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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自由貿易的例子范文1
[關鍵詞]WTO法律框架 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 與貿易有關的投資規則
WTO法律框架中的《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以下簡稱《協定》),英文為《The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Investment Measures》(以下簡稱《TRIMS》) ,是迄今為止國際社會在國際投資領域所達成的惟一一個全球性、實體性的多邊協定,也是烏拉圭回合談判就服務貿易、國際投資和知識產權三個新議題所達成的協定中最簡短的一個。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是指“為了促使外國投資者達到某種業績標準而采取的政策”(以下簡稱TRIMs措施)。筆者就WTO法律框架中與貿易有關的投資規則談點淺見。
一、《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的由來
國際貿易是商品在各國之問的流動。伴隨著商品的國際間流動,必然帶來生產要素的流動,從而產生一些國家對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國際投資。并且,國際貿易的發展和規模的不斷擴大,也會相應使國際投資的規模擴大。二次大戰后,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以跨國公司為主體的國際直接投資活動日益活躍,直接投資流量和存量都在擴大,對各國經濟與國際貿易產生了重要影響。因此,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對來自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采取各種管理措施。這些措施直接影響著一個國家獲取國際投資的規模和結構,以及國際投資者的利益。同時,這些措施不適當的運用也會在某些情況下改變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正常流向,從而對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產生扭曲和限制作用。因此,為促進國際投資的健康發展,加強投資活動的國際協調與合作,1986年6月在美國等發達國家提議下,國際投資問題被納入烏拉圭回合談判,并最終達成《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
《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僅適用于與貨物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而與服務貿易和知識產權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則不屬于適用的范圍。所謂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是指東道國對外國投資者在投資方面所采取的各種政策措施,包括鼓勵和限制兩個方面的內容。
《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在不違背GATT有關原則的前提下,達到以下目標:(1)為資金的跨國流動提供便利,以促進國際貿易的進一步發展與自由化。(2)確保自由競爭,以加速所有貿易方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3)照顧發展中成員方,尤其是那些最不發達成員方在貿易、開發和財政方面的特定要求。
二、禁止使用的投資限制措施與一般例外
凡不符合GATT的國民待遇原則或禁止數量限制原則的投資措施,各成員方國應禁止使用。
1.不符合GATT國民待遇原則的投資措施。主要包括當地含量要求、制造界限和貿易平衡要求。其具體規定:(1)要求外商投資企業購買或使用國內產品或由國內供應的產品,不論其具體要求是規定特定產品、產品的特定數量或價值,還是規定該企業生產的一定比例的產品數量或價值。(2)限制外商投資企業購買或使用進口產品的數量,并把這一數量與該企業出口當地產品的數量或價值相聯系。
2. 不符合GATT禁止數量限制原則的投資措施。包括產品指令要求、外匯管制要求、制造界限要求、當地成分要求、貿易平衡要求和國內銷售要求等。其具體規定:(1)限制外商投資企業進口其生產所使用的或與其生產有關的產品或將進口量限于企業出口其產品的數量或價值。(2)通過對外商投資企業使用外匯的控制,限制企業進口其生產所使用的或與其生產有關的產品,即將企業使用外匯的額度限定在其出口凈得的外匯之內。(3)限制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其產品或為出口銷售其產品,不論具體規定產品、規定產品的特定數量或價值,還是規定其生產的一定比例的數量或價值。
《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規定,1994年GATT的所有例外規定均適用于本協定的規定,即因安全保障、國際收支困難等原因而采取的進口限制,可以作為該協定的一般例外?！杜c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生效后的5年內,貨物貿易理事會對協定的實施情況進行檢查評審,并視具體情況提出修改建議,同時考慮該協定是否需要補充有關投資政策和競爭政策方面的規定。
協定還規定,發展中國家成員方可以在某些方面享受特殊的優惠。具體表現在,發展中國家成員方可按照GArrr有關規定為建立特定工業而提供必要的關稅保護、為國際收支目的而實施數量限制的規定,根據烏拉圭回合通過的國際收支協議中的國際收支目的而實施數量限制的規定,以及根據為國際收支目的而采取的貿易措施的1979年宣言,暫時保留違反國民待遇原則和數量限制原則的投資措施。另外發展中國家成員方,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成員方在規定時期內廢除有關的投資措施存在特殊困難者,經過貨物貿易理事會的評審,可以延長過渡期限。
三、過度期投資措施安排
在WTO協定生效后的90天內,各成員方應將其正在實施的與《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不相符的所有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通知WTO貨物貿易委員會。從WTO協定生效之日起計算,各成員方取消與《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不相符的投資措施的過度期限為:
1.發達國家成員方2年。
2.發展中國家成員方5年。若有些國家確有困難,經證實后可延長過度期。
3.最不發達國家成員方7年。
國際自由貿易的例子范文2
在第一個問題當中，我們有兩個小問題，第一個是國際產業連動，第二個內容是國別產業機構的變遷。我們說，在過去十五年間，世界的經濟在國際經濟方面可以想象說把全世界，不是為了國內生產，而是為了貿易而生產的經濟，你把它從一個地圖里面挑出來，這塊經濟就構成了國際貿易經濟。那么國際貿易經濟在產業方面出現了一些連動方面的特點和趨勢。第二個是國別產業結構出現了變遷。所以我們看第一個大問題中的第一點，國際產業的連動情況。
在產業連動方面我想用兩張圖表，兩個地圖讓大家來看一下我個人的思想和我所想要傳達的觀點。這塊地圖大家可能看了很多次，不過也許很多人不太熟悉，這塊地圖把亞洲、中國擺在世界的中心，而使我們采取了西方地圖學家的觀念。我們在中國在東邊，歐洲在西邊，美洲在更西邊。
我們現在看，在北緯大概50度線左右，和赤道這一區間里邊，或者說我們在這同一緯度區間當中，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全世界有三個貿易區或者叫自由貿易區將要形成，第一個是歐洲自由貿易區，第二個是美洲自由貿易區，納斯達克北美自由貿易區，第三個是東盟10＋1，就是中國加東盟的自由貿易區，或者是10＋3，中國加日本、加韓國的自由貿易區。
那么這里面大體是什么樣的規模和貿易格局呢？我們看這張地圖，這張地圖是美加墨組成的自由貿易區，那么99年按照的是公共活動，用5％和10％的產品，我們就假定全部交換，無法說15％的產品所形成的價格權重是中國其余95％經濟波動價格的一個代表，同樣也不能說美國10％的產品是他有5％產品的誤差在里面，所以用匯率來衡量國際自由貿易區的交易量誤差很大。在1999年的時候北美自由貿易區國內生產總值大概是10萬億美元，人口有3.67億人。我們看在歐洲自由貿易區上，我把它不叫歐盟，叫西歐自由貿易區，它的人口大概是3.32億，它的國民生產總值在當年按購買力評價來算，大概是9萬億美元，那么我把東盟加中國，10＋1自由貿易區，我把日本排除在外，排除它以后，亞洲經濟合作速度加快。所以，這一塊大概國民生產總值是6萬5000億美元左右，人口是18.7億左右。我們說在過去10－15年當中，世界經濟的貿易連動大體上形成了三個自由貿易區已，經或者是正在形成三個自由貿易區。
這三個自由貿易區的經濟規模不斷的擴大，按照世界貿易的增長速度來看，貿易每年的遞增速度大概是5％左右，那么如果是貿易增長6％的話，主要是這三個地方，因為全世界的生產總額是30萬億，那么這三個自由貿易區大體上達到了20萬億以上。那么這是第一點，國際貿易連動，貿易的增加，貿易連動的加速，就為物流業的發展和升級換代提出了更本質的要求。
第二點國別，二十一世紀產業變遷在國際之間出現了連動情況構成了三個自由貿易區，在三個自由貿易區國別內部產業結構有什么變遷呢？我們說了，產業結構的變遷有兩個特點，第一個制造業出現了向服務業邁進的趨勢，服務業出現了向制造業邁進的趨勢，怎么來理解這兩個點呢？我們可以說用我們國家的服裝業我舉一個例子，比如說一件名牌襯衣POLO，我們國家生產這三種男用品牌，實現40％的市場份額，我們出口一件襯衣大概是7－8個美元，50塊錢人民幣左右。那么拿到美國的市場去賣大概是70－120美元。為什么？你生產了這件襯衣100％的物質形態，可是在價值實現上的市場份額你不到9％呢？為什么你占據了世界市場40％的份額，而在價值份額實現上你才不到10％。原則在于有車間無市場的命運是悲哀的，為什么呢？就在于世界貿易國別內部的變遷出現了制造業向服務業邁進的趨勢，在襯衣業里面，我們說車間生產出來的襯衣物流作用是什么呢？是物流調動，向前再延伸我們叫它供應鏈系統，供應鏈系統向前再走一步的時候我們叫做整合信息技術，我們看，從原本意義上大車間經濟、大工業經濟這個產業的鏈條上，向外延伸一步，再延伸一步，再延伸一步，一步一步的向服務業邁進，那么現在車間成為出來的襯衣以后，到物流、整合系統、供應鏈的延伸，占據了整個產業90％以上的產值，如果你單單停在傳統的制造業里面，你會發現你自身實現不到10％的價值。
東莞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我東莞二環路上只要塞車一會兒，全世界的電器都要漲價。我說你怎么這么厲害？后來發現全世界的外設設備、顯示設備、還有電腦顯示器都是在上海生產，那么可以說他是掌握了技術，東莞現在把自己完成變成了一個大車間經濟時代的制造業，把自己變成了一個藍領智慧，這不是我們中國人所要奔向的現代化的藍圖、現代化的理念。所以我們說第一點，世界經濟過去十五年當中，在國別經濟的變化，是從制造業向服務業邁進。第二個是服務業在向制造業邁進。這句話更難理解，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比如說我們國家的泛服務業里面，我們不說飯店、餐館、飛機、旅游，我不說這些傳統服務業，我們說泛服務業舉一個例子，比如說銀行，我們國家的銀行大家到那兒交易收取一點服務費，我們國家的證券商在大宗交易的時候取得一點服務費，期貨交易的時候取萬分之二手續費，那么我們只收取這些費用?？墒?，在過去十五年當中，隨著股指期貨產品，隨著期貨產品的延伸，期權產品，期權產品是綜合和非金融產品，有各種各樣的延伸，那么出現了各種各樣的非金融產品，那么你們都知道的非金融產品就是貨幣?，F今世界上通用的貨幣，在國際貿易這一塊是美元，那么美國在99年由于他的貨幣擴張政策新增了2340億美元。根據市場銀行斷定，美國當年自己新幣換舊幣，自己內部擴張對新增貨幣的需求，再家上外部擴張需需要的新增貨幣只需要700億美元就夠了，那么另外1800億美元怎么辦？那么他的1800億美元是當年臺灣地區國民制造總額的一半，是美國三大品牌企業的利潤總合還要多，那么一個金融產品你可以想象，那么各種各樣的期貨合約，他能收取多種的服務費用，那么這是傳統的意義上的分業，農業、制造業和服務業，或者說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分野表現得不清楚，一清二白的界限模糊起來了。
我們看我們國家的金融政策不許中國的金融行業出現貨幣系統，那么不參與這里面丟掉整個泛金融產業里面90％的參與金額，那么這不是參與不參與的問題，額是快和慢的問題，是效益的問題。那么所以我講第二點，二十一世紀的產業變遷在國別內部出現了新一輪的變遷，用原來九十年代成熟起來的發展經濟的觀點，來看待今天的產業問題已經過時和落后。
第二點，我們講中國物流業的濫觴。在這樣一個產業結構大變的情況下，中國的物流業向何處走呢？我用幾個和物流相關的行業我做一點例子，為了爭取時間，我可能會少講幾個例子，第一個我講一下農業系統。
我們現在都認為三農是我們國家的重要問題，也是一個具有國策性質的問題，戰略問題，我們認為農業產量提高了，豐收了，但是農民并沒有得到實惠，收入沒有提高。為什么農業會是這樣呢？我們看在農業物流這一點我們具有什么問題？農業的物流是和農業期貨市場相關的，全世界農業期貨里面大約是70－80種產品，我們國家交給的只有不幾中產品，一個是大豆，第二個是小麥，第三個是豆波，那么這些豆波可不是中國的大都，是做豆腐用的，我們另外進口1500萬大豆是從美國和南美進口的，進來的時候我們要用輪船，這是我們物流調動的一個重要的產業運載工具之一，主要運用的是外國的船，拿到我們國家來榨完波以后，再拿到期貨市場交易。換句話說，我們農村生產了1500萬打斗，可是我們的農民只是在自己的車間里生產，擺在我們的中國人餐桌上以后，產業鏈就沒有再延伸了。難怪中國的農民不富，如果按照我們現代物流整合系統來操作這種情況，農民的生產價值就會增加10萬，就不是1500萬美元，可能就是15億美元，那么就是今年國民生產總值的1.5倍，那么你想農民富不富？所以，物流業的同行你們記住，物流業的發展對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或者是在農業問題里面，單是這一個我們覺得不起眼的這一點里面，那對中國的貢獻再怎么看起來都不會過高的一種貢獻。
說到農業舉幾個例子，看看我們的農業是什么情況。我們農民的玉米是1.33億噸，世界產量第二，棉花接近500萬噸，世界產量第一，小麥第一，肉類第一、水果第一，這幾個產品我們都占據了超過世界市場的13％以上，最高我們占到世界市場的28％以上的世界市場份額。大家都知道，一個產品在市場上占據13％以上的份額，這個產品就具有了壟斷定價的能力，或者說這個市場就會變成國際交易中心，可是我們在這些農業產品里面我們沒有一個是我們自己定價的，有車間沒市場，我剛才說過了，命運是悲哀的，為什么呢？你沒有定價中心，你的損失90％，現代產業意義上利益都丟掉了。這是農業。
我們再看制造業，制造業我不展開，同樣用一個表來說，電力我們是世界第二位，煤炭、石油、鋼鐵、水泥，這兒有好多，銅，這些基礎原材料工業和建立在原材料工業上的我們說的經典意義上的制造業，我們都是世界銷售業上的大國，我們沒有一件產品是國際上定價的。那么比如說我們每年消費1億7000萬的石油，石油的定價是新加坡定價的。所以，沒有國際定價中心，不是世界貿易中心，你就是一個車間經濟，你是一個車間經濟，人家就告訴你該做什么你就做什么，當藍領的時候當藍領的階層，拿藍領的薪水，別變成一個白領社會，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
我們再看服務業，王府井百貨我們正在做他的調查，全國有30個和王府井百貨大樓同等規模的商場，北京有9壓相當規模的百貨商店，他自己內部鏈條的管理基本上都沒有，可是我到了杭州去以后，杭州最大的一個貿易商場家樂福馬上就要進入這幾個地區，家樂福很快加上北京、上海全國各地以后，家樂福很快在零售業里面，和消費者見面產業鏈里面形成自己的管理鏈條，所以我說服務業的物流也是中國要像手機一樣奪回自己的市場，要像冰箱、彩電、微波爐等一樣，中國企業奪回自己市場的一個重要的攻堅領域，所以服務業應該趕上去。
軍事工業，物流采購我看這里面沒有我們的軍隊在這兒，物流采購和軍事工業是密切相關的。比如說，如果在物流采購的基礎上，上升在供應鏈信息基礎上和整合信息技術上的話，為什么美國的軍事力量這么強大呢？關鍵在于他從物流調動向供應鏈系統、向整合信息技術進發，所以剛才我看到咱們戴會長說了，物流采購他感到很高興，采購業這個行業非常重要，但是，我覺得物流和采購行業聯合會應該把供應鏈系統和整合信息技術加入到我們的聯合會里面變成里面的重要內容。
所以，第二點看到了中國四個行業來說，中國的物流行業剛剛開始，我們說現在我們變成了世界的工廠，在美國網站上看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去年是6萬億，相當于美國的60％，相當于日本的1.75倍，而不是美國的十分之二，不是日本的四分之一，這是我的觀點，這是世界銀行很多專家和我是一樣的觀點。我說中國是世界的工廠，美國只生產自己消費品和耐用消費品除住宅之外的四分之一都不到。所以，中國理應成為根據你的經濟分量、根據你在制造業里面的市場份額，你應該成為世界物流行業和物流行業延伸一些的深層行業的一個重要基地，中國應該成為世界的物流中心，我在不遠的將來，我們應該看見中國成為世界各種主要軍民用工的行業的交易中心和金融中心，這樣中國才能走到國際的前列上去。
第三個大問題，走向世界的選擇。在過去，或者在現在，從八十年代到現在，這二十多年當中，我們國家在自己發展自己經濟的一個戰略指導思想上，走向了自己成熟的發展時期。中國要發展，第一個一定要消除我們的二元結構，為什么？因為在農業里面土地短缺、資本短缺，勞動過剩，如果你把勞動服務生產為零為負，那么勞動在農業里面富余資本和農業資本的勞動兩個相結合以后，就會新生出來一個部門，這就是我們看到的鄉鎮企業，如果說非國有企業占國民經濟總產值的75％左右。那么新生的產業總有一天一個完全工業化社會就來臨了，這就是中國，這個觀念不行了。我們國家現在的所有政策基本上還是在這個指導之下，鼓勵民工進程，鼓勵鄉鎮企業，鼓勵小城鎮，然后解決三農問題，主要是要消滅農民，愛富裕農民就是要消滅農民，讓大家有依靠。
但是發展經濟學就跟我剛才說的，過去十五年來世界經濟結構變動新的趨勢和特征來看，這個觀點落后，為什么呢？當你把農民變成全部東莞地區工人的時候，中國的產值仍然不能在世界上占據一個比較大的份額。二十一世紀中國的選擇是什么樣子呢？二十一世紀中國的選擇是以物流行業結合傳統的三個產業為主導，向物流調動，向供應鏈系統、向整合信息技術進步，或者說向數字化、信息化、時速化進行邁進。
我這里舉兩個例子，你可以看到數字化工業給中國帶來什么意義，我們看汽車工業，今天街上跑的汽車幾乎都是洋品牌的汽車，我只看到國產的紅旗和吉利，還有其它幾個小品牌，大量都是國產別克、國產大眾，國產什么東西，其實我們今天的汽車一年前的價格，比國際上貴一倍，但是還是賠錢，那么兩個原因，一個是你不占據主要市場，第二個你不占定價中心的地位，人家把核心技術拿去，人家把市場拿走了，所以你的生產成本非常高。如果我們說在汽車行業里面，我們要突破一點，我們也能變成產品的定價中心，汽車的產值不是今天這樣?？墒呛芸上?，我們國家扶植了二十多年的汽車業，今天沒有做出自己成功的品牌來，這是中華民族的一種羞辱。
國際自由貿易的例子范文3
20世紀90年代伴隨冷戰的終結和世貿組織(WTO)的誕生,經濟全球化進入了一個全新階段,不僅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市場,而且出現了統一的、有約束力的國際經濟規則。與此同時,全球性的區域經濟合作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發展。按照WTO的統計,區域性貿易協定(RTAs)的實施數量在1950-1959年有3個,1960-1969年有19個,1970-1979年上升到39個,1980-1989年為14個,1990-1998年則為82個①。目前,55-60%的世界貿易是在貿易集團內發生的(世界銀行,2000,中譯本)。
經濟全球化通常以多邊合作機制為基礎(如世界貿易組織及其前身關貿總協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統一的世界市場和國際經濟規則為標志,促進全球生產要素和商品服務的自由流動;區域經濟合作則以雙邊或諸邊(pluri-lateral)合作機制為基礎,以區域內的市場統一和規則統一為標志,促進區域內生產要素和商品服務的自由流動。很顯然,兩者之間的沖突是客觀存在的。當1958年歐洲經濟共同體產生時,這種區域性經濟合作與關貿總協定所倡導的全球自由貿易觀念就發生了沖突。歐共體作為一個關稅同盟對內實行自由貿易,對外執行統一的關稅和貿易政策。這直接違反了關貿總協定的非歧視原則。為此,關貿總協定內部曾經就歐共體是否違背關貿總協定規則展開過激烈的爭論。但當時的歐共體六國以退出關貿總協定進行威脅,致使關貿總協定最終不得不做出讓步:在堅持非歧視原則的同時,允許區域貿易協定的存在。關貿總協定第24款允許區域貿易協定作為一個特例存在,條件是它在促進區域內貿易流動的同時不得提高對外部世界的壁壘。換句話說,區域貿易協定應該補充而不是威脅多邊貿易體系。
進入世貿組織時代以后,除了原先的第24款被繼承下來以外,世貿組織的服務貿易總協定也允許區域貿易協定的存在。為了監督和評估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對多邊經濟合作產生的影響以及區域貿易協定與多邊貿易協定的關系,1996年2月6日世貿組織總理事會專門設置了區域貿易協定委員會。世貿組織對區域貿易協定的認同為區域貿易協定的擴展提供了極大的制度空間。以80年代后期美國與加拿大簽署《美加自由貿易區協定》(以及后來的《北美自由貿易區協定》)為標志,區域貿易協定已成為全球性的發展趨勢。與80年代以前的區域貿易協定相比,90年代形成的區域貿易協定是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發展起來的。因此,“新一代”區域貿易協定的開放程度更高,大多數協定除了涉及關稅自由化之外,還涉及世貿組織所包含的其他領域,例如標準、服務、知識產權等;某些協定比世貿組織所涵蓋的規則領域更廣,如政府采購、投資或競爭政策等(WTO,2001)。在以發展中國家為主體組建的區域貿易協定中,“開放的區域主義(openregionalism)”正在成為一種流行趨勢。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國家放棄了“進口替代”的戰略思想,不再尋求建立區域內互補產業結構、免受外部競爭的產業政策,更大的區域市場成為提高生產率和競爭力的前提條件。與此相對應,各國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動機以及區域經濟合作的方式都發生了一系列變化。本文將從區域經濟合作的動因、形式、組織結構、影響等方面對90年代以來區域經濟合作的發展趨勢做一簡要分析。
二、區域經濟合作發展的動因
傳統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強調對成員國的靜態收益影響,它包括:改善成員國的貿易條件,實現規模收益遞增,強化競爭,吸引外國投資等。但經驗研究顯示這些靜態效應不大(SchiffandWinter,1998)。近年來,區域經濟合作更多地是尋求動態收益及非經濟收益,并因此取得迅速的發展。第一,關貿總協定或世貿組織無法滿足一部分國家在開放貿易方面的需求,由此導致一些相似的國家撇開國際組織組建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在多邊貿易談判中無法達成的協議卻經常能夠在雙邊或諸邊貿易談判中達成。從這種意義上說,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是多邊貿易體制的實驗場,許多貿易自由化措施都是首先在區域一體化內部實施的。
在亞洲,由于西雅圖會議的失敗,一直奉行貿易多邊主義的日本也開始尋求雙邊貿易協定。第二,一些國家把區域貿易協定作為增強其影響市場的能力或者作為規避關貿總協定或世貿組織關于非歧視性要求的一種手段。它們將區域一體化組織當作一種工具,通過它實行一些尚未在多邊貿易體制中提到的措施,并向貿易伙伴施加壓力。80年代中期美國決定同其貿易伙伴(如以色列)進行自由貿易區談判,部分原因就是對關貿總協定成員國拒絕在1982年啟動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感到不滿。第三,一些國家把區域貿易協定作為一種鎖定貿易自由化或制度改革進程的機制。保護主義政策的一個主要來源是國內利益集團的壓力,區域貿易協定采取了不同的方式限制國內利益集團的壓力。一種方式是“優惠淡化效應(preference-dilutioneffect)”:區域經濟一體化意味著一個更大的政治團體,國內利益集團在設計共同政策時的影響力將因此被削弱。另一種方式是“優惠不對稱效應(preference-asymmetryeffect)”:成員國在具體問題上所得到的優惠可能不同,由此產生妥協的需要會提高效率(霍克曼、考斯泰基,1999,中譯本)。
在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環境下,形成尋租利益集團的難度增加,尋租者要想形成利益集團不得不在整個區域范圍內重組。此外,一國加入區域一體化組織有助于向外部世界發出一個清晰而可靠的信號:本國的貿易自由化體制和改革具有長期的穩定性,它們將受到一體化組織的約束(FernandezandPortes,1998)。對于外部投資者而言,這是極為重要的。像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區、東歐國家申請加入歐盟(以及加入前與歐盟簽訂自由貿易協定)都有這方面的動機。第四,保障市場準入。無論何種形式的區域貿易協定都會給非成員國構成某種程度的歧視。對非成員國而言,為克服這種負面影響有三種選擇:一是加強多邊貿易談判,二是組建新的一體化組織,三是加入到業已存在的一體化組織中去。歐洲的區域化進程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面對歐洲經濟共同體的發展,英國和其他六國先是組建歐洲自由貿易區(EFTA)予以對抗,80年代以后其成員不得不放棄歐洲自由貿易區,全部加入到歐盟中去。
區域經濟合作的進一步發展,尤其是大國的參與,在全球范圍內產生了一種“多米諾效應”(Baldwin,1995)。歐盟統一大市場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形成使其他國家對區域貿易協定保護主義效應的擔憂加劇。大西洋兩岸的格局變化提高了其他國家被排斥在(區域貿易協定)外的成本,增強了國內出口利益集團游說的動力。為保障市場準入,被排斥在外的國家要么加入已有的區域一體化組織,要么組建新的區域一體化組織。第五,影響國際經濟規則的制定。進入世貿組織時代后,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在國際經濟規則制定過程中的作用越來越大;同時,規則對民族國家的約束力越來越強。這迫使任何國家都不能再忽視規則的制定過程。加入一體化組織有利于維護自身的利益,因為在一個范圍較小的組織內,一國的呼聲更容易得到尊重,這種呼聲進而可以通過一體化組織在全球談判中得到放大。法國農業生產者的利益多年來得到保護,是和歐盟在國際經濟規則制定中的地位聯系在一起的。
這種考慮即使對美國這樣的大國也不例外。長期以來,美國主導著全球規則的走勢,然而到了1986年,當時的歐洲共同市場與歐洲自由貿易區簽署合并協定,并宣布于1992年建立歐洲統一大市場。這一決定首次動搖了戰后美國的霸主地位,由此刺激美國迅速與加拿大簽署《美加自由貿易區協議》及以后的《北美自由貿易區協議》。第六,非經濟考慮成為許多區域一體化組織產生和發展的原因。區域一體化的一個重要收益是有助于改善成員國的安全(SchiffandWinter,1998)。首先,它有助于改善國內安全。例如,埃及政府一直擔心原教旨主義的蔓延,摩洛哥和突尼斯也擔心鄰國阿爾及利亞的原教旨主義運動。消除這種擔心是地中海國家與歐盟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一個重要動機。其次,通過組建區域一體化組織對抗來自第三國的威脅。南非發展共同體(SADC)最初就是為了對抗來自南非的威脅。中東歐國家要求加入歐盟則是為了抵御俄國的威脅。最后,安全威脅促使相鄰的國家組成一體化組織。早期歐洲經濟共同體和東盟的產生有這方面的考慮。近年來,最為典型的要屬南方共同市場中巴西和阿根廷的關系。歷史上,巴西與阿根廷的關系一直不融洽,長期處于軍備競賽狀態,甚至一度有軍事沖突的危險。1986年兩國簽署的“一體化和經濟合作計劃(PICAB)”大大緩解了相互間的不信任或敵視關系。正是這項合作計劃為1991年的南方共同市場奠定了政治基礎(Preusse,2001)。
三、南南型與南北型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對成員國收益的不同影響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指出,區域經濟合作的收益在成員國之間的分配和這種組織的形式有很大的相關性。在“南南型”(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合作)合作組織內,成員國的經濟績效差距會逐漸拉大;而在“南北型”(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合作)合作組織內,成員國的經濟績效差距會逐漸縮小。換句話說,“南南型”合作方式促使成員國的收入水平趨于發散;而“南北型”合作方式促使成員國收入水平趨于收斂(Venables,1999)。歐盟的發展歷程表明,成員國之間人均收入的收斂趨勢是非常明顯的。從1947年比荷盧關稅同盟建立到80年代早期,成員國之間的人均收入差距一直在穩定地縮小,整個時期內差距縮小了大約2/3。
隨后加入的新成員也有類似的趨勢。以愛爾蘭、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發展速度為例,80年代中期,它們的人均收入水平分別相當于歐盟最富裕國家(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的61%、49%和27%,到90年代末期分別上升到了91%、67%和38%。處在另一個極端的是純粹由發展中國家組建的一體化組織。烏干達、坦桑尼亞和肯尼亞在60年代曾經組建了東非共同市場(EACM)。但結果是,在整個60年代,一體化促使區域內的制造業逐漸集中到肯尼亞,其制造業的產值和出口占三國總量的70%以上。東非共同市場最終因無法滿足兩個落后國家的要求于1977年被迫解散。最近的例子是中美洲共同市場(CACM)和西非經濟共同體(CCWA)。在中美洲共同市場(成員國包括危地馬拉、薩爾瓦多、哥斯達黎加、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兩個相對發達的國家危地馬拉和薩爾瓦多因一體化進程成為區域內的工業、商業和服務業中心,制造業增加值占區域內總值的比例從1980年的68%上升到目前的80%以上。同樣,在西非經濟共同體(成員國包括科特迪瓦、塞內加爾、馬里、尼日爾、尼日利亞、毛里塔尼亞、加納、多哥、貝寧、利比里亞、塞拉利昂、岡比亞、幾內亞比紹等),達喀爾和阿比讓逐漸演變為區域內的經濟中心,科特迪瓦和塞內加爾的制造業增加值占整個區域的比重從1972年的55%穩步增加到1997年的71%(Venables,1999)。針對區域經濟合作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所做的研究中,人們也發現了類似的趨勢:南北型區域經濟合作有助于成員國的經濟增長,南南型區域經濟合作則無助于成員國的經濟增長(Vam-vakidis,1998)。大量的經驗研究顯示,20世紀70-80年代,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與市場開放存在高度的正相關,但南南型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并沒有給成員國帶來預期的收益。就東盟、安第斯共同市場(ANCON)、中美洲共同市場和中非經濟關稅聯盟(UDEAC)所做的計量分析表明,它們對其成員國的經濟增長沒有產生明顯的作用。
不同類型的區域合作組織之所以產生不同影響,主要受制于兩類因素。一是成員國的比較優勢(或劣勢)。一國的比較優勢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差異越大,就越有可能遭受貿易轉移(效應)的風險。因此,在南南型合作組織中,收入水平最低的成員國最有可能因貿易轉移而遭受損失。以肯尼亞和烏干達為例,盡管兩國制造業相對于世界平均水平都具有劣勢,但肯尼亞比烏干達的劣勢程度要低一些,其結果是,烏干達易遭受貿易轉移的損失:本來可以從世界其他地區進口的產品現在轉而從肯尼亞進口。對肯尼亞來說,一體化組織保護了本國制造業免受世界市場競爭的威脅,并能夠向烏干達出口制成品。相反,在南北型合作組織中,高收入國家的比較優勢與世界平均水平差異大而易遭受到貿易轉移的損失;低收入國家則從中獲得了貿易創造(效應)的收益。二是“群集”機制和“反群集”機制。在產業層次上,前者主要受制于知識溢出效應、勞動力市場儲備效應、供需聯系的向心力效應;后者則主要受制于擁擠效應(如生產要素價格上漲)、污染效應及其他外部性效應。一般說來,在南南型合作組織中,“群集”機制占主導地位;在南北型合作組織中,“反群集”機制占主導地位。除此之外,20世紀80年代之前建立的南南型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大多以服從成員國的進口替代戰略為目標。這就限制了區域經濟合作的開放收益。而在90年代創建的南北型區域經濟合作組織中,許多發展中國家利用區域經濟合作來鎖定國內經濟改革、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實現技術轉移等。這些目標的實現客觀上促進了成員國收入水平的收斂。不同類型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對成員國的不同影響,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釋了90年代以來區域經濟合作發展的地域分布。到2000年底已正式向世貿組織通告的正在實施的協定中,將近60%是在歐洲國家之間締結的;發展中國家之間締結的區域貿易協定大約只占總數的15%(WTO,2001)。
四、大國之間的競爭日益演變為區域經濟合作組織之間的競爭
如上所述,由于國際經濟格局的變化,美國在國際經濟中的支配地位受到了削弱。作為世界經濟的霸主,美國曾經長期單獨決定全球經濟規則的走勢。70年代以后,美國的霸主地位開始受到挑戰。在國際金融領域,以美元為核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宣告終結;在國際貿易領域,關貿總協定第七輪多邊貿易談判(即東京回合)結束后,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遲遲無法啟動,雖然歷經10年后終于啟動,但烏拉圭回合談判時間比預想的延長了近一倍。對美國霸主地位直接構成挑戰的不是日本經濟、德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而是歐洲經濟共同體的迅速擴張。當1986年歐洲共同體決定于1992年與歐洲自由貿易區合并建立歐洲統一大市場時,美國第一次感覺到了霸主地位喪失的威脅,因為新的歐洲統一大市場的規模將首次超過美國的市場規模?；诳购鈿W洲統一大市場的考慮,美國放棄了“孤立主義”傳統,于1986年開始和加拿大就建立自由貿易區進行談判,1987年簽署了《美加自由貿易協定》(該協議在1989年正式生效)。在歐盟1992年簽署《歐洲統一法》的同時,美國也于同年把美加自由貿易區擴大為北美自由貿易區。北美自由貿易區的產生和歐洲統一大市場的形成標志著美歐之間的競爭正式拉開了序幕。不
久前,美國總統布什和貿易代表佐里克公開宣稱:歐盟已經和27個國家簽署了自由貿易或關稅同盟協定,并且還將和15個國家簽署類似的協定,而美國目前只參加了三個自由貿易協定(北美自由貿易區,以及分別與約旦、以色列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因此美國完全有理由繼續擴大雙邊或諸邊區域經濟合作(Lim,2001)。歐盟在2000年的尼斯會議上正式決定實施歐盟的“東擴”計劃(2001年選擇了第一批加入歐盟的國家)。一旦完成歐盟的“東擴”,歐盟將增加到27個國家,幾乎涵蓋了歐洲所有國家。美國在1994年完成北美自由貿易區之后,也開始推進另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2005年之前簽署美洲自由貿易區協定,以涵蓋除古巴之外的所有34個美洲國家,把“美國后院”完全納入美國的勢力范圍之內。布什執政后,在對外關系方面做出的第一件事情便是試圖獲得國會授予的“快車道”貿易談判權,爭取把美洲自由貿易區談判完成的時間提前到2003年。
針對美洲自由貿易區的建設進程,歐盟也沒有坐視等待。歐洲與南美洲國家有著悠久的歷史、文化和種族關系,歐盟與南美的貿易占這一地區外貿總額的30%左右,歐盟國家的跨國公司在南美的投資占該地區所有外國直接投資的近40%。因此,歐盟自然要保護它在南美洲的經濟利益。歐盟首先與墨西哥達成了自由貿易協定,隨后開始與南美共同市場及智利就建立自由貿易區進行談判(DelaBalzeandFelipe,2001)。在世界其他地區,美歐以區域經濟合作為手段也在進行類似的競爭。對美國而言,歐洲國家的聯合已經成為一個歷史的教訓,它決不能容忍在東亞地區再出現一個排他性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因而美國對待東亞地區的區域經濟合作一直采取反對的態度。90年代以前包括日本、馬來西亞、澳大利亞等國提出的區域經濟合作方案均因美國的反對而流產。1993年的西雅圖會議使APEC成為涵蓋環太平洋地區的一個非正式區域貿易組織。
這是美國防止東亞地區形成區域經濟合作組織的一項重要舉措。一方面它把美國在內的環太平洋國家和地區都吸納進來;另一方面它的開放性和非約束性特征決定了它在區域經濟合作領域不會真正有所作為。即便如此,這仍然引起了歐盟的警覺。隨后歐盟也開始尋求與該地區的合作。1995年歐盟與東亞地區的13個國家(東盟+中日韓,即后來的“10+3”)首次舉行亞歐首腦會議,并形成了定期化的機制。目前,美國與新加坡正在進行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其目的也是為了約束東亞自由貿易區的發展進程。和大西洋兩岸區域經濟合作的蓬勃發展相比,東亞地區(尤其是東北亞地區)的區域經濟合作是非常滯后的。日本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對此并非毫無知覺,它在國際經濟規則制定過程中的較低地位,很明顯地是和它游離在區域經濟合作之外相關的。90年代以前,日本曾經對發展東亞地區的區域經濟合作提出過許多建議,但都沒有取得實質性成果。
一則是該地區國家(包括日本)對美國市場有很高的依存度,美國的態度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二則是歷史的糾葛造成該地區國家對日本充當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的領導者懷有戒心。進入90年代以后,全球性區域經濟合作浪潮和亞洲金融危機刺激了該地區開展區域經濟合作的欲望。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客觀上構成了對區外國家的貿易歧視。美國與北美自由貿易區的貿易比例從1993年的28.3%上升到2000年的32.8%,同期與歐盟的貿易比例從18.9%微升為19.3%,與世界其他地區(不包括南美洲)的貿易比例從38.7%下降到37.3%。以日本為例,同期美國與日本貿易的比例從14.7%降為10.6%(熊,2001年)。亞洲金融危機也使該地區國家意識到,沒有本地區的區域經濟合作,將難以保證經濟穩定的發展。以亞歐首腦會議的框架為基礎,東亞地區正在“10+3機制”下推進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建設。迄今為止,業已取得的成果是《貨幣互換協定》。在區域貿易自由化領域,理論上的合作方案可分為三類:一是“10+3方案”,即13國組成東亞自由貿易區;二是“10+1方案”,即東盟分別與中國、日本、韓國建立自由貿易區;三是中日韓自由貿易區方案。
日本作為該地區的經濟大國一直謀求成為未來東亞自由貿易區的領導者。一方面,日本試圖與東盟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把中國排除在東亞自由貿易區之外;另一方面,通過與韓國、新加坡簽訂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以求打開突破口,取得區域經濟合作的實質性進展。在尋求東亞自由貿易區建設的同時,日本還與墨西哥、智利就簽訂雙邊自由貿易協定進行談判。這兩個拉美國家對日本有著特殊的意義,它們既是未來美洲自由貿易區的成員國,也分別和歐盟簽有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如果說日本與東盟、韓國、新加坡的談判屬于一種防守反應的話,那么與墨西哥、智利的談判表明日本已經開始參與大國在全球范圍內的競爭。在大國之間利用區域貿易協定的競爭過程中,歐盟是領先者;近年來美國的發展勢頭迅猛足以和歐盟平分秋色;相比之下,日本是一個真正的后來者。在當今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大國之間對國際經濟規則制定權的爭奪已經演變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之間的爭奪。美國貿易代表佐里克2001年1月在參議院的聽證會上強調:“日本和歐盟想要左右國際貿易體系的發展方向。不應該是它們,而應該是我們起主導作用”。要做到這一點,美國就必須推進美洲自由貿易區的建設。
五、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內部主導權的爭奪
不同類型的國家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動機有很大的差異。對大國來說,通過擴大市場規模提高其對國際經濟規則的影響力可能是最重要的;而對小國來說,獲得市場準入機會(進入大國的市場)通常被考慮為優先因素。前者的目標是區域經濟合作的一種自然演化結果,后者的目標則需要雙邊(或諸邊)談判來完成。這種不對稱性需要小國在區域貿易協定談判過程中做出“單方面”的讓步,例如調整國內的知識產權保護政策、能源定價政策、環境保護政策、競爭政策等,以適應大國(通常也是最發達國家)的要求。這種現象被人們稱之為“新區域主義(newregionalism)”(PerroniandWhalley,2000)。在美加自由貿易協定、北美自由貿易區協定、歐盟與東歐國家的自由貿易協定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小國”(加拿大、墨西哥及東歐國家)對“大國”(美國、歐盟)做出的“單方面”讓步。在歐盟的早期發展過程中,成員國的數量較少,法德聯盟在區域內的主導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同時其他小國的利益也能夠得到兼顧。隨著成員國數量的增加,像英國、西班牙的加入,歐盟內部主導權的爭奪逐漸顯現出來。在2000年底的尼斯會議上,歐盟內部出現了歷史上少有的大國與小國相沖突的現象。正如丹麥首相所說:5個大國(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和西班牙)與其他10個國家之間的界限十分明顯。在此前的比亞里茨會議上,“五大國”曾經威脅其他小國說,如果它們不同意重新分配權力,這些大國就可能在歐盟體制之外結成更緊密的聯系,如在防務領域。法國總理若斯潘在會上尖銳地提醒10個小國說,正是因為歐盟,它們在世界舞臺上的影響才變得大得多。
言外之意,小國與大國爭奪歐盟的主導權是沒有道理的。尼斯會議上不僅大國與小國在權力分配上出現了沖突,而且大國之間也出現了沖突。德、法兩國圍繞部長理事會的表決票分配問題發生了嚴重的分歧。德國擁有8200萬人口,是歐洲人口最多的國家,它要求按照人口比率分配表決票,而以大國自居的法國主張維持現行框架,即英、德、法、意均擁有10票。比、荷、盧等中小國家的利益關系也牽扯到德、法兩國在國家利益方面毫不掩飾的對立中,多次磋商后的結果是,英、德、法、意各分得29票,并設立了新標準——表決時,“如果表示贊成的國家人口總和不到整個歐盟人口的62%,決議不能通過”。如果說歐盟內部主導權的爭奪源于幾個大國經濟規模相近的話,那么美洲地區國家對未來美洲自由貿易區主導權的爭奪則更具有普遍意義。
國際自由貿易的例子范文4
1從國際貿易政策的歷史演變看貿易政策的保護性
世界范圍國際貿易政策演變一般分為5個階段：
(1)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重商主義思想是當時保護主義的理論基礎。
(2)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期自由貿易政策占主導地位，但是同一時期后起的德國和美國，則在漢密爾頓和李斯特的保護貿易思想影響下，基于他們特定的對外競爭條件，主張運用貿易政策保護國內的幼稚產業，特別是制造業的發展。
(3)壟斷資本主義時期1929年爆發的世界性經濟危機，成為超保護貿易政策的催化劑。
(4)戰后世界貿易自由化傾向時期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掀起了一股貿易自由化浪潮，但是戰后的貿易自由化傾向與自由競爭時期的貿易自由主義有所不同，并不強調全面的貿易自由，而是一種有保留的貿易自由，它并不完全排斥貿易保護政策。
(5)關貿總協定(GATT)條件下新保護主義時期1973年的能源危機、貨幣危機、債務危機、高失業率，給發達國家經濟以沉重的打擊，使各國貿易政策開始脫離過去自由放任的思潮，轉向以管理為主要手段的貿易保護主義，引發了全球性的保護貿易浪潮。
從歷史上國際貿易政策演變的幾個階段不難看出，國家貿易政策的本質是保護性的。主要4點：一是在GATT前的各國貿易政策無多邊貿易協議的束縛，各國制定的對外貿易政策完全依據本國利益，這樣極易產生貿易保護的做法；二是歷史上盡管若干次保護貿易政策和自由貿易政策相互交替，但保護性的貿易政策在時間上占主導地位；三是保護性是貫穿國際貿易政策歷史演變的一條“紅線”，即使歷史上自由化占主導的時期也仍然有貿易保護的影子；四是20世紀50年代倡導自由貿易，并訂立了關稅和貿易總協定(GATT)，以約束各國的保護措施，但貿易政策的保護本性沒有因為貿易政策的國際協調而改變。2002年3月，美國對鋼鐵啟動201條款，對來自歐盟、日本、韓國、俄羅斯、中國的鋼材進口征收關稅最高達30%，就是典型的例子。
2對保護性貿易政策的理論解釋
2.1國家間貿易得益分配不均，是產生保護貿易的主要淵源
徐建斌、尹翔碩在“貿易條件惡化與比較優勢戰略的有效性”一文中指出：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的持續惡化和自由貿易下南北收入差距的擴大，使得人們不得不反思基于比較優勢的貿易戰略的有效性。并用擴展后的李嘉圖模型，對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惡化現象和南北收入差距的擴大做模型化分析，得出：國家之間的自由貿易雖然確實對貿易雙方都有好處，但貿易雙方因自由貿易得到的好處是不均等的。一般來說，發達國家在與發展中國家的自由貿易中，發達國家得到的好處比發展中國家得到的好處要多。這樣，發展中國家想追趕發達國家，實現本國復興的愿望就很難實現。于是，國家之間在對貿易利益的爭奪過程中，必然會出現保護貿易政策的實行[1]。而且歷史證明，沒有一個國家是一直極力鼓吹貿易自由化的國家，在實現工業化之前也采取了高關稅的保護政策。GATT對發展中國家的例外條款、普惠制(GSP)等一系列的糾正貿易利益分配不公的措施，充分說明了國家間貿易得益分配不均是產生保護貿易的主要淵源。但是，為什么作為發達國家的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出現了新貿易保護主義呢？
2.2國家內部各行業因自由貿易帶來貿易利益的分配不公，是造成貿易保護的又一壓力
為了解釋這個現象，以美國的鋼鐵產業為例。作為發達國家的美國，在自由貿易中其得到的利益應該要大于發展中國家得到的貿易利益。那么為什么美國布什政府還要揮舞201條款的大棒，不惜引發一場世界性的鋼鐵大戰呢？原因很簡單：那就是美國各行業在自由貿易體系中得到的利益不均等，甚至有些部門是負的利益。資料顯示，由于在自由貿易下的國際鋼鐵供應商的競爭，1990～1999年，美國鋼鐵制造工業每年有大約5000人失去工作；1999～2001年，美國總共有18家鋼鐵公司破產，有23500多工人失業[2]。按照國際貿易的比較成本說和要素稟賦論，像美國之類資本量較多的國家，應生產資本密集型產品然后進行交換，以獲取國際分工的好處?，F在的問題出在美國出于國內政治和社會的考慮，既要生產并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又要維持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使這些產品的生產已經失去了比較優勢，熊掌與魚都要。畢竟美國的鋼鐵業曾經是他的支柱產業，并有60萬的鋼鐵工人，將他們轉變到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去就業，是需要時間、非常困難的。出于國內政治壓力，布什政府權衡各方利弊，最終決定啟用201條款提高關稅?？梢娰Q易利益對國內各行業的不同影響也會導致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
2.3貿易政策國際協調不能改變貿易政策的保護性質
貿易政策的國際協調，促進了貿易政策的國際趨同化。自二戰以來，雙邊貿易政策的協調，區域性的政策協調，尤其是致力于國際貿易體制的多邊貿易政策的協調，使各國貿易政策趨于統一，體現了全球經濟關系的秩序化，給各參加國帶來了巨大的利益。但無論是哪種協調，貿易政策的本質始終具有保護性，即貿易政策的目的——保護本國市場，擴大本國產品的出口市場，促進本國產業結構的改善，積累資本或資金，維護本國對外的經濟、政治關系，沒有根本改變。就拿WTO這一多邊貿易的最高成就來說，仍然改變不了各個國家貿易政策的保護本性。
(1)自由貿易是個謊言WTO規則的制定，形式上是通過多邊貿易談判回合(MTN)的協商產生，實質上依據國家貿易實力決定分量，由于歷史原因和貿易實力，基本上是美國一手把持。貿易談判（貿易自由化）只是攫取利益的手段，使國家利益最大化（貿易保護）才是貿易談判的實質。
(2)WTO的例外條款和規則，為國家的保護貿易政策的實施提供了可能和依據由于貿易政策的根本目的是利己的，即在最大范圍內保護本國利益，同時最大程度地攫取他國利益。因此，國家貿易政策的目的（在沒有一個足夠有約束力的國際組織的約束條件下），決定了這種例外條款和規則就會必然成為貿易保護的依據。
(3)在WTO下仍有一些公開的高度保護的行業農業、紡織業，便是各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公開的保護產業。但這些產業恰恰是發展中國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是發達國家中相對比較劣勢的產業。
3WTO條件下國家貿易政策保護性的表現
3.1“公開型”的貿易保護
“公開型”的貿易保護，是指在關貿總協定和WTO下的貿易，以及投資自由化的談判過程中還未涉及的領域，或是還未完全展開和達成協議的談判的領域，再加上談判達成協議后還沒有履行的承諾，以及協議中的一些規則的例外而引起的保護措施。還未涉及的領域，指某些國家為了維護本國的利益暫時把某些行業的自由化擱置起來不予談判；還未完全展開和達成協議的談判的領域，是指某些“敏感行業”，國家的比較優勢相差懸殊，如果完全放開會導致本國產業的“嚴重損害”，故在多邊談判中暫時將這些行業的自由化程度放低、放慢；談判后還沒有履行的承諾，指根據承諾減讓表現在還未兌現的部分；談判達成的協議規則的例外，是指協議中一般都是作了自由化的規定的，但無論哪項協議，都是由一些規則和規則的例外拼湊起來的，這些規則的例外實際上就是承認這些方面的適當保護。這些保護都是公開的，這實際上也是國際在多邊貿易談判中實力較量的結果。
一般認為，在WTO下的多邊貿易談判中的“敏感行業”，是自由化較緩慢和最不徹底的行業。如農業、紡織業、服務貿易領域，一直是各主要發達國家“公開型”的貿易保護的領域。
在WTO條件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公開型”貿易保護的手段有兩種：一是運用高關稅限制進口；二是利用各種各樣的非關稅壁壘。國內的價格支持就是常見的公開型保護措施之一。國內支持的名目繁多，例如國內補貼、價格管理、出口補貼和綠箱(GreenBox)政策等等。
3.2“隱蔽型”的貿易保護
在WTO框架下，除了“公開型”貿易保護外，還有十分重要的“隱蔽型”貿易保護?！半[蔽型”的貿易保護是與“公開型”的貿易保護相對應的，以“反傾銷壁壘”為代表，還包括“技術壁壘”、“綠色壁壘”等。這類壁壘的特點是它們往往本著人類的共同利益的原則制定出來的，一般包括了“公平原則”、“保護生態和人類健康”等原則，這些原則本意確實是好的，但現實情況則是它往往會成為某些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制定保護貿易政策的依據。事實上這種“隱蔽型”的貿易保護措施，現在已經成了發達國家保護國內產業的主要工具。
“隱蔽型”的貿易保護的手段包括兩類：一是征收高額關稅，如加征高額反傾銷稅、反補貼稅；二是禁止進口甚至就地銷毀，這主要是不符合國家的檢驗檢疫標準、環保標準等而采取的措施。
4構建中國符合WTO規則的保護性貿易政策措施
4.1制定符合中國利益的貿易法律體系的必然性
中國是個發展中國家，國際分工處于不利的地位，貿易利益相對較小。無論是過去還是在現在的WTO條件下，各國的貿易政策的本質是保護性的，不能幻想WTO會真正無私地給中國一個穩定的、自由的貿易環境。WTO下的保護更具進攻性、系統化、法律化，更加難以對付。
加入WTO后的中國，首先，在保護國內市場方面應該好好地向發達國家學習，制定出中國的一套有利于中國利益的貿易法律體系，已成為當務之急。
其次，對中國國內各產業來講，加入WTO對它們的影響也是各不相同的。作為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協調好各個階級、階層的利益，維護社會的穩定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我們一味地強調入世承諾，而忽視各個利益集團的利益協調，必將產生嚴重的政治后果。而要協調入世對各行業帶來的利益不對等也必須依靠國家的力量，制定相應的行政法律措施，在WTO框架下采取適當保護措施，而且這也是各個國家普遍采取的對策。
4.2制定符合中國利益的貿易政策體系的可能性
首先，WTO規則的例外給各個國家制定國家的貿易保護政策提供了合法的依據。因此中國加入WTO后，是有可能制定符合中國利益的保護貿易政策的。
其次，WTO中的很多協議和規則并不十分嚴密，存在漏洞。這使得國家可以根據這些存在漏洞的協議制定本國的很容易成為保護措施的貿易法律，如反傾銷協議的模糊性漏洞，就成為各個國家貿易保護的工具。中國也可以利用這些協議的不完善來制定符合中國利益的貿易法律法規。
第三，新型的貿易保護手段（如動植物衛生檢驗檢疫標準、綠色壁壘、技術標準壁壘等），我們的技術水平差并不意味著就不能利用技術手段，也可以利用別的優勢建立起中國特有的壁壘。前些年中國肉雞產業受到外國的極大沖擊，當時就有人提出要對肉雞的進口采取一些限制措施。例如，可以根據規定每只肉雞的雞毛渣平均不能多于500根，因為中國采用的是人工拔毛，剩下的雞毛渣比美國等發達國家用機器拔毛后剩下的雞毛渣要少，這樣的規定對我們是有利的。
總之，WTO不是一個貿易自由化的天堂，相反，它允許“合法”地保護，而且它使貿易保護更加系統化、法律化。
4.3按WTO的原則和“例外”條款構造中國“隱蔽型、新型”的非關稅壁壘體系
在WTO條件下，關稅手段和“傳統”的非關稅保護措施，是要受到限制并最終要取消的，于是各國紛紛轉向“新型”（“隱蔽型”）的非關稅壁壘。加入WTO后的中國也必須順應這一趨勢，按WTO的原則和“例外”條款構造中國“隱蔽型、新型”的非關稅壁壘體系。
(1)以加強和提高反傾銷、反補貼的能力建設的核心在利用“新型”的非關稅壁壘(NTB)作為保護措施方面，發達國家早已具有相當高的水平，側重點早已轉向以反傾銷為代表的“新型”的、隱蔽性強的NTB。根據中國加入WTO法律文件，進口許可證、進口配額和進口招標這3種傳統NTB的大部分已在中國正式加入WTO之日取消，剩余部分也將在2004或2005年1月1日取消。因此，在利用NTB方面應以加強反傾銷能力建設為核心。從199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中對反傾銷的規定，到1997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傾銷和反補貼條例》，再到最近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傾銷條例》，應該說，中國在反傾銷立法方面的工作已經初見成效。但是，中國的反傾銷隊伍還有待加強。
反補貼也是比較新型的非關稅壁壘，也成為各發達國家保護國內產業的一個重要手段。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在1989～1993年期間發起的反補貼案數目占全球反補貼總數的比重高達93.2%。中國最近也頒布了《反補貼條例》，但是，至今中國的反補貼尚無實際操作經驗，專業人才缺乏的問題也較為突出。
國際自由貿易的例子范文5
一、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經濟發展的根本
稍微觀察過當今的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歷史的人都會注意到，它們經濟增長的共同特征之一是其產業結構的不斷技術密集化，這種技術密集化的主要表現就是一國最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變得具有了更高的技術含量。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是一國能夠形成凈出口的產品，這種產品的技術密集化集中體現了一國全部產業技術水平的提高和技術密集化。這種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的過程就是臺灣人所說的“產業升級”。這也與當代的經濟增長理論相符：按照當代的經濟增長理論，現代的經濟增長、特別是人均收入的提高主要來源于生產中的技術進步。
確實，上述說法的前提是可以按生產的產品不同把生產分為“技術含量高的”與“技術含量低的”。這種分法當然并不很嚴格?？梢杂貌煌姆椒ㄉa同一種產品如棉布，這些不同的方法有著不同的技術含量。但是，如果考慮到企業總是在生產同種產品的不同生產技術中挑選成本最低的那種，不同種類的產品生產在技術密集的程度上就還是有著顯著的區別。例如，紡紗的技術含量顯然低機生產的技術含量。
19世紀以來各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所走過的技術密集化道路有相當大的共同性。一國進入了開始工業化的快速發展過程之后，首先具有了國際競爭力的行業一般都是紡織業，因為它需要的技術水平比較低。此后的技術密集化道路取決于一國走哪一條產業升級的路徑：在發展重工業上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如德國、日本和韓國），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依次變為鋼鐵、化工、造船、汽車和機器制造、飛機制造和計算機高技術成分（大規模集成電路和大型數據機）等等；而在發展輕工業上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和地區，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則依次變為日用消費品、服裝、電子產品等等。走這樣的技術密集化和產業升級道路，世界各國幾乎沒有例外；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越快，經濟增長就越快；不能迅速實現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的國家，其可持續的經濟增長速度必定不快。最近幾年陷入經濟困境的東亞國家，多半都是由于沒能將整個經濟的支柱轉向更加技術密集化的產業。例如，自80年代以來日本的優勢產業就是汽車制造和家用電器產品，這種產業結構至今沒有明顯的改變，這就從根本上妨礙了日本經濟的進一步增長。這是最近10年來日本經濟陷入困境的深層原因之一。
由此看來，對一國實現快速的經濟增長來說，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有多高、對外貿易增長速度有多快，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盡快實現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一個國家完全可能在短期中出現對外貿易增長快、整個經濟增長慢甚至經濟衰退的現象，這種情況下的對外貿易增長快是該國經濟出現了重大問題的表現。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重更不是一個好的追求目標。任何嚴肅的經濟分析都可以證明，對任何國家來說都存在著一個最優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高于這個依存度和低于這個依存度都不是什么好事情；而且由于運輸成本的限制，國家越大，其對外貿易的依存度就越低。新加坡這樣的城市國家對外貿易占gdp的比例可以高達100％，而美國、日本的對外貿易占gdp的比例不過是20％。最有意思的是，象德國這樣的國家對外貿易雖然占gdp的60％，但是它的大部分對外貿易是對周圍的歐共體國家進行的，對歐共體以外國家的貿易只占其gdp的20％。整個歐共體對歐共體以外國家的貿易也只占其總產出的20％。而歐共體在土地面積和人口上與美國處于一個數量級。這是一個典型的證據，說明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與國家的規模成反比。這被克魯格曼概括成一個規律：越小的經濟體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越高。
上面的國際比較表明，在當代，人口、土地面積與美國大致相當的工業化經濟體的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只應當在20％左右。中國的土地面積與美國大致相等，人口為美國的數倍，最近幾年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卻在40％上下。從發達國家的角度看，這是高得不正常的。形成這種過高的對外貿易依存度的原因，是相對于國外的生產率，中國生產可貿易商品的生產率相對較低而生產非貿易商品（如理發）的生產率相對較高，從而使中國國內以人民幣計算的非貿易商品對可貿易商品的相對比價，大大低于發達國家的非貿易商品對可貿易商品的比價。這一方面低估了中國的總產出，另一方面又高估了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有人以購買力平價方法估算，認為就實際產出來說，中國的gdp應當比現在的統計數字高4倍，相應地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就降到只有10％了。這說明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過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統計方法問題，是由于按國內現行價格和匯率進行統計的結果。但是，對于我們現在研究的問題十分重要的是，在經濟增長很快的國家，由于可貿易品相對于國外的生產率增長得快于非貿易品相對于國外的生產率，在進一步的高速經濟增長中以本國貨幣計算的對外貿易額增長慢于當年價格gdp的增長，就是按國內現行價格和匯率統計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也會下降。日本和韓國都曾經出現過按現行統計數字計算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先上升后下降的現象。這不僅說明對外貿易依存度并非越高越好，而且說明經濟高速成長到一定時期后還要求統計上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適當下降。
總之，落后國家經濟發展的根本途徑是盡快實現產業升級，盡快實現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必須圍繞著這一點來決定國家的對外貿易戰略，使國家的對外貿易戰略完全服務于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東亞國家前幾十年經濟高速增長的根本原因不是它們實行了外向型經濟，而是它們使自己的對外貿易戰略、外向性經濟以致整個的經濟政策都為盡快的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服務。
對于中國來說，最有效地為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服務的對外貿易戰略肯定不會是自由貿易政策。一般說來，自由貿易政策對任何發展中國家都不會是一個最優的政策。
二、自由貿易政策有害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
自由貿易已經成為西方經濟界不可動搖的教條。西方人的灌輸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世界的輿論，以致發展中國家的許多人也相信，只有自由貿易政策才是真正的發展經濟之路。在這種思想支配下，有人還煞有介事地搬用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算出了”中國如果接受一系列貿易自由化措施，2005年時的實際gdp會因此提高1.5％等等。按照這一類的論調，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要想發展經濟，就應當實行自由貿易政策，放棄對本國產業的一切保護措施。而在實際上，西方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鼓吹自由貿易，是披著科學的外衣販賣其損人利己的私貨。自由貿易政策對發展中國家是一副毒藥。
西方發達國家不斷地向發展中國家兜售貿易自由化的藥方，但是它們自己就不是靠自由貿易政策發展起來的。近200年來擔當過世界經濟最強國的那些西方發達國家，如英國、法國、美國、德國、日本，在歷史上都曾經是工商業落后于別的國家的“發展中國家”。當它們急起直追發展自己的工商業時，它們都對自己的新興產業實行了嚴格的保護，而且一般都是在自己成為世界第一（至少是第一流）的經濟強國之后才轉而實行自由貿易政策的?？唆敻衤@個國際貿易理論的權威自己就承認，美國、德國和日本“都是在貿易壁壘的保護下開始它們的工業化進程的”。其實何止是這三國，第一個現代工業化國家－－英國就是靠保護貿易發展工商業的。英國轉向自由貿易政策是在19世紀上半期，那時英國早已坐穩了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的寶座。在這之前，當英國的紡織業還大大落后于其它國家時（那時紡織業是最“先進”的產業），英國政府曾經用最極端的手段保護本國的紡織工業，以致于禁止本國臣民使用別國生產的紡織品。而英國正是靠從紡織業開始的“產業革命”才成了以后一個世紀的世界第一經濟強國。
把當今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美國與南美國家、與中國比較一下，就知道自由貿易政策如何有害于經濟發展了。雖然南美國家取得政治獨立的時間比美國晚了40年，但是19世紀初它們的經濟發展水平沒有明顯差別，其它的經濟條件（如人均可耕地面積、人種）都相差不多，當時它們在經濟上都遠遠落后于英國。但是在整個19世紀中，美國人在不斷反對英國人干涉其內政的斗爭中對自己的制造業實行高度的貿易保護主義，結果是很快就發展起了最先進的工業和經濟，在19世紀末成了世界第一經濟強國；而南美各國卻被英國政府的“友好”姿態所迷惑，聽信了英國人的甜言蜜語，實行自由貿易政策，聽任英國的工業來摧毀自己的制造業，到20世際初終于全部落入第三世界國家的行列。世人現在都在傳說拉美國家本世紀50年代以來保護本國制造業的“進口替代戰略”如何不成功，他們卻不知道，正是由于拉美國家吃夠了19世紀的自由貿易政策的苦頭，它們才在本世紀中期轉向了“進口替代”的經濟發展戰略。我們現在有理由懷疑，這樣大肆渲染拉美國家進口替代戰略的失敗，又閉口不提它們過去自由貿易的失敗，是西方發達國家為破壞落后國家的自主發展以永遠保持自己經濟上的優勢而搞的宣傳伎倆。
中國與美國是一個更好的對比：自之后，中國被迫開放，到20世紀初清朝滅亡前夕，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應當說是最合乎自由貿易理想的了。那時候在帝國主義列強的壓迫下，中國政府不能也不敢保護本國的制造業，僅有的關稅壁壘也被國際條約限制而不得超過5％，實際上平均關稅率連5％都不到?？墒沁@樣的自由貿易并沒有使中國發展起來。1912年，當中國的進口關稅平均還不到5％之時，美國全部進口的平均關稅負擔卻為18.5％。須知美國當時已經是世界的第一經濟強國、工業最發達的國家，卻仍然以這樣高的關稅保護本國的產業，中國那樣落后，卻只有那么低的關稅保護，中國的工業怎么能發展！現在的人都批評那時的，認為它的封建主義本質注定了它發展中國工業的努力不可能成功。其實，這樣落后的國家，光是沒有象樣的關稅保護這一條，就注定了中國工業不能發展。
現實和西方人信奉的鼓吹“自由貿易優越性”的經濟理論形成了如此明顯的對立，有些人還是如此虔誠地相信和宣傳這一套學說，這是為什么？
這里只說一個理論上的根本問題：按可計算一般均衡“算出”的自由貿易好處根本就不可信。對自由貿易好處的全部論證都是以李嘉圖的比較成本學說為基礎的。按照這個學說，只要兩國生產同樣兩種物品的相對成本不一樣，這兩個國家就都可以出口自己生產的相對成本比較低的產品，進口自己生產相對成本比較高的產品，這種貿易可以使這兩個國家都獲益，因為它們都由此用自己有限的資源而得到了更多的商品。例如，如果英國用生產1單位呢絨的成本可以生產0.9單位酒，葡萄牙用生產1單位呢絨的成本可以生產0.83單位酒，那就不管它們的絕對生產成本是多少，都應該由英國向葡萄牙出口酒，而由葡萄牙向英國出口呢絨。而在自由貿易條件下，貿易結構自動就會達到資源最優配置的這個要求。李嘉圖自己認為國家之間在相對成本上的差別來源于它們在生產率上的技術差別；而以后的新古典貿易理論則強調這種相對成本上的差別來源于不同國家在生產要素稟賦上的差別，即不同國家擁有的生產要素之間有不同的比例。可計算一般均衡不過是把這些理論化為具體的數學模型，再利用統計數據對這些模型作了估算而已。
為什么現在用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作出的估算不可靠？為什么作為這個模型基礎的比較成本理論成了“自由貿易優越論”的論據，而自由貿易優越論與成功的發展經驗有如此大的矛盾？其根源就在于，比較成本學說和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都用僵死的眼光去看待生產要素的生產率，不承認生產要素的生產率取決于生產的歷史，不承認對外貿易政策可以影響生產率。如果一國生產某種產品的相對生產率高一些，它生產這種產品的相對成本自然就會低一些。但是生產率的高低不是天生的，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于人們在實踐中的學習和鍛煉。一般來說，人們干同一種工作的次數越多，工作效率就會越高；同樣，一個企業生產過的同一種產品越多，生產效率就越高，其生產成本也就越低。這個道理，有工作經驗的人都會感覺到。而美國人早就作過測算：一種型號的飛機的累積產量增加一倍，其生產成本就會降低20％。這種“學習效應”有兩個特點：一種產品的生產率取決于它的生產歷史，歷史上生產過的越多成本就越低；一種產品的生產歷史越長，其成本降低的潛力越小。從生產第一架飛機到生產第二架飛機就可以降低成本20％，而生產出一萬架飛機之后，要再生產一萬架飛機才可以降低20％的成本。由此看來，生產沒有生產過的產品可以很快降低其生產成本，而生產老產品則不會降低多少它的成本。
如果考慮到這種學習效應，我們就可以知道比較成本學說對自由貿易政策所作的論證錯在哪里：發展中國家生產過的“新產品”（現代工業產品）一定很少，新產品相對于舊產品的生產率一定大大低于發達國家，新產品相對于舊產品的相對成本也一定高于發達國家。這就是人們抱怨“國產小汽車的價格高”的根本原因。出現這種現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生產率取決于生產的歷史。而要使現代的新產品的相對成本降下來，最主要的途徑就是要多生產這些現代的新產品。發展中國家降低現代工業產品的潛力最大，只要堅持生產這些新產品，許多產品的相對成本就會迅速下降。但是由于這些新產品的相對成本最初很高，如果實行自由貿易，這些產業中的企業就會虧本，這些新產品的生產就無法進行。但是不從事這些現代產品的生產，就永遠得不到學習效應，這些新產品的相對生產效率也永遠不會提高。而如果以高額關稅保護本國的這些新產品的生產，使生產它們的企業不至于虧損，這些新產品的生產就會發展，堅持一個時期之后，這些新產品的相對生產率就會提高，其相對成本會隨之下降。這樣，自由貿易政策實際上可能阻止了一國提高其歷史上生產很少的產品的生產率，而保護關稅政策則有利于提高這種生產率。用保護幼稚產業理論之父、19世紀的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的話說，保護關稅犧牲的是現在的價值，得到的卻是國家生產力的發展。這是經濟政策本身可以影響生產率的最典型例證。
以其現在的情況看，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根本就沒法考慮政策對生產率的這種影響。它根本就不考慮“學習效應”，因而必然夸大貿易自由化對發展中國家的好處，低估它對落后國家經濟發展的長遠的壞處。使用這樣的模型作出的測算根本就是不可信的。
針對19世紀中期的發達國家英國扼殺后起國家德國的經濟的陰謀，李斯特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自由貿易政策是最發達的國家扼殺其未來的競爭對手的手段。這在今日仍然是至理明言?？唆敻衤鳛楫敶鷩H貿易理論的權威，在其所著的《國際經濟學》教材中明確承認我們前邊所說的學習效應的作用，也明確承認今日的發達國家多半都是靠保護本國幼稚產業起家，但是一談到今日的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政策，就通篇都是它們的保護本國產業的政策如何失敗，給人的印象就是發展中國家根本就不該保護本國的產業。對一種理論上完全有道理、歷史上又是行之有效的貿易政策，他卻硬要說它不適用于今日的發展中國家。這樣的寫法不能不讓人懷疑他寫作的真正動機：我們有理由懷疑他在這里并不是抱著真正的科學態度，而是為了某種利益而從某種偏見出發來說話。這種利益就是當今最發達的國家美國的利益，而這種偏見就是由美國的利益而產生的對落后國家發展的敵視。
落后的國家不應忘記，自由貿易政策是破壞其經濟發展的一副毒藥；而許多向第三世界鼓吹“自由貿易優越論”的人是披著科學的外衣販賣毒藥。
自由貿易的信徒們還有一個頗令人信服的論據：自由貿易可以打破國內企業在本國市場上的壟斷，而這種壟斷是無效率的，必然會造成低產出、高價格。這是對自由貿易的“促進競爭論據”。但是這個論據有偷換概念之嫌。從邏輯上說，也可以靠允許以致鼓勵本國企業進入來促進國內市場上的競爭，打破壟斷并不意味著需要引入外國企業。如果考慮到企業的最優規模這種效率因素，我們可以承認，“促進競爭論據”對小國是相當有道理的。以汽車制造業為例。當今這個行業最有效率的公司規模是年產150萬輛轎車。如果每個汽車廠商都達到這個規模的話，按“一戶一車”即平均3個人保有一臺車、每臺車使用10年計，象韓國這樣的小國有一個汽車廠商就足夠滿足本國需要了。但是一家企業獨占國內汽車市場當然會造成極嚴重的壟斷。問題在于，這個例子也恰好說明，“促進競爭論據”并不適用于中國。由于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即使達到“3戶一車”、每臺車使用15年，也要有6個年產150萬輛的汽車廠才能滿足中國的“穩態”需求。6個汽車企業還不足以造成足夠的競爭嗎？為什么只有外國企業來了才算競爭呢？實際上，中國汽車行業今日的問題仍然是廠商過多，競爭過度，而不是企業太少、競爭不足。這種舉例分析的意義在于，它證明了，只要國內的經濟政策得當，中國這樣的大國完全可以即取得規模經濟的好處，又僅靠國內企業就產生足夠的競爭，完全不需要靠自由貿易讓外國企業來制造競爭。“促進競爭論據”并不適用于中國這樣的大國。
三、中國應當采取的對外貿易戰略
前邊的分析告訴我們，中國既不應當采取片面追求擴大出口的對外貿易戰略，更不應當為了換取出口的擴大而過度開放進口。在今日之中國，對國內市場和產業的保護必不可少，問題只是應當保護哪些產業，開放哪些產業的國內市場。
關于保護幼稚產業的理論分析告訴我們，最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貿易政策是保護它們的現在生產率相對較低、但是提高生產率的潛力又很大的產業，這些產業可以將本國產業的技術密集程度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在根據這種考慮來選擇貿易保護的對象時，中國有一個很好的參照系，那就是現在已有的產業結構。
在轉向改革開放政策之前，中國為了不受美國和蘇聯等超級大國支配，曾經致力于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工業系統，從而形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它包括了幾乎任何一種工業部門。以當時甚至現在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來衡量，這樣建立起來的許多工業部門必定是產品性能和質量差、成本高從而缺乏國際競爭力的。生產要求的技術含量越高的部門情況越是如此。這在航空工業等部門中表現得十分明顯。在轉向改革和開放政策之后，這種部門的企業大都陷入了虧損的困境，成了經濟上的包袱。
現在的人們大都忙于嘲笑建立這些企業時沒有考慮經濟上的承受能力，嘲笑這些企業是閉關自守的落后思想的產物。但是，現在真正重要的已經不再是清算過去，而是在現在的情況下將來應當怎么辦。從經濟發展要求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的角度看，這些現在還沒有國際競爭力的高技術產品生產正是中國今后幾十年的產業升級中應當大力發展的生產部門。一個產業的成長需要時間和經驗，決不是有了資金能夠買進設備就可以一下子辦成的。臺灣90年代初期的經濟已經足夠發達，但是當它要建立自己的航空工業時卻沒有任何基礎可作支持。當時臺灣為了發展自己的飛機制造業，曾經想買下美國的麥道飛機公司，只是由于美國政府的干預而沒有成功。這個例子生動地說明一國現有的工業基礎是多么重要，它本身就是國家的一筆最為寶貴的財富。
如果我們采取適當的措施保護和扶植這些現在還沒有國際競爭力的高技術產品的生產，保存并發展其技術力量，我們將會大大加快整個國家技術能力提高的速度，并且為國家將來達到發達水平時的經濟準備好支柱性的產業部門。如果我們聽任這些現在還沒有競爭能力的部門在市場競爭中消亡，國家也還是要解決這些部門的那些往往是高技術的員工的就業和生活救濟問題，還是要背上沉重的經濟包袱。得失相權，最有利的作法只能是不僅不放棄、反而要進一步扶植和發展這些部門的生產。而扶植這些已有的高技術產品生產的主要方法，除了國家通過各種渠道給予補貼之外，就是在對外貿易上保護這些部門的國內市場。
經濟發展上的一般規律是，一國新生產的一種產品通常都是先占領本國市場，然后才發展到對外出口。對于中國這樣的人口如此眾多的國家來說，只要人均收入能夠很快提高，任何高技術產品在國內都可以有極其廣闊的市場。就是對客運飛機這種最高技術水平的產品，中國也已經是世界最大的需求國之一。問題只是要以適當的貿易政策保護好自己的這個國內市場。
從中國目前的生產和貿易模式看，中國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已經達到了這樣一種水平：中國的技術含量相當于造船和家用電器生產的部門已具有了國際競爭力，因為中國已經開始大量出口技術檔次比較低一點的家用電器和船舶。在這種情況下，目前中國應當全面放棄對技術含量低于這些產品生產的部門的貿易保護措施，將有限的關稅和非關稅貿易保護的可能性集中用于技術含量高于這些產品生產的部門。那些原則上放棄保護的技術含量較低的生產部門從紡織品和服裝生產部門一直到鋼鐵生產部門。在這些部門的國內生產中，只有個別的技術含量比較高的產品品種生產需要保護。因此，限制這些部門產品進口的貿易保護措施應當集中在它們的那些技術含量比較高的品種上，如某些特殊的紡織面料、某些特殊的合金鋼或鋼材等等。在這些技術含量比較低的生產部門中，只有一個部門應當是例外，那就是農業部門。盡管農業部門產品生產的技術含量一般比較低，但中國還是應當對農產品實行高度的貿易保護措施，以盡可能地保護本國的農業生產。這不僅是為了保證中國的農業和食品安全，更是為了保護仍然占中國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民的利益。
根據這樣一種對外貿易戰略，目前中國需要重點保護的國內工業部門有：化工（包括石油化工）、機器設備制造、汽車制造、飛機制造和計算機產業中的高技術組成部分的生產（如集成電路的生產和軟件開發）。我們應當動用可能使用的一切關稅和非關稅貿易保護措施，將這些部門的國內生產保護好。為此必須對目前的關稅和其它各種對外貿易政策作重大調整。目前我國的關稅和對外貿易政策是鼓勵企業使用外國產的設備而不使用國產設備，鼓勵企業使用進口飛機而不使用國產飛機，這種狀況不應當再持續下去了。
目前機器設備的進口占中國進口的一個很大部分。轉向重點保護技術含量高的產業可能導致中國的進口增長以致整個對外貿易的增長放慢，甚至導致對外貿易占中國gdp的比例下降。但是本文的第一部分中已經說明，在經濟進一步高速增長的過程中，統計上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下降是正常的。對目前的中國來說，只要這種下降是逐漸的而非急劇的，在對外貿易對gdp的比重下降到20％以前，我們根本就不需要大驚小怪。
中國未來真正的經濟問題在于中國的人均資源遠遠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國要變成一個經濟上的發達國家，就必須成為一個以技術含量高的產品的生產、包括機器設備的生產為支柱產業的國家，在國際分工的體系中側重于生產機器設備和其它技術含量高的產品。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一個向這一地位邁進的過程，而為了完成這一發展，中國必須在對外貿易中全力保護和發展這樣的產業。如果能夠完成向這種經濟結構轉變的過程，中國的進口將以資源和初級產品、特別是原油為主；向這種經濟結構的轉變同時就是進口結構向以原油等初級產品為主的轉變。我們現在就必須準備并著手開始這一轉變。為此必須對整個對外貿易戰略作大調整，整個國家的經濟和科技政策也都必須作大調整。
對外貿易戰略上的最大調整，就是轉向全力以赴地以關稅和非關稅手段保護本國的裝備和機器制造業、高科技產業。這一方面會加快中國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因此加快中國長遠的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又將出口所得的外匯收入節約下來進口石油及其它重要原材料。在成功地作到這一點的前提下，中國應當學習美國的戰略，減少對本國領土上的石油資源的開采，將本國的石油資源儲存起來作為應付重大國際危機的戰略儲備。在對外經濟關系上，中國還應當盡可能加入俄羅斯和中亞的石油開發，與這些當事國達成“投資開發后換取石油和天然氣供應”協議。這樣可以使中國未來的原油進口來源多元化，一方面可以分散供應上的風險，更重要的是使中國能夠頂住未來可能出現的西方的“禁運”和封鎖。
與這些對外戰略相適用，中國應當結合“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在企業自主開發先進技術、取得自主的知識產權的過程中，在使用和開發技術上將應用節約能源的技術、特別是
國際自由貿易的例子范文6
關鍵詞 經濟全球化 國際經濟法 發展趨勢
經濟全球化，就是投資、貿易等經濟活動及其各生產經營要素流動的自由化，就是世界市場的統一化，與其說這是一種靜態的結果，還不如說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經濟的全球化，客觀上要求各國市場在拆除貿易壁壘的基礎上實現統一。而市場的統一，要求市場規則的統一，這就涉及到法律層面的全球化問題。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里茨指出:“從根本上來說，經濟全球化是將世界各國和人民更加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綜合進程。在這一進程中，阻礙各國之間貨物、服務、資本和人員自由流動的人為障礙將被打破，交易成本(包括運輸和通訊成本) 將大大減少。新型的國際機構和國際民間組織將被創造和涌現，跨國公司是這一進程的強有力的推動者”。①
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帶來了兩個顯著效果:一是市場的地理范圍及市場的統一化和自由化程度大大擴展;二是為了適應市場的統一化和市場規則統一化的客觀需要，國際經濟法不僅必將且正在發生新的變化，國家的法律體系面臨著如何處理全球化帶來的復雜情況的新挑戰。
一、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經濟的三大特點
(一) 迅速回升的全球貿易，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強大動力
在WTO 正式成立后的十年內，如果按照貨物出口總額進行統計，那么國際貨物貿易總額從1995 年的51610 億美元增長到了2004 年的91240 億美元，總計增幅近77 % ，年平均增長率達6154 %。其中只有1998 年和2001 年各比上一年略有下降，但是下降幅度不大，分別只有115 %和319 %。其余年份均有3 %以上的增長幅度，其中上漲10 %以上的年度有4 個。在原油商品價格持續高漲和電子產品出口復蘇的帶動下，2003 年和2004 年的增幅更是創了歷史新高，其中2003 年比2002 年增加了1519 % ，2004 年比2003 年增長21 %。即使扣除了物價和匯率因素，2004 年世界貿易量的增長也達到了9 %。自2000 年至2004 年，世界GDP 從32 萬億美元的水平增長到40 萬億美元的水平，總計增幅為25 %左右，年平均增長率低于國際貨物貿易的年增長率。②
(二) 外國直接投資復蘇和持續高漲，為世界經濟的增長注入了持久活力
按照實際吸引外國投資金額來計算，1998 年世界跨國直接投資額為690911 億美元，1999 年猛增到1086715 億美元，比1998 年增長近5713 % ，2000 年在此基礎上又增加2717 % ，達到了1387915 億的規模。由于受“911”事件等影響，2001 年至2003 年世界各國對外投資總額連續三年呈下降趨勢，2004 年開始，世界跨國直接投資又出現恢復性增長，比上一年上升了9 %左右。③
不過近年來，跨國直接投資開始呈現出兩大變化，其中第一大變化是包括印度、巴西、墨西哥在內的發展中國家開始成為資本輸出國;第二大變化則是第三產業成為跨國直接投資新的領域。上述兩大變化業已對傳統的國際經濟法提出新的課題。
(三) 隨著自由貿易區的蓬勃發展，世界經濟的區域一體化和國家集團化進程呈現加速態勢在過去的十年間，跨地區的經濟貿易發展迅猛，雙邊和多邊的區域貿易安排和協定數量激增，并且重疊交錯，這已經成為國際經貿發展的重要特征之一。截至2004 年底，向GATTPWTO 申報的區域貿易協定已接近300 個，其中依然有效的200 個左右。不僅如此，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勢頭在廣度和深度上均有所拓展，例如2004 年5 月1 日，歐盟成員國從15 個增加到25 個，占世界貿易總值的20 %;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 所覆蓋的加拿大、美國和墨西哥三國，區內貿易數額也很可觀。此外，美洲國家首腦會議在美國主導下，于1994 年商定建立美洲自由貿易區，預計今年可完成談判，屆時將正式建成這一包括34 個國家、8 億人口的自由貿易區。④ 根據統計，目前世界貿易的三分之二是在這些自由貿易區內發生的。到2007 年底，全球貿易體系將被300 多個雙邊和區域自由貿易協定所分割，出現更加錯綜復雜的局面。⑤
另外，伴隨著全球貿易規模的擴大，發展不平衡問題難以避免，貿易摩擦日益增多。
二、國際經濟法發展的新動向
(一) 包括國際商法在內的國際經濟法的統一趨勢明顯加強
國際經濟法統一趨勢的表現之一，就是處理各種國際經貿關系的國際公約不僅數量日益增多、作用日益增強，而且各國規制市場方面的經濟立法出現趨同現象，在這方面，以WTO 為代表的各類經貿國際公約和國際協定，是效果最為顯著的實體法統一化的突出范例;表現之二，就是作為相關國際經濟法(特別是國際商法) 主要法律淵源的現存條約或公約的參加國的數目大幅增加。
各國商事立法和其它經濟立法之所以會出現統一，主要原因是:其一，以WTO 為代表的各類經貿國際公約和國際協定，在促進各國和各地區的實體法的統一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效果最為顯著;其二，正在日益走向經貿一體化的自由貿易區的形成和發展，又把自由貿易區區內各國大量的經濟法和商法進一步推向統一;其三，在國際公約、WTO 協定和NAFTA 的約束下，各國的商法和經濟法出現趨同的跡象。此外，越來越多的國內商事立法和其它經濟立法正在向國際經貿慣例靠攏，也導致了各國法律的統一化運動日益向縱深方向發展。 [ hi138\Com]
(二) 國際經濟立法與其它各領域立法的關系日益密切，出現了聯結和互動趨勢
全球化趨勢的進一步加強，使得各個領域的國際經濟法律制度逐步取得了功能上的整合，與此同時，國際經濟法律制度與環境、外交、衛生、社會等領域法律制度的聯結日趨緊密。國內有學者將這一趨勢稱為“國際經濟立法的一體化”。⑥ 鑒于對這一說法仍有爭議，筆者暫時將上述趨勢稱為“國際經濟法的互動和聯結”趨勢。
根據美國學者達維德·W·利伯隆的劃分，國際經濟立法聯結主要分為兩種基本形態:一是“規范性掛鉤”;二是“策略性掛鉤”。
所謂的“規范性掛鉤”，指的是基于其各自調整對象和法律原則本身的關聯性或適用結果的牽連性導致的不同領域的國際法律的互相掛鉤。例如，反傾銷、補貼和反補貼、保障措施、原產地規則、進出口許可證、技術壁壘、檢驗和檢疫措施、紡織品貿易、海關估價等協定本身所調整的對象各不相同，但是由于他們都是國際貨物貿易的法律規則，所以被納入WTO 多邊貿易的第一層面的法律規則。以國際貿易自由化為主要宗旨的世界貿易組織正是基于這一點，運用諸如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透明度、互惠等共同的法律原則將其連接成國際貿易法的一個整體。又如，投資領域的國際法律制度發展比較慢，而且投資與貿易本來是兩種不同的行為，但是為了貿易自由化原則的充分貫徹，WTO 將其連接起來，制定了《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這就是將投資法與貿易法掛鉤的生動實例之一。
所謂“策略性掛鉤”，是指一些國家或國家集團，出于談判策略的考慮，交換投票權而形成的各領域的國際經濟法掛鉤。例如，一些國家在A 領域具有優勢，希望在某一領域簽訂一份對其有利的國際協定;但是另一些國家在B 領域具有優勢，希望在該領域簽訂一份對其有利的國際協定;如果單獨在AB領域談判，可能永遠不會有談判結果，因為凡是前者同意的后者就反對。在此種情形下，如果將AB 兩個領域合在一起進行一攬子的談判，雙方妥協的可能性較大，于是AB 兩個領域的協定或條款，就順理成章地出現在同一國際組織制定的協定體系中，甚至被寫進同一個協定之中，而且此種情形并不少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旨在維護發達國家利益的WTO《知識產權保護協定》與反映發展中國家利益的《紡織品協定》二者共存于WTO 體制之內。
(三) 國際經濟法與國內經濟法的融合日趨加深，國際法與國內法的界限越來越模糊
眾所周知，作為國際經濟法主要淵源的國際條約，其制定一般是由幾個主要的國家或國家集團在談判的基礎上產生的。因此，某一國家(地區) 或集團的談判實力越強，談判技巧越高，其國內法律或域內法律對國際法的影響就越大，同時在另一方面，國際法一旦成型，它又會對成員的國內法或域內法產生反作用。
例如，無論是GATT 的《反傾銷守則》還是WTO《1994 年反傾銷協定》，都是以歐美的反傾銷法(特別是歐共體的反傾銷基本條例) 為藍本而制定的，都吸收了美國和歐盟大量的國內立法經驗。最為明顯的例子之一，就是WTO 反傾銷協定直接借鑒了歐盟推算價值計算中期間費用(SG&A) 和利潤率的計算規則，使正常價值的計算更為詳細和合理。再比如，WTO《1994 年反傾銷協定》就是在借鑒了美國貿易法中關于損害威脅確定因素規則的基礎上，進一步細化和完善了反傾銷調查中的關于產業損害調查規則。但是反過來，在1995 年，美國和歐盟又根據WTO《1994 年反傾銷協定》調整了其反傾銷法的內容，美國不僅改變了舊法中關于正常價值等一些獨特的術語，而且取消了舊法中關于推算正常價值的公式中期間費用和利潤率的比例;歐盟不僅仿效WTO 反傾銷法與反補貼協定分開立法的體例，改變了1988 年理事會基本條例將反傾銷與反補貼兩種調查合為一體的立法模式，而且明確限定了反傾銷調查的時限。經過上述作用與反作用之后，已經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F在如果再將歐美反傾銷法的條款與WTO 反傾銷協定的條款拆開放在一起，已經很難分辨出哪些是歐美國內法的條款，哪些是國際反傾銷協定的條款。
從兩大法系國內貨物買賣法和合同法對1980 年《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和1994 年《國際商事合同通則》的影響，到《巴黎公約》、《伯爾尼公約》、《馬德里條約》對各國知識產權法的反作用，所有例子都顯示了一條越來越清晰的軌跡，那就是:國際經濟法與國內經濟法的發展正呈現出日趨融合的跡象，國際法與國內法的界限正在變得越來越模糊。
(四) 國際經濟法律規則越來越具有普遍適用性和權威性
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世界各國越來越清醒地意識到，只有遵守國際經濟法律規則，其基本的國家經濟利益才能得到維護、鞏固和發展，因此，國際經濟法的規則更具有了權威性和生命力。
(五) 國際經濟法立法主體呈現多元化的趨勢，一些私人國際機構在全球規則制定方面的作用日益擴大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速，國際經濟立法的主體日漸呈現多元化的趨勢。除了傳統的主權國家、國際組織之外，一些私人組織日益參與到國際經濟法規則的制定過程中。這一現象引起了一些國際知名學者的關注，著名歐盟法專家施奈德(Snyder) 教授就將這一趨勢視為國際經濟法和歐盟法的一個新動向。根據該學者的研究成果和我們的觀察，至少三類私人組織對國際經濟立法產生的影響是值得關注的。
首先是跨國公司對國際經濟法規則制定的影響。眾所周知，跨國公司為實施全球經濟擴張戰略，在其全球生產、銷售、管理等各個環節均制定了統一的內部規則和標準。同一個跨國公司在其全球范圍內的分支機構建立的同一的產品質量標準、操作流程、知識產權保護模式、員工守則以及其在對外簽約時廣泛采用的標準合同，正在影響著一些技術性較強的國際經濟法的立法進程。這些規則雖然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但是其實際效果和執行力度是有目共睹的。
其次是在跨國公司推動下成立的非政府組織，例如國際標準化組織( ISO) 、國際會計標準化委員會( IASO) 等。其中，IASO 目前在世界上112 個國家中設立了153 個專業會計機構，其職能是制定和批準國際會計標準和準則。盡管IASO 標準在法律上并不具有約束力和強制執行力，盡管各公司名義上仍然可以按照各國的會計準則自主聘請會計師事物所編制各種財務報表和審計報告，但是在實際上，如果公司財務報表不符合所謂的“公認會計原則(GAAP) ”，那么其在全球的股票發行和籌資行為就會遇到困難。最后是一些公益性的非政府組織。在國際環境保護非政府組織的有力推動下，一些多國公司迅速行動起來，建立了旨在為保護國際環境生態協調服務的私人網絡組織，其中最為知名的就是國際社會環保鑒定和標簽聯盟，包含了七個國際環境網絡，贏得了廣泛的公眾社會支持，其制定的認證和簽證規則業已成為在全球范圍內被廣泛接受的國際標準。
(六) 國際經濟法的法律淵源有日益擴大的趨勢，其中，作為新法律種類的“軟規則”的出現和發展十分引人注目
正如經濟影響和文化滲透能力被稱為“軟實力”一樣，包括施奈德教授在內的一些國際法學者們將上述傳統主權國家和以主權國家為主體的國際組織之外的私人組織制定的事實上在全球通行的行業標準和行為準則稱之為“軟法律”。出于避免歧義的目的，我們覺得或許“軟規則”的提法可能更為適當。根據施奈德教授的觀點和我們的理解“， 軟規則”原則上雖然不應具有法律約束力，但是卻由于具有廣泛的實用有時也能產生切實的法律上的效果，其貫徹落實的效果甚至比硬規則還要有效。這些規則不僅為國際企業和律師所熟悉，而且以國際行為準則之形式對跨國公司的管理活動產生了重要的作用。與硬性法律規則相比，軟性法律規則有著交易成本上的優勢，通常更加易于適用于一些不確定的情況和要求作出妥協的情形。⑦
(七) 國際經濟法對世界范圍內的貧富差距的縮小所起的作用仍然十分有限，但是這一問題已經開始受到了世界各國的廣泛關注
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浪潮正在沖擊著各個國家和地區，以WTO 為中心的國際經濟法律體系正在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所接受。從某種程度上來講，現階段經濟全球化和國際經濟法律體系仍在加劇世界范圍內的貧富差距。人們在統計數字中驚訝地發現，全球化在給人類帶來巨大財富的同時，也在全球范圍內帶來了越來越大的貧富差距。根據聯合國《2005 年人類發展報告》，世界上最富有的500 人的收入總和大于4116 億最貧窮的人口的收入總和。⑧另外，國際貿易法律領域內也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平現象。據分析，目前，世界上最高的貿易壁壘其實是針對包括最貧窮國家在內的發展中國家而設置的，貧窮國家向富國出口時所遇到的保護主義，平均要比富裕國家相互之間出口時遇到的壁壘高出好幾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