在虛擬教育聯盟內，組織者通過網絡獲取教師的培訓需求，并在網絡上尋求培訓合作伙伴，組成面向培訓項目的動態聯盟，充分利用兩岸師資培訓機構的課程開發優勢和優質的教學資源，為需要接受培訓的教師提供個性化的培訓項目。根據組織者身份的不同，可以將虛擬教育聯盟劃分為以下三種類型：

1.政府主導的虛擬教育聯盟

一、職業教育培訓與宏觀就業質量指標的關聯性

（一）職業教育培訓對就業穩定性的影響

就業的穩定性通常以某一工作平均持續時長來衡量，國際上通常以從事某一工作的時長是否持續6個月以上來判定工作的穩定性。在此，用就業的平均持續時間來考察農民工就業的穩定性，按照不同就業時長可將其就業穩定性劃分為4個檔次：就業持續時長1年以上的為穩定性良好，6個月至1年的為穩定性較好，3~6個月的為穩定性較差，3個月以下的為穩定性很差。據此標準，結合調研數據，統計分析如下，就業穩定性良好的占比為21.3%，其中51.8%的人員參加過職業教育培訓；就業穩定性較好的占比為23.6%，其中48.2%的人員參加過職業教育培訓；就業穩定性較差的占比為28.7%，其中31.3%的人員參加過職業教育培訓；就業穩定性很差的占比為26.4%，其中僅有10.5%的人員參加過職業教育培訓。從統計數據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職業教育培訓對于就業穩定性的影響是相當顯著的，二者存在正相關。就業定是勞動者專心從事本職工作，獲得持續發展的基本條件，其對勞動者和用工方都具有深遠影響。研究表明那些不利于個人職業生涯進一步發展，而崗位經常變動且無成功可能的就業是較低質量的就業。勞動者獲得長期穩定的職業，更利于個人職業生涯的規劃和發展，有利于在選定的職業中獲得更高質量的就業。對于用人單位來說，穩定的就業環境和人力資本更利于單位整體水平的提升，從而促進本單位的可持續發展。工作的穩定性可以體現在勞動合同的簽訂率與職業地位方面。職業教育培訓對其影響也是比較顯著的。調查顯示，農民工通過相關職業培訓，提高了自我保護意識，對勞動合同的重視程度明顯提高，相比未參加過職業教育培訓的人員，勞動合同簽訂率顯著提升。而且，通過訪談得知，參加過職前教育培訓的人員對于勞動合同的期限、公正性、具體條款的表述更加重視，能夠很好地規避一些惡意企業設下的“陷阱”。對于存在異議的合同條款，雙方通過平等協商能夠更加有效地實現公平。雙方協商簽訂的勞動合同賦予勞動者更多應有的權利，能夠保障勞動者參與自身利益息息相關的決策、自由表達意愿，切實保障員工的民主參與和監督。然而，許多未參加過職前教育培訓的農民工，由于社會經驗缺乏、法律意識淡薄，容易被一些別有用心的用人單位利用，從而陷入被動局面。此外，通過職前教育培訓，可以促使勞資雙方簽訂更加公正合理的勞動合同，保障各項條款準確翔實、指標細化、工資待遇合理、在勞動法規定的范圍內確定合理的工作時長，使勞動條件和社會保障符合相關法律的要求。職業教育培訓對于農民工獲得穩定的職業地位，擁有較高的職業聲望均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高質量就業與職業地位息息相關，由于社會分工不同，出現了不同的社會分層，社會分層往往與職業聲望、職業性質、權力、收入、學歷、自由度、自主性等因素有關。分析這些相關因素可發現，不同社會分層存在著一定的差異與不平等，這種分層往往與受教育程度呈正相關。相關調查研究人員發現，職業教育培訓與農民工的職業地位存在一定的關聯性。經過一定期限的職業教育培訓與未進行相關教育培訓及培訓期較短的人員相比，前者往往能夠獲得良好的職業素養和一定的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因此，更容易獲得穩定的、聲望較高的職業。

（二）職業教育培訓與就業者社會保障的關聯性

社會保障是高質量就業的一個重要方面，主要包括職工基本養老、醫療保險、失業、工傷、生育保險和住房公積金，并提供帶薪休假等基本社會保障。這些社會保障，尤其是“五險一金”是國家強制用人單位必須為員工繳納的社會保障基金，也是公民保障自身權益的重要基金項目。然而，現實中卻有一些用人單位為追求高額利潤，憑借自身在就業市場中的強勢地位，減少人力投入資本，不為企業員工繳納應有的“五險一金”，嚴重損害了農民工的基本勞動權益。要實現高質量就業，勞動者必須充分意識到勞動保障對自身權益保護的價值，認真了解“五險一金”的法律法規，維護自身基本權益。調研數據統計顯示，農民工社會保障水平普遍偏低。養老保險參保率為15.8%，其中，參加過職業教育培訓的人員占比為72.8%；醫療保險參保率為17.9%，其中，參加過職業教育培訓的人員占比為65.3%；工傷保險參保率為25.8%，其中，參加過職業教育培訓的人員占比為67.6%；其他保險參保率均不足10%。調查顯示，參加過職業教育培訓的人員，社會保障意識明顯增強，未參加職業教育培訓的人員，對于社會保障的參保意識淡薄，未參加基本社會保障的比例相當大。在嚴峻的就業形勢下，好多人對于企業克扣“五險一金”行為采取了默認態度，并未提出任何質疑和申訴。這反過來又助長了企業違規行為的發生，對于農民工實現高質量就業造成了巨大障礙。然而，勞動保險待遇的落實是就業隊伍穩定的基石，是社會保障制度穩步實施的前提條件和可靠保證。因此，要通過不斷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堵塞漏洞，切實保障職工合法權益，不斷提高職工的社會保險和福利待遇水平，有效提高農民工的就業水平，實現更高質量的就業。

二、職業教育培訓與中觀就業質量指標的關聯性

（一）職業教育培訓與勞動條件保障的關聯性

一、培訓券計劃的實施背景

1.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需要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經濟全球化在開辟新市場的同時也帶來了世界范圍內商品與服務的競爭。德國政府一致認為：若要使本國經濟繼續在世界經濟中保持強有力的競爭力，就必須擁有一支高技能、高素質的勞動力大軍，為本國源源不斷地提供高質量的產品和服務。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加大對研發的投入，進一步加強教育與培訓。就廣大勞動者而言，這種變化意味著在未來的發展當中，他們要通過持續不斷地學習來應對日益增長的技能。也就是說，勞動者年輕時所獲得的技能，只能作為其從事某項職業的先決條件。而要勝任未來的工作，還需要勞動者在未來的工作中進一步接受教育與培訓。在這種知識迅速變化的社會背景下，如何采取有效措施為勞動者技能的發展，提供保障是德國政府面臨的重要課題。

2.新公共管理理論的興起

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經濟滯脹、高稅收和政府公共服務的低效引發了社會的強烈不滿。受新公共管理理論的影響，自70年代末開始，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實行了政府改革，史稱“重塑政府”運動。這場改革對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政府逐步放權、實行市場化改革、發揮市場機制在公共服務領域中的作用，同時倡導借鑒私營管理的技術和方法，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公共服務能力。作為福利政策的公共就業服務(PublicEmploy-mentService,PES)體系也面臨著改革，比如澳大利亞和荷蘭將原有體系的大部分職能委托給私營部門負責管理，瑞典和奧地利通過目標管理的方法進行了內部改革。面對世界范圍內政府治理方式的巨大變革以及國內勞動力市場和就業問題的雙重壓力，德國政府也在積極籌措為本國公共就業服務體系的改革做準備。

二、培訓券的理論來源

20世紀50年代末，美國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彌爾頓•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在《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TheRoleofGovernmentintheEducation)一書中首次提出了“教育券”(EducationVoucher或者SchoolVoucher)理論，其主要目的是針對當時美國官僚主義和集權政治所導致的教育低效和不公平。解決的辦法是通過發放給學生和家長教育券，由他們根據自己的偏好來選擇學校。這樣以來，政府由對學校的直接撥款變為間接撥款，在賦予學生和家長充分擇校權利的同時無形中調動起了學校辦學的積極性，從而使學校產生競爭提高辦學質量。在弗里德曼提出教育券后的二三十年中，教育券理論不斷得到完善和發展并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付諸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