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基礎設施范例

［提要］綠色基礎設施已經成為可持續發展的新趨勢。本文在綜述現有評估城市可持續發展框架基礎上，指出需要將綠色基礎設施融合于其中。在闡述綠色基礎設施功能基礎上，綜述其績效評價指標體系，并最后得出研究啟示。

關鍵詞：綠色基礎設施；可持續發展

城市化已經成為占主導地位的趨勢，是全球土地轉型的重要組成部分。聯合國預測，未來40年的人口增長將使城市飽和，這將給當地和全球帶來巨大的生態負擔。城市化率與商品、服務和基礎設施的生產和消費的增加直接相關。這導致更大的土地消耗、景觀破碎化、生物多樣性喪失、城市熱島的建立、溫室氣體排放的增加和敏感生態系統的破壞。其結果是人類健康和福祉的下降以及對社會的其他負面影響，這些負面影響與氣候變化相互作用，并因氣候變化而加劇。作為對城市化負面影響的一種補救措施，與灰色基礎設施相比，綠色基礎設施被認為是一種基于自然和成本效益的替代性解決方案，有助于提高城市發展的可持續性?；疑蚣夹g基礎設施是指支持社會和經濟生產的設施，如道路、污水處理、水處理系統和供電網絡。綠色基礎設施被描述為一個自然和準自然領域和特征的綜合網絡，為人類帶來各種好處。人類從生態系統服務中得到各種好處。生態系統服務的范圍包括供應服務（提供水和森林等自然產品）、調節服務（可被視為生態系統功能，如洪水和氣候控制）、文化服務（提供休閑、精神和審美利益）和支持服務（支持這三項主要服務）。隨著時間的推移，人類對生態系統服務的依賴性預計會增加，但由于社會的突然變化，生態系統及其服務正受到城市化的危害。生態系統的變化可歸因于社會變化，如城市增長。城市中心區對生態系統服務的需求尚未得到滿足，因為它們主要由非城市綠地提供，由于上述變化，這些綠地的生態系統服務有所減少。最近，政策制定者和城市規劃者開始將GI視為可持續發展和適應氣候變化的切實措施。GI被提議作為一種規劃和處理生態系統服務多重利益的方法。生態系統所提供的各種生態、社會和經濟服務不僅僅是巧合的產物，而是GI能夠明確管理和提供的服務。

一、評估城市可持續發展的現有框架

自從可持續發展的概念首次成為一個主要關注點以來，已經建立了一些方法、框架和工具，以評估城市地區的狀況或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績效的關系。評價可持續發展的方法主要是基于指標的評價方法，該方法已應用于社會經濟科學、環境科學等多個科學領域。國際和區域組織，如歐洲基金會（1998），歐洲科學、研究和發展委員會（2000），聯合國人居署（2004），歐洲能源環境和可持續發展委員會（2004），聯合國（2007）和世界銀行（2008）制定了城市可持續發展指標綜合清單。此外，最近還有一些綜合性可持續發展指數，如環境可持續發展指數（ESI）、環境績效指數（EPI）、環境脆弱性指數（EVI）等。城市可持續發展指標的建立和選擇是一個復雜的過程。選擇指標最常用的框架是因果網絡（CN）法。CN框架是一系列因果循環和反饋循環的組合，例如壓力-狀態-響應（縮寫PSR）框架及其變形：驅動力-狀態-響應（縮寫DSR）和驅動力-壓力-狀態-影響-響應（DPSIR）。PSR是由經合組織于1993年提出的，其建立在能夠解釋人類活動所引發問題的壓力指標；監測質量的物理、化學和生物環境的狀態指標以及表明社會如何應對環境變化和關切的反應指標基礎上。歐洲環境署（EEA）將PSR框架擴展到“驅動力-壓力-狀態-影響-響應”（DPSIR），這是目前最受國際公認的框架。“驅動力”指標是從“壓力”（廢物、排放物）到“狀態”（物理、化學和生物）的根本原因（經濟部門和人類活動）；“影響”指標表示環境對人類健康、生態系統健康和功能性的危害程度。最終，指標、目標和優先順序的設定是對這些環境問題的政治“應對”。這些因果網絡解釋了人類活動與自然資源之間的平衡互動，體現了城市發展的可持續發展水平?？沙掷m發展評估提供了一種有效利用自然資源，同時也適應人類活動和需求的基本方法，因此，為在城市規劃過程中從潛力、弱點和風險的角度了解城市地區和住區活動的物理和自然特征，提供了一種重要的工具。在城市規劃過程中貫徹綠色基礎設施理念具有重要的影響。圖1展示了人類活動與綠色基礎設施績效之間聯系的DPSIR框架。該框架有助于澄清因果變量之間的復雜關系，并有助于理解改變綠色基礎設施績效的問題和識別潛在的解決方案。

二、綠色基礎設施的多功能性

綠色基礎設施（簡寫為GI）的各種理論確定了兩個共同的概念：連通性和多功能性。連通性是指具有環境特征的自然和準自然區域的網絡。多功能性是指GI的生態、社會、經濟多種功能的綜合輸出。多功能性通過生態系統服務為人類提供益處（如改善健康和社會凝聚力）。各利益相關者和政策制定者將多功能性作為GI吸引人的關鍵因素，因為它在同一空間區域具有不同的功能和效益。生態系統的功能和服務通常分為生態、社會（包括文化）或經濟。GI的多功能性也可以從經濟、驅動力壓力狀態GI概念框架影響選擇關鍵績效指標經濟指標社會文化指標人類健康指標生態指標響應社會文化和生態方面探討。

當前，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加快，城市面臨著內部綠地缺失，小型綠地自成一體，大量自然或半自然綠地不斷被分割、污染、破壞和侵占等問題［1］，致使城市綠地破碎嚴重，生態系統功能逐漸喪失。因此，在未來城市綠地系統的布局與規劃中，除了強化改善城市環境力度和提高城市生態保障功能外，還必須全面考慮對城市不合理擴張起到引導和控制的作用。城市擴張一般依賴于“灰色基礎設施”(GrayInfrastructure)的先期系統建設，如城市道路、機場、鐵路、管道和橋梁等。它們具有系統化、規?；徒Y構化等特點，并對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發揮著不可缺失的作用。針對諸如此類的“灰色基礎設施”“社會基礎設施”和“建筑設施”等概念，西方學者在研究和控制城市無序擴張問題時，又提出了“綠色基礎設施”(GreenInfrastructure，簡稱GI)概念。實際上它是一種源于美國自然規劃與保護運動的思想，并作為一個國家的可持續發展關鍵戰略和自然生命支持系統，于1999年獲得美國可持續發展總統顧問委員會的官方認可［2］。其目的旨在以一種更加主動、系統、多功能和大尺度的綠地規劃方式對人們的生存環境進行永續保護?；诰G色設施理念下的城市綠地系統構建，就是提倡在城市大規模建設之前，對綠色基礎設施用地考慮實施優先保護戰略，注重維持城市生態過程連續性，維護城市生態系統的完整性，給城市環境提供潔凈的空氣、水資源及其他潛在的生態資源，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質，并繼而深入研究和制訂城市的未來發展戰略，從而有效地控制城市規模的不合理擴張。   一、綠色基礎設施理論的相關概念   (一)規劃理論   綠色基礎設施是一個由人工或自然的景觀要素，通過有機聯系組合而形成的具有自然生態系統動態循環過程的綠色空間網絡。綠色基礎設施規劃則是一種具有先見性、系統性、整體性保護與發展的多尺度規劃策略，主要由網絡中心(hubs)和連接通道(links)組成。網絡中心是自然或人工條件下非線性的景觀要素，一般包括:自然山地、濕地、林地、水域、野生動植物生境等要素，以及公園、郊野園和正處于生態功能恢復過程中的礦場等人工要素，其主要功能是為野生動植物提供起源地和目的地;連接通道則是人工或自然條件下的線性廊道，如道路、林帶、河流或山脊線等，其作用是負責連通網絡中心，形成具有生態流通過程的自然網絡有機體。如果把網絡中心比作城市的“器官”，那么連接通道就是“血管和神經脈絡”，兩者有機結合在一起，給城市機體注入生命的活力。綠色基礎設施促進了天然物種遷徙、自然生境的連接，以及城鄉環境資源的保護，同時也對城市居民生活改善發揮著重要的作用［3-7］。   (二)規劃方法   綠色基礎設施的規劃方法［2］包括:①分析現有或已被保護的開放空間和綠道;②找出各類規劃中所有將要受到保護的土地和區域;③識別潛在或需要保護的土地，即在前兩步驟中沒有被保護卻有著顯著的生態、美學、文化和游憩價值的土地。規劃途徑是從“控制”“連接”及“融合”系統規劃理念上［8］，分析城市綠色空間形態和空間要素，構建網絡化的城市綠色空間系統，維護城市生態系統的連通性、完整性及功能性。   (三)規劃特點   1.優先指導性   綠色基礎設施作為策略性保護和發展的專項規劃，要求在城市規模建設之前就全面權衡社會經濟和生態要求，以及土地利用的現實狀況，并優先劃定城市生態基礎區域進行保護和控制。該區域除了包括一些自然山地、濕地、林地等景觀要素以外，還包括具有關鍵作用的線性連接通道。經過對這些區域的優先劃定后，綠色基礎設施規劃更為主動地維護了城市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促進了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2.區域連通性   保障區域之間的連通性有利于生態過程的延續，也是綠色基礎設施與其他類型的土地保護方式的重要區別之一。從宏觀角度來看，遷徙和運動(如覓食活動、種子的飄飛遷移)的自由度決定了環境生態的穩定程度。一個受到城市建筑隔離的斑塊綠地，不利于區域環境整體的生態平衡。只有真正形成一定規模、自然區域間的相互貫通，才能充分實現它們的生態價值和功能。連通性即是通過生態系統本身具有的物質循環與能量流動交換途徑，將公園、郊野園、自然山地、濕地、林地等網絡中心進行策略性連接，構建空間網絡結構，維持生態過程的暢通，保證野生動植物資源健康發展，發揮出整體生態功能，并實現其功能組織與個體間的有機連接［2］。與此同時，綠色基礎設施也需要強化與社區內外的活動和聯系，形成多目標、跨尺度的生態保護網絡。   3.系統完整性   綠色基礎設施理論適用于任何尺度的開發與現狀規劃，因此可以考慮將城市綠地、郊區農田、荒野景觀要素進行連接，在城鄉宏觀范圍內建立生態聯系，有序引導城鄉融合;或是將城市內各個景觀要素進行網絡性連接，構筑社區微觀視野下的生態循環過程，形成多尺度聯結的綠色空間體系。另外，在空間要素組成和結構方面，保護生態系統功能的完整性，有利于降低城市應對洪水、火災等各種生態災害的敏感程度，提高城市生命系統的安全系數［8］。各種不同功能的綠色空間，可以通過相互之間的有效連接，重建區域生態安全格局的網絡體系。因此，城市生態系統完整性是衡量城市生態用地高效與否的重要標準，對保證城市生態系統穩定與生態過程有序發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二、綠色基礎設施理論的實踐應用   綠色基礎設施理論作為指導城市環境建設與保護的典型戰略，已在美國區域與城市規劃實踐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2］。中國的城市環境與之不同，本研究以城市化水平較高的杭州灣濱海城市慈溪市為例，著力開展綠色基礎設施理論與實踐研究。   (一)研究區概況  #p#分頁標題#e# 慈溪市位于浙江省杭州灣南岸，寧紹平原北部，界于東經121°03'02″～121°43'30″、北緯30°02'27″～30°24'00″之間，全市總面積為1321.42km2，行政范圍面積1695km2，其中陸域面積1036.56km2，有“兩山一水七分地”之稱。屬北亞熱帶季風型氣候，四季分明，冬夏稍長，春秋略短，年平均氣溫16.0℃，年平均降水量達1272.8mm。自然植被以亞熱帶常綠闊葉林為主。全境地勢南高北低，呈丘陵、平原、灘涂三級臺階狀朝杭州灣展開，主要山峰有達蓬山、五磊山、大霖山、老鴉山和栲栳山，最高峰老鴉山塌腦崗海拔446m，境內河流水系眾多，大部分向北排入杭州灣。慈溪市歷史悠久，名勝眾多，如南部的達蓬山徐福東渡啟航地、五磊寺佛教勝地、客星山嚴子陵隱居地、上林湖越窯青瓷等，形成了慈溪市特有的移民文化、圍墾文化和青瓷文化等。   (二)綠化發展概況   慈溪市是長江三角洲經濟圈的重要節點。尤其是在2008年5月，杭州灣跨海大橋的建成通車，給慈溪的城市化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機遇，也給城市綠地系統規劃帶來一定挑戰。如何能在保證城市正常發展的同時，又能創造良好的城市生態環境，將是今后當地要面臨和解決的重要問題。1991年，慈溪市建成區綠地面積只有25hm2，2001年達到457hm2。根據2004年慈溪市規劃局、慈溪市建設局和上海市園林設計院共同制定的《慈溪城市綠地系統規劃(2003—2020)》、2010年慈溪市人民政府的《慈溪市森林城市建設總體規劃(2010—2020)》，2005、2006、2007、2008、2009年，建成區綠化覆蓋面積分別為1187、1222、1239、1345、1435hm2，綠化覆蓋率分別為28.89%、29.75%、30.16%、32.74%、34.93%。2009年林木覆蓋面積為1407.26hm2，建成區林木覆蓋率為19.52%。但這相對于理想居住城市的綠化指標仍有一定差距，特別是建成區人均公園綠地面積為9.52m2，而在國外經濟較發達國家，城市人均公園綠地面積一般在10m2以上。   (三)城市綠色空間組成分析   由于采用綠化覆蓋面積、綠化覆蓋率等指標無法有效評價城市綠地空間組成及分布的合理性，本研究運用景觀生態學原理，在GIS技術支持下，運用空間格局指數綜合分析與評價慈溪市綠色空間的總體特征與布局現狀，進而為綠色基礎設施理論下的城市綠地系統生態規劃奠定基礎。本研究采用2009年慈溪市高清航空影像(1∶5000)，根據慈溪市城市規劃局提供的土地利用現狀圖、城市綠地系統規劃總圖及實地勘察的現狀資料，在GIS支持下對遙感影像進行目視解譯和數字化，提取并獲得遙感影像的景觀類型數據。綠地空間分布組成分析采用如下景觀指數:斑塊數、平均斑塊面積、斑塊面積比例、斑塊密度及聚合度［9-12］。由表1可知，中心區公園綠地斑塊數最少，斑塊面積比例最小;附屬綠地斑塊數最多，但平均斑塊面積最小，且在規劃區中零散分布，聚合度低，連通性差;雖然生產綠地平均斑塊面積、斑塊面積比例均較大，但其主要分布于中心城區外圍;防護綠地斑塊面積比例較小，聚合度與連通性也均較低。因此，從城區單個綠地或整體綠地上評判分析，城市綠地生態效應不顯著，環境生態保障性功能較差，城市綠地斑塊之間缺乏有效連接，因此無法形成網絡化的生態綠地系統(見圖1)。慈溪市建成區位于杭州灣南岸，毗鄰東海，每年盛夏季節抵御臺風、熱帶風暴等生態災害是城市生態環境建設的首要任務。據筆者參加的規劃小組實地調研，建成區現有的防護綠地，主要包括衛生隔離帶、道路防護綠地、城市高壓走廊、防風林帶、城市組團隔離帶等，綠帶破碎化問題較為嚴重。因此，本規劃必須高度重視城市防護林生態基礎設施建設，構筑功能完備的立體生態防護林網絡體系，降低自然災害對城市的不利影響。截至2010年，在城市立體綠化方面，慈溪建成區綠化面積僅為1萬m2，綠化面積及綠化質量都與上海市有較大的差距，上海市綠化面積已超過90萬m2。立體綠化作為具有生態修復功能的綠色基礎設施，兼有占地少、拓展綠區快、與城市建筑迅速融為一體等諸多特點，其對隔溫節能、減噪除塵、提高城市環境質量具有重要作用。近幾年來，立體綠化已經成為促進城市“灰色基礎設施”向“綠色基礎設施”功能轉變的重要途徑。   (四)綠地系統規劃布局   基于綠色基礎設施的理論與方法，本研究通過對現有城市空間及綠色基礎設施的功能性分析，提出了“二核、二環、三楔、三廊、九園、多鏈”的環網結構的城市綠色空間規劃布局(見圖2)。慈溪市建成區面積為36.5km2，涉及滸山街道、白沙街道、古塘街道、宗漢街道、坎墩街道、橫河鎮，以及逍林鎮城區段(逍林鎮有一部分在建成區紅線范圍內，其余在市域范圍)。規劃期限分近期(2010—2013)、中遠期(2014—2020)。截至2020年，人均公園綠地面積達到13m2，林木覆蓋率為31%，單位、居住區綠地率達40%，喬木樹種面積比重為92%，近期新增建設綠地面積達789.23hm2，中遠期新增建設綠地面積為106.2hm2。城區綠色空間規劃布局具體內容如下:“二核”是指兩個中心，一個是以峙山公園、峙山文化廣場、烏山公園和周邊各類綠地形成的慈溪市城區綠色網絡中心;另一個是以新世紀廣場、人民公園、市政府附屬綠地、應莫陳綠地為主的城區綠色網絡中心。兩個中心的功能主要是提高城市中心區環境質量，建設城區生態氧源庫。“二環”包括兩個生態環。其中，第一環指城鄉結合部的環狀綠地，規劃建設環狀生態保護圈，集中位于中橫線、寺馬線、南三環、西三環圍合而成的一級連接通道;第二環指靠近城區中心位置，由北三環、新城大道、前應路、西二環圍合而成的一級連接通道。連接通道主要保持城市生態系統的連續性和多樣性，引導城市環境與郊區自然環境共生與交融。“三楔”是依據城市用地布局及周邊山體、湖泊、水系等系統特征而確定的城區3處楔狀網絡中心，分別是西南向的城市公園、東南向的碳匯造林基地及東北向的萬畝畈森林公園。“三楔”綠地規劃主要是依照自然水系及山系走向，結合江南水鄉生態本底基質，規劃導入城市的綠色空間生態帶，為城市發揮著“生態源”和“生態流”的作用，為生物物種提供適宜生存的棲息地，并影響其間的物種、營養物質和能量交換，緩解城市熱島效應，維護碳氧平衡。“三廊”即新城河、潮塘江、三塘橫江沿岸森林生態帶。新城河、潮塘江、三塘橫江是流經慈溪城區的3大主要水系，通過對濱水防護綠帶及濱水帶狀公園的建設，形成基于河流、森林景觀類型多樣的連接通道。在城市新區與老區各自區段內，規劃水系最小綠帶寬度為8m，連接中心城區的生態綠地，改善城市生態環境。“九園”指由中心城區綜合性公園組成的生態綠地系統，包括教場山公園、旦山公園、清水灣生態綠地、中央公園、萬畝畈森林公園、虎嶼公園、金山公園、廟山公園和水門公園。“多鏈”是指沿中心城區漾山路江、周家路江、滸山江、趙家路江、西五灶江、馬路譚江、六灶江、虞波江、二灶江等內河水系，以及慈甬路、青少年宮北路、滸崇公路、滸溪公路等主要道路綠帶，共同形成的第二級生態連接通道，有效分隔中心城區空間格局，同時強化城市景觀格局的連續性，保證區域自然山水林對城市生命系統的支持能力?？傊?，優先劃定生態基礎設施保護區域，實施“二環”生態保護圈建設，結合城區道路、河流等線型綠道，以及城區塊狀公園、楔形綠地和立體綠化等建設，有效地遏制城市的不合理擴張，疏導城市交通與連通外圍自然環境措施并舉，緩解熱島效應，恢復慈溪市整體生態綠地網絡系統，建設一個宜居宜游的濱海生態城市。#p#分頁標題#e#   (五)綠地系統規劃的主要措施   1.設定保護優先權   城鄉結合部是一個城市最具發展潛力也最難控制的生態交錯區域，作為綠色基礎設施規劃的關鍵性位置，其景觀和功能規劃具有明顯的多樣性和空間異質性高的特點。位于慈溪市坎墩、宗漢、橫河等3個區域的城鄉結合部，綠化存在的問題主要是自然、半自然景觀較為破碎，景觀生態連接性較低，整體布局零散。依據綠色基礎設施理論中“控制”“連接”與“融合”的概念，截至2020年，首先對慈溪市城鄉結合部的綠色基礎設施用地設定優先保護權，結合慈溪市城郊的農田林網，規劃建設城市防護林帶(三塘橫江兩岸防護林帶)、環城林帶，面積為21.24hm2，形成綠色走廊和綠色網絡，并使之與城區綠地系統貫通;其次，在宗漢街道、坎墩街道近郊區，建設生態碳匯林基地及野生動植物保護小區，面積為43hm2，形成多層次、規模性的城市綠色空間，一方面成為城市居民休閑、娛樂的場所，另一方面作為城市近郊區的生態碳庫源，提高城市生物多樣性;第三，建立城郊型生態林產業基地，在中橫線以南、橫河鎮以北地段，規劃城區綠化苗木后備生產基地，面積為30.89hm2，遠期根據發展實際情況，另外拓建相應的生產觀賞型森林綠地，以滿足城市居民對生態環境改善的需求。   2.防護性連接通道   慈溪城區道路綠帶、濱水河道綠帶、防護林帶是其線性通道的主要組成部分，承擔著綠地之間聯結與連通的系統功能。截至2020年，城區新增建設線性綠地通道269.09hm2。規劃中橫線兩側綠化建設面積44.96hm2，重點營造喬木樹種，實施喬灌草配置，著重體現地方特色，提高干線通道的生物多樣性，發揮防風、滯塵及減噪等多種功能;利用慈溪城郊山、水、田、林的自然條件，以城區對外交通走廊(中橫線、西三環、杭甬高速公路連接線)、河道綠化(新城河、潮塘江、三塘橫江)為聯系紐帶，規劃建設濱海復合型沿海防護林綠地系統，其中干線通道綠地面積75.65hm2、濱水綠帶面積89.59hm2、沿海防護林面積58.89hm2，形成對城區的綠色包圍和烘托，保持城區內外綠地之間的有機銜接和貫通，起到防風固土的作用。   3.網絡中心建設   公園是城市綠色基礎設施的網絡中心，是構成城區綠地的主體，也是各種綠道的重要節點或者終點。截至2020年，公園新增建設綠地面積達355.63hm2，除了增加生態效益功能外，它還直接與人類的活動密切相關，承擔著改善城市居民景觀、文化與休憩質量等功能。規劃新建烏山公園面積為49.56hm2，用以展示慈溪民間收藏文化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等主題，體現慈溪地域文化特色;利用潮塘江水系資源，建設清水灣生態濱河綠地面積為9.4hm2，營造敞開式休閑綠地和以雅靜為格調的濱江濕地;為了打造自然景觀融于都市風格的文化商務區配套環境景觀，規劃綠地面積為16hm2，塑造和諧、活力的文化商務區形象，使城市居民能夠“感受自然，融于自然，回歸自然”;城區西南向的峙山公園擴建面積為36.67hm2，以山體植物群落景觀為特色，建設集健身、休閑功能為一體的城市公園;多功能的萬畝畈城市森林公園建設面積為234hm2，成為集生態、旅游、休閑為一體的“城市綠肺”。另外，根據慈溪市建成區內所有公園的分布和質量，劃定幾個重要的綠色區塊，通過提高轄區內的綠地質量及各綠色區塊之間的生態網絡化連接，最終形成功能完善的城市公園生態綠地系統。   三、啟示   綠色基礎設施理論以其富有遠見的保護性發展模式指導著城市的發展方向，保護著人類的生存環境。這種理念逐漸被政府與公眾所接受，其實踐性過程將顯著地影響著城市的可持續發展進程。因此，開展慈溪市綠地系統建設規劃，應該在現有合理的規劃思想基礎上，高度重視綠色基礎設施理念和生態學原理在規劃實踐中的指導性戰略，保護城市生物多樣性，注重城市立體綠化及以可持續發展為導向的城市發展，建設宜居環境空間。同時，還需要從生態設計層面上，加強對城區綠地微環境的功能性研究，構筑網絡化的城市綠色空間系統，使城區綠地、城郊森林和遠郊農田林網等生態要素融為一體，建設生態過程連續的城市綠色區域，顯現城鄉一體化的綜合生態效應，最終打造一個生態宜居、環境優美的濱海園林城市。

【摘要】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公園城市”建設理念為城市的可持續發展開辟了新的方向，同時也是實現城市在建設過程中的生態價值、經濟價值、文化價值、社會價值等得到協同發展的重要路徑。探討了公園城市的發展歷程沿革與理念演變，分析了公園城市與相關概念的差異。同時，結合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文明建設背景，分析了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公園城市建設的當代需求。最后，從以人為本、生態服務、城鄉統籌三個角度提出了公園城市建設的實現途徑。

【關鍵詞】公園城市；協同發展；以人為本；生態服務；城鄉統籌

0.引言

城市化地區雖然僅僅占有全球約6%的陸地面積[1]，但是卻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全球生態系統中能量流動、物種組成、營養循環與廢物匯聚的方方面面。截至2017年底我國的城市化率已達到約60%[2]，并且由于都市圈與城鎮地區的極化效應，人口的聚集使城市的進一步發展與生活福祉、文明建設息息相關。雖然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基礎設施的完善，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然而隨之而來的各種城市問題在全球范圍內逐漸被詬病。城市化導致了棲息地的碎片化、物種的同質化、當地小氣候（熱島效應）、水文（徑流增加）與土壤性質（重金屬與有機質濃度更高）的改變等[3]。長期以來，為了解決城市發展所帶來的問題，尋求城市發展過程中生態價值、經濟價值、文化價值、社會價值等協同發展，自19世紀以來，各國的城市規劃學者，環境學家，建筑師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案，例如“田園城市”，“花園城市”等相關舉措。特別是，2018年2月，到四川視察時指出，天府新區是“一帶一路”建設和長江經濟帶發展的重要節點，一定要規劃好建設好，特別是要突出公園城市特點，把生態價值考慮進去，努力打造新的增長極，建設內陸開放經濟高地?？梢钥吹?，“公園城市”的提出為未來城市可持續發展開辟了新的方向。

1.公園城市發展歷程

1.1世界公園發展趨勢

由于中西方的文化差異，公園的定義在各個國家，各個時期都不盡相同。本文中的公園所指代的并非是現代意義上的城市公園，而主要是指與自然生態環境相對應的人工綠化（ArtificialGreening）。古巴比倫的“空中花園”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綠化[4]。它是由古巴比倫國王尼布甲尼撒二世為安美依迪斯王妃所修建，被認為是人類歷史上首次在人工建筑上種植植物。隨后在世界各地都開始了人工綠化的嘗試，不過早期的“公園”主要都由皇室，貴族所建造，目的主要是滿足特權階層的享樂主義[5-6]。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工綠化不再僅僅只屬于權貴階層。早在羅馬時期，商人巨賈也紛紛斥資建造屬于自己的私人花園來顯示自己的財富與影響力。而在我國，私家園林的興起是在魏晉時期，各方文人雅士寄情山水，富豪們開始打造自己的私家園林。同時，寺觀園林也逐漸萌芽；從此，單一的皇家園林變成了皇家、私家、寺觀園林的并駕齊驅。工業革命以來，由于交通工具的更迭，城市擴張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但是伴隨著城市的擴張，居民與自然的隔離日趨嚴重，“大城市病”逐漸顯現。為解決這一問題，政府便在城市內規劃集中式綠地——城市公園，此時公園不再屬于個人或者某一階層，而是供全體市民享用。這一時期，雖然公園擺脫了私有，但其建設仍然主要是滿足美學、休閑與游憩功能。在科技日新月異的今天，城市中公園的生態服務功能逐漸被認識，并作為綠色基礎設施被納入到城市規劃設計之中。例如通過增加樹冠覆蓋加強太陽輻射的反射與樹木的呼吸作用而減輕城市熱島效應；或通過濕地與公園的布局截留或儲存雨水防止城市內澇?？死锼乖烙嬁芭嗬某鞘泄珗@在2008~2012年間在改善城市小氣候，降低空氣污染，雨水截留與碳匯方面發揮了約330萬美元的作用[7]。

摘要：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到2018年底，我國的城鎮化率已經達到59.58%。城鎮化在帶動經濟發展的同時，我國也因此出現了一系列諸如人口增長、雨水下滲減少、地表徑流量增加、水資源短缺等社會問題和環境問題。而建設LID理念下的“海綿城市”是推動城市發展的必然要求，有效地解決了城市防洪排澇和水資源利用等方面的問題。

關鍵詞：城鎮化；海綿城市；LID；關鍵措施

1“海綿城市”建設背景

目前，在城鎮化的背景下，我國已進入“人水爭地”的境界，如何實現人水共存的問題已經成為當代亟待解決的問題。為推進“海綿城市”的全面建設，為結合主席在《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將采用滲、滯、蓄、凈、用、排等措施，最高可將70%的雨水就地消納和利用。在《關于推進海綿城市建設的指導意見》中明確提出“通過海綿城市建設，最大限度地減少城市開發建設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到2020年，城市建成區20%以上的面積達到目標要求；到2030年，城市建成區80%以上的面積達到目標要求。”“海綿城市”是指城市像海綿一樣，在遭受自然災害和惡劣環境變化時，改變傳統城市建設理念，能夠通過生態措施，提高城市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傳統城市已不足以解決城鎮化進程帶來的問題，阻礙社會發展的制約性因素已經不僅僅是文化、政治和經濟問題，還有生態環境等問題。如由于下墊面形式的改變和不透水面積的增加，城市地表徑流量的大量增加，而引起內澇頻發，同時存在水資源短缺的問題。“海綿城市”建設以遵循生態優先為原則，將自然途徑與人工措施相結合，在確保城市排水防澇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實現雨水在城市區域的積存、滲透和凈化，促進雨水資源的利用和生態環境保護。

2快速的城鎮化帶來的問題

（1）傳統城市灰色基礎設施過多，不利于雨水的排放。至今，我國許多城市還在堅持熱衷于利用單一功能的工程措施通過構建灰色基礎設施來解決生態水環境問題，反而最終導致問題日趨嚴重，從而逐漸演變成惡性循環。隨著“綠色浪潮”席卷全球，綠色基礎設施已得到了廣泛的認證。城鎮化和灰色基礎設施的建設導致了不透水路面的增加，植被破壞，水環境惡化，湖泊減少，打斷了地表水與地下水的通道，極大地影響了徑流和匯流的水文條件，出現了匯流速度加快，洪峰流量增加的趨勢。在高密度的城鎮建筑物情形下，應結合不同的自然和環境條件，將灰色基礎設施和綠色基礎設施協調結合，增加綠色基礎設施的建設，改善雨洪管理模式，減輕城市熱島效應，構建科學合理性格局。（2）水資源的短缺和水環境污染。2018年8月，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顯示，在新中國成立70年以來，我國正在經歷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鎮化進程，截至2018年，我國的城鎮化率已達到59.58%，比1949年末提高了48.94%，年均提高0.71%。城市人口的快速增加以及有些城市對人口的宏觀管理不科學，從而導致缺水問題和水資源污染愈來愈嚴重，在這樣的背景下，已經嚴重影響了城市的穩定發展和生態環境平衡。隨著工業化進程的猛速發展以及人口的劇烈增長，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日益提高，人均用水量逐步增加。生活污水和工業廢水排放量也在增加，已經超過傳統城市排水設施的處理能力，這使得城市的河流水源和地下水等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水環境的污染間接的加劇了水資源的短缺。（3）城市不透水面積的增加，提高了發生洪澇內澇災害的頻率。我國大部分城市都臨近江河湖泊，在特定情況下，會遭受不同程度的威脅，包括洪水和內澇。由于在城鎮化進程中，建筑物的擴張，不透水面積的增加，在遇到強降雨時，地表匯流加快，絕大部分雨水未得到利用和無法下滲，再加上傳統城市的防洪排澇設施不健全，從而導致了洪澇內澇災害的發生。傳統的“快排”模式主要是對短歷史重現期降水而設計的，隨著當今城鎮化快速發展，傳統“快排”設計理念已與城市的發展模式之間存在明顯的突出矛盾。由于硬化路面表面徑流增加，傳統排水口以及管道的設計標準有限，灰色排水基礎設施的壓力也在逐漸增加。

3“海綿城市”的建設途徑

［摘要］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也獲得了大幅提升，這也促使我國的人民越發的重視環保，對健康綠色的生活環境有了更高的需求。因此，相關部門在設計城市的園林景觀時，就要以建設“低碳生態城市”為基礎進行設計。本文首先將概述什么是低碳生態城市，詳細闡述如何基于低碳生態城市進行景觀設計，希望可以為相關單位和工作人員提供有用的參考，促進我國城市建設的發展和進步。

［關鍵詞］低碳生態；園林景觀設計；城市建設；綠色環保

現如今是進入新世紀的第十八個年頭，各種自然災害頻發，自然資源也是日漸枯竭，尤其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相比上世紀有了大幅度的提升，這些問題嚴重的影響了未來人們的發展。針對這些問題，在建設城市的過程中，就要圍繞著“低碳環保”進行城市的設計，以建立低碳生態城市為目標，科學合理的規劃各種園林景觀，構建良好的城市生態環境，為城市居民提供良好的生活環境，降低對大自然的破壞，有力的推動我國低碳城市的發展和進步。

1概述低碳生態城市

現如今因為氣候環境的不斷惡化，造成全球范圍出現各種惡劣自然氣候的問題不斷增加，已經是一種世界性的危機。特別是二氧化碳排放的問題，更是其中最為嚴重的一種問題。有研究資料顯示，城市就是二氧化碳的主要排放地，特別是隨著城市的不斷擴張，每年都有將近1.5億的農村人口進入城市打工，造成城市人口的數量與日俱增。因此，針對這些問題，就需要城市在發展的時，要有意識的降低碳排放量，設計科學合理的環境結構方式，使城市的環保功能進一步提升。所以，在設計城市園林景觀時，就需要積極的采用各種高新技術，主動的進行產業轉型，使各種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可以得到明顯的下降，從而可以更好的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1]。

2基于低碳生態城市的景觀設計途徑

2.1建設多種綠色基礎設施

摘要:隨著公園城市理念的提出，許多城市都在積極探索如何建設公園城市，成都作為公園城市的示范區，也在持續推進公園城市建設。綠道作為城市的線性綠色開放空間，起到了連接城市各個綠地的作用，是構成城市生態網絡的重要紐帶，其對公園城市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故對綠道建設進行探索是極為必要的。通過對綠道的理論與實踐進行梳理，以成都市天府綠道錦江綠道為例，分析已建成的綠道現狀，結合公園城市的營造理念，提出綠道優化策略。

關鍵詞:公園城市;綠道建設;策略

0引言

2018年2月，視察四川天府新區時強調:“天府新區一定要規劃好建設好，特別是要突出公園城市特點，把生態價值考慮進去，努力打造新的增長極，建設內陸開放經濟高地。”公園城市理念的提出是對經濟與生態和諧發展提出的解決方案，自公園城市理念提出以后，眾多學者對其展開了研究。劉濱誼提出了一種新的城市中心區空間模式，即以生態文化中心區ECD取代傳統城市CBD，RBD［1］;成實，成玉寧從以往的園林城市到現在的公園城市的轉變出發，指出轉變的核心在于城市發展由“重形態”到“重生態”［2］;袁琳從公園體系與人民福祉出發，提出要運用“公園城市”理念推進規劃與治理體系的革新［3］;王浩提出公園城市發展模式是堅持以“人”為核心，提出了“游園－社區公園－綜合公園－郊野公園－自然山林”的多層級城市綠地體系［4］。這些研究主要是針對公園城市的發展模式以及核心理念，多是宏觀理論層面，少有研究在公園城市背景下，城市開放空間應如何發展，如何將理論運用在具體的實踐中。綠道作為城市的線性綠色開放空間，是聯系城市各個綠地空間的生態紐帶，公園城市是一個復雜的系統，而綠道則是這個系統中的紐帶，故在公園城市背景下，對綠道建設的探索是極為必要的。本文以成都市天府綠道錦江綠道為例，分析已建成的綠道現狀，結合公園城市的營造理念以及景觀生態學理論，提出綠道優化策略。

1綠道概述

1．1綠道概念

及內涵“綠道”(greenway)一詞最早可追溯于1865年奧姆斯特德在波士頓城市公園規劃中提出的“parkway”概念，最早以書面語正式出現是在威廉．H．懷特《保護美國城市的開放空間》一書中。1987年，美國戶外游憩總統委員會將綠道定義為“提供人們接近居住地的開放空間，連接鄉村和城市空間并將其串聯成一個巨大的循環系統”，這個定義體現了綠道上結構上的特征與連接功能［5］。之后，隨著對綠道研究的不斷深入，不同學者基于各自研究領域的特點，對綠道進行了定義。經過不斷地發展，到20世紀90年代查爾斯列特爾在他的經典著作《美國綠道》中對綠道進行了全方面的定義，他指出綠道是一條沿著自然廊道(如河岸、溪谷或山脊線)或轉變為游憩用途的鐵路沿線、運河、風景道或其他線路的線性開放空間;任何為?行或自行車設立的自然或景觀道;將城市公園、自然保護區、歷史文化景觀和居住區相連接的開放空間連接體;從局部來說，是被設計成林蔭大道或者綠帶的某種帶狀或線性公園，這個定義從形態、交通、生態、景觀等方面對綠道進行了概括。綠道的概念正式引入中國是在1992年《美國綠道簡介》一文中，文中將greenway譯為了綠道，2000年，《城市中的綠色通道及其功能》一文對綠道理念進行了推廣，文中對國外綠道規劃有了較為詳細的介紹［6］。

【摘要】2013年12月，在《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的講話中提出：“建設自然存積、自然滲透、自然凈化的海綿城市”。房地產項目作為城市建設的子細胞，是城市雨洪管理體系的末端與基石，對實現自然存積、自然滲透、自然凈化的海綿城市建設目標發揮著重要作用。本文從海綿城市的概念、房地產項目海綿城市建設原則以及存在問題等方面展開論述，梳理房地產項目實施海綿城市所面臨問題，并就未來“海綿——景觀”一體化設計提出展望。

【關鍵詞】海綿城市；景觀設計；房地產項目

一、海綿城市的概念

1.1海綿城市的定義。海綿城市的本質是基于順應自然的城市治水、理水理念，遵循“滲、滯、蓄、凈、用、排”的低影響開發原則，綜合利用下沉綠地、透水鋪裝、雨水花園等“綠色基礎設施”以及城市雨水灌渠、超標雨水徑流排放系統，將雨水滲透、滯留、積蓄、凈化、循環利用與排放，從而實現面源污染控制、城市內澇防治、雨水回收利用以及水環境修復等多個水安全目標。

1.2低影響開發雨水系統。低影響開發（LowImpactDevelopment，LID）源自美國在上世紀90年代初提出的低沖擊開發的理念，指在場地開發過程中采用源頭、分散式措施維持場地開發前的水文特征，也稱為低影響設計（LowImpactDesign，LID）。低影響開發的原則是優先利用地勢、湖泊、水道、濕地等自然排水系統以及透水鋪裝、軟性屋面、雨水花園、生態滯留池、下沉綠地、植草溝、蓄水池等低影響開發設施，恢復場地對雨水的自然積存、自然滲透、自然凈化和可持續水循環功能，從而增強城市空間在暴雨期間的雨水滲透、凈化及調蓄能力，減少雨水徑流外排、削減徑流峰值、延緩峰值時間，實現開發前后水文特征基本不變。

二、我國海綿城市發展所存在的問題

我國提出“海綿城市”概念雛形可追溯至2003年，北京大學俞孔堅和李迪華教授共同出版的《城市景觀之路：與市長交流》一書中最早將“海綿”的概念比喻自然濕地、河流等對城市旱澇災害的調蓄能力。盡管海綿城市建設具有低影響開發、水敏感設計等成熟理論的指導，國內城市水處理領域也有著較為長期的實踐研究與工程技術儲備；但是，由于我國城市水問題較為復雜，海綿城市的建設也在不同的認識與質疑中暴露出一系列問題。一是對海綿城市建設長期性的認識不足。將海綿城市建設單純理解為“綠色基礎設施”的建設，在我國“灰色基礎設施”歷史欠賬較多這一實際情況下，過分看重短期效應，而忽視了治水工作系統性、長期性、艱巨性的特點。二是配套法律法規有待完善。從項目建設實際情況來看，地方政府仍需進一步優化海綿城市建設標準與園林、規劃、建筑等相關專業驗收規范間的對應關系，并從雨水徑流控制目標以及LID設施功能的角度，科學制定建設項目海綿城市驗收評估標準，從而推動相關政策有效實施。三是海綿城市建設的系統性不足。當前，國內海綿城市建設的“主戰場”集中在政府主導的市政建設及舊區改造上，而以社會資本為主導的房地產開發項目，對海綿城市建設的參與度不大。值得關注的是，房地產開發行業已有萬科、綠城、龍湖、融創等標桿企業開展了融合海綿城市建設理念的產品研發與實踐，對行業的發展起到較好的引領與示范作用。

摘要:進入21世紀以來，以SARS事件、H7N9禽流感疫情、埃博拉疫情、肺炎疫情為代表的傳染病相關公共衛生事件頻發，嚴重危害了人類的生命健康。風景園林在優化自然環境、改善氣候狀況、提升公共衛生等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理應在應對公共健康危機領域發揮作用。文章在分析風景園林促進公共健康歷程的基礎上，根據傳染性疾病的傳播特點，從控制傳染源、阻斷傳播途徑、療愈易感人群三個方面提出風景園林應對傳染性疾病發生和傳播的策略。

關鍵詞:公共健康；風景園林；傳染性疾病；預防策略

世界衛生組織（WHO）在1948年創建之初給出的“健康”定義為：“健康乃是一種在身體上、心理上和社會上的完滿狀態，而不僅僅是沒有疾病和虛弱的狀態”[1]，把人的健康從單純生物學的意義上升到了心理和社會關系的多重內涵。此后，世界衛生組織多次對“健康”這一概念進行完善，1990年提出了四維健康新概念，即健康包括軀體健康（physicalhealth）、心理健康（psychologicalhealth）、社會適應良好（goodsocialadaptation）和道德健康（ethicalhealth）[2]。自此，健康的含義從單一考慮人的自然屬性到考慮人的社會屬性而變得逐漸豐富，同時評價健康的標準更加全面。從公共健康的角度來看，健康已不再僅僅是與個體本身有關，它與社會的平等、和諧同樣息息相關。中國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的社會經濟成就，城市化率從1978年的17.92%上升到了2018年59.58%[3]。城市化為人們提供了更好的醫療衛生資源，使得嬰兒死亡率、孕產婦死亡率、兒童死亡率、結核病疫情、腸道傳染病疫情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4]。但同時城市化帶來的環境污染、資源短缺、人口膨脹、住房壓力等城市病，對城市居民的公共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脅。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國不但成為以心腦血管、糖尿病、癌癥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為代表的慢性非傳染性疾病高發的國家[5]，而且傳染性疾病的威脅也同樣嚴峻。根據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疾病預防控制局的統計，病毒型肝炎、結核病位居全國法定傳染病疫情前兩位[6]?；仡櫺轮袊闪⒑笏l的傳染性疫情，如霍亂、鼠疫、艾滋病、SARS事件、H7N9禽流感疫情，以及此次爆發的肺炎疫情，都給人們的生命財產安全造成了巨大威脅。傳染病疫情帶來的嚴峻挑戰不僅促使全社會深刻認識到公共健康的重要性，也引發了人們對城市功能和建成環境的空前關注，風景園林作為城市人居環境質量的主要提供者，理應在促進公共健康方面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1風景園林促進公共健康的探索

相關研究表明，心理狀態與自然環境之間存在著先天的積極關系[7-9]；在環境心理學領域，相關人員證明了建成環境主要是通過影響人們的體力活動和飲食行為來促進人體健康[10]，所以營造良好的建成環境有利于促進公共健康的發展。風景園林作為外部環境的提供者，所追求的目標始終是實現人與自然的相互融合[11]。從古典園林原始的生產目的到追求視覺的景觀之美和精神的寄托，再到改善社會環境效益，從關注個體心靈健康到社會環境健康，風景園林的角色在不斷豐富。18世紀中葉伴隨著西方工業革命的到來，人們開始理性地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這一時期以奧姆斯特德為首的風景園林師將“自然帶進城市”，建立了公共園林、開放性空間和綠地系統；之后霍華德的“田園城市”意在營建宜人的居住和工作環境，這都體現了人們開始認識和重視風景園林對個人和社會環境健康的促進作用。隨著公共健康問題的出現和發展，風景園林在促進大眾健康方面一直進行著積極探索[12]，康復花園、園藝療法、市民農園等健康景觀成為了西方不同時期的研究熱點。中國認識到自然環境對人體健康有益開始于新中國成立后，到20世紀末才真正意識到景觀環境對健康的積極作用[13]。此后，健康視角下的城市風景園林建設研究開始有了新的進展，醫療園林在改善患者生理、心理和精神上的緊張情緒效果明顯[14]；康復景觀在降低人的心理壓力、產生積極情緒等方面效果顯著[15]。健康導向下的風景園林從注重療愈的小尺度花園，到強調社會交往的中尺度空間[16]，再到重視城市整體綠色開放空間對公眾健康作用的提升[17]，實現從個體身心健康到個體與社會健康關系的轉變。風景園林在這一過程中完成了從被動消極“治療”到積極主動“預防”的角色轉換。20世紀中期后，雖然公共健康的主導問題已經由傳染性疾病轉為慢性疾病，但風景園林最初解決城市健康問題的起因就是城市中傳染病的肆虐[18]。傳染性疾病多為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這就更加要求風景園林師通過風景園林的手段和力量在傳染性疾病發生前中后期達到最大力度的預防、隔離和治療作用。

2風景園林應對傳染性疾病的策略

醫學上認定傳染病的發生和傳播機理須具備三個條件：傳染源、傳播途徑和易感人群[19]。而自然環境因素對傳染病的產生、傳播有很大影響，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著傳染病的存在方式和流行過程，甚至可能會決定著傳染性疾病的消亡[19]。2008年WHO的60周年紀念以研究“消除氣候變化影響，保護人類健康”為主題，標志著氣候變化與健康的關系已成為世界普遍關注的重大公共衛生問題[20]；同年在《美國預防醫學學刊》發表了一篇關于氣候變化對公共健康影響的特別報道，該報道指出氣候變化對公共健康有四個方面的威脅：高溫的直接影響、病媒傳播疾病、水傳播疾病，以及空氣污染造成的呼吸系統疾病[21-22]，因此，氣候變化導致自然因素改變是傳染性疾病產生的重大效應之一。如溫帶地區氣候變暖現象，使得感染或攜帶致病原體的昆蟲和嚙齒類動物的分布范圍與危害期限擴大，增加了蟲媒類傳染病擴散的風險。中國南方地區，尤其是長江中下游的局部城市12月氣溫已打破歷史同期氣溫紀錄[23]；“冬溫者，冬應寒而反溫，陽不潛藏，民病溫也”，異常的氣候為病毒的生存與蔓延提供了有利的自然條件。此外，洪澇災害的發生主要通過影響濕度間接影響昆蟲的壽命和繁育，從而增加季節性蟲媒的地理分布和季節多度4]；水環境的改變，如赤潮，會在水中產生大量毒素，赤潮一旦在飲用水源中爆發或通過水域中的魚類間接傳染到人類，可能引發傳染性疾病?？諝馕廴臼弓h境中的過敏原增多，這會進一步威脅特殊人群的呼吸系統健康[25]。種種研究表明，氣候變化通過改變自然因素而加劇了傳染性疾病的爆發和傳播，所以發揮風景園林在改善氣候條件方面的作用，以此阻止或切斷傳染性疾病的傳播途徑，達到預防傳染性疾病爆發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