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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運用1996－2015年中部六省的面板數據，通過實證研究發現，金融發展規模減少了中部六省城鎮貧困人口的實際收入，金融發展效率的回歸系數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中部六省人力資本提升增加了城鎮貧困人口的實際收入，經濟增長、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增加了中部六省城鎮貧困人口的實際收入。因此，在金融發展問題上，必須兼顧效率與公平。在進行金融改革、提升資金配置效率的同時，中部地區政府還需要采取積極、可行的措施實現金融資源的配置公平。
1中部地區的城鎮貧困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與此同時，中國的反貧困事業也取得了非常豐碩的成果。聯合國《2015年千年發展目標報告》認為，中國是全球減少貧困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全球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率先國家，對全球減貧的貢獻率超過70％，為全球減貧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中國大規模貧困人口的減少，主要集中在農村地區。中國的農村貧困人口從1978年的2．5億人減少到2015年的5575萬人；貧困發生率也從1978年的31％，下降到2015年的5．7％。但是，與農村貧困人口大幅下降不同的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城市貧困問題開始日益凸顯。與農村貧困不同的是，我國長期以來沒有制定權威的城鎮貧困標準，也沒有統一的貧困線。近年來，部分國內學者對中國城鎮的貧困問題進行了研究。例如，根據擴展的線性支出系統，駱祚炎（2006）估算了我國城鎮2000—2004年的貧困人口分別為：2295萬人、2883萬人、3766萬人、3912萬人和4071萬人。因為缺乏國家權威部門的認定，這些研究都只能為判斷中國城鎮貧困狀況作為參考。從地域分布情況來看，與農村貧困一樣，我國的城鎮貧困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區。根據王有捐（2002）的測算，2000年我國東、中、西部的城市貧困人口分別為272萬人、582萬人和196萬人，占全國城市人口53％的中西部地區占了全國城市貧困人口的將近75％。全國總工會2002年進行的調查也表明，全國城市貧困總人口中，東、中、西部地區所占比重分別為21．9％、52．9％和25．2％，其中，中西部地區合計占到了78．1％。具體來看，中西部地區的資源枯竭的礦山城市、老工業基地城市，以及原“三線”軍工企業所在的城市是貧困人口主要集中的區域。此外，如表1所示，亞行專家組對于我國城市貧困問題的研究也表明，我國城鎮貧困發生率較低的省份多集中在沿海發達地區，而西部內陸欠發達地區城鎮貧困發生率普遍較高。中部地區居兩者之間，并且中部六省內部城市貧困率也存在較大的差異，其中，湖南、安徽、江西處于次低區域，湖北處于平均區域，河南、山西則處于最高區域。
2中部地區金融發展與城鎮貧困的實證檢驗
2．1模型、變量與數據說明
2．1．1實證模型
為了分析中部六省金融發展與城鎮貧困之間的關系，建立如下的回歸模型：
2．1．2指標選取
（1）貧困人口收入的指標（YP）。因為缺乏各省農村貧困人口的收入數據，只能以城鎮貧困人口的收入表示中部六省的貧困狀況，并將按收入等級分類的占總人口20％的城鎮最低收入人群的平均實際收入，作為為貧困人口的人均收入。（2）金融發展規模的指標（FIR）。人們普遍使用Goldsmith（1969）提出的金融相關率（FIR），衡量金融發展規模。它表示一國或地區金融資產總額與GDP的比值。在我國間接融資主導的金融體系中，銀行業居壟斷地位，它對各省貧困狀況產生最重要的影響；所以，對于金融發展規模指標，我們采用金融機構存貸款余額與地區GDP的比值。（3）金融發展效率的指標（FE）。對于金融發展效率，以銀行貸款中非國有經濟貸款的比重來衡量，這是很多研究的普遍做法。但是，因為在整體經濟中國有經濟的地位，王志強、孫剛（2003）認為，這種做法是不合理的。他們認為，金融發展效率可以用貸款與存款的比值來衡量，該比值越大，說明金融發展效率越高，商業銀行的貸款行為越注重效益、風險。（4）人力資本的指標（H）。人力資本以財政總支出中政府教育支出的比重來衡量，在已有的研究中被大量采用。但是，人力資本的形成包括個人、企業和政府的教育投資，目前個人和企業教育支出我國缺乏統計數據，人力資本單純以政府的教育支出衡量存在較大的缺陷。所以，對于人力資本，本文采用受教育年限法進行計算。（5）經濟增長的指標（LnRGDP）。以人均實際GDP衡量經濟增長，是大多數學者的普遍做法，我們亦選用人均實際GDP作為控制變量。同樣，我們采用其自然對數形式（LnRGDP），以防止異方差。（6）收入分配的指標（CR）。在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標中，基尼系數是最常用的，但是各省的基尼系數很難計算得到?？紤]到我國是典型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城鄉收入差距是影響我國總體收入差距最主要的因素。衡量城鄉收入差距最簡單、最有效的指標就是城鄉收入比率。
2．1．3數據說明
在金融發展指標中，GDP的數據源于《中國證券期貨統計年鑒》（2016）；金融機構的存款、貸款余額的數據源于《中國統計摘要》（2016）。人力資本的計算數據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人口統計年鑒》（1996－2010）和《新中國55年統計資料匯編》；其他年份，則采用1％的抽樣調查數據，并進行合理的換算。本文涉及的其它數據源于：《中國農村統計年鑒》（1997－2016）、《新中國五十五年統計資料匯編》、《中國統計年鑒》（1997－2016）、《中國金融統計》（1997－1999）和《中國金融年鑒》（2003－2016）、中部六省《統計年鑒》（1997－2016）。本文直接剔除了一些數據的價格水平波動影響，并對相關數據取了自然對數值，以減少數據變動幅度。
2．2實證分析過程與結果
本文首先以WooldridgeTest判斷面板數據是否存在自相關，不存在一階自相關為該檢驗的原假設。檢驗結果表明，面板數據的P值為零，原假設被拒絕，即變量數據存在自相關。其次，本文檢驗面板數據是否存在異方差，不存在異方差是該檢驗的原假設。檢驗結果表明，面板數據的P值非常小，原假設被拒絕，即變量數據存在異方差。根據上述檢驗結果，因為面板數據存在自相關結構和復雜誤差，隨機效應模型和固定效應模型均不適合作為估計模型，所以，本文采用FGLS（feasiblegener－alizedleastsquares）方法進行估計。從方程（a）可知，1996－2015年間，金融發展規模的擴大，在1％的顯著水平下減少了中部六省城鎮貧困人口的實際收入；經濟增長、人力資本的提升、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在1％的顯著水平下增加了中部六省城鎮貧困人口的實際收入。加入金融發展效率（FE），由方程（b）可知，1996－2015年間，金融發展規模，在1％的顯著水平下減少了中部六省城鎮貧困人口的實際收入，金融發展效率（FE）的回歸系數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中部六省經濟增長、人力資本提升，在1％的顯著水平下增加了城鎮貧困人口的實際收入；中部六省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在1％的顯著水平下增加了城鎮貧困人口的實際收入。
3研究結論與政策含義
與農村貧困人口大幅下降不同的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城市貧困問題開始日益凸顯。從地域分布情況來看，我國的城鎮貧困和農村貧困一樣，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區。中部六省內部城市貧困率也存在較大的差異，其中，湖南、安徽、江西處于次低區域，湖北處于平均區域，河南、山西則處于最高區域。在此基礎上，運用1996－2015年中部六省的面板數據，本文的實證研究發現，金融發展規模減少了中部六省城鎮貧困人口的實際收入，金融發展效率的回歸系數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中部六省人力資本提升增加了城鎮貧困人口的實際收入，經濟增長、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增加了中部六省城鎮貧困人口的實際收入。根據上述研究結論，可以引申的政策含義：在中部地區金融發展過程中，一味強調資金效率的提高而忽視金融資源的公平配置，肯定會惡化經濟發展進程中的收入不平等狀況。所以，在金融發展過程中，地方政府必須同時兼顧效率與公平。在進行金融改革、提升資金配置效率的同時，中部地區政府還需要采取積極、可行的措施實現金融資源的配置公平。首先，在實現利潤最大化的同時，金融機構還需要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具有運用資金支持低收入弱勢群體的積極性和責任心。其次，努力減少金融信貸配給，積極引導金融機構對傳統部門的融資融通，降低融資門檻，改善融資條件，并以此增加傳統部門就業的低收入群體收入。最后，規范完善普惠金融體系，使所有經濟主體能夠以合理成本享受平等的金融服務權利，尤其應惠及被金融機構所忽視的貧困群體。
參考文獻
［1］駱祚炎．我國城鎮貧困人口規模再估算［J］．財經科學，2006，（9）．
［2］王有捐．對目前我國城市貧困狀況的判斷分析［J］．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6）．［3］王志強，孫剛．中國金融發展規模、結構、效率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經驗分析［J］．管理世界，2003，（7）.
作者:桂立 單位:長江職業學院財會金融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