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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研究工作論文范文1
關鍵詞 會計規范研究 方法 發展歷程 認識 分析 回歸
一、會計規范研究方法的發展歷程
會計規范研究方法是會計規范研究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會計規范研究工作順利開展的重要工具之一。會計規范研究工作起源于經濟學者凱恩斯對于經濟價值判斷的研究，經濟學界將凱恩斯關于經濟研究中是否以價值判斷為經濟政策衡量依據作為實證經濟學和規范經濟學的劃分點，繼而美國經濟學者弗里德曼也針對實證經濟學進行了研究，提出了實證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論，并在其《實證經濟學論文集》等文章中論述了實證經濟學和規范經濟學之間的區別，這促進了實證科學和規范科學的劃分。
20世紀60年代，在實證經濟學和規范經濟學研究不斷發展的時代背景下，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積極開展了關于會計規范研究和會計實證研究等工作，實證主義和規范主義并重，實證會計研究方法在會計學界不斷得到應用，西方學者將原來的傳統會計研究方法稱為規范研究方法，會計規范研究方法由此產生。我國的會計實證研究工作始于20世紀80年代左右，會計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工作得到了一定的發展，并成為會計理論研究工作中的重要內容，會計規范研究范圍并由此不斷延伸。
二、對會計規范研究方法認識的簡要分析
根據上述內容可知，會計規范研究的內容主要是傳統的會計研究法方法，由相關的定義和概念可知，會計規范研究方法是處理經濟問題和會計問題的重要依據，也是制定相關經濟政策的重要參考標準。會計規范研究方法需要將一定的價值判斷作為分析和研究基礎，并根據價值判斷來提出相關的行為準則，分析并探討相關的行為措施，以便使其符合這些標準的要求。同時，會計規范研究方法與演繹推理等方法相結合，以便為實際工作或者應用提供參考原則。會計規范性研究方法不受現實實物的影響，其研究目的主要是為了回答“應該是什么”，而不是闡述實物的本來特性。會計規范性研究方法主要是從邏輯和演繹推理等方式闡述會計實務的本質，進而為會計實務的順利開展起到導向作用，提高會計實務的規范性和科學性。
會計規范性研究的現實性目的之一是為制定會計準則服務，研究工作中主要采用抽象性思維模式對相關問題進行分析，規范研究過程兼具主觀性和邏輯性，有利于完善規范會計理論研究。其次，會計規范性研究方法受到研究主體的先驗價值觀影響，從而降低了會計規范性理論的客觀性和科學性，不利于規范會計理論工作的順利開展。
三、對會計規范研究方法的簡要剖析和回歸
會計規范研究方法受到個人先驗價值觀的影響，不受現實實物的影響，沒有與實證定量分析相結合，因此在實際操作中會計規范研究方法與一般的規范分析方法具有一定的區別。
（一）會計規范研究的涵義比較明確
會計研究主要分為對會計工作、會計環境、會計相關理論、會計思想發展歷程和會計知識教育和普及等內容，會計研究方法主要有會計規范研究方法和會計實證研究方法。
規范性研究是與實證性研究相對應的一種研究方法，中文對規范的定義主要是指一種約定俗成的標準或者是明文的規定，簡而言之，規范就是一種標準、準則、規定或者是衡量尺度。從不同的方面來看，規范具有不同的涵義。如果是從會計理論角度分析，會計規范研究主要是一種對會計法規、會計制度、會計職業道德、會計慣例、會計操作模式等的研究。根據目前較多的會計規范研究工作情況可知，各種有關會計規范研究方法定義中的會計規范實際指會計人員在會計行為中應該遵守的標準；部分理論對會計規范研究方法的定義是對實施會計規范后會計行為和會計實物表現達到的會計規范的研究。
從不同的角度或者目的出發，對會計規范研究的定義是不同的。筆者認為，會計規范研究方法包括對會計規范的研究和應用會計規范時采用的方法。會計規范研究方法的適用范圍主要是對會計規范和會計規范應用范圍的研究，會計規范的內容是多樣化的，因此會計規范研究工作是會計界的重要組成內容。此外，由會計規范研究方法的適用范圍可知，該類方法僅僅只用于會計規范應用工作之中，并不適用于會計實證研究方法外的研究范圍。因此，部分會計研究理論對規范研究方法的認識存在偏差，沒有明確會計規范研究工作的深刻涵義。
（二）會計規范研究需要具備一定先驗價值觀
人無完人，無論是規范研究分析還是實證研究分析，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擾和影響。就會計規范研究方法而言，其要求研究主體具備一定的價值取向，這一標準有助于明確會計規范研究目的，從而對會計行為提高導向性作用，對會計規范研究工作具有積極作用。但是在一般的規范性研究工作中，個體價值觀會影響分析結果，研究人員容易在沒有實證定量分析的基礎上，由以往的經驗或者先驗價值觀入手，直接作出符合研究人員自身價值觀直覺的結論。這樣就會大大降低規范研究工作的真實性和可靠性，規范研究工作比較脆弱，難以經得起縝密的邏輯推敲，嚴重的甚至會喪失會計規范研究工作的意義。
會計規范研究工作離不開先驗價值觀，先驗價值觀將有利于會計研究人員明確命題，理清會計理論前提和相關假設，并為研究工作提供一定的價值判斷。
（三）會計規范研究與定量分析結合
會計規范研究方法以一定的價值觀判斷為基礎，其屬于定性研究方式，主要回答“應該怎么做”，會計規范研究方法主要探討會計準則和實行的方法。以往的規范研究不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在研究工作中也不采用數學建模和統計分析方法，并沒有與定量分析相結合，規范研究主要回答規范性問題，沒有與定量分析相結合。
而會計規范研究方法的主要內容是傳統的會計分析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演繹法和歸納法等科學方法，可以從普遍性的理論向個性進行推理和演進，同時可以從一般性的實物中歸納出一般規律，從抽象思維的角度分析問題，指導實務。會計規范研究方法根據研究對象和研究目的開展定性研究，并根據研究的實際情況去強調定性和定量研究之間的統一。會計規范研究方法根據研究對象和研究任務的要求，同樣可以側重定性研究或定量研究。會計規范分析是一種科學的研究方法，從研究命題的提出到研究結論的得出，都有基本理論和專業理論為依據。我們要重視會計規范方法，需要將對會計規范研究方法的一般認識過渡到普遍認識，揭示其本質，分析會計規范研究方法的特點，積極構建完善的會計規范研究系統，提高會計分析工作質量，健全會計分析理論。
（作者單位為四川省南充中等專業學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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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張自巧.析實證會計研究與規范會計研究相結合的理論基礎[J].中國鄉鎮企業會計，2008（09）.
經濟研究工作論文范文2
林毅夫1952年10月出生于臺灣宜蘭縣。1971肄業于臺灣大學農業工程系,1978在臺灣政治大學獲企業管理碩士學位。1982年在北京大學獲政治經濟學專業碩士學位之后,他遠渡重洋,來到現代經濟學的大本營――美國芝加哥大學,師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西奧多?舒爾茨,學習農業經濟,1986年獲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中國的農村改革:理論與實證》,被舒爾茨教授譽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經典之作”。隨后,他又在耶魯大學經濟增長中心做了一年博士后研究工作。
1987年,林毅夫回到中國,成為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第一位從西方學成歸來的經濟學博士?；貒?他歷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副所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與城鄉協調發展研究部副部長。1994年至2008年,一直擔任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如今,該中心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學研究的大本營。從1994年開始,他參與了國家幾乎所有重大經濟決策的討論,尤其對農村經濟和國企改革等領域的政策,極具影響力。
林毅夫是中國經濟學界“海歸”派的代表人物,也是新制度經濟學的推動者之一,是用西方主流經濟學規范方法研究中國經濟學較為成功的學者之一。他努力推進中國經濟學的現代化,并強調經濟學研究范式的規范化和一致性,以及用實證方法研究中國經濟改革和市場化進程中的重大現實問題。他用“比較優勢發展戰略”為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成功,作出了嚴謹的經濟學模型。他主張中國充分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用較低的成本引進先進技術,加快技術變遷,加速資本積累,實現中國的產業升級。他還認為國有企業改革是繼續保持經濟高速發展的關鍵,改革國有企業才能夠給民營經濟提供更公平的競爭環境。林毅夫一直以來都對中國經濟保持樂觀,認為在擁有和平穩定發展機會的環境下,到2030年,中國有望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氨容^優勢發展戰略理論”,是林毅夫在研究了20世紀后半葉世界經濟,尤其是東亞經濟的基礎上建立的,已為世界經濟學界推崇為發展經濟學的一個重要流派,是中國經濟學家對世界的貢獻。
林毅夫是從研究中國農業問題開始走上經濟學研究之路的,并以此奠定了他在國際經濟學界的學術地位。1990年,他關于1959～1961年中國的論文《集體化與中國1959～1961年的農業危機》在國際頂級經濟學雜志之一的《政治經濟學期刊》上發表,引起了強烈反響。1992年,他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中國的農村改革及農業增長》一文,成為一段時間發表于國際經濟學界刊物上被同行引用次數最多的論文之一,美國科學信息研究所為其頒發了經典引文獎。此外,他的主要著作《制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1993年還榮獲中國經濟學最高獎――孫冶方經濟科學獎。一些歐美的中國問題研究機構視其為中國農業經濟與社會問題的權威,屢次邀請他出國訪問研究。對于當前的“三農”問題,林毅夫認為城鄉差距的問題將長期存在,只有依靠長期的經濟發展,不斷減輕農民負擔,增加在城市里的就業機會和條件,才能逐步解決問題。
經濟研究工作論文范文3
關鍵詞：計量經濟學；學習建議；案例教學；研究型教學模式
中圖分類號：G642.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2）09-0095-03
一、引言
計量經濟學自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進入中國之后，其發展過程可以分為3個階段——從“推廣普及”階段到“計量經濟學教學的提高階段和應用研究的推廣階段”，再到“計量經濟學的發展和創新階段”[1]（李子奈，2008），其經歷了與傳統經濟學內容的不斷磨合，直到完全融入經濟學教學和研究工作中。計算機技術、網絡以及學術交流的國際化都為計量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而計量經濟學方法的普及和不斷創新又為提高我國經濟學教學和研究水平提供了良好的平臺?？v觀國內外應用經濟學研究成果，其中采用計量經濟方法作為主要分析工具的比重也越來越大，目前在《經濟研究》《管理世界》等國內主要經濟管理類期刊中，以計量經濟學模型作為主要分析方法的論文占比已超過50%。計量經濟方法在應用經濟學及管理學科學研究中應用的增加和普及，使得計量經濟學已成為現代經濟學和管理學教學中必不可少的一門課程。它和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一起構成了中國高校經濟管理類本科生和研究生必修的三門經濟學核心理論課程[2]（洪永淼，2007）。計量經濟學無論在教學內容、教學手段，還是在使用廣度上在國內都已經得到極大的發展，且其在經濟學科中的地位已得到普遍的認同，但是很多學生在學習和使用過程中仍存在一些問題或認識上的誤區，尤其是在部分非數量經濟學專業碩士研究生的論文寫作中，這些問題可能直接導致結論的錯誤，進而使一些學者開始懷疑計量經濟學模型的科學性和實用性。很多講授和傳播計量經濟學知識的學者已經意識到這些問題，并試圖從本質上改變這一現象[3]（李子奈，2009等）。本文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結合多年教學和科研中遇到的實際問題，對當前研究生（尤其是非數量經濟學專業）在學習和使用計量經濟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進行歸納，并給出相應的建議。本文結構安排如下：第一部分為本文研究的背景；第二部分將歸納目前部分學生，尤其是非數量經濟學專業碩士研究生，甚至一些博士研究生在計量方法使用過程中存在的一些問題；第三部分將結合實際情況，提出相應的建議；最后給出本文的結論。
二、計量經濟學學習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近年來，無論是在經濟理論的科學研究中，還是在經濟問題的實際分析中，采用計量經濟方法解決問題已成為一種趨勢。很多學生為了趕上這趟“潮流”，在分析問題過程中積極地開發和使用各種前沿的計量方法，而忽略了模型需要滿足的一些外部條件，例如模型設定的假定、模型對數據的依賴、模型的經濟意義等。本部分將主要歸納幾個在計量經濟學學習過程中常見的現象：
第一，計量軟件的多樣化，弱化了學生對很多基礎計量方法的探究。隨著計量經濟方法在經濟分析中地位的不斷提高，很多學生開始注重在論文寫作過程中使用計量方法，尤其是前沿的方法。同時，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計量方法的相關軟件也越來越豐富，促使其應用變得更加普及。然后正是這種軟件的多樣化和智能化，弱化了很多學生對計量經濟方法理論基礎的探究，如模型估計前一些必要的檢驗等。很多研究生在使用計量方法時，只是簡單地將搜集到的數據輸入到一個類似“黑箱子”的軟件包中，然后就可以直接得到結果。
第二，過分強調計量方法，而忽略了經濟理論。與第一個問題不同的是，還有部分學生也許對計量方法使用得很好，但是他們卻忘記了自己更應該是一名經濟學專業的學生。他們在使用計量經濟學方法分析問題時，缺少必要的經濟理論支撐和分析。眾所周知，目前在國內一些經濟類核心期刊中，超過50%的文章采用計量經濟模型作為主要的分析方法，這種現象使得更多的研究生喜歡在論文寫作中加入計量方法進行實證分析。當很多學生陶醉于學習和應用各種先進的計量方法分析問題時，在另一方面他們卻忽略了也需要閱讀大量經濟學、金融學或財政學等與本專業理論相關的文獻或教科書，進而缺乏對實際經濟現象深入的觀察。因此也許他們可以采用計量方法得到非常合理的結果，但他們根本無法對結果進行深入的理論分析。這一現象并不是個例，而是可以在大部分碩士生的寫作中看到——很多的結果圖表，文字卻很少，看上去更像一個經濟學的實驗報告，而不像一個學術論文。這正是由于很多學生片面追求計量方法的前沿性和復雜性，而忘記了計量經濟學本身是一門經濟學課程。如果計量模型的使用和結果分析離開經濟理論的支撐，則變成一堆枯燥的數學符號和漂亮的圖表，而無法體現計量經濟學在經濟學科中的真正地位。
經濟研究工作論文范文4
林至穎，出生于香港，祖籍廣東中山?，F任利豐發展（中國）有限公司、利豐研究中心副總裁。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非全職顧問、中國商業經濟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廣東商學院流通經濟研究所兼職研究員、暨南大學現代流通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清華大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商業模式研究工作室特聘高級研究員。上海財經大學企業管理博士研究生、香港中文大學MBA、香港理工大學理學（知識管理）碩士、香港大學會計及金融本科學士。2001年獲香港大學全額獎學金留學于美國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rvine）。
二、社會職務
林至穎于2003年加入香港利豐集團，曾在利豐集團旗下的利豐（貿易）有限公司及控股公司利豐（1937）有限公司下若干子公司工作，在環球消費品采購、物流、經銷及零售方面擁有豐富實踐經驗。近年專注于協助利豐在亞洲特別是中國市場的發展并從事與供應鏈管理、商貿流通及中國商業模式有關的研究。加入利豐集團之前，曾任職于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林至穎在中國證監會/深圳交易所第40期上市公司獨立董事資格培訓班畢業，擁有中國證監會認可的上市公司獨立董事資格并為香港董事學會會員。林至穎是國家工信部《中國經濟和信息化》雜志的專欄作者。曾公開在國家級經濟、社科類核心期刊及中國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核心期刊發表多篇論文。
三、主要榮譽
“供應鏈金融在泛珠三角區域的實踐現狀及對區內現代物流業合作發展的戰略思考”獲廣東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行政首長聯席會議秘書處及廣東省現代物流研究院聯合頒發“泛珠三角現代物流業合作發展戰略研究報告憂秀成果”二等獎（2011年）。“生物質能源價值鏈管理（Bioenergy Value Chain Management）”代表中國參加殼牌及美國時代雜志（Times Magazine）聯辦2010全球明日能源研究報告比賽（Energy For Tomorrow）獲得二等獎（2010年）。
四、主要論著
1、《以內外貿一體化為本位構建中國式跨國商貿集團的思考》，《中國經貿導刊》，2011年9月。
2、《中國與歐美流通發展比較及啟示》，《中國流通經濟》，2012年1月。
3、《中國發展供應鏈金融的優勢、經驗和對全球的啟示》，《經濟縱橫》，2012年6月。
4、《國內外銀發市場理論綜述及對中國的啟示》，《現代商業》，2011年3月。
5、《從聲譽風險視角看企業風險管理》，《商場現代化》，2011年5月。
6、《供應鏈全球化與企業組織變革》，《中國經貿》，2011年5月。
7、《可持續發展供應鏈國內外理論研究綜述及案例》，《中國市場》，2011年7月。
8、《基于SCP范式的小商品批發市場分析及其實證研究》，《當代經濟》，2011年8月。
9、《中國與歐美流通業發展比較及對“十二五”中國現代流通體系創新的啟示》，《中國流通2011（國家商務部指導、中國流通三十人論壇（G30）2011年年會會刊）》，2011年12月。
10、《中國私人公務機市場發展概況》，中國社會科學院藍皮書《中國商業發展報告（2011—2012）》，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11、《供應鏈金融在國內的發展概況與戰略思考》，中國社會科學院藍皮書《中國商業發展報告（2011—2012）》，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12、《利豐集團：沒有工廠的生產商》，《中國經營報》訪問，2011年12月26日。
13、《利豐集團：一家百年貿易公司如何打破企業發展“平原化”》，《商學院》雜志訪問，2012年4月。
14、《“盛世危言”達沃斯》，《中國經濟和信息化》雜志“經濟動向”專欄，2012年2月10日。
15、《中美TPP博弈》，《中國經濟和信息化》雜志“經濟動向”專欄，2012年2月25日。
16、《碳排放交易體系不能沒商量》，《中國經濟和信息化》雜志“經濟動向”專欄，2012年3月10日。
17、《新普京時代的中俄經貿關系》，《中國經濟和信息化》雜志“經濟動向”專欄，2012年3月25日。
18、《中美貿易摩擦何以加劇》，《中國經濟和信息化》雜志“經濟動向”專欄，2012年4月10日。
19、《經濟復蘇中的亞洲機會》，《中國經濟和信息化》雜志“經濟動向”專欄，2012年4月25日。
20、《全球價值鏈的開放變革》，《中國經濟和信息化》雜志“經濟動向”專欄，2012年5月10日。
21、《中日韓自貿區簸行》，《中國經濟和信息化》雜志“經濟動向”專欄，2012年5月25日。
22、《倫敦奧運負擔》，《中國經濟和信息化》雜志“經濟動向”專欄，2012年6月25日。
經濟研究工作論文范文5
關鍵詞： 臺灣地區；防災；科技計劃
一、 臺灣推動防災“國家型”科技計劃的背景
臺灣屬亞熱帶地區，臺風頻繁，每年平均約有3.6次侵臺，近年臺灣的臺風災害損失，平均每年約為200億元（臺幣，下同）。同時，臺灣位于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交界之處，屬世界上有感地震最頻發的地區之一。世界銀行2005年曾有報告指出，臺灣地區有73%土地及人口曝露于地震、洪水及旱災等或其它自然災害，在世界上屬于易受自然災害傷害的地區之一[1]。根據臺灣有關方面的統計，從1958年起，臺灣幾乎每一年都有自然災害的傷亡及損失。其中最嚴重的自然災害為1999年發生的“921”大地震，有2，415人死亡；其次為1959年發生的“八七水災”，造成667人死亡；第三為2009年8月的“莫拉克”臺風，共有643人死亡 [2] 。自然災害不僅造成大量的人員傷亡，也給臺灣社會帶來重大經濟損失。例如，1959年8月7號受臺風“艾倫”影響，在臺灣引發了“八七水災”，官方統計損失高達35億元以上，約占當時“國民”所得的11%[3]。1999年的“921”大地震是近100年來臺灣西部發生的最強烈地震，有關方面預計地震造成的損失將高達數百億美元[4]。
面對頻發的自然災害，臺灣“國科會”曾于1982年推動了五年一期、共計三期的大型防災研究計劃，為臺灣相關自然災害的防救工作建立了一定的基礎，也培育及凝聚了防災科技人才。但由于臺灣地區經濟發展與社會的快速變遷，對保護生命財產安全的要求逐漸增高，當局也認識到必須盡快研究制訂出更加具體有效的防災救災對策，并加強將防災科技研究成果落實于防災業務。1996年召開的臺灣第5次“科技會議”，形成了“加強防災科技研究及相關基礎研究，特別是跨領域任務導向的整合研究，以‘國家型’計劃推動”的建議。在1997年臺灣首次設立的四項“國家型”科技計劃中就包括了防災科技計劃。
二、 防災科技計劃的設立和終止
防災科技計劃是臺灣的第一個“國家型”科技計劃。臺灣“國科會”在1997年正式設立防災科技計劃，并將1998年定為計劃的預備年。防災科技計劃作為跨部門、跨領域的整合型計劃，由“國科會”與防救災業務相關行政部門共同研擬、推動與執行防災減災有關的上、中、下游的科研工作，并對研究成果加以整合，落實應用于防救災業務上，以期提升臺灣整體的災害防救科技效能。
該計劃分別于1999～2001年、2002～2006年執行了第一期和第二期，計劃投入的總經費約34.1億元（第一期計劃7.5億元、第二期計劃26.6億元）。參加該計劃執行的臺灣行政部門有“國科會”等十多個行政主管部門及其下屬機構，設立有防災“國家型”科技計劃辦公室管理整個計劃的實施工作，開展的研究項目總數超過1，200個。臺灣“行政院”于2003年在防災“國家型”科技計劃辦公室的基礎上宣布設立“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負責該計劃的運作管理。此后，由于防救災科技研究與落實應用導入常態運作，防災科技計劃在執行兩期后于2007年終止執行。該計劃結束后，由“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負責全臺災害防救研發力量的整合與強化，協助政府擬訂有效的防救災對策，提升社會的整體抗災能力。臺灣有關部門還共同研擬了“強化災害防救科技研發與落實運作方案”和“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這可以從一定程度上看作是防災科技計劃的后續計劃。臺灣防災研究工作推展歷程如下圖所示。
三、各期防災科技計劃的執行情況
防災科技計劃第一期實施的時間為3年，自1999年至2001年止?？偨涃M約10.4億元（含預備年2.9億），由臺灣“內政部”、“交通部”、“經濟部”、“財政部”、“農委會”、“教育部”、“衛生署”、“環保署”、“公共工程委員會”、“國科會”等10個行政部門的13個單位共同推動。主要目的是結合相關部門，有系統地推動上、中、下游科技研發工作，整合研發成果，使其轉化成可落實應用于防災業務的技術。
計劃第一期的工作以對臺灣地區威脅性最高的臺風、暴雨、地震等災害為研究對象，分為防臺（含氣象、防洪、泥石流）、防震、防災體系（含防災體制、防災資訊系統）等3組。工作的主要內容包括：
（1）建立防救災研究與實務所需的自然環境及人文環境數據庫；
（2）研發災害潛勢的評估方法，并據以進行全臺災害潛勢分析；
（3）選擇示范區進行危險度評估及災害情況模擬，以確立災害危險度評估與災害情況模擬的方法，作為今后劃分危險區的依據；
（4）以潛勢分析與情況模擬成果為基礎，建立一套決策支持與展示系統，供相關行政機關與民間機構應用；
（5）研擬示范區的防救災計劃，為相關單位提供執行防救災業務的依據，并對防救災業務單位依計劃的實際操作結果進行驗證，以確立作業模式；
（6）針對現行的防救災體系及其運作、防救災相關法規等進行評估、檢討，并參考前述危險度評估、情況模擬等結果，提出現階段的改善建議，作為今后繼續改進防救災工作的指引。
第二期防災科技計劃為期5年，于2002～2006年期間執行。第二期計劃延續并強化第一期計劃的工作內容，一方面持續推動防災科技的研發，另一方面促進研發成果與防救災實務的結合，以加速臺灣災害防救水平的提升。第二期總經費約為26.6億元，由臺灣“國科會”、“災害防救委員會”、“農委會”、“公共工程委員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衛生署”、“環保署”、“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教育部”等12個行政部門的18個單位共同推動，涉及的行政主管部門較計劃第一期有所調整。此外，第二期計劃還將“921”大地震的后續相關研究工作納入，補充當時災害防救的缺失并希望能有助于災后重建工作的推動。
第二期計劃規劃的研究內容基本上保持了第一期計劃的規劃思路，即分為防臺（含氣象、防洪及坡地等3個研究群）、防震（含地震及地震工程等2個研究群）及體系（含防救災體制、社會經濟及防救災信息等3個研究群）等3組8個研究群。第二期計劃的課題架構將包括7項課題主軸，其重點放在以下三個方面：
（1）應用落實課題。第二期計劃通過檢討第一期計劃及其成果，就其中完成度較高且可運用的研發成果，研擬轉移、應用到各縣市政府防救災實務的課題，并進一步研議相關配合作業使地方政府能主動參與和投入適當人力與資源，以建立防災科技研發成果往下扎根的移轉模式，落實第一期計劃的研發成果。
（2）加強擴充課題。第二期計劃以第一期研究成果為基礎，規劃了待強化或擴充的研發課題，在既有的研發成果上再力求精進，以增加其成效。其次，由第一期計劃的推動及“921”大地震的經驗發現和社會經濟相關課題的研究，在災害防救計劃的研擬與相關工作的推動十分重要，故第二期計劃將擴充此領域的研究范圍。
（3）“921”震災課題。就“921”大地震以及災后重建工作所面臨的諸多課題進行檢討，選擇其中有助于強化臺灣地區災害防救水平及災后重建順利進行的課題，擬訂相關計劃進行研究，此類研究將著重其時效性與優先級。
在1999～2006年期間，防災科技計劃的年度經費及研究人力投入詳見表1：
表1 1999～2006年臺灣防災科技計劃年度經費及研究人力投入統計表
年度 經費（億元） 人力（人年）
1999年 2.129 534
2000年 3.049 550
2001年 2.330 558
2002年 4.952 1528
2003年 5.355 1632
2004年 5.558 1839
2005年 5.189 1530
2006年 5.498 1625
數據來源：臺灣《科學技術年鑒》
四、防災科技計劃成果簡介
通過兩期防災科技計劃的執行，已獲得若干具體研發成果，并落實應用于相關防救災工作，主要體現在：開展災害趨勢與危害度分析、建立防災救災資料庫與決策支持系統、重大災害勘察與評估、強化災害防救體系、強化災害應變作業效能、協助地方政府強化災害防救作業能力、推動社區防災工作、加強和推動防災教育等方面。防災科技計劃第一期獲得的成果主要包括：
（1）防臺方面
完成無人飛機臺風觀測遠距離遙控模式操作測試，有助于提升臺風觀測與降雨預報的正確性，以及擬定臺風侵臺前緊急應變的措施。完成臺南縣市、嘉義縣市、高雄縣市、臺北縣市、新竹縣市、云林縣、桃園縣、基隆市、臺中縣市、南投縣、苗栗縣、彰化縣、宜蘭縣及屏東縣等地區的鹽水潛勢模擬分析，并依《災害潛勢資料公開作業要點》進行審議。完成神木地區出水溪流域泥石流災害及治理評估報告，建立全臺崩塌地資料庫及地理資訊系統架構，泥石流危險溪流潛勢分級、陳有蘭溪（泥石流示范區）自然環境資料庫及情況模擬方法等。
（2）防震方面
有效掌握臺灣地理特性的資料，包括活斷層位置分布圖、場址土壤分類圖、地下水位及山崩潛態圖。建置完成地震災害損失評估系統（HAZ-Taiwan），配合進行地震災害的損失評估與情況模擬。
（3）防災方面
完成救災基本資料庫的建立，有效整合防救災資料庫、模式庫與災情資訊。詳細記錄“921”大地震協助國外緊急搜救隊至災區進行搶救工作的作業方式，利用HAZ-Taiwan系統進行地震震度范圍的模擬分析，并建立“921”大地震災情資料庫。為使研發成果落實應用，2000年5月臺北市政府與“國科會”簽訂合作協議，將淹水潛勢資料、泥石流危險溪流與坡地災害防治、地震災害損失評估及決策支持系統與災害管理決策志愿系統等成果與技術轉移至臺北市政府相關業務單位，并協助臺北市政府規劃建立地區防災計劃與防救災組織。
第二期防災科技計劃共有9個研究群，包括氣象、防洪、坡地、地震、地震工程、人為災害、社會經濟、防救災體制與防救災信息等，其中人為災害研究群成立較晚（2003年8月成立），其余8個研究群在第二期計劃中執行項目工作的重要成果具體如下：
（1）氣象研究群
進行臺風降雨氣候統計模型的建立、更新、驗證與改進工作；協助推動Aerosonde臺風觀測任務，并于2005年10月成功穿越龍王臺風抵達臺風眼，創臺風研究的世界記錄。
（2）防洪研究群
完成臺灣地區22縣市淹水潛勢資料，并進一步針對水災近況演練需要，重新檢討與制作高精度的淹水潛勢數據，以支持水災情況演練以及相關工作推動并落實應用于災害防救相關單位。
（3）坡地研究群
初步探討示范區崩塌降雨特性分析并且將潛勢資料初步落實于坡地災害小區避難規劃。
（4）地震研究群
以“921”大地震系列強震資料來研究臺灣中部場址土壤非線性反應；以氣象局強地動觀測網所搜集的強震資料來研究高屏地區場址效應，此項研究成果可提供快速發展中的高雄都會區未來建設時的基礎防震參考。
（5）地震工程研究群
臺北示范區工址特性的研究，根據地表運動資料及仿真地震數據建立臺北盆地顯著周期分布圖和臺北盆地的工址設計反應譜；臺北示范區維生管網系統的危害度分析與評估，進行臺北市示范區機率地震的模擬分析并初步建立臺北市示范區土壤液化潛能評估方法和臺北市示范區地下自來水管、道路之網絡系統SSP（series system in parallel） 。
（6）防救災體制研究群
協助完成災害防救基本計劃的制訂并推動小區防救災活動。
（7）社會經濟研究群
推動自然災害保險機制的運作與研究，并規劃臺灣天災風險社會、經濟與心理基本調查內容與主題。
（8）防救災信息研究群
規劃災害管理決策支持系統及系統架構并建立災害管理決策支持系統數據庫。
除此之外，第二期計劃還在防災科技研發推動機制方面、重大災害勘查與檢討評估方面、建立防救災數據庫與決策支持系統方面、學術研究方面、提升災害防救作業效能方面以及協助“地方政府”強化災害防救能力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果。
五、簡評
防災科技計劃開始實施以后就一直強調防災科技成果的研發并將成果轉化為實際防災運用技術，以期望能降低自然災害帶來的社會損失。有評估指出，雖然該計劃執行兩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尚不足以應付臺灣未來多變化的艱巨挑戰。
從計劃的投入情況看，經費投入在第二期有飛速的增長，從第一期的7.5億元躍升到26.6億元，相應的人力資源投入在第二期也呈現出了極大的增長趨勢。這主要是因為研發成果轉化為實際防災運用技術階段需要大量的人力去推廣促進，這其中也包括計劃第一期執行期間臺灣發生“921”大地震，有關抗震救災的研究需要和課題大量增加，從而刺激了計劃第二期的投入增長。從產出來看，第一期主要是防災相關的一些科學基礎研究工作，比如建立防救災研究與實務所需的數據庫、研發災害評估方法、建立決策支持系統等；第二期在沿襲第一期研究的基礎上主要是推動研發成果落實應用于災害防救相關單位。該計劃在學術研究上也有一定的產出，例如該計劃的有關研究工作在2006年一年就發表學術論文338篇，召開國際防災學術研討會16次（其他年份的數據未公布）。
至于防災科技計劃為何在執行了兩期以后宣布結束，“官方“給出的理由是“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立后，防災減災相關的科學研究工作轉入了日常運作，不再需要以“國家型”科技計劃方式予以推動和投入資源。其實，這與防災科技計劃設立后的執行過程和效果與當局最初設立“國家型”科技計劃的宗旨有一定程度的偏差不無關系。從“國科會”1996年擬定的《“國家型”科技計劃推動要點》就可看出，設立“國家型”科技計劃必須有長期而明確的目標、能開發出創新技術，具有國際性、前瞻性，能夠整合產業的上中下游以及官產學研資源，促進產業投資等[5]。顯然，防災科技計劃的性質和特點并未與上述要求充分契合，而且其研究成果能發揮促進產業投資的功效甚微，該計劃的終止就順理成章了，這從 “國家型”科技計劃后期推出的多個計劃均為與臺灣產業發展密切相關的領域也可以看出倪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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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張修武，謝明昌.臺灣的災變天氣[A].中國氣象局.2011年海峽兩岸氣象科學技術研討會論文集[C].中國氣象局：2011：3.
[3]戴寶村.臺灣歷史上的八七水災[N].Taiwan News，20010806（臺灣之窗專欄）
經濟研究工作論文范文6
清晨6點半，普通的一天。第一列由上海開往南京的和諧號動車組呼嘯而過，劃過初蘇醒的長三角。南京大學環境學院畢軍教授靜靜地坐在車廂里。打開電腦，屏幕上顯示出了當天的工作日程，這一天日程表上出現幾個不同的城市，他已經習慣這樣的生活。長途旅行不僅成為他休息的時間，也成為他工作與思考的時間。
飛馳的動車組，窗外一塊塊規劃齊整、高標準基礎設施的工業用地，正是遍布蘇南大地、連綿成片的工業園。時光回轉到六年前。那時候，長三角憑借縣域經濟的十年高速發展超過珠三角成為區域發展的領頭羊。與此同時，日益嚴峻的資源環境壓力已經成為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制約因素。面對著國家提出的“科學發展觀”的新戰略，下一步應該如何走，應該選擇什么樣的發展道路，如何促進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成為擺在江蘇等地方政府面前的新問題。
以學術參與實踐之志
這一年是2002年。畢軍作了人生中的一個重要決定，他決定從美國回國發展?！拔蚁矚g挑戰性的工作，為更好地發展自己的事業，也為自己國家的環保事業做點事情。”他后來解釋說。高速發展、充滿機遇與挑戰的中國，的確需要人才，需要大量有識之士參與建設。投身到中國的發展事業中去，同時開創自己的事業，成為很多留學歸國人員的夢想。畢軍選擇回到自己的母校，位于長三角的南京大學。他希望成為一名好教授，做好學問，培養學生。但是，作為一名環境管理與政策的研究者，他不愿意僅僅埋首于高校象牙塔，決心以學識參與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實踐。
作為一名歸國學者，他堅信一個人的成功不是來自于學校及外部環境提供的所謂優越條件，而是在于自己的理念和付出能否得到社會的認可。帶領著一個博士生、兩個碩士生、一個本科生組成的四人課題組，畢軍開始了他實現夢想的征程。十分幸運的是，在中國循環經濟剛剛起步的時候，他應用自己在國外掌握的研究動態及經驗，回國僅僅2個月，就和清華大學的教授合作投標獲得江蘇省循環經濟規劃項目。以此為起點，在循環經濟和產業生態學領域，畢軍迅速成為我國這一領域的主要學者。他領銜編制的蘇州工業園循環經濟及生態工業園規劃得到了包括6位院士組成的專家組的一致好評，蘇州工業園也成為中國第一批國家生態工業園區建設示范園區。從2003年起，他的課題組先后完成了近10個生態工業園、生態市、循環經濟的規劃，有力地參與并支持了科學發展觀在各地的具體實踐。更為重要的是，2006年，作為一名理工科院系的教授，畢軍獲得了全國為數不多的、文科最高級別研究課題社科重大招標項目，在這一具有戰略性意義的課題中，他和他的同事們將進一步探索我國循環經濟發展的創新之路。
以學術參與實踐是畢軍的夢想。然而，夢想與現實有多遠？課題組的“元老”們回憶起當年剛剛創業的情形。五個成員，擠在南京大學科學樓8樓朝北的一個小小辦公室里。冬天天冷，窗戶卻關不嚴，沒有空調，唯一用作取暖的物品是一個小油町。但是回憶起來那時候卻非常幸福，因為大家能忘記一切外界的紛擾，共同討論每個項目的細節。知識和技能、對實踐的認識，都在迅速地積累與提高。每憶及此，大家都會有所感念。
不坐辦公室的大學教授
過去六年，面對各種各樣的變化，畢軍一直緊緊圍繞自己的三個研究方向開展研究和社會實踐，在這三個領域成為全國乃至國際上知名的學者。除了循環經濟研究，環境風險分析與管理一直是他鐘愛的領域，早在十五年前就開始了環境風險的研究。遺憾的是，該領域的研究在中國長期不被重視。2005年11月松花江污染事件發生后，幾乎所有的風險預防和應急措施都無濟于事，他感到無比的遺憾和焦慮，因為他十多年前在博士論文里提出的思想即使只有三分之一得到應用，整個事件也會減少很多的損失。因此，當科技部及時啟動863重大項目研發重大環境污染事件應急技術的時候，他全身心投入到項目設計中。如今，南京大學是該重大項目總體專家組辦公室的所在地，作為專家組副組長和辦公室主任，畢軍的夢想是，三年后在全國各地專家的共同努力下，如果再有類似松花江事件出現，我們的政府和專家不再束手無策。
除了“循環經濟”和“環境風險”這兩個相對較新的領域，畢軍教授長期以來一直從事環境政策的研究和實踐，特別是在資源有償使用、排污交易等領域進行了探索性的研究工作。由他負責設計的研究方案成為我國國家批準的第一個水污染物排污交易試點項目。2008年11月，在畢軍的領銜組織下，“排污交易國際研討會”在南京大學舉辦，成為我國迄今為止該領域最大的一次學術交流。
制度的創新非常重要，但是制度要獲得有效率的創新并非易事。單純將國外的環境政策移植到中國并非最佳選擇。畢軍充分利用他在國外工作取得的經驗，在引進國外先進理念時，特別注重基層實踐經驗的積累。以長三角為研究基地，回國6年來，他深入到蘇南等地區進行考察調研，從環境保護最基層的鄉鎮環保辦到縣區市環保局，再到各類工業園區、經濟開發區及高新區，與第一線環保工作人員、不同類型的污染主體及公眾進行廣泛的交流，獲取第一手的研究素材，這些實實在在的調研為畢軍參與具有操作性的宏觀政策設計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與那些長期坐在高校的辦公室里，做各種精細的理論研究與政策設計的教授們不同，畢軍長期積累的大量基層調研經驗，使他具有高度的政策敏感性，能準確判斷新舉措或新型環境政策是否能夠取得良好的效果。理論來自實踐，并在實踐中得到檢驗，這正是他以學識參與實踐的準則。
作為一名環境管理與政策研究人員，他時刻不忘記為社會經濟發展提供具有建設性的咨詢意見。他利用江蘇省委決策咨詢專家以及南京市社會經濟發展咨詢委員會委員的身份，為省市兩級政府獻計獻策。同時，他也以一名致公黨員和政協委員的身份，利用自己掌握的專業知識，撰寫各種調研報告和政協提案，“關于實現兩個率先進程中面臨的環境風險和潛在對策的建議”被評為2006年度致公黨江蘇省優秀調研報告。他還參與“第四屆世界城市論壇南京宣言”的起草，圍繞科學發展觀、循環經濟、生態現代化、環境良治、環境風險管理等主題為各級各類人士開設講座50余次。
隨時工作
是種快樂
畢軍每一天的日程總是安排得滿滿當當，上午10點，他來到了江蘇省環保廳的6樓會議室，參加由廳長主持的長三角兩省一市環境合作平臺協議的修改協調會。在進行了兩年多大量調研工作后，他擬定了可供兩省一市領導簽署的區域環境合作協議的草稿。在這些項目的研究過程中，畢軍深深地認識到不同利益相關者緊密合作的必要性。由于環境問題的產生與解決涉及到復雜的經濟、社會、政治、技術因素，因此，他一直盡最大的努力整合不同學科、不同區域以及學校與政府之間的合作資源。
下午1點，畢軍一邊吃飯一邊與課題組的兩名博士討論論文的修改。每到這時，是他最高興的時候，時間似乎過得特別快。討論中，他從不刻意以老師身份自居，他喜歡學生與他爭論，爭論出真知。學生也喜歡在與他的爭論中找到新的問題或解決問題的方法。
在畢軍的身后，有一個高速運轉的課題組，成員來自化學、生物、數學、計算機、經濟學等不同背景學科。他們的共同努力，支撐著各種創新的學術觀點轉化為科研成果，項目設想變為現實。而他本人，更在與年輕學者相互的思想碰撞中擦出源源不斷的學術火花。為了發展好自己的課題組，他將在世界銀行和哈佛大學工作時獲得的項目管理經驗充分運用到課題組管理上。他本人的工作態度與風格也對課題組工作人員產生巨大影響。六年來，年輕的課題組形成了寬松而嚴格，活潑而嚴謹的風格，逐步形成的學術梯隊更為其長期發展打下了基礎。然而，其中的繁重與艱辛不言而喻。
“我們的導師不睡覺”，這是畢軍課題組流傳的一句話。某一天，當大家湊巧將導師發給自已郵件的時間比對了一下，發現他又一次工作了一夜。論文、工作報告、項目申請……從晚上11點開始，他使用郵件與不同的老師、同學溝通了10次，時間持續到清晨3點。
下午4點，畢軍在自己的辦公室與美國來的Dan Guttman教授交換關于加里福利亞州政府與江蘇省政府及學術界開展“氣候變化與節能減排”論壇的意見。從美國回來以后，畢軍一直非常重視國際合作。每年他利用去美國出差甚至探親的機會，與美國高校的學者、政府部門、咨詢部門展開溝通。幾年來，他的課題組通過研究項目、論壇等合作方式，分別與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UNDP（聯合國開發計劃）等多個國際組織開展了全方位的合作。他還通過合作培訓、讓研究組成員出國進修訪問與接納國外訪問學者等多種方法促進課題組國際化視野的形成。
下午6點，畢軍匆匆趕往機場，動身去北京。由于主持多項國家級項目，他常常往返于南京與北京之間，北京幾乎成為他的第二故鄉。這一次，他并非為自己的項目赴京，而是為了參加在北京召開的抗震救災中環境保護問題的有關會議。作為“減災委――科技部”抗震重建環境專家組成員，他認為自己有義務積極參與，能夠在國家需要的時候盡一份力，他覺得義不容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