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博士論文范例

提要:管理類博士研究生培養模式不同，造成其培養質量也存在較大差異。為提升管理類博士研究生培養質量，針對目前培養模式的不足，本文提出構建“放管服導”四位一體+“兩平臺”的管理類博士研究生培養模式，該培養模式的應用有利于提高管理類博士研究生的學術、科研以及實踐能力與水平。

關鍵詞:“雙一流”；管理類博士；培養模式

一、引言

在“雙一流”建設背景下，各個學校學科建設平臺改善了，學科之間的競爭更加激烈了，學科發展的要求更高了。管理學科相比其他理工醫等學科，其學科建設與發展基礎相對較弱。管理類博士研究生作為每個管理學術、科研重要力量之一，其培養質量會影響管理學科的發展。通過改進管理類博士研究生的培養模式，提高其業務素質及研究水平、提升其培養質量及實踐能力，為促進管理學科建設與發展做出其應有貢獻。

二、國內外博士研究生培養模式研究現狀

（一）國內研究現狀。國內學者從博士研究生培養模式的定義、現狀以及發展趨勢等方面進行了相關研究。于若凡、郭建斌分別對中國博士研究生的培養模式、國外不同國家博士研究生的培養模式、國外不同國家的博士研究生培養模式的比較和中國與外國的博士研究生培養模式的比較等主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展望博士研究生培養模式在中國的研究。劉勁松、徐明生研究貫通式培養模式是博士研究生培養模式的重要組成部分，適宜于對知識學習及科學研究有很強連續性要求及成果產出需要較長知識積累周期的基礎學科、實踐性強的醫學和藝術學科、實驗周期長的農學、生命學、工學等學科博士研究生培養。常淑貞研究了當前我國博士生培養模式的現狀，探討了制約博士生培養模式創新的因素，提出了改進博士生教育培養模式的策略。賈曉紅、劉向鋒、王人成以美國佐治亞理工學院機械工程專業博士生教育為背景，對博士生的培養目標與方式、培養內容與基本要求、博士生資格考試與開題、科研工作與論文答辯等諸多培養環節的分析和研究，為提高我國博士生教育質量提出了建議：應取消對學習年限的規定或延長學習年限；建立博士生和導師之間的雙向選擇與淘汰機制等。包水梅研究認為，我國博士生教育亟待轉向內涵式發展，培養創新人才，借鑒“美國模式”改革我國博士生培養模式。魏玉梅、劉先春研究了人文社科類博士研究的培養具有自身的規律性與特殊性，主要表現在培養目標、培養過程、培養評價等三個方面。借鑒英國一流大學文科博士生培養的成功經驗，比如學術自由理念下的探究性學習方式、跨學科的培養制度、注重科研與學術訓練的課程設計、博士研究生培養的淘汰率、多元化的導師制度等對我國文科博士生的培養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譚金祥、石遠、任國勝通過對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科學博士研究生與中國高?？茖W博士研究生的培養模式進行對比，分析中法博士研究生入學條件、獎學金制度、理論課程學習、課題開題、匯報、答辯及畢業的差異，為我國研究生教育改革提供借鑒。

（二）國外研究現狀。英國博士的培養模式為復合型博士培養模式。法國博士生的培養模式為：招生“零考試”，申請人須過“三道關”、“兩段式”過程培養，以“研究”突出培養、指定負責導師，采用導師小組聯合指導、重視博士論文撰寫的指導，嚴把“出口關”。日本的博士培養模式適合企業對高層次人才以及個人成長的需要，博士生培養機構不斷做出改善，呈現出培養目標體系化、培養過程針對性強、教育機構及其職能多樣化、保障體制健全等特點。德國博士生的培養模式主要有傳統的“師徒制”和小規模的“研究生院”，其中尤以前者為主，而這種缺乏系統管理、散兵游勇式的培養模式已不能完全適應目前科學發展的需要。德國的兩種博士生培養模式，認為“師徒制”模式重視博士生盡早融入導師的教席工作，旨在為未來的教學與研究工作積累經驗，而“結構化”模式為博士生設立了跨學科、跨機構和跨國界的研究平臺，目的是增進師生交流，提高博士生培養質量，培養博士生畢業后應對更廣闊就業市場需求的綜合技能，傳統“師徒制”模式和“結構化”模式相互補充，構成德國多元的博士生培養模式。澳大利亞的博士生培養模式經歷了學術主導的“課程學習+學位論文”模式、職業導向的“P/W/U三維協作”模式以及職業性與研究性并重的“以學生為中心的實踐導向”模式，共三代各具特色的發展階段。瑞典的博士生培養模式，認為從入學到最后博士論文撰寫、評審階段，導師介入的力度大，學生自由發揮的空間大，首先導師負責嚴格控制入學生源質量，中期對學生指導力度大，對博士論文質量嚴格把關，導師的直接指導在學生的科研成果中占重要比重；學生在學習和科研階段的科研和創新能力培養擁有很好的學術氛圍和條件保障，并具有較多合作和交流機會；博士論文的撰寫形式靈活，但評審嚴格，對答辯組織高度重視，這種培養模式對于提高學生的創新能力和綜合素質有著很大的作用。國內外研究現狀表明，大多數研究集中在理工科醫學博士研究生培養模式研究，較少涉及管理類博士研究培養的研究。

在胡庚申教授的帶動下，國內的翻譯研究者不自2001年胡庚申教授在第三屆亞洲翻譯家論壇上首次提出翻譯適應選擇論至2011年11月11～13日第二屆國際生態翻譯學研討會在上海海事大學召開，生態翻譯學經歷了十年大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正如其領軍人物胡庚申教授所說，“生態翻譯學起初基本上是‘個人行為’，多年來的困難、困惑、挑戰太多;……但從現在起，生態翻譯學研究已經成了‘群體行為’，或者說是‘組織行為’了”［1］。目前，生態翻譯學已引起了國際翻譯界的關注和興趣。本文擬簡述生態翻譯學的十年發展歷程及其研究現狀，在此基礎上對生態翻譯學的未來展望一二。   一、生態翻譯學十年發展回顧   生態翻譯學起步于2001年。胡庚申教授受了達爾文進化論的啟發，將其中的“自然選擇”即“適應/選擇”學說引入翻譯學研究，最早提出了翻譯適應選擇論［2］。在此基礎上，胡教授十年磨一劍，建構并發展了從生態學視角對翻譯進行綜觀整合性研究的生態翻譯學，擴大了翻譯研究的視野。胡教授曾撰文說:“在全球性生態思潮的影響之下，由于中國古代生態智慧的啟發、相關領域學科發展的激勵以及譯學界生態取向翻譯研究的促進，再加上現有譯學理論研究的局限與缺失所產生需要，生態翻譯學便應運而生”［3］64。   2004年，胡教授的專著《翻譯適應選擇論》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在這部生態翻譯學的奠基之作中，胡教授闡釋了該理論體系的哲學理據(即達爾文“適應/選擇”學說的基本原理和思想)，從“適應”與“選擇”的視角對翻譯的本質、原則、過程、方法和譯評標準等作出了新的描述與解釋，并以其在兩岸三地部分高校的實證調查對該理論體系的有效性作出了一定程度的檢驗和證實。胡教授將“譯者為中心”作為該理論體系的核心翻譯觀，從譯者的角度出發，將翻譯定義為“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將“多維度適應”與“適應性選擇”作為翻譯的原則，提出并例證了“三維”轉換的翻譯方法。胡教授認為，評價翻譯主要看譯品的“整合適應選擇度”。理論上講，“最佳的翻譯就是‘整合適應選擇度’最高的翻譯”［2］144。而評價和測定“整合適應選擇度”有三個參考指標:即多維轉換程度(尤其是“三維”轉換程度)、讀者反饋和譯者素質。   之后的幾年中，胡教授仍孜孜于生態翻譯學的進一步發展，每年都有生態翻譯學方面的學術文章發表在國內外重要期刊上。2008年，其研究課題“生態翻譯學:譯學的生態視角研究”獲得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立項資助;2009年，《上海翻譯》開辟“生態翻譯學研究專欄”，胡教授在該刊第二期撰文，將翻譯的定義擴展為“翻譯是以譯者為主導、以文本為依托、以跨文化信息轉換為宗旨的譯者適應與譯者選擇行為”［4］6;2010年4月，“國際生態翻譯學研究會”在中國澳門成立，創辦了會刊《生態翻譯學學刊》，并于11月9日～10日在澳門理工學院召開首屆國際生態翻譯學研討會。來自世界各地的56位專家學者參加了這次研討會，并對這次大會的召開、對生態翻譯學的創立和發展、對國際生態學研究會的成立給予了高度評價。國際生態翻譯學研究會顧問、《視角:翻譯學研究》(Perspectives:StudiesinTranslatology)雜志原主編、丹麥哥本哈根大學教授凱伊•道勒拉普(CayDollerup)指出，生態翻譯學是成長于歐洲語境之外的第一個真正具有“原創”意義的翻譯理論［5］34。2011年11月11～13日第二屆國際生態翻譯學研討會在中國上海召開，以“生態翻譯學十年:回眸與展望”為主題。來自世界各地的60位專家學者參加了這次大會。由此可見，肇始于中國、由中國翻譯界學者首倡的生態翻譯學已引起了國外譯界越來越多的關注和興趣，正在向著更大的范圍拓展。   在胡庚申教授的帶動下，國內的翻譯研究者不斷加入到生態翻譯學的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行列中，以生態翻譯學歸類和直接以生態翻譯學命名的各項研究逐年增加。“近年來已有逾百篇有關生態翻譯學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的文章在海內外發表，全國也有60余所高校師生(碩士/博士)運用生態翻譯學的基礎理論作為整體的理論框架完成學位論文和發表研究論文”［6］5。筆者在CNKI上鍵入檢索詞“生態翻譯學”，從2001年至2011年11月25日的全部期刊論文(包括優秀碩博)中，按題名方式檢索到50篇題名含有“生態翻譯學”的文章，其中碩士論文3篇，博士論文0篇，有關召開首屆、第二屆國際生態翻譯學研討會的通知5篇;除5篇通知外的45篇論文中，理論研究型論文13篇，約占總論文的29%;應用研究型論文32篇，約占總論文的71%。筆者又在CNKI上鍵入檢索詞“適應選擇論”，從2001年至2011年11月25日的全部期刊論文(包括優秀碩博)中，按題名方式檢索到59篇題名含有“適應選擇論”的文章(與前述50篇題名含有“生態翻譯學”的文章無一重復)，其中碩士論文14篇，博士論文0篇，有關《翻譯適應選擇論》一書的書評4篇;除書評外的其余55篇論文中，理論研究型論文7篇，約占總論文的13%;應用研究型論文48篇，約占總論文的87%。筆者在CNKI上鍵入檢索詞“適應選擇”，從2001年至2011年11月25日的全部期刊論文(包括優秀碩博)中，按題名方式檢索到196篇題名含有“適應選擇”的文章，其中部分文章與生態翻譯學或翻譯適應選擇論無關;有2篇博士論文，一篇與生態翻譯學無關，另一篇題名為“譯者的適應與選擇:外宣翻譯過程研究”，是國內首篇運用翻譯適應選擇論完成的博士論文。   二、生態翻譯學研究現狀分析   筆者利用google引擎“學術搜索”“生態翻譯”，用時0．09秒找到27，200條相關結果。但用google引擎“學術搜索”“eco-translation”，用時0．05秒只找到26條相關結果(2011/11/28)。這說明雖然生態翻譯學已引起國際譯界的關注和興趣，但在國際上仍未產生較大影響。上述檢索結果和筆者在CNKI上的檢索結果也說明，目前生態翻譯學在國內已產生較大影響，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及翻譯研究者開始從事生態翻譯學研究。從筆者在CNKI上的檢索結果來看，在檢索到的100篇學術論文中，目前大多數有關生態翻譯學的研究都是應用研究型的，占80%;少數是理論研究型的，占20%。在胡庚申教授集中闡述的九個生態翻譯學研究焦點與理論視角中［6］5－9，這些論文較多選取適應/選擇、“三維”轉換、譯者中心、譯有所為等理論視角以及生態范式、生態翻譯環境等命題，較少關注生態理性、關聯序鏈、“事后追懲”等理論視角，這方面的理論應用研究還有較大的發展空間。#p#分頁標題#e#   胡教授在首屆國際生態翻譯學研討會上指出，生態翻譯學至多是普通翻譯學下屬的一個分支，而且尚未被完全接受和認可［1］。筆者在google和CNKI上的檢索結果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生態翻譯學要在國內外譯界牢牢地確立自身學科地位并獲得長足發展，還有待更多生態翻譯學人在理論、應用研究方面，尤其是生態翻譯學理論研究方面耕耘不綴。正如王寧教授所言，“生態翻譯學還任重道遠，它距離一個成熟的翻譯學子學科還有著相當漫長的路要走。在這方面，美國生態批評發展的成功經驗足資參考借鑒”［7］。   三、生態翻譯學未來   令人欣喜的是，就在筆者撰寫本文時，讀到了思創•哈格斯的《生態翻譯學R＆D報告:十年研究十大進展》一文。該文提到生態翻譯學的下一步發展計劃，如他們“將于近年內出版《生態翻譯學導論》、《生態翻譯學:理論應用與評析》、《生態翻譯學:理念大“觀”園》、《生態翻譯學學派透視》、《生態翻譯學:下一個轉向》等專題著作。……將繼續建立和健全國際生態翻譯學研究會的工作機制，利用好‘國際生態翻譯學’網站，召開好序列性的國際生態翻譯學研討會，并努力辦好《生態翻譯學學刊》(中英文版)。……十年之內，我們將通過多種方式集中培養多名生態翻譯學博士和博士后研究員，從而使‘生態翻譯學學派’在國際翻譯學界享有一席之地”［8］。這是一個宏偉藍圖，也只有如此，中國的生態翻譯學才能實現“先國內、后國際”的發展戰略，才能通過生態翻譯學者的學術活動“旅行”到世界各地。中國的生態翻譯學者才能像美國生態批評家在中國和印度找到知音一樣，在國際譯界覓得知音。斷加入到生態翻譯學的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行列中，以生態翻譯學歸類和直接

作者：李亞敏 陳俊國 單位：第三軍醫大學

一、國外研究生教育的學制

(一)6年一貫制的德式學制。其招生對象為高中畢業或專業學校的畢業生,學制6年,實現以大學為基礎,學科為中心,理論教學、實驗室訓練和臨床實踐的漸進式教學模式。學生通過國家考試和論文答辯,授予醫學博士學位。大多數歐洲國家實行這一學制[1],如芬蘭、荷蘭、葡萄牙、西班牙等。

(二)6年一貫制的俄式學制。其招生對象為高中畢業生,前3年為醫學前期教育,后3年進行專業教育,畢業授醫學博士學位。獨聯體國家如亞美尼亞、哈薩克斯婦、烏克蘭等實行這種學制[1-2]。

(三)4+4年制的美式學制。其招生對象為具有學士學位的文理科大學本科畢業生,前4年為醫學前期教育,后4年為醫學院教育,實行集中指導下的核心課程為主干的自由選課制度。學生完成課程,修完規定學分,通過論文答辯,授醫學博士學位。美國、加拿大、韓國和菲律賓等國實行這一學制[1-2]。

(四)5+3年制的英式學制。其招生對象為高中畢業生,前4年為理論教育,最后1年為臨床實習,畢業授醫學學士學位,英聯邦國家實行這一學制,如英國、新加坡、斯里蘭卡、巴基斯坦等。獲得學士學位以后經過考試和推薦就讀醫學碩士學位,時間是1-3年。在實行多學制的世界各國中,學制為6年制的國家或地區最多,為90個國家,占56.6%;居于第二位的是7年制,為53個國家,占33.3%;排在第三位的是8年制,為15個國家,各占9.4%;排在最后的是9年制,為1個國家,占0.7%。

二、國外研究生教育的模式[2](附表)

2019年春節，一個被萬千學子所敬仰的北京大學聘用的博士后因不知道“知網是什么”，引發了一件學術圈大案。本來是一件學術丑聞，但因主人公翟天臨是電視公眾人物而升級為全社會轟動的新聞熱點。一時間，把北京大學和北京電影學院兩所高校也推上了風口浪尖。此外，網友們憑借著網絡時代的“人肉搜索”技術手段，把翟天臨的同學和老師也翻了個底朝天，弄得人人自危。事發后，我們可以看到，不論是行政部門教育部，還是主流媒體《人民日報》都對這個事件給予了高度關注。事情的最后處理結果是，翟天臨自動放棄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博士后機會，并且在坐實學術不端的情況下被北京電影學院撤銷博士學位，而他的導師也被一并取消博士生研究生導師資格。“翟天臨無心一語，卻打開了一扇暗啞老舊的門扉——歷史常常在這種貌似無意義的小事件或小人物身上爆發。”[1]從整件事情的過程來看，正是知網撕開了這個口子。知網何以有如此大的能量？一個明星學術不端何以造成如此巨大的社會影響力？筆者試著以分析知網與學者、學位授予單位及學術期刊的關系來揭開這些謎底。

一、知網與學者

在這個事件發生之前，翟天臨一直以學霸身份混跡于娛樂圈。醉心于名利場的他本希望憑借著自己或明或暗的關系在學術圈再撈一把，卻沒想到摔了一個重重的跟頭。也只有這個事件發生之后，人們才知道在娛樂圈眾多的明星里，擁有博士學位的人寥寥無幾。究其原因，北京電影學院退休教授、第四代導演謝飛一語道破天機。2019年2月15日，也就是事件發生后的第六天，謝飛教授在《成都商報》上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其中提到“像我們電影學院以培養史論研究的‘電影學系’可以設立博生研究生教學，其它以專業知識技能培訓的編、導、演、攝、錄、美、制、動畫等專業是不適合的，也沒必要開展這樣的純理論研究型的博士研究生教學！”[2]言外之意便是研究型博士學位課程對藝術創作專業的實踐幫助并不是很大。因此，也可以說這個博士學位對翟天臨演藝成績的取得并沒有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但由學術圈而來的“學術不端”這項罪名對于他這個社會公眾人物來說卻是致命的，他的一句“知網是什么東西”幾乎把他之前所有的成績都付之一炬，有人把它總結為“辯證法的吊詭在此顯出真面目”[3]。知網是什么東西？知網是由清華大學、清華同方于1999年6月發起的一項以實現全社會知識資源傳播共享與增值利用為目標的信息化建設項目。經歷了這么多年的與期刊界、出版界及各內容提供商的合作，其早已發展成為集期刊、博士論文、碩士論文、會議論文、報紙、工具書、年鑒、專利、標準、國學、海外文獻資源為一體的、具有國際領先水平的網絡出版平臺。因此，對于任何從事學術研究工作的人來說，知網是一個必經之地，也是一個重要的戰場。翟天臨作為一個正兒八經的擁有博士學位的學者，卻對現在連本科畢業生都知道的知網一無所知，實在是不應該，但更不應該的是他在知網上為數不多的文章還涉嫌嚴重抄襲。事發后，新京報記者對翟天臨的文章進行了檢索，發現只有兩篇文章，一篇報紙和一篇期刊論文。其中，《談電視劇<白鹿原>中“白孝文”的表演創作》這篇期刊論文在經知網學術不端行為檢測系統檢測后顯示，有1處疑似剽竊他人觀點，7處疑似剽竊他人文字表述。在這篇只有2851字的文章里，去除本人文獻文字復制比結果為39.4%，也就是說有1646字的內容與他人發表內容一樣。[4]事實上，在2017年劉進擔任導演的電視劇《白鹿原》中，白孝文的出演者正是翟天臨。無論如何，《白鹿原》劇本他是看過的，甚至是熟讀過的。尤其是關系到白孝文的片段，他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梢哉f，沒有多少作者能有他這份經歷。他只要能把自己在演藝過程中體會到的真情實感稍微動點腦筋加以分析綜合，都是第一手資料，都是具有學術價值和實用價值的經驗之談。但恰恰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他的論文卻漏洞百出，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更諷刺的是翟天臨事件發生的時間正好是2019年春節期間，這個“假”博士在2019年春晚上剛剛扮演了一個打假警察。假如沒有知網，我們還真不一定能發現翟天臨原來是一個水貨博士。因為人們是先發現他“竟然不知道知網是何物”這個漏洞，才來檢索他的文章。不是先檢索他的文章有問題，才來質問他的學歷。但有了知網，一切就變得清清楚楚。包括你的論文有多少字？有多少屬于你自己的觀點？有多少涉嫌抄襲？抄了誰的？都能在第一時間反映出來。數據是冷漠無情的，但數據也是最不會撒謊的。目前，翟天臨的博士學位被北京電影學院撤銷，至于我們還能不能在知網上看到他的博士學位論文，現在已經不重要了。翟天臨從神壇跌入谷底，可能今生再無緣知網，因為本質上他并不是一位學者。由此，我們不得不感謝有了知網這個平臺，給了學術一個重要的監督渠道，也讓每個從事學術的人對學術產生敬畏之心。知網是一個容器，是一個晾曬平臺。對于學者而言，無論是學術大腕，還是學術小卒，無論是政商名流，還是寒門學子，在這里都一視同仁。

二、知網與學位授予單位

翟天臨之前之所以敢于在各個公共場合炫耀自己的高學歷，主要在于他的這個學歷不是空穴來風，他是堂堂正正被北京電影學院授予學位的博士生。只是他的一句“知網是什么東西”暴露了他的學位名不符實。因為在北京電影學院博士學位申請條件里有明確規定“凡我校錄取的博士生，在校期間個人獨立或與指導教師聯合(本人擔任第一或第二作者)在國內外公開出版的學術期刊上正式公開發表與本學科相關的至少2篇學術論文，其中應至少有1篇在中文核心期刊發表”。[5]而這個翟天臨不僅未滿足正常畢業條件，其中一篇文章還涉嫌抄襲。這次東窗事發，很多人把它歸咎于翟天臨自身的“作”，結果是搬塊石頭砸了自己的腳。還有人說，翟天臨不僅害了自己，還害了一群人。事實上，筆者要說的是恰恰也是這一群人害了一個年輕人。不難發現，事件發生之后，輿論重心在翟天臨身上短暫停留之后，便直逼北京大學和北京電影學院兩所學位授予單位而去。因為翟天臨是完完整整地走完了博士培養程序的，他拿到的學位證書是真的，包括他在微博上曬的北京大學博士后錄取通知書也是真的。假如沒有這次偶然事件，誰也不敢貿然質疑他的學霸身份。因此問題就來了，翟天臨明明不夠條件，他是怎樣拿到學位證書的？責任顯然在于學位授予單位。由此，“翟天臨學術不端事件”已經不再是一件簡單的個人誠信事件，而是一件重大輿論危機，并且事關國家教育部門形象。所以，教育部才在第一時間回應此事：“調查不光是涉及到本人是否涉嫌學術不端，也涉及到工作的其他各個環節有沒有問題。”[6]而在事后的調查結果里面，兩所學校分別承認了自己在培養和招生環節存在失誤，特別是其導師硬是被取消了博士研究生導師資格。另外，在謝飛教授的那篇《大學藝術創作專業需要開設理論研究型的博士學位教學嗎？》評論中，他還呼吁大家停止網絡暴力，“對犯過錯誤、有污點的人，特別是年輕人千萬不要一棍子打死”。[7]這篇文章雖有護校護生之嫌，卻是一篇極具理性的反思性文章。民眾可以原諒翟天臨的虛榮心，但卻不能對學位授予單位的糊涂賬置若罔聞。翟天臨事件是一次信任危機，不僅牽扯學者個人誠信的失德，也涉及到部分高校在招生錄取培養過程中的管理失范，同時還關乎到整個社會的誠信體系建設。正如一位記者所言翟天臨“學術不端不是小事一樁，更不是娛樂事件，它不僅關乎道德誠信，更關乎教育公平，其背后的問題遠不是一個藝人的‘人設崩塌’可以涵蓋。”[8]這不是一個低級錯誤，因為這件事情本身很難讓大家相信之前就沒有其他“翟天臨”。翟天臨一個人事小，但是一群“翟天臨們”活活地占用了那么多本來就很少的博士學位指標卻是大事。而且對于這部分人來說，博士學位只是拿來給自己貼金的一個裝飾品，對于他們的實質性事業甚至沒有多大用。而他們卻讓大一批靠自己努力并把改變命運寄托于此的寒門學子望塵莫及，這種赤裸裸的差距才是最可惡的。翟天臨這種騙子固然可恨，后面為其大開綠燈的人才更可恨。但可恨歸可恨，至少在事情責任尚不明朗的情況下，民眾不能把私憤發泄到某一個人頭上。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人對北京電影學院院長追著不放，甚至可以說是變相的人身攻擊。當人們喪失理智地去參與到這樣一場“泄憤”狂歡，追逐網絡暴力帶來的刺激時，同樣是一種病態。在這個既真實又虛幻的網絡世界中，誰也不敢保證，誰一定不會成為下一個受害者。為了最大限度地平息輿論，化解民憤，當然也是為了遏制這種現象再發生。教育部辦公廳在2月底連續了兩個公文，《教育部辦公廳關于進一步規范和加強研究生培養管理的通知》（教研廳〔2019〕1號）和《教育部辦公廳關于進一步規范和加強研究生考試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學廳〔2019〕2號）。一個是規范和加強研究生培養管理，一個是規范和加強研究生考試招生工作，不能說這兩份文件完全是因為翟天臨事件，但也不能說毫無關聯。尤其是教研廳〔2019〕1號文件，實實在在給廣大學位授予單位敲了一個警鐘。其中提到“狠抓學位論文和學位授予管理”、“強化學位論文抽檢結果使用”和“加大評估和問題單位懲戒力度”，可謂在廣大學位授予單位頭上懸了一把利劍。另外，在今年的兩會期間，“加強科研倫理和學風建設，懲戒學術不端，力戒浮躁之風”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中。所有這些政府行為，讓我們又一次看到了希望，夯實了信心。上文提出，假如沒有知網，我們很難發現翟天臨是個水貨博士，相應地我們也很難去質疑一些高校在招生錄取過程中存在不規范行為。假如沒有知網，這種檢查只能靠各高校內查，或者互查。而有了知網，各種暗箱操作便成為了一個隨時都可能會爆炸的定時炸彈。因此，看起來知網和學位授予單位沒有多大關系，甚至八竿子打不著。但是，既然是學位授予單位，學生必須在學習過程中滿足一定的學術成績才能拿到學位證。而知網就是學術成績的容納器，因此就把知網和學位授予單位聯系了起來。教研廳〔2019〕1號文件提出“探索建立學術論文、學位論文館際和校際學術共享公開制度，以公開促進學術透明，主動接受社會監督。”其實知網在這個方面已經做了很多，起碼翟天臨事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也只有對學位授予單位施以高壓，才能有效地遏制學者學術不端?，F在越來越多的高校都把公開發表一定數量的學術論文作為碩士和博士畢業的硬性條件，而且也有越來越多的高校把碩博士論文上傳知網。因此，知網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監督窗口，實際上也把那個定時炸彈的“按鈕”放在了人人皆可觸碰的地方，成為預防學術不端的一個重要機制。

三、知網與學術期刊

從科研倫理角度而言，是保證文章原創性的前提，是為了預防學術不端。就像人們制定法律宣傳法律，不是為了懲治犯罪，而是為了預防犯罪。但假如沒有知網，沒有大數據時代的學術不端文獻檢測系統，我們還真的缺乏一個約束科研倫理的他律性工具，而只能依靠學者的自律和微不足道的檢舉。但有了知網等這類網絡出版平臺，文章重復率便一清二楚。但有了這個利器，用和不用，怎么用？便又成為了一個問題。這就牽扯到誰來把這個關？學位論文當然是靠學位授予單位，而期刊雜志的把關者顯然是期刊社，而與學者打交道時間最長的也正是期刊社。回到翟天臨《談電視劇中“白孝文”的表演創作》這篇文章，既然有這么高的重復率，甚至還涉嫌嚴重抄襲，為何還是能夠發表？在學術活動中，我們痛恨學術腐敗，痛恨像《求索》等一些學術期刊在一些膽大妄為的主編手中成了牟利的工具。但還有一種學術縱容同樣值得警醒，一些期刊不求上進，但求有稿就發，甚至文章重復率門檻也形同虛設。盡管我們認為學術期刊有著劃分檔次的必要性，但是并不意味著非核心期刊要在這一關失守。一篇文章，只有在保證原創性的基礎上才能談學術貢獻，因此文章，應該是任何期刊在接到作者稿件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恰恰在這第一件事上，學術期刊再次對翟天臨放了水。事實上到最后，果然這件事害了他。上文提出，假如沒有知網，我們很難發現翟天臨是個水貨博士。更難發現由于一些學校在招生培養過程中的不規范，還可能存在很多“翟天臨們”。但是一個更為殘酷的現實是，即使有知網，我們也并非一定能揪出問題。盡管現在越來越多的學校把碩博士論文上傳知網，但范圍并非覆蓋所有學校，并且學校上傳的時間進度也沒有期限要求。如果這次不是翟天臨自己犯下“不知知網是什么東西”這么低級的錯誤，指望我們去追查他的材料，或者指望通過輿論去迫使相關學校自我調查，可能結果又是另外一番結局。盡管他不知道“知網是何物”，怪就怪在他在知網上竟然還有一篇文章，也難怪有人質疑這篇涉嫌嚴重抄襲的文章到底是不是他本人所寫。僅僅是這篇文章又進一步暴露出他的學術不端，只能說他運氣壞到了極點。另外，如果沒有人去把這篇論文拿去再，又有誰會發現這篇經期刊正式發表并且上傳知網的文章還有著這么高的重復率。就像剛剛上文所講，事發后，我們把矛頭直指翟天臨，卻忽略了學校。事實上，學術期刊也有責任。如果當時這個期刊以重復率過高打回讓其修改或者干脆拒絕發表，或許不會對今天的結局有什么改變，但至少翟天臨少了一個污點，期刊的名聲也能得以保留。翟天臨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當前的學術環境不容樂觀，但在這個事件的處理過程中，板子顯然不能只打在作者身上，后面的期刊社同樣難辭其咎。期刊社把關不嚴，罪魁禍首是背后學術體制對期刊社機構地監管不力。而知網給了學術圈一個重要的監督力量，在共享所有人的學術成果的過程中也賦予了所有人知情權和監督權，同時也把期刊囊括了進來。至此，知網織了一個巨大的網，它完美地把學者、學位授予單位和學術期刊網在了一起。

［摘要］在終身教育、學習型社會和積極老齡化的浪潮推進下，研究者們日益關注老年教育，尤其是社區老年教育。近20年來，社區老年教育研究趨向涵蓋概念與理論基礎、特征與功能、發展模式、現存問題與策略等，但還存在諸多不足。應在保持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繼續提高研究層次，加大社區老年教育特色化和本土化實踐力度，探索和深入農村社區老年教育研究。

［關鍵詞］社區老年教育；研究綜述；老年教育研究

2017年，國家統計局最新的統計年鑒數據顯示，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為2.41億，占總人口比重17.3%；65歲以上老年人口為1.58億，占總人口比重11.4%（此為抽樣樣本數據，抽樣比為0.837‰）。顯然，老年人口結構比重愈增，老齡化問題愈加嚴峻。近年來，構建學習型社會和終身教育的開展，積極老齡化的倡導，傳統的家庭養老方式已難以滿足時展和老年人的物質和精神生活需求，老年教育備受重視。社區是老年人生活的主要單元，社區老年教育作為老年教育的形式之一，日益成為社會和教育界的熱點關注話題。本文對近20年來社區老年教育研究狀況進行了梳理和分析，并對未來社區老年教育的研究趨向加以展望，旨在發現社區老年教育新問題，促進其理論與實踐研究。

一、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

以“老年”“社區教育”為關鍵詞，基于CNKI高級檢索項，對全部數據庫文獻進行跨庫檢索，共得全部文獻759篇（時間跨度為1994-2018）：期刊論文637篇，碩博士論文55篇，報紙32篇，國內和國際會議35篇。對每篇文章研讀和分析后，剔除全部文獻中的重復稿件和與研究不相關的文獻，剩余文獻198篇（時間跨度為1999-2018）：期刊論文135篇，碩博士論文28篇，國內和國際會議9篇，報紙26篇。以社區老年教育的198篇文獻為研究對象，并對每篇文獻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問題與研究結論及其內在邏輯性進行研讀梳理。

二、研究結果與分析

通過對198篇文獻的整理與分析，主要從社區老年教育的概念與理論基礎、特點與功能、教育模式、現存問題與解決策略等方面展開綜述。

摘要:科研誠信是學術研究的首要和基本問題，是學術創新的基石。研究生是學術研究的后備軍，是學術研究創新發展的希望。因此，科研誠信是研究生成為合格的科研工作者必備的品質之一，也是建設良好學風的必然要求。要加強研究生的科研誠信教育，將科研誠信教育納入到研究生的必修課之中，同時完善研究生科研誠信考核與處罰制度，改變功利性的管理模式和評價體系，才能培養良好的科研誠信學風，我們的學術研究才有希望，才能創造出更多更好的學術精品。

關鍵詞:研究生;科研誠信教育;必要性;應對措施

近年來，隨著國家對科研工作越來越重視，科研誠信的政策制度和管理措施進一步完善，科研不端行為不斷被曝光和處理，引起全社會的高度關注。被曝光和處理者，有業已成名成家者，有冉冉升起的學術新星，亦有準備進入科研領域研究生們?？蒲胁欢诵袨楸仨毷艿綉械奶幜P，才能凈化學術環境，促進學術發展。但面對一樁樁科研不端事件，我們不僅僅嘆息誤入歧途者的可惜，更應該思考如何避免新的科研失信事件的發生。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做的工作很多，涉及到科研的各個層面，但總的來說，一靠制度，二靠教育。隨著科研誠信制度的逐步完善，加強科研誠信教育就顯得更為重要，尤其是作為準學者的研究生們，更應該接受嚴格的科研誠信教育，知道哪些行為不可為，才能在以后的學術生涯中遵守學術規范，嚴守學術道德底線，杜絕學術不端行為。

一、科研誠信的內涵

科研誠信是指“在開展科學研究或學術研究過程中的真實性和可信性”〔1〕，是學術研究的首要和基本問題，是學術創新的基石?？蒲姓\信不但體現在科學研究的成果中，也體現在科學研究的過程中，違背科研誠信的行為被認為是科研不端行為?？蒲胁欢诵袨榘?ldquo;在建議或申請、實施研究和交流、報告和呈現成果的整個研究過程中，以及在評議、評價和報道研究及其成果的過程中，所出現的偽造、篡改或剽竊及其他嚴重背離廣泛認同的研究行為的情況”〔2〕。在科研過程中，研究人員或因承受較大的科研壓力，或受到巨大利益的誘惑，或因知識、方法、能力的缺陷，背離學術研究的基本倫理原則，從而做出科研不端行為。近年來，隨著科研誠信制度的不斷完善和互聯網科學技術的進步，科研不端行為屢屢被曝光，產生廣泛而惡劣的社會影響，給科研誠信和倫理帶來極大的挑戰。

二、加強研究生科研誠信教育的必要性

從事科學研究要遵守學術規范，要做到科研誠信，這是毋庸置疑的。但不能想當然地認為每一個科研人員都能自覺地做到科研誠信，因為有些學術道德規范、科研行為準則需要通過學習來了解，并且在日后漫長的科研生涯中時刻告誡自己要遵守最基本的學術道德規范，避免懈怠，拒絕誘惑，和學術不端行為說不。因此，科研人員要自覺地了解、理解和遵守相應的學術規范，并以此指導自己的學術研究實踐。對于準備進入學術研究領域的研究生們，加強科研誠信教育更具必要性。

摘要：本論文以中國知識期刊網自1979年至2018年發表的花兒研究文獻內容為分析對象，從音樂文獻學的視角出發，將改革開放以來的花兒研究動態和發展趨勢進行呈示。從數量看2001年是分水嶺，數量比之前陡增十倍；從內容看，花兒研究動向與國家大政方針密切相關，也體現出音樂文獻學對花兒研究方法的導引價值。

關鍵詞：音樂文獻學;花兒歌種;發展趨勢

“文獻”一詞最早的提出者是生活于2500多年前的孔子。他對學生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這是現存資料關于“文獻”一詞的最早記載，也是孔子感慨文獻不足而無法深入去考證夏商之禮。各個領域的研究都是如此，缺少文獻的支撐使很多領域的研究都處于滯后甚至空白狀態，文獻的重要性可見一斑。音樂文獻學在音樂領域的研究中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而音樂文獻學也是20世紀80年代逐漸發展起來的。音樂文獻學是通過對音樂文獻的研究，揭示音樂形態變化、社會流傳和發展規律，并為音樂文獻的使用提供理論依據的一門較新的學科。因此，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研究的需求，音樂文獻學本體的研究也越來越受到業界的重視。產生于明代的花兒作為廣泛存在于我國西北地區的音樂形式已有幾百年的歷史，對于花兒的研究近年也越來越得到學界專家的重視。

一、1979年—1989年花兒研究發展趨勢

從1979年1月1日到1989年12月31日，檢索到有關花兒研究內容的文章共113篇,核心期刊和普通期刊的比例差異明顯，以普通刊物為主。（一）文章研究的對象花兒音樂分析、花兒演唱、創作的花兒劇、花兒音樂民俗文化、不同地域花兒的相互關系、花兒的歷史形成以及花兒音樂審美等方面。（二）文章的敘述內容從民俗學的角度對花兒、花兒會的民間傳說、口頭故事等進行介紹；從文學的角度對花兒歌詞的語法、方言、詞式結構等進行分析。（三）文章作者的學術身份1.花兒演唱名家有朱仲祿、蘇平等，他們對花兒音樂的類別、音樂表現和演唱技藝等進行了介紹。2.高校民俗學、文學等方面的學者有蘭州大學中文系教授、民俗學家、民間文藝學家柯楊。他在1980年與雪犁合編《花兒選集》；在1981年香港的《文叢》第3期發表了《西北高原的一顆明珠——甘肅蓮花山花兒漫記》，把花兒音樂介紹到了海外。此外，還有郗慧民、屈文焜、卜錫文、魏泉鳴等學者。3.專業音樂學者，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研究員喬建中于1987年在《中國音樂學》發表《甘肅、青?；▋簳稍L報告》一文，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對花兒音樂的形態從音樂材料的分析到其歷史成因和傳承等方面進行了論述。這一時期總的來說，對花兒的研究還是以文學性研究為主，對花兒的曲令音調的研究較少。

二、1990年—2000年花兒研究發展趨勢

從1990年1月1日到2000年12月31日，這十年內發表的花兒研究文章為106篇，這一時期普通期刊和核心期刊的比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核心期刊中有關花兒的研究比上一時期明顯提升。1.民俗學、文學角度的研究，從介紹、描述型發展到較深層次的以田野調查為基礎的系統研究。如柯楊于1997年發表在《中國典籍與文化》第3期的《花兒會——甘肅民間詩與歌的狂歡》一文。2.研究視角有所拓展。如杜亞雄1997在《民間文學論壇》發表的《“洮岷花兒”與生殖崇拜》已經涉及社會學方面的問題。3.文章研究涉及的內容與前一個十年大致相同，但在結構上有了一定的調整，花兒研究中音樂旋律分析比例有所增多，逐步由文學性研究向音樂性研究傾斜。

摘要：當今經濟發展離不開數據分析，因此經濟數學是經濟發展的基礎理論。為了提高經濟發展，需要深入研究經濟模型理論，構建經濟模型，調控經濟方案，因此高等數學知識在經濟發展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構建數學模型的要求和步驟，把握構建和運用數學模型進行經濟調控是當前至關重要的問題。

關鍵詞：數學模型；經濟發展；經濟數學引言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經濟學研究所教授龍登高、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方福前、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王國剛及中國財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翟強由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財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和財政金融學院聯合主辦的第八屆“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頒獎典禮上表示，現在經濟與金融研究離不開歷史與數學。龍登高認為，“量化歷史的分析是有爭論，但是事實上我們知道經濟學當中離不開數據。”方福前認為，經濟分析的三種方法為歷史、計量和理論。計量為經濟管理提供依據。中國人民大學李黎力（博士論文《明斯基經濟思想研究》）、中國人民大學羅煜（博士論文《論經濟從貨幣化向金融化的轉型》）、湖南大學胡榮尚（博士論文《我國中央銀行溝通對公眾預期的影響研究》）均談到了經濟發展離不開數學。經濟數學課程是經濟管理類專業一門必修的重要基礎課與工具課，它不僅為學生學習后繼課程和解決實際問題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數學基礎知識和數學思想與方法，而且也為培養學生思維能力、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和自學能力，以及為學生形成良好的學習方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而且利用經濟數學來構建經濟模型，以便給出合理的經濟調控方案，對經濟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經濟數學在經濟發展中的應用

（一）變化率的最優決策問題

變化率包含絕對變化率與相對變化率，經濟數學中絕對變化率是導數，在經濟學中，彈性分析可以單獨作為一種定量分析法存在，它對經濟發展中最優效益目標進行最優決策起著重大作用。

（二）經濟發展中的最優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