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率論文范例

匯率傳導彈性一直是國際經濟學的重要研究對象，國內外對此方面有過大量的研究，研究內容也非常廣泛，從匯率傳導彈性的不同國家、行業估計到匯率傳導彈性對政策制定的意義(如貨幣政策、匯率制度選擇和沖擊的國際間傳導等)，具體相關綜述可參見Menon(1995)等論述。［1］在眾多研究中，匯率傳導彈性的穩定性和變化是許多學者關注的一個重要方面，如在最近的很多論述研究中，一些學者(Campa和Goldberg，2002;Bailliu和Fujii，2004等)指出工業化國家的匯率傳導彈性有下降的趨勢，進口價格和消費者價格對匯率變動的反應程度正在降低。［2］［3］但是Bouakez和Rebei(2008)則發現加拿大的進口匯率傳導彈性比較穩定。［4］Otanietal(2006)對日本進口匯率傳導彈性估計后發現90年代以后大部分行業的匯率傳導彈性同80年代相比有明顯下降，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初級產品，不同行業之間有很大的差異。［5］   上述這些研究為我們理解匯率傳導彈性的變化提供了很多借鑒，但是這些研究一般把時間段都放在20世紀末，沒有及時反映最近的匯率傳導彈性的變化情況，尤其是在金融危機爆發以后匯率傳導彈性的變化狀況，本文利用日本最新的數據，希望對此做出一些探索。本文的研究具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是填補目前學術界關于金融危機對匯率傳導彈性影響研究的空白，加深對匯率傳導彈性穩定性的理解;二是有助于加深對金融危機期間貿易商定價和承擔匯率風險行為的理解，尤其是不同行業之間的差異性。在論文結構上，本文包括4個部分，第一部分回顧日本金融危機前后的進口和匯率變化狀況;第二部分估計和觀察日本各行業進口匯率傳導彈性的長期趨勢;第三部分檢驗金融危機對匯率傳導彈性的影響;第四部分對計量結果進行解釋，并得到論文結論。   一、金融危機后的日本進口狀況變化   金融危機被稱為是僅次于“大蕭條”的又一次需求沖擊，面對快速下滑的市場需求，生產商和出口商可能會調整在正常時期的定價行為，通過直接降價的方式來維持市場份額，另外一種方式可能是通過自己承擔更多匯率風險的方式來維持價格的穩定性，間接維持市場份額。因此，在金融危機期間企業對市場定價能力有可能同危機前相比會有所下降，出口商在面對匯率波動風險時更多的采取自我承擔的方式，避免在需求不足情況下的價格波動行為，從而使得進口商獲得更大的定價權，那么事實是否如此呢，是不是所有的行業表現都差不多呢?首先看一下日本進口價格的變動，圖1反映了2008年8月前后日本主要進口行業以日元標價的進口價格變化圖，從中可以看到各個行業價格在2008年8月后出現了明顯的分化，紡織、一般機械、運輸設備、精密儀器行業的實際出口價格基本上沒有下降，有些反而出現了上升;但是其他的行業，包括全部產品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尤其是化學、石化煤炭和食品行業在金融危機爆發后出現了進口價格劇烈的下滑，這表明日本進口產品中不同行業面對金融危機時的價格調整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一些行業具有很強的維持價格的能力，但是很多行業則對價格進行大幅調整。   二、日本的匯率傳導彈性的歷史估計和長期趨勢   在研究匯率傳導時一般的微觀理論基礎是Marston(1990)的對市場定價理論(pricingtomarket，PTM)，認為具有市場實力的企業可以在分割的市場上實行價格歧視，由匯率變動引致的成本可以通過加成調整行為來影響企業出口價格，不過該理論假定出口商以購買者貨幣(當地貨幣)定價(Local－currencypricing，LCP)。［6］ObstfeldandRogoff(1995)通過Redux模型開創的“新開放宏觀經濟學”雖然更加偏向宏觀方面因素的解釋，關注名義價格粘性［7］以及BettsandDevereux(2000)等的拓展，將工資粘性、非貿易品、不同貨幣定價、不完全金融市場等微觀理論融入模型，［8］但是Redux模型假定生產商貨幣定價(Producercurrencypricing，PCP)，BettsandDevereux(2000)等的拓展則是假定LCP，由于這些理論基礎都是基于LCP和PCP，所以在實證研究中學者一般使用雙邊匯率或名義加權匯率作為匯率的變量。但是從東亞的具體情況來看，無論是PCP還是LCP并不符合東亞貿易的事實，因為東亞國家貿易中存在著大量的美元定價，東亞國家對美國之外的國家貿易也大量使用美元，此時東亞和美國之外的國家之間的貿易既不是PCP，也不是LCP，而是VCP(Vehiclecurrencypricing)，日本也是如此，圖2反映了不同年份日本從全世界和亞洲進口中貨幣標價的組成狀況，充分說明了日本貿易中(尤其是與東亞貿易中)的美元充當“工具貨幣”的現實。表1則反映了不同行業中計價貨幣組成狀況，不同行業中本幣計價的份額是不同的，即在貿易中進口商實行PCP還是PTM方式在不同行業是不同的。Parsons和Sato(2008)研究表明日元對東南亞各國貨幣匯率的變動對日本向東南亞的出口價格沒有顯著影響，他們認為導致這種結果的原因正是美元在日本與東南亞貿易計價中占絕對主導地位，此時貿易加權有效匯率或雙邊匯率并不能合理描述貿易中實際“起作用的”匯率的變動狀況，利用貿易加權有效匯率或雙邊匯率來進行經驗分析就無法得到真正合理的結論。［9］   因此本文不使用日元的貿易加權匯率作為匯率的變量，而使用日元計價進口價格與合約貨幣計價進口價格之比來表示，這樣就可以獲得本幣對實際進口貨幣(生產商貨幣)的比率，使VCP可以轉化為PCP(我們可以將此理解為:世界上其他所有國家是一個整體，使用一籃子貨幣來標價對日本出口，這個籃子中的貨幣比重就是日本進口中的各種貨幣比重)，從而能夠利用“對市場定價理論”來進行經驗研究，事實上很多學者在研究日本出口匯率傳導時都采取這種方法，如Athukorala和Menon(1994)、Celglowski(2010)等，［10］［11］因此本文認為也可以使用這種方法來研究日本進口中的匯率傳導。此外這樣做還有個好處:可以獲得不同部門的不同有效匯率水平，從而避免出現不同部門的有效匯率水平相同的情況，也不需要再重新構建每個行業的有效匯率。參考和利用Otanietal．(2006)［5］以及其他學者的方法，本文將回歸方程設定為:△impt=φ0+φ1△impt－1+φ2△et+φ3△fpt+φ4△ipt+εt，其中△為差分算子;impt為日元計價的進口價格;et為匯率水平，使用日元計價進口價格與合約貨幣計價進口價格之比來表示，根據Otanietal．(2006)［5］和Bus-siere和Peltonen(2008)［12］的方法，本文對該變量使用國內企業產品價格指數(DomesticCorporateGoodsPriceIndex，dct)進行平減，可以獲得某個基期不變價格的名義影響匯率水平，從而包含了國內價格作為競爭價格對進口價格的影響;fpt根據Campa和Goldberg(2005)［2］等通行的方法，使用neer*dc/reer來構造(neer為名義有效匯率，reer為實際有效匯率);ipt為日本工業增加，一般以此作為GDP的替代變量。數據中除了ipt來自IMF的國際金融統計外，其他數據均來源于日本銀行，時間從1990年1月到2010年6月。在實際的回歸過程中，由于ipt不顯著，Bussiere(2007)指出:在進出口價格回歸中，需求項一般都不顯著，這是由于需求效應已經包括在其他變量之中。［13］因此，本文將最終的回歸方程定為:△impt=φ0+φ1△impt－1+φ2△et+φ3△fpt+εt，所有的變量取對數，φ2為短期匯率傳導彈性，λ=φ21－φ1為長期匯率傳導彈性，表示日元對進口標價貨幣升值1%，將導致以日元計價的進口價格下降λ%。單位根檢驗表明所有數據都是I(1)的，即各個變量的一階差分是平穩的，這樣可以防止出現“偽回歸現象”，回歸結果表明匯率項系數是高度顯著的(均在1%置信區間內)，限于篇幅不再列出。下面給出通過滾動回歸方法得出的長期傳導彈性系數的變化圖(使用SAS9．0軟件，以10年為一個窗口期)。從滾動回歸圖中可以看到2000年以后大部分行業的傳導彈性并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很多行業(如紡織、食品、運輸機械等行業)出現了比較穩定的、緩慢的下降，這和很多學者指出的很多工業化國家進口匯率傳導彈性有所下降的結論是一致的，但是化學、木材、電子電氣部門的傳導彈性在最近幾年出現了一定的上升，不過上升幅度并不是很明顯。但是2008年9月以后一些行業(如全部產品、化學、木材、食品、石油煤炭等行業)的傳導彈性出現明顯的上升，而一般機械、運輸設備和精密儀器等出現了一定幅度的下降。#p#分頁標題#e#   三、金融危機改變匯率傳導彈性了嗎?   為了判斷匯率傳導彈性是否在金融危機爆發后有了變化，本文首先通過分段回歸的方式，計算金融危機爆發前后兩個時間段內的傳導彈性，具體結果如表2所示:盡管滾動回歸和分段研究表明，2000年1月至2008年8月和2008年9月至2010年6月兩個時期，許多行業的匯率傳導彈性確實發生了變化，但為了更準確判斷2008年8月前后匯率傳導彈性是否發生結構性的變化，同時也為了使計量結果更為穩健(Robustness)，本文采用鄒檢驗(ChowTest)來判斷2008年8月是否是個斷點，首先構建斷點期啞變量，將2008年8月以后設為1，之前設為0，再將該啞變量和每個解釋變量相乘，獲得一個關于啞變量的乘積項，然后對方程進行回歸。具體檢驗結果見表3，鄒檢驗結果和滾動回歸及分段回歸的結果是一致的，這進一步證明了金融危機對行業進口傳導彈性有明顯的影響，而且不同行業變化方向是不一樣的。食品、木材、化學和電子電氣產品以及全部產品的進口傳導彈性有了明顯的提高，這并沒有說明在金融危機爆發以后，日本進口商承擔了更大的匯率風險，而恰恰說明外國出口商承擔了匯率變動所帶來的風險，這是由于金融危機后日元匯率的單方面大幅升值，進口匯率傳導彈性的上升說明日元匯率升值1%將導致日元計價的進口價格下降幅度更大，即日本進口商從匯率升值中獲得的價格下降的好處更多，外國出口商則要承擔價格下降的損失。但是機械類產品(包括一般機械、運輸設備和精密儀器)則正好相反，金融危機的沖擊并沒有使出口商比以前承擔更多的日元匯率升值所帶來的風險，而且還使得日本進口商比危機前更多地分擔匯率升值所帶來的價格變動。由于石油煤炭制品的價格波動性太大，使得鄒檢驗分析并不能確定傳導彈性的結構性變化，但分段研究表明金融危機后無論是長期還是短期傳導彈性都有了大幅提高，出口商也更多的承擔日元升值所帶來的出口價格下降的風險。從匯率傳導彈性的具體數值來看，在日元升值的條件下，傳導彈性增加的行業具體數值均大于1，表明日元升值1%，導致進口價格下降幅度超過1%，即意味著出口企業獲得以實際貨幣計算的單位收入下降，出口企業完全承擔了日元升值的匯率風險，進口商完全獲得升值帶來的好處，而機械類產品的傳導彈性均小于1，表明出日元升值1%，導致進口價格下降幅度小過1%，出口企業獲得以實際貨幣計算的單位收入有所上升，即日本進口商分擔了部分日元升值的匯率風險。   此外，我們還可以發現各行業的匯率傳導彈性在金融危機爆發后的變化是成直線形態，而不是緩慢變動，在2009年2月之后，匯率傳導彈性保持了相對穩定的態勢，有些行業出現了小幅回落，這表明匯率傳導彈性水平的變化是在短時期內完成的。導致傳導彈性急劇變化的原因可能包括兩個，一是金融危機的沖擊(包括范圍和強度)對于很多貿易商來說有些出乎意料，次貸危機爆發后很多人認為只是一般性的金融危機，主要的沖擊對象是金融機構，而不是一次巨大的經濟危機，并伴隨著急劇的實體經濟和需求下降，所以很多產品價格直到2008年8月仍在上漲，但9月萊曼兄弟的破產使得全球對于次貸危機的預期發生急劇調整，很多產品價格開始大幅調整，但是到了2009年2月以后對金融危機的預期和判斷比較穩定，產品的價格相對穩定，正如張明(2009)所指出:2009年春季被稱為“金融海嘯第二波”，以對應雷曼兄弟破產所引發的金融市場系統性危機。［14］   不過，由于投資者預期已經顯著調低，很難有打破投資者預期的意外事件發生，所以2009年春季后匯率傳導彈性受價格調整行為的穩定也開始穩定下來;二是日元匯率在2008年9月開始對美元和歐元(主要的標價貨幣)急劇升值，到2009年2月，日元對美元大約升值了30%，對歐元大約升值了40%，如圖4所示，由于美元和歐元在日本進口標價中的比重，導致日元對進口標價貨幣的比率也急劇升值，同時也導致了日元匯率急劇升值的預期，但2009年3月以后日元對美元和歐元的匯率有所反彈并開始穩定，使得日元對進口標價貨幣比率逐漸穩定下來，匯率預期也開始穩定下來，匯率的急劇變動的現狀和預期也可能會導致傳導彈性的急劇變化。   四、對行業差異的原因解釋   為什么不同行業在面對金融危機時表現出不同的變化狀況呢，尤其是機械類產品的變化方向和其他行業正好相反，本文認為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不同的行業市場價格維持能力不同，即各個行業的需求價格彈性差異較大，一般來說機械類行業的周期比較長，短期內受到的需求沖擊相對于其他行業較小，另外機械類行業產品替代產品較少，因此機械類行業的需求價格彈性比較小。Oiet．al(2004)的研究為此提供了一些佐證，他們發現日本對東亞出口的長期需求價格彈性的行業差別很大(見圖5)，機械類相關行業的需求價格彈性較低，出口商的市場維持能力較強，他們雖然沒有計算各行業的進口需求價格彈性，但行業特征應該相差不大。［15］   從圖1我們也可以看到，匯率傳導彈性下降或者變化幅度較小的行業在遭遇金融危機沖擊時，均保持實際價格的相對穩定。另外一個可能的解釋是機械類行業的企業內貿易水平較高，機械類行業是日本跨國公司海外直接投資的重點行業，企業內貿易在機械類行業的貿易中比重非常高(見圖6)。日本跨國公司從總體收益增加的角度出發，將企業內貿易的風險進行最佳配置，由于日本母公司具有更強的處理匯率風險的能力，海外子公司在向母公司出口時更多的使用美元或者所在國貨幣定價，從而將匯率風險轉嫁給進口商－母公司，由母公司采取措施來控制和對沖匯率風險。在巨大的需求沖擊和日元匯率單邊升值兩個不利影響的沖擊下，海外子公司承擔著巨大的經營壓力，為減少匯率對子公司的價格影響，母公司傾向于保持實際的進口價格，自己承擔日元升值風險，表現在進口匯率傳導彈性上就是具體數值的減少。   五、結語   本文利用日本的進口數據，通過實證研究表明，作為重大需求沖擊的金融危機確實給匯率傳導造成了影響，但不同行業的反應是有巨大差別的，大部分行業進口傳導彈性明顯增加，而機械類產品的彈性則明顯減少，說明大部分行業的進口商在危機后比危機前獲得了更多的升值好處，出口商承擔更多的匯率損失，但機械類行業的進口商從升值中獲得的好處則要比危機要少，表明他們分擔了部分出口商所面臨的匯率損失。導致這種差異的原因可能在于不同行業的產品競爭力差異，也可能在于各個行業的貿易類型和貿易結構特點。#p#分頁標題#e#   本文的研究清楚地表明不同類型的產品在金融危機期間的表現是不一樣的，進行價格調整的程度和承擔匯率變動風險的能力是有巨大差別的，可以說金融危機對那些資源型、勞動密集型和企業內貿易份額較小的行業沖擊最大，而資本、技術密集型和企業內貿易份額較大的行業則沖擊較小，這既顯示了一國貿易結構對于防范匯率和需求沖擊中的重要作用，同時也表明隨著跨國公司在貿易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匯率傳導彈性也受到跨國公司行為的影響。

摘要：

當代國際金融市場的發展現狀表現在資本跨境流動規模不斷擴大、資本國際流動速度加快、國際金融自由化浪潮高漲等方面。隨之而來國際金融體系也存在諸多問題，在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嚴重失衡的狀況下，身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最切實可行的方案還是積極參與國際金融的合作與協調。

關鍵詞：

國際經濟治理；金融自由化；金融創新

一、引言

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各國經濟面臨諸多問題，國際金融體系日益失衡，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也面臨著國際收支失衡的問題，如何去規避主要匯率波動給中國帶來的風險，如何去更好的參與世界貨幣體系的重新構建是我國急需解決的問題。因此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要了解當代國際金融市場的發展狀況，現有國際金融體系存在的缺陷，并且參與到多邊金融體系治理中。

二、當代國際金融市場的發展

摘  要：由于人民幣升值與1985年廣場協議后日元的升值有許多相似性，因此，本文從中日兩國貨幣升值的初始條件、應對措施與效應等方面入手，對日元升值與人民幣升值對對外貿易影響進行全面深入的比較研究，以期為有效地化解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對外貿易的不利影響，實現我國經濟實現平穩較快發展提供決策依據。

關鍵詞：日元升值；人民幣升值；比較

    人民幣升值問題已引起了國內外的高度關注。人民幣升值將會對我國的對外貿易產生巨大影響甚至是嚴重后果，尤其是在世界經濟還沒有完全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的背景下更是如此。有效地化解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對外貿易的不利影響是我國經濟實現平穩較快發展的重要一環。由于人民幣升值與1985年廣場協議后日元的升值有許多相似性，因此，從貨幣升值的初始條件、原因及應對措施等方面入手，對日元升值與人民幣升值對對外貿易影響進行全面深入的比較研究，有著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一、中日貨幣升值的背景比較

    1．日元升值的背景

    （1）日元升值的國際環境

    日元升值的國際環境源于20世紀60年代末的美國周期性經濟危機，由于美元匯率高估，美國對日本貿易逆差嚴重。同時，日本在美國的直接投資也不斷增長，日本積累起的巨額經濟財富使其成了世界級的銀行家，而同時美國也失去了世界放貸者的地位，成為了日本最大的債務國，這就加劇了美日之間的摩擦。

【摘要】國際金融學具有綜合性，實踐性的學科。學生在學習該課程時，普遍感到抽象，難以理解。教師如何在有限時間內，提高該課程的教學質量是一個重要問題。此文結合國際金融學的具體內容探討如何將新的教學方法應用到該課程的教學中去。

【關鍵詞】理論性;實踐性;項目教學;案例教學

一、國際金融學的學科特點

第一，國際金融作為金融類本科專業設置的專業課，是一門綜合性比較強的課程。既涉及宏觀的知識內容國際收支問題，國際儲備問題，匯率變動和影響問題，國際資本流動問題國際金融危機問題，國際債務問題。又包含微觀的知識成分，如國際融資，外匯交易，外匯風險管理。第二，與實際聯系緊密，具有很強的實踐性。例如，套補的利率平價就具有很高的實踐價值。根據對市場交易者的實際調查，套補的利率平價理論被作為指導公式廣泛運用于交易之中，在外匯市場中處于市場創造者地位的大銀行基本是根據各國間的利率差異確定遠期匯率的升（貼）水額。第三，在國際金融領域內，金融工具不斷創新，新鮮事物層出不窮。例如，2017年1月20日美國總統特朗普上臺后的新政及其政策走向無疑對國際金融市場和全球經濟治理造成劇烈沖擊，甚至影響2017年全球資產價格。

二、國際金融學教學現狀

第一，國際金融是一門綜合性比較強的課程，內容涉及經濟學，金融學，國際貿易等多個學科的內容，課程內容有很多地方與其他相關課程內容重復。比如涉及衍生外匯業務的內容就與金融學內容重復。這樣重復的教學內容等于壓縮了國際金融本身的重點知識和實踐環節的課時數，從而影響了課程的教學效果。第二，仍然使用傳統的教學模式，以教師講授為主導，學生被動地接受結論與答案。教材仍只注重理論知識，課程考試內容筆試所占比例過高，過于強調書本知識與記憶性知識，忽視了學生知識的運用能力，學科的思維能力和探索創新能力。第三，國際金融市場日新月異，新現象不斷出現，金融工具創新層出不窮，現有的教材都具有滯后性，不能跟上時代的發展。學生不能根據課堂所學知識，深入研究復雜的國際金融現象。

三、國際金融課程實踐型教學法改革

［摘要］本文主要探討國際金融理論知識的未來變化走向。自改革開放以來,跨越時間的均衡研究策略是國際金融理論知識的重要走向,就是對一系列國際金融問題的探究加入更多的微觀基本理論知識。Obstfeld和Rogoff兩位著名學者“再論匯率動態變化”之后，國際金融學研究進入了“國際金融與開放經濟的宏觀經濟學”的新時代,成為國際金融專業的全新發展走向。在這樣的基礎上展開研究,更加充實了國際金融學的理論知識。

［關鍵詞］國際金融理論；跨時分析；開放經濟；宏觀經濟學

0引言

最近幾年國際的金融學的理論知識飛速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跨時均衡的研究辦法的進步，致使對國際上一系列的金融問題的研究融入更多的微觀理論知識。著名學者Obsfeld以及Rogoff（以下簡稱“OR”）的有關“再論匯率動態變化”的文章發表之后，國際金融學研究進入了“開放經濟宏觀經濟學”的全新時代，引導了國際上金融學新的發展走向。當今國際金融學的進步主要展現在以下角度：首先，核心的微觀以及宏觀的經濟知識理論廣泛的使用到國際經濟的趨勢當中；其次，探究的學者們運用理論知識以及以往經驗的分析更深入地研究國際經濟方面的一些古老的課題。

1經常賬戶的跨時均衡分析

匯率基礎知識的變化發展過程中包含一個特殊的部分，那就是日常賬戶的跨時均衡的研究，把最合理的上升內容使用到開放經濟當中。在改革開放初期，很多學者們就構建了日常賬戶的跨時塑型，當中存錢以及投入代表著將來最合理的執行措施。在凱恩斯學術的探究辦法中，出口基本上是由當時的平均收入標準以及對外產生純利息的支付決策。在跨時均衡研究的辦法中，忽視了這些問題的原因。這種模型跟初期的開放型經濟的上升模式比較起來有所不同。這類模型可以解決短時間內的變化問題，比方說經濟條件打壓下的短時間和長時間的變化效果，也可以通過這樣的辦法研究一個國家的跨時預算限制以及有關政府部門的跨時預算限制。開放地區的經濟和封閉地區的經濟的最簡單的差別就是，一個開放地區的經濟可以從世界上任何國家地區引入或者輸送物品。當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收入產生短時間內的浮動時，可以憑借國外的借貸躲避花費以及投入的快速減少。相似的情況還有就是國家和地區假如貯存上富足，就可以參加國內外的產出型的投入項目以及對外借款的項目。這樣的資源上的跨時交換方式即跨時貿易。在開放的經濟基礎上，很多的宏觀經濟做法都和它的跨時貿易有些許關系，而跨時貿易一般可以通過日常賬戶的收入支出的平衡情況來反映。模型通過觀察干擾花費和投入做法的至關重要的原因和實際利率來做出決策，可以研究日常賬戶等部分跨時均衡的浮動情況。另外還有疊代的模型，這種模型要求不同年齡段的消費群體之間允許存在差異。依據這種模型，可以做出下面的推斷：人口波動的幅度和稅收的影響也是影響國民經濟水平和日常賬戶的基礎要素。比如說，依據疊代模型研究框架致使美國儲蓄率變低、日常賬戶赤字升高的一些因素就是它在改革開放時代的大額超出預算和接連不斷的大額養老金的支出。另外一個角度就是日本的儲蓄率升高以及日常賬戶結余升高也可部分算成它較為年輕的勞動力的儲錢做法。要真是這樣的話，伴隨著大量的勞動力在21世紀初期的時候離職，日本日常賬戶結余可能會快速的降低。在以往的國際金融的記載當中，沒有考慮到宏觀上的經濟舉措的微觀基本問題，而微觀基本問題卻是確保經濟舉措之間內在關聯的重中之重；以往的國際金融記載，不能使用單一的結構對變化的經濟問題展開說明，對國際的資本主義市場一體化的研究也不是那么的透徹。最重要的是，大多數以往的記載并沒有對很多目前重要的經濟舉措及問題展開研究，比如：日常賬戶問題，政府超出預算問題，投資貨幣撞擊問題，還有金融市場遭遇全球化對金融以及證券的衍生物的干擾等等。跨時研究辦法給予了一個理論探究的結構，可以分析部分外部均衡互相關系的舉措問題，外部的持久性和真正的均衡匯率，這些全部都是和國家經濟所產生的跨時均衡互相牽連才獲得的?？鐣r方法可以研究開放型經濟下舉措的福利成效。

2新開放經濟的宏觀經濟學

匯率作為聯系國內外商品市場和金融市場的重要紐帶，是開放經濟中居于核心地位的經濟變量。一國匯率制度的變動會直接影響國內經濟和對外經濟貿易往來以及一國金融體系的穩定完善，主要國家的匯率制度還會直接影響世界經濟的發展。因此匯率制度的選擇和改革是國際金融領域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也是我國經濟走向開放過程中無法繞開的重大理論與現實課題。2005年7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公告，宣布我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此次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在我國復雜的社會經濟領域和新型發展的金融市場中間翻開嶄新的一頁。自此，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擺脫長期在8.27附近的徘徊，開始了持續的升值過程。2006年5月15日一舉突破1美元兌8元人民幣大關，截至2008年第三季度初，與調整初期8.11元的匯價相比，人民幣相對美元累計升值15.4%，2010年全年，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幅度為3.1%，2011年4月29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一舉突破6.50重要整數關口，2011年前4個月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累計升幅已達1.9%，加速升值態勢明顯。值得注意的是，自2011年8月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突破6.4關口后，近半年時間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始終于6.3至6.4區間反復震蕩，雙向波動特征十分明顯。時至2012年2月10日，銀行間外匯市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首度升破6.30，步入6.2時代，再創2005年匯改以來新高。分析人士認為，人民幣升破6.3關口一定程度上打開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繼續走強的空間。經濟學家也表示，美元已進入調整期，在美元走勢疲軟，中國經濟數據好于預期，以及國家領導人訪美的因素帶動下，人民幣中間價之后還有可能不斷創出新高，承受升值壓力。作為國內外經濟“橋梁”的匯率是一個國家進行國際經濟活動時最重要的綜合性價格指標，在國際金融和國際貿易中執行著價格轉換的職能。各種宏觀經濟變量、微觀經濟因素及其政策制度的建立都會通過種種途徑引起其變動，而它自身變動也會對一國經濟產生諸多方面的影響，而一直以來，人民幣匯率問題都是中美等國家貿易摩擦的焦點。   匯改后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變動，對我國進出口貿易勢必產生重要影響，了解這些影響體系，就能夠完整認識開放經濟的運行特點制定相應的執行政策。本文基于事件研究方法，將“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看作特定的經濟事件，選取我國對外貿易中的“出口貿易”為研究對象，采用匯改后相關時間段的出口貿易數據，建立統計計量模型，就“匯改事件”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進行實證研究，最后在研究結果的基礎上給出相關政策建議。   1事件研究方法   事件研究［1—4］(eventstudy)方法最早是由Fama和Roll等人在1969年分析股票拆細信息對股票價格的影響時提出。其原理是根據研究目的，選擇某一特定事件以研究事件發生前后某一段時間內樣本股票價格或者收益率的變化，進而解釋特定事件對樣本股票價格或收益率的影響。此后事件研究方法被普遍應用于與企業有關事件和經濟類事件的分析中，例如公司兼并與收購、盈利公布、新股增發、財務報表公布、資產重組、宏觀經濟變量和政策的變化等事件對股票價格的影響。綜上，事件研究方法主要是指應用社會經濟及金融市場的時間序列數據來研究某一特定的經濟事件對其中目標對象的影響。就目前國內外研究狀況來看，事件研究方法也大都被應用到研究與股票價格相關的特定事件對股價及其收益率的影響［5—10］。一般而言，事件研究包括定義事件以及事件研究窗口、選擇研究樣本對象、選擇度量正常變化值的模型、估計異常變化量、檢驗異常變化量的顯著性、結果與解釋等幾個步驟。   1.1定義所要研究   的具體事件及其相應的事件窗口根據研究目的選擇特定的事件或者信息，然后就研究目標對象對事件或者信息的反應程度，確定對其進行檢驗的時間區間，這個時間區間稱為事件窗。事件分析的時間軸可表示如圖1。用t=0表示事件發生日期，t=T0到t=T1表示估計窗口，t=T1到T2表示事件窗。設L1=T1－T0，L2=T－T1分別表示估計窗和事件窗的長度。位于事件窗的異常變化用于衡量因事件發生而對研究對象的影響程度，估計窗口用于衡量事件未發生時的正常變化。如果還考慮事件對目標對象以后的更長影響則還可以設定從t=T2+1到t=T3為事件后窗口。   1.2正常預期值和異常變化量的度量   為了評價特定事件對所研究目標對象的影響，需要對異常變化量進行度量。假設事件沒有發生或沒有這個事件時，此時研究目標對象的值稱為正常值，一般用事件沒有發生時的預期值E［Vt|It］來表示。但現在由于事件發生了，其值成為事后或實際值Vt，異常值AVt則可表示如下:AVt=Vt－E［Vt|It］，t∈［T1+1，T2］(1)顯然如何設計和選擇計算正常預期值的模型是整個事件研究法的基礎性步驟。在計算正常預期值時，可根據研究事件和對象數據變化的不同選擇合適的預期模型。   1.3檢驗異常變化量的顯著性得出研究結論   得到異常變化量AVt序列后，就可以設立合適的統計檢驗量或者計量統計方法等對其顯著性進行檢驗，根據檢驗結果可以得到實證研究結論。   2實證研究   根據事件研究方法的基本理論原理，以“2005年7月21日央行宣布人民幣匯率制度進行改革”這一公告事件為特定事件，選擇對外貿易出口為研究目標對象，通過設定事件各窗口的時間區域選擇相應數據建立度量正常預期值的計量模型，然后計算異常變化值，最后檢驗得出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后匯率持續升值變動對外貿出口影響效應的相關實證結論。   2.1數據選取與分析處理   中國人民銀行于2005年7月21日宣布新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隨即人民幣升值約2%，考慮傳導時滯，選取1999年1月到2005年7月為“匯改事件”的事件估計窗口，區間共計79個我國出口貿易額的月度數據，用于度量預期沒有發生“匯改事件”時我國貿易出口額的實際演變狀況;因為統計計量模型的預期值會隨著區間增大而精度逐漸降低，故選取2005年8月至2008年7月為此“匯改事件”的事件窗口，區間共計36個出口貿易額的月度數據，用之與度量預期的出口額進行比較，以考察其它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匯改后人民幣浮動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效益。就國內、外經濟環境來看，此研究期間也沒有再度發生影響我國進出口貿易狀況的“大事件”，因此在研究結果的檢驗部分統統將之納入隨機擾動范疇。圖2為1999年1月至2008年7月我國外貿出口額的月度數據演變趨勢圖，由圖可知，外貿出口額的月度數據有著顯著的季節趨勢和長期增長趨勢，季節趨勢中每年春節期間是我國出口貿易額的低谷，其余基本保持循環增長態勢。根據出口數據的實際特征，首先對原始出口額月度數據序列EXt進行對數化處理，消除其可能的異方差;再對其進行k=12的季節差分，得到對數同比增長率序列Rt定義如下:代替出口額原始數據，下面全部采用出口貿易額的月度對數同比增長率Rt來進行實證研究。加以區別，將估計窗口區間的對數同比增長率Rt標記為ERt，時間窗口區間的對數同比增長率Rt標記為RRt。因為要用估計窗口區間的數據進行預期度量模型的構建，出于實證數據平穩性的考慮，用ADF單位根檢驗法來考察估計窗口對數同比增長率ERt及其一階差分的平穩性如圖3所示。從表1可以看出，原序列ERt的ADF檢驗值都大于各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顯示序列不平穩。而其一階差分序列ΔERt的ADF檢驗值在1%顯著水平下顯著，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為平穩序列。ERt為一階單整I(1)序列，下面就通過平穩序列ΔERt進行事件估計窗口中度量模型的構建，然后對事件窗口中“沒有事件影響”情況下的出口額對數同比增長率E［RRt|It］進行預期度量。#p#分頁標題#e#   2.2預期度量模型的構建與結果檢驗   ARMA類模型是一種精確度較高的時序短期預測方法，其原理簡單，應用方便、易于估計。因此實證將根據事件估計窗口時序數據的具體特征建立ARMA類模型作為預期度量模型，用于對沒有“匯改事件”影響下出口貿易額的對數同比增長率進行預期度量。   2.2.1模型介紹   ARMA模型有三種基本類型:自回歸(AR:Au-to-regressive)模型、移動平均(MA:MovingAverage)模型以及自回歸移動平均(ARMA:Auto-regressiveMovingAverage)模型。(i)自回歸(AR:Auto-regressive)模型。時間序列Yt是它的前期值和隨機項的線性函數，一個p階自回歸模型AR(p)的表達式為:Yt=c+φ1Yt－1+φ2Yt－2+…+φpYt－p+εt(3)實參數φ1，φ2…，φp稱為自回歸系數，是模型的待估參數。隨機項εt是相互獨立的白噪聲序列，為E(εt)=0，Var(εt)=σ2的正態分布。隨機項εt與滯后變量Yt－1，Yt－2，…Yt－p不相關。記Bk為k步滯后算子，即BkYt=Yt－k，則式(3)模型可表示為:Yt=φ1BYt+φ2B2Yt+…+φpBpYt+εt(4)令φ(B)=1－φ1B－φ2B2－…－φpBp，式(3)模型可簡化為:φ(B)Yt=εt(5)AR(p)平穩性條件為特征方程φ(B)=1－φ1B－φ2B2－…－φpBp=0的根均在單位圓外，根倒數全在單位圓內。(ii)移動平均(MA:MovingAverage)模型。時間序列Yt是它的當期和前期隨機誤差項的線性函數，一個q階移動平均模型MA(q)表達式為:Yt=μ+εt+θ1εt－1+θ2εt－2+…+θqεt－q(6)實參數θ1，θ2，…，θq為移動平均系數，是模型的待估參數。引入滯后算子，并令θ(B)=1－θ1B－θ2B2－…－θqBq，則上述模型可簡化為:Yt=θ(B)εt(7)(iii)自回歸移動平均模型ARMA(p，q)。時間序列Yt是它的當期和前期隨機誤差項以及前期值的線性函數，即自回歸移動平均過程ARMA(p，q)是由移動平均MA模型和自回歸模型AR組合而成的，ARMA(p，q)表達式為:Yt=c+φ1Yt－1+φ2Yt－2+…+φpYt－p+εt+θ1εt－1+…+θqεt－q(8)實參數φ1，φ2…，φp為自回歸系數，θ1，θ2…θq為移動平均系數，都是模型的待估參數。引入滯后算子上述模型簡化為:φ(B)Yt=θ(B)εt(9)ARMA(p，q)過程的平穩性完全取決于回歸參數(φ1，φ2，…，φp)，而與移動平均參數無關。即ARMA(p，q)過程的平穩性條件為特征方程φ(B)=1－φ1B－φ2B2－…－φpBp=0的根均在單位圓外，根倒數全在單位圓內。上述AR(p)序列的偏自相關函數(PACF)是p階截尾的，自相關函數(ACF)呈指數或者正弦波衰減;而MA(q)序列剛好相反，ACF是q階截尾的，PACF呈指數或者正弦波衰減;ARMA(p，q)的PACF和ACF均是拖尾的。因此PACF和ACF是識別ARMA類模型及其定階的主要工具。   2.2.2模型識別、參數估計及檢驗   由圖4中ΔERt序列的AC—PAC分析圖可以看出，ΔERt序列的樣本自相關系數(AC)和偏自相關系數(PAC)都表現為拖尾性，因此選用ARMA類模型擬合ΔERt序列;又AC在lag=1、7、11、12都明顯不為0，PAC在lag=1，2，3，6，9，11時都明顯不為0，因此需要利用Eviews5.0統計計量軟件對所有可能滯后期的ARMA(p，q)模型進行多次試驗擬合，最后以AIC、CS最小準則和模型參數通過顯著性t檢驗為選擇依據，篩選得到最優模型的參數估計及相關檢驗參考值如表2。由表2各估計系數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同時擬合模型的判定系數R2=0.712907較大，AIC=－3.156843、CS=－2.937862，得到最小，DW=2.231502，特征方程根的倒數都在單位圓內，擬合最后，應該對擬合模型的適合性進行進一步檢驗，即對模型的殘差序列εt進行白噪聲檢驗，若殘差序列不是白噪聲序列，則意味著殘差中還存在有用信息沒有被提取，需要進一步改進模型。常用的檢驗方法為Ljung-Box-Q統計量的χ2檢驗［12］。圖5中最后兩列用于χ2檢驗，包括Q統計量和檢驗的相伴概率。該殘差序列樣本量n為55不是很大，最大滯后期m可以?。踤/4］即14，從圖中k=14一行找到檢驗統計量Q的值為6.4377，從Prob列讀出相應的拒絕原假設所犯第一類錯誤的概率為0.598，所以不能拒絕殘差序列εt是白噪聲序列的零假設，檢驗通過。   2.2.3異常增長率檢驗與實證結果   經過對度量模型類別的識別、定階、參數估計和模型檢驗，獲得較大滿意的序列模型后，就可以對2005年8月至2008年7月事件窗區間中假定不受“匯改事件”影響的正常預期增長率序列E［RRt|It］進行預測度量，進而可以和實際增長率序列RRt進行比較，最后得到因為“匯改事件”的發生而影響的異常增長率序列ART．根據式(1)，定義異常增長率序列ARt=E［RRt|It］－RRt。通過Eviews5.0計量軟件可以預測得到2005年8月至2008年7月事件窗區間內的正常預期增長率序列E［RRt|It］，圖6為正常預期增長率序列E［RRt|It］和實際增長率序列走勢變化圖。由圖6可以直觀地看出，沒有“匯改事件”也就是說不考慮此事件影響下的我國對外貿易出口增長率序列的正常預期值大多位于實際出口增長率的上方且垂直間距逐漸增大。前面已經說過二者之間有差距，還并不能說明“匯改事件”對我國出口貿易有影響效應，因為二者間可能存在現實環境下各種各樣的隨機擾動影響及實證研究操作誤差。還須進一步對ARt序列是否為隨機擾動的白噪聲進行檢驗，如果為白噪聲序列則說明在研究期間內“匯改事件”對我國出口貿易沒有影響，反之若檢驗不通過，則說明2005年的匯率制度改革對我國對外貿易中的出口貿易產生影響。圖7是對異常增長率ARt序列進行白噪聲的χ2檢驗結果圖，由圖可以看出，所有檢驗的相伴概率與0無異，檢驗不通過，即可以認為異常增長率ARt序列不是隨機擾動的白噪聲序列。由此說明此次“匯制改革”確實對我國外貿的出口貿易產生影響。根據圖6，出口增長率序列的正常預期值大多位于實際出口增長率的上方，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差距有增大的趨勢，說明這個影響為負向影響即有抑制出口貿易的效應，且隨著時間推移影響有逐漸增大的趨勢。但從圖中也可以看出二者間的垂直差距不是太過大，通過計算ARt的均值僅為0.022370，同時說明了這種抑制負效應在短期內還不是很強烈。#p#分頁標題#e#   3結論分析與政策建議   本論文基于事件研究方法，將“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作為特定的經濟事件，通過構建恰當的預期統計計量模型，進而檢驗外貿出口異常增長率的顯著性，就“匯改事件”對我國外貿出口的影響效應進行研究分析。研究結果表明，匯制改革后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變動，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增長有抑制約束效應，且隨著升值幅度的加大和時間的推移，有逐漸增大的抑制約束趨向，不過這種抑制負效應不是很強烈。人民幣對主要貨幣美元的升值變動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增長有抑制約束效應，根據相關經濟學理論不難理解。人民幣升值必將提高我國出口商品的外幣價格，直接削弱出口產品的價格競爭優勢，影響相對比較優勢的發揮，加大開拓國際市場的難度，從而從整體上降低我國出口產品的出口競爭力，尤其是對技術含量低、附加值低、勞動密集型的行業企業造成較大的沖擊。同時，由于對人民幣升值速度和幅度缺乏判斷依據，加大了出口產品定價難度，為出口企業帶來匯率風險，因而也會影響出口企業的出口積極性。隨著人民幣匯率持續升值和升值區間的加大，我國出口產品的價格相對外幣會進一步抬高，價格優勢進一步地削弱，波動區間加大伴隨的外匯風險也進一步地增強，無疑這種抑制約束效應也將不斷增大。   至于短期內影響不是很強烈，一方面因為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一直是外貿主導型，內需不旺，我國過剩的產品對國際市場形成很強的依賴性，即使人民幣升值，企業也難以通過提價將升值效應轉移給國外進口商，只能犧牲利潤換取市場份額;另一方面，與我國出口貿易方式的特殊性有關，在我國的出口貿易中，加工貿易占一半以上的比重，人民幣升值又使得進口中間產品和原材料的成本降低，因此出口額不一定會減少。   鑒于以上研究結論與分析，為了應對新匯制下人民幣升值波動給我國外貿出口帶來的不利影響，我國應該加快外貿增長方式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且繼續深化改革與我國經濟發展相適應、相協調的匯率機制。最主要的，我國的企業尤其是出口導向型企業要加快轉變生產方式和經營機制。一方面可從目前的產品入手，通過技術革新，減少能耗、降級成本，以保持既有的競爭優勢。另一方面要把更多精力放在研發高科技和高附加值產品上，通過加強技術創新，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和質量，創造品牌效應，調整結構，優化配置，從而得到改變出口結構，提高出口效益。做到把依賴增加數量和依靠價格競爭的出口模式轉移到主要依靠提高產品質量、技術含量和經濟效益的模式上來。同時，也可以利用人民幣升值對進口有利的機會，引進先進技術和高新技術，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和開拓出口品牌，以提升出口競爭力、提高國際競爭力和抵抗風險的能力，在以后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及其它國際貿易活動與金融實務中贏得更多的合理性與更大的主動權。

[摘要]重慶工商大學融智學院金融學院2017級采用“2+2”的大類培養模式，以適應社會對高等教育人才應用性的要求?！秶H金融學》作為金融學專業的專業主干課程，通過模塊教學改革來適應2+2的培養模式，主要從模塊設計、模塊教學方面進行構思，同時考慮模塊教學面臨的首個模塊難度大、教師教學水平要提高以及學生難適應問題，并提出了解決方法。

[關鍵詞]2+2培養模式；《國際金融學》；模塊教學；應用型金融人才

一、2+2培養模式的特點及影響

（一）2+2培養模式的特點

2017年融智學院金融學院人才培養計劃采用2+2的大類培養方案，前兩個學年主要學習金融學模塊相關課程和知識，后兩學年開始細分專業，包括銀行、證券與期貨、信用管理和保險以及投資學，分專業學習各專業模塊相關課程和知識，主要通過全方位的實驗實訓培養實踐能力。2+2的大類培養方案旨在培養具備扎實的金融學類學科專業基礎知識，掌握金融學類一個領域的專業理論知識與相關職業應用技能，能夠滿足金融機構、政府部門和企事業單位用人需求的高水平應用型人才，實現培養“厚基礎、強能力、高素質、重應用”的新型金融人才的培養目標。2+2培養模式具備以下幾方面的特點：第一，2+2培養模式重視學科基礎；第二，2+2培養模式注重開闊學生視野，強調應用能力；第三，2+2培養模式注重學生個性的成長；第四，2+2培養模式可以充分利用教學資源。

（二）采用2+2培養模式所產生的影響

人才培養的改革對學校和教師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尤其在教學方面有更高的要求。在教學方面，首先要求學校各專業重新做出嚴謹、有效、可行性的培養方案，重新設置課程體系以適應培養目標；其次需要學校同時配套相應的教學設施，尤其是實驗實踐教學上不僅要有充分可用的實驗室和設備，還要有校外的實驗實訓基地以及實習場所；同時，教師要提高自己的教學水平，尤其是應用教學和實踐教學能力，以教改來推動教學的改革。課程體系設置是人才培養模式的核心內容，而課程又是課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適應2+2培養模式對《國際金融學》教學進行改革非常重要。

摘要：信息化時代大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培養與提升尤為重要。本文基于自主學習模型，對《金融風險管理》課程進行改革設計與應用，教學中把握問題導向、激活、示范、運用、整合五大要素，通過學習通輔助教學、風險評估報告、案例分享、文獻解讀、辯論賽等混合教學模式的有益探索，分析課程教學改革成效，培養和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關鍵詞：大學生；自主學習；教學改革

一、引言

信息化時代的到來，尤其是信息技術、網絡技術、大數據等蓬勃發展，給傳統教育帶來巨大機遇和挑戰。因此，如何在信息化時代培養大學生自主學習能力，成為當前高校教育亟待解決的問題。通過加強信息化和傳統教育的深度融合，教師轉變角色觀念，革新教學手段和方法，利用信息化教學方式手段，引入啟發式、研究型、討論互動、翻轉課堂等多元化的教學模式，進一步豐富課堂教學形式，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全面提升課程建設水平和人才培養質量?！督鹑陲L險管理》是金融類專業的核心課程，該課程從金融風險的不同種類出發，深入講解信用風險、利率風險、流動性風險、匯率風險、操作風險等主要金融風險的識別、度量與管理，通過引導學生搜集、梳理、總結不同種類金融風險的案例，能夠運用所學風險度量方法，對現實金融機構或企業的金融風險進行度量，并提出針對性的風險防范和管理對策建議，從而培養學生的風險思維，使其更精準地識別風險、精確的測度風險、精細的管理風險、精明地承擔風險。為了培養和提升信息化時代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本文以筆者所講授的《金融風險管理》課程為例，實施課程改革實踐?！督鹑陲L險管理》于2020年被評為湖北經濟學院校級在線開放課程，通過對《金融風險管理》課程的教學改革實踐，探究信息化時代高校教師如何通過課程設計與改革，培養和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二、基于“首要教學原理”的課程改革設計

美國猶他州立大學Merrill教授提出以問題為中心的“首要教學原理”（FirstPrinciplesofInstruc-tion），定義了影響自主學習教與學的五個要素（如表1所示）。根據Merrill自主學習能力培養框架的“問題導向、激活、示范、運用、整合”五要素，以問題為中心，分別設計各個教學環節，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第一，“問題導向”要素。該要素是整個課程教學的核心，課程設計中要圍繞現實問題，學生運用所學知識和技能解決實際問題。第二，“激活”要素。以學生為主導，通過老師的引導，使學生從現有知識和經驗中得到啟發，激活新知識，主動解決問題，完成技能訓練，幫助學生建立學習成就感和完成任務的價值感。第三，“示范”要素。通過慕課課堂、翻轉課堂、案例討論等混合式教學模式，幫助學生掌握新知識、新技能。第四，“運用”要素。通過組建學生團隊，引導團隊成員運用所學知識和技能，完成小組任務，解決實際問題。第五，“整合”要素。通過學生自己的主動學習和合作學習，開設翻轉課堂，鼓勵學生以PPT展示、公開討論、辯論等多種方式匯報自己的分析成果。

三、《金融風險管理》課程改革實施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