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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城市化范文1
經開區地處綿陽南郊，是綿陽科技城的重要組成部分，轄區總面積41.8平方公里，其中有我國西部最大的城市人工湖——三江湖5.06平方公里，轄區有兩個街道辦事處，16個村（居），總人口約5.6萬人，其中：現有農業人口約2萬人、非農業人口3萬余人，在非農業人口中“農轉非”人口約1.7萬人。區域定位是工業園區、城市新區。
經開區自2000年8月成立以來，始終把農村城市化、農民市民化作為重要任務，立足長遠，精心組織，取得了一定成效。而我先后作為街道辦事處主任、書記兼征地拆遷安置辦公室主任，社會事業發展局局長，農村工作辦公室（城市工作辦公室）主任，親自參與了這一實踐。我們的主要做法是：
一、立足長遠，認真搞好居民點建設。通過認真考察、調研、論證，制定了較為完善的征地拆遷安置政策，在認真做好征地拆遷補償和失地農民生活安置的同時，我們按城市居住小區的要求，合村高起點集中規劃了幾個大居民點，對拆遷農戶自建房者實行了“五統一”，即：統一居民點規劃和單體設計；統一按圖施工和建筑風格（包括外觀造型裝飾）；統一確定樓層高度和正負零；統一建筑質量監督管理和驗收辦證；統一基礎設施配套和綠化美化。堅持了“八不準”，即：不準亂搭亂建；不準亂改房屋內部結構；不準隨意加層、擴建；不準亂改房屋外裝飾材料和顏色；不準私自亂搭管線；不準飼養家禽；不準在居民區內開辦有污染工業；不準在居民區內種植農作物。居民自建房的外墻面磚和屋頂瓦全部由區管委會配送。對建房困難戶實行統建，由區管委會集中規劃建設居民住房，人均送房25m2，其余套內面積由參加統建房戶按350元/m2的優惠價格購買，從而保證了拆遷戶人人有房住。此外，所有居民點內的給水、排水、供電、供氣、道路、綠化和有線電視等弱電管網，全部由區管委會出資新建。與此同時，小區還規劃建設了醫院、學校、市場、日用超市等配套服務設施，還為每個居委會修建了600m2以上的居委會綜合樓和老年活動中心。目前，我區已建成統建房269套，2.4萬余平方米，已入住269戶465人；居民自建房93萬余平方米，有4300余戶11000余人住進了新居民點。
為了做到公平、公開、公正，保證居民點配套資金來源，我們將每個居民點臨街門面全部進行了拍賣，為居民點籌集了3000余萬元的配套建設資金。
在具體拆遷和居民點建設過程中，我曾經被罵過祖宗、摔過眼鏡、涂過一身油漆，但也有拆遷建房戶后來當眾下脆向我道歉。尤其值得欣慰的是，迄今為止，經開區還沒有因為征地拆遷和居民點建設工作上京、訪省、“慰問”市政府的發生。
二、認真解決失地農民就業難的問題。我區失地農民勞動力有9500余人，我們除了每月按時足額發放生活補助費以外，還積極做好他們的就業工作。一是制定了三年免費培訓計劃，共籌集資金60余萬元，現已組織就業培訓30余期2000余人；二是對失地農民進行登記，辦理《再就業優惠證》；三是要求相關部門對失地農民自主就業提供優惠，減免有關稅費；四是對失地農民免費提供職業介紹，所發生費用全部由區管委會承擔；五是動員和鼓勵入住企業就近吸納當地失地農民進企業務工；六是積極鼓勵有資金和特長的失地農民經商、辦企業。通過以上措施，近幾年共組織失地農民就業和半就業6300余人。我們還制定了《關于切實做好失地無業農民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工作的實施意見》、《關于城鄉社會救助體系的的實施意見》等一系列優惠政策，對已“農轉非”的困難戶和未“農轉非”的困難戶共300多人，分別實施了城市“低?！鞭r村“低保”，做到了應保盡保，從而確保了失地農民的基本生活，保持了轄區的穩定。
三、努力轉變失地農民的生產、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農民的生產、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是幾千年沉積下來的，是一個長期的、潛移默化的改變過程。為此，我們一是按城市居住小區的要求，建立了物業管理處，加強了各居民點的管理，并展開競賽；二是按照科技城建設的有關要求，積極開展“創建”活動，逗硬獎懲；三是利用老年活動中心積極開展健康有益的娛樂活動，并成立了社區秧歌隊和腰鼓隊；四是專門成立了經開區市民學校，并在各社區設立了分校，有計劃分期、分批對干部群眾進行市民化教育。
四、切實加強基層組織建設。在實踐中我們發現村與居有巨大的差別。為了實現從村到居的轉變，我們一是組織新組建的居委會干部外出參觀，學習市內、市外先進社區的管理經驗；二是建立健全了相關組織機構和工作制度；三是請我市涪城、游仙、高新區的優秀社區干部到我區傳經送寶，現場指教；四是切實落實居（組）干部的待遇，保證每個居委會的干部年收入在5000至10000萬元之間；五是建立健全激勵約束機制，實行目標考核，逗硬獎懲，末位淘汰，從而充分調動了居（組）干部工作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有力地推動了農村城市化、農民市民化的工作。
當然，我區農村城市化、農民市民化的進程才剛剛開始，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很長的路要走。在我區農村城市化的實踐中，我有以下幾點啟示：
一是農村城市化是一個系統工程，政府要以市場化調節為基礎，制定相關的配套政策，特別是鼓勵農民“農轉非”的優惠政策，指揮有關部門協同作戰，充分發揮政府在城市化進程中的引導和促進作用。
二是一個地區（如綿陽城市規劃區）要制定和完善統一的征地拆遷安置政策，對新建農房要象成都市那樣既要批占地面積，又要批建筑面積，拆遷時只需要還房，即用新建房面積換舊房拆遷面積。要高起點集中規劃建設居民點，對近郊自然村莊也要盡快進行規劃和改造。從而一方面避免政出多門，相互攀比，人為制造矛盾；另一方面避免一二十年后再拆遷，造成資源的巨大浪費。
三是要力發展二、三產業，包括農副產品加工業和旅游產業，吸納失地農民就業，促進農村和城市盡快融合。
農村城市化范文2
“十五”時期中國的城市化進入加快發展的歷史階段，城市化率由“九五”末期的36%上升為“十五”末期的43%。目前，城市總人口已達到5.6億，農村約為7.8億，以2003年為例，約有1.1億農村富余勞動力從農村流入城市務工。就業的穩定性提高，有73%的勞動者就業時間超過了半年。
大量勞動力流入城市，既改善了農業效率，增加了農民收入，也對城市發展作出了很大貢獻。以去年為例，在3255元的農民收入中，有1175元來自農民的工資性收入，對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5%，大大超過了農產品價格變化和政府各種補貼的貢獻。與此同時，大量農業勞動力進入制造業和服務業，降低了生產成本，提高了產業競爭力，也為消費者創造了更多福利。特別需要看到，流動的農業勞動力在沿海地區獲得收入后，帶回自己家鄉，事實上緩解了城鄉和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對社會和諧穩定作出了重要貢獻?？偟膩砜矗斫庵袊慕洕l展和結構轉換，理解中國的宏觀經濟格局和面臨的各種挑戰，都離不開對農業勞動力轉移和城市化推進的了解。
在加速發展的城市化過程中，也出現了幾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一是農業轉移勞動力的基本工資標準和基本權益的保護問題。在很多行業一度存在著拖欠進城務工人員工資的現象。另外，交納社會保險的情況也不盡如人意。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去年進城務工人員工資提高了11%左右，但這只是抽樣統計，在相當多的行業和崗位，工資水平近10年沒有明顯變化。這不僅對務工人員的生活產生影響，而且對投資、消費和凈出口的總需求格局產生影響。
二是人力資本不足的制約問題。盡管存在著大量的剩余農業勞動力，但中國已從勞動力無限供給向勞動力結構性過剩的階段轉變。相當多的行業出現了勞動力供給的結構性短缺，特別是在一些對技能要求較高的行業。回歸分析表明，有54%是由于人力資本難以適應就業崗位的需要而導致就業不足。國內的資料還表明勞動力轉移的速度與受教育程度正相關，真正在城市定居的主要是受過初中以上教育的勞動力，目前總量約占20%左右。
三是不同類型的城市吸納新增就業的能力存在較大區別。流動勞動力越來越集中在沿海發達城市特別是大城市，而相當多中小城市和內地城市的就業吸納能力明顯不足。由于就業的吸引力相對集中，發達地區普遍感受到了來自資源和環境的壓力。除此以外，上億人跨區域流動，對交通運輸形成巨大壓力，遠離故鄉的人們也在忍受和家人分離的種種痛苦。
四是城市土地擴張的速度高于城市人口的增長速度。2000年全國城市土地面積為2.24萬平方公里，2003年達到2.83萬平方公里，年均增長8.08%，而同期城市人口增長率則僅為4%左右。可以看到，城市擴張的沖動之一是土地融資和商業動機。這和不合理的財稅體制有直接關系。另外一個原因，是流動人口進入城市后，對就業、住房、子女教育和對其他未來風險預期存在種種不樂觀的判斷。如何改變這種狀況，使城市發展和人口增加達到協調，是需要研究的一個重點政策。
除了這些問題之外，還有一些其他值得關注的問題，比如大量人口流動造成的社會管理困難等等。對這些問題都需要從更廣泛的角度加以研究。
引導城市化的健康發展是“十一五”時期的重要議題。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和穩步推進城鎮化的前提下，中央和地方政府正采取有效措施，對解決以上問題作出反應。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關于勞動力的權益保護。“十一五”規劃綱要對勞動力的權益保護提出了明確要求。目前正在研究制定最低工資制度和基本社保要求等政策文件，許多地方也在采取符合實際的做法，更加關注社會公平。
二是關于對農民的教育和培訓。中央政府高度重視義務教育特別是農村義務教育，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同時，中央政府和省級政府專門安排資金支持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今年還將繼續大力發展職業教育。除了政府采取的行動之外，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的政府、企業之間創造了各種形式的合作。
三是關于廉租房和子女教育問題。為新進入的農村勞動力提供廉租房，是使勞動力順利轉移的前提條件。沿海地區的政府已經開始做好這項工作，力爭使房租每月的價格低于100-150元。為了便于社會管理，盡量使廉租房不要過于集中。為進城務工人員提供較好的子女教育，也是各級政府努力做好的一個現實問題。目前的努力放在兩個方面，一是怎樣真正為他們提供較好的子女教育，又不至于使當地政府承受過多的“搭便車”的壓力。因為一旦對流動人口子女免收義務教育費用，會使更多的非勞動者親屬進入城市，因此，進行科學管理非常重要。二是有些工種的季節性變化很大，怎樣既使其子女受到較好教育，又要防止工作地轉移而造成的生源突發性大起大落。這些問題看起來具體，實際上都會對勞動力順利轉移產生較大影響。
四是關于提高流動人口定居的比重。中央政府要求，對在城市已有穩定職業和固定住所的進城務工人員，要創造條件使之逐步成為城市居民；對因城市建設承包地被征用、完全失去土地的農村人口，要轉為城市居民。目前在很多沿海發達地區，地方政府開始積極推動這項工作。
農村城市化范文3
【關鍵詞】農村城市化；問題；研究
1.城市化和農村城市化的內涵
關于"城市化"及"農村城市化"的內涵，不同學科間的理論和解讀是不盡相同的。經濟學家認為城市化是不同等級地區的經濟結構的轉換過程，如城市效益的增加和城市規模的擴大；社會學家認為城市化意味著人類生活方式的轉變，即由農村生活方式轉為城市生活方式，等等。由此可見，城市化是一種復雜的社會經濟現象，其影響因素是多方面的，幾乎涵蓋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科技等各個方面，其中經濟因素是影響城市化的根本因素。綜合上述，關于"城市化"的概念我們可以這樣來表述：城市化是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產物，是全球性的社會現象，這種現象突出表現為農業人口向非農業人口、鄉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轉化與聚集。"城市化"與"農村城市化"的涵義基本上是相同的，城市化的過程就是由農村變城市、農民變市民的過程，但"農村城市化"的涵義更寬泛、更多向、更豐富，除以上表述外，"農村城市化"還應包括各種資源、能源的集約利用以及公共服務的延伸、區域經濟的整合升級等諸多要素和內容。
2.當前我國農村城市化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
2.1思想認識方面
城市化必然會促進城鎮發展和規模擴大，但是，城市化不是簡單地等于城市建設數量增加，而忽視產業結構的升級、自然資源配置的優化以及城鄉協調發展，更不能只顧城市，不顧農村。不能只建設城市，而不建設農村。所以，城市化既是城市的事，又是農村的事。中央十分強調城鄉統籌，在城市化開發度達到中等規模和工業化程度較高時，必須及時將城市化戰略轉移到農村，以城市反哺農村，城市支持農村，工業支持農業。
農村城市化是一個漸進的自然歷史過程和經濟社會轉型過程。農村城市化要建立在工農業現代化發展的基礎之上，市場主導，政府有效引導，二者有機結合，是農村城市化健康發展的有效保證。農村城市化不能盲目攀比，不能不顧條件，一味追求速度。要知道城市化速度越快，出現的問題會越多。農村城市化的發展速度、規模要由經濟發展水平、就業崗位的增加來決定，過分強調城市化率會帶來巨大風險，比如大量農民進城找不到適合的工作崗位，會帶來生活、社會、環境、治安等一系列問題。我們要汲取拉美和非洲部分地區的過度城市化教訓，加強城市化過程的宏觀調控，要扎扎實實地推進速度、規模適度的高質量的農村城市化。
2.2發展空間的不均衡性
根據資料統計，中國城市的空間分布重點集于于東部沿海，這一地帶只占全國14.2%的國土面積，卻分布著全國44.98%的城市數和41.50%的城市人口，是中國城市分布最密集的地帶，其中密度最大的又以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和遼中南地區城市為主。中部地帶占全國29.2%的國土面積，分布了37.07%的城市數和37.0%的城市人口，而西部地帶占全國56.5%的國土面積卻分布了17.99%的城市數18.0%的城市人口，城市分布密度僅是東部沿海的10.05%和中部地帶的24.66%，是中國城市分布稀疏地帶。從城市等級規模來看，東部沿海地帶集中分布著特大城市和大城市，這一區域中，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城市人口分別占全國同類城市人口的49.4%和51.0%；在中部地帶，大中小城市分布比較均衡，它們的城市數和城市人口均占全國各類總數的30%-42%，而西部地帶則表現為以小城市占優勢的地域分布特征。
2.3缺少地域特色和文化傳承
農村城市化不斷發展，各級城市也迅速崛起。很多城市在發展過程中，一味地去追求高樓、闊路、霓虹燈卻忽視了本身的地域特色、文化歷史、傳統民俗。致使眾多的歷史名城、山水名鎮在現代城市的的混凝土中逐漸消失，甚至直接抹殺。人民群眾除了物質要求，更需要精神需求，但是很多城鎮在發展規劃和建設中忽略了這一點，造成了"村村像城市，鎮鎮像農村"這種畸形的現象。一個城市要保持續健康、穩固的發展，就應該因地制宜，結合當地特色形成一個具有豐厚歷史文化傳承的城市。通過城市的規劃，我們要達到從城市的區域、街道，甚至每一個建筑物都能夠和諧地統一起來，既能體現共性，又能夠體現一個城市歷史文化的標志性建筑物。在國內，目前已有很多城市為了體現特色，公開向社會征集城市建設方案。如深圳，為了把中心城市建設成為世界一流水平，近10年先后進行了多輪次的國際咨詢，通過評審，最后選定德國某公司的設計方案，深圳從而成為我國整體現代化水平較高的一座國際化大城市。
3.當前我國加快農村城市化進程的對策研究
3.1推進農村城市化，解放思想是前提
思想是行動的前提，理論是工作的先導。我國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決定了農村城市化工作的艱巨性、復雜性和長期性。首先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真正解放了，才能從容面對各種困難，理清思路，找準方向，選好突破口，打好農村城市化工作攻堅戰。在實際工作中，必須緊密結合思想工作實際，進行科學發展觀的再學習、再教育，不斷克服"中心工作多，重點工程多、接待應酬多"的現象，牢固樹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高于一切的新觀念；不斷克服"唯書唯上，照抄照搬"的老思想，樹立從實際出發，創造性開展工作的新觀念；克服條塊分割、封鎖壟斷的弊病，樹立務實高效、開放競爭、跨越式發展的新理念。教育引導廣大干部群眾心往一塊想，勁往一處使，聚精會神搞好城市建設，一心一意同謀農村發展，同心同德，真抓實干，共謀發展，形成加快農村城市化進程的強大動力。
3.2推進農村城市化，科學嚴謹、先進的總體規劃是方向
農村城市化發展過程中要堅持總體規劃先行，分步驟、有計劃、分片區穩步推進的方針。首先，規劃要突出先進性、科學性、超前性和整體性，精心設計，一次規劃到位。在規劃設計時要將拓展生產力布局、明確發展重點、培植優勢產業、找準城市功能和定位等諸多因素通盤考慮在內，工業區、商貿區、住宅區要合理布局，形成特色，展現新貌，以利于招商引資，繁榮新城區。其次，切實抓好建筑風格的設計。要確保建筑物格調高雅，設計新穎，符合現代審美情趣，經得起歷史的時代的檢驗。再次，要確保規劃的嚴謹性和嚴肅性，總體規劃和建筑方案一經確定，任何人和單位不得隨意更改，不得隨意降低標準。堅持做到高起點規劃，高水平設計，高標準建設，高效能管理，高速度發展。力爭建一個新區、帶一方產業、活一片經濟、富一方百姓。將社會主義新農村一步步建設成為基礎設施完善、服務功能齊全、工業興旺、商貿繁榮、環境優美、富有生機和活力的現代化新城區。
3.3推進農村城市化，必須建立必要的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
對于已經進城落戶并將土地一次性出讓的農民和失地農民，首先應該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在農村城市化進程中，很多農民因為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需要失去了土地，而農民以土地為唯一的社會保障載體，一旦失去，將無所依靠，因而應給予他們最低生活保障。對于還未進城落戶的失地農民，由于他們的情況比前一種情況更差，真正屬于種田無地，上班無崗，更應該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由政府財政解決他們的低保收入來源。而對于那些仍擁有承包地使用權，只是將一部分土地出讓的農民，由于他們還可以通過土地使用權獲得一定的租金、分紅等收入，有經濟來源，考慮到國家的財政負擔過重，這一部分人可以暫時不納入低保范圍。對于鄉鎮企業的職工和進城務工的農民合同制工人，應該為他們建立失業保險、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在農村城市化進程中，就業、醫療、養老是他們最關心的問題。而失業和生老病死又是難以抗拒的事情，因此社會應給予保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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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城市化范文4
我國經濟改革最引人注目的一個變化，就是20多年間有1億農業勞動力轉移到鄉鎮企業，鄉鎮企業從業人員已占農村總從業人員的30%左右，使鄉鎮工業取代國有工業，成為我國工業中的主要組成部分。但是，農村勞動力資源的再配置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則逐漸地減緩，并在近幾年因市場變化而出現倒流趨勢。僅1997、1998年兩年統計，從事農業的勞動力就凈增366萬人，1999、2000、2001年每年至少也有凈增100多萬人。出現上述情況并不意味著資源配置效應的潛力告終。主要依據是：盡管已有大量農業勞動力轉移到非農業領域，但由于農村人口和勞動力的迅速增長，留在農業領域的勞動力還有3億多，同改革初期相比，不但沒有減少，還增加了100多萬。農業與非農業的邊際生產率仍然存在較大的差異。但是，我國國民經濟經過20多年高速增長的量變積累，已經呈現質的變化，即絕大部分商品的供給已經滿足或超過市場需求，由賣方市場變成買方市場。大多數鄉鎮企業在市場導向下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經飽和，不再有超常發展的空間；而高技術含量的生產領域雖然市場廣闊，卻需要鄉鎮企業進行重大結構調整，不可能再以低技術和粗放經營的方式跨進結構升級這道門坎。況且，80%以上分布在村落的鄉鎮企業，由于缺乏所必需的公共基礎設施，缺乏技術和管理人才，遠離城市集中地帶，難以再走“離土不離鄉”的道路。我國鄉鎮企業發展正面臨著一個調整期，這就不可能再以從前那樣的超常速度增長著。與此相聯系，鄉鎮企業可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趨于下降。從“七五”期間年均925萬人，降到“八五”期間年均719萬人，降到1996年674萬人，再降到1997年的400萬人。在今后的若干年中，如果不可能出現新的經濟增長點，前面所說的資源配置效應，將在很大程度上不復存在，經濟增長速度將會顯著放慢。
我國經濟改革以來的一、二十年間，數以千萬計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鄉鎮企業就業，并因此帶動了鄉鎮企業高速度增長，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城市化的發展，但這種替代終究是有限度的。農村人口城市化規律是不可阻擋的，限制城市化是積累矛盾，加劇矛盾，而不是解決矛盾。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把轉移剩余農業勞動力與城市化有機地結合起來。國內外的實踐經驗表明，農業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是現代化進程中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的兩個方面。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以來，我國剩余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取得史無前例的進展，但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進程仍然十分緩慢，這兩者之間表現出極其明顯的不協調。這種不協調的后果，集中反映在最近幾年前者速度大幅度回落，以及與此相聯系的農村經濟增長速度及農民收入增長幅度明顯趨緩。這就要求必須因勢利導地解決這種不協調問題，并使之相互促進，以開創中國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新階段。
要有效地解決我國剩余農業勞動力的轉移，就必須遵循社會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正確認識和處理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的關系。市場化、工業化和城市化是推動現代化進程不可缺少的原動力，也是推動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不可缺少的原動力。社會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是，伴隨著工業化的推進，城市化水平也不斷提高，這是產業結構變遷引起就業區域結構變遷的結果，也是市場機制在勞動力資源配置過程中發揮作用的結果。我國的工農業產值結構已由建國初期的3:7轉移為7.5:2.5，而城鄉人口結構乃為3.6:6.4，這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中國的工業化是在城鄉隔離的環境下并且獨立于城市化進行的，使得迅速增長著的剩余農業勞動力無法被城市二、三產業所吸收。1952年至1978年，我國城市工業所能提供的新的就業崗位只有3723萬個，而同一時期由于人口政策的失誤，全國城鄉勞動力共增加19127萬人，大部分新增勞動力不得不被安置于農村，這就必然嚴重地制約著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農村經濟的增長。市場取向改革以來，我國市場化程度有了顯著的進展，并且與工業（尤其農村工業）協調發展的道路基本上打通。這些年來，我國農村工業化和剩余農業勞動力的轉移所取得的巨大進步，也正是市場化因素不斷強化的結果。然而，在依靠市場機制和農村工業化力量來推動經濟高速增長與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同時，城市化滯后的矛盾又日益突出出來。
二、是進小城鎮抑是進大中城市
關于我國城市化與城鎮化問題，國內外學術界都作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并取得一系列階段性成果。但是，對城鎮化與城市化的關系問題，至今還沒有取得一致的看法。這就很難對我國農民進城的方式和條件作出正確的回答。我們認為，城鎮化不等于城市化，甚至不是城市化的主流。發展小城鎮是我國特定條件下城市化戰略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發展小城鎮是城鄉二元體制下被迫作出的選擇，而不是最佳的選擇。確立這樣的一種觀點，才能正確認識我國農民進城的方式和條件。換句話說，我國農民進城的方式和條件的特殊性，在相當程度上是和我國城鄉二元結構以及與此相聯系發展小城鎮戰略聯系在一起。在城鄉二元結構還沒有被破除的背景下，大中城市的發展從一開始就同農村問題的解決無關。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提出發展小城鎮戰略時，又總是同解決農村問題聯系在一起。我國現階段農民進城方式和條件，都是由此派生出來的。在城鄉分離或城鄉分割體制尚未消除的背景下，人們往往把大中城市和小城鎮區分為兩個不同類型的社區。與此相適應，在農民進城上，也可以劃分為進大中城市和進小城鎮這兩種方式。當城市化還沒有基本實現的情況下，必然是進大中城市和進小城鎮并重（目前兩者人口各占一半），而且在一定時期內，進小城鎮的人數還會比進大中城市的人數多得多。當城市化演變到一個相當高的程度，城鎮化就會逐漸被城市化所代替。屆時，農民進城的方式，主要表現為進入大中城市，或進入大中城市的人數遠遠超過小城鎮。
我國小城鎮的戰略地位，是源于農村工業化是在城市化嚴重滯后的背景下運行的。農業勞動力向鄉鎮企業轉移，是采取“離土不離鄉”的就地轉移方式。剩余農業勞動力就地向鄉鎮企業轉移，比起舊體制下農民沒有選擇職業的自由、缺乏必要的勞動力流動機制，無疑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但是，這種初級形態的勞動力市場，畢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突出表現在剩余農業勞動力轉移在就業空間上的封閉性和分散性。封閉性指的是面向農村，就地轉移。分散性指的是92%的剩余勞動力轉移是分布在村落，向小城鎮集中的不及8%。應當這樣看，即小城鎮建設對帶動我國農村經濟的發展，還將繼續發揮一定的作用。我國目前仍然有大量分布過散、缺乏規模效益的鄉鎮企業，迫切需要改善布局和基礎設施條件。但由于企業自身和外界條件的限制，它們大多數還很難向大中城市集中，而小城鎮的進入門坎則要低得多。但是，和大中城市相比，小城鎮的集聚效益差，二、三產業發展規模小、檔次低，對投資的吸引力和對勞動力的容納能力很有限，不應對它在城市化中的作用寄予過高的期望。我國小城鎮的發展速度很快，目前總數已突破60000個，但每個城鎮平均人口（指非農業人口）只有2000人左右，作為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主要載體的初衷始終未能達到。大中城市可以吸收大量的鄉村勞動力和其他資源，可以創造出更高的經濟效益。為了擴大小城鎮的規模，提升小城鎮的檔次，客觀上要求小城鎮建設必須同大中城市的布局和結構調整有機結合起來，例如在與大中城市一定距離內和交通干線附近形成小城鎮群帶，可以有效利用大中城市對周圍地區的擴散和帶動效益，并減輕其膨脹壓力。事實上，目前有些小城鎮所表現出來的規模和效益，有相當部分來自鄰近大中城市發展的可能性。應當認識到，農民進入小城鎮，是在傳統的城鄉分割制度安排下的一種迫不得已的選擇。今后我國新增就業崗位，將有很大一部分集中于第三產業，如果絕大部分人口集中于小城鎮，第三產業的發展將嚴重受阻。我國城市化已經演變到一個新的階段，即小城鎮數量擴張已經基本完成，今后發展的重點應放在提高建設質量上。還應當指出的是，我國經濟增長正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以往在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下發展起來的低技術含量的產品市場已經相對飽和，在鄉鎮企業中有相當一部分低技術含量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需要進行技術改造、產品升級、資產重組和產業轉移，小城鎮是無法滿足這一結構重組要求的。大中城市不但比較容易提供鄉鎮企業進行調整所需要的資金、技術、信息、人力資源、市場條件等，而且還將為第三產業發展提供廣闊的市場。統計資料表明，我國100萬－200萬人口的城市，勞動力在第三產業的就業比重高達45%，而20萬人口以下的小城市，其比重僅占23%。這就要求我們必須采取更加積極的城市化發展戰略，在繼續為小城鎮發展（擴大規模、提高檔次）提供必要條件的同時，把城市化政策的重心，從消極限制向積極鼓勵發展大中城市。與此相聯系，農民進城的方式將越來越由集中小城鎮轉向集中大中城市。
與農民進城方式相聯系，在大中城市勞動力市場上，還存在著事實上的二元市場，即進城農民的就業市場與城市居民的就業市場同時存在。從相對意義上，這兩類市場是相互分割，相互獨立的。由于戶籍制度、就業制度、醫療制度、教育制度、養老制度等方面的差別，轉移到城市的農民還不可能享有城市居民同等的就業權利和就業條件，還無法同城市居民一樣進入同等待遇的職業領域并獲得制度性工資。在城市二元勞動力市場上，進城農民所從事的多為城市勞動者不去競爭的崗位，并領取比城市居民相對低得多的勞動報酬，相對少得多的社會福利。這種對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的就業限制和歧視，在短時間內還難以完全消除。至于城市中的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知識密集的產業領域，農民進入的機會也很少。這種制度上的市場結構差異，目前起著緩解進城農民工對城市居民就業的沖擊力的作用。與此相聯系，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其就業性質一般是屬于非正規就業。所謂非正規就業，指的是廣泛存在于非正規部門和正規部門有別于傳統典型的就業形式。它包括非公有部門里的各種就業門類，和正規部門里的短期臨時性就業、非全日制就業、勞務派遣就業、包生產或服務項目的外部工人等。相對于傳統的國有、集體單位的正規就業，非正規就業穩定性較弱，流動性較強，加上非正規部門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嚴重滯后，要被城市居民所普遍接受，還需要經歷一個很長的適應性過程，使得這種就業崗位大都留給進城的農民。
三、制約農民進城的制度性與結構性障礙
農民進城的條件，首先取決于城市門檻的高低。要形成有利于農民進城的條件，就必須降低農民進城的門檻。1980年國務院作出“嚴格控制大城市，合理發展中小城市，積極發展小城鎮”的方針，其中的一個考慮，就是農民進入小城鎮的門檻相對比較低。從理論上說，要把一個勞動力從農村轉移到城鎮，大約需要三種基本投入：(1)生產資本投入，為創造一個就業崗位所需要的資本投入；(2)生活資本投入，農村勞動力及其家屬在城市安家和生活所需要的資本投入；(3)基礎設施投入，就是生產與生活所必需的水、電、路、汽等基礎設施。這三種基本投入大中小城市的差別不是很大。但是，根據我國的國情，越是中心城市，政府的補貼越高，大中城市建設的制度性成本所占比重很大，而小城鎮則近乎等于零。在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下，城市居民所享受的而農民又享受不到的社會福利（或國家財政補貼），大城市最多，中等城市次之，小城鎮最少。從這個意義上說，要創造有利于農民進城的條件，尤其是進大中城市的條件，就必須消除附著在城鄉戶籍上的各種待遇差別（包括就業制度、教育制度、醫療制度、住房制度、養老制度等），實現城鄉一體化。由此可見，為了加快我國農村城市化進程，就必須從根本上突破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城市建設是由政府負擔的，城市居民的高福利、高保障是由政府負擔的。受政府財政資金的限制，政府很難把對城鎮居民的義務擴大到農民身上。因為農民的大規模進城，意味著政府財政支出的擴大。為了緩解這種矛盾，政府所作出的反應，自然是限制農民進城，即阻礙農村人口城市化進程。為了改變這種情況，就必須因勢利導地促進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逐步實現城鎮建設市場化，使城鎮化建設從以往政府主導型轉變為市場誘導型，即不依賴于國家投資，引入市場競爭機制，誘導先富起來的農民進城務工經商，依靠農民自身力量，多渠道籌措城鎮建設資金，解決城鎮發展中的人口集聚、經濟發展和建設資金三大問題，使城鎮化步入快車道。
當前我國農村城市化所面臨的一個主要難點，就是傳統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嚴重地滯后于農村城市化的發展。這就必須逐步改革傳統的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度，變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度為統一的居民身份證一元戶籍制度。其具體內容是：逐步建立以居住地劃分城鎮人口和農村人口，以職業劃分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口的戶籍登記制度，如實地反映公民的職業和身份狀況的本來面目，實現城鄉戶口一體化管理。只有改革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度，才有可能為勞動力在產業之間、城鄉之間的自由流動和形成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創造條件。以往那種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不能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它從制度上堵塞了農村人口城市化途徑，抑制了勞動力在城鄉之間和地區之間的自由流動。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社會問題。要使這種轉移能夠比較順利地進行，政府一方面要為增強這部分勞動者的就業技能和提高他們的就業競爭力創造條件，另一方面還要為這部分勞動者的生存提供必要的保障和服務機制。這一機制主要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包括養老、失業保險在內的社會保障體系；二是包括就業培訓和職業介紹在內的就業服務體系。目前我國農村社會保障機制和就業服務體系嚴重滯后的現象，已經直接影響和制約著勞動力市場功能的發揮，以及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這是我國實現農村勞動力資源市場化配置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我國目前現實的情況是，絕大部分農民尚未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已經進城的農民享受不到城市居民一樣的待遇。在住房、醫療、教育、勞動就業、養老等方面，身份沒有變化的農民只能自己承擔高額費用，導致在許多已經發展起來的小城鎮，出現進城農民又回到農村“人口回流”現象。
我國農民進城的條件，除了要受一系列制度性因素的制約，同時還要受其他非制度性因素的制約，即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的約束。世界上那些已經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其剩余農業勞動力的轉移，基本上都是發生在經濟粗放型增長向集約型增長轉變之前。也就是說，在粗放型經濟增長階段，工業規模急劇擴大，需要勞動力大量增加，為大量剩余農業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提供良好機遇。當經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之前，社會上大部分農村人口已經進入城市，大部分勞動力已經在工業中就業。此后，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主要不再依靠絕對規模的擴大，而是依靠效率或效益的提高。但是，與世界上那些已經實現工業化的國家不同，我國實行的是趕超型的工業化發展戰略，即不是發揮勞動力資源充裕的優勢，反而選擇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化為發展重點。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這一典型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和外延型工業化階段中，剩余農業勞動力向工業轉移，是與工業中技術、資本和對勞動力排擠同時發生的，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遇到很大的障礙。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我國經濟成功實現“軟著陸”以來，宏觀經濟運行發生很大的變化，經濟增長速度趨向回落。這固然和改革進程的深化以及世界經濟增長放慢有很大的關系，但就國內因素而言，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滯后和經濟結構不合理，也是很重要的原因。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把國民經濟增長建立在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的基礎上。但是，與我國經濟轉型相聯系，或由我國經濟轉型派生出來的，則是就業問題的尖銳性，以及為解決就業問題所必須應對的就業模式的轉變。計劃經濟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種“短缺經濟”。當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必定要經歷一個長期被壓抑的需要迅猛釋放的階段。但是，伴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轉變，市場結構也隨之由以往的供給主導型轉變為需求主導型。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長期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運行的國有企業，由于產品結構不合理，加上經營機制轉換滯后，大量產品積壓，生產能力嚴重閑置，致使相當一部分國有企業職工下崗。伴隨著市場競爭力度的加大，這種結構性矛盾必將進一步加劇，進而由工業制造業本身結構調整所形成的結構性失業壓力，將會越來越大。市場取向改革的深化，使以往傳統體制下，以低效率為代價的大量隱蔽性失業顯性化，即轉化為公開性失業。從提高經濟運行效率，適應市場競爭要求的角度，這種變化是積極的、必要的、進步的，從緩解由此帶來的公開失業壓力的角度，這又是改革所必須付出的機會成本。根據最新統計，目前我國到各地城市打工的農民約有8800萬人，而城市勞動力市場總體上是供大于求，不少城市下崗失業人數越來越多，不得不采取本地市民就業優先的原則，并采取各種強制性手段限制外來農民工就業?，F在全國不少城市在招工程序、招工比例、務工的領域、行業工種等方面，采取各種行政、法律手段予以限制。從嚴格意義上說，作為我國產業工人的重要部分（目前全國城市約有8800萬農民工）、我國城市發展的重要力量，農民工實際上是屬于城市邊緣群體。從行政管理上講，他們被看作沒有獲得城市戶口的農民；從政治上講，他們不被承認為工人；從經濟上講，他們沒有城市起碼的勞動福利保障。這種產業工人隊伍隱性化，是不利于國家穩定的。應當認識到，盡管農民工在勞動力市場上受到歧視性待遇和不公平待遇，但他們具有較強的競爭力，其實際失業率遠遠低于城市實際失業率，他們已成為全國各省區城鎮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是沒有被確認為城市的正式戶口，也沒有得到基本公共服務，但其生產與生活方式和城鎮勞動力大體相同。為了促進我國結構變革、城市化進程，政府應當制定公平的民工就業政策，保證農民工的勞動權益、勞動安全和享受與當地城市居民相等的基本公共服務。為此必須改革現行的戶籍制度，實行常住人口申報制和登記制，只要具有勞動崗位（正規就業或靈活就業）、合法收入和居住地就可以視為當地注冊人口，并有獲得公共服務的選擇權和公共事務參與權。目前進城農民工的真正后顧之憂是社會保障制度。由于農民工沒有享受到城市的各種保障制度，農民工一旦成為城里人，其原來擁有的土地如何處理，是今后制定農民工政策的一個難點。對此，胡鞍鋼教授曾經提出“給戶口置換土地”的設想。即如果農民工愿意選擇留在城市工作和生活，那么，就應該給其城鎮戶口，讓其享受與城里人同等的權益。即應該根據《勞動法》給其各種社會保障權力，包括失業、養老、醫療等各項保障都應該擁有。與此同時，由于居住地點的改變，農民工就會自動放棄其原來所擁有的土地。但是，受國家財力的限制，已有城市人口的社會保障遠未到位，又要解決近億個進城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在實踐操作中仍有許多待解決的難題。
參考文獻
①《了望》周刊記者：《中國城市化提速》，了望周刊，2002年(29)。
農村城市化范文5
摘要:城市化進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速度與規模,農村勞動力轉移能力影響或支配著其他制約因素。轉移能力的增強能夠拓展農村勞動力的轉移空間,提升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動力,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供給,一定程度克服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制度阻力,增加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穩定性。因而,農村勞動力“轉移能力”是決定城市化進程快慢的主導要素。
關鍵詞:農村勞動力轉移;轉移能力;城市化;欠發達地區
一、問題的提出
城鄉協調發展與區域協調發展是關系中國現代化前途的兩大問題,而有效推進城市化進程是解決這兩大問題的重要途徑。關于如何推進城市化,探尋其中所存在的限制農村勞動力轉移、阻礙城市化進程的主要因素,有助于揭示我國欠發達地區城市化的機制,并為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推進城市化相關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學依據。
基于以上考慮,本文以農村勞動力轉移為出發點,對欠發達地區農村勞動力轉移能力與城市化的關系予以全面剖析,并以河南省為研究區域進行實證分析,試圖證明轉移能力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決定性作用及程度,進而揭示欠發達地區城市化的內在約束機制。
二、農村勞動力轉移能力與城市化關系
城市化與農村勞動力轉移有著密切的關系。農村勞動力轉移涉及到產業和空間的雙重轉移。在產業方面,農村勞動力表現為向非農產業轉移;在空間方面,農村勞動力主要表現為向城市(鎮)轉移,這是由于非農產業的區位絕大部分在城市(鎮)的緣故。顯而已見,農村勞動力轉移所引起的農村人口向城市、城鎮的集聚就直接推進了城市化。因此,城市化進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速度與規模。
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速度與規模取決于多個因素。在國外,關于農村勞動力轉移比較經典的模式包括劉易斯(W,A.Lewis)的二元經濟模式、拉尼斯一費景漢模式(FeiRanis)、喬根森(Dalew.Jorgenson)模式,以及托達羅(M.P.Todro)人口流動模式。這些模式解釋了發展中國家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動力、特點及機制。他們提出的觀點對人們認識農村勞動力的轉移過程無疑具有一定的啟發和借鑒意義。但同時也應該看到,這些人口流動理論都是建立在城鄉具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與城市對勞動力具有無限吸納力的基礎之上,這顯然與我國的實際情況不相符合。近年來,我國廣大學者也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動力機制進行了廣泛探討。陳吉元、胡必亮構建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推拉模式;李勛來、李國平進一步建立了包含有制度因素的農村勞動力轉移模式;景普秋、陳甬軍等把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動力概括為:來自農村的排斥力、來自工業化與城市化的推動力以及來自轉移過程的摩擦力。
顯然,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是一個多因素綜合影響的過程。一般而言,農村剩余勞動力越多、勞動力的轉移動力和轉移能力越強、二、三產業的就業空間越大以及轉移的制度越小,就越有利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因此,影響農村勞動力和人口轉移的因素應當包括:(1)供給數量。用第一產業勞動生產率表示。第一產業勞動生產率的高低與變化快慢,反映農村勞動力由第一產業“釋放”的數量大小和速度,是農村剩余勞動力供給的源泉;(2)轉移動力。用從事非農勞動的預期收入表示。期望獲得更高的收益是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原動力,預期收入越高,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動機越強;(3)轉移能力。用農村人力資本存量和農民人均純收入表示。二者能近似反映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能力,前者是文化和知識能力,后者是物質能力;(4)轉移空間。用第二產業的就業比重和第三產業的就業比重表示。這兩個指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空間的大小。這是因為農村勞動力的轉移空間既取決于二、三產業的經濟規模,又與經濟結構密切相關;(5)制度因素。我國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制度對農村勞動力的轉移一直存在著不可忽視的影響。
本文借鑒相關的研究成果,設定市場化分配資源比重、市場化指數、非國有化率和勞動力自由流動度作為測定制度因素的指標。在上述5方面的因素中,用農村人力資本存量和農民人均純收入2個指標來度量的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能力”居于核心地位,也就是說,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能力應當是影響農村勞動力轉移速度和規模,從而影響城市化進程快慢的主導因素。這是因為,農村勞動力轉移能力的提高具有如下幾方面的作用。
第一,拓展農村勞動力的轉移空間(就業空間)。這主要是人力資本存量增加所起的作用。人力資本是指存在于人體中的具有經濟價值的知識、技能和體力(健康狀況)等質量因素之和,是開發和培訓人力資源的結果。它具體表現為勞動者所受的文化教育水平、技能培訓和有經濟含義的經歷特征等,農村人力資本狀況是農民數量和質量狀況的綜合反映。農村人力資本存量越高,其在城鎮中的就業空間往往也就越大。眾所周知,農村勞動力能否順利實現轉移,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們能否在城鎮找到工作機會。長期以來,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鎮主要在那些對技術水平要求不高,進入“門檻”較低的行業或部門工作,如建筑業、服裝和玩具制造、電器組裝、批發和零售貿易、餐飲業以及部分社會服務業等。因而,不難理解,從靜態的角度看,素質高的農村勞動力在城鎮能獲得更多的工作機會,而從動態的角度看,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經濟結構的不斷調整和升級,低“門檻”的就業空間將會越來越狹小,而技術含量高的技能型崗位的比重卻會顯著增加。這樣,如果農村勞動力的素質保持不變或提高緩慢,那么其向城鎮轉移的速度和規模必然會受到制約;反之,如果農村人力資本存量能快速提升,農村勞動力在城鎮就能進入更多的行業工作,獲得更大的就業空間,從而極大地促進農村勞動力向城鎮的轉移。
第二,提升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動力。促使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的基本決定力量是比較轉移成本和利益的理性經濟考慮。因為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必須支付各種必要的流動成本、機會成本、心理成本和風險成本;只有轉移后所獲得的各種收益能彌補轉移成本,且實際收入水平超過農業生產純收入,才會使作為“經濟人”、以脫貧致富為目標的農村勞動力具有做出轉移決策的愿望和動力。從這個方面講,伴隨農村人力資本的提升,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動力必然會增強。因為,文化素質高,具有較高技能的農村勞動力在城市能夠找到更合適的崗位,對自己有較高的遷移預期收入,其遷移的動機和意愿就會更強烈。此外,農村勞動力是否遷移也與其獲取信息和做出決策的能力有關。具有較高文化水平的農村勞動力能更為有效地對勞動力市場信息進行收集、加工和判斷,他們有更為廣泛的現代信息獲取渠道,其獲取的信息質量高、數量多,決策的正確程度較高,正面強化了其向城鎮轉移的動機和意愿。
第三,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供給。我國欠發達地區,近年來第一產業生產率增長滯緩的重要原因,一是勞動力素質偏低,二是聯產承包責任制所形成的以農戶為單位的購買力較低。而農村勞動力文化知識水平的提高和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提升,即轉移能力的提高,可以從兩方面提升第一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從而擴大農業剩余勞動力的供給。一方面,農村人力資本的積累,使得更多的勞動力懂得科學種田,并有利用現代工具進行農業生產的強烈意愿;另一方面,農民人均收入的提高也使得更多的農戶有能力購買農業機械設備投入生產以降低體力消耗。這樣,隨著農業生產率的提升,越來越多的農村勞動力會從第一產業中“釋放”出來。
第四,克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制度阻力。我國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管理制度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阻力一直存在。盡管近年來,各地都在大力推行戶籍管理制度改革,城鄉之間的籬笆已有所降低,但其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阻力仍然不可小視。不過,從改革的具體內容上看,對轉移能力強的農村勞動力而言,其向城鎮轉移的阻力確實是大幅度降低了。如,多數地區都逐步降低了外來從業人員進城落戶的限制條件,許多欠發達地區的城鎮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穩定職業或生活來源為基本落戶條件。顯然,素質高的農村勞動力在城鎮更容易找到合適的工作,從而獲得穩定職業與收入;而農民人均純收入則反映了農民轉移至城鎮就業的“支付能力”。農民人均純收入越高,他們就越有條件和能力在城鎮購買或租借房屋,從而獲得合法固定住所,進而在城鎮落戶,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城鎮居民。所以說,農村勞動力轉移能力的提高,能一定程度克服轉移過程中的制度阻力。
第五,增加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穩定性。農村勞動力及其供養人口只有穩定地轉移到城鎮并安家落戶,才能真正提升城市化水平。我國許多欠發達地區盡管在形式上進入城鎮務工的農村勞動力數量規模很大,但真正轉化為城鎮居民的卻比較少,因此城市化進程也就比較慢。這種狀況仍然是與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能力有關。一方面,許多農村勞動力文化水平低,在城鎮找到工作的難度較大,即使找到工作,也都為臨時性、季節性工作,很不穩定,容易“回流”。另一方面,我國勞務市場目前尚處于發育的初級階段,農民工的合法權益經常受到侵害,與文化素質高的勞動者相比,素質低的勞動者的權益更易受到雇主的侵害,素質低的勞動者也更易重返農村。
綜上所述,農村勞動力轉移受制于5方面因素的影響,即供給數量(源泉)、轉移動力、轉移能力、轉移空間與制度阻力。這其中,“轉移能力”又處于核心地位,因為它影響或支配著其他4方面的因素,即轉移能力的增強能夠拓展農村勞動力的轉移空間(就業空間)、提升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動力、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供給、一定程度克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制度阻力、增加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穩定性。因而,農村勞動力“轉移能力”成為決定城市化進
程快慢的主導要素。
三、結論與建議
在欠發達地區,農村勞動力轉移所引起的農村人口向城市、城鎮的集聚直接推進了城市化。因此,城市化進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速度與規模。農村勞動力轉移受制于5方面因素的影響,即供給數量(源泉)、轉移動力、轉移能力、轉移空間與制度阻力。這其中,“轉移能力”又處于核心地位,因為它影響或支配著其他4方面的因素,即轉移能力的增強能夠拓展農村勞動力的轉移空間(就業空間)、提升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動力、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供給、一定程度克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制度阻力、增加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穩定性。因而,農村勞動力“轉移能力”成為決定城市化進程快慢的主導要素。通過構建數學模型,對河南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影響要素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顯示,體現農村勞動力轉移能力的2個指標,即農村人力資本存量與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彈性系數最大,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貢獻也最大。這就說明,影響河南農村勞動力轉移并決定城市化進程的最主要因素是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能力”,從而支持了上述結論。這為加快河南乃至我國落后地區的城市化進程提供了政策啟示。
第一,增加農村人力資本存量。在體現農村勞動力轉移能力的2個指標中,農村人力資本存量反映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素質能力”。隨著現代化產業的加快發展,知識、技術更新速度不斷加快,這對勞動者素質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因此,農村勞動力要想順利實現轉移,必須達到現代化產業發展所必需的素質要求,否則就會出現低素質的農村勞動力供給與城鎮高素質的勞動力需求之間的矛盾,形成城市就業的“素質門檻”與城鄉人力資本鴻溝,對農村勞動力的轉移產生不利影響,進而阻礙城市化進程。換言之,增強農村勞動力素質,提高農村人力資本水平,是加快欠發達地區城市化進程的基本保證。
為此,應繼續改革農村教育投資體制,將農村義務教育投資由“以縣為主”轉變為“以省為主”,由省級財政統籌解決。同時,應加大對農村義務教育、農民技能培訓的財政投入,加大對中西部落后地區農村教育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確保農村教育經費的按時投入和農村教師工資的按時足額發放。此外,要制定農村勞動力就業培訓的總體規劃和勞動力培訓與轉移的協調機構,按市場化、社會化的要求,組建職業培訓基地,完善農村勞動力職業培訓體系,結合各地實際展開特色培訓,結合市場需求展開對口培訓,從而切實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增強轉移能力。
第二,提高農民收入。提高農民收入是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儲備“支付能力”。如果僅從農村勞動力“轉移動機”角度看,似乎城鄉收入差距越大,對農村勞動力的吸引力也越大,越有利于農村勞動力轉移。事實上真正促使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不是“動機”,而是勞動力的“能力”,僅有轉移動機不足以形成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客觀事實。如果城鄉收入差距過大,相對低收入的農村勞動力就難以支付高昂的轉移成本,反而不利于農村勞動力轉移。因此,必須采取措施提高農民收入,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儲備“支付能力”。具體來說,應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的財政投入,加快農村科技發展和成果轉化,以資金投入、技術創新助推傳統農業向現代化農業的快速轉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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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城市化范文6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份名為《農民工市民化》的研究報告顯示，“十二五”期間(2011年到2015年)，中國農業勞動力將由2.95億人下降到2.5億人左右，4500萬農業勞動力需要轉入非農產業和城鎮就業。
從業空間或場所的變化，意味著接下來的五年中，中國面臨著規模較大的事實上的農民工市民化。
現實和未來要面臨的問題在于，事實上的市民化并非天然蘊含也不能取代法律或制度上的市民化。如果兩個獨立過程不能平穩協調，整個市民化進程將會是不完整的，如果問題積存下來，可能會加劇這種不平穩、不協調。
中國的城鎮化率由1978年的17.9％提升到2010年的49.68％，僅2000～2009年間城鎮人口就凈增1.6億。中國的城鎮化規模之大、速度之快世所罕見，這無疑是一種社會的進步。而短時期內的城鎮人發式增長，也帶來了就業、住房、上學、醫療及各類公共服務的巨大壓力。
農業勞動力的市民化，是城鎮化過程之中的必然現象，是無法回避的問題。面對未來一個時期將持續推進的城鎮化進程，需要首先保證形成城鎮化思路的健康，這樣才能實現健康的市民化。
在城鎮化的過程中，對新移民做到承認其合法身份，肯定是認識上的進步，可僅僅做到了這一條還是不夠的。城鎮化、市民化并不是那么簡單，警惕貧民窟式的城鎮化以及與之對應的貧困化的農民工市民化，就是需要考慮的問題。
一些發展中國家在城鎮化過程中出現的一些難題，已經印證了這一點。比如，印度人可以在繁華的城市中支個棚子落腳，蒙古人也能在烏蘭巴托從政府手中無償擁有小塊土地并架設自家的蒙古包。
看上去，印度和蒙古，從農村(牧區)到城市的流動相當自由，沒有“暫住”之類的制度約束。可在新德里熱鬧地帶的棚戶區中，也呈現著聯合國官員口中的“過度的凄慘、污穢和貧窮、人性墮落、剝削、文盲、流行疾病”。烏蘭巴托有過半的人居住在棚戶區，一到燃煤取暖的季節，整個城市籠罩在煙霧之中。
應當看到它山之石帶來的啟示。為進入城市工作的農民工，提供相對公平的公共產品，甚至對陷入困頓的農民工實施一些特殊的救助舉措，是法律或制度上的市民化的應有之義。這是城市化問題的一個方面。
另一個方面的問題就是，要注意警惕放任農村空心化的城鎮化以及與之對應的貶抑農村的市民化。如果在發展思路上，無視甚至放任農村落敗而為城市工商業提供廉價勞動力，將會帶來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后果。
對作為個體的農民工而言，“脫村入市”也許是一種“好”的或“值得夸耀”的事情。但對農民工整體而言，他們的尊嚴歸根結底源自農村的富強和繁榮。只有當農村生活與城市生活成為同樣值得期待的生活方式選擇時，只有當這種選擇不是源于生存壓力，而是出于個人旨趣指引時，“農民工”作為時過境遷的稱謂，才會成為中國城市化歷史進程中的一個符號而被逐漸塵封。
從美國的城市化經驗看，這并非不可實現的神話。1950年到1970年的20年間，美國所有城市化地區的平均人口密度從每平方英里的5408人降低到3376人。對于中心城市，更是從7786人降低到了4463人。1960年人口超過150萬的21個中心城市中，有15個在1960年到1970年開始出現了人口流失現象。這種由城市向農郊的自發疏散，與郊區和農村環境的不斷改善息息相關。
中國仍處在大規模的城鎮化進程中，據專家預測，2015年中國城鎮化率將達到52％，仍會有以億計的農業人口進入城市。在今后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農民工市民化仍是各級政府要為之努力解決的大課題。
如何保障農民工市民化造就的新市民的權益?就是相當現實的問題。要讓每一個農村居民(無論是否成為農民工)的農村身份不成為其行使公民權利的障礙，切實保障和尊重其遷徙、就業、參與政治和社會建設的權利。還要增加城市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投入，將社會福利的覆蓋面擴大至全體居民，而勿論其是否來自農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