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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堡文化論文范文1
[關鍵詞]屯堡；尖頭繡花鞋；式樣；成因；功能
時至今日，現代化的潮流鋪天蓋地，無論通都大邑，還是鄉野山村，都充斥著令人眼花繚亂的流行元素。不僅傳統的漢人，已經拋卻了祖傳的服飾，著一身筆挺的西裝；就是一些在現代化面前猶豫遲疑的兄弟民族，因潮流的洶涌，穿著打扮、風俗習慣也風氣漸開，多多少少沾染了現代化的氣息。然而，今天的黔中地區（以安順為主），卻依然聚居著一支風俗習慣、穿衣打扮與眾不同的漢族群體。因這群人的來歷，與大明王朝的武力征服有關，且舉家遷徙背井離鄉之后，有秩序地在黔中安營扎寨，聚族而居，“形成軍屯軍堡、民屯民堡、商屯商堡”，（1）世世代代繁衍生息，故稱屯堡人。
現在屯堡人的先祖本來生長于鶯歌燕舞、蓮葉田田的江南地區，只因踐行明太祖“調北征南”的作戰方針，而遠離家鄉。戰爭結束后，又為確保西南地區的繁榮穩定，而就地生根。沒想到，這一住，就再也沒有離開。
因以征服者的姿態出現于當時較為落后的云貴高原，“以特定的身份來到特定的區域”，（2）又從江南地區帶來了較為先進的生產技術，且時時刻刻有作戰任務在身，他們自成體系，較為封閉，即便今天，也還保留著獨特而鮮明的文化氣息。據有學者研究得知，這種獨特的“屯堡文化”，隨著歲月的變遷，時空的流轉，非但沒有喪失其原有文化的獨特性，反而在某些方面有所增加，甚至增強，“這不能不說是漢文化史上的一個奇跡”。（3）
今年國慶，長假閑暇，筆者得空遠赴安順，深入屯堡文化村寨，與屯堡人的生活習俗零距離，全身心地感受這一群明代遺民幾百年如一日的文化堅守。在屯堡文化保存較為完整鮮活的云峰屯堡，隨著工作人員細致入微地講解，一幅遺民文化的全貌逐漸清晰。
屯堡文化豐富多彩，在當地漫步，屯堡人的一舉手一投足，皆可作妙不可言的文化解讀。因地制宜的石頭建筑，鬼斧神工。聞名中外的地戲，內涵豐富。青、藍色調的服飾，訴說著夢里水鄉，一個遙不可及的江南。屯堡文化的可圈可點，一言難盡。細細品味，用心解讀，任何一個方面均可寫成皇皇巨著。而深入其中，即使皓首窮經，也難窺其全貌。只是S著工作人員的介紹，與屯堡人的深入接觸，我突然對屯堡姑娘那雙穿在腳上的“尖頭繡花鞋”興味盎然。（4）
一、式樣
顧名思義，尖頭繡花鞋因其頂端尖細，而特色鮮明，且尖細的頂端與寬大的鞋身和鞋根相映成趣。也正因中部與根部的寬大，而愈見頂端的尖細，對比突出的效果，于此立竿見影。同時，為了美觀，也為了舒適，鞋子頂端微微翹起，形成翹翹的尖角，整體呈倒鉤狀。在大腳備受冷落，“三寸金蓮”為人追捧的古代社會，這一對漂亮的尖角，即使大腳的女子穿上，也頗能迎合時人小巧玲瓏的審美觀感。因為是純手工制作，尖頭繡花鞋的鞋幫和鞋底，均為布料，且為平底。與中國的傳統布鞋千層底，有相似之處。但又與傳統布鞋大多色調單一的審美，又有所不同。尖頭繡花鞋，又因鞋面上繁復秀麗的花紋和精巧的刺繡，（5）而美妙絕倫。
因江南是刺繡故里，而作為江南遺民的屯堡人，這一點可謂風韻猶存。即使在戎馬生涯，石頭筑屋的黔中腹地，他們也不忘為祖傳的刺繡絕活，騰出一席之地而精雕細琢。屯堡建筑所不可或缺的“走馬轉角樓”，（6）就是心靈手巧的屯堡女子挑花刺繡的地方。據說屯堡女子一生要繡出百余件花品，可見平時用功之勤。非但如此，臨出嫁“報日子”的那天，還要收攏起來挑到新郎家去，在眾鄉親面前展示自己的勞動成果。而眾鄉親的交口稱贊，無疑是對她們的最高獎賞。也正如一首發自她們心靈的歌聲所言：“熬更守夜繡枕頭，繡出鴛鴦戲水圖。有朝一日同共枕，好比躺在云里頭。”（7）屯堡女子的勤奮擅繡，于此可見一斑。
尖頭繡花鞋的鞋幫，大多以屯堡人最愛的藍色、青色為底色，另外也有色感較為接近的綠底。鞋幫上的刺繡，多以色彩斑斕的花鳥蟲魚為主，加之高超的繡工，看上去栩栩如生，熠熠生輝。同時，也由于多山的環境，與戰地的需要，尖頭繡花鞋也與實際用途緊密相連。畢竟此地山高路險，戰亂頻仍，不比柔風細雨的江南。因此鞋幫上總有兩層白布沿口而上，一直延伸到結實有力的小腿肚。穿戴的時候，可以打緊從腳踝就開始打起的綁腿，具有突出的實用性。也正因如此，不論勞作于田間地頭，還是賦閑于飯館茶樓，屯堡女子都會對這樣的鞋子情有獨鐘。
很多史籍的記載，不屑于著眼屯堡女子腳上的那雙尖頭繡花鞋，更別說對鞋子的用途詳盡記述。尖頭繡花鞋，因實際需要，除上述構造以外，還有一個較為隱秘的所在。那就是為隨時隨地的防御性提供一個憑借。據云峰屯堡講解員的敘述，每一只尖頭繡花鞋的鞋根處，都有一個掩藏極為隱秘的孔洞，口徑不大，僅可容一把尖細的匕首，且直通頂端，保證了匕首的長度。平時利器藏于鞋底，習以為常。一旦非常之時，則乘人不備，奮起一擊。
二、成因
關于屯堡女子尖頭繡花鞋的來源，有一個動人而取巧的傳說，且與大腳馬皇后息息相關。說是太祖定鼎之后，某年元宵佳節，皇城里花燈綻放，熱鬧非凡。馬皇后久居深宮無聊，想去宮外的世界一游，與民同樂。遂喬裝打扮，帶上幾個太監、宮女，悄悄出宮。一路上燈火輝煌，猶如白晝，且花樣繁多，吸人眼球。馬皇后目不暇接，游興漸濃?；食抢锶藖砣送?，摩肩接踵；市面上品類繁盛，爭奇斗艷，雖不比皇宮擺放整齊、花里胡哨，但新巧可愛，近年新貨，多所未見。馬皇后徜徉其間，心花怒放，已忘了自己乃國母之尊。不經意間，一個喬裝的破綻，露出了她那雙與秀氣無緣的大腳，引得看慣“三寸金蓮”的眾人一陣陣哄堂大笑。馬皇后氣不過，掃興而歸，回宮向太祖訴苦。太祖只笑不語，事后命人做了一雙具有小腳特色的粽子樣大腳鞋贈予馬皇后，以示慰藉。馬皇后穿上后，長裙及地，恰到好處地罩住了大腳，卻獨獨露出一雙翹翹的尖角。自此，尖頭繡花鞋流傳開來，而為遠在他鄉的屯堡女人一代代仿效。
且不說傳說本身真實與否，單就內在心理而言，屯堡女子是想為自己的那雙大腳尋找一個有力的說辭。畢竟在那個小腳橫行的時代，她們的大腳總會顯得無比另類，甚至還可能為人嘲諷。盡管她們也嘲笑裹腳D女的小腳為“羊角錘”，但我相信，這種嘲笑，更多的是對他人嘲諷的一種反擊。因與小腳的傳統有違，她們就想方設法尋找大腳的理由，哪怕是一個強有力的榜樣。而母儀天下的大腳馬皇后，正好滿足了她們的需求。即便現在，筆者詢問屯堡女子不纏足的緣由，她們也還會自豪地說：“我們皇帝娘娘不裹腳，我們也不裹腳”。事實上，她們不懂，當年馬皇后之所以不裹腳，是因為出身不好，條件所限。
當然，細細體察，就不纏足一事，屯堡女子扯出皇后娘娘，“這種說法里面包含了屯堡人對故鄉的熱愛之情，以此來延續她們作為漢族人的自豪和驕傲，從心里提升自己作為漢民族的優越感的心理因素”，（8）應是較為合理的推測。但另一個方面，其不纏足，也是情非得已，甚至與大腳馬皇后當年一樣，緣于條件所限。
“研究各民族服飾的異同，似應聯系地理環境的異同來考察。地理環境的獨特性往往形成民族文化的獨特性，也形成民族服飾的獨特性?！保?）云貴高原獨特的卡斯特地貌，決定著她們的生存環境，并非一馬平川，而是山高林密溝壑縱橫。而征服者的姿態，又決定著她們的居留環境多處險要地帶，依山傍水，既為居住，也為防御，且以防御為主。這一相對險惡的生存環境，使得“三寸金蓮”沒了生存的余地，只有自然生長的大腳，才能于高低不平的山路健步如飛。
而征服者的姿態，又決定著每家每戶的男主人，都肩負著沉重的作戰任務，只要有號召，隨時都有出征的可能。即使平時，防備意識也不能有所松懈。因為據史料記載，僅從明至清，大大小小的“焚屯”事件，就不下數十起。（10）所以，對于男人而言，重要的可能不是生產，而是防守與作戰。那么，生產的任務，就自然而然由女人承擔。而耕地種田，就更不是弱不禁風的小腳所能勝任了，舍大腳而其誰。
男子作戰，女子在家獨當一面，稍有危險，還要能夠保護自己，甚至保護家人。這一點需求，在尖頭繡花鞋的設計上，也體現無遺。那個隱藏至深的小孔，一把尖利的匕首，可算是她們最后一道強而有力的防線。
當年明太祖“調北征南”時，一紙令下，從中原、湖廣、江南等省強行征調大批農民、工匠、役夫、商賈、犯人各色人等遷來黔中。巫醫百工，耕種刺繡，內地發達省份的各種技術，隨之而來。時至今日，刺繡仍是屯堡女子的拿手絕活，并成為安順地區一張響當當的名片。而這種刺繡技術，操之于愛美之心濃烈的姑娘手上，自然也會毫不吝嗇地運用在那雙心儀的鞋子上。
綜上所述，尖頭繡花鞋的構成，既有隨遷工藝的烙印，傳承刺繡的絕活，也有特殊的生存環境里不得已而為之的客觀實在，即生產與防守，不可偏廢其一的現實需要。
三、功能
“屯軍堡子，皆奉洪武敕調北征南?！⑻幫捅じ鬣l，家人隨之至黔。”（《安順府志?風俗志》）當年明太祖一紙調令，這些南下的軍士，就要拖家帶口，離開世代生活的魚米之鄉，來到當時荒蠻落后的黔中腹地。在多山的云貴高原上，平原稀少，石頭遍地，可耕之地不多，這一群視死如歸的軍人及其家屬，初來乍到的首要任務，便是開墾種地，生存下去。據當地的《葉氏家譜》記載：“自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初年被派遣南征，……平服世亂之后……令屯軍為民，墾田為生?！迸c歷朝歷代，百姓出資養兵不同，明太祖自認為想出了一個一勞永逸的好辦法，那就是實行軍屯，意圖實現軍用糧草的自給自足。明太祖的這個辦法好壞與否，眾說紛紜，但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形成了鑲嵌于云貴高原的屯堡文化。
屯堡人既以軍人為主，且多為軍士家屬，那么他們的生活就與軍事戰斗息息相關。就連屯堡人的食品也因為軍事需要，而具有長久儲存和收藏的特性。被譽為戲曲的“活化石”，流傳至今的屯堡地戲，雖反映著屯堡人的農事生活，但都是以戰爭為主題，以英雄崇拜為特色。史載屯堡人“跳神戲之舉，借以演習武事，不使生疏，含有寓兵于農”的初衷。還有屯堡人的住宅，雖是就地取材，以石料為主，但更多的是軍事考慮才如此這般。據現存屯堡建筑而言，村寨內部的巷子縱橫相連，錯落有致，而各個巷子又直通街道，形成點、線、面結合的防御體系，具有鮮明的軍事色彩。
既然屯堡人的生活離不開軍事斗爭，且很多生活習俗的形成，都有服務軍旅的特征，那么屯堡女子尖頭繡花鞋的出現，也應該具有服務軍旅生活的功能。
如前所述，屯堡女子的放足，絕非刻意為之，而是特殊的生存環境所致。因為是軍人家屬，作戰自然是主要任務，男子在外拼命廝殺，無暇顧及農業生產，那么生產的重擔就毫無疑問地落在留守的女眷身上。而艱苦的勞作，只能使裹小腳的企求化為泡影。這也就決定了尖頭繡花鞋的尺寸，大過時人稱道的“三寸金蓮”，而為屯堡女子所特有。
男子作戰在外，在家留守的無非就是老弱婦孺。雖然是結寨而居，聚族而住，并且住處易守難攻，石頭建筑牢不可破，軍事色彩鮮明，但青壯年勞動力的缺失，畢竟會降低她們心中的安全感。而從明至清為數眾多的焚寨事件，就足以說明這種擔心不是杞人憂天。更何況，凡事也要有個以防萬一。所以，屯堡女子尖頭繡花鞋，有個隱藏匕首的孔徑，就再好理解不過。無非就是為了非常之時的非常之需，關鍵時刻給來犯之敵以致命一擊，從而保衛家園。
所以，我認為屯堡女子尖頭繡花鞋，除了鞋面上繁復郁麗的花紋為了美觀，極具觀賞價值外，它的出現主要功能還是為了服務于軍事斗爭。不管是穿上它更便于田間勞作，以提供軍需，還是隱藏的匕首可以攻擊來犯之敵，為了使前方作戰的男人能夠義無反顧地痛擊強敵，并盡快地凱旋而歸，其實都是軍事斗爭使然。
參考文獻：
[1]王子鵬、馬晶瓊：《淺析安順屯堡建筑》，《華中建筑》2008年6月第26卷，第172頁。
[2]翁家烈：《屯堡文化研究》，《貴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第69頁。
[3]王芙蓉、王玲、張志春：《屯堡女子“鳳頭鞋”與“天足”研究》，《湖北民族W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5期，第41-42頁。
[4]方遙骸棟菜呈腥辶致繁；び敫新設計研究》，華中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第15頁。
[5]帥學劍：《屯堡人之前世今生》，《中國西部》2005年第4期，第18-20、29頁。
[6]戴平：《中國民族服飾文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頁。
注釋：
（1）王子鵬、馬晶瓊：《淺析安順屯堡建筑》，《華中建筑》2008年6月第26卷，第172頁。
（2）翁家烈：《屯堡文化研究》，《貴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第69頁。
（3）翁家烈：《屯堡文化研究》，《貴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第69頁。
（4）按，“尖頭繡花鞋”一說出自當地導游之口，后筆者查閱相關研究資料，發現此說有異，但經導游再三確認此說無誤，且較為形象通俗，故采用此說。一般，學者在研究中，將此鞋稱之為“鳳頭鞋”的居多。見王芙蓉、王玲、張志春：《屯堡女子“鳳頭鞋”與“天足”研究》，《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5期，第41-43頁。極少有稱為“尖頭繡花鞋”的，見帥學劍：《屯堡人之前世今生》，《中國西部》2005年第4期，第29頁。
（5）王芙蓉、王玲、張志春：《屯堡女子“鳳頭鞋”與“天足”研究》，《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5期，第41-42頁。
（6）方遙骸棟菜呈腥辶致繁；び敫新設計研究》，華中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第15頁。
（7）帥學劍：《屯堡人之前世今生》，《中國西部》2005年第4期，第29頁。
（8）王芙蓉、王玲、張志春：《屯堡女子“鳳頭鞋”與“天足”研究》，《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5期，第42頁。
（9）戴平：《中國民族服飾文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頁。
屯堡文化論文范文2
19世紀初在巴黎出版了克拉普羅特（Klaproth）的德文名著《回鶻語言文字考》[5]，在圣彼得堡出版了俄國東正教神父比丘林（Bichurin[Iakinf]）的《古代和現在準噶爾盆地和新疆概況》和《古代新疆民族史料》[6]。之后為布萊施耐德（Bretschneider）關于維吾爾歷史的著作《中世紀維吾爾史》。多桑（ D’Onsson）的《蒙古史——從成吉思汗到帖木兒》一書也涉及了維吾爾歷史[7]。
19世紀下半期由于新疆動蕩的局勢，從而引起西方學者對維吾爾歷史的關注。格里高里也夫（Grigor’ev）用俄文撰寫的兩卷本的《自然地理學——新疆》收集了從古代到19世紀70年代有關維吾爾族歷史、民族學、地理學等方面的材料[8]。此書現在仍未失去其價值。
當時盡管已出版許多關于維吾爾歷史的著作，但有關其族屬問題仍未解決。蒙古學家施米特（Ya. Shmidt）和班扎羅夫（D.Banzarov）甚至不認為維吾爾人是突厥人。從19世紀末俄國出版了兩種專著后，對此問題再也無人產生懷疑了，那就是拉德洛夫（W. Radloff）的《維吾爾人歷史考》[9]和波茲涅也夫（D.Pozdneev）的《維吾爾歷史概要》[10]。波氏書的第一部分詳細介紹了關于維吾爾歷史已出版的論著。
巴拖爾德（W.W. Bartol’d）的下面著作對研究維吾爾歷史、文化具有重要意義。它們是：《七河史》、《中亞出差報告》、《中亞》、《蒙古統治前中亞的基督教》、《吉爾吉斯人》、《突厥-蒙古人民歷史》[11]等（現都已收入巴氏10卷本的全集中）。
此外，19世紀許多俄國旅行家也對居住在東部天山地區的維吾爾族和其他民族的歷史給與了注意，如格魯木-格爾日麥羅（Grum-Grzhimaylo）的《中國西部旅行記》[12]。在此書的第二卷中有關于北山過去歷史的專章記述。他也像上述格里高里也夫氏書一樣，綜合了不同作者關于維吾爾族歷史的材料，并加上了自己的看法。
法國漢學家和中亞史學家沙琬（Ed. Chavannes）和伯希和（P. Pelliot）對新疆歷史和文化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貢獻[13]。法國另一位漢學家叩節（H. Cordier）的四大卷《中國通史》中的第二卷全是關于突厥、蒙古史的論述[14]。
維吾爾史在法國著名學者格魯塞（R. Grousset）的《遠東史》和《草原帝國史》也占有重要位置[15]。
1934年俄國著名的蒙古學家符拉基米爾措夫（B. Ya.Vladimirtsov）的《蒙古社會制度——蒙古游牧封建制》一書[16]對研究維吾爾歷史也具有指導意義。書中強調了人們在社會中的經濟、法律地位和統治階級的剝削方式。
1947年雅庫包夫斯基（A. Yu.Yakubovskiy）發表了《阿拉伯波斯史料中的高昌王國（9-10世紀）》一文。文中依據阿拉伯、波斯史料研究了9-10世紀吐魯番回鶻王國的歷史[17]。
德國的馮·加班（漢文名字葛瑪麗）（Annemarie von Gabain 1901-1993）一生獻給維吾爾語文、文化、歷史、宗教和藝術的研究，生前共發表這些方面的論著三百多種，是公認的世界維吾爾學奠基人。她從上一世紀二十年代末與其老師邦格（W. Bang）一起刊布了6大卷的《吐魯番突厥（回鶻）文獻Tuerkische Turfan-Texte》、《回鶻文玄奘傳研究Die uigurische Uebersetzung der Biographie Huen-tsangs》。1941年出版了劃時代的《古代（回鶻）語語法》(Alttuerkische Grammatik)。60年代以后，她主要轉向對維吾爾歷史、文化、宗教和藝術的研究。在這些方面也取得了輝煌的成果。早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她就發表了諸如《古代突厥人生活中城市的作用》（1949，Der Islam）、《維吾爾人的早期歷史》（1952，載《東亞自然與民族學協會通訊Nachrichten der Gesellschaft fuer Natur-und Voelkerkunde Ostasiens》、《突厥回鶻人中的佛教Buddhistische Tuerkenmission》（1954，載Asiatica—F.Weller教授紀念論文集）、《古代（回鶻）人的紀年》、《中亞的佛教》（1961，載《東方學手冊》）、《高昌回鶻王國》（1961年美因茨科學院出版，由我翻譯的漢譯文，載《新疆大學學報》，1980年，2期）、《土魯番收集品中的印刷術》（1967，載《德國科學院會議報告SDAW， 人文科學類》、《高昌王國的生活》（二卷）（1973年，此書有鄒如山的漢文譯本，書前載有我寫的對葛瑪麗教授的簡單介紹）、《中亞學導論》（1979）等許多重要著作。在對古代維吾爾藝術研究方面，除了《維吾爾的佛教藝術》(為她1982年秋訪問我國時所做的學術報告，收入《（中國）突厥語研究通訊，9，1983》外，尚有《回鶻文十王經中的木刻插圖研究》等[18]。
法國回鶻史專家哈米勒屯（J. Hamilton）（原為美國人，1974年加入法國籍）于1954年完成《五代回鶻（按即古代維吾爾，下同）史》（Les Ouigours a l’epoque des Cinq Dynasties d’apres les documents chinois）的博士論文，于1955年出版（我國有耿昇的漢文譯本。 1988年出版了此書法文的補正版）。另外，1971年他又以《敦煌本回鶻文善惡兩王子的故事》（Le conte bouddhique du bon et du mauvais prince en version ouigoure）獲突厥語文學博士學位（此書曾兩次被譯成土耳其文出版）。1983年以《敦煌9-10世紀回鶻文寫本研究》（兩大卷）（Manuscrits ouigours du IXe-Xe siecle de Touen-houang）獲法國國家博士學位。他一生除專著外，尚數十篇，其中重要的有《九姓烏古斯與十姓回鶻考》。在這篇論文中，他從突厥語言學的角度，論證所謂古代突厥碑文中多次出現的Toquz Oghuz（九姓烏古斯）實際上就是漢文史籍中的“九姓”。“九姓”源自toquz oghush（意為“九姓，九個氏族”），也就是說oghush “姓氏、氏族”一詞因受到前面詞toquz “九”中尾音 z 的類比同化影響，從而也變成oghuz。這一點正與漢文史籍相符（在漢文史籍中只載有“九姓”或“九姓鐵勒”，而不見“九[姓]烏古斯”）；所謂“九姓”（突厥文稱“九（姓）烏古斯”）實指“九姓鐵勒”或“鐵勒九姓”。回紇（回鶻）只是九姓鐵勒之一。回鶻一般自稱十姓回鶻（On Uighur）。
1964年出版了美國學者薩莫林（W. Samolin）的《12世紀前的新疆East Turkestan to the 12th century》（此書是在其1961年的博士論文《塔里木盆地的突厥化》基礎上寫成）。
1966年前蘇聯吉洪諾夫出版了《10-14世紀回鶻經濟社會結構》（D. I. Tikhonov: Khozyaystvo i obshchestvennyy story uygurskogo gosudarstva X-XIV vv. ， 1966）一書。此書由下列章節組成：1）導論，2）6-9世紀的回鶻，3）東部天山的回鶻王國，4）農業，5）城市和手工業，6）貿易和高利貸，7）租稅和勞役，8）土地占有制，9）封建主和依附農戶，10）村社，11）文化和風習[19]，12）結束語。
1983年出版了馬里亞夫金（A. G. Malyavkin）的《9-12世紀回鶻王國Uyg. Gosudarstvav IX-XII vv.》。
1988年開始出版由俄國學者集體撰寫（主編為：S. L. Tikhvinskiy 和B. A. Litvinskiy）的多卷本（已出四卷）《古代和中古早期新疆史》[20]專著代表西方學者研究新疆和維吾爾歷史的最新成果。在第一卷的第六章，大量引用古代希臘、羅馬關于古代新疆的史料，使我們習慣于漢文史料的中國學者耳目一新。其第一卷內容是：1）導論，2）研究史，3）石器時期，4）青銅器時期，5）早期鐵器時期，6）古代（希臘、羅馬）史料中的新疆，7）公元前三世紀到公元后六世紀的新疆，8）7-10世紀的新疆，9）偉大的絲綢之路。第二卷的內容主要是關于新疆古代的民族、文獻和宗教。第三卷內容是關于古代新疆的社會經濟。第四卷是關于新疆民族的服飾。
1991年由多位前蘇聯學者集體編寫的《維吾爾族簡史》(Kratkaya Istoriya Uygurov)寫得不錯，由下面7章組成：1）導論，2）原始公社制度時期的新疆，3）公元前一千年下半期到公元后第一千年初期新疆民族歷史的態勢，4）公元5-10世紀的早期封建王國，5）諸封建王國的形成，6）蒙古統治下的維吾爾族，7）9-13世紀時期的維吾爾文化。
最近獲悉2001年在阿拉木圖出版了喀馬羅夫K. Kamalov的《8-9世紀的古代維吾爾人》（Drevnie Uygury VIII-IX vv.）。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于80-90年代組織出版了多卷本的《中亞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迄今為止已出版五卷六冊）。其中的第四卷分別載有西諾（D. Sinor）教授撰寫的《回鶻汗國》和我撰寫的《高昌王國》。
1990年由西諾教授主編出版的《劍橋早期內亞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有澳大利亞維吾爾學家馬克拉斯（Colin Mackerras）撰寫關于回鶻的專章(此人1972年根據兩唐書曾撰寫出版了《回鶻汗國》一書)。
1992年美國學者郭爾登（Peter Golden）出版了《突厥人民歷史導論》的專著（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其中第六章為回鶻史。
1992年德國學者沙爾立普（W. Scharlipp）發表了書名為《中亞的早期突厥人》（Die Fruehen Tuerken in Zentralasien）的著作，其中關于回鶻史的部分內容為：1）回鶻人的早期歷史，2）（蒙古高原）回鶻汗國，3）新疆和甘肅的回鶻王國，4）現存回鶻文獻：世俗文書和宗教文獻。
2000年由國際東方學會組織出版的《前伊斯蘭時期諸突厥民族歷史》一書[21]中載有我的長篇論文《古代突厥草原汗國》(德文)和西諾的《蒙古高原回鶻汗國》、德國茨木(P. Zieme)教授的《高昌回鶻王國》（德文）、以及哈米了屯的《甘州回鶻王國》（法文）等[22]。
以上簡單介紹了西方學者近二百多年對回鶻（維吾爾）歷史研究的概況。我認為我們在研究維吾爾歷史中對西方和日本學者的有關論著注意的不夠。這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之一就和我國學者的外語功力差、不注意國外新的研究成果及使用回鶻等新疆古代語文材料有關。漢文史料對研究新疆史、維吾爾史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何況一百多年來大量新疆出土的文物都流失國外，他們有近水樓臺之便，在這方面不斷有新的專著出版。希望我國年青一代維吾爾學學人能更上一層樓，青出于蘭勝于蘭，為我國維吾爾學的發展做出貢獻。
* 此處西方主要指俄國和歐美。此外日本學者也對回鶻史的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我擬另外撰文介紹。
[1]Histoire de Gentchiscan et de toute la dinastie des Mongols ， Paris ， 1739.
[2]Memoire sur l’origine des Huns et des Turcs ， Paris ， 1748; Histoire general des Huns ， des Turcs ， des Mongols et des autres Tartares Occidentaux ， 4 tomes ，Paris ， 1756-1759.
[3] Histoire de la Tartarie ， Paris ， 1779.
[4] Descriptions geographique ， historique ， chronologique ，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La Haye ， 1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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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詳見拙文《維吾爾學大師葛瑪麗教授逝世十周年》，《西域研究》，2003，4。
[19] 此章我在很多年前曾譯成中文，發表在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的《民族史譯叢》，6，1978。
[20] Vostochnyy Turkestan v drevnenosti I rannem srednevekov’e， Moskva， 1988.
屯堡文化論文范文3
［關鍵詞］任務驅動式教學法民族文化旅游專業教學
［中圖分類號］G64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3437（2013）08-0115-02
與全國重點大學不同，地方高校往往具有較強的地域性。這種地域性是地方高校自身具有的一種優勢。在課程教學中，應該充分發揮和利用這些地域優勢。本文以廣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的旅游管理專業為個案，從自身的教學經歷出發進行闡述。
一、地方民族文化在旅游專業教學中運用的意義
廣西師范大學旅游管理專業創立于2000年，依托桂林這一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在國家旅游綜合改革試驗和國際旅游勝地等背景下建設發展。如何利用文化與旅游發展的大好空間，進行地方高等院校課程的改進，培育社會急需人才，是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的。
廣西壯族自治區本身文化底蘊豐厚，有自然景觀、人文景觀、自然與人文疊合的景觀，尤其是少數民族文化，包括壯、瑤、苗、侗等11個少數民族，其文化資源是較為豐富的，因此在教學中教師要善于灌輸這些地方文化并引導學生共同挖掘。
高等院校為地方經濟服務，“富民強桂新跨越”既要富民強桂，更要人文強桂。專業設計要符合區域經濟發展需求，而區域文化及企業文化背景也是人才培養過程中必須思考的重要方面。旅游管理專業學生尚未經過專業學習，對地方民族文化一知半解，無法做到融會貫通；但另一方面，他們又對地方民族文化有濃厚的興趣，對于專業域有極強的求知欲。地方特色文化在旅游專業教學中的滲透是具有重要意義的。旅游管理專業就業方向更趨向于所在地域，要求學生必須了解當地文化資源與特色。
二、地方文化資源在教學課程中的設計
（一） 課程設計體現地方文化特色
旅游專業是一個綜合性很強的新興專業,新開設的課程在培養人才的目標上尚不明確,致使在課程結構設計中偏重理論知識, 輕視人文知識。教師在授課內容上也過分強調理論知識,大大忽視了地方特色文化的教育。
因此,在旅游專業課程中要強調地方民族文化資源，包括廣西區域民族文化的源起、特點、分類和發展規律等，與旅游密切相關的民族文化旅游資源，如民族建筑物、地方特色小吃、服飾、民歌等豐厚的人文內涵。如此一來，建議本科專業學生開設旅游文化學、廣西旅游文化概論、廣西民族民俗旅游、廣西文化旅游英語等課程。遵循認知規律，選取廣西各民族文化中具有典型性和積極意義的文化現象作為教育內容，從而使學生真正領略廣西民族文化的內涵和魅力，得到民族文化的熏陶滋養。
（二）選編廣西地方民族文化素材作校本教材，以學校的校長和教師為主體
為了有效地實現校本課程目標，達到教育學生的目的，要對教學內容進行研究，并共同開發和制定一些基本的教與學素材，作為校本課程實施的媒介，這些素材構成了校本教材。高等院校旅游專業教學中實踐性訓練必須結合地方旅游文化資源在內的旅游方面的內容。
參考近年來廣西出版的優秀文化作品，如《桂北文化研究》、《紅水河文化研究》、《環北部灣文化研究》、《壯族文明起源研究》、《中國―東盟博覽會?民族叢書》、《壯族叢書》、《廣西通志?民族志》等書籍編寫本院民族文化旅游的校本教材，共同推進民族文化的傳承，提高廣西民族文化的知名度。
以《廣西民族民俗旅游》中的廣西民歌與節慶進行教學時，可以把廣西不同民族的民歌資源和節慶加以利用，形成教學素材，介紹壯族的“三月三”、“歌圩”、瑤族的“做娘”、侗族的“會期”、“吃冬節”、苗族的“趕坡”和“坐妹”、仫佬族的“走坡”、京族的“哈節”等。正是這些多姿多彩的音樂匯成，使得廣西“歌?！敝u廣傳天下。拓寬學生的認知領域、情感領域和實踐領域，為他們的健康成長奠定堅實的基礎，逐步提高他們的人文素養，培養學生民族精神，增強學生的民族自豪感。
（三）采用多元化的教學資源來促進課程設計，達到教學效果
讓地方特色文化走進專業實踐訓練，是一種切合實際的良好方法。本人還會利用自己平時田野調查所獲得的資料，如貴州的侗戲和屯堡戲、湘南江華的瑤族蝴蝶歌、照片、實物來進行展示，讓學生進行對比學習。
廣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旅游管理專業在實際中已聘請當地的政史教研室、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桂林西山博物館、廣西10+1生態博物館等部門的負責人員專門以專題形式為學生講解挖掘地方文化的深厚內涵，也取得了良好效果。
三、任務驅動式教學方法的運用
根據旅游專業課程的具體特點，旅游專業教學應以學生為主體，教師要利用學生對地方文化的了解, 引導學生能在課堂發揮主動性, 積極地參與到課堂活動中，盡量采用任務驅動式教學方法。
“任務驅動”是一種建立在建構主義教學理論基礎上的教學法。它要求“任務”的目標性和教學情境的創建。使學生帶著真實的、可操作的任務在探索中學習。在這個過程中，學生還會不斷地獲得成就感，可以更大地激發他們的求知欲望和求知精神，逐步形成一個感知――理解――靈活運用的良性循環，從而培養出獨立探索、勇于開拓進取的自學能力。
各地的、各民族的學生會積極利用自己的優勢共同參與到課堂教學中來，比如本人在教學中有三江侗族、龍勝瑤族、靖西壯族、那坡黑衣壯等各民族、族群的同學參與教學，對他們進行任務驅動式教學法可以豐富各門課程的教學資源。如此一來，教學也擺脫了以往教學中傳授知識的弊端,以實踐為特色，培養學生對民族文化進行鑒賞和對比，培養學生對地方文化的領會和挖掘。
以《旅游專業英語》為例，教師給學生分配了以下資料搜集任務，“對自己所熟悉的旅游資源或者景點進行介紹”。學生在課下通過網絡、書籍、報紙等途徑尋找關于廣西的景點，包括桂林象鼻山、七星公園、蘆笛巖、柳州魚峰山、靖西繡球街、上林大明山和大龍湖、北海銀灘等英文資料。學生通過準備，把主題做成PPT格式，圖文并茂地展示景點及旅游線路，比如人文地理、歷史、發展現狀等。在課堂中進行Presentation，時間為3-5分鐘，而其他同學必須準備關于主題的1-3個問題，由負責Presentation的同學進行現場回答；遇到生詞、專業詞匯時，教師可以把它寫在PPT上進行解釋與解讀。教師把這些PPT搜集起來做成課程教學資源庫，由大家共同參與完善與改進。
四、教學實踐環節引入地方民族文化
（一）民族文化展示平臺
旅游專業依托每年的校園旅游文化藝術節，教學成果展示等機會要求學生要進行模擬訓練與展示，每個同學都要參與展示，輔導教師及時做出糾正與指導。在學習民族戲曲、曲藝之前，讓學生事先觀看一些民間戲，對傳統戲曲的角色、唱白、情節模式、場景等有著清晰的感性認識，然后教學過程中以師生交流為主，引導學生總結歸納。這樣不僅節省課堂時間，而且能調動學生積極性，起到事半功倍之效，甚至產生了一定的社會功效。一些“演員”學生之后便任職于一些本地話劇團、戲曲團，進一步豐富了地方文化發展。
（二）任務驅動式實地考察
任務驅動式的實地考察不僅可讓學生了解地方文化，還可以服務于課程教學。桂林印象、劉三姐景區、漓江民俗風情園、世外桃源景區、劉三姐景觀園離我校都很近。在學習民族文化之前，可以先讓學生到風景區進行有目的的考察，并對風景區中各類有關壯、瑤、苗、侗民族文化詳細記錄、拍照。課堂講授時便以學生匯報為主，讓學生將教材內容與實地考察收集到的材料進行對照，從而提高對廣西少數民族文化認知和體悟。
（三）論文、調研設計環節
我院旅游管理專業學生是在大學四年期間要求必須參加一次創新杯論文競賽，在此任務驅動下學生有機會到廣西各縣、各民族地區接觸各民族的文化，這對他們是一次很好的鍛煉。通過創新杯論文的設計可以讓學生的綜合知識進一步得到鞏固，而且是建立在具體實踐的基礎上。近年來我們提出要學生注重旅游景點的文化內容探析，注重地方文化特色，同時要求學生要結合地方旅游發展的情況以及自己具體的實踐地點，對實習實訓的認識，對地方文化的領會等方面來完成設計。
在旅游專業教學過程中，地方旅游文化的滲透和引入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地方文化特色以及豐富的地方文化底蘊，要真正做到以就業質量作為檢驗教育教學的標準，突出教學的針對性和實用性，不斷地加強教學改革創新，培養出適應現代化建設需要的綜合型人才。
［參考文獻］
［1］張海燕.旅游文化與旅游英語教學［J］.蕪湖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1，（2）.
屯堡文化論文范文4
關鍵詞 民族教育 民族文化 現狀 反思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Ethnic Culture Education Status quo and Reflection in School Education
――Take Enshi Wuyang Community Offices as an example
KE Bo， CHEN Ling， GUI Longxiang， YANG Yanqiong， LIU Liqia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ge of Hubei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Enshi， Hubei 445000）
Abstract Cultural heritage of minority school education is not only a process of national folk cultural resources into mainstream education， but also for the survival and the survival of the national spirit of wisdom and then cognitive processes. Although the nation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in Enshi got some success， but there are also national education faculty shortage， shortage of funding for education and other issues. This must be taken to identify the main heritage， cultural atmosphere， the construction of school-based curriculum， innovative measures such as school education model.
Key words national education； national culture； status； reflection
0 前言
廣義的民族教育是指對本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對外來文化引進、消化和吸收的過程；狹義的民族教育則專指對少數民族文化知識的教育。本文所指的民族教育主要是指狹義方面的。民族教育的目的不僅讓少數民族進入主流社會，更需要他們來貫徹黨的路線方針，傳播科學技術知識，傳承民族文化。
1 學校民族文化教育現狀的個案調查
恩施州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一個多民族的集聚地，恩施市現包括白果鄉、盛家壩鄉、芭蕉侗族鄉、沐撫辦事處、板橋鎮、屯堡鄉、沙地鄉、崔壩鎮、太陽河鄉、白楊坪鄉、龍鳳鎮、紅土鄉、新塘鄉、三岔鄉、六角亭辦事處、小渡船辦事處、舞陽辦事處。所有的鄉鎮、辦事處均有中小學。我們對舞陽辦事處部分學校的民族文化教育進行了調查。
1.1 恩施市舞陽街道辦事處社區中學校教育的基本情況
舞陽壩街道辦事處，地處恩施州府所在地，國土面積116.2平方公里。辦事處轄9個社區居委會、10個行政村，總人口125200人。轄區內有全日制初中三所，小學十三所（含兩所市直小學），教學點一個，在職教師561人（不含兩所市直小學），在校中小學生共8492人（不含兩所市直小學）。經過初步調研，本調查組選擇了三所中學、城鎮與鄉村小學分別2所重點調查。
1.2 恩施市舞陽街道辦事處社區中的學校教育現狀
1.2.1 師資
桂花園小學占地面積8960平方米，現在有教學班6個，在校生1115人（民族成分以土家族為主，在校學生農村務工子女占80%左右），在職教師47人，其中有4人在鴨子塘小學支教，6人在金子小學支教。金子小學現有教學班7個，在校學生200余人，在職教師23人，其中高級教師10人，本科學歷4人，專科學歷14人，中師學歷5人，教師學歷達標率、學生入學率、鞏固率均達100%。實驗小學現有48個教學班，在校學生3422人，在崗職工168人，其中，大專以上在崗職工121人，湖北名師2人，特級教師2人，具有高級職稱教師6人，中級職稱90人。2002年至2005年，學校教師在各級刊物上300多篇，論文、案例、課件在市級以上獲獎700多人次，優質課在市級以上獲獎60多節。2005年11月17日至20日，在福建泉州舉行的“全國第二屆新世紀（版）小學語文實驗教材課堂教學研討會”上，該校青年教師黃愛華執教的《林中樂隊》代表湖北省參賽，榮獲全國語文優質課一等獎，參加全國現場比賽獲此佳績在全州尚屬首次。
金子初級中學現有十個班級、學生460人?，F任教職工54人，其中有：中學高級教師2人，一級教師38人。有3人分別被評為恩施市骨干教師。七里坪中學現有19個教學班，教師17人，全部為大專以上學歷，學生1730名。
舞陽壩中學現有43個教學班，學生2458人，平均班額達74.5人；教職工162人，其中高級教師25人。省級骨干教師2人，州級骨干教師7人，市級骨干教師12人。在教育科研上，教師近5年來在各級報刊上公開發表教研文章200余篇，獲省級以上論文獎500余項。部分教師參加全國英語實驗教材的編寫工作，承擔了8個立項課題研究，取得豐碩成果。該校除了結對支援兄弟學校外，年均送課下鄉20節次，年均承擔省、州、市級公開課、展示課、觀摩課等30節次，真正成為了恩施自治州的窗口學校。
由于學校大多教師具備的民族文化知識較少，民間藝人不懂教學，由此給民族文化教育的傳承造成困擾。即使在本地能夠找到有一定民族文化理論的學者，可以承擔一定的教學任務，但學校也沒有這筆經費聘用。所以，教師缺乏的問題，不僅影響到民族文化教育的質量，也影響到民族文化教育可持續發展。
1.2.2 校本教材
金子小學使用的校本教材有《理想點亮人生》和《忠孝雅誠》，且開設了恩施民族常識、恩施民族文化等地方課程，這些地方課程是基于恩施州情和各地富有特色的少數民族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習俗等教育資源的開發利用而編寫的。為了讓同學們更好地學習這些民族課程，學校將民族知識也納入到考試機制中，并占5%的比例。其他學校均沒有編寫校本教材。
1.2.3 教學內容
調查分析，恩施市舞陽街道辦事處社區中各中小學主要通過以下途徑進行民族教育，傳承民族文化。其一，學生課間學做恩施民舞擺手舞，還時常開展民族舞蹈比賽。其二，在體育、美術、音樂等課程設置上加入了一些民族特色、民族文化等內容，如踩竹馬、打陀螺、踢毽子、滾鐵環、龍船調、擺手舞、六口茶、清江舞等體育藝術活動。其三，校園內民族文化宣傳。在學校宣傳櫥窗、文化長廊、黑板報、校園網絡廣播等地宣傳民族文化。在調查的學校中學生們大多都是通過此方式了解土家族和苗族文化的。其四，傳統節日。在女兒會、趕年、端午節等傳統節日中，學校組織相關的活動，師生一起慶祝。通過這些活動，深深地將民族文化氛圍融入到師生之間。
為了大力推進學校民族文化教育，湖北省、恩施州、恩施市三級政府安排了一定的專項補助經費，但由于經費數量少，覆蓋面較窄，得到補助的學校不多，嚴重制約學校民族文化教育的開展。學校在開展民族文化教育中需要的教材編寫或購買問題、教學設備不足的問題、聘請老師經費缺乏的問題等，難以支撐民族文化教育活動的開展?？梢?，民族文化教育經費投放保障機制需要進一步健全，尤其是要注重解決城鎮學校與農村學校經費投入的不均衡問題。
2 民族文化教育在學校教育中的反思
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統一的國家，各民族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創造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中也提出“促進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這當中的“繁榮發展”包含著民族文化的繁榮發展。因此，學校作為人類學習文化知識和實踐的重要媒介和搖籃，搶救、保護、傳承、繁榮民族傳統文化顯得非常必要。
在新的形勢下，針對存在的困難和問題，要把學校民族民間文化教育這項既利國又利民的系統工程進一步引向深入，應采取以下對策：
2.1 找準傳承主體
民族文化的傳承與發展是通過教育得以實現的?？梢哉f，教育是民族文化傳承的內在動力。在打造民族文化，建設生態文化旅游的形勢下，民族文化進校園正是在遵循這一規律基礎上找到的根本途徑。
在調查桂花園小學過程中，學生們對少數民族服飾、節日、語言等內容表現出非常濃厚的興趣，渴望了解更多的民族文化知識。哈貝馬斯曾在其溝通行動理論中提出“興趣是認識活動的起點”，因此抓住學生們的興趣來開展民族文化教育是非常有意義的。
學校教育傳承民族文化，首先是培養學生的文化主人意識。青少年是接受教育的廣泛主體，更是未來世界的主人。只有通過開發民族文化校本課程、開展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活動，培養教師和學生的民族文化認同感和自豪感，才能使民族文化傳承具備造血功能。
2.2 營造文化氛圍
富有民族特色氛圍的校園，不僅給學生創造了美好的學習環境，而且能夠激發起學生對民族悠久歷史、燦爛文化和對祖國、對民族的摯愛之情，產生民族自尊心、自豪感。
調查中，舞陽中學、七里坪中學、金子中學所表現出來的民族文化氛圍不是很濃厚，學校更加注重考試課程的學習，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民族文化的教育。
2.3 創新校園教育模式
民族文化的傳承，要根據本地民族文化資源，采用教學內容與民族文化結合，利用歷史文物、歷史圖片、歷史故事、歷史人物、歷史資料來豐富學科教學內容。從而使得民族文化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沖擊，因此需要創新學校的管理模式，為民族文化教育提供制度支持。
綜上所述，要使得民族文化得到傳承和發展，創新校園教育模式是必不可少的重要舉措。
總之，學校開展民族民間文化教育，不僅有利于學生從小培養保護民族民間文化的意識，逐漸把優秀民族文化的傳承由自然向自覺、由家庭引向學校、由分散引向集中，而且有利于把廣大學生培養成為既能夠熟悉、掌握、傳承民族民間文化，又具有扎實科學文化知識、強烈民族自信心的建設者和接班人，進一步推進素質教育。
基金項目：大學生創新項目（重點項目），【編號】K201242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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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堡文化論文范文5
【關鍵詞】海岱地區 桑蠶絲綢起源 海陸絲綢之路 交匯
【中圖分類號】K29 【文獻標識碼】A
海岱地區是陸上絲綢之路東漸的重要地區
海岱地區是以泰沂山系為中心，主要包括黃河和淮河下游部分地區及山東半島。它東臨黃渤海，西接中原，南北分別與太湖、燕遼兩大文化區相鄰，地處中國的東方。30萬年前的沂源猿人生活在這一地區，一直到新石器時代中期，泰沂山脈北側山前地帶出現了若干群落。一部分南下成為馬家浜文化的淵源之一；另一部分北上，繁衍生息于泰沂山北側東段山前地帶，留下后李、彭家莊、前埠下等3處遺址；北上的一部分進入山東半島地區，形成典型海洋特征的白石文化，在6000年前就與遼東半島進行過文化交流，對今天的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也有影響①。到北辛文化、貝丘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岳石文化和珍珠門文化的時候，海岱地區的文化區系問題已相當清晰、環環相扣了。由此發現的大量考古遺址基本沿泰沂山脈邊緣的南北兩側向四周呈放射狀擴展，覆蓋山東全境（除黃泛區）。
海岱地區發現的史前城址約15座，其中13座分布在山東境內泰、沂山北麓的山前沖積平原到黃泛區之間的狹長地段、沿古濟水走向呈東西一線分布、一直到達今天山東半島的黃渤海邊，如果把這些史前遺址用一根紅線串起來，會看到一條蜿蜒曲折的長廊―“海岱廊道”把海岱地區和中原地區連接起來，使海岱文化與河洛文化及其他文化區在史前的交流成為可能并保持文化上的大致同步性②。這說明，一方面當時中華文明各系之間的交通相對通暢、區域疊加比較明顯；另一方面中華文明各系之間的相互聯系和相互影響也較為密切。這就為后期絲綢之路的繁榮和暢通奠定基礎。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女執懿筐”、“爰求柔?！?。關于絲綢的始祖―嫘祖還是嫫母？學術界雖有爭議，但她們都是黃帝的妻子，或來自海岱地區的東夷族或來自中原的華夏族，這里都是野蠶最初發育的黃河中下游地區。③荀況的《蠶賦》和晉代的《搜神記》都將桑蠶故事定位在東方的海岱地區，考古中發現的山東青州蘇埠屯商代墓葬和濟陽劉臺西周墓葬中大量精美玉蠶也是最好力證。齊濤先生在《絲綢之路探源》一書中多次提到“黃河流域是中國蠶桑的最早發祥地”，“古代山東（古青州）是蠶桑業的重要起源地這一點已成定論，法國學者布爾努瓦、日本學者吉成武美、布目順朗以及中國的相當一部分學者都持這一觀點”。臺灣學者鄒景衡先生也認為中國蠶業的發源地是山東省。還有多元論的代表蔣猷龍先生把山東這一源頭放在重要的地位，都說明海岱地區是古代絲綢的起源地。
大量文獻表明：春秋戰國時的齊國，已是我國桑蠶絲綢生產和服裝時尚的中心?！肮数R冠帶衣履天下，海帶之間斂袂而往朝焉?！保ā妒酚?貨殖列傳》）到秦漢時期，齊地的絲織業繼續輝煌。其中漢朝在山東臨淄設立的“三服官”，每年花費數億錢（《漢書?惠帝紀》），遠超其他兩地三服官花費之和。山東生產的綺繡、羅紈、素綈、冰錦等絲綢品種，沿“海岱廊道”一路西行運往京城長安，除漢皇室自己消費一部分外，其余作為高貴禮品分賜功臣和各地來華使者、或西出長安走上絲綢之路遠銷西亞和歐洲。如漢武帝在山東河北等地出巡一次，“所過賞賜，用帛百余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史記?平準書》）。按就地取材原則，這些絲綢應出自黃河下游的山東河北一帶，出巡一次賞賜帛百余萬匹，相當于當時全國人均要生產絲織品約0.4平方米④?！肮?1年，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賞錦繡綺b雜帛8000匹，絮6000斤”；“前50年，呼韓邪再次入朝，賞衣110襲，錦帛9000匹，絮8000斤”；“前25年，匈奴伊莫邪單于來朝，賞錦、繡、繒、帛20000匹，絮20000斤”；公元前1年，單于來朝“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帛三萬匹，絮三萬斤”。（《漢書?匈奴傳》）這些對匈奴的賞賜并非特例，對其他來朝的國家亦是如此。如“公元前65年，龜茲使團來朝，賞綺、繡、雜繒數千萬匹”。到西漢末年，海岱地區的濟陰、川、東平、高密、魯國、北海、齊郡等地人口密度居全國前十位⑤，絲綢的生產規模和產量更是大得驚人且質量上乘。齊地的絲綢、鹽糧、鐵器等沿“海岱廊道”運到長安，在這里集散并西出陽關走上絲綢之路。上世紀初在敦煌出土的西漢時期“任國亢父V”，就是山東地區漢代絲織品的重要代表，說明海岱地區已成為絲綢之路上的重要物質供應地。
“陸、海絲綢之路”在海岱地區交匯和發展
“海上絲綢之路”北線的開辟。“海上絲綢之路”北線是春秋戰國時期齊國開辟的、主要面向朝鮮半島和日本群島的循海岸水行的海上貿易通道。
齊國強盛時疆土包括整個山東半島（海）和泰山（岱）以東的泰沂丘陵地區，是海岱地區的主要代表。齊國充分利用丘陵和海洋優勢，“勸女工”“通魚鹽”，不僅絲綢生產質高量大，而且航海能力和造船技術在當時也遙遙領先。公元前485年的齊吳大海戰時，吳水軍已有了三翼，“大翼廣（寬）一丈五尺，長十丈（可載士卒90多人）”、“大翼者當陵軍之重車，小翼者當陵軍之輕車”（《越絕書?逸文》）。這些狹而長的多帆戰船，如遇順風順水，可以船行如風的⑥?！妒酚洝份d：吳“乃從海上攻齊，齊人敗吳”。如果沒有巨型而堅韌的戰船、嫻熟的航海技術，自然是做不到在海上航行并進行大海戰的。雖然種種原因現在還找不到齊的造船廠遺址，但能敗吳的齊國造船水平至少不會低于吳。所以，齊被冠以“海王之國”一定是有其航海技術支撐的。
齊曾一度是我國海上航行的霸主，控制了環山東半島及渤海航線，開辟了“循海岸水行”直通遼東半島、朝鮮半島、日本列島的“海上絲綢之路”北航線；向南控制了遠達東海和錢塘江的航線⑦，與海絲南航線接通，使南方的貨物、甚至南亞、西亞、地中海地區的奇石異物也能轉運北上來到中國腹地。如山東青州戰國西辛齊王墓和臨淄西漢齊王墓內都發現了近東風格的列瓣紋銀豆，與伊朗考古發現的前9～前6世紀的埃蘭銀器，藝術造型如出一轍，這說明海岱地區與前6～前3世紀的西亞已經有了一定的聯系。參考廣州漢代南越王墓中發現的13件香薰爐、波斯銀盒以及非洲象牙等物品，說明先秦時期吳越貴族和齊國貴族是通過南北航海貿易獲得南亞、西亞甚至非洲和地中海地區貨物的可能性較大⑧。而分布全國各地戰國墓中的蜻蜓眼玻璃珠（前6～前3世紀地中海東岸產品），也應該是以同樣海運方式來到齊國，再沿“海岱廊道”往西流往河南、陜西、四川等地。因為連接南海與西南地區的“靈渠”一直到秦始皇時期才開鑿，之前南洋來的貨物不太可能從陸地經西南來到中原。
“海上絲綢之路”北線到秦漢時期，因秦始皇兩次派徐福東渡尋仙藥、漢武帝七次從山東半島出海巡游、并于前109年“從齊浮渤海，兵五萬”北擊朝鮮說明：這條“海上絲綢之路”北航線已被官方作為與朝日交流的干線了。
海岱廊道連接陸?！敖z綢之路”在唐宋時期達到。與南北朝大致相同時間的是公元四世紀西方拜占庭帝國的興起，“公元301年，運到亞歷山大的絲綢，幾乎與黃金等價。國王下詔把每磅生絲的價格定位274個金法郎。到查士丁尼（527年～565年）時代，……每盎司普通絲綢的價格提高到340.56克黃金，絲綢的價格要比黃金高出十幾倍。所以有許多人爭相逐利，包括平民與國王”⑨。這時期的波斯使節與商人一直源源不斷地與統治黃河中下游的朝廷進行溝通，來做絲綢貿易。因此，雖然這一時期社會動蕩、朝代更替頻繁，但每個朝廷都十分重視絲綢業的發展。
山東青州出土的9塊北齊線刻畫像石，形象地再現了古青州與高鼻卷發的西方人進行絲綢貿易的場景；青州博物館一件南北朝時期的佛像，其腳上穿的一雙鎏金方口履鞋，與新疆民豐出土的織錦履鞋，形制上也極為相似，被專家認定是山東與新疆和西亞密切商貿的力證。
東晉高僧法顯于公元399年從西安出發，沿絲綢之路西行印度取經，413年從海上絲綢之路東歸青島嶗山，第一次將陸海絲綢之路交匯于海岱地區。當然，法顯大師沿海岱廊道“來青州一冬一夏”，又西行到徐州，卻因戰亂而沒能最終到達長安而遺憾終身。這說明連接陸海絲綢之路的海岱廊道順暢與否，與國家的和平安定休戚相關。
隋朝結束了南北朝對峙分裂的局面，并派人遠征西域，東征高麗和流球，將絲綢之路向西跨越咸海，伸延到里海沿岸；向東將絲綢之路經海岱廊道與通往朝日的海上絲綢之路緊密連接。
到盛唐時期，陸、海絲綢之路的交匯出現了北線、南線等多條線路，中外交流達到歷史高峰，中朝、中日之間的交往是最大亮點。據史料記載，從公元七世紀初至九世紀末，日本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北線向唐朝正式派出十九次每次約400人的遣唐使團來華學習、交流；新羅國作為唐朝的近鄰，關系更為密切，新羅國以“各種名義向唐派出使節126次”，唐“向新羅國派使節34次，雙方共160次”⑩。他們大多借助成熟的海上絲綢之路北航線經膠東半島的萊州、板橋鎮到達中國，然后再轉陸路“經青州―兗州―曹州―汴州（開封）―洛陽，最后到達長安”。當然，這一時期南方的揚州、寧波等港口也開辟了穿越東海直達日本的航線，但由于造船技術和對季風規律認識的局限，從南方各港口穿越東海直達日本還是經常發生船毀人亡的事件。如《鑒真東渡日本》載“然東海風驟浪高，或船覆，或糧匱，或失向，歷十二載，五渡未成”。所以，南方大批去高麗和日本的商船更多還是北上取道成熟的“海上絲綢之路”北線，循海岸水行經遼寧半島到朝鮮和日本。
為更好管理貨物和對外貿易，宋元v三年（公元1088年）在膠州板橋鎮設置市舶司（海關）。這是北方唯一設置過的市舶司，其進出口貨物量“必倍于杭、明二州”（《宋史?食貨志下?互市舶法》）。2014年版的《膠州古板橋鎮遺址出土文物圖集》再現了古板橋坊的繁榮，來板橋鎮港的不僅有韓日商人、也有東南亞、西亞的商人，他們從海外帶來貨物在這里銷售或中轉，然后再裝上他們需要的中國絲綢、陶瓷等產品回國。直至南宋末年，板橋鎮還保持著海上物資集散中心和海外轉口貿易兩大傳統優勢。而海、陸絲綢之路在海岱地區的交匯發展也達到鼎盛。
元明清時期海岱地區的絲路交匯發展開始衰退
蒙元時代疆域遼闊，與各國外交往來頻繁，各地派遣的使節、傳教士、商人等往來于陸、?！敖z綢之路”。通往西域的“絲綢之路”被成吉思汗及其子孫的三次西征“摧毀了橫亙于東西方傳統貿易之路上的種種障礙，為蒙元時期絲路貿易提供了比較有利的社會環境”。在東方，元順帝通過“立膠東行中書省及行樞密院，總制東方事”（《元史?卷四十六?本紀第四十六》），加強對東北亞朝日的貿易、軍事管理。
元之后中國已形成南方是經濟中心、北方是政治中心的格局。南方的絲綢生產也超過黃河中下游地區，山東地區的絲綢業開始走向衰退成為絲綢生產的二類地區。但是，隨著元朝海運漕糧逐漸取代傳統運河漕運成為南糧北運的主要方式，山東半島因海運而地位上升。
連接山東半島和中原的海岱廊道被元明清繼承，并隨時局的變化而略做調整：一是隨著京城從開封轉移到燕京（今北京），徐州―濟南―德州―燕京的南北干道取代了宋代以前東西主干道的位置；二是隨著海運漕糧重要性的提升，三條海路航線都必須經過山東半島轉到燕京，或者從膠州板橋鎮（或萊州）轉陸路―青州（或諸城）―濟南―德州―燕京，或者直接從山東半島到天津港再轉陸路直達燕京。所以，無論是南北交通大動脈還是東西交通大通道，它們都要經過海岱地區，并在此進行交匯、融合，展現出與其他時期不同的文化特色。而海岱地區沿途也因此形成一系列著名的商貿核心城市，對全國經濟產生重要影響。如淄博的“周村”，晉代還只是個鑄錢的小鎮，到元明清時成為北方絲綢產品的重要轉運城市，居山東四大商業重鎮之首。唐宋時期的板橋鎮市舶司，到元明時期因膠萊運河從這里通過，使海河陸貿易交匯于此，膠州因此而繁榮富足，被稱為“金膠州”。這些海岱廊道上的重點城市，都是“陸海絲綢之路”上閃亮的珍珠，一直到今天依然發揮著“一帶一路”雙向橋頭堡的重要作用。
結語
當然，由于清王朝整體奉行的重農抑商和閉關鎖國政策，所以無論是陸上絲綢之路還是海上絲綢之路都處于歷史低潮。的炮火使得海上絲綢之路彌漫著腥風血雨，千年古航道輝煌不再。海岱地區絲綢之路的交匯發展也遭到空前破壞。
總之，從史前開始萌芽的海岱廊道到秦漢時期完全成熟，它與絲綢之路西部的天山廊道東西呼應，成為山東絲綢生產重地向西安匯聚的重要東方廊道；也是中國傳統文化向東與海上絲綢之路連接、廣泛傳播至日韓、最終形成亞洲儒家文化圈的重要通道。梳理海岱廊道的形成與發展可以為我們今天“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提供歷史上的借鑒，因為認識歷史也就是認識我們自己、認識我們的未來。
（作者分別為青島理工大學副教授，青島理工大學教授；本文系2015年山東省人文社會科學課題“絲綢之路在山東的交匯衍生與發展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5-ZZ-SH-01）
【注釋】
①煙臺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山東煙臺白石村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92年第7期。
②戚松安：“試論河洛與海岱地區史前文明交流的格局、途徑與歷史背景”，《中州學刊》，2010年第3期。
③王云鵬，莊明軍：“青州西辛戰國墓出土金銀器對草原絲綢之路的佐證”，《濰坊學院學報》，2012年第3期。
④姜穎：《山東絲綢史》，濟南：齊魯書社，2013年，第81頁，第243～244頁。
⑤葛劍雄：《中國人口史》（第1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第333～340頁。
⑥⑦王崇煥：《中國古代交通》，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88～89頁，第133頁。
⑧程愛勤：《古代中印交往與東南亞文化》，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234頁。
⑨孫玉琴：《中國對外貿易史》（第1冊），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4年。
⑩楊昭全：“唐與新羅之關系”，《中朝關系史論文集》，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8年，第11頁。
[日]中村新太郎：《日中兩千年》，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22頁。
屯堡文化論文范文6
一、高句麗五部疆域的形成
學界有一種說法，認為在朱蒙建國前曾有過“句麗國”，這個“句麗國”處于原始社會末期時就曾“居住過五個血緣集團（五族）”，而“隨著他們進入階級社會便被強大的涓那部統一，編成為五個地方行政單位（五部）”，“高句麗是繼承句麗的國家”，因此所謂“句麗國”的領域也就在初期高句麗的領域范圍之內，“其地區相當于以現在渾江流域為中心，包括鴨綠江中游、太子河上游、渾河上游、伊通河流域的今日中國遼寧省桓仁縣、新賓縣、清源縣和吉林省柳河縣、通化縣、集安縣、臨江縣以及我國（指朝鮮）的慈江道一帶”。1筆者認為，所謂“句麗”應是“高句麗”的簡稱，將其說成是不同時代的兩個不同的政權乃是毫無根據的。至于將“五族”與“五部”看成是不同的兩個概念，乃是一個常識性的錯誤，更不值一駁。需要認真討論的是關于“五部（族）”領域形成的時間問題。筆者認為，前述高句麗五部的范圍既不是朱蒙建國前的高句麗民族的分布區，也不是朱蒙建國初期的疆域范圍。實際上，高句麗五部領域的形成是有一個過程的，關于這一點，學界尚未有一個明確的認識。
關于“五部（族）”的記載，最早見于《后漢書》和《三國志》的《東夷傳》，彼時五部業已形成，范曄和陳壽所云“五部（族）”是既成事實的情況，對其變遷情況只是提到了原本涓（消）奴部為“王”、為“國主”、后來由桂婁部取而代之一事。顯然，上述二史的相關記載是頗為模糊的。正因如此，所以使學界在理解問題時歧義頻出。對此，金富軾的《三國史記》所提供的某些史料，可以幫助我們從微觀的角度去探求五部形成的奧秘。金富軾《高句麗本紀》（下簡稱《麗紀》）云：“（朱蒙與三賢）俱至卒本川（《魏書》云至紇升骨城），觀其土壤肥美，山河險固，遂欲都焉，而未遑作宮室，但結廬于沸流水上居之，國號高句麗……四方聞之，來附者眾。其地連部落，恐侵盜為害，遂攘斥之，畏服，不敢犯焉。王見沸流水中菜葉逐流下，知有人在上流，因以獵往尋，至沸流國，其國王松讓……曰：‘我累世為王，地小不足容兩主，君立都日淺，為我附庸可乎？’……二年（公元前36年）夏六月，松讓以國來降，以其地為多勿部，封松讓為主?！薄度龂酚洝ぐ贊炯o》（下簡稱《濟紀》）又云：“（朱蒙）自北扶馀逃難，到卒本扶馀。扶馀王無子，只有三女子。見朱蒙，知非常人，以第二女妻之。未幾，扶馀王薨，朱蒙嗣位?！?/p>
關于“沸流水”是現在的哪條河，學界有不同說法，但以今渾江支流富爾江之說為最可信。所謂“卒本川”，無疑是沸流水的另一個名字。據上引史料推測，朱蒙到卒本川之前，在這一帶可能有一個夫余移民所形成的部落（《濟紀》有朱蒙的后妻之前夫優臺是北夫余王解夫婁庶孫之說），朱蒙始建國號可能是“卒本夫余”，在吞并了一些原高句麗部落之后改名為“高句麗”。筆者將朱蒙建國前的高句麗稱“古高句麗”，這“古高句麗”就是以沸流國為首的某些部落小國，諸如《麗紀》中所載“黃龍國”、“荇人國”皆是。實際上，朱蒙在沸流水下游落腳以后，是利用了夫余移民的力量威服或征服了古高句麗各部的。這里必須強調，古高句麗應是在原高夷某些部落中脫胎出來的新的民族共同體，自西周就已存在的高夷在高句麗族誕生前應是處于一種部落分散、各有君長、總不相一的狀態，及古高句麗在富爾江流域形成后，該族各部形成了一個范圍并不太大的部落聯盟，其盟主就是沸流國國王（酋長），松讓所說的“我累世為王”即指沸流國累世為古高句麗部落聯盟的酋長。有人把“累世為王”理解為沸流國已是奴隸制國家并實行國王的世襲制是錯誤的。
筆者還要進一步指出，古高句麗雖然已形成部落聯盟，但這一聯盟的領域還沒有包括原高夷的全部地區。西漢第二玄菟郡的轄區共有三個縣，即高句麗縣、上殷臺縣和西蓋馬縣，古高句麗族的分布區應僅在高句麗縣的轄境之內，其它兩縣所轄應是尚未融入高句麗族的高夷部落或貊人部落。即使在高句麗縣的轄境之內，也還分布著梁貊（今太子河上游一帶）部落，而梁貊融入高句麗已是晉代的事了。關于古高句麗同西漢地方政府的關系，《三國志·東夷傳》有一段記載：“漢時賜鼓吹技人，常從玄菟郡受朝服衣幘，高句麗令主其名籍。后稍驕恣，不復詣郡，于東界筑小城，置朝服衣幘其中，歲時來取之，今胡猶名此城為幘溝婁。溝婁者，句麗名城也?！标P于“漢時”發生上述之事，成書晚于《三國志》的《后漢書·東夷傳》中記為“武帝滅朝鮮，以高句麗為縣，使屬玄菟，賜鼓吹伎人”，顯然是錯誤的?！稘h書·昭帝紀》載：“元鳳……六年（公元前75年）春正月，募郡國徒筑遼東玄菟城”。此“遼東”非指城而是指郡，因為彼時遼東郡的首府是襄平，稱“遼東城”是后來高句麗占領遼東郡以后的事；“玄菟城”無疑就是高句麗縣縣城，其遺址即今遼寧新賓縣永陵鎮南的漢代古城。筆者曾考證，西漢第二玄菟郡是于昭帝六年前后在原遼東郡塞外地區僑置的，其轄區基本是古高夷（今渾江流域）和貊國（今朝鮮慈江道）故地。2因此，高句麗縣的設置與漢武帝滅朝鮮并無聯系，高句麗縣令管理古高句麗是昭帝時的事。朱蒙建國以后，高句麗國取代了沸流部對古高句麗地區的統治?！尔惣o》載有朱蒙派人攘斥靺鞨、“伐太白山東南荇人國，取其地為城邑”以及“伐北沃沮，以其地為城邑”的事，學界有人以此為據認為朱蒙在位時高句麗的地盤已擴展得頗大了。這實在是一種誤解。金富軾在這里說的“”應指北沃沮而言，但從彼時高句麗的國力來看，它不可能威服遠在今延邊地區的北沃沮，更談不上征服乃至吞并。至于荇人國的位置，也不可能距沸流水太遠，其中的“太白山”也不可能是今長白山。理由很簡單：朱蒙在位時，西漢的玄菟郡還在有效地管轄著高句麗地區，高句麗之北不遠的地方就是上殷臺縣（今通化縣赤柏松古城）?？疾鞖v史，首先應對史料進行鑒別，做到去偽存真。
在高句麗第二代王琉璃王在位時，高句麗依然不甚強大，除了漢玄菟郡對其尚有相當的制約力外，北鄰夫余國給它的壓力也很大。據《麗紀》載，公元前6年，夫余王帶素曾遣使請高句麗送交質子，為此琉璃王頗為害怕。為了遠離高句麗縣的控制和夫余國的威脅，琉璃王于公元3年遷都國內城（今集安市），但對距原首都紇升骨城（今桓仁東北五女山城）不遠的黃龍國尚不敢得罪。據《麗紀》載，琉璃王為安民固邦，竟將結怨于黃龍國的太子解明賜死。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西漢末年，由于中原多事而大大影響了對東北邊郡的控制力，在高句麗遷都之前，西蓋馬縣（今集安）業已內徙于遼東郡境，但上殷臺縣依然存在，王莽于始建國四年（公元12年）曾改高句麗為“下句麗”，將上殷臺改為“下殷臺”。當然，由于王莽篡權后執行了一條錯誤的民族政策，傷害了高句麗人的民族感情，激化了民族矛盾，使高句麗向著叛逆的道路愈走愈遠。據《麗紀》載，在公元12年以后，高句麗“寇漢邊地愈甚”，并于公元14年“西伐梁貊，滅其國（實為征服）；進兵襲取漢高句麗縣?！弊源耍瑵h玄菟郡的大部分轄區已為高句麗控制，玄菟郡全部內徙于長城以內的遼東郡境。及高句麗第三代王大武神王時，首先于公元4年擊敗了夫余國。夫余國的王弟逃到鴨綠谷（今鴨綠江上游地區）殺海頭王而自立國于曷思水（鴨綠江一支流），是為曷思王。夫余王從弟亦率萬余人投奔高句麗，高句麗封之為王并將其安置于掾那部。又于公元26年冬十月“王親征蓋馬國……以其地為郡縣”，于同年12月句茶國王又“舉國來降”，高句麗“由是拓地浸廣”。自琉璃王遷都國內城開始，高句麗利用國內地區土地肥美、物產豐富、山水深險、易守難攻的絕好條件，不斷向周邊發展割據勢力，它的南界已達薩水（今清川江）北岸。及至第六代王太祖王時，公元68年，“曷思王孫都頭以國來降”；公元72年“遣貫那部沛者達賈伐藻那，虜其王”；公元74年“王遣桓那部沛者薛儒伐朱那，虜其王子乙音為古鄒加”。大致在太祖王執政之時，高句麗的五部疆域業已形成。其中部（亦稱內部或黃部）為桂婁部，它是五部的中心，亦即國內地區，即王畿地區，為今集安市轄境，它是高句麗王直屬的地緣部落，當是由夫余人（王族）、高夷人（蓋馬國、句茶國）以及貊人（大水貊）融合而成的；西部為涓奴部（亦稱右部），該部形成較早，其主要居民為“古高句麗”人及“卒本夫余”的后裔；南部為灌奴部（亦稱前部），其位置應是今桓仁縣南部和寬甸縣北部的渾江下游地區，與遼東郡以長城線相隔，它是由小水貊同夫余王從弟所率夫余人融合而成的地緣部落；北部為絕奴部（亦稱后部），其地域即今臨江、長白、撫松、靖宇等縣轄境，它是由遷入這一帶的夫余人（如曷思國）同當地土著高夷人融合而成的地緣部落；東部為順女部（亦稱左部），其領域是古貊國故地，在今朝鮮慈江道一帶，它是由一部分遷入的高句麗人同貊人殘部（朱那、藻那）融合而成的地緣部落，形成的時間是最晚的。陳壽未察上述歷史變遷，只是模糊地說桂婁部替代了涓奴部對高句麗的統治，致使人們的認識造成混亂。所謂高句麗開始便以涓奴部為王是不確切的。
二、高句麗疆域向遼東方面的擴展
如前所述，高句麗五部的范圍基本是漢第二玄菟郡的轄區，它與遼東郡、第三玄菟郡的界限即遼東長城，這條長城在遼東地區的走向應是：自今鐵嶺以北而東南，經撫順大伙房水庫以東的南雜木一帶穿越渾江、蘇子河而南走，越太子河中游一帶，經寬甸縣以東地區越鴨綠江而與朝鮮半島的“大寧江長城”相接。3高句麗五部形成后進出玄菟、遼東二郡皆可謂“入塞”、“出塞”，漢魏時的夫余、高句麗皆是塞外民族。
從古文獻記載來看，高句麗入塞犯二郡始于太祖王宮執政之時，但其疆界尚未擴展到塞內。及新大王伯固、故國川王男武、山上王延優（伊夷謨）在位時，由于公孫度雄張海東，形勢比較平靜，在公孫康執政時，甚至發生了涓奴部脫離高句麗而直接歸附公孫政權的現象，而公孫康又曾征討高句麗，“破其國，焚燒邑落”，4高句麗險些亡國。及曹魏時期，發生了毋丘儉征討高句麗的事件，高句麗失敗得更慘。有人根據《后漢書》和《三國史記》關于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高句麗遣將侵襲右北平、漁陽、上谷、太原的記載而斷定高句麗在東漢之時果真遠征過黃河以北之地，并根據《麗紀》關于公元55年高句麗“于遼西地方筑城十座”的記載，妄說高句麗將其領土擴張至大凌河東南醫巫閭山一帶。5實際上，上述所據兩條史料是不可靠的，應是一種誤解誤記。前條誤記置于高句麗第五代王慕本王執政時期，而慕本王是個“為人暴戾不仁，不恤國事”、民怨極大的國王，在位僅六年即為近臣所殺。6很難想象，在這樣一個國君的“領導”下，高句麗會作如此之遠征。關于對這條史料的認識，曹德全同志已有中肯的分析，7此不贅述。至于第二條史料所云，亦應是以訛傳訛。如果說歷史上果真有過高句麗在“遼西”筑城的事，那也不是發生在太祖王時期，而“遼西”也不是指醫巫閭山之西的遼西郡，而應指小遼水（今渾河）之西的遼東郡地區。如前所述，考察歷史必需首先鑒別史料的真偽與可靠程度，不能見風就是雨。遼東地區的形勢發生根本的變化，當在兩晉時期，而這種變化最初的跡象則是“新城”的修筑和梁貊的消失?！靶鲁恰敝钤缫娪凇尔惣o》西川王七年（276年）條：“四月，王如新城獵獲白鹿?！苯鸶惠Y在“新城”下加注云：“新城，國之東北大鎮也。”學界公認，此“新城”即今高爾山山城（在撫順城高爾山上），它不是在高句麗的“東北”，而是在西北。新城之設，標志著高句麗的領域已突破了長城線。關于梁貊的問題《麗紀》有所記載，它是位于今太子河上游第二玄菟郡高句麗縣南部塞外的貊人部落，是古高句麗的近鄰，及高句麗五部基本形成之后，梁貊時叛時附于高句麗，最晚見于史載是高句麗烽上王元年（292年），而此后不見于史，說明這一貊族部落已完全融入高句麗，其故地已正式納入高句麗的版圖。筆者同意這種說法：今新賓縣西南下夾河鄉北太子河南岸的太子城的修筑年代的下限不應晚于“國北新城”，從建筑技法來看，它幾乎集中了“貊人”和高句麗山城修筑的所有特點，應屬高句麗山城修筑的早、中期類型。當然，聯系文獻的相關記載，將其下限定為三世紀晚期還是比較妥當的。像今本溪地區的邊牛山城、下堡山城亦應是修建于西晉之時，這兩座城亦皆進入塞內地區。從史書記載以及考古發掘來看，在西晉大半個時期內，由于慕容氏的強有力抵御，高句麗向遼東的擴張基本上限制在新城、邊牛山城、下堡山城一線，但到了西晉晚期，情況就不同了。
首先，在美川王執政時，高句麗加強了對遼東的侵蝕。據《麗紀》載，美川王三年（公元302年、西晉太安元年）秋，麗王“率兵三萬侵玄菟郡，虜獲八千人，移之平壤”；十二年（公元311年、西晉永嘉五年）秋八月，高句麗遣將“襲取遼東西安平”。西安平縣為西漢所置，即今遼寧丹東叆河尖古城，它既是進出鴨綠江水路的咽喉之地，也是遼東地區往來于朝鮮半島的要沖所在，該縣的陷落應是高句麗在向遼東及朝鮮半島擴張過程中的一次最重要的勝利。至美川王十六年（公元315年、西晉建興元年）春二月，高句麗終于攻破了玄菟郡（今撫順市渾河北岸勞動公園古城），并大肆殺獲。彼時晉平州刺史、護東夷校尉崔毖陰結宇文部、段部和高句麗共謀攻慕容，企圖滅之而三家共分其地，但廆采取反間之計而巧破三家聯盟，并率軍東攻遼東郡治襄平（今遼陽），崔毖于美川王二十年（公元319年、東晉太興二年）冬十二月棄家率數十騎投奔高句麗，廆遣其子慕容仁鎮守遼東，“官府市里，案堵如故”，8遼東郡遂為慕容氏所統。另外，《麗紀》有云，美川王二十年高句麗將領如孥曾據于河城，“廆遣將軍張統掩擊擒之，俘其眾千馀家歸于棘城（今遼寧義縣稍西）”。對“河城”的位置，學界無確解，《滿洲歷史地理·晉代之滿洲》認為河城即僑置后的朝鮮縣治，在遼西，其理由是：張統是僑置后的樂浪太守，由他去攻打河城，意味著張統在收復本郡之地。筆者認為這種說法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如果說彼時因三家聯盟而高句麗派兵臨時駐札在遼西地區，也不可能拖帶著千余人家進住河城，而從高句麗的國力來看也不可能將其勢力延伸到棘城附近。因此，此河城應在遼東郡北部或玄菟郡境內。廆派張統率部征討，是因為張統原是遼東人，對遼東的情況比較熟悉。
其次，故國壤王攻陷遼東、玄菟。美川王于公元331年死去，同年，其子故國原王（名斯由，又名釗）繼位。在位初期的十二年中，先后“增筑平壤城”，“（加）筑國北新城”，“修葺丸都城，又筑國內城”，加強了防衛力量，并“遣世子，朝于燕王皝光”。此時，慕容皝光為前燕國王，并于公元342年（故國原王十二年）冬遷都龍城（柳城改，今遼寧朝陽）。為消除進軍中原的后顧之憂，皝于這年十一月出兵五萬五千親征高句麗而大獲全勝，“發美川王墓，載其尸，收其府庫累世之寶，虜男女五萬余口，燒其宮室，毀丸都城而還”。9自此之后，高句麗納質修貢，稱臣于燕，不敢窺視遼東。及至小獸林王于公元371年繼父位之后，因前秦統治東北，秦麗關系頗好，遼東無事。然而到了故國壤王在位二年（公元385年）春正月，高句麗出兵四萬而“陷遼東、玄菟，虜男女一萬口而還”。即在這一年的冬十一月，燕將慕容農率軍收復了遼東、玄菟二郡。10
最后，好太王向遼東開拓疆域。好太王名談德，是高句麗第19代王，故國壤王之子，“生而雄偉，有倜儻之志”。大約在好太王繼位之初，就曾出兵攻取了玄菟、遼東二郡，這可由《好太王碑文》（下簡稱《碑文》）所載永樂五年（公元395年）好太王征討碑麗之后取“襄平道”回軍可證。但是，到好太王九年（依《碑文》應是永樂十年）春正月時，后燕慕容盛借口高句麗朝貢“禮慢”，便“自將兵三萬襲之……拔新城、南蘇二城，拓地七百余里，徙五千戶而還，11無疑又收復了遼東失地。然而，好太王十一年（應是永樂十二年）局勢又變，高句麗“遣兵攻宿軍，燕平州刺史慕容歸棄城走”；十三年冬十一月，高句麗又“出師侵燕”。12顯然，宿軍地處龍城東北，即今北鎮一帶，13宿軍陷落，則遼東難保。學界認為遼東、玄菟最后被高句麗占領的時間是公元404年還是可信的。后來燕王慕容熙雖欲收復遼東，但并未成功。有的外國學者在探討高句麗西部疆域時妄將龍城置于今凌源附近，將宿軍置于凌源東部、大凌河西部，認為“到五世紀初，高句麗的西界到達凌源以東、大凌河以西，即熱河東北地區”。14這種說法是不能成立的，因為高句麗軍在宿軍并未停留多長時間，亦即未將其納入版圖。還有人根據在朝鮮大安市德興里發現的“幽州刺史”壁畫墓的文字資料而認為高句麗于四世紀七十年曾在中國北部設置過幽州刺史以管轄“包括今遼河以西的遼寧省、河北省的北半部和山西省的東北部這樣廣闊地區?！?5這種說法純屬無稽之談，不值一駁。至于對“幽州刺史墓”主人如何認識，后文略有涉及，此處不述。
三、高句麗北部疆域之變遷
高句麗之北部疆域，是指高句麗五部以外所占夫余的領土。夫余地處塞外，其疆域主要在今吉林省中部，前期王城在今吉林市。各種跡象表明，自大武神王大敗夫余以后，夫余南部領土便已納入高句麗版圖。太祖王之母是夫余人，死后葬于夫余，太祖王曾于公元119年“幸夫余祀太后廟，存問百姓窮困者，賜物有差”。16所幸之夫余應是早先夫余國的南疆，是王太后的故鄉?！尔惣o》載，西川王十一年（公元280年）冬十月，“肅慎來侵……達賈出奇掩擊，拔擅盧城，殺酋長，遷六百余家于夫余南烏川”。關于“烏川”為何水，因資料缺乏而不得其詳，但它肯定是高句麗版圖內的某條河流，筆者暫認為它是今伊通河上游段。
在考察高句麗北部疆域時，不能不涉及契丹同高句麗的矛盾問題。據《麗紀》載，小獸林王八年（公元378年）秋九月，契丹發兵侵犯高句麗的北邊，“陷八部落”。契丹是位于老哈河和西拉木倫河匯流處的新興民族，彼時的領土已達今下遼河北段西岸地區，所侵“八部落”應是今遼北開原、西豐地區，該地區亦是夫余故地。及好太王繼位的第一年（公元392年）九月，就“北伐契丹，虜男女五百口，又招諭本國陷沒民口一萬而歸”，17收復了失地。大概是為了更有效地阻止契丹人的入侵，以保北疆的平安，好太王于永樂五年（公元395年）又親率大軍征討碑麗，過富山，“至鹽水上，破其三部落六七百營，牛馬群羊，不可勝數”。18關于“碑麗”即契丹之一部（亦寫作“匹黎”），學界無大異議，但其地理位置究竟在何處，則眾說紛紜，其中就有太子河上游說、渾江流域說、渾河流域說、西拉木倫河說、赤峰西北說、甘肅西北說等。有的人認為，將高句麗作戰地區說得愈遠就證明高句麗愈強大，這種不負責任的治學陋習反映了一種扭曲的不健康的治學心態，不是科學的東西，不足取。筆者認為，好太王如果真的率軍遠征西拉木倫河更西的甘肅西北而置慕容氏、百濟國的威協而不顧，實在是太愚蠢了。然而，他畢竟是一個杰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他的征討不會走得太遠。筆者認為碑麗應是位于今遼河西部的康平、法庫、彰武一帶的契丹部落，以遼河為界與高句麗的北疆相隔，所謂的“鹽水”應是遼河西岸的某個支流（如秀水河、拉馬河等），戰斗是在遼河西岸進行的?？脊沤缯J為今沈陽東北蒲河上游棋盤山水庫北岸的石臺子山城、鐵嶺市東南汛河北岸的催陳堡山城、西豐縣涼水碾盤河（清河支流）右岸的城子山山城等應是高句麗中晚期的山城，其修筑年代當在四世紀末好太王占有遼東前后。筆者認為這種看法是正確的，而這些山城主要是防備契丹等草原民族的入侵而修筑的。在高句麗的歷史上，其疆域基本上沒有超過遼河一線。在隋代遼河西岸的“武厲邏”，僅是一個孤立的據點或觀察哨所，被隋軍拔掉之后已不復存在。
關于好太王向北拓疆的偉業還有征討夫余一事?！侗摹吩疲骸柏ツ旮纾ü?10年）東夫余舊是鄒牟王屬民，中叛不貢。王躬率往討，軍到余城，而余城駢首歸服。王赦宥，均追念王恩普處，于是旋還。又其慕化，隨官來者，味仇婁鴨盧……。”好太王所到余城即夫余城，應是其前期王城（今吉林市），作別的理解皆非是。理由很簡單，這里有高句麗山城，如龍潭山山城、東團山山城、三道嶺子山城等。自吉林市往南，高句麗山城還有：遼源市的龍首山古城、工農山古城、城子山古城，盤石縣的城子溝壩山城、紙房溝壩山城，東豐縣的城子山山城，輝南縣的輝發城山城等。在夫余故地南部所筑山城主要是防備契丹的入侵，而北部的山城主要是防備挹婁（后來的勿吉）的入侵。需要特別提出的是高句麗千里長城北端的“夫余城”與《碑文》中的“余城”是否同一城的問題。學界對這一問題也是見仁見智。筆者認為二者不是一回事。夫余的前期王城為今吉林市，后期王城為今農安是學界流行的說法，實應如是。但是，高句麗千里長城向北到達的卻不是這兩座城，因為從各種跡象表明，唐朝軍隊作戰的范圍遠未達夫余的王城，所到者僅是夫余南部故地而已；再說，農安和吉林市在唐代也不再屬于高句麗所管之地（詳見后文）。薛仁貴拔一夫余城而使“扶余川中四十余城皆望風請服”，19這扶余城無疑應在扶余川最南部。近來王綿厚同志提出今柳河羅通山城即“余城”的主張，頗有道理。但是，此城何以叫做夫余城，筆者卻有自己的看法：這座城很可能是公元494年（高句麗文咨明王三年）安排降附的夫余王而命名的。所謂“夫余川”，自然指的是諸如柳河、三統河、輝發河及各支流而言的。夫余乃是被勿吉所逐而亡國的（詳見后文）。勿吉占領了夫余的兩個王城后，高句麗的北部疆界應為今鐵嶺、開源、西豐、遼原、盤石、輝南一線。
四、高句麗東北至東南疆域之沿革
此處所說的疆域指的是今延邊地區而至朝鮮半島東部地區，亦即古代沃沮、東穢之故地。高句麗五部形成以后，其疆域向東已達不咸山（長白山）北麓，向南已達薩水（清川江）上游，其東南則是蓋馬大山（狼林山脈）。如此，才具備了向外發展的條件，但高句麗向蓋馬大山以外地區的發展要比五部最后形成的時間還要早一些，其契機則是王子好童的出游。《麗記》載，公元32年（高句麗大武神王十五年，東漢建武八年）夏四月，高句麗王子好童“游于沃沮”，恰巧與“樂浪王崔理”相遇，崔理便將女兒相許而結成婚煙，于是就發生了好童設計襲取樂浪國的故事，高句麗終于在公元37年滅掉了崔理的樂浪國。關于這件事，學界罕有正確的理解，有的外國學者借口“崔理的樂浪國”來否定中國在朝鮮半島設置樂浪郡的事實。20筆者認為所謂“崔理的樂浪國”乃是公元25年樂浪東部都尉漢朝地方官趁樂浪郡混亂之機而在“嶺東七縣”建立的割據政權，因筆者另有專文談及，故此從略。21但需要強調的是，高句麗通過與崔理之國打交道，了解了東沃沮（武帝所建玄菟郡之故地，今朝鮮咸境南道）的情況，雖滅掉樂浪國后又將該地移交給了東漢，但為后來高句麗向該地發展開辟了道路。許多跡象表明，高句麗人最早是通過五部中的東部（今慈江道地區）而逐漸了解朝鮮半島的，好童的沃沮之行，走的應是后來丘儉派王頎尾追高句麗王位宮逃亡的道路。22據《麗紀》載，早在公元30年（大武神王十三年）秋七月買溝谷（北沃沮）人尚須及堂弟于刀等就曾來投高句麗；公元47年（閔中王四年）九月，“東海人高朱利獻鯨魚目，夜有光”。由此可見，無論北沃沮還是南（東）沃沮，自大武神王在位時就與高句麗有了來往，有了經濟交流。及太祖王執政第四年秋七月，高句麗便派兵“伐東沃沮，取其土地為城邑，拓境東至滄海，南至薩水”。“滄海”無疑是今之日本海。大概在此后不久，高句麗又征服了北沃沮?！尔惣o》載：“（太祖王）四十六年（公元98年）春三月，王東巡柵城，至柵城西山，獲白鹿。及至柵城，與群臣宴飲，賜柵城守吏物段有差，遂記功于巖，乃還。”太祖王五十年（公元102年）秋八月，高句麗“遣使安撫柵城”。
關于“柵城”之名應作何種理解，學界大致有兩種說法。其一，認為“柵城”即“置城”的音轉，其理由是：《三國志·東夷傳》中有“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和“溝婁者句麗名城也”的記載，故而“置溝婁”即“置城”，“置”與“柵”為一音之轉。23其二，認為“柵城”就是用木柵建筑的城，指出“此城最初并非以石頭或泥土筑成，而是以設大量木柵為防御和規劃的主要手段”。24筆者認為前一種說法是符合歷史實際的，后一種說法只是望文生義的附會之談。至于柵城的故址為今何地，學界亦眾說紛紜，其中就有朝鮮鐘城說、25慶興及鏡城說、26俄國雙城子說、27我國琿春城墻砬子城說、28琿春八連城說、29琿春溫特赫部城說、30琿春薩其城說、31延吉一帶的三城（城子山山城、興安古城和河龍古城）說32等。筆者認為柵城為薩其城（又寫作“沙齊城”、“薩奇城”）的說法是可取的，其理由主要有二：其一，從城名來看，“薩”、“沙”與“柵”音近，“薩其（奇）”與“柵”的內在聯系如同“朱理真”與“肅慎”或“女真”一樣，皆為音近而異寫，在本音的快、慢之讀時，音節的譯字有所多寡；其二，從《麗紀》所云“王東巡柵城……遂記功于巖”來看，薩其城是山城。柵城在今琿春境內是無疑的，不可能在離海較遠的地方。
關于沃沮被高句麗占領的情況，在考古學方面已得到證實。從考古界提供的可靠資料看，高句麗在延邊的古城址主要分布在延吉（城子山山城、興安古城、河龍古城）、龍井（土城屯古城、仲坪古城）、琿春（石頭河子古城、薩其城、溫特赫部城）一帶，而其它縣市的高句麗遺存并不明朗，說明高句麗在北沃沮地區的控制面還是相當有限的。所謂北沃沮，即考古界所云“團結——克羅烏諾夫卡文化”分布區，它包括我國的延邊地區、牡丹江地區東部直到俄國濱海地區以及朝鮮半島的東北地區。朝鮮半島東北地區的高句麗古城主要集中在咸鏡南道北青一帶，如青海古城、居山山城、龍田里山城、安谷山城等。
從史書的記載看，東穢納入高句麗的統治區是比較晚的?！度龂尽|夷傳》載：“（氵歲）漢末更屬句麗?！薄逗鬂h書·東夷傳》則載：“（元初五年，高句麗）復與貊寇玄菟，攻華麗城?！薄尔惣o》太祖王六十六年（公元118年、東漢安帝元初五年）亦載：“夏六月，王與（氵歲）貊襲漢玄菟，攻華麗城。”這里的“（氵歲）貊”應指沃沮而言，而“華麗城”則是今朝鮮咸鏡南道永興一帶，原為嶺東七縣之一，是東漢樂浪郡地區“縣候”所在地。由此而知，元初五年時華麗城尚未納入高句麗的勢力范圍之中。但大約過了數年之后，東穢終于落入高句麗之手。《三國史記·新羅本紀》（下簡稱《羅紀》）載：“（祗摩尼斯今）十四年（公元125年、漢安帝延光四年）春正月，靺鞨大入北境，殺掠吏民。秋七月，又襲大嶺柵，過于泥河。”這里的“靺鞨”應指沃沮和東穢。由于東穢已歸附于高句麗，同沃沮成為一體，靺鞨才可直接同新羅接觸?！澳嗪印睘榻裰臈l水，學界看法不一，有人誤解即今咸鏡南道的龍興江。作如此理解，則丟掉了高句麗的一大片土地，是不可取的。關于泥河究在何處，再看《羅紀》所提供的下面的資料：（1）訥祗王三十四年（公元450年、高句麗長壽王三十八年）秋七月，“高句麗邊將獵于悉直之原，何瑟羅城主三直出兵掩殺之。”（2）慈悲王十一年（公元468年、長壽王五十六年）春，“高句麗與靺鞨襲北邊悉直城。秋九月，征何瑟羅人年十五已上，筑城于泥河?！保?）照知王三年（公元481年，長壽王六十九年）“高句麗與靺鞨入北邊，取狐鳴等七城。又進軍于彌秩夫。我軍與百濟、加耶援兵分道御之。賊敗退，追擊破之泥河西。”《新增東國輿地勝覽》（下簡稱《勝覽》）將彌秩夫置于慶尚（北）道興海（今興海），將悉直城置于江原（南）道三陟（今三陟），而何瑟羅必不能在三陟北。有人將何瑟羅比定為今慶尚北道之蔚珍，33還是頗有道理的。既如此，泥河為三陟地區的五十川就是無可置疑的了。34由此可見，自二世紀初直到五世紀末，高句麗、靺鞨同新羅接境之處基本保持了東穢時期的狀態。
這里要說明的是，在曹魏毋丘儉征討高句麗時，曾派遣玄菟太守王頎與樂浪太守劉茂、帶方太守弓遵在“嶺東七縣”地區堵截過高句麗王位宮，原南沃沮及東穢地區曾一度擺脫高句麗的控制，北沃沮也因王頎的征討而元氣大傷，高句麗的勢力大大削弱，由此而導致了挹婁人的南下。從俄國考古界提供的資料看，作為挹婁遺存的波爾采文化疊壓在濱海地區北沃沮遺存克羅烏諾夫卡文化之上，足見挹婁人南下并非虛言，本文前述肅慎（挹婁）人曾與高句麗發生沖突而高句麗將肅慎六百余家遷往夫余南烏川一事，又從文獻學方面證實了挹婁人南下的事實?！稌x書·肅慎傳》說：“肅慎一名挹婁，在不咸山（今長白山）北。”說明彼時挹婁人已到達今延邊地區。又據我國考古界提供的資料看，高句麗于東晉時期在今延邊地區的東南部修筑了為防備挹婁人南侵的“邊墻”、“長城”，其中一段位于琿春平原北部山丘上，東自哈達門鄉太平村西山始，向西延伸橫跨琿春北部山區，直到英安鄉關門咀子西山，總長約25公里；另一段蜿蜒于和龍和延吉市北部山區，西自和龍八家子鎮豐產始，東至龍井長安鎮雞林北，總長100余公里。由此可見，彼時挹婁人南下的前鋒已到今延吉、琿春以北地區。及挹婁發展到南北朝的勿吉時期，情況又發生變化。據《魏書·勿吉傳》載，在公元475年（北魏延興五年、高句麗長壽王六十三年）勿吉就已奪取了“高句麗十落”，并密謀與百濟“從水道并力取高句麗”。學界對這一記載的理解并不一致，而筆者同意楊保隆先生的說法，即“高句麗十落”不是指今吉林市一帶，而是指今琿春和延吉市地區。35也就是說，勿吉人已對高句麗在圖們江流域的統治區發起了進攻。關于勿吉欲聯合百濟共謀高句麗的問題，有的學者對此持懷疑態度，認為二者相距遙遠，不可能結成聯盟而共同對付高句麗。筆者認為，勿吉與百濟密謀之事是實際存在的。所謂從水道并力攻擊，不一定就是指雙方在一條戰線上聯合作戰，而應指在兩條戰線上從水道夾擊共同的敵人高句麗；亦即：勿吉從圖們江或日本海攻打朝鮮半島的沃沮故地，而百濟從半島的西海岸攻擊高句麗地區。事實上，后來勿吉人已經取得了今延邊東部及朝鮮半島東北部地區，而這一地區則成為勿吉及后來靺鞨粟末部、白山部的控制區。有些學者將白山部置于今延邊地區是不妥當的，若如此，又丟掉了靺鞨的一部分土地。筆者同意董萬侖同志的意見，36白山靺鞨的分布區應是今朝鮮東北部，粟末部最初的中心地區應是今敦化一帶，后來方移至吉林市一帶。
關于好太王時期高句麗是否征討肅慎的問題，學界亦有不同看法，然而從《碑文》永樂八年條的記事來看，即使其中的“帛慎”是指肅慎，充其量證明高句麗曾抄掠過彼地，但并未占有該地。那種不分青紅皂白將好太王所到之處皆視為領土所轄之地的思維方式，無疑使自己走入了歷史研究的誤區。至于好太王時期高句麗鞏固單單大嶺以東地區還是明白無誤的?！尔惣o》好太王十八年（公元409年）條云：“秋七月，筑國東禿山等六城，移平壤民戶；八月，王南巡?！庇械膶W者認為今江原道安邊郡境鶴城山山城即好太王所筑六城之一，頗有道理。由此可見好太王的南巡之地應是東穢故地，即今江原道地區。又據朝鮮考古界云，在今江原北道鐵嶺地區發現高句麗遺址和高句麗鐵馬模型以及鐵鑄的四神模型，其中有一小型的騎馬模型與黃海南道新院郡長壽山城發掘出的鎧馬模型在大小或形態上非常相似。37不難看出，鐵嶺遺址的下限不應早于長壽山城的修筑年代，而鐵嶺同安邊地區皆為彼時高句麗東疆重地。但是從大量的資料可知，自五世紀，新羅北進的勢頭大增。據《羅紀》載，公元505年（智證王六年）置悉直州（今三陟），512年（智證王十三年）置何瑟羅州（今江陵），556年（真興王十七年）置比列忽州（今江原北道北部安邊），至此，高句麗的東疆已大大退縮。據《勝覽》載，新羅東部沿海地區的疆域最北可達今江原道北部文川稍南地區，高句麗曾在此地設泉井郡，新羅則在此改設井泉郡。到唐代渤海時，新羅與渤海則以今龍興江為界?！缎绿茣げ澈鳌吩疲骸埃ú澈＃┠吓c新羅以泥河為境?！睆娜熘迨ǖ接琅d之龍興江，同一名稱的河流恰在南北兩頭，實與不同歷史時期疆域的變遷有著直接關系。前述兩個“何瑟羅”（蔚珍、江陵）亦同一道理。此種現象在朝鮮半島是屢見不鮮的。
五、朝鮮半島西部高句麗疆域的伸縮
高句麗的五部之一的東部應在今慈江道地區，因此，高句麗的領土伸向朝鮮半島已是很早的事了。后來向朝鮮半島的發展，首先是得到了半島的東部比較落后的沃沮、東穢地區，而高句麗向西部漢族聚居的發達地區發展，當是從西晉末期開始的。高句麗抓住中原發生“八王之亂”、“永嘉之亂”的有利時機，便展開了對西晉東北四郡的頻繁進攻。公元313年（美川王十四年）冬十月，高句麗“侵樂浪郡，虜男女二千余口”。亦即這一年，樂浪太守王遵建議正在半島連年與高句麗酣戰的遼東張統率其民千余家投奔雄據遼西的鮮卑首領慕容，于是便將樂浪郡僑置于遼西，以張統為太守，王遵參軍事38。314年秋九月，高句麗又“南侵帶方”，39帶方亦僑置于遼西地區。從此，曾統治朝鮮半島420余年的中原邊郡宣告結束，代之而來的則是中國少數民族割據政權高句麗對該地的管轄。從文獻記載看，高句麗同朝鮮半島西南部的百濟在樂浪、帶方二郡內徙后第一仗是于公元369年（百濟近肖古王二十四年、高句麗故國原王三十九年）在雉壤一帶（在今黃海南道東南地區）進行的。40就時間來講，這年距樂浪、帶方內徙的時間已有50余年，半個世紀的時間里二郡故地究竟是怎樣一種情況？筆者認為，史書雖未記載，但通過考古學所提供的資料完全可知：在這一階段原居留該地的漢人同新遷來的漢人（如冬壽等）于二郡故地形成了一個“自治社會”，即該地依然由漢人自己進行管理。彼時高句麗只是忙于遼東之事，而百濟則忙于內部治理以及與新羅友好往來。對此筆者另有專文探討，此不多述。從麗、濟第一次開仗的地點便知，彼時高句麗基本占據了樂浪、帶方故地的大部領土。麗、濟在爭奪二郡故地的戰爭中，高句麗則多吃敗仗。公元371年高句麗又在氵貝河（今禮成江）戰敗，百濟王與太子“帥精兵三萬侵高句麗，攻平壤城（今平壤），麗王斯由中流矢而死，濟王引軍而退，并將首都移至漢山城（今京畿道廣州）。41其后，雙方依然進行“拉鋸戰”，互有勝負，但到好太王執政時形勢急轉。好太王首次伐百濟是在公元392年。他率兵四萬攻打百濟的北鄙，陷石硯（今黃海道開豐境內）等十余城，漢水以北土地多被高句麗占領；這年冬十月，高句麗又攻陷了位于喬桐島（在江華島西海中）的關彌城。42公元396年好太王率水軍親征，在百濟的南境登陸，攻城略地，逼近百濟首都，迫使濟王屈服，43使其疆域擴至漢江北岸。之后百濟又大征兵馬，并結好日本，一方面對抗高句麗，一方面進攻新羅。好太王應新羅之請于公元400年（永樂十年）大敗倭兵；404年（永樂十四年）好太王又親率大軍在帶方地界大敗倭、濟聯軍；407年好太王又發步騎五萬攻打百濟，百濟全軍覆沒，并在回軍時連破百濟六城。44好太王在位時雖頻頻對百濟用兵，但其疆土并未越過漢江。
公元427年（長壽王十五年）高句麗移都平壤，是高句麗歷史上劃時代的大事，標志著高句麗戰略目標的重大轉移。自此，高句麗銳意南進，專心與百濟、新羅爭奪朝鮮半島。終于在公元475年（蓋鹵王二十一年）由長壽王親率三萬大軍攻陷百濟首都漢城，濟王被殺，其子文周王繼王位，并移都于熊津（今忠清南道公州）；然而，后來百濟又收復了漢城，東城王于483年春二月出獵于漢山城并撫問軍民。45關于高句麗南疆的全盛期應在長壽王執政晚期以及文咨明王在位初期的年月里?！段簳じ呔潲悅鳌份d述員外散騎侍郎李敖訪問高句麗回朝的匯報云，高句麗“南至小海”；同書《百濟傳》云，百濟國“去高句麗千余里，處小海之南”。學界多認為此“小?！奔唇裱郎綖?，這是不錯的。我們翻閱《勝覽》可知，高句麗建置最南可達今之江華、仁川、南陽、稷山、鎮川、槐山、延豐、榮州、清河一線，包括了京畿道全域、忠清南北道北部以及慶尚北道東北大部。1979年在韓國忠靖北道中原郡可全面龍日里石木發現的高句麗文咨明王時所立高句麗碑便是高句麗拓疆的有力物證。但是，歷史的發展是曲折的，高句麗的南疆隨著時間的流動也在不斷發生變化。由于百濟奮發圖強以及新羅的迅速發展，高句麗南疆到后來又有了收縮。
正當高句麗全盛時期而咄咄逼人的時候，百濟和新羅為了自己的生存和發展而一度聯合起來共同對付高句麗。史載，公元484年（照知王六年、東城王六年、長壽王七十二年）羅、濟聯軍在母山城（全羅北道東南天嶺郡云峰地方）擊敗了高句麗46；494年（照知王十六年、東城王十六年、文咨明王三年）秋七月，高句麗“與新羅人戰于薩水之原”，新羅人“保犬牙城”，麗兵圍之，而百濟“遣兵三千援新羅”，麗兵退去。47此處之“薩水”，有的學者將其與朝鮮半島西北的薩水（今清川江）混為一談，并將“犬牙城”比定為清川江左岸安州郡安州邑的高句麗安州城。48筆者認為這種認識是不妥的。很難設想彼時的新羅、百濟人能北上到高句麗首都平壤以北的清川江南岸與高句麗作戰。因此“薩水”的位置應結合彼時的時代背景到漢江流域去考察。有人根據《三國史記·地理志》和《勝覽》關于“清州”、“清川縣”、“清川里”、“清川”、“薩買縣”等地名的某些關聯而考證三方作戰的“薩水之原”應是流經今報恩（在忠清北道南部）的“清川”地方。筆者認為這種說法是符合實際的。顯然，所謂的“薩水”就是今流經忠清北道境內的漢江支流達川，而“犬牙城”則應到達川附近去找。就此而言，說明在五世紀之末三國已在今忠清北道地區展開了爭奪領土的戰斗。又據史載，公元495年高句麗曾圍攻雉壤城（今黃海南道海州首陽山城）而被羅、濟聯軍擊退49，502年百濟發五千兵襲擊了高句麗的水谷城（今黃海北道平山郡南山城里禮成江西岸太白山城，又名城隍山城）50，507年高句麗將領高老與靺鞨共謀襲取漢城（百濟故都，今廣州）“進屯于橫岳下”而被百濟擊退51，523年高句麗至氵貝水（今禮成江）而被百濟一萬步騎擊退，548年“高句麗王平成（陽原王）與（氵歲）靺鞨謀攻百濟漢北獨山城”而被羅、濟聯軍擊敗。53由上述情況可知，自五世紀末而至六世紀前期，在羅、濟兩國的共同打擊下，高句麗節節敗退，百濟不僅收復了漢江以南之地，而且也占領了漢江以北某些地方，并努力同高句麗作戰。但是，羅、濟所獲得的勝利果實的相當部分不久便被新羅給獨占了。
據《羅紀》載，公元550年（真興王）十一月新羅趁麗、濟爭斗之機，從中漁利而巧取道薩、金峴二城；551年羅王“命居深夫等侵高句麗，乘勝取十城”（十城皆在今忠清北道東北竹嶺西北）；553年秋七月又取百濟東北鄙而置“新州”（今廣州地方）。由此可見，自六世紀中葉開始，新羅便占領了漢江南北的廣大地區。從《勝覽》所載的情況看，統一新羅出現之前其疆域最盛期的西北界已達今臨津江南岸，而高句麗的南部疆域大大向北收縮。考古界發現的黃海南道延安邑的鳳勢山城（又名飛鳳山城）、豐川里的豐川城、甕津郡西部的甕津山城、海州市的首陽山城、新院郡的長壽山城、月堂里山城、殷栗郡東部的九月山城以及黃海北道平山郡南的太白山城、瑞興郡北部的大峴山城、鳳山郡東南的鵂鹠山城、黃州東側的黃州城（一名得月山城）等，都是高句麗最穩固的南疆中的重鎮。隋、唐時期高句麗同羅、濟皆有領土之爭的“拉鋸戰”，這種爭奪戰直至百濟、高句麗滅亡之后才宣告結束。高句麗絕大部分領土都被唐朝統一過來而被納入安東都護府的轄區，中國同新羅的邊界基本保持在西至大同江、東至龍興江一線。
注 釋：
1.姜仁淑著、文一介譯：《關于先行于高句麗的古代國家句麗》，《歷史與考古信息·東北亞》1992年1期。
2.劉子敏：《高句麗歷史研究》，延邊大學出版社，1996年，延吉。
3.劉子敏：《戰國秦漢時期遼東郡東部邊界考》，《社會科學戰線》1996年5期。
4.《三國志·東夷傳》。
5.朝鮮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著、延邊大學朝鮮問題研究所譯：《朝鮮全史》第三卷，延邊大學出版社，1998年，延吉。
6.8.9.10.11.12.16.17.39.40.47.《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
7.曹德全：《〈后漢書〉、〈三國志〉中〈高句麗傳〉的比較研究》，《社會科學戰線》2000年4期。
13.孫進己等：《東北歷史地理》第二卷。
14.33.48.李址麟等著、李云鐸與顧銘學譯：《四—六世紀前半期高句麗的領域》，《朝鮮史通訊》第2期，1980年。
15.樸容緒著、李云鐸譯：《德興里壁畫古墓考—德興里壁畫古墓說明什么》，《朝鮮史通訊》第3期，1981年。
18.43.44.《好太王碑文》。
19.《資治通鑒·唐紀》。
20.尹乃鉉著、顧銘學譯：《漢四郡的樂浪郡和平壤的樂浪》，《歷史與考古信息·東北亞》1990年2期。
21.劉子敏：《“崔氏樂浪”考辨》，《北方文物》2001年2期。
22.劉子敏：《關于毋丘儉征伐高句麗的探討》，《史學論叢》，延邊大學出版社，1999年，延吉。
23.郭毅生：《兩漢魏晉時期東北地方史資料》，見孫進己等《東北歷史地理》第一卷。
24.李宗勛：《也談高句麗柵城遺址》，《史學論叢》，延邊大學出版社，1999年，延吉。
25.持此說者為朝鮮學者丁茶山，見《大韓疆域考》，載《丁茶山全書》，漢城，弘益人間出版社。
26.持慶興說者為日人吉田，見《日韓古史斷·中古紀》第3章；持鏡城說者為日人松井等，見《渤海五京考》。
27.持此說者為日人鳥居龍藏，見《東北亞搜訪記》第13章《尼古里司克之探訪》。
28.見《黑龍江古代民族史綱》175頁，黑龍江文物出版編輯室，1982年；孫進己等《東北歷史地理》第一卷。
29.持此說者頗多，其代表性的學者有齋藤甚兵衛（見《半拉城渤海遺跡調查》）、金毓黻（見《渤海志長編》）、鳥山喜一（見《渤海東京考》）、《中國歷史地圖集釋文匯編·東北卷》的編者以及朝鮮學者樸時亨、我國學者王承禮等。
30.持此說者有《延邊文物簡編》的編者及嚴長祿（見《對主要高句麗古城的考察》，載于1989年《延邊大學朝鮮學國際學術討論文集》、方學鳳（見《渤海遺址及其研究》，延邊大學出版社，1992年）等。
31.持此觀點的學者是李健才先生，見《琿春渤海古城考》，載于《東北史地考略》，吉林省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又見《關于高句麗歷史地理的幾個問題》未刊稿，轉引自《東北歷史地理》第一卷。
32.持此觀點者是樸真奭先生，見《高句麗柵城遺址考》（載于《朝鮮中世紀史研究》）、《高句麗柵城遺址再考》（載于1997年高敬洙主編的《朝鮮學韓國學論叢》）。
34.《延邊文物簡編》，延邊人民出版社，1998年，延吉。
35.楊保?。骸段鸺赜蛭髂喜窟呏量肌?，《北方文物》1985年5期。
36.董萬侖：《東北史綱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哈爾濱。
37.38.《資治通鑒·晉紀·孝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