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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韓貿易論文范文1
關鍵詞：韓國；影視文化貿易；成功原因；啟示
中圖分類號：G12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6）22-0164-02
（一）韓國影視文化貿易發展勁頭強勁
在1998年韓國政府“文化立國”戰略引領下，韓國影視文化作品成為了主打對外輸出產品。韓國影視劇出口值屢創新高，長期處于貿易順差的狀態。數據顯示，2013年韓國廣電節目對外輸出額高達2.42億美元。其出口市場覆蓋了亞洲、美洲、歐洲的33個國家和地區，以有相似文化底蘊的中國、日本等亞洲國家為重要戰略基地。韓國影視作品由于類型豐富，劇情生動，角色刻畫細膩，內容積極向上，深受國內外觀眾喜愛，韓劇版權價格也因此不斷攀升。
（二）中國影視文化貿易發展狀況不盡人意
中國影視文化貿易起步晚，雖每年都以較大幅度增長，但一直處于貿易逆差狀態。影視劇的進出口過于聚集，主要從美、日、韓等國引進，向亞太地區輸出，其中更以東南亞地區為主。影視劇類型、主題都過于單一，內容缺乏新意和國際化眼光。因此，相較于其他產業，中國影視文化產業無論國內外都處在較低位置。
二、韓國影視文化貿易成功的原因
（一）韓國政府高度重視并大力支持
“文化立國”政策提出后，韓國政府逐步出臺了《文化產業發展五年計劃》《文化產業發展推進計劃》等一系列政策，文化產業被確立為國民經濟發展支柱產業，影視文化成為重中之重。影視劇的發展擁有了優越的政策環境。韓國信息技術產業的快速發展也為影視劇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技術幫助。韓國政府還不斷增加對文化產業的資金支持，相關資金扶持額度不斷增加，設立了“文化發展基金”，對特定項目給予一定的資金補助。韓國貿易保險公社為了支持并協助那些新人導演以及擁有獨特魅力的影片專門成立了“電影產業支援基金”。為推動影視文化產品的對外輸出，韓國政府有專門的影音分軌公司，鼓勵把韓文翻譯成外語，對創造出新成品所花的費用給予補貼，還創立了“出口獎”，最多可以獲得獎賞1 000萬韓元。
（二）韓國影視文化將東西方文化兼容并蓄
1.借鑒西方文化使韓國影視作品向國際化邁進。韓國電視劇早年是以模仿美國起家的。通過韓國的影視作品，可以看到漸漸增多的西方崇尚的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自由的意識形態，也能看到具有好萊塢特色的大投資、大場面、多國元素和精美特技效果。韓國已然成為全球觀眾的“亞洲好萊塢”。
2.保持儒家傳統文化使韓國影視作品受國內外人民喜愛。儒家文化在東南亞地區有著較高的地位，其倡導的價值觀念和道德標準也已成為韓國人固有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在韓國影視文化作品中有諸多體現――以積極正面的形象為主人公，在困境中不屈服，始終保持著積極向上的奮發精神。這樣的影視作品不僅滿足了國內需求，也讓外國觀眾產生了價值認同感。
3.兼容并蓄是韓國影視作品迅速成長的主要原因?！昂椭C”是韓國影視作品中最關鍵的特點之一。韓國的影視作品將傳統的價值觀念與西方國家提倡的民主自由的觀念相結合，打造出獨特的當今韓國影視文化，韓國影視文化也因此得以推開世界文化市場的大門，實現影視文化的大繁榮。如紅極一時的《大長今》，就唯美地弘揚了東方文化，贊美了東方女性；而《哈佛愛情故事》和《皇太子的初戀》這兩部電視劇則巧妙地把東方和西方文化結合在一起。
（三）積極開拓海外市場，能準確定位目標市場
因國內市場較小，韓國文化產業把世界文化市場當作主要的戰略場地，并分進度，有選擇性的開拓市場。把在周邊并與其大致相同的價值理念的國家或地區，如中國、日本等作為突破口，進而打開東南亞和歐美市場的大門，并努力發掘潛在的中東和中南美市場。他們會根據出口市場的不同來選擇不同的出口影片內容，對于歐洲市場，絢爛的視覺效果和驚險的動作場面較受歡迎，所以出口的影片大都是災難片、動作片及戰爭片。而對于有著相同文化背景的中國和日本，則主要出口《大長今》《浪漫滿屋》《太陽的后裔》等為代表的家庭倫理劇和浪漫愛情劇來讓觀眾產生共鳴。
韓國還成立了韓國釜山國際電影節，在多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韓國文化產業振興院的境外辦事處，以此來提升韓國影視文化的宣傳力度，加強對國際市場需求的研究與分析，有利于更好地開拓國際市場。
（四）韓國影視文化自身包裝魅力
為了獲得海外市場的認可，韓國影視公司特別重視塑造影視作品及其中演員的優質形象。韓國影視作品中的俊男美女、唯美的拍攝場景、最新款手機、服飾等物件的出現和使用，吸引了大量觀眾，也引領了時尚潮流。
近年來，韓國影視文化也逐漸向互聯網傳播的方式發展，以此增強國際市場運作。如《來自星星的你》和《太陽的后裔》，就是隨著互聯網的宣傳和在世界各國的各大網站同時熱播而被眾人追捧，隨之而火的不只是男女主角，還有啤酒和炸雞等。
（五）建立開發影視文化產業鏈機制
韓國特別重視文化產業及其相關產業的協同發展，使經濟效益不僅局限于一個點。各產業間相互聯系，相互促進，形成了非常堅固的產業鏈條。比如，韓國影視文化的進步就使得韓國各地的旅游業、飲食業等其他行業得到共同發展，促進了韓國經濟的興盛。
反觀中國的影視文化貿易，無論在認識上或是政策措施、資金支持、產業發展、影視節目制作等方面都與韓國有較大差距。中國影視文化貿易想要獲得長足發展，借鑒韓國成功經驗是可行的路徑之一。
三、韓國影視文化貿易成功對中國的啟示
（一）中國政府應加大對本國影視文化貿易的支持力度
政府的扶持與認同是影視文化產業貿易發展的首要保證。借鑒韓國經驗，中國政府相關部門應給影視文化貿易一定的政策支持，逐漸完善影視文化貿易的法律法規機制，建立健全完善的管理體制，設立資金支持影視文化貿易機制。應加大對影視文化貿易的投入，通過采取出口退稅和補貼等政策措施鼓勵和促進高品質影視作品的出口，縮小并消除我國影視文化貿易逆差。鼓勵個人和企業贊助影視文化事業，建立各種影視文化基金會，實行?？顚Ｓ?，以利于影視文化貿易的繁榮。
政府在體制改革上還應著重解決發行渠道不暢通、打擊盜版力度不夠大、電影院瞞報票房等一系列問題。要不斷推動有關影視方面的各項改革，努力提高影視工作者對工作的積極性并發揮出其創造力，并使文化和市場資源都能得到有效的配置。
（二）文化傳承與融合并舉，提高影視文化產業競爭力
影視業強調“內容為王”，在“文化折扣”和“文化壁壘”的影響下，我國很多的國產影視劇都不被海外市場所接受。而在這一問題上，韓國影視業就做得很好，他們把本土化與國際化結合在一起，形成自己的個性特征，讓國內外觀眾都能接受，這是我國最應學習的地方。中國有著長達五千年的歷史，這些豐富的文化資源都是屬于中國的寶藏，體現了中華民族最本質、最具有特色的東西，必須保護與傳承。同時，可以結合西方的審美和欣賞習慣，找到中華文化中最能被外國觀眾認同的部分，并且對不同的國家與市場，調整產品制作與包裝的策略，打造出擁有中國特色的文化精品，使中國的影視文化在全球激烈的競爭中擁有較強的競爭力。
（三）努力創建文化品牌，早日打入國際文化市場
擁有良好的口碑和品牌效應是影視文化產業進軍國際市場的秘密武器。具備了品牌影響力才有市場號召力，才能吸引一線的演員、制作團隊和發行團隊進行合作，得到更多的資金支持與更通暢的發行渠道。美國電影中的變形金剛、迪士尼等就形成了世界知名的文化品牌。韓國影視作品也創造出了屬于韓國獨有的文化品牌，比如生日喝海帶湯、汗蒸、扎羊角帽都讓人第一時間想到韓國。
中國的影視文化產業必須增強品牌意識，積極提倡品牌戰略，加強影視品牌宣傳，并改變運營方式，開發與之相關的衍生產品，形成一條完整的產業鏈，創造出更理想的戰略效益和經濟利潤，提升中國影視文化在海外市場上的地位。
（四）大力完善人才培養機制
人才是發展各項產業最為關鍵的因素。我國可以學習韓國經驗，在各大高校開設專門的影視文化專業或課程，積極推進人才在國際上的交流，定期與國外高校做相關的人才交流項目，定期讓影視從業人員出國進行培訓，培養出具有國際水平的影視文化產業專業人才。與此同時，我國可以建立并完善影視人才激勵機制，用物質獎勵等積極留住國內影視人才，努力營造出一個良好的影視人才從業環境，進而吸引大量的外國優秀影視文化產業人才進入中國，幫助我國的影視文化貿易不斷繁榮。
（五）注重影視產品的原創性，努力建立完整的產業鏈
中國的影視文化產業處于中游和下游階段，即銷售產品的狀態，與韓國注重原創開發相比，只能獲取較低的經濟利益；加之市場拓展意識不強，營銷工作欠缺，中國的影視文化產品市場化程度較低，未能形成完整產業鏈。為此，應學習韓國經驗，變模仿為創造，鼓勵影視專業人員發揮創意，打造出屬于中國獨有的影視作品類型；努力建立影視文化產業與其他相關產業的聯系，形成一條有效的產業鏈，推動不同產業間的配套工作，使得影視文化產業能與其他相關產業協同發展，促進中國影視文化貿易的發展，從而帶來較高的經濟利益。
參考文獻：
[1] 李丹丹.韓國文化產業貿易成功經驗研究及對中國的啟示[D].石家莊：河北經貿大學，2013.
[2] 江曼.我國影視文化產業出口的現狀分析及對策研究[D].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2014.
中韓貿易論文范文2
論文摘要：隨著服務貿易在國際貿易中占據越來越大的份額，如何提高我國服務貿易水平，促進持續快速發展成為一個重要課題。做為同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國家，韓國在服務貿易方面取得了驕人的成績，值得我們研究借鑒。
一、中韓服務貿易的現狀
1中國服務貿易現狀
中國服務貿易近年快速發展，2006年中國服務貿易出口額達91.9億美元，進口額達100億美元。中國的跨境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從1982年到2005年增長了35.5倍，其中服務貿易出口增長近29倍，年均增長15.9％，是同期世界服務貿易平均出口增速的兩倍。但中國的服務業起步晚基礎薄弱，雖然近10多年來發展速度增快，但與發達國家甚至是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2韓國服務貿易現狀
韓國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的發展受到世界服業經濟升溫的影響。在服務貿易方面，韓國發展速度很快，1993－2005年間，韓國的服務貿易增長速度為超過10％，高于貨物貿易8.42％的增長速度。2006年韓國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1225.1億美元，其中，進口518.7億美元，出口706.4億美元，逆差187.6億美元，分別同比增長14.9％，20.2％和37.4％。
二、中韓兩國服務貿易比較
1993－1999年，韓國服務貿易總額略高于中國，但相差不多。1999年以后中國服務貿易發展迅速，總額超過韓國，2005年中國服務貿易總額是韓國的1.54倍。1993－2005年中韓兩國在服務貿易上均表現為逆差，但可以看出韓國的貿易逆差遠小于中國。1993年韓國服務貿易逆差是中國的3.9倍，而到了2003年中國的服務貿易逆差卻是韓國的1.11倍，2005年韓國逆差明顯加大，為中國逆差的1.53倍。1993－2005年中韓兩國服務貿易占總貿易的比重表現為韓國高于中國。1993年韓國為14.08％，中國為10.33％到了2005年韓國為18.6％，中國為11.7％。
中國服務貿易增長的速度快于韓國，所以中國在服務貿易總量上仍有很大的增長空間。中國要想在未來的世界貿易中取得突破，必須加快服務貿易的發展，提升其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發展地位，提高服務貿易在世界貿易中的份額。
三、影響比較優勢的因素
目前關于服務貿易比較優勢的決定因素的理論分析較為零散。概括起來，這些因素有政府的管理體制即制度安排；自然資源、文化傳統；公司策略與服務基礎設施等。
1政府管理體制
韓國服務貿易的發展離不開政府的扶持。從韓國服務貿易的發展狀況來看，韓國政府的扶持政策是成功的。韓國的服務貿易在這一方面的優勢在于政府制定了積極的服務業政策和規劃。
在中國，盡管我國政府越來越重視現代服務業的發展，但中國特色的體制性困境，仍嚴重制約中國服務業發展。當前中國服務業的問題在于政府監管過多，并且沒有獨立統一的管理機構。由于管理機構過多，手續辦起來也太麻煩，蓋章太多，程序太復雜。這種沒有獨立統一管理的機制，造成了我國服務領域的管理混亂、不利于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的發展。通過借鑒韓國的經驗能對中國服務業的發展有所啟發。
2健全法律法規
韓國服務貿易領域，金融服務，國際租賃業務，個人休閑文化服務及信息通信是其主要的組成部分。在這些領域韓國都加大了法律法規的制定和調整。韓國政府1999年制定了《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提出振興文化產業的基本方針政策。為適應數字化信息時代的發展需要，近些年陸續對《影像振興基本法》等原法進行修訂，被廢止或修改程度達70％左右；為保護主要IT基礎設施，使國家安全和經濟安全免于網絡攻擊，10個政府部門的96項設施被確定為核心戰略IT基礎設施，范圍涵蓋了金融、通訊、交通、能源及社會保障等部門。
而中國的實際情況是知識產權得不到有效的保護。近些年，在政府的推動下，出臺了《著作權法》、《教育法》等，法律法規逐步健全。由于中國建立現代版權制度的時間不長，在版權保護方面的經驗還不豐富，現行的著作權法律制度與中國市場經濟體制和飛速發展的社會各項事業的要求還不能完全適應。各種侵權盜版活動普遍存在，嚴重擾亂了社會市場經濟秩序，更為嚴重的是將會阻礙服務產業的健康發展。
3人才的培養
為了滿足服務業專門人才的需求。韓國決定自2000年至2005年共投入2000多億韓元，抓緊培養復合型人才。重點抓好電影、卡通等產業的高級人才培養。同時，加強藝術學科的實用性教育，擴大文化產業與純藝術人員之間的交流合作，構建“文化藝術和文化產業雙贏”的人才培養機制。超級秘書網
4加大資金投入
目前韓國在加大對服務業研究投入的力度，對服務部門的研發支出快速增長，年均增長率超過10％。我國服務業由于長期得不到重視，相關投入較低。這直接影響到我國服務貿易競爭力的提高。因此，資金支持能為服務企業提供良好的服務奠定基礎，增強服務貿易的競爭力。
中韓貿易論文范文3
[關鍵詞] 中韓 出版交流 現狀
[中圖分類號] G23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5853(2012) 02-0094-04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 and Korea have been carrying out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in the publishing field more and more frequently. The cooperation has stridden forward from copyright trade to in-depth capitalization, which has yielded preliminary fruits. The mutual-visits between the people in political and publishing academic areas have provided favorable opportunity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Meanwhile, the book fairs and financial-aid programs have become significant platform for the publishing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of the two countries. After in-depth rethinking on the above-mentioned situation of Sino-Korea publishing communication,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Sino-Korea publishing communi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and digitization of world publishing.
[Key words] Sino-Korea Publishing communication Current situation
1 中韓出版交流現狀
近年來，中韓兩國出版交流活動日趨頻繁，互相成為重要的合作伙伴。雖然版權貿易仍是雙方合作與交流的主要方式，但是目前兩國出版業之間的合作開始由版權貿易合作向深度資本合作邁進，并取得了初步成果。兩國政府、出版學術界的人員互訪為兩國出版交流活動的深入開展，提供了有利契機。此外，兩國書展平臺和出版資助推廣項目更是兩國出版交流與合作的助推器。
1.1 版權貿易增長迅速
近年來，韓國一直是中國重要的版權貿易伙伴。2009年中國向韓國輸出版權253種，從韓國引進版權799種，較2004年分別增長159%和134%。2004年―2009年中國向韓國輸出版權數量的比重為10%―20%，韓國一直是中國的第一大版權輸出國；同時期，中國從韓國引進版權數量的比重為3%―6%，位列美國、英國、日本之后，入圍中國版權引進國榜單前五。
1.2 企業合作成效顯著
中韓兩國出版企業間的合作模式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從報紙海外版印點在韓國開通，到與韓國當地出版機構合作出版報紙韓文版，中國出版企業“借船出?！睂崿F出版、發行本土化運作；從兩國圖書出版機構合作出版，到簽訂戰略合作協議，以合資或收購的方式落地韓國，實現中韓出版企業的“同舟共濟”，策劃出版兩國人民喜聞樂見的作品。
2004年7月1日，《人民日報》海外版（中文版）首爾印點開通， 2007年10月12日，《人民日報》海外版《韓國周刊》（韓文版）在首爾創刊，《人民日報》海外版（中文版）還將繼續在韓國出版發行。2009年7月1日，天津《今晚報》韓國版《新華報》在首爾創刊發行，是該報在1年前創辦日本版后在亞洲地區創辦的第二個海外版，是韓國發行量最大的主流華文報紙。
2007年中國出版集團所屬人民文學出版社與韓國熊津出版集團簽訂戰略合作協議，互相引進優秀當代文學作品，韓國已引進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小說《所以》和《月亮背面》。2008年4月，中國出版集團和熊津開始正式接觸，5月首爾國際書展期間雙方高層經協商決定建立戰略合作伙伴關系，9月第15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舉行戰略合作伙伴關系的簽約儀式。2009年6月，雙方聯手成立海外合資公司――中國出版（首爾）有限公司（木蘭出版社），為韓國讀者量身打造漢語學習教材和介紹中國的圖書，計劃每年出版圖書20種以上。
2008年5月14日，湖南出版投資控股集團與韓國阿里泉株式會社（AREESEM）在首爾國際書展中國展館舉行股權戰略合作備忘錄簽字儀式，以現金購買股權方式，實現同韓方的股權戰略合作，6月13日完成此宗收購。作為雙方合作的首批產品，阿里泉株式會社出版的《恰同學少年》《愛城》韓文版同時首發。
1.3 人員交流涉及面廣
自20世紀80年代末，中韓兩國出版學研究者在中日韓共同主辦的國際出版學研討會上有所接觸、了解之后，經過中韓雙方努力，中韓出版學術研討會自1996年起至2010年已經順利召開了十二屆。自1997年起，中日韓三國輪流召開大學出版社研討會，三國大學出版社之間的交流合作機制由此啟動。
進入21世紀后，隨著中韓兩國出版交流的深入開展，盜版問題也成為困擾兩國出版從業者的一大頑疾，在中韓兩國版權行政主管部門的支持下，自2006年起由兩國版權保護相關機構組織召開中韓版權研討會，至2010年已順利舉辦六屆。以2003年新聞出版總署出版物市場監管考察團訪問韓國為契機，韓方遞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總署與大韓民國文化觀光部關于出版交流合作的合約（案）》，中韓兩國新聞出版行政機關于2006年正式簽訂《出版交流合作協議》，為兩國間的新聞出版交流與合作提供了政策保證。
1.3.1 中韓出版學術研討會
中韓出版學術研討會（The Sino-korea Publishing Seminar）由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和韓國出版學會共同發起。1996年首屆研討會在北京順利召開。除第三屆和第五屆為隔年舉辦外，研討會每年舉辦一次，由中韓雙方輪流主辦。截至2009年，中韓雙方借助研討會這一平臺共近80篇。這些論文代表不同時期中韓出版學術研究的最新成果，不僅為兩國出版學術界相互了解研究動態提供了有利條件，而且為兩國出版業提供了寶貴信息和有益借鑒。
1.3.2 中日韓三國大學出版社研討會
1997年8月，經中日韓三國大學出版社協會領導協商，第一屆中日韓三國出版社研討會在日本召開，三國交流合作機制開始啟動。此后，按照日中韓的順序輪流承辦，每年召開研討會。2006年第10屆研討會在日本舉辦，為進一步加強合作、互通信息、資源共享，振興大學出版事業，三國大學出版社協會簽署合作協議書。2007年第11屆研討會在中國杭州召開，三國出版社代表就體制改革、經營管理問題以及出版物市場的新變化進行深入研討。2008年第12屆研討會在韓國召開，與會人員以“大學出版社學術出版的市場地位和發展戰略”和“各國大學出版社間的版權交流”為主題，結合各國、各出版社實際進行互動交流。
1.3.3 中韓版權研討會
中韓版權研討會由中國國家版權局和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主辦，中國版權保護中心和韓國著作權委員會共同承辦。2006年9月、11月分別在北京和首爾舉辦第一屆和第二屆研討會。此后，研討會每年舉辦一次，由中韓雙方輪流主辦。
2007年9月在第三屆研討會上，中國版權保護中心與韓國著作權委員會簽訂《促進中韓版權貿易與保護合作機制建立倡議書》，旨在加強兩國版權機構及企業間合作與交流，促進圖書、音樂、電影、電視劇、卡通、網絡游戲等版權產業核心領域的合作，共同探索促進兩國版權保護及版權貿易發展合作方案。倡議書號召共同建立中韓版權法律信息、版權貿易相關信息及合作交流、專業版權法律服務“三個窗口”，向兩國有關行業、企業、權利人提供優質專業的版權服務。
1.3.4 出版物市場監管考察團
2003年11月，以范衛平為團長的新聞出版總署出版物市場監管考察團對韓國出版業現況進行考察，先后拜訪韓國文化觀光部、大韓出版文化協會、韓國刊行物倫理委員會、韓國電子出版協會、韓國復印傳送管理中心、教保書店、坡州出版文化園區。韓國文化觀光部文化產業局局長李普京先生向范衛平先生遞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總署與大韓民國文化觀光部關于出版交流合作的合約（案）》（中、韓、英三種文本）。
2006年5月18日，中國國家版權局與韓國文化觀光部簽訂《出版交流合作協議》。《協議》約定：將交換保護著作權的相關技術及法規信息；不定期舉行司局長級會議，協商兩國的著作權法及政策，交流防止著作權侵害信息；就著作權交流及合作交換意見，并就著作權領域的政策制定、人才培養及信息交流等進行磋商，不定期舉辦著作權保護問題論壇；加強兩國著作權相關政府官員之間的交流及培訓，并促進雙方著作權團體之間的交流；在世界貿易組織及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等國際機構舉辦的會議及工作項目中互相協助，謀求兩國共同利益。
1.4 書展平臺作用明顯
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和首爾國際書展為中韓兩國出版人搭建了良好的交流合作平臺。2008年首爾國際書展上，中國作為第一任主賓國參展，使兩國的出版交流與合作邁上了一個新臺階。筆者相信，2012年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韓國的主賓國活動會為兩國出版界帶來更多驚喜。
1.4.1 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
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由新聞出版總署、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文化部、科學技術部、教育部、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聯合主辦，中國圖書進出口(集團)總公司承辦。1986年9月，首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成功舉辦。2005年第12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首次設 “主賓國”， 2012年韓國將作為主賓國參展。2005年―2010年韓國參展商數量從19家增至30家，其中大韓出版文化協會、建筑世界株式會社、PK版權公司、胡蘿卜圖書版權公司、韓國愛力陽公司、熊津出版集團、知耕社、藝林堂、大教出版、教元幾乎每年都來參展。
1.4.2 首爾國際書展
首爾國際書展，在韓國文化旅游部和韓國書商聯盟協會的支持下，由韓國出版文化協會、韓國文化廣播公司和韓國展覽中心聯合舉辦。2008年5月書展首次設 “主賓國”，中國作為第一任主賓國參展。中國主賓國展臺面積600平方米，共展出中國圖書近1.5萬冊，來自國內89家出版單位的代表和作家代表、文藝團體代表共計260余人組成中國主賓國代表團，共接待韓國參觀者5萬余人。中國展團達成版權貿易協議、意向共計386項，中國展臺現場銷售圖書2100余冊，組委會組織各類活動43場。
1.5 資助推廣項目粗具規模
進入新世紀，中韓兩國政府非常重視兩國圖書在國外的推廣工作，分別通過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和韓國文學翻譯院的相關資助推廣項目向海外推介各自的優秀作品。
1.5.1 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
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和新聞出版總署發起并實施，2006年1月正式開始運行，堅持政府推動、企業主導、市場化運作，已經成為我國新聞出版業對外開放的品牌工程。該計劃主要采取資助翻譯費的方式，鼓勵各國出版機構翻譯出版中國圖書，通過作為文化載體和溝通橋梁的圖書，為外國讀者用自己熟悉的語言閱讀關于中國的圖書，使其更完整、更真實地了解和認識中國。截至2010年10月底，該計劃工作小組已與黃梅、熊津、西格馬、宇鏞、多樂園、Darunsaenggak、Gimm-yong等近60家韓國出版機構簽訂124項資助出版協議，資助圖書類別主要涉及傳統文化、兒童圖書、名人傳記等。
1.5.2 韓國文學翻譯院資助推廣項目
韓國文學翻譯院2001年4月成立，旨在推動韓國文學走向世界，積極援助國際間的文化交流活動。2008年11月開通中英雙語網站koreanbooks，具有韓國圖書信息檢索功能，提供韓國出版社與商的信息、韓國圖書摘要與節選、國際書展參展信息等。該院自2008年參加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設獨立展臺。據該院事業部本部長金允珍介紹，截至2009年9月底，該院已資助約70種韓國作品在中國出版。
2 中韓出版交流發展設想
在國際出版全球化、數字化這一大背景下，中韓出版交流要跟上國際新聞出版業發展步伐，以傳統媒體和新興數字媒體為載體，以中韓大型出版企業為龍頭，以資本運作為紐帶，促進中韓兩國全方位的出版交流與合作。
2.1 重視新興業態，擴大文化產品貿易
網絡、手機、多媒體閱讀器、電子期刊等新型媒體為國際出版交流提供了新的載體和方式。中韓兩國出版企業應該積極開發利用數字、網絡等現代傳播技術，通過網絡出版、按需出版、數字圖書館和網上書店的建設，采取連鎖經營和網上銷售等多種方式擴大各類出版產品的實物和版權貿易。
2.2 培育市場主體，推動出版企業合作
鼓勵和支持中韓兩國有條件的新聞出版企業，通過融資、合資、合作、參股、收購兼并、企業重組等方式到對方國家去，實現兩國新聞出版企業交流與合作的“本土化”運作，生產更多適銷對路的外向型出版產品，豐富兩國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2.3 培養外向型人才，提升人員交流水平
加強面向中韓出版合作與交流的外向型、復合型、國際性新聞出版人才的引進、培養和使用力度，定期對專業人員進行有針對性的培訓，提高隊伍的專業化、國際化水平。借助中韓高校的力量，建立中韓翻譯人才庫，將對中韓文化興趣濃厚、翻譯水平高的人士納入人才庫，使翻譯類圖書更適合雙方國民的閱讀習慣。
2.4 利用好書展平臺，深化出版項目交流
要繼續利用好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首爾國際書展及其他國際書展，促進中韓兩國出版企業、出版從業人員的廣泛交流與合作。充分調動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加快建設一批具有重大示范效應和產業拉動作用的中韓出版交流項目、示范園區和基地，通過重大項目帶動更多的中韓新聞出版企業參與到合作交流活動中來。
中韓貿易論文范文4
〔關鍵詞〕 中日韓；高科技產品；出口競爭力；轉移份額分析
一、 引 言
論文研究的是中、日、韓三國對美高技術產品出口貿易競爭性，即分析中、日、韓三國高技術產品在美國市場上是否存在競爭關系，比較三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
文章在閱讀和分析相關領域文獻著作的基礎上明確該課題的研究現狀，通過對中、日、韓三國對美高技術產品的出口相似度指標的計算與比較，判斷中日、中韓間的出口是否存在競爭，然后通過轉移份額法進行具體分析，最終得出本文的結論。
國外學者對貿易競爭性的研究早于國內學者，Bela Balassa提出的用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來分析國家比較優勢和競爭力的方法被此后的許多經濟學家作為理論基礎。國外的很多學者針對實際研究情況，將顯性比較優勢指數等相關指數進行改造，或引申出其他研究方法來研究各國間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力。盡管國內學者對相關領域的研究起步較晚，但也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和成果。例如，運用Bela Balassa提出的顯性比較優勢指數和斯皮爾曼等級系數指數進行研究，或利用出口相似度指數與轉移份額分析法相結合進行研究，或利用面板數據及相關分析來研究各個國家間出口競爭力的影響因素，而且很多學者都對提升中國產品競爭力提出了相關建議。
在貿易競爭性研究領域內，以比較優勢理論為基礎進行的研究很普遍。以該理論為基礎所發展和引申出的指標，如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區域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貿易競爭指數、出口市場占有率指數和出口相似度指數等都在相關領域的研究中被運用，以揭示一國在國際貿易中的比較優勢。通過對出口商品結構、出口規模、出口增速等方面比較，或用相應的研究工具將比較結果數值化進行分析，判斷是否存在競爭性或反映出競爭程度如何。一國商品的出口競爭力受到很多的因素影響，如技術含量、價格、市場占有率等等，研究時應盡可能地考慮全面，使得研究結果更可靠、更有意義。
二、 文獻綜述
（一） 高技術產品的界定關于高技術產品范圍的界定，不同國家、組織采用的標準都各不相同，而本文的研究采用OECD高技術產品統計目錄的定義標準來確定高技術產品范圍。
OECD高技術產品統計目錄關于高技術產品的定義是：高技術產品是指R&D年度經費支出占該制造業年度附加值的2.36%以上的產品。并據此制定了基于《國際標準貿易分類（SITC）》第三修訂版（Rev.3）5位代碼的高技術產品統計目錄。該目錄將高技術產品分為航空航天設備、計算機與辦公設備、電子通信設備、醫藥品、科學儀器、電子設備、非電子設備、化學品和武器9大類。[1]目前歐盟國家和世界工業發展組織均采用該目錄來統計高技術產品的進出口。
另外，本文數據主要由聯合國貿易數據庫（United Nations Commodity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中整理得來，特此說明。
（二） 國內外相關研究現狀 國外學者對相關領域的研究，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已經開始。Bela Balassa在他發表的論文中提出了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用來挖掘一國比較優勢。[2]Kofi Afriyie和Sumit Kundu（1994）基于德國，日本和美國三個國際的六類高科技產品在24年期間的出口，探討實際匯率的變化對高技術產品出口可能造成的影響，其研究結果表明對高科技產品出口的國際競爭力受實際匯率波動影響顯著。[3]Peter C. Y. Chow（1990）基于SITC三位數編碼，在當時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制造業出口迅速增長的背景下，通過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對香港、韓國、新加坡和臺灣與日本五個國家的制造業在美國市場上的比較優勢分析，最終得出日本在美國市場上的比較優勢仍然存在的結論。[4]
通過上述國外學者文獻綜述發現，國外學者研究起點早、多以比較優勢理論為基礎對一國產業比較優勢進行比較，對影響一國比較優勢和產品出口競爭力的影響因素的研究范圍廣。
國內學者對貿易競爭性分析雖然較國外晚，但在各個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和成果。朱迎春，王云飛（2004）采用Bela Balassa提出的顯性比較優勢指數和斯皮爾曼等級系數指數對三國出口到美國市場上的商品進行計算和結果分析，得到三國產品在美國市場上的總體競爭性狀況。[5]周松蘭（2007）基于1995年到2005年的數據，從中日韓出口集中度與前100位出口商品重合品目的行業分布、技術層次、加工層次四個方面進行分析，得到中日韓出口競爭程度愈趨強烈的結論。[6]
國內學者的貿易競爭性分析遍布各類商品。何敏，田維明，Andrew Cassey（2012）和卓俏青（2014）通過搜集近年數據，測算出口復雜度等相應指標，分別對中日韓三國農產品出口貿易和中印兩國文化創意產品貿易進行了競爭性分析研究。而就高技術產品而言，國內學者的貿易競爭性分析研究也屢見不鮮。[7][8]
杜莉，謝皓（2011）以中國和墨西哥作為研究對象，從規模、速度、出口相似度等方面對中墨在美國市場的高技術產品貿易進行了比較，并采用轉移份額分析法將中墨高技術產品對美出口競爭力及其影響因素進行詳細研究。[9]孫瑩，李苗，何維達（2012）三人將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組成的金磚國家作為研究對象，基于OCED對高技品的標準分類，比較中國與其他金磚國家在美國市場上的高技術產品出口競爭力，并利用面板數據分析了金磚國家高技術產品在美國市場上的出口競爭力的影響因素，并挖掘金磚國家的各自競爭優勢。上述兩篇期刊均提出了關于增強中國對美高技術產品出口競爭力的對策建議。[10]
徐光耀，劉曉寧（2013）基于高技術產品的SITC分類標準，根據中國對韓高技術產品貿易主要技術領域比重分布、2011年中國對韓國各技術領域高技術產品貿易占全部高技術產品貿易比重等方面，分析回顧了20年來中韓雙邊貿易結構演變和高技術產品貿易特征。[11]楊曉云（2014）從出口規模、國別市場分布、出口技術結構、出口競爭性和出口擴張路徑5個方面就中日兩國對東盟的出口貿易演變歷程進行了比較分析。[12]湯碧（2012）采用Hausmann構造的出口復雜度指數，按HS4位編碼測算了中日韓三國高技術產品的出口復雜度，并依據該指數分析了中日韓三國高技術產品出口的技術特征和發展趨勢，同時就分析結果提出了促進中國高技術產業的技術水平提升的相關建議。[13]
通過上述國內學者文獻綜述發現，大多數國內學者主要通過反映高技術產品競爭力的指標進行分析研究，也有一部分學者采用實證分析與模型定量研究。
三、 中日韓高技術產品出口現狀
（一） 中日韓高技術產品出口規?，F狀隨著中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推行，中國高技術產業的發展才真正有了起色。中國于2001年成功加入世貿組織后，重視引進外資并倡導自主創新，其高技術產業在此后得到了迅猛發展。
2004―2013年期間，中國高技術產品出口貿易總額從2004年1630.3億美元增長到2013年的4716.3億美元，除2009年出現負增長以外，其余年均呈現增長趨勢，出口年增長率由2004年50.0%回落到2013年4.5%，增長逐漸趨于平緩。在此十年間，高技術產品出口總額占全國商品貿易出口額的比重一直維持在25%左右，但占比的整體變化趨勢是緩慢下降的。在2004―2013年期間，美國市場對于中國的高技術產品貿易來說，是平均擁有五分之一份額重要出口市場。在此十年間，針對美國市場高技術產品出口額從2004年的394.0億美元穩步增長到2013年的977.0億美元。
2004―2013年期間，日本高技術產品出口貿易總額從2004年1263.4億美元下降到2013年的803.0億美元，整體呈下降趨勢并存在波動，期間多次出現負增長，2007年和2009年更是出現高達32.0%和22.1%的負增長率。從2008年開始，日本高技術產品出口總額占全國商品貿易出口額的比重一直維持在11%左右。在2004―2013年期間，日本針對美國市場高技術產品出口額從2004年的248.2億美元逐漸下降到2013年的133.1億美元，平均每年占高技術產品出口貿易總額的比重為18.1%。
2004―2013年期間韓國高技術產品出口貿易狀況，2013年韓國高技術產品出口總額為839.9億美元。在此十年間，韓國高技術產品出口總額整體呈現緩慢增長變化趨勢，同日本一樣也有波動期，期間經歷過多次負增長階段；其高技術產品出口總額占全國貿易出口總額的比重從2004年的30.0%逐漸下降，近年來維持在15.0%左右。美國市場也是韓國高技術產品的一個重要的出口地，2004―2013年期間經歷波動，針對美國市場高技術產品年平均出口額為121.9億美元，平均占同年高技術產品出口總額的比重為15.9%。
就中國、日本和韓國近十年的高技術產品出口貿易發展規模來看，中國的出口規模最大，其次是韓國，日本的出口規模最??；就出口貿易規模發展趨勢來看，中國穩步提升，日本震蕩下降，韓國則是波動中緩慢增長。而對于中國、日本和韓國的高技術產品出口貿易來說，美國均是其重要的出口市場，這也表明針對美國市場進行中日韓高技術產品出口競爭力分析具有一定意義。
（二） 中日韓對美高技術產品分類別出口現狀對比2004年和2013年中國對美國的高技術產品分類別出口狀況可以看出，除出口額有明顯提升外，各細分類產品所占比重大致相同。占比最大的兩類，其一是計算機與辦公設備類產品，兩年數據顯示其占比均在56%左右；其二是電子通信設備類產品，兩年數據顯示其占比均在35%上下；占比第三位和第四位的分別是科學儀器類產品和電子設備類產品。
2004年和2013年日本對美國高技術產品分類別出口狀況，兩年的數據所呈現出的結構有較大差別。2004年日本對美國的高技術產品分類別出口狀況中，占比前三位的分別是電子通信設備類、計算機與辦公設備類和科學儀器類，所占比率分別為38.25%、30.57%和16.93%，這三大類總占比達到85.75%；而2013年，占比前四位的分別是科學儀器類產品、電子通信設備類產品、非電子設備類產品和航空航天設備類產品，所占比率分別為33.76%、25.21%、12.46%和11.40%，這四大類總占比達到82.83%，而計算機與辦公設備類產品則僅僅以占比7.02%位列第五位。
呈現的數據，可以看出 2004年和2013年韓國對美國高技術產品分類別出口狀況基本沒有差別。兩年數據顯示，占比前三位的分別是電子通信設備類、計算機與辦公設備類和科學儀器類，只是所占比率稍有不同。
對比2004年和2013年兩年數據，除出口額有明顯提高外，就對美高技術產品出口的具體類別來看，中國和韓國并沒有太大的變化，但日本卻有一定程度的轉變。就2013年中、日、韓三國的貿易結構來看，三國出口到美國市場的主要高技術產品都包含電子通信設備類，存在一定的競爭；從日本的出口貿易結構類別上大致可以看出日本對美國出口的高技術產品科技含量有所提升。
四、 基于轉移份額分析法的中日韓
對美高技術產品出口競爭性分析
（一） 中日韓對美高技術產品的出口相似度指
1979年，Finger和Kreinin第一次提出出口相似度指數這個概念，它表示任意兩個國家在共同市場上出口產品結構的相似程度，其計算公式為：
ESI=∑iminXiacXac，XibcXbc×100（1）
在公式（1）中，ESI表示出口相似度指數；Xac，Xbc分別表示任意兩國a、b向共同市場c的所有產品出口總值；Xiac，Xibc分別表示任意兩國a、b向共同市場c出口i產品的總值。
ESI的數值變動范圍介于0到100之間。若ESI=0，表示a、b兩國對共同市場c的出口商品結構完全不同；若ESI= 100，則表示完全相同；ESI越大，說明a，b兩個國家對共同市場c出口的商品結構越相似，貿易競爭越激烈。貿易競爭越激烈。一般認為，若ESI值大于50，則兩國出口產品相似度高，存在明顯的競爭。[9]
盡管在本文第二節中，已簡單列出中日韓三國對美高技術產品分類別出口狀況，但并不能精確地展示出中日韓對美出口高技術產品結構的相似程度。通過對中日對美、中韓對美出口相似度指數的計算，能夠精確地反映中日、中韓間對美高技術產品出口的競爭性。
圖1反映了2004年到2013年中國與日本、中國與韓國對美高技術產品出口相似度指數（ESI）變化情況。從數值角度分析，2004年到2013年中國與日本和韓國對美高技術產品出口相似度均介于40到75之間，整體呈現出中日、中韓間持續競爭的狀態。
中國與日本對美高技術產品出口相似度指數在2004年時為73.88，呈現出競爭激烈狀態。2004年之后，中日對美高技術產品ESI緩慢下降，直至2013年下降至43.20，競爭不再比往年激烈；而另一方面，中國與韓國對美高技術產品出口相似度趨勢則較為平穩，在2004年到2013年間，ESI一直保持在50以上，競爭持續激烈。尤其從2012年開始，中韓對美高技術產品ESI回升至60以上，競爭愈趨激烈。
圖1 2004―2013年中國與日本、韓國
出口相似度指數趨勢圖
資料來源：由聯合國貿易數據庫（http：///db/）整理后計算得來。
綜上所述，中國與日本、韓國在美國市場上高技術產品出口均存在一定的競爭?？傮w來看，中國與韓國間的競爭程度要高于中國與日本間的競爭程度，需通過其他方法進一步分析中國、日本和韓國對美國市場出口高技術產品的競爭優勢所在。
（二） 基于轉移份額分析法的具體分析轉移份額分析法（ShiftShare Analysis）是由Dunn（1960）等人創立的，主要用于比較國家或區域間在產業結構、就業及勞動生產率等方面的差異。
轉移份額分析法就是將所要比較的幾個國家作為一個參照組，研究各國相對于參照組的出口表現，參照組中的單個國家稱為競爭國。此方法將由參照組的出口構成和增長率所決定的各國出口變化當作份額效應（Share Effect，記為SE），由于各國的競爭力水平發生變化，其實際出口額的變化（Actual Change in Export，記為AC）與應有份額效應（SE）之間存在差異，這種差異被稱為凈轉移（Net Shift，記為NS），也稱轉移效應（Shift Effect）或出口差異（Export Differential），它是一個絕對數，表示競爭國在某一產品上所特有的競爭優勢，其表達式為：
NS=AC-SE（2）
在公式（2）中，
SE=X0jP0irGir（3）
AC=Xtij-X0ij（4）
公式（3）表示[0 ， t]時期內j國在i產品上的實際出口變動，其中X0ij和Xtij分別為j國在初期和t期i產品的出口額。公式（4）表示j國由參照M的出口構成和增長率所決定的份額效應。其中，X0j為j國在初期的總出口，P0ir為初期參照組i產品出口在其總出口中所占比重，Gir為參照組在[0，t]時期內i產品的出口增長率。
凈轉移反映各國出口競爭力狀況，當凈轉移為正時，表明該國與參照組內其他國家相比具有出口競爭優勢；反之則表明該國處于出口競爭劣勢。凈轉移的形成可歸因于三個子效應：產業結構效應（Industry Structure Effect，記為ISE）、競爭效應（Competitive Effect，記為CE）和交互效應（Interactive Effect，記為IE）的共同作用，可表示為：
NS=ISE+CE+IE（5）
反映競爭國和參照組在經濟結構方面的差異如何影響凈轉移的效應，被稱為產業結構效應（ISE）。如果某國發展迅速的工業的出口份額大于參照組，或其發展緩慢的工業的出口份額小于后者，這個效應就是正效應。產業結構效應的表達式為：
ISE=X0jP0ij-P0irGir（6）
公式（6）中，P0ij表示初期j國i產品出口占其總出口的比重。
反映競爭國與參照組在出口增長率上的差異如何影響凈轉移的效應，被稱為競爭效應（CE）。若某國出口增長率高于參照組，這個效應就是正效應，并被視為競爭國在該類產品上具有競爭優勢。競爭效應的表達式為：
CE=X0jP0irGij-Gir （7）
公式（7）中，Gij為j國在時期內i產品的出口增長率。
產業結構效應和競爭效應所產生的共同作用對凈轉移造成的影響，表現為交互效應（IE）。如果競爭國專門生產其具有競爭優勢的出口產品，或者很少生產其不具競爭優勢的出口產品，這個效應就呈正值。交互效應的表達式為：
IE=X0jP0ij-P0irGij-Gir（8）
本文選取2004年到2013年（下簡稱“研究期間”）的出口數據進行比較分析，比較中國與其他金磚國家在美國市場高技術產品出口相似度。此外，本文將2004―2013年分為五個時間跨度，每連續兩年作為一個的研究時段（即2004―2005年為第一期、2006―2007年為第二期、2008―2009年為第三期、2010―2011年為第四期、2012―2013年為第五期，下文不再贅述。），以達到動態反映中、日、韓三國高技術產品對美出口競爭力變化的研究目的。
本文的參照組由中國、日本和韓國構成，即模型中的j=3。本文選用國際貿易標準分類（SITC）第三版高技術產品編碼，對高技術產品的定義采用OECD高技術產品統計目錄，該目錄將高技術產品分為九大類，分別是：航空航天設備（下文用代碼“01”表示）、計算機與辦公設備（下文用代碼“02”表示）、電子通信設備（下文用代碼“03”表示）、醫藥品（下文用代碼“04”表示）、科學儀器（下文用代碼“05”表示）、電子設備（下文用代碼“06”表示）、非電子設備（下文用代碼“07”表示）、化學品（下文用代碼“08”表示）、武器（下文用代碼“09”表示），下文不再贅述。
表1至表12是五段時期中國、日本和韓國對美高技術產品出口的轉移份額分析法計算結果，如下所示。
依據表1至表12中的計算結果，對三國間的出口競爭力作以下分析。
（1） 對凈轉移的結果分析
第一，總體上，中國較日、韓兩國更有優勢，但中國所具有的總體競爭優勢在逐漸弱化。
圖2直觀地反映出中日韓對美高技術產品總體凈轉移的變化趨勢和大小關系。從總體凈轉移角度來看，在五段時期內中國的總體凈轉移均為正值，日本的總體凈轉移則均為負值，而韓國的總體凈轉移呈現波動。這一數據說明，中國的高技術產品在美國市場上總體較日、韓兩國的高技術產品更有競爭優勢，而日本則一直處于競爭劣勢，韓國在各個時期內競爭優、劣勢不同。
然而，中國的這一競爭優勢在逐漸弱化，具體表現為中國的凈轉移由第一期（2004―2005年）的76.4億美元下降為第五期（2012―2013年）的9.9億美元，下降幅度高達87.1%，第五期與第一期相比，中國的競爭優勢大幅減弱；日本在五個時期內的凈轉移均為負值，變化呈波動趨勢，雖然由第二期（2006―2007年）的-53.1億美元上升至第四期（2012―2013年）的-6.9億美元，但到第五期日本的凈轉移值又下降到-26.0億美元，持續存在競爭劣勢；韓國的凈轉移值在第二期（2006―2007年）、第三期（2008―2009年）和第五期為正值，在其他兩個期間內則是負值，在三國間的競爭中沒有一直處于優勢或劣勢。值得注意的是，韓國的凈轉移由第四期的-20.4億美元轉變為第五期的16.1億美元，不僅由負變正，差值也達到36.5億美元，由第四期的劣勢轉變為第五期的優勢，并且在第五期，韓國的凈轉移值是三國中最高的，比第二位中國的9.9億美元高出了62.6%。
第二，中國在美國市場上最具競爭優勢的高技術產品是計算機與辦公設備類產品和電子通信設備類產品。
表1至表3給出了五段時期中國、日本和韓國九大類高技術產品的凈轉移計算結果。從具體的產品類別看，中、日、韓三國在對美的九大類高技術產品中有各自的競爭優勢。中國在美國市場上最具競爭優勢的高技術產品是計算機與辦公設備類產品和電子通信設備類產品。在這五個期間內，中國這兩類高技術產品的凈轉移水平幾乎都遠超日、韓兩國；日、韓兩國盡管在總體上競爭力不如中國，但在具體類別上較中國更有競爭優勢，如航空航天設備類產品和武器類產品。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在前四期內，中國在計算機與辦公設備類高技術產品在三國針對美國市場的競爭中占據長期的出口強勢地位（凈轉移值為正），但其凈轉移在第五期時變為負值，由第四期的19.6億美元驟降至-4.1億美元，比較優勢不在。
（2） 對凈轉移子效應的的結果分析
將凈轉移（NS）分解為三個子效應：產業結構效應（ISE）、競爭效應（CE）和交互效應（IE），對中、日、韓三國在美國市場上的高技術產品出口競爭力進行進一步分析。
第一，中國高技術產品在美國國市場上的出口競爭力勝于日本和韓國，主要得益于競爭效應上的優勢。
根據圖3至圖5，總體上，中國的CE值在五個期間內均為正，中國的IE值在五個期間內均為負值，而中國ISE值在五個期間呈現波動。由此可見，中國在三國對美高技術產品的出口競爭中，競爭效應呈現為正效應、產業結構效應呈現為負效應。這也說明，中國高技術產品在美國國市場上的出口競爭力勝于日本和韓國主要得益于競爭效應上的優勢。在研究期間內，中國對美高技術產品的平均出口增長率為15.1%、最高年增長率高達49.4%。同期，日本的平均出口增長率為-3.8%，呈現負增長；韓國則是僅有0.9%平均出口增長率。日、韓在研究期間的最高年增長率均未超過30%。
第二，中國的競爭優勢主要源于計算機與辦公設備類產品和電子通信設備類產品對美出口增長率的提升。
表4至表12給出了五段時期中國、日本和韓國九大類高技術產品的三個凈轉移子效應的計算結果。從具體的產品類別看，中國競爭效應的優勢主要體現在計算機與辦公設備類產品和電子通信設備類產品上，這兩類產品的CE值在五個期間內幾乎都保持在較高水平，即使有極少數負值情況，在總體CE水平較高的情況下也可以忽略。2004年，中對美計算機與辦公設備類產品和電子通信設備類產品出口額分別達到221.9億美元和145.9億美元，日、韓兩國在同年對美出口這兩類產品的出口額均低于中國。在研究期間內，中國對美計算機與辦公設備類產品平均出口增長率為14.9%、最高年增長率高達47.4%，中國對美電子通信設備類產品平均出口增長率為15.3%、最高年增長率高達55.9%。同期，日本在這兩類產品對美平均出口增長率均為負值，最高年增長率均低于15%；韓國雖在這兩類產品對美最高年增長率水平上可以與中國媲美（韓國對美計算機與辦公設備類產品最高年增長率高達67.4%、對美電子通信設備類產品最高年增長率為47.3%），但平均出口增長率卻均低于2%。也就是說，日、韓兩國在同期相應出口總額和出口增長率是不及中國水平的，處于競爭劣勢。
中國在其余的七類高技術產品并不具有明顯的競爭正效應，或體現為微弱的正效應，或體現為競爭負效應，亦或體現為在微弱的正效應與負效應間波動，并且沒有體現出任何的積極變化趨勢。這說明，中國的競爭優勢主要源于計算機與辦公設備類產品和電子通信設備類產品出口增長率的提升。但中國的這種競爭優勢在逐漸弱化。雖然中國在研究期間年內一直具有競爭正效應，但其CE值變化趨勢呈現震蕩下降狀態，由第一期的82.4億美元下降為第五期的18.1億美元，下降幅度高達78.0%，第五期競爭效應但遠不及第一期水平。從具體的產品類別看，計算機與辦公設備類產品在第五期的CE值變為-2.4億美元，由正轉負，競爭優勢不在。而韓國在同期同類產品的CE值卻上升至10.7億美元，呈現競爭優勢。
第三，日本注重發揮本國優勢，值得中國借鑒學習。
日本雖然在總體上表現為競爭負效應，具體類別上競爭負效應也較為明顯，但其在研究期間內卻一直呈現交互正效應，這表明日本注重發揮本國優勢，傾向于生產本國具有競爭優勢的產品，或者很少生產其不具競爭優勢的出口產品。而中國在五個期間的總體IE值一直為負，在交互相應水平上不及日本水平。從具體的產品類別看，對日本的交互相應貢獻最大的是計算機與辦公設備類產品，在五個時期內基本都維持在較高水平，而中國同期同類產品的交互效應在第五期時由正轉負，且中國前四期的平均水平也低于日本平均水平。另外，日本該類產品的CE值在五個時期內均為負值，呈現競爭負效應，且同期日本該類產品也不具有明顯的產業結構正效應，這說明計算機與辦公設備產品并不是日本具有明顯競爭優勢的高技術產品，因此日本并不傾向于擴大該類產品的出口規模。
第四，韓國高技術產品出口競爭力逐漸加強，中韓間的競爭日趨劇烈。
韓國雖然在三個子效應上沒有體現出明顯的優勢，但其在研究期間內的總體ISE值由負轉正，由產業結構負效應轉變為由產業結構正效應；其總體CE值雖在第四期達到最低的-33.3億美元，但到第五期躍升至15.6億美元，逼近中國同期水平（中國第五期總體CE值為18.1億美元），具體類別的CE值也幾乎都由正轉負，除去非電子設備類產品外的八類高技術產品的競爭效應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2011年（第四期末），韓國對美出口高技術產品的年增長率為-3.6%，而到了2013年（第五期末）這一比率已躥升至18.4%。從具體類別來看，韓國對美出口的年增長率在第五期時也有不同程度的增加。由此可見，中韓間的競爭也在日益劇烈。
綜上所述，從三個子效應角度進行分析，中國在三國對美出口高技術產品的競爭中擁有高于日、韓兩國的競爭正效應，但中國的競爭效應正在弱化。日、韓兩國雖然在出口規模上不如中國，但日本在有明顯的交互正效應，韓國的競爭效應在近五年來有大幅度提升，這些顯示出中日、中韓間的競爭有加劇傾向。
另外，中國高技術產業雖起步較晚，但近年來中國傾向于加強對高技術產品的扶持力度和專利保護力度，并逐步完善高技術產品認證體系，這些都使得中國高技術產品的出口競爭力得到了大幅提升；同時，伴隨著“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創新旋風”席卷中國，與高技術產品相關的創新技術研發將會呈現爆炸式增長。
相比之下，日、韓兩國早在20世紀60年代先后就開始發展其高技術產業。目前，兩國高技術產業均已步入成熟期，高技術產品出口競爭力趨于穩定。盡管日、韓兩國在高新技術的復雜度及研發力度上仍然領先于中國，但這種差距正在由于中國高技術產業的蓬勃發展而逐漸縮小。因而，從定性角度直觀分析也能得到“中、日、韓三國高技術產品的出口競爭日漸加劇”的結論。
五、 結論與建議
通過以上研究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中日、中韓對美高技術產品出口相似度指數均呈現較高水平，且中國與日本、韓國的高技術產品出口貿易均對美國市場有一定程度的依賴，中日、中韓競爭關系明顯。但中韓出口結構更為相似，中韓間競爭程度較中日間更為激烈。
第二，總體上，中國在三國對美出口高技術產品的競爭中占據優勢地位，日本多處于劣勢地位，韓國較中國處于劣勢地位。從具體的產品類別看，中國最具競爭優勢的高技術產品是計算機與辦公設備類產品和電子通信設備類產品，而日、韓兩國在航空航天設備類產品和武器類產品較中國更有競爭優勢。
第三，中國的競爭優勢主要源于計算機與辦公設備類產品和電子通信設備類產品出口增長率的提升所帶來的遠高于日、韓兩國的競爭效應水平。但中國的這種競爭優勢有逐漸減弱的傾向。
第四，日本雖在三國間的競爭中多處于劣勢地位，但其在研究期間內的交互效應水平卻遠超中國。日本資源有限，注重發揮本國優勢，中國可以借鑒其經驗發展高技術產業，提升交互效應水平。
第五，韓國雖較中國處于劣勢地位，但其正在逐漸縮小與中國競爭力的差距，中韓見競爭日趨激烈。這一趨勢主要體現在研究期間內韓國的產業結構效應水平提升和第五期競爭效應水平的顯著提升，在中國最具競爭優勢的高技術產品是計算機與辦公設備類產品上體現則更為明顯。
根據以上分析，針對提高中國對美高技術產品出口競爭力，有以下對策建議：
第一，鞏固已有優勢。中韓對美高技術產品出口存在競爭且競爭日趨激烈，而中韓間在中國最具有競爭優勢的計算機與辦公設備類產品上的競爭也越來越激烈。在@種背景下，中國應當鞏固自身已有的優勢，讓中國具有競爭優勢的產品，尤其是讓計算機與辦公設備類產品和電子通信設備類產品維持住這種優勢。
第二，注重均衡發展。中國的競爭優勢主要源于計算機與辦公設備類產品和電子通信設備類產品遠高于日、韓兩國的競爭效應水平。近年來，中國計算機與辦公設備類產品已擁有巨大的出口規模，在該類產品的出口增速逐漸放緩，中國的競爭優勢也因此逐漸減弱。目前，中國在具有競爭優勢的產品上繼續發展的空間有限。因此，除了鞏固自身已有的優勢外，中國還應當注重除上述兩類產品外的其他高技術產品的研發和生產。均衡提升高技術產品的競爭力，促進中國高技術產品出口結構的優化，有助于中國高技術產品出口競爭力的普遍提升。
第三，加強國際合作。中、日、韓三國在高技術產品上有各自的競爭優勢，而三國在美國市場上的競爭也不可避免。若能整合三國的資源共同進行技術開發和產品生產，在高技術產品的制造過程中發揮各自的優勢，并加強三國間的技術交流與合作，不僅能夠減少中、日、韓三國間不必要的競爭，同時也能促進中、日、韓三國間的技術交流和發展。國家應當鼓勵和倡導企業引進國外已有的先進技術，對引進國外技術的企業給予適當補貼。通過與國外先進技術擁有方的合作洽談，或直接出資購買專利技術等方式，引進優良技術并彌補中國在技術上的差距，能夠迅速提高自身產品的科技含量。另一方面，國家應當對國際合作項目給予政策優惠，鼓勵企業主動與國外洽談合作。
第四，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雖然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高技術產品出口國家，但日本和韓國的高技術產品技術含量更高，高技術產業發展更加成熟，而且中國與日韓高技術產業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差距正在擴大。[13]本文研究所采用的轉移份額分析法雖然沒有將產品的技術含量作為產品競爭力的影響因素考慮在內，但是從中、日、韓三國各自具有競爭優勢的產品類別上也可以看出，中國的高技術產品的含量與日、韓兩國相比較低。中國應當充分利用本國的資源和優勢，以提高高技術產品的技術含量，從根本上提升中國高技術產品的出口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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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ompetition among China， Japan and ROK on
Hightech Products in the US Market
SUN Ying， HONG Jia-lin， LIU Can
（Donl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中韓貿易論文范文5
【關鍵詞】雙師素質型；高職韓語教師；發展策略
隨著中韓經濟、政治、文化等交流的不斷加強以及韓國對華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大，山東省利用與韓國的區位優勢，不斷加強與韓國的經貿合作，帶來了山東對韓語人才的大量需求。據不完全統計，山東省內共有77所高職院校，其中開設韓語專業的有30多所。但最近幾年，受國際金融危機及行業需求逐漸飽和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山東各高校，特別是高職院校在韓語專業招生、就業、辦學等方面出現了諸多問題，如生源數量急劇下降，就業形式日趨嚴峻，韓語專業辦學面臨危機，數量相對龐大的韓語專任教師面臨分流等。面臨如此嚴峻的形勢，高職院校韓語教師究竟應該何去何從呢？
高職院校培養的是一線高技能人才，這就要求高職院校的教師除了具備一定的專業知識、教育教學方法和科研能力外，還應該具有較強的實踐能力。高職韓語專業應更加強調所學語言知識在專業領域的應用，具有跨學科性。這就對高職韓語教師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他們既要有較強的語言功底和實踐能力，又通曉相關交叉專業知識，即要實現向“雙師型”和“雙師素質型”高職教師的轉變。韓國作為一門基礎學科，以“雙師素質”來要求韓語教師是比較恰當的，即：一要具備扎實的韓語語言功底和一定的教育學基礎知識，二要儲備一定的交叉專業知識，有主動學習專業知識的能力和指導學生社會實踐的能力。
根據山東省內開設韓語專業的30多所高職院校專業設置、人才培養方向的不同，大致可將其分為三大類。下面將分類探討各類型高職院校韓語教師的發展策略：
一、培養學生韓語應用能力為主的高職院校（如：青島職業技術學院）
此類高職院校一般來說培養的是具有扎實的韓語語言基礎、較強的韓語綜合運用能力，能以韓語為交流工具的應用型人才。此類學校的韓語教師應改變傳統的以傳授語言知識為主的教學方法，除單純講解單詞、語法、語音語調之外，要運用靈活多樣的教學方法，加強對學生韓語聽、說、讀、寫、譯能力的訓練，切實提高學生的韓語應用能力。在教學方法具體應用上，應改變過去一本書、一支筆、一張嘴滿堂貫的授課方式，轉為借助多媒體課件、網絡視頻、發音軟件、影視資料等多種多樣的教學資源，提高課堂教學的趣味性，寓教于樂，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與此同時，應通過多種途徑，如參加教師頂崗實習，指導學生企業實踐等方式，提高自己的實踐能力，以適應高職院校以培養應用型人才為主的人才培養模式。
二、實行韓語與其他專業能力結合的“雙專業教學”的 高職院校（如山東外貿職業學院）
目前，大部分高職院校構建了韓語專業與經貿、管理、旅游等專業能力相結合，偏向于“雙專業教W”的課程體系。在這一教學模式下，學生在學習韓語基本語言知識，掌握基礎韓語的聽、說、讀、寫、譯能力外，還需掌握相關國際貿易、酒店、旅游管理等基本知識，具備進出口業務操作、服務接待、從事導游等相關工作的基本能力。這就要求此類高職院校的韓語教師不僅要從事專業韓語的教學，還要學習管理、外貿、旅游等相關專業知識，能夠勝任經貿韓語、旅游韓語、酒店韓語等課程的教學。同時，韓語教師還應努力考取相關領域的從業資格證書，實現向“雙證書” 雙師型的轉變。
三、實行中韓合作辦學，韓語學習為某一專業服務的高職院校（如：日照職業技術學院）
部分高職院校實行中韓合作辦學模式，為某一專業的學生開設韓語基礎課，以期為學生日后的留學生活打下一定的語言基礎，或者為學生日后進入韓企工作提供語言支撐。以我院汽修（中韓）專業為例，學生入學伊始，需同步開始韓語和汽車專業知識的學習。大二下學期，學生有機會赴韓國新星大學汽車工程系進行為期一年的學習，順利通過考核后，可以進行學分互認，獲得雙畢業證，優秀學生還有機會獲得推薦，進入相關韓國汽車零部件公司工作。如果能夠拿到TOPIK3級證書，還可以在韓國編入本科院校，繼續攻讀本科及碩士學位。這就要求韓語教師在韓語教學的基礎上，還需學習與汽車相關的專業知識，能夠從事汽車專業韓語課程的教學。另外，還需積極參與指導學生企業實習、頂崗鍛煉、論文答辯等。相關高職院校的韓語教師需要根據與韓國高校開展合作辦學的專業的不同，進行不同方向的學習與深造，如涉及軟件工程、酒店管理、美容醫療等專業知識。
韓語專業一度是省內各大本?？圃盒５淖顭衢T專業之一，經歷了10年左右的輝煌時期，如今，該是其回歸理性與正常發展的時候了。高職院校韓語教師一定要跟得上時展，根據各大高職院校的不同需求，及時調整自己的工作內容或工作崗位，把握好自己的職業發展方向，實現向 “雙師素質型”的轉變。
【參考文獻】
中韓貿易論文范文6
【論文關鍵詞】傳媒全球化；傳媒區域化；文化親合性；亞文化爭端
一、傳媒區域化的歷史背景
1、傳媒全球化與西方媒體
從20世紀中后期開始，傳媒領域呈現出明顯的全球化趨勢。傳媒全球化不僅表現在傳媒技術高速發展下所形成的全球通訊網絡，也表現在經濟自由貿易理念下所促成的跨國視聽服務。傳統的影視產品的生產、銷售和消費模式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從單一的小規模流通轉變成跨國式的生產合作。然而，全球范圍內的經濟資本和人力資源在市場競爭中經過重新整合，逐漸聚集在少數跨國媒體集團手里。國際媒體市場包括電視、電影、廣播、雜志、報刊和音樂幾乎都控制在如時代華納、新聞集團這樣的傳媒巨鱷手中。聯合國1989年的報告指出：在全球78家最大的媒體集團中，39家來自美國，25家來自西歐，8家自日本，5家來自加拿大，1家來自澳大利亞，但沒有一家來自第三世界國家。學者Nordenstreng~Vairs的研究也證明，在過去長達幾十年的國際視聽產品貿易當中，西方發達國家電視節目的輸出遠遠超過發展中國家的輸出，形成一種單向的文化流動趨勢。
2、傳媒全球化與文化霸權
與傳媒全球化伴隨而來的是越來越密切的各民族文化之間的相互交流與融合。但是，出于對傳媒技術和市場資源的不同掌握程度，各民族文化之間的交流與融合并不是一個和平的過程，而是充滿著摩擦與沖突。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的文化價值觀借助其傳媒產品在全球市場的壟斷性流通，通過長期不對等的貿易關系強勢傳播到世界各地，從而導致一些民族本土文化不同程度上的被同質化，被西化，更狹隘的意義上講是被美國化。這種依附于強大經濟實力的西方文化擴張后來被赫伯特·席勒等學者作為文化霸權理論的主要依據。文化霸權理論認為，西方的影視文化產品中嵌入了大量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隨著它們在全球市場的推行，西方文化也推行到全球，成為一種“文化霸權”。
面對影視貿易逆差和文化霸權，許多發展中國家普遍對強勢的西方文化產生了防備，開始采取文化保護主義政策以達到抵制西方文化入侵和保護本土民族文化的目的。1993年，由法國首先提出的“文化例外”原則受到很多國家的支持?！拔幕狻?，原則試圖通過對文化產品設立貿易壁壘，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修建起“文化籬笆”來抵制文化霸權。
近年來，隨著亞洲特別是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亞洲國家嘗試通過采取區域合作的方式來共同抵制文化霸權。這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區域性跨文化傳播的發展規模。本文將以東亞范圍的區域合作為例，主要包括中國、韓國、新加坡、臺灣、香港等國家和地區，對傳媒區域化這一概念詳加探討。
二、傳媒區域化的現狀分析
1、傳媒區域化的定義初探
傳媒區域化在文中是指在一定地理區域范圍內，那些認為共享類似文化和經濟背景的國家或地區之間為了促進該區域內的文化或經濟交流而進行的影視產品的相關貿易活動。例如區域范圍內的節目發行、區域性的聯合制作以及為迎合區域內觀眾口味的節目制作等。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傳媒區域化”已呈現出日益頻繁之勢，亞洲四小龍憑借自身的經濟優勢，對區域市場積極開拓，帶動了區域性的跨文化傳播。
2、區域性跨文化傳播的發展狀況
亞洲四小龍的經濟騰飛是促成東亞傳媒區域性合作的客觀因素。隨著4個地區的經濟增長，當地的傳媒產業也得到飛速發展，彼此之間的影視合作交流也日益頻繁。香港是東亞地區跨文化傳播早期十分成功的案例。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TVB(簡稱香港無線)是香港本地也是東亞地區較為有影響力的電視節目制作商和運營商。它擁有多達75000個小時的華文節目的儲存量，通過海外銷售和租賃電視節目的收入高達8000多萬港元。1993年，香港無線擴大區域市場，和臺灣合作成立TVBS為臺灣和亞洲華語觀眾提供電視服務。1994年，新加坡成立SITV(SingaporeInterna—tionalTV)，每天播出1時新加坡本土制作的電視節目，覆蓋面積從中國北部直達澳大利亞南部。同期，韓國基于相似的東亞文化背景也加入區域電視服務領域，到1998年韓國出口的影視節目中三分之一輸出到中國文化市場。隨著近年中國傳媒產品的快速發展，中國影視節目進出口比例也逐漸增加，從1982年中央電視臺引進外來節目的比例占總節目時間的8％快速增長到90年代末的30％。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整個東亞地區開始大幅增加來自本區域制作的影視節目，而從西方發達國家引進的節目數量則逐漸減少。
數據顯示1999年美國出口東亞的影視節目下降17個百分點，而韓國收視率排名前20位的電視節目中90％都是本地制作，香港則是百分之百。
3、傳媒區域化的文化成因
經濟的快速增長和媒體技術的發展無疑是促成傳媒區域化的客觀因素，海外市場開拓和衛星電視技術等條件都無限可能地推動著區域傳媒市場的形成；相比經濟和技術動力，文化親合性這一因素所起到的推動作用并不亞于前兩者。文化親合性——即指文化價值體系和語言體系的相似性——不僅在節目交換過程中形成了區域內觀眾對影視產品的喜好偏愛，而且也為這些產品在區域市場的消費提供了極大的潛在可能性。本文以與中國密切相關的東亞區域為例，深入探討區域傳媒市場形成的文化成因。
近年韓國制作的電視劇，如《澡堂老板家的男人們》、《人魚小姐》和《加油，金順》，在中國市場得到令人矚目的高收視率回報，在觀眾的要求下一播再播，掀起一陣“韓流”。這明顯是文化親合性的推動作用。
中國觀眾在觀看韓國電視劇時很容易尋找到彼此文化的相似之處。韓國電視劇以反映日常生活見長，著重對家庭生活的細節描寫，這集中體現了韓國重視核心家庭尊長愛幼，子女行孝，以及強調團結和諧家庭氛圍的儒家價值觀。而這正好與中國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傳統道德和文化價值相契合，使中國觀眾產生了共鳴。
不僅如此，東亞文化的親合性除了得到觀眾的情感認同之外，也同樣得到東亞政府的鼓勵與支持，為傳媒區域化的形成提供了政策保障。新加坡就是大力支持傳媒區域化的東亞國家之一。除此之外，韓國、日本、中國大陸、香港、臺灣等國家和地區在各自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通過舉辦國際電視展覽會來積極促成區域市場的繁榮。例如在2006年中國國際廣播影視博覽會上，中國生產的電視劇《越王勾踐》以高價被日本購得版權，廣博會海外成交量達100萬美元。
三、傳媒區域化的意義及問題
1、積極意義：抵制西方文化霸權
從抵制西方文化霸權的角度來分析，傳媒區域化對其成員來說有很多積極意義：
其一，通過增加區域內影視節目的流通從而減少對西方影視節目的依賴程度。通過傳媒區域化戰略，亞洲國家可以相互出售和發行自己制作的節目，依靠區域內供給來填補市場缺口，從而減少對西方影視節目的依賴性。
其二，亞洲國家通過交流區域內節目，在文化上也減少了來自西方的挑戰和沖擊，確保了當地的文化獨特性與社會穩定性。如果亞洲觀眾受西方影視節目耳濡目染，可能在不知不覺中變成西方價值體系的擁護者，其大量民族文化可能在暗中被置換或者同化，面臨失去自身民族特色的危險；也會危及本國的社會穩定。因此區域內節目的流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弱化西方文化對本國市場帶來的沖擊，以及對傳統文化和道德觀念上的侵蝕。
2、問題：亞文化爭端
傳媒區域化的促成打破了中國長期以來所作的文化兩分法的假定，把外來文化與本民族文化的參照范圍直接縮小到“東方文化”內部，使其內部亞文化族群之間的微妙差異逐漸浮出水面。
比如，在中國熱播的韓國歷史劇《大長今》引起的中韓兩國人民關于傳統醫學知識的爭論就體現了傳媒區域化所帶來的東亞文化之間的亞文化分歧。《大長今》講述了韓國歷史上第一位杰出女御醫長今的傳奇故事。片中展現出豐富的韓國宮廷醫學文化，中國觀眾從中不難解讀出古代韓國深受中國傳統醫術影響的文化信息。例如中宗患病，御醫所參考的書目就是東漢大醫學家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
然而韓國電視劇中對這些中國觀眾熟悉的中醫知識所做出的解釋卻無法得到中國觀眾的認同。劇中述及針灸和麻醉等醫學技術是女御醫長今所發明，然而根據中國歷史記載，針灸技術早在中國東漢時期已經用于復雜病癥，麻醉技術也是中國的名醫華佗在使用麻沸散給患者麻醉后施行腹部手術時已經使用。中國觀眾對韓劇把“中醫”解釋成“韓醫”的這種“篡改”行為表示出很大的不滿。而此后韓國媒體把“漢字”解釋成“韓國人發明的”，“活字印刷術”是“韓國人發明的”，“李時珍”是“韓國人”等等行為更是掀起了中韓兩國的文化之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