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程教育與互聯網信息傳播技術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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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遠程教育互聯網信息傳播技術教學實踐生態文化融合的角色分化

根據計算機互聯網的發展歷史,我們可知,互聯網絡信息傳播技術,作為一種在計算機技術的基礎上開發建立的一種信息傳播技術模式,融匯了信息傳感技術、計算機技術和通信技術等眾多的技術要素。在其中,信息傳感技術是其產生的基礎,它是人們從自然信源獲取信息,并對之進行處理、變換和識別的一門多學科交叉的現代科學與工程技術,主要涉及到傳感器、信息處理和識別的規劃設計、開發、制/建造、測試、應用及評價改進等技術活動,它是人的信息感覺器官的外部延伸與空間拓展。計算機技術則是人的大腦功能延伸與拓展,主要承擔對信息進行處理的功能,具有明顯的綜合特性,經過與電子工程技術、應用物理技術、機械工程技術、現代通信技術和數學等緊密結合,目前它已發展成為一種幾乎在所有科學技術和國民經濟領域中廣泛應用的技術形式,其內容非常廣泛,一般可分為計算機系統技術、計算機器件技術、計算機部件技術和計算機組裝技術等幾個方面。

通信技術,則是人在信息接收中所依賴的神經系統的延伸與拓展,它承擔著傳遞信息的功能,主要包括計算機網絡技術、電路技術、通信系統技術、交換技術、無線技術、電子線路技術、數字電子技術、單片機技術、EDA技術、電子線路綜合設計技術、數字通信技術、數字信號處理技術、DSP技術、程控交換技術、光纖通信技術等。在互聯網絡信息傳播技術模式中,由于人們依賴它要建立的是一個達成遠程教育發展戰略目標實現的綜合性信息傳播技術體系結構,因而,在這樣一個由無數種遠程教育角色參與的技術含量非常之高的教學技術體系結構當中,不同專業教育技術人員的信息傳播技術工作職能,必然決定他們的技術操作,一定會按照技術環環相扣的各種技術工藝流程的環節來進行按工序運作,自然,這種情況下,互聯網所建構的遠程開放教育情境,不可避免地離不開包括聯網技術、協議技術、編碼技術、存儲技術、解碼技術、管理技術等操作技術在內的諸多的技術成分的技術支持,而且作為遠程開放教育與互聯網絡信息傳播技術的教學實踐生態文化融合的必然結果,它的這些技術職能、分工、任務與使命,必然決定它最終會按照教師和學習者的遠程開放教育信息傳播要求,進行系統的硬件設施配置、平臺界面搭建、工具軟件開發、教學資源上傳和信息流動控制,顯然,人們只有按照這樣的技術工藝流程操作,才能制定出適合網絡遠程開放教育教學的相關技術體系結構標準和運行規則。當然,也正由于此,在開放大學的互聯網遠程教育知識信息的傳播技術人員群體中,就出現了網絡系統管理員、網絡系統設計師、網絡綜合布線員、網絡建設工程師、網絡運行操作員、信息系統安全師、信息系統管理師、數據庫系統管理員、信息系統監理師、信息系統評估師、信息系統設計人員、信息資源開發與管理人員、單片機應用設計師、控制系統設計師、邏輯控制芯片編輯員、數據自動采集與分析員、嵌入式系統開發師、網站開發師、游戲程序開發師、射頻識別系統開發師、平面設計師、數字視頻制作師、數字音頻制作師、三維動畫制作員、游戲美術設計師、網絡編輯員、網絡課件設計師和制作師、網絡遠程學習者群體的支持服務人員等。

他們作為開放大學教師角色群體中最主要的組成部分,因為在后臺普遍使用計算機互聯網絡,來生產、收集、處理、加工、存儲、傳輸、交換、傳播、顯示、識別、提取、控制、交換和利用各種形式的遠程教育教學的知識信息,如電子文本信息、數字圖形信息、音頻符號信息、視頻影像信息、動畫演示信息、虛擬實驗信息等等,從而成為網絡遠程教育模式中名副其實的“幕后英雄”。顯然,正因為如此,加拿大學者蘭迪•加里森(D.R.Garrsion)和特里•安德森(TerryAnderson)提出一種“協作建構主義”的論點,認為在網絡遠程教育情境中,知識信息最終呈現在學習者面前,是眾多遠程教育知識信息傳播技術人員共同協作和努力的結果,他們每個人“個人目標的制定和社會影響力之間存在著不可分割的關系”。毫無疑問,“這種不容置疑的觀念認可了個人目標和社會補償知識的相互影響”,認可了知識信息傳播技術人員“個人世界”和遠程學習者群體“共享世界的緊密關系時明顯的”,確認了程教育知識信息傳播技術人員,作為“后臺角色”和“幕后英雄”,與作為“臺前角色”和“幕前演員”的傳統面授教師,享有同等的教學尊嚴,他們都是遠程教育社會化平臺教學中不可缺少的教育角色,他們“不能各自單獨存在”,他們的各自專業技術分工和遠程教學合作,進一步決定,遠程教育信息傳播同時“具有雙重目標”,一是“首先從個人角度”看待知識信息傳播的“建構意義(經驗的重構)”,這個意義是由專業技術人員來創造的,二是“在學習者團體之間”,他們通過“協作提煉”并“證實”信息傳播技術人員的知識加工和傳送“這一理解”的,“乍看,這個雙重目標分別反映了教師和學生截然不同的觀點”。其實,二者說的是同一回事,只不過教師的勞動反映的是“知識建構”和“知識呈現”問題,而學習者的行為表現的是“知識遷移”和“知識影像”的問題,前者是后者基礎,而后者是前者發展的必然結果。的確,從這個角度和意義上言,二者其實揭示的網絡遠程教育情境中,“教與學角色間不可分割的特性”,亦即不可分割的社會化專業教與學分工的文化特性,“以及將教育過程視為一個統一標準的交互的重要性”。

它要求各種教與學角色,必須按照統一的網絡遠程教育工藝流程和操作標準各司其職,最終實現“交互教”與“交互學”雙重目標的“重要性”。由此可見,在網絡遠程教育的交互教學模式里,“教和學都存在著‘責任’與‘控制’的問題”,只不過“教師的責任具有相當的復雜性,表現在教師要創造并形成不斷改善的學習環境”的勞動上,特別是“當引入更加有力的技術時,對教師的挑戰是巨大的”,因為“教師必須創造認知的、社會的環境和條件,允許和鼓勵學生通過有意義的方式實現學習”。當然,需要指出的是教師的這種網絡遠程教育“教學法行為”,是最終會決定“學生對自己的學習負責任的程度”的,一般來說,“一旦學生接受了為自己的學習所賦予的責任,這就為獲得成功的教育成果邁出了關鍵的一步”,為了“滿足持續學習的需要”,他們“一方面需要特殊的知識結構”,亦即利用網絡開展學習的“特殊的知識結構”;“另一方面還需要發展高階認知能力”,即依靠最先進的網絡信息傳播技術,達成知識信息接受認知的能力。而要解決這樣的“責任與控制的問題”,其實就需要“教師角色標準化”,需要教師“擁有合理的責任來設定課程并設計教學活動”,與學習者達成協作。然而,不幸的是,在目前的網絡遠程教學活動中,教師“在規劃教學過程時很少有機會與學生協作”,結果導致了“學生在教學過程中對設計課程或期望成果的介入或影響是很小的”。無疑,“這就產生了”一種令人尷尬的“矛盾局面:當學生期望可以設定教學活動的責任和成果時,而他們卻很少能介入”。

這就是我國電大網絡遠程教育的現狀,當我們責怪學習者上網點擊率低的時候,我們是否反思過,這是由于知識信息的傳播技術人員群體與遠程學習者在規劃教學、設計課程等教與學協作過程中,落實乏力引起的,由于我們沒有建立一個科學有效的達成遠程教育發展戰略目標實現的綜合性信息傳播技術體系結構,沒有讓那些隱匿在后臺或幕后的各種遠程教育專業教育技術人員,充分發揮出其教師角色表演能力,沒有讓他們真正扮演好一個專業技術教師,所應該扮演的“責任”與“控制”角色,從而造成他們對于學習者的“責任”不明,亦奇對學習者遠程學習行為的“控制”乏力。

二、遠程教育與互聯網信息傳播技術教學實踐生態文化融合的哲學變革

一切的研究指向表明,網絡遠程教學模式中,專業技術人員的教師角色扮演能力及其出色的角色扮演,對于學習者的遠程學習效果影響是非常巨大的。由是,我們可以做出這樣的判斷:網絡遠程教育技術,實際上早已變成了一種由專業技術人員———他們作為教師,和學習者遠距離存貯、傳遞、處理、獲取以及使用各種知識的標準化信息傳播技術形式,作為人類在信息社會逐步開發、認識和積累起來的存儲知識信息、處理知識信息、傳遞知識信息、獲取知識信息的一種新型的遠程教育教學和學習的標準化技術,它也成為人們使用這種標準化的知識經驗、技能,進行遠程教育教學和學習的全新的體驗嘗試,它既體現出人們應用網絡遠程教育技術中,所顯現的知識信息、加工、處理、傳輸和接受的工藝技術水平、系統工程能力、科學訓練方法、信息素養標準和知識管理技巧,同時,它也反映出作為專業技術人員的教師群體和學習者群體,他們與計算機互聯網絡的人機相互作用,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社會、經濟、科技和文化等諸多要素間的復雜的文化關系。簡言之,它使得網絡遠程教育成為一種能夠充分挖掘、擴展和利用人類知識信息傳播技術和認知器官功能的各種認知工具、方法與技能的總和,它從哲學內涵上,闡述了網絡信息傳播技術與遠程教育教學融合過程中,文化人與教學機器之間的本質文化關系。不可否認,網絡遠程教育知識信息傳播技術模式的出現,極大地促進了人類社會的文明進步程度,作為當代社會人類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方向,它的廣泛應用,不僅極大地提高了人類社會的生產力的發展,使得知識信息成為人類社會發展中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和戰略資源,有效地推動了傳統產業的不斷升級,大大提高了社會勞動生產率和社會運行效率,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它的多層次、大規模、立體化、社會化教育作用的積極發揮,使得人類社會能夠更為高效地進行各種遠程開放教育資源的全社會優化整合與配置,從而將人類社會的知識傳播嵌入到網絡信息的遠程技術傳播模式中,這就極大地促進了人類社會的遠程教育教學模式的發展升級換代,徹底改變了遠程教育知識信息單向傳播的傳統結構局限,從而使得開放大學、教師和遠程學習者之間的關系,發生了微妙而又深刻的變化,進而對人類社會的遠程開放教育的大學文化和精神文明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誠如我國學者馬和民與吳瑞君所言,在互聯網信息傳播技術與遠程教育文化融合而成的教學實踐生態環境中,“網絡社會的主體是以虛擬身份出現”的,專業技術人員作為教師和遠程學習者“虛擬的交往環境在現實中可能并不存在”,往往他們作為“行動者”的教與學“行為特征”是他們“自我選擇后表現的結果”,顯然,“這種表現可能與其在現實生活中的表現大相徑庭”,因為他們作為“主體身份并非是真我的自然流露,而是由主體自我建立起來的”,很有可能在現實生活中,他們可能沒有一點關系,甚至沒有一點交往,結果,這就導致他們“在網絡中”,與遠程學習者的“交往都具有想象性和創造性”,無疑,這種遠程教育的教與學交往方式,“是人類有史以來的一種全新的交往方式”,由于它在現實中并不存在,所以,它“也是一種只有在網絡中才能實現的交往方式”,而這種方式盡管“為人們提供了開放的學習空間,打破了傳統學習空間的封閉性,實現了一種全方位的直接信息交流”,已經“成為一種真正的個性自由空間”。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在其中“網絡社會的主體性具有多樣性”,所以,雖然能夠使得“不同的交往對象、不同的話題,可以讓人的個性的各方面得到很好地發展,從而形成完美的人格”,但是,由于這種遠程學習方式是由專業技術人作為教師和學生在一起控制的,因而,即便是“有了網絡,學習時間第一次可由學生自己控制,學生可以在自己認為是最適當的時空范圍內求得最大的學習效率”。

然而,學生們有所不知的是其教學質量卻是由專業技術人員控制的,他們不僅控制學習資源的優劣,也控制學習時間,學習支持服務過程和行為,而這些最終都會影響學習者的遠程學習行為及其效率,甚至造成其學習“控制”的失效。顯然,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和民與吳瑞君才指出,“在網絡社會,人與人之間形成了一個虛擬的共同體”,因此,在這個共同體里,人與人之間“是在一個虛擬的社區中共同交往”的,然而,“這種交往是超越時空界限的”,它需要人們“信息共享”、“即時互動”、“平等相處”,因為這是“網絡社會交往的主要特點”,它“必將帶來溝通的擴大與加深,所有主體的共同成長和進步”,而不啻是學習者,當然還有作為教師角色的信息傳播專業技術人員,只有他們的“共同成長和進步”,才能使得信息傳播專業技術人員,主動配合,到位配合,優質配合遠程學習者,真正實現網絡遠程學習中的“第一次自己控制”,“第一次”在“最適當的時空范圍內求得最大的學習效率”的“學習控制”,無容置疑,面對“如此全新的一個生活空間必定會改變傳統的學習空間,昔日的校園和校舍已無法回避一場變革”,即便作為專業技術人員的后臺教師和學習者群體,在現實中沒有發生任何關系,但是只要他們在網絡這種“虛擬的學習共同體”中,心心相印,相互支持,那么,網絡遠程教育所打來的學習效果絕對不會遜色于傳統的面對面的現實的課堂教學模式,因為,只要專業技術人員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他們必然能夠創造出“甚至比真實事物還要逼真”的知識再現情境??墒俏覀円磫柕氖?,在目前的時代條件下,開放大學的知識信息傳播專業人員,他們做好了這樣的準備嗎,他們是否真的在幕后承擔起像一線教師那樣的與學習者相互溝通、共同分享、一起成長的遠程教育使命呢!

三、遠程教育與互聯網信息傳播技術教學實踐生態文化融合的理性回歸

與此同時,我們也應看到,互聯網信息傳播技術與遠程教育文化融合而成的網絡遠程教育模式,它的不成熟性,不僅表現在隱匿在其后臺的知識信息傳播專業技術人員與遠程學習者,在目前尚未形成良性互動的和諧教與學協作關系,而且,由于計算機技術、網絡技術、信息傳播技術的飛速發展,也帶給網絡遠程教育教學模式的發展,帶來很大的變數和不確定性,特別是在當前,網絡遠程教育信息傳播技術正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由于計算機仿真技術、多媒體技術、虛擬現實技術、頭盔顯示技術、數據手套技術、移動互聯技術、3D打印技術和等多樣性遠程教育信息載體技術的引入,使得世界各地的遠程學習者可以更為靈活、方便、快捷地穿越時空障礙,通過互聯網遠程教育信息傳播技術模式的知識情境建構,獲得更為豐富、生動、活潑、形象并具有藝術美感的知識信息,并使它們通過這種延伸到全球每一位學習者身邊的獨特知識傳播通道,與開放大學教師和其它地區的遠程學習者實現適時和非實時的相互遠距離知識交流和對話,這樣就大大提高了遠程教育的社會效率,給學習者提供了更加寬松自如的學習平臺環境,從而引發了遠程開放教育的一場深刻革命,促進和推動了世界各民族和人類社會整體知識水平和文化素質的普遍提高。當然,也正因為此,網絡遠程教育信息傳播技術模式,已經成為人類遠程教育和終身學習不可或缺的技術模式,它和世界各國開放大學的辦學系統、遠程教育機構、大型圖書館等課程資源庫、文獻資料庫和教學信息源的廣泛接入,已為廣大遠程學習者人人、時時、處處隨時隨地進型遠程學習,獲取最新的知識信息,節約自主學習和查閱文獻的時間和費用,通過交互學習,使身處世界任何地方的學習者都能成為學習合作伙伴,提供了可能,它使他們之間,可以通過網上討論、協同探索、相互切磋,共享共贏,高質量地完成自己的遠程學習任務。顯然,正因為如此,有人將遠程開放教育與互聯網絡信息傳播技術的教學實踐生態文化融合所形成的網絡遠程教育知識信息傳播模式的特征概括為網絡化、多媒體化、智能化、虛擬化和數字化,并認為它是現代遠程教育知識信息傳播技術的根本或核心特征。

然而,由于網絡遠程教育知識信息傳播模式具有非常高的技術含量的先進性特征,因而就決定它在遠程開放教育教學和學習活動當中,具有操作的方法復雜性、工具智能性、技能熟練性、模式超前性、經驗豐富性、過程繁冗性、功能多樣性等特征,當然,這也就給廣大學習者的遠程學習操作帶來非常大的難度,而且由于我國十三億人口中,截至2012年6月底,能夠上網的臺式電腦僅為3.80億,網民數量也只有5.38億,農村網民才有1.46億,顯然在這樣一種現實條件下,要讓國人普遍采用互聯網遠程教育知識信息技術傳播模式,顯然,這依然是一個遙不可及的教育夢想。更何況,在我國的廣播電視大學中,遠程教育辦學在層次上主要是大專和本科,其學習者多為打工者,他們絕大多數工資收入低,是蝸居一族,沒有錢購買可上網的計算機,網絡遠程學習的硬件條件并不具備,而且一般都習慣于傳統的課堂教學模式,其網絡遠程學習的信息技術素養普遍較低,因而,這就勢必造成他們的網上遠程學習點擊率較低的窘境。以首都北京為例,2008年前后,只有16%的市民家庭擁有個人電腦,僅有10%的家庭擁有上網計算機,這說明,廣大居民學習者借助家庭網絡媒介進行遠程學習的條件并不令人滿意。再如在北京廣播電視大學東城分校,在所招收的2009春??菩律?,非本地學生的比例已經高達49%。到了2011年,筆者調查了解到的數據是,在北京廣播電視大學開放教育學院中,打工者占到了學習者群體的80%以上,在有的班級,甚至達到了100%。而這些學生的主體是外來務工人員,他們基本接觸不到計算機,顯然,這正是我國開放大學目前發展網絡遠程教育技術模式孕育無法回避的一個深刻的危機的之所在。相反,在世界各國,由于幾乎所有采用網絡遠程教育信息傳播技術模式的開放大學,主要是用這種遠程教育技術模式,發展本科教育,尤其是開展碩士和博士研究生教育,其遠程學習對象絕大多數都是普通高校畢業的本科生,這些學習者在讀大學期間,絕大多數人都已有個人網絡計算機終端,信息學習素養很高,所以,他們很容易接受開放大學的網絡遠程開放教學模式。當然,這一點,即便是在我國,也從不例外。由此觀之,開放大學建設中,采用網絡遠程教育信息傳播技術模式,在當下,顯然只適合于本科和研究生階段的遠程教育。

不過,令人遺憾的是,在當前,無論是廣播電視大學,還是呼之欲出的開放大學,仍主要采用的是網絡遠程教育信息傳播技術模式,并將它用于發展成人遠程專科教育和本科教育,這勢必會造成我國網絡遠程教育教學中的“高技術耗能,低水平效益”殘酷現實結果。顯然,造成這個嚴重后果的深層原因,乃是我國遠程開放教育與互聯網絡信息傳播技術在教學實踐生態文化融合中,所出現的那種令人尷尬的教學媒體搭配的層次錯位現象,以及知識信息傳播技術嚴重超前學習者接受條件和能力的發展現象所致。無疑,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德國著名遠程教育學者奧托•彼德斯(OttoPeters)曾毫不客氣地批評道,在對網絡遠程教育教學模式的“預測和研究”中,非常遺憾的是,“很難聽到對數字化教與學的批評,之所以會這樣,其原因是計算機表現出的神奇”,但是人們沒有注意到,“互聯網提供的新的可能同樣讓用戶進入一種思想上的烏托邦境界”,很有意思的是,胡安•路易斯•塞不里安(JuanLuisCebrian)將他寫的一本書取名為《在網絡中———神魂顛倒的社會》,這多少能夠說明,網絡這種后現代學習模式的無序和混沌,當人們沉醉入“計算機互聯網絡成為‘整個社會進步的密碼’時,懷疑和批評的意見似乎找不到理由,因而常常難以聽到”,“那些常常被在線學習這一新形式深深吸引的教育工作者的樂觀主義對上述傾向也有貢獻”,他們的巨大“貢獻”,在于使得遠程教育界“很難期待清醒的批評和慎重嚴肅的論證”。顯然,正因為如此,他非常“贊賞羅爾夫•舒爾邁斯特(RolfSchulmeister)在他的著作中,直言不諱地提出對大學教學數字化的反對意見,甚至用“阻礙、抵抗、反對”三個詞語表示他對網絡遠程教學模式的懷疑和批判,基于此,筆者認為,現在該是我們“期待清醒的批評和慎重嚴肅的論證”的時候了。

毫無疑問,正由于此,筆者一直主張,我國的遠程教育應當回歸遠程教育與信息傳播技術教學融合的理性軌道,讓大專和本科的低端遠程學習者使用與傳統課堂教學模式比較相近的廣播電視遠程教育知識信息技術學模式,由于廣播電視媒介每位學習者都能接觸得到,而且這些與傳統課堂教學模式的相近的教學模式,最容易被他們所接受,因而采用此種方法,可以有效規避網絡遠程教育信息傳播技術的錯位和低效現象。相反,對于那些在開放大學攻讀碩士、博士學位的學習者,我們可采用網絡遠程教育信息傳播技術模式,由于這部分學習者群體,他們早已養成利用計算機網絡進行遠程學習者的習慣,其硬件設備和信息技術素養都普遍具備,所以,對于這部分學習者,開放大學可以采用與其學習水平相匹配的網絡遠程教育信息傳播技術模式??梢姡谖覈拈_放大學建設中,應注意針對不同層次的遠程學習者群體,采用不同的遠程開放教育信息傳播技術干預策略,筆者認為,這是我國開放大學建設中應當注意的一個最基本的教育與技術融合的常識性問題,我們在此方面有足夠的教訓。

四、結語

當前,我國的網絡遠程教育發展似乎仍然浩浩蕩蕩,勢不可擋。但是,大量的研究和實踐均已表明,對于這種仍在發展的遠程教育模式,我們仍然不可以盲目樂觀,因為對于早期的遠程學者來講,由于他們剛剛從傳統的課堂教學模式中走出來,因而,對于網絡這種獨立學習、自主學習、靈活學習、協作學習、后代學習模式,他們一般都不能立即適應,所以,一下子指望他們通過網絡情境學習、虛擬社會建構和自我交互認知,實現知識的有意義遷移,顯然是非常不理智的,這正如法國學者讓•鮑德里亞(JeanBaudrillard)所言,在媒體技術發達的信息社會中,“信息將意義和社會消解為云霧彌漫、難以辨認的狀態,由此所導致的絕不是過量的創新,而是與此相反的全面的熵的增加”。當然,這也會直接導致學習者在網絡遠程學習中,學習動力不能做功的能量總數不斷增加,甚至使他們在網絡遠程學習過程中,發揮出“零作用”或“負作用”效力,也許我們在目前我國廣播電視大學開放教育教學過程里,看到的上網點擊率低的現象,正是由于“此相反的全面的熵的增加”的效果使然。因為我們看到的是事實是,的確在課堂與媒體之間、現實與虛擬之間的相互對立中,我們尚未發現,有哪一位學習者輕言放棄自己早已習慣的學習模式,也未發現他們輕易屈從另一種他們完全陌生的教學模式。

無疑,正是基于這一點,我們認為,學習者對于網絡遠程教育模式的適應,仍尚待時日,因為一切都需要時間的累積,任何一種新的媒體,都不大可能在短時間將其他媒體取而代之,所以,面對傳統的、現代的遠程教育媒體,我們應當尊重學習者的學習習慣,鼓勵他們“按需選擇,優勢共享;分層選擇,互補使用;個性選擇,錯位發展”。當然,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面對業已出現的多種遠程教育媒體共存、共用、共榮、共贏的局面,發出這樣的感慨:他們都有各自榮光和美好的發展未來,他們定然有各自的發展空間。不過,在當前的信息技術與遠程教育發展大融合的歷史背景下,我們樂見,網絡遠程教育信息傳播技術正在與廣播電視信息傳播技術、移動互聯信息傳播技術等多種信息傳播技術進行深度融合,因為它們的融合,必將為遠程學習者帶來更多的媒體選擇可能和學習方式選擇可能。我們否定保持現有的網絡遠程開放教育模式而拒不進行改革,如同美國學則克利福德•克諾爾德(CliffordKonold)所言,“如果課堂外的每一件事情都保持不變,我們實際上就不可能改變課堂里發生的事情”,因為,真的如此,即如斯丹尼克(Stanic,1990)所批評的那樣,“即使當我們認為我們從有關學習的研究中獲得充分的啟示,此時,作為一個機構的學校以及學校所在的廣泛的社會或許并不能為我們所建議的實踐提供支持的環境”。是的,我們可真不想看到這樣的遠程教育發展暗淡現實和灰色前景。

作者:韓瑞婷 單位:北京開放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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