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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黨的提出，基礎教育設施的建設與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息息相關，鄉村地區的基礎教育設施配置更關系社會公平與社會穩定。在總結現有“生活圈”理論的基礎上，創新“生活圈”理論，構建“新型生活圈”體系，以“新型生活圈”為基礎配置鄉村基礎教育設施，并以溫嶺市為例，闡述“新型生活圈”理論在鄉村基礎教育設施配置上的應用，以期為鄉村基礎教育設施規劃和配置實踐提供有益的參考。
關鍵詞：鄉村；新型生活圈；基礎教育設施；溫嶺市
同志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中表示，民生是為政之要，民生是社會建設的重點，必須要不斷提高學校辦學質量，進一步擴大優質教育資源的覆蓋面，逐步縮小城鄉、地區以及學校之間的辦學差距［1］。21世紀以來，城鄉差距不斷拉大，快速城鎮化背景下，分割明顯的城鄉二元結構已經嚴重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一直以來，鄉村地區的建設和發展緩慢且不平衡，公共服務設施的規劃配套也遠遠落后于城市。當前還沒有專門針對鄉村公共服務設施規劃配套的具體標準，傳統方法往往忽視了鄉村居民的實際需求，造成設施配置與居民需求之間相脫節，無法科學有效地指導鄉村各項公共服務設施的配置。盡管我國已經實行九年義務教育機制，但鄉村地區的基礎教育設施仍然存在學校數量較少、辦學水平較低、教育質量較差等一系列問題。鄉村基礎教育設施是鄉村公共服務設施最重要內容之一，其配置方式不僅關乎鄉村社會發展，而且對國家的發展也有著重要的意義。因此，筆者以鄉村居民的客觀需求為依據，從“生活圈”視角出發，在總結“生活圈”理論在公共服務設施配置應用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豐富和充實“生活圈”理論，構建適合鄉村地區的“新型生活圈”，并建立基于“新型生活圈”理論的鄉村基礎教育設施配置體系，最后以溫嶺市為例開展了實證研究，以期為其他鄉村地區的實踐探索提供有益的經驗。
1基于“新型生活圈”理論的鄉村基礎教育設施配置方法研究
1．1“生活圈”理論研究綜述
“生活圈”理論源自于日本，《農村生活環境整備計劃》闡述了生活圈的概念，計劃中指出生活圈是在特定的地理空間內，居民日常生產生活等行為活動投映在空間上的行為軌跡圈域，面域空間呈圈層分布［2］。國內基于“生活圈”理念進行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相關研究也日益豐富和完善。張藝對小城鎮公共服務設施的生活圈特征進行總結，提出社會、時間和功能三個生活圈層，并從多方面進行分析，歸納總結了公共服務設施在類型、層級以及空間上的配置方法，對小城鎮的公共服務設施配置體系構建具有一定的參考借鑒價值［3］；耿虹等從生活圈視角出發，探討分析了針對小城鎮的公共服務設施規劃布局，并結合山西小城鎮，劃分適合于公共服務設施的生活圈圈層，并針對公共服務設施的配置提出了優化方案［4］；張能等針對村鎮規劃中如何進行公共服務設施規劃布局的問題，提出了一種基于生活圈理念，以空間可達性為基礎的鄉村地區公共服務設施配置體系，并結合河南省林州市進行實證研究［5］；濮蕾等以安徽省銅陵市為樣本，從“生活圈”理論的視角出發，突破傳統行政邊界，簡化公共服務體系的層級，構建了全縣域的生活圈系統［6］；孫德芳等從生活圈視角出發，結合出行的時間成本，以縣域為完整單元，劃分成初級生活圈、基礎生活圈、基本生活圈和日常生活圈，進而對公共服務設施進行規劃布局［7］；朱查松等分析研究了傳統等級配置方法的不足，并參考“生活圈”理論，以居民出行時距、居民需求以及服務半徑為依據進行劃分，構建適用于城鄉的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系統，并結合湖北省仙桃市進行實證研究［8］。然而，國內基于“生活圈”理念進行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研究大多是以城市為主，針對鄉村的研究則相對不足；針對公共服務設施整體配置的研究較多，分類研究較少，特別是對鄉村地區的基礎教育設施研究較少。鄉村與城市地區在空間尺度、物質形態以及組織形式等各個方面均有所不同［9］。鄉村人口規模的分布具有不均質性，且鄉村人口基數小，外流嚴重。鄉村居民公共服務的出行特征也不同于城市，因此創新面向鄉村公共基礎教育設施配置的生活圈理論具有重大實踐意義。
1．2“新型生活圈”的內涵
本文“新型生活圈”的研究應用對象為廣大的鄉村地區，其定義是：在某一特定地域的鄉村社會系統中，以鄉村居民獲取基本公共服務設施的實際需求為基礎，結合鄉村居民的日常出行規律［10］，村落根據自我發展意愿以及獲取基本公共服務設施的時間成本形成的緊密聯系的圈域。“新型生活圈”相對于傳統“生活圈”，具有以下特征：1）“新型生活圈”應用對象為發展不均質的鄉村地區，在保持傳統村莊聚落形態的前提下，由一定范圍內經濟社會聯系密切的若干鄰近村莊構成；2）“新型生活圈”范圍受地形地貌及道路交通等眾多因子影響，面域空間呈不規則的類圈層分布（圖1）；3）“新型生活圈”規模大小由空間規模和人口規模共同決定，受居民出行時間和距離成本影響較大。
1．3面向鄉村基礎教育設施配置的不同等級“新型生活圈”的劃分
由于不同地區的自然條件、社會經濟發展情況以及鄉村居民日常生活規律的差異，造成不同地區的生活圈存在差異［11］。本研究關于“新型生活圈”的劃分，遵循“以人為本、以民為準”“公平性、均等性”“可持續發展”的原則，采用“新型生活圈”理論，借助周鑫鑫等提出的“泰森多邊形選址模型”［12］，結合時間地理學當中“時距”的概念，同時考慮基礎教育設施的規模與效益，最終以空間規模以及人口規模為依據進行劃分。具體方法為：通過對鄉村居民進行意愿調查，獲取鄉村居民為了獲得不同等級的基礎教育設施而所愿意付出的時間成本，并且考慮鄉村居民出行方式，確定最佳的生活圈半徑。再考慮鄉村地區的現狀、地形地貌、交通、環境等因素，以各村莊的發展潛力值為數據基礎，結合鄉村地區的道路交通以及人口規模（當人口規模無法達到對應的基礎教育設施最低配置要求時可適當擴大生活圈半徑），借助ArcGIS的網絡分析技術［13］，對鄉村地區的生活圈進行劃分（圖2），構建幼兒園生活圈—小學生活圈—初中生活圈三級基礎教育設施服務圈層，進而結合國家標準、相關案例以及其他地方標準進行相應的基礎教育設施的配置，最后結合現狀進行校正。
1．4基于“新型生活圈”理論的鄉村基礎教育設施配置體系
我國的基礎教育是指幼兒教育、小學教育和初中教育［14］。本研究對象是鄉村基礎教育設施，含幼兒園、小學、初中共三個等級。至今，我國還沒有適用于鄉村地區的基礎教育設施的配置標準，傳統模式下形成的自上而下、分級配置的思路造成了基礎教育設施配置的城鄉割裂，忽視了不同地區鄉村居民的需求不同，無法有效地引導基礎教育設施向基層鄉村延伸。道路交通與網絡科技的快速發展使人們克服距離的阻隔，基礎教育設施可以擺脫中心集聚的束縛，選擇更適宜的地點進行配置［15］。基于“新型生活圈”理論的鄉村基礎教育設施配置研究，是以空間可達性為基礎，從居民的生活與活動范圍考慮，以不同生活圈的服務半徑、人口規模為依據，統籌配置鄉村教育設施，提高鄉村基礎教育設施配置效率。筆者借鑒社區理念、城市居住區基礎教育設施配置經驗以及相關標準，并且嘗試突破傳統的鄉村基礎教育設施配置等級體系，構建基于三級生活圈的鄉村基礎教育設施配置等級體系。
2溫嶺市鄉村基礎教育設施配置實證研究
基于上文以“新型生活圈”理論配置鄉村基礎教育設施配置的設想和思考，筆者試圖通過對溫嶺市的鄉村基礎教育設施配置研究，闡述以“新型生活圈”配置鄉村基礎教育設施的初步構想。
2．1研究對象與范圍
本研究以浙江省溫嶺市鄉村地區為研究對象，范圍涉及溫嶺市11個城鎮，共617個行政村。截至2017年末，鄉村人口達到623397人。
2．2溫嶺市基礎教育設施配置現狀
溫嶺市域范圍內現有幼兒園217所，小學108所，初中27所。以研究范疇內現狀幼兒園、小學以及初中為圓心，幼兒園、小學以500，1000，1500m為服務半徑（圖4～5），初中以1000，2000，3000m為服務半徑（圖6），分析計算其基礎教育設施的擁有率和服務率（表2），評價其規模效益。按照統計分析，溫嶺東西部現狀幼兒園各校服務范圍出現多次重疊，說明現狀幼兒園數量較多、密度過大、效益低下；但溫嶺西北部現狀幼兒園數量難以滿足鄉村居民的需求。而現狀小學以及初中明顯存在數量不足，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區以及西北部鄉村地區，其他鄉村地區數量較少，且服務半徑過大，難以滿足鄉村居民的需求。鄉村基礎教育設施的配置既要考慮數量，也要考慮質量。如果只是從擴大服務半徑入手，最大限度地擴大服務人口規模，一定程度上可以實現基礎教育資源的集約化和有效使用。然而，隨著服務半徑的擴大，將出現鄉村地區學齡兒童上學距離較遠、上學路途艱難等情況。因此，為了能夠公平有效地配置溫嶺市鄉村基礎教育，在適當擴大服務半徑的同時應該考慮服務人口規模［14］。
2．3溫嶺市鄉村“新型生活圈”的劃分
根據上文提到的“新型生活圈”劃分方法和溫嶺市的實際情況，采取問卷調查的方式，在研究區域內選擇新河鎮、大溪鎮、松門鎮、濱海鎮、澤國鎮、石塘鎮的村莊作為調查樣本，隨機發放了700份問卷，對溫嶺市鄉村基礎教育設施布局現狀及滿意度進行調研，共收回有效問卷調查615份。經統計分析發現：愿意花費5～15min電瓶車車程到達幼兒園的居民占85．37％；愿意花費15～30min電瓶車車程到達小學的居民占89．26％；愿意花費15～30min乘坐城鄉公共汽車到達中學的居民占85．3％。綜合考慮溫嶺市鄉村地區多數居民的出行意愿、出行方式以及道路交通建設情況，把各個生活圈圈層的具體劃分標準界定為：以居民點為中心，時距為電瓶車車程5～15min的地域范圍為幼兒園生活圈；時距為電瓶車車程15～30min的地域范圍為小學生活圈；時距為城鄉公共汽車15～30min的地域范圍為初中生活圈（表3）。幼兒園生活圈：考慮到電瓶車已經成為當地鄉村居民的主要代步工具，按平均電瓶車車速為15km／h計算，將半徑為2．0km的地域范圍劃分為幼兒園生活圈，考慮到溫嶺市西部以及西南部以丘陵地形較多，人口密度較低，可適當擴大生活圈半徑為3．0km。小學生活圈：按平均電瓶車車速為15km／h，將半徑為4．0km的地域范圍劃分為小學生活圈，同時考慮到溫嶺市西部以及西南部以丘陵地形較多，人口密度較低，可適當擴大生活圈半徑到5．5km。初中生活圈：按平均公交車車速30km／h，并且考慮到溫嶺市鄉村道路交通情況，將半徑8．0km的地域范圍劃分為初中生活圈，同時考慮到溫嶺市西部以及西南部以丘陵地形較多，人口密度較低，可適當擴大生活圈半徑到10．0km。
2．4生活圈中心村的選址
2．4．1選址模型的基本原理
“新型生活圈”規模是由人口規模和空間半徑雙因子限定的。以各個生活圈圈層配置相對應基礎教育設施最小規模作為人口規模下限的依據，以鄉村居民獲得相應教育設施的最大時距作為控制空間半徑的上限依據。村莊選址以ArcGIS為平臺，借助周鑫鑫等提出的“泰森多邊形選址模型”［12］。該模型首先將具有最高村莊發展潛力值的自然村定義為生活圈中心村，并以其為中心，結合地形和道路交通，運用Arc－GIS中的網絡分析法，處于生活圈半徑R內的其他自然村被劃分為一般村；緊接著在R～2R生活圈半徑范圍內尋找村莊發展潛力值最高的自然村，將其確定為生活圈中心村，并將該生活圈中心村作為下一級生活圈中心村選址的起始村莊，以此循環，直到所有自然村均被劃分為生活圈中心村或一般村［12］。同時要根據每個圈層的人口規模進行校正，當小于最小人口規模要求時，可適當擴大生活圈半徑進行校正。
2．4．2幼兒園生活圈中心村選址
根據生活圈與生活圈中心村的對應關系，將幼兒園生活圈的服務半徑代入模型，進行幼兒園生活圈中心村的選址。模型首先從617個村莊選出幼兒園生活圈中心村共114個，構建幼兒園生活圈114個（圖7），每個幼兒園生活圈平均覆蓋5．4個村莊，平均服務鄉村人口規模約為5467人。
2．4．3小學生活圈中心村選址
小學生活圈中心村的選址將以小學生活圈的服務半徑為依據，以選出的幼兒園生活圈中心村為基礎，進行小學生活圈中心村的選址。小學生活圈中心村共78個，構建小學生活圈78個（圖8），每個小學生活圈平均覆蓋7．9個村莊，平均服務鄉村人口規模約為7992人。
2．4．4初中生活圈中心村選址
初中生活圈中心村的選址將以初中生活圈的服務半徑為依據，以選出的小學生活圈中心村為基礎，進行初中生活圈中心村的選址。從78個小學生活圈中心村選出初中生活圈中心村共35個，構建初中生活圈35個（圖9），每個初中生活圈平均覆蓋17．63個村莊，平均服務鄉村人口規模約為17810人。
2．5溫嶺市鄉村基礎教育設施配置研究
2．5．1配置原則
在溫嶺市鄉村基礎教育設施配置研究的過程中，應充分考慮溫嶺市社會經濟發展趨勢及配置現狀。由于基礎教育設施的開放性，低一等級的生活圈圈層內的鄉村居民也可以使用高一級生活圈圈層內所提供的基礎教育設施，并考慮到公平與效益的原則，為了能夠統籌配置鄉村基礎教育設施，高一等級生活圈圈層內與低一等級生活圈圈層內相同的基礎教育設施項目不再重復配置［7］。
2．5．2人口預測
為了更準確地引導基礎教育設施配置，依據《溫嶺市市域總體規劃》對溫嶺市鄉村人口進行預測，規劃預測至2035年，溫嶺市鄉村人口約為56．8萬人，基礎教育設施配置滿足幼兒園年齡段千人指標為40‰～45‰，小學年齡段千人指標為70‰～75‰，初中年齡段千人指標為25‰～30‰。
2．5．3配置引導
學校規模以及班級規模：根據《浙江省普通幼兒園建設標準》《城市普通中小學校校舍建設標準》《農村普通中小學校建設標準》《浙江省九年制義務教育普通學校建設標準》等相關標準，并結合相關案例、溫嶺市鄉村居民對基礎教育設施的需求和溫嶺市經濟社會發展現狀，研究確定溫嶺市鄉村基礎教育設施的學校規模與班級規模推薦值。空間布局：幼兒園的配置主要集中布局在幼兒園生活圈公共服務中心，考慮到幼兒園的規模與效益，結合現狀幼兒園進行校正（圖10，11），規劃幼兒園111所，其中保留44所，改建20所，新增47所；小學的配置主要集中布局在小學生活圈公共服務中心，考慮到小學的規模與效益，結合現狀小學進行校正（圖12，13），規劃小學81所，其中保留43所，改建11所，新增27所；初中的配置主要集中布局在初中生活圈公共服務中心，考慮到初中的規模與效益，結合現狀初中進行校正（圖14，15），規劃初中39所，其中保留13所，改建4所，新增22所。
3結論
公共服務設施的服務對象是城鄉居民，行為習慣、出行時間以及出行特征等各種因素都會影響公共服務設施的效果。配置任何類別的公共服務設施，都會不同程度影響周邊以及遠鄰地區。因此，不應局限于特定的行政界限內，必須從區域的角度出發，研究分析公共服務設施的規劃和配置［16］。“新型生活圈”視角下的基礎教育設施配置是從滿足鄉村居民實際需求的視角出發，摒棄了傳統從城市需求的角度進行基礎教育設施配置的方法，其重點是構建能夠覆蓋廣大鄉村地區的“新型生活圈”體系，同時考慮基礎教育設施空間規模和人口規模，運用村莊發展潛力值評價與泰森多邊形選址模型兩種現有的技術手段進行配置。本研究以浙江省溫嶺市為例，通過構建“新型生活圈”體系，探討了一種自下而上、適當地突破行政界線限制的鄉村基礎教育設施配置模式，為當前國家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破解城鄉基礎教育設施均衡配置提供了有價值的理論支撐。然而，本研究只考慮鄉村居民的出行時間、出行方式的選擇、人口規模因素以及道路交通條件對設施配置的影響，并且沒有細分到具體的配置地點，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未來的研究中可以疊加分析其他因素，以便能夠進一步科學、準確地確定各項基礎教育設施的最佳位置，引導鄉村基礎教育設施的配置。
作者:陳玉娟 曹毓倩 單位:浙江工業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