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全球化高等教育國際化，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1.高等教育國際化與開放
在人類社會進入現代國家時代后，人員、物資、資源、資金流動被“國界”所區隔，但是處于生存與發展的需要，國與國之間又需要人員往來、商品交換、文化交流、貨幣流動，所以又構建了越來越復雜的互聯互通機制。相比之下，教育是受國界限制最小的領域之一，這是由教育的本質與特性決定的。教育的宗旨是創造與傳承文化，是致力于未知世界的探索。文化只有在交流交融中才能發展，而科學的探索更沒有國家的邊界。特別是進入20世紀下半葉以后，人員流、物質流、信息流、資金流、服務流等在現代信息技術推動下，在全球循環的速度與范圍不斷擴大，使得社會、經濟、文化一體化趨勢日益顯著，真正意義上的高等教育國際化開始初見端倪。這使得強化國際開放意識成為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一個重要方面。新世紀初，國際上出現了“無邊界高等教育”的概念。正如倫敦大學黎安琪教授所說：“多年來，許多學生跨越國界接受高等教育，并成為今天無邊界高等教育學生的先行者。”大學究竟應不應該有“圍墻”？這要看是什么性質的“圍墻”以及“圍墻”建在哪兒。在大學與市場之間不能沒有圍墻。大學主要追求的是精神價值，是高雅文化，是高檔次思想，不能過分追求實際利益的交換。市場中通行的許多規則，可能是大學必須拒斥或警惕的。中國大學的一個突出問題正在于，我們與市場之間“圍墻”很低甚至完全沒有“圍墻”，多以經濟效益為中心，對利益的追逐甚于對真理的追求。但是，在不應該有“圍墻”的地方，比如國際間的教育與學術交流，卻壁壘重重。國際化就是要拆除這些阻礙教育與學術交流的障礙，促進學生、教師和研究人員的國際性流動，通過開放把握國外高等教育教學和科研方面的成果，借鑒國外長久以來形成的科學研究規范，努力建立一套有利于國際理解的學術話語，制定具有吸引力的留學歸國人員政策，合理解決人才外流問題，擴大高等學校的外事權限，增強高等學校進行國際交往的主動性和靈活性等等。開放的一個重要標志是流動性。近年來，資本、技術、人員跨國界流動日益頻繁和增多，外國留學生在學生中所占比例已成為評判一所大學國際化程度的重要指標。按照諾丁漢大學校長科林•坎普貝爾的看法，國際化的研究型大學中外國學生應該占到25%左右。據統計，1990年到1996年，大學生在國家間流動的數量上升了37%。當然，這種流動分布并不平衡。海外學生的接納者主要是發達國家，尤其是發達的英語國家，如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等；而生源的主要輸出者則是發展中國家。在2001年時，哈佛大學學生中，有將近3000名留學生來自100多個不同的國家，其中有1000余名來自亞洲。不過，近年來這種格局由于中國的崛起正在悄然發生改變。一是中國大學中國際學生增速很快，與世界服務貿易年均增長率相當。如今全球430萬國際學生中，約8%正在華留學，10年前還不足2%。在此期間，中國已成為僅次于美英的最受青睞的高等教育目的地國。接納的國際學生以每年10%的速度增加。二是中國國際學生來源更趨多樣化，意味著中國大學國際學生來源面趨廣，未來發展空間可觀。在中國接納的國際學生中，21%來自韓國，8%來自美國，6%來自日本，4%來自印度，俄、泰、越三國的比例均為5%。
2.高等教育國際化與合作
大學是創造與傳承知識的地方，是探索與守護真理的機構。大學天然地傾向于教育與研究的國際合作?！秶抑虚L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把擴大教育開放單獨作為一章，可見國家已經開始重視教育中的國際交流與合作。未來我國教育國際交流與合作的總趨勢是由單向的“請進來”為主向“請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的雙向發展。而且在《教育規劃綱要》高等教育章節中提出了鼓勵學校優勢學科面向世界，支持參與和設立國際學術合作組織，國際科學計劃，支持與境外高水平教育，科研機構建立聯合研發基地等一系列的舉措來推進我國高等教育的國際化進程。在當代，伴隨著人類的進步走向“深空”，人類面臨的難題日益艱巨，面對的挑戰日益嚴峻，因而高等教育國際合作的領域越來越廣、層次越來越高，辦學合作、科研合作、技術合作以及高等教育資金的國際融通等都是重要的合作命題；生態危機、人口爆炸、熱核威脅、恐怖主義、多元文化沖突等都是關系人類共同命運的大問題，對這些具有全球意義的問題進行廣泛而深入的國際合作，是大學的使命。在今天這樣一個正在進行深刻的結構性調整、各種文明碰撞激蕩的時代，大學在推動不同文明之間對話、交流、融合、互見方面，應該并正在發揮著前所未有的作用。
3.高等教育國際化與價值觀分享
當我們提出要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目標的時候，就意味著我們承認大學有一套世界公認的評價標準，而且這個標準一定是那些被人們公認的世界最優秀的大學創造的。因此，我們要建設一流大學，實際上就是以那些已有的優秀大學為標桿，這就意味著首先要認可那些一流大學在漫長歷史歲月中創造的規則與價值標準。不用說，這里所說的優秀大學，基本上都是西方大學。“中心－邊緣”概念是后殖民主義的核心范疇之一，它常被用來分析各種各樣的社會關系。當下世界高等教育格局中，也存在著某種“中心”與“邊緣”。那些處于中心位置的大學，“它們指出方向、提供樣板、開展研究，一言以蔽之，就是它們處于學術系統的‘金字塔’的頂端而起著領導作用；而這一‘金字塔’的底部則是那些處于‘邊緣’的大學，它們照搬國外大學的發展模式，很少產出原創性成果，一般不能涉足知識前沿。”那么，這些中心大學都在什么地方？“中心大學幾乎無一例外地位于中心國家———即那些人均收入高、技術水平高、學術傳統深厚的國家，那些使用某種主要世界性語言如英語、法語，并且擁有知識生活的所有基礎設施的國家。”而“第三世界大學在全球范圍內無一例外地都是邊緣大學。”在亞洲，“沒有哪一所大學真正根源于自身體系，而是全部來源于歐洲的學術機構，在很多情況下是由殖民者創立的，也有自愿接受其他方式的。所有亞洲大學是因外國思想的注入而興起的，這一事實在如何發展學術機構中起到了作用，如學術自由、機構自治、大學與社會間的關系和其他因素等，殖民勢力所建立的學術模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那么，如果接受了西方大學的規則，是不是永遠無法超越他們呢？因為制定規則的能力是最大的競爭力。對此，我們認為應有三點認識：首先，這是無奈的事實。西方首先創造了世界上最好的大學以及這些大學在實踐中形成的規則，如果我們不去學習，拒絕接受，我們接近世界高等教育最高水平都不可能，遑論超越？其次，現代大學發展規律具有客觀性，誰先發現它并不重要，后來者遵循它們，也并不意味著缺乏創造力。最后，由學習繼而超越存在大量成功的先例，比如日本高等教育的發展就是一個范例。
二、中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歷程
在中國，有人認為人類最早的大學是公元前124年漢武帝設立的太學。實際上，把太學視為古代不同于今天概念的高等學府或許可以成立，但中國作為現代意義上的大學則完全是近代的舶來品，它是西方文化向中國本土移植的產物；也可以說是民族文化在歐風美雨影響下進行世界化、現代化的蛻變的產物。人們一般認為，中國大學的歷史是以1898年京師大學堂的開辦為發端的。初期的中國大學，主要以德國、尤其日本為樣板，只是到了西學的引進已經漸成規模的五四前后，才開始甩開日本、直面西方學術思潮，英美大學模式成為中國大學直接取法對象。中國大學國際化發展有兩個黃金時期。一個是20世紀20年代蔡元培領導北京大學時期，一個是40年代西南聯大時期。為什么這兩個時期成為中國高等教育的黃金時期和國際化程度最高的時期？一個原因是這兩個時期，都是社會動蕩、政府管制教育的能力較弱的時期。20年代軍閥割據、內斗不止，國內政治權力處于分散狀態，不經意間使得文化教育獲得了較為寬松自由的發展空間。40年代，正是全國艱苦抗戰時期，執政當局對教育亦無暇多顧。教育雖然物質條件艱苦，但精神自由度相對較大。加之，無論是20年代還是40年代，都是中國大開放時期，中西方關系良好，沒有任何意識形態壁壘和戰略沖突鴻溝。再一個原因是，20年代和40年代主導中國大學教育發展的都是最有教育理想、最有世界眼光并具有學貫中西知識結構的一批人，如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南開大學創始人嚴修、南洋大學校長唐文治、交通大學校長葉恭綽、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等，他們都是進士或舉人出身，具有深厚的傳統文化學養，對包括教育在內的中國古老傳統均有深刻認知；同時，他們又都是開眼看世界的中國知識分子，大都有留學或游歷西方世界的經歷，對世界潮流有高度敏銳的感知；尤為重要的是，他們對于教育都懷抱著崇高的理想。新中國成立后，由于“一邊倒”的政策，中國高等教育進行了大調整，廢棄了西方模式，而轉學蘇聯模式。其指導思想是以培養工業建設人才和師資為重點，發展專門學院，整頓和加強綜合性大學。這一次調整，雖然在短期內較好地滿足了國家經濟建設的需要，卻使得中國的大學理想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倒退?？陀^上講，冷戰鐵幕的阻隔和東西方意識形態的對立，使得我們在文化教育上基本關閉了面向西方的大門；從主觀上看，民族革命與階級革命的勝利，使得具有強烈自主意識的執政黨追求在文化教育上亦徹底擺脫殖民主義影響，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這種訴求在中蘇關系惡化后顯得更加強烈與迫切。追求高等教育本土化的價值取向無論何時都無可非議，但是本土化并不意味著封閉化。而且，高等教育的發展有其自身規律，無論是本土化還是國際化，任何違背規律的推動與舉措，都必然得到適得其反的效果。改革開放以后，為了實現現代化，我們又重新“向西方找真理”。由于美國是西方世界的領袖，所以被我們視為現代化的典范，學習西方一定程度上被簡化為學習美國。在高等教育辦學模式上，自然選擇廢棄蘇聯模式，改學美國模式。主要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一是合并更名、走綜合性之路成為大趨勢。1992-2000年，全國556所高校經合并調整為232所高校，產生了一批巨型大學；同時，許多大學經過學科擴張，變為完全或基本涵蓋全學科的綜合性大學。二是服務社會成為幾乎與科研一樣受到高度重視的價值取向，越來越多的大學與企事業單位和科研院所開展協作辦學，實行產學研結合。三是學院制成為大學內部普遍的制度設計，撤系建院成為時尚，美式研究生院、本科生學院也紛紛被中國高校效法，盡管往往是東施效顰。四是美式評價體系受到推崇，如課題制、根據刊物級別和引用率評價學術論文水平、實行學術假期等等。五是在教學管理體制與機制上，實行美式學分制、以寬口徑教育為導向的大類招生、通識教育、小學期制、學生評教制等等。六是中美合作辦學方興未艾，如中美雙方以政府間協議方式推動的“1+2+1”項目，形式上是中美高校實行學生互換、學分互認、學位互授，但實質上還是以中方向美國派遣學生、修讀美國學分、獲取美國學位為主。
三、警惕高等教育“偽國際化”陷阱
在我們論證什么是國際化的同時，還要思考一個相反的問題，即國際化不是什么？
1.高等教育國際化不應等同于西化、同一化
鴉片戰爭以后，中國精英階層逐漸形成一個共識：追求以“現代性”為內核的“現代化”是中國的必由之路。美國學者布萊克對“現代性”和“現代化”有一個很好的詮釋，“從上一代人開始，‘現代性’逐漸被廣泛地運用于表述那些在技術、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諸方面處于最先進水平的國家所共有的特征。‘現代化’則是指社會獲得上述特征的過程。”這就意味著，“現代性”就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所形成的基本特征，而其他國家獲得這種“現代性”的過程就是所謂的“現代化”。我們必須承認，現代大學傳統是一種西方文化傳統，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第三世界國家從根本上改變西方大學模式。因為“第三世界國家從根本上說是知識‘消費者’，它們在科研、對科學進步的解釋及信息方面依賴工業化國家。世界上絕大部分科學研究是在工業化國家進行的，因為絕大部分科研經費與最先進的設備在那些國家。”由于處于邊緣地位，使得第三世界國家都努力創造條件引進西方大學專家，這又進一步使西方大學模式得到強化。然而，世界大學這種“中心—邊緣”格局，或許隨著中國的崛起而改變。進入新千年以后，中國崛起的速度超出幾乎所有人的預料，中國人的文化自信也相應迅速提升。中國人越來越認識到，“現代性”并非西方的專利，“現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隨著中國模式的逐漸形成并不斷走向成熟，以中國文化和價值觀為內核的另一種“現代性”或許被創造出來。因此，作為文化產物的高等教育，其國際化并不等同于西方化。
2.高等教育國際化不應等同于英語化
語言問題是第三世界大學所面臨的最為嚴重的問題之一?，F代大學教育起源于西方，西方國家、尤其是英語圈西方國家為全球高等教育提供了迄今為止最為成功的教育模式、辦學體制、運行機制和全套價值標準。由于世界上最優秀的大學絕大多數是以英語為工作語言的大學，從而進一步強化了英語的霸權地位。英語霸權與西方大學霸權形成了一種共謀關系。英語霸權提升了西方大學全球影響力，而西方大學的強勢地位又鞏固了英語的霸權地位。盡管西方國家曾對第三世界國家進行過漫長的殖民統治，但在全球民族解放運動沖擊下，許多原殖民國家民族語言迅速復蘇，逐漸取代了西方語言“唯一通用”地位，但西方語言在大學教育中的“霸權”地位卻似乎未被太大撼動。相反，在這些第三世界國家追求現代性過程中，還有被重新強化的趨勢。“目前，第三世界國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使用歐洲語言，但是在高等教育領域，仍主要使用英語。如印度就是這樣。其他殖民地的情況也大致如此。在整個第三世界國家中，英語的影響仍然是強有力的。”不過，這并不意味著采用英語作為教學語言是促進高等教育發展的必要條件。中國從來不是一個殖民地國家，也沒有任何一種西方語言在中國占據過通用語言或準通用語言的地位，除了在極少數局部地區，如香港、臺灣等。但是在教育領域西方語言特別是英語在中國的顯著地位卻與其他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沒有本質的區別。至少在新世紀之前，英語在中國教育中地位的升降，與國勢的強弱沒有邏輯關聯，而一直與國家的開放度呈正相關關系。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前，大學教育“英語化”在中國是一股時斷時續的潛流；就是說它是一個潮流但并未有明確的主張。一方面，中國現代大學確實是在英美大學文化影響下建立與發展起來的；另一方面，中國大學教育史上最輝煌的兩段記憶———20年代北京大學時期和40年代西南聯大時期———都有很深的英語教學的印記，不僅許多教師都有留學英美經歷，能夠熟練運用英語，而且大學里有許多來自英美大學的學者教授，還有一些大學本來就是英美等國教會所辦。不過，這兩段輝煌的歷史，并不一定能夠成為今天中國大學教育英語化的根據，因為那兩段歷史有其特殊性。比如，那時的中國在東南沿海一帶和現代化大都市存在著各個層次的教會學校，英語教育有良好的基礎；再如，那時的大學教育規模很小，是一種很精致的精英教育。中國大學教育英語化由潛流變為明潮與政府的推動是分不開的。八九十年代，在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驅動下，對英語的重視急劇升溫。那時有一個很流行的口號，叫“與世界接軌”。此處“世界”的含義實際上已經縮小為“美國”。美國就等于世界，美國就等于現代化。要與美國接軌，首先需要在通用語言上接軌。1983年，高考英語成績開始按100%計入總分；1987年，在教育部的推動下，英語四六級考試開始在大學中施行；1993年，新東方成立并于2006年成為中國第一家在美國上市的教育機構。2001年，教育部要求：“本科教育要創造條件使用英語等外語進行公共課和專業課教學。”“暫不具備直接用外語講授條件的學校、專業，可以對部分課程先實行外語教材、中文授課，分步到位。”顯然，這是一個普遍性的要求。四年后，教育部在2005年出臺的《關于進一步加強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工作的若干意見》中，對于英語授課的態度有所軟化，文件中雖然仍堅持“繼續擴大雙語教學課程的數量。”不過，文件把以前的“英語授課”改為了“雙語教學”，而且不再提具體量化目標。由于客觀條件所限，英語授課在普通地方院校只是曇花一現，熱鬧一陣后很快偃旗息鼓。但在“211”、特別是“985”高校，英語化思潮一直在發展。歷史證明，任何一種世界通用語言，無不是伴隨著大國的崛起而確立自己的全球地位的。兩千多年前，中東地區的國際交流語言是希臘語，它主要靠的是希臘強大的國力和亞歷山大大帝的軍事擴張。到了7、8世紀，伊斯蘭教的征服使阿拉伯語成為從波斯灣到大西洋范圍內的日常用語。1550年，西班牙完成了對美洲大陸的征服，直到16世紀末其對美洲大陸的統治才開始衰退。在這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西班牙語迅速成為世界通用語言。16世紀末，英國開始崛起，并在18世紀達到高峰。英國對世界文化控制的一個重要工具就是“英語”。在此后的一個半世紀時間里，英語逐漸取代西班牙語成為更廣泛范圍內的世界最主要的通用語言。1894年，美國GDP超過英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二戰后，英國淪落為二流國家。然而，英語卻并沒有隨著日不落帝國的衰落而衰落，這是因為取代英國成為世界頭號強國的美國，也是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美國憑借著它對世界的霸權統治，極大地強化了英語作為世界最主要通用語言的國際地位。英語之所以成為世界最主要的通用語言，主要是大國崛起并影響世界的副產品。從19世紀中后期至今，中國走過了一條由盛到衰、再由衰到盛的曲折道路。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人的語言態度、國家的語言政策也在悄然發生著變化。從2016年起，高考英語分值由150分降到100分，而語文分值則由150分提高到180分。耐人尋味的是，江蘇、浙江、山東等高考改革無一不是從英語入手。這一微妙的變化意味著什么耐人尋味。2005年時，全世界有三千萬人學習漢語，而到2014年，除中國外，全世界學習漢語的人數已達到一億多。全美已有107家孔子學院、400多家孔子課堂。在美國，漢語已成為學習人數增長最快的外語，美國中學放棄日語、改學漢語的現象正在增加。中國也已成為最受美國學生歡迎的五大留學目的地之一。數千年來，語言一直是帝國興衰的晴雨表?；谑澜缤ㄓ谜Z言更替與大國崛起的規律，我們可以預言：在21世紀，漢語勢必取代英語成為全球最主要的通用語言。那將是中國對世界最大的貢獻。用漢語傳授中國發展經驗、講述中國歷史記憶和中國現實故事、闡釋中國文化價值，不僅不會妨礙中國大學走向國際化，相反，它可能正是駛向國際化的直通車。
3.高等教育國際化不應等同于國際商業化
如果要問經濟發展給大學帶來的最大的負面影響是什么？那就是精神高地的坍塌和拜金主義的盛行。許多大學熱衷高等教育國際化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把高等教育市場化延伸到境外，謀求更大的經濟利益。近些年來，在高等教育國際化大潮中，一些高校紛紛采用引進西方大學資源在國內辦國際班或國際校。這種開放的姿態和借助國外優質大學資源促進本國高等教育發展的策略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也有些高校在與國外大學教育機構聯合辦學過程中，偏離了教育的宗旨和正確方向，打著國際化的旗號，收取高額學費，一方面滿足了一部分沒有能力赴國外留學而又希望給文憑鍍一層國際化金色的學生和家長的虛榮心；另一方面又使學校實現了經濟效益的最大化。這是國際化的歧途，值得高度警惕。在這些現象背后，我們不僅能夠看到高校逐利心態已膨脹扭曲到何種地步，而且還能窺見根深蒂固的崇洋媚外和文化自卑心理。國際化是中國高等教育由大到強的必由之路，但“路”在何方、又如何去走，卻需要我們靜下心來深入思考。
作者：艾翔 艾光輝 單位：天津社會科學院 新疆財經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