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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農村建設:實現數億農民的共同福祉
2010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進一步提出要“推進農業現代化,加快新農村建設”,建議明確要求“必須堅持把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統籌城鄉發展,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針,加大強農惠農力度,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提高農業現代化水平和農民生活水平,建設農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園”。由此可以看出,新農村建設是我國在新形勢下解決“三農”問題的基本行動綱領,而“關心農民疾苦,尊重農民意愿,維護農民利益,增進農民福祉”則是新農村建設過程中的基本價值取向。新農村建設,無論是對于促進我國城鄉一體化發展還是對于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第一,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順利推進必然要求進行新農村建設。國際經驗已經表明,能不能解決好城鄉之間的協調發展,直接關系到一個國家現代化建設的成敗。如果一個國家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能夠處理好城鄉之間的協調發展,縮小城鄉之間的差距,實現城鄉發展的一體化,那么這個國家經濟社會就會得到迅速發展,從而能夠較快地邁進現代化的國家行列。對于我們這樣一個城鄉差距本來就十分明顯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只有通過新農村建設,加快農村建設與發展的步伐,使農業與工業協調發展、城市與農村共同繁榮,才有可能實現真正的現代化,進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第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也要求我們進行新農村建設。我國當前正在建設的小康社會,是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其重點在農村,難點也在農村。
近些年來,在黨中央一系列惠農強農富農政策的支持下,我國大部分地區農村面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取得了可喜的發展成就。當然,由于我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各地差異明顯、發展基礎不同,因此部分地區農村還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基礎設施較差、群眾看不起病、喝不上干凈水、農民子女享受不到優質教育資源等現實性問題。因此,只有通過新農村建設,才能盡快扭轉長期以來城鄉存在的先天性差距及農村地區目前面臨的困境,加快農村地區建設小康社會的步伐。第三,新農村建設也是保持我國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持久動力。在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和影響下,要保持我國經濟持續穩定地發展,擴大國內的消費需求是必然要采取的有效措施之一。廣大農村地區集中了我國數量最多、潛力最大的消費群體,是我國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最可靠、最持久的動力源泉。通過新農村建設,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進一步加快農村經濟發展,增加農民收入,從而使億萬農民的潛在購買意愿轉化為巨大的現實消費需求,拉動國家整個經濟的持續增長。特別是通過加強農村道路、住房、能源、水利、通信等建設,既可以改善農民的生產生活條件和消費環境,又可以消化當前部分行業的過剩生產能力,促進相關產業的發展。第四,新農村建設更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農業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沒有農村的發展、穩定和全面進步,就不可能有整個社會的穩定和全面進步;沒有農村的小康,就沒有全社會的小康;沒有農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國人民的小康。新農村建設,與解決“三農”問題是相互統一的。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進程中,解決“三農”問題始終是全局性、根本性的問題。構建和諧社會應與農村地區的實際緊密結合起來,把農村建設成為經濟繁榮、設施配套、功能齊全、環境優美、生態良好、文明進步的新農村。綜上所述,新農村建設是新形勢下促進農村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重大戰略部署,是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必然要求,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的重大舉措,是改變我國農村落后面貌的根本途徑,更是系統解決“三農”問題,實現數億農民共同福祉的綜合性措施。
二、農民知識化:新農村建設的關鍵
我國學者鄭作廣教授認為“:新農村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什么?應當是農民。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是一切經濟社會發展的主體,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新農村建設就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的科學的發展觀,聚焦于農民,著眼于一代又一代新型農民的不斷涌現。新農村建設最終還得體現在億萬農民群眾所應具有的新素質、新觀念、新精神、新生活層面上。忽略了新農民這個主體,再好的硬件條件,再美的優良環境,也會失去它們建設和存在的最終意義。”巫繼學教授也指出“:新農村建設,最終必然落實到造就新型農民上。人是經濟活動的主體,新農村建設,如果不能實現農民自身的轉變,沒有現代意義的新農民形象出現,那么新農村建設只能是一句空話。”他進一步指出,所謂現代化的新型農民“,就是現代市場經濟中的新型‘農商’。所謂建設新農村,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一個從傳統農夫到現代農商的培育成長過程。……農商是一個新的范疇,它是對現代農民經濟學意義上的表述。農商反映了一個新的經濟關系,一個通過市場配置資源,以需求指導農業生產,又以新產品引導市場,并以商業活動為舞臺的新生產者”。知識是人類認識的成果,它是在實踐的基礎上產生又經過實踐檢驗的對客觀實際的反映。作為人類認識的成果,知識在社會經濟發展及財富增長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馬克思曾經通過對機器大工業生產的本質及發展趨勢的分析,敏銳地指出知識是一種直接的生產力。他說“:自然界沒有制造出任何機器,沒有制造出機車、鐵路、電報、走錠精紡機等等。它們是人類勞動的產物,是變成了人類意志駕馭自然的器官或人類在自然界活動的器官的自然物質。它們是人類的手創造出來的人類頭腦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識力量。固定資本的發展表明,一般社會知識,已經在多么大的程度上變成了直接的生產力,從而社會生活過程的條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這種智力得到改造。”人類當下正在經歷的21世紀被稱之為“知識經濟”的時代。所謂知識經濟即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或源于知識的經濟,具體來說是指建立在知識的生產、分配和使用(消費)基礎之上的經濟。它表明人類發展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依賴于知識的生產、擴散和應用,知識將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并且將主導人類社會經濟的發展。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成為一種生產函數,直接影響生產過程的完成與生產價值的實現,知識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同時,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作為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實現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直接促進國民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知識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也是影響社會發展水平和富裕程度的主要指標體系。知識將不僅成為社會財富增長的首要源泉,而且是制定社會戰略的首要依據。正如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薩默斯教授曾經指出的“:當今世界上,一個社會的富裕和成功是建立在如何產生和運用知識的基礎之上。”朱小蔓教授也認為“:當代經濟是以知識的傳播、生產、應用和消費為核心,知識成為經濟中最基本的資源和生產的最核心的要素。
由教育直接參與的社會經濟出現了這樣兩種趨勢:一是經濟的知識化,二是知識的經濟化。上述兩種趨勢都極大地顯示出知識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衡量一個國家經濟實力和發展水平,主要看知識產業的發展水平和狀況。”歐盟委員會在《走向知識化歐洲》的報告中更是明確地指出:在知識經濟替代工業經濟的時代,我們講現代化,其內涵已經不再是工業化而是知識化。知識化意味著高新技術產業的巨大發展并在國民經濟中占統治地位。知識化意味著用高新技術改造國民經濟各個部門,即把農業改造成精細化的,高附加值的生態農業;把工業改造成集約化的、具有高技術含量的生態工業。把服務業改造成網絡化的、高知識含量的、信息化的服務業。同時,知識化也意味著整個社會知識化,即在全社會普及中等教育,實現高等教育大眾化,有1/5以上的適齡人口接受高等教育(包括同等水平的職業教育)。知識化意味著國家有強大的知識和技術創新能力,推動經濟和社會持續、協調、健康發展。知識化意味著實現共同富裕即人民物質生活富裕、精神文化生活豐富多彩。既然知識成為我們這個時代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最直接、最主要、最有效的生產要素,那么在新農村建設這一偉大實踐過程中,不管是提高農民素質也好,還是培育現代市場經濟中的“農商”也好,均離不開實現農民與知識的整合。也就是說,新農村建設必然要求我們要引導農民走近知識、走向文明,提高農民的思想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提高農民獲取、吸收、交流各種知識和信息的能力,提高農民轉崗的專業技能和從事農業生產的實用技術,實現農民知識化。換句話來說,在農業社會過渡到工業社會、由工業社會過渡到知識社會的社會轉型期,應該通過對農民的知識投資,使其成為知識社會所需要的具備一定的受教育水平、掌握一定的學習和實踐技能,并具有一定創新精神的“新農民”。農民知識化是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基礎。農民知識化進程的快慢,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農業和農村現代化發展的步伐,決定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目標的實現。實現農民知識化、全面提高農民素質,使現代農民掌握大量的農業科技知識,并且將其自覺地應用到具體的農業生產過程中,從而提高現代農業生產率,促進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是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的必然要求。實現農民知識化,也是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最有效、最直接的投資,這種方式不僅比國家直接投資去安排農民就業更經濟、效率更高,而且轉移出去的勞動力也會素質更高,勞動技能更強,就業范圍更加廣闊。實現農民知識化,更是提高農村人口素質和生存技能,培養具備一定知識和技能的人才,保障農村還未成為農業勞動力人口進行轉移的主要方式。這是因為農民的子女經過數年的教育之后,相繼進入社會其他部門和職業界,這樣就從根本上截斷了傳統農民隊伍的繁衍生息和傳統農村生活方式的延續更替,而且農村中經過教育途徑培養出來的新一代人才,不僅能夠適應現代農業發展的客觀需要,同時也能適應知識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需要。因此,農民知識化是新農村建設的前提和關鍵,新農村建設的首要任務就是要提高農民素質,培養新型農民,實現農民知識化。
三、發展農村教育:實現農民知識化的惟一途徑
教育作為人類一種基本的實踐活動,其在實現人與知識的結合、提高勞動者整體素質的過程中起著直接的推動作用。通過發展教育,尤其是學校教育,可以最大程度地實現國家公民的知識化、開發國家的人力資源、促進國家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研究表明:一個具有小學文化程度的勞動者,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43%;具有中學文化程度的勞動者,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108%;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勞動者,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300%。另據有關部門測算:大學畢業的勞動者所創造的價值是小學畢業的勞動者的2.1倍,是初中畢業的勞動者的1.4倍,是高中畢業的勞動者的1.2倍。長期以來,由于我國農村教育底子薄、基礎差,致使我國的農村教育水平相對較低,直接制約和影響了我國廣大農村地區人口素質的提升和知識化程度的提高,更進一步影響了我國農村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通過《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2011》可以計算出,截止2010年底,我國農村6歲以上的人口中,未上過學的人口占7.24%,小學文化程度的人口占38.06%,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占44.91%,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占7.73%,而大專及以上學歷的人口僅僅占到2.06%。同時,文盲半文盲的人口占到農村15歲及以上人口總數的7.26%。另據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提供的數字表明:目前我國農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3年,全國92%的文盲、半文盲在農村。農村勞動力中,小學以下文化程度占38.2%(其中,文盲半文盲占7.6%)、初中文化程度占49.3%、高中及中專文化程度占11.9%、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僅占0.6%;受過專業技能培訓的只有9.1%,接受過農業職業教育的只占5%。以上數據表明,相對于我國國民整體受教育的狀況而言,農民的受教育及知識化程度是比較低下的。同時,由于受教育城市化的價值取向的影響,再加之我們對學校教育所要追求的結果認識上的片面化,導致了農村學校教育在其發展過程中的價值錯位現象。其主要表現為農村學校單純、片面地追求升學率,追求為高一級學校輸送生源,追求孩子一定要考上大學等。這種錯位現象在現實中造成了兩方面的弊端和問題,一是從表面上看農村學校確實培養了一批考上大學的成功孩子,殊不知這些所謂成功者的背后還隱藏著大量的失敗者,而這些遭到淘汰的失敗者由于在學校沒有受到相應的職業技能訓練,因此對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貢獻有限,他們惟一的選擇就是循著父輩們曾經走過的“外出進城務工”的老路,以自己的體力在城市換得低廉的勞動報酬,維持基本的生存之需。二是考上大學的學生接受大學教育的過程需要一定的花費,而這些花費是農村的財富、是農民的血汗錢,伴隨著孩子進城上學而消費在城市,促進了城市經濟的發展。但是這些花費了農村財富的孩子畢業后又很少有人愿意回到生他養他的農村地區,投身農村建設,促進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由此可以看出,農民整體受教育水平及知識化程度低下及農村教育發展過程中價值追求的錯位仍是目前制約新農村建設及農民知識化的瓶頸性問題。錢理群教授認為,我們的農村教育應該有三重使命、三個培養目標。一是向高等學校輸送人才,這既是發展高等教育的需要,也是農村青少年的權利。二是向城市建設輸送人才。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城市建設都需要從農村吸收勞動力,農村自身也有城鎮化的發展趨勢,因此,培養有文化的城市勞動者必然是農村教育的一個重要任務。三是由于中國的地域廣大,地理情況復雜,人口眾多,因此,即使中國城市化程度得到極大的提高,仍然會有廣大的農村,有為數不少的人口留在農村。于是有“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任務的提出。農村教育理所當然地要擔負起培養農村建設和改造人才的重任,而且在相當一段時間內,農村建設人才主要還是仰賴本地學校的培養。誠如錢教授所指出的,在新農村建設的過程中我們必須轉變觀念,樹立農村教育要為農業、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發展服務的指導思想,轉變單一的農村學校應試教育模式,在保證一部分農村學生上大學接受高等教育的同時,更應該為新農村建設培養大批真正熱愛農村,愿意呆在農村,并且又具有一定的實用技能,能夠真正推動農村發展的“新型農民”,實現農民的知識化。具體來說:一是大力發展農村職業教育。職業教育,特別是一些涉農院校對培養新型農民,實現農民知識化具有重要地位,它能集培養“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教育于一體。
2005年國務院印發的《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及其后召開的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強調,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是推進我國工業化、現代化的迫切需要,是促進社會就業和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途徑,也是完善現代國民教育體系的必然要求。作為我國職業教育特別是中等職業教育重要組成部分的農村職業教育,承擔著促進農村人力資源能力建設的戰略任務,其發展狀況及功能發揮直接影響著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進程。經過近幾年的發展,我國的職業教育,特別是農村職業教育取得了重大發展,實現了歷史性突破。目前,職業教育的辦學理念更加明確,職業教育的能力建設得到加強,職業教育的管理機制也不斷完善。但是客觀地說,目前我國的職業教育,尤其是農村職業教育仍然存在著比較突出的問題:一是許多職業學校辦學條件差,保障機制欠缺,教師隊伍數量特別是“雙師型”教師短缺,結構不合理,整體素質亟待提升;二是教育與產業、學校與企業、專業設置與職業崗位對接不夠緊密,職業教育的市場針對性不強;三是職業教育的社會吸引力不足,職業學校畢業生繼續學習通道不太暢通;四是職業教育區域間發展不夠均衡,西部地區、民族地區和農村職業教育發展相對滯后。輯訛輥P176因此,在進行新農村建設、實現農民知識化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特別是農村中等職業教育,進一步深化農村職業教育體制機制改革,創新農村職業教育發展模式,大力提高農村職業教育的辦學質量,全面提高農村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的能力和服務新農村建設的水平。二是進一步加大農村現有勞動力職業技能培訓的力度。有關資料顯示,我國農村勞動力中接受過科技培訓的只有20%,接受過初級職業技術教育培訓的農業勞動力占全部農業勞動力的3.74%,接受過中等職業技術教育及以上者僅占0.13%,而沒有接受過技術培訓的竟高達76.4%。輰訛輥P55由此可以看出,我國絕大多數農民屬于“科盲”,多數農民只有傳統的農業經驗與技能,對農業新知識、新技術的接受能力普遍較低,接受意識不強,對農業經濟建設缺乏整體認識,有的甚至還停留在膚淺模糊的認識水平上??梢哉f,目前我國農村勞動力中絕大多數屬于體力型和傳統型農民。因此,進行新農村建設、實現農民知識化發展的過程中,我們除了大力發展農村職業教育之外,還應該加大農村現有勞動力職業技能培訓的力度,開發農村現有勞動人口的勞動潛力,挖掘農村巨大的人力資源。作為我國沿海經濟較發達的地區,溫州早在2004年就啟動了“農民知識化工程”,對專業農民、轉業農民(失土農民、轉產漁民、下山移民)、打工農民及預備勞動力加強培訓。通過培訓,使全市大多數農戶都有一名主要勞動力接受培訓,50%的農村勞動力受到知識技能培訓;使他們成為具有較高文化素質和一定專業技能的新型農民,從而實現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輱訛輥溫州的成功經驗為我們加大對農村現有勞動力進行職業技能培訓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寶貴經驗。“農業穩則天下安,農村興則天下寧,農民富則天下足”“、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是關系到我國改革開放與現代化建設全局的根本性問題。“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是新農村建設的美好藍圖。“關心農民疾苦,尊重農民意愿,維護農民利益,增進農民福祉”是新農村建設的根本價值所在。
四、結語
由此看來,新農村建設,新型農民是最具有發展潛能和最需要發展的主體要素,農村的進步、農業的發展歸根到底應當取決于新型農民的進步和發展,新型農民的進步和發展又取決于其所接受的教育程度。而新農村建設則又取決于新型農民素質的不斷提升和“三農”問題的合理解決。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新型農民的培養和新型農民素質提高的快慢,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農業和農村現代化發展的步伐,也決定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目標的全面實現。所以,要進行新農村建設,就必須發展農村職業教育,加大對農民的教育和培訓力度,培訓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實現農民的知識化。這是新農村建設最本質、最核心的內容,也是當前最重要的發展要務和政治命題,更是當下的農村教育必須擔當的社會道義。
作者:王等等 王希寧 單位:西北師范大學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