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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過比較國內外主流城鎮化發展模式存在的問題，提出以山東德州“中澳”模式，使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相融合，通過農業產業化形成農村農戶信用鏈，由信用拉動農村經濟資金注入，由資金鏈帶動金融鏈，從而實現金融助力三農發展，使傳統農民轉變為產業工人，提高農村經濟發展水平，實現區域城鎮化，進而推動全國城鎮化。這是在當前國情下金融助力城鎮化行之有效的重要途徑。
關鍵詞：農業產業化；中澳模式；金融助力城鎮化
一、中國城鎮化進程及問題
我國的城鎮化發展起步于1978年直至2011年，用了23年的時間實現了由17.92%到51.27%的飛躍。相比于花了120年的英國、用了100年的法國、歷經80年的德國等[1]，我國的城鎮化發展堪稱世界上最快速的社會運動。然而其背后卻存在著一系列矛盾和問題。首先，農村戶口和城市戶口的“區別對待”。擁有農村戶口的進城務工人員獲取了在城市工作的許可，卻無法獲得與城市人口同樣的待遇與福利。在社會保障方面，農民工參保率低，同時，農民工城鎮自有住房率低。其次，伴隨著城鎮化進程的推進，人地矛盾激化。很多地方甚至出現過暴力征地、拆遷的現象。例如，2012年山東萊蕪市某鎮就出現過暴力強拆，村民沖突的實例。土地征收造成農民失去了他們祖祖輩輩賴以生存的土地，由于收入水平、消費水平、生活方式、教育程度以及享受的社會保障程度距離城市人口還有很大差距，很多失去土地的農民不得不選擇將家人留在農村，自己進城務工。這又造成了妻離子散、留守兒童、獨居老人等眾多社會問題，也是農村社會不穩定的一個根源所在。因此，這些農民只是從身份上完成了農村人口變成了城鎮居民的變化，生活水平卻沒有得到根本改善。
二、國內外城鎮化發展模式分析
(一)國際城鎮化發展模式
從世界的城鎮化模式來看，主要有三種[2]：一是政府調控引導模式，這種模式的典型代表是英法德日韓。該模式是指中央政府引導城鎮化有序進行，規劃城市布局，規范城市基礎建設，建設現代農業，城市與農村變革同步進行。二是市場引導模式。以推崇市場至上的美國為代表，該模式認為城鎮化是市場自由選擇的結果，任憑市場進行引導發展。但這種發展帶來了諸多問題，生態環境遭到破壞，城市無序擴張，基礎設施建設成本加大等。第三種模式是受殖民地歷史束縛的模式。這種城鎮化集中于一些殖民時期的大城市，由于極度缺乏財政投入，農村生活環境退化，造成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使得城鎮化水平畸高。
(二)中國城鎮化發展模式
結合眾多學者專家的觀點和實踐經驗，目前共有三種模式可供參考。第一種模式是政府主導集中發展模式。通過舊城改造、城市重新規劃等將農村人口重新安置。但是這種模式存在很多問題，例如這種模式需要政府大量的財政支出，城市發展過快，農村人口涌入城市，城市公共資源緊張，交通問題，環境污染等。同時，在中國很多三四線城市中，興建城市綜合體卻產生了供應量泡沫，例如鄂爾多斯，海南，貴州等地，已經出現了產能過剩。第二種模式是就地安置模式。這種模式是指不改變社會、經濟以及產業結構，消除農民與城市人口在生活質量而僅非地域上的差異。但這種模式依舊需要大量的財政支出，在廣大農村地區，財力物力人力投入都有限。尤其是貧困縣由于財政困難，稅收減免、財政貼息等優惠政策難以實施。因此在我國當前國情下，第二種發展模式并不是一個行之有效的做法。第三種模式是推動農業產業化經營，通過培養當地龍頭企業，圍繞當地特色農產品實現一體化專業生產及經營，形成產供銷一條鏈。這種模式提高了農戶參與市場的積極性，產業化模式將分散的農戶與市場連接起來，使傳統的農民轉變為產業工人，提高收入水平[3]。下文將以山東德州慶云縣的中澳集團為農業產業化的典型案例，具體論述農業產業化如何帶動區域城鎮化發展。
三、“中澳”模式概述
中澳控股集團是一家位于山東省德州市慶云縣、從事肉鴨養育和深加工的民營股份制公司。中澳集團對社會貢獻最大的在于首創的訂單養殖模式，助力集團向集約化、標準化、契約化、規模化的農業產業化轉型，帶領當地鴨農發家致富，有力的推動了當地農村建設，促進了區域城鎮化水平。過去，慶云縣的農民主要以種植業為主，一些農民或者靠制作鞭炮賺取外快。加上慶云縣地質多為鹽堿地，土地貧瘠，農作物產量低，農民收入低，生活質量差，是國家的極貧困縣。從2002年開始，中澳集團向村民宣傳養鴨好處和訂單養鴨模式，即農戶加入養鴨合作社，實現一體化經營。2009年，中澳集團的產值達到22億，占全縣GDP的比例超過20%[4]。同時，中澳請養鴨專家免費為鴨農進行技術培訓，養鴨農民的專業素質得到提高，從而降低了農業生產的內在高風險性。中澳集團帶動了相關產業的發展，對肉鴨進行深加工，從各個環節解決了廣大村民的就業問題。
四、農村金融體系缺失以及中澳融資困境
(一)農村金融發展滯后的原因
農村地區經濟發展落后，農產品生產面臨自然災害風險、市場價格波動風險等?，F行保險品種中，針對農業的險種太少，再加上農民缺乏擔保品和質押物，缺乏相應的風險分擔機制，農業項目沒有適合的信用評級標準，商業銀行的經營原則與農村經濟高風險，低收益的特征明顯相悖，農村金融的發展程度遠落后于城市水平。大型國有銀行于1997年開始進行商業化改革，大規模削減縣以及縣以下的分支機構，主要營業網點建立在大城市，貸款集中于大企業、大項目，貸款權力上收，審批權上收至市級分行。商業銀行在農村地區已經退化成單純的“存款銀行”，對農村地區的貸款貢獻度極小[5]。
(二)中澳融資困境
不論對于中澳集團，還是集團旗下的農戶，都存在著融資困難的處境。就中澳集團來說，中澳每年都要為每個大棚養殖戶墊付近20萬元的物資，沒有銀行的信貸支撐就難以維持，可能引發資金鏈斷裂。對于農戶來說，單獨獲取銀行貸款更是難上加難。由于農戶缺乏實物資產作抵押，很多農民小額貸款由于個人信用水平低，貸款成功后由于難以追蹤其貸款最終是否按照貸款目的進行用款，極易造成銀行的呆壞死賬。銀行與農戶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因此大多數銀行不敢涉足此類貸款。
(三)解決融資困境的舉措
針對融資困境，中澳從三方面解決這個問題。第一，成立農戶之間的支付清算中心，加快內部資金周轉，同時，2007年中澳集團成立了第一家養鴨專業合作社，中澳通過了解每個入社鴨農的道德品質，經營能力，以及他們的資金需求狀況，對鴨農具有一定的控制力，從而形成一個信用鏈。合作社以自身優勢向金融機構貸款，這樣就解決了農業貸款中農戶信用信息與銀行掌握情況不對稱的狀況。第二，中澳集團組織農戶們以五戶為單位互相擔保，向銀行申請2萬不等的貸款。第三，中澳集團提供高價賒銷鴨苗，飼料以及獸藥、高價回購肉鴨的服務，解決農戶資金周轉難的窘境。作為正式金融機構，國家開發銀行于2007年提供給中澳養鴨信用社3000萬元短期流動資金貸款，用于支持農戶發展。自2008年以來，山東省金融學會開始關注新型農村金融體系建設，并在德州中澳集團建立了第一家金融理論研究與實踐基地。中國農業銀行山東分行通過對中澳集團這一農業產業化典型案例的調查研究，也給予了強有力的資金支持。當代的商業銀行對于支農工作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一戶一貸的資金支持模式，而且通過對農業產業化的龍頭企業支持，帶動農民增收。
五、結語
作為農業產業化的典型成功代表，“中澳”模式在山東各地紛紛效仿，例如山東壽光，建立蔬菜種植，流通和深加工的產業一條鏈。山東凱銀集團從中國農業銀行貸款30萬元起步，逐步發展為集乳制品，肉制品，熟食制品，蔬菜生產、加工、銷售一體化的大型農業集團。在濰坊的高密，濟寧的金鄉，當地政府和銀行也積極支持農業產業化，扶持龍頭企業，實現了現代農業的科學轉型。對于金融機構本身來說，支持“三農”，幫助分散農村剩余勞動力，推動城鎮化進程不僅符合國家政策，同時對中間業務，日常結算，工資，個人理財，銀行卡，信用卡等業務也起到拉動作用。由中澳模式可見，真正實現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的融合、調整產業結構、促進區域城鎮化，從而才能有效推動全國城鎮化進程。
參考文獻：
[1]陸大道,姚士謀.中國城鎮化進程的科學思辨[J].人文地理,2007(4).
[2]李忠.世界各國城市化發展模式及啟示[J].中國經貿導刊,2012(33).
[3]孫卓臣.改變農民命運的新嘗試—農業產業化企業的金融革命[M].第1版.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2.
[4]中共山東省委.關于統籌城鄉發展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的意見[R].內部文件,2009,11.
[5]李鳳雨,楊墨竹.我國農村正規金融結構性失衡的實證研究[J].武陵學刊,2010,35(5).
作者:趙曉娟 單位:山東女子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