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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觀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范文1
大數據對傳媒業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其實，不僅傳媒行業會受到大數據帶來的影響，大數據也對傳媒學術研究產生巨大的沖擊和挑戰。目前已經有學者開始就大數據對傳媒研究的影響進行了初步分析，但總體而言，新聞傳播學界對大數據的研究偏重于現象描述和情況介紹，對大數據給學術研究帶來的挑戰和學術創新問題的研究卻較少?；诖?，本文以傳媒經濟研究為對象，考察大數據對傳媒經濟研究帶來的挑戰，為大數據背景下傳媒經濟研究的發展提供行動路線圖。
大數據對傳媒經濟研究帶來的挑戰
傳媒經濟學的理論背景來自經濟學，包括微觀經濟學理論、產業經濟學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等。有學者認為，大數據在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研究理論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對傳統經濟學形成了沖擊，由此提出大數據經濟學（Big Data Economics）概念，認為應該運用大數據思想對傳統經濟學進行深化研究。在傳媒經濟學研究方面，大數據在研究范式、研究理論、研究方法、研究工具以及研究對象等方面都會對既有研究產生沖擊，傳媒經濟學研究面臨著理論創新的挑戰。
1.研究范式
按照庫恩的界定，范式是一個學術群體中大部分成員共同認可的一整套前提假設，是學術共同體公認并共享的世界觀。傳媒經濟學基本遵循著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研究范式，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核心是理性人假設。理性人假設認為人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理性個體，在制定每一項決策時都會嚴格按照成本收益比進行考量和計算。但批評者指出，完全理性假設在現實中并不存在。在現實中，一方面，搜索信息需要花費巨大的時間成本和精力;另一方面，人們缺乏分析和處理巨量信息的工具和方法。因此，人們只會搜索有限信息，以此作為決策的依據，這就是有限理性假設。
有限理性假設比完全理性假設更加接近現實，但這兩種假設有著共同的前提，即個體對信息的搜索和處理需要巨大的成本。因而，決定采用完全理性假設還是有限理性假設時，主要是比較獲取信息的成本和從信息中得到的收益：當信息收益大于信息成本時，繼續搜尋信息，逼近完全理性假設;當信息成本等于或大于信息收益時，停止信息搜索，按照有限理性假設采取決策。
在大數據環境下，理性假設的前提遇到了挑戰，大數據技術極大地減少了受眾搜索信息的成本，受眾可以輕而易舉地獲取決策所需的各種信息，并利用數據處理技術對信息的收益進行計算，在此基礎上作出決策，這使得有限理性范式失去了解釋力。同時，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大幅下降，使網絡空間出現了許多新的組織形態和交易形式，如以分享、合作為主題的維基百科、開放源代碼、網絡共享等，這些新的組織形式無法用理性范式進行解釋，如果從理性的角度計算成本收益關系，那么人們沒有動力進行網絡分享與合作。然而，這種“無組織的組織力量”在今天的互聯網世界越來越常見。這些大數據時代的新現象很難用理性范式進行解釋，我們需要用新的傳媒經濟學研究范式解釋這些行為和現象。
2.研究理論
在研究理論上，大數據時代的傳媒經濟研究不僅需要經濟學理論，也需要社會學理論、網絡科學理論等其他學科理論。傳統的經濟學理論中，個體脫離了所屬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群體，研究者忽視了社會關系、人際傳播、社會結構因素對個體的影響，脫離個體所鑲嵌的社會情境因素來考察個體，犯了“低度社會化”的錯誤。在傳媒經濟理論中，無論是生產者還是消費者，他們的生產行為和消費行為都是黑箱，我們不知道生產者和消費者是如何做出生產和消費決策的，哪些因素產生影響、如何影響等一系列問題都處在黑箱中。
在大數據的幫助下，研究者可以借助于社會學理論和社會網絡研究理論，把個體納入到一定的社會結構和社會情境中，考察個體鑲嵌其中的社會關系因素如何影響個體的媒介接觸和媒介消費行為，研究影響個體行為的各種因素及其影響機制，揭開人們媒介接觸和媒介消費行為的黑箱，從而發展出能夠揭示傳媒經濟行為一般規律的理論。
3.研究工具和方法
傳媒經濟學主要的研究方法包括抽樣調查、內容分析、假設檢驗、實驗研究等，盡管這些方法有其優點，但它們的缺點也是顯而易見的，這些傳統方法都無法對海量數據進行分析，在大數據面前，這些傳統方法基本是無能為力的。
以抽樣調查方法來說，在大數據來臨之前，受制于研究條件和數據可得性，研究者只能對有限的數據進行抽樣，通過對有限樣本的分析推斷總體的狀況。抽樣分析的前提是所抽取的樣本能夠代表總體，但在研究中很難使樣本能夠完全代表總體，樣本與總體總會存在一定的誤差，抽樣調查的價值也因此打折扣。在大數據時代，可以直接對總體數據進行分析，而無需通過抽樣調查來估計總體狀況。同樣，內容分析法也是基于抽樣分析，通過抽取樣本對媒介內容進行研究。實驗法也是對少數受試者施加試驗刺激，通過與對照組進行比較研究，觀察實驗刺激產生的效果。這些傳統方法都是小數據時代處理信息所采用的方法，并不適用于大數據環境，大數據需要學者設計運用新的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
4.研究對象
在微觀經濟學研究中，研究對象是個體的企業、家庭或個人，研究者通過對單個企業或個人的生產、消費等行為的分析，考察影響他們決策的各種因素。在傳媒經濟學研究中，媒體、受眾也是作為個體存在的。這種研究有兩方面缺陷，一是個體的消費行為始終處在黑箱中，我們不知道個體是如何做出消費行為決策的。二是研究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無法從對個體的研究中獲知關于總體的狀況，而總體狀況具有極大的研究價值和應用價值。
大數據可以在這兩方面做出改進，首先，借助于大數據技術，研究者可以對受眾的媒介接觸行為和媒介消費行為進行準確的追蹤分析，掌握受眾在每時每刻的媒介接觸和消費行為。另外，大數據可以使研究者獲知受眾整體的媒介接觸和消費情況，進而對受眾的媒介接觸和消費趨勢做出預測。
5.研究主體
大數據對傳媒經濟研究者也提出了挑戰，在大數據時代，研究者需要對大數據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充分認識大數據對傳媒經濟研究帶來的深遠影響，學會從大數據的研究范式出發思考問題。另外，研究者也需要掌握數據分析的方法和工具，學會利用大數據分析工具對傳媒經濟學的各類問題進行研究。同時，跨學科的學術合作與學術交流也變得更加重要，任何單一學科的視角和方法都難以對大數據環境下的傳媒經濟現象做出充分的解釋。只有從傳播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多種理論視角進行跨學科考察，才能對大數據環境下的傳媒經濟問題做出深入的研究。
大數據時代傳媒經濟研究的創新
大數據對傳媒經濟學研究提出了相當大的挑戰，在大數據環境下，傳媒經濟研究至少可以在以下四個方面進行創新：
1.受眾行為分析
受眾的媒介接觸和媒介消費行為，始終是傳媒經濟研究的核心問題。在小數據時代，很難準確全面地了解受眾的媒介接觸和媒介消費行為，無論是傳統的入戶調查，還是受眾的自我報告，都存在兩方面問題：一是樣本量太小，從樣本中得出的結論不具有推廣性;二是受眾在接受調查時經常會給出有偏向的答案，由于第三者效應的存在，受眾總會有美化自身行為的可能性。這使得對受眾媒介接觸和媒介消費行為的研究變得非常困難。
大數據技術能夠對受眾的媒介接觸和媒介消費行為進行實時分析，比如受眾在網絡上點擊了哪些頁面、停留了多長時間、鏈接到哪些網站、購買了什么商品、發表了怎樣的評論等信息都可以被后臺服務器保留，通過分析受眾的個人接觸信息，可以準確把握受眾媒介接觸行為的特點和模式，進而對受眾進行有針對性的營銷。
2.市場趨勢預測
大數據技術可以對市場趨勢做出準確預測，舍恩伯格認為，大數據的核心就是預測，它是把數學算法運用到海量數據上來預測事情發生的可能性。一個著名的例子是Farecast票價預測工具，這個工具通過對近十萬億條機票價格數據進行分析，預測美國國內航班機票價格，其預測的精準程度達到75%，每位使用該系統的消費者每張機票可節約50美元。
3.廣告及營銷精準度研究
在小數據時代，廣告投放呈現出撒胡椒面式的粗放形態，廣告的投資回報率很低，商品的營銷手段也較為粗糙，難以對受眾進行一對一的精準營銷。大數據環境下，通過對每位消費者的消費習慣和消費模式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可以進行精準的廣告投放和商品營銷，提高廣告和營銷的精準度。
比如，亞馬遜運用數據挖掘技術，通過分析用戶的瀏覽、收藏、購買、評論及其他用戶的反饋等數據，預測每位消費者可能感興趣的內容，將其推薦給消費者。亞馬遜提出，在最理想的情況下，亞馬遜只會推薦一本書，而這本書就是消費者將要購買的那本書。
4.盈利模式創新研究
大數據環境下，媒體的盈利模式也需要做出調整。在讀者量不斷下滑、廣告市場被新興媒體分流的現實背景下，傳統的二次售賣模式難以為繼。傳統媒體必須創新盈利模式，利用大數據技術帶來的機會，整合數據資源，尋找新的盈利增長點，實現自身的逆轉。傳媒盈利模式的創新也是傳媒經濟研究的重要問題之一。
參考文獻：
微觀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范文2
關鍵詞：農村剩余勞動力；三重約束；流動阻力；阻力模型
中圖分類號：F061-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0892(2006)11-0010-06
一、問題的提出
從上世紀80年代起，隨著市場化改革，我國出現了大規模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民工潮”。2004年，進城務工的農村勞動力人數達到1．06億人。但自2004年下半年起，全國大范圍內相繼出現“民工荒”現象。
以“珠三角”的東莞地區為例。東莞是珠三角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代表，這次缺工潮在東莞也表現得最為激烈，有人估算，“珠三角200萬工人缺口，東莞占一半”。東莞市委政策研究室與勞動部門組成的聯合調查組，在其撰寫的一份決策參考中描述了當地缺工的狀況：“一年一度的招工是企業生產運作的第一道固定程序……過去招工寫的都是‘招收熟練、熟手、高級技工’，而今則增加了不少‘大量招工’、‘急招、急聘工人’、‘有無經驗均可’等字眼，過去熙熙攘攘的勞務市場如今卻難現昔日的熱鬧，過去排隊求職、人頭涌動的工廠門前如今卻門可羅雀。”
再以浙江省為例。浙江省政府政策研究室調研報告《透視浙江“民工短缺”現象》的數據顯示，2004年1－8月杭州市外來勞動力服務中心統計的單位需求數為283693人，登記介紹數為231847人，民工缺口占比為18．28％；2004年第三季度，該省勞動力市場需求人數約134萬人，求職人數約88．1萬人，缺口比重為34．25％。浙江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的最新統計數據表明，目前浙江省勞動力短缺約50萬人，占勞動力總需求量的35％。
在中國農業人口依然過剩的情況下，出現勞動力嚴重短缺現象，這不僅引起企業、政府的高度關注，也同樣引起國內學者的濃厚興趣。有人認為，這是民工對權利缺失的一種自主反應；也有人認為，這是民工工資太低導致的結果；還有人認為，這是這些年來勞資關系惡化的結果；甚至有人認為，“民工荒”是一種假象，是勞動力供求的結構性失衡。一時眾說紛紜。但綜觀各種觀點，都只是站在某個角度看問題，缺乏一個系統的理論框架對“民工荒”做出全面的解釋。因此，針對當前的“民工荒”現象，必須對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流動機制進行深入研究，才有可能在一個有機的邏輯框架下做出全面的理論闡釋，并提出有建設性的政策措施。
二、相關文獻及述評
在發展中國家現代化、工業化、城市化的過程中如何“消化”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問題一直是發展經濟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岸洕崩碚撌乾F代國內外學者對勞動力流動機制的研究基石。劉易斯在《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1954)一文中首先提出“二元經濟”理論，后來經過劉易斯本人的一再詮釋(1958、1972、1979)，以及費景漢和拉尼斯(1964)等眾多學者的相繼發展，現已成為發展經濟學的重要理論。這一理論認為，勞動力會從低邊際用途向高邊際用途――或者說從傳統部門向現代部門、從農業向工商業、從農村向城市轉移。但不同學者對勞
獲得勞動力市場需求信息，但目前農民工打工主要依靠傳統的血緣、地緣人際關系網絡，通過“資深”農民工介紹，一輪帶一輪地以滾動方式進城。據調查，通過熟人或親戚介紹的比例達到60．37％，而通過中介機構介紹和自己應聘的分別僅占14．20％和12．10％。這種“鄉土性勞動力市場”提供的就業信息量很小，而且缺乏連續性、穩定性。其主要特征：一是信息量少，內容單調，可靠性差；二是信息源頭不活躍，也不豐富；三是信息聯系渠道少，聯系方式單一原始，信息傳遞過程中信息失真嚴重；四是信息價值含量低，信息價值轉換空間小。因此，農民工就業信息的取得是高成本的，這也是一些地方出現“民工盲流”的重要原因。
(3)能力阻力。據統計，我國農村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為6．54年，略高于小學畢業水平，農村人口擁有的人力資本低，并且我國農民絕大多數沒有受過專業知識與技能的培訓。在15-64歲農村勞動力人口中，受過大專及以上教育的不足1％。2001年農村家庭勞動力文化狀況如下：接受了大專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比例為0．46％；接受中專教育的人口比例為2．02％；接受了高中教育的人口比例為9．65％；接受了初中教育的人口比例為48．8％；接受小學教育的人口比例為31．14％；而不識字或識字很少的人口比例為7．69％。正是由于農村流動勞動力的素質普遍偏低，農民工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勞動時間長、勞動強度大、危險性高的工種，導致農民工收入偏低，不足以支撐其家庭在城市定居生活。被調查農民工的月工資均比較低，主要集中在500至800元之間。其中，每月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占3．58％，300至500元的占29．26％，500至800元的占39．26％。800元以上的占27．90％。因此，能力阻力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受阻的重要原因。
(4)風險阻力。工資兌付的風險主要來自農民工的非合同的就業方式。調查顯示，與用人單位簽訂用工合同的農民工僅占53．70％，沒有簽訂的占了30．62％，有15．68％的農民工居然不知道什么是勞動合同。在被調查者中，認為用工合同非常重要和比較重要的農民工分別占20．86％和40．67％，認為沒有用的占13．95％。調查顯示，農民31212資領取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方式是按月領取，為60．37％；另一種方式是按年領取，為28．02％。在被調查者中，基本能按時領取工資的為47．78％，有時延期和經常延期的比例分別達到35．68％和15．68％。據有關部門的不完全統計，到2003年底，9400多萬進城務工的農民工，被拖欠的工資已高達1000億元人民幣。工資被拖欠甚至被拒付的風險阻力，嚴重影響了農民工的收入預期，使得一些辛苦勞作卻又無法領取工資的農民工無奈地離開城市。
(5)價格阻力。農村勞動力的流動受工農產品相對價格及城鄉消費品或服務產品的相對價格的阻礙，工農產品相對價格越低，農村勞動力流動的阻力越大；城鄉消費品或服務產品的相對價格越高，農村勞動力流動的阻力越大。從城鄉消費品或服務產品的相對價格來看，由于近年來城市物價上漲，其中房租、醫療價格、外來民工子女借讀費等服務產品價格上升較快，農民工的城市生活成本增大，致使一些農民工選擇返
鄉。而從工農產品相對價格來看，糧食價格有較大幅度上漲，而農資產品價格如化肥、薄膜、種子、農藥等價格上升受到政府規制，致使工農產品相對價格變低，農民增加了返鄉務農的積極性。
(6)政策阻力。政策阻力包括了歧視性政策對農民工流動產生的阻礙，以及農村稅費政策對農民工的逆向吸引?，F行的城鄉分割二元戶籍制度、教育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都對農民工歧視，使農民工難以在城市長久居留。以社會保障制度為例，農民工在養老、失業、醫療、工傷、女職工生育保險的參保率分別只有33．7％、10．3％、21．6％、31．8％和5．5％；而農民工的企業補充保險、職工互助合作保險、商業保險的參保率就更低，分別只有2．9％、3．1％和5．6％。而農村土地承包制度使他們流則有根，出而能退，進退有路。因此，目前大多數農民工選擇“候鳥式”的生活和就業方式?，F階段大力推進的農業稅費減免的改革以及糧食“直補”政策，又使得一些農民工紛紛返鄉務農。政策性阻力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流動的最大阻力。
(7)心理阻力。農民工的心理阻力來自于工作壓力、性壓抑、不公平的社會待遇以及鄉土情結等情感因素。調查顯示，農民512512作的顯著特征是勞動時間長，勞動強度大，危險性高。每天工作大多超過8小時。在被調查者中，每天工作時間8小時以內的僅占13．70％，8至9小時之間的達到40．30％，9至10小時之間和10小時以上的分別占23．48％和22．50％。調查顯示，大多數農民工采取兩棲的生活方式。農民工具有較強的鄉土情結，再加上回鄉投資、子女上學等因素，勞動力回流比較明顯。有一定積蓄后就返鄉的農民工比例為39．07％，計劃在原城市里長期打工的占8．13％，視工作情況定奪的占37．48％，積累一定的工作經驗后去其他城市工作的占15．32％。心理阻力成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不可忽視的因素。
綜上所述，農民工的流動受多種因素制約，現階段出現的發達地區勞動力短缺現象，主要是各種阻力導致勞動力流動不通暢所致。一些企業為了解決用工問題，采取了為農民工提供帶薪休假、報銷探親往返車船費、準時發放工資以及提高工資與福利待遇等有效措施，挽留農民工。但從長遠看，農民工流動受到的阻礙重重，單靠個別企業的行為只能解決該企業的燃眉之急。因此，需要政府相關配套政策解決企業用工短缺問題。
2．阻力模型的政策含義
雖然阻力模型是基于對勞動者微觀行為機制考察，但它卻不失宏觀政策含義，使得相關政策的制訂更具有針對性。根據阻力模型分析，為了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順利轉移，解決當前“民工荒”現象，可以采取以下的政策措施降低勞動力轉移的阻力系數。
第一，完善勞動力市場信息渠道，降低農民工的信息搜尋成本。特別是在農村勞動力輸出的集中地區，要建立健全企業用工信息網絡，各級政府應積極參與對企業用工信息的收集、整理、工作，并通過多種渠道公布勞動力市場需求信息。要建立和規范勞動力中介市場，嚴厲打擊虛假信息騙取農民工錢財的非法中介組織，鼓勵發展各類專業勞動力市場，并嚴格控制信息價格，降低農民工的信息搜尋成本。
第二，加強對農民工的教育與培訓，提高農民工的人力資本積累。加強農民工勞動技能培訓，實現我國農村富余勞動力順利轉移，將沉重的人口負擔轉化為人才資源優勢，提高農民進軍市場的本領，是政府亟待解決的問題。
第三，提高《勞動法》執法力度，規范用工行為，降低工資兌付風險。最近出臺的《國務院關于加強農民工工作的若干意見》提出了要抓緊解決農民工工資偏低和拖欠問題。應嚴格規范用人單位的工資支付行為，建立工資支付監控制度和工資保證金制度，確保農民工工資按時足額發放。嚴格執行最低工資制度，制定和推行小時最低工資標準。解決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不能就事論事，應從法律法規上徹底解決。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們不缺少法律和政策，關鍵是執行環節，相關部門應在執行上不“打折扣”。
第四，給予農民工“市民待遇”。消除二元戶籍制度，取消就業限制，并在子女就學、社會保障等方面給予農民工平等待遇，以降低農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成本，減輕其成本負擔。在消除二元戶籍制度方面，可以考慮建立“農民工身份轉換制度”，以在城市工作達到一定工作年限為主要條件，給予農民工城市戶籍，從而逐步轉換農民工身份。要解決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階段上學困難問題，讓每個孩子都有平等接受義務教育的機會。早在2001年國家就針對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提出了“兩個為主”：以流入地政府管理為主和以公辦學校借讀為主。目前的關鍵是要把政策進一步落實下來，還要通過發展民辦教育緩解農民工子女就學難。
第五，關愛農民工的心理健康。應為農民工提供健康娛樂活動場所，為夫妻分居農民工提供配偶探親便利條件，形成尊重農民工的社會氛圍等等，減輕其心理壓力。要重視農民工的文化權利，包括文化參與權和享受權。建議國家通過強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將社會保障、子女上學、文化權利三大核心問題納入國家立法軌道，過渡期內可考慮先出臺一些條例或地方性的法規。
微觀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范文3
【關鍵詞】產業組織理論；企業；市場
一、傳統產業組織理論中的企業和市場觀
傳統的產業組織理論從同一產業內企業間的關系來定義產業組織，認為產業組織指的是同類企業間的壟斷和競爭等市場關系，以及產業內企業間的組織形態。
1.傳統產業組織理論中的企業觀
傳統產業組織理論對企業的看法是以傳統微觀經濟學為基礎的。企業理論的早期發展可以追溯到古典理論的亞當?斯密及其著作《國富論》。斯密認為，商品價值是獨立于市場價格的，即商品的自然價值（自然價格）主要取決于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必要勞動。
以馬歇爾等經濟學家為代表的傳統產業組織理論學者研究企業是從生產函數出發，將“企業”看成是在給定的技術、成本、價格下追求利潤最大化、生產單一產品以及所有權和經營權合一的生產單位，而不是一種組織，側重于對分工、協作以及投入和產出的分析。同時，在對企業研究的過程中，主要使用了邊際分析的方法，如分析企業的最佳產出水平和均衡市場價格水平。不可否認，新古典經濟學在研究企業的整體行為以及企業間的策略時是有效的，但這一理論也存在著許多無法解決的問題。
2.傳統產業組織理論中的市場觀
傳統產業組織理論將“市場”看成是實現資源最優配置的最優手段，認為只要市場競爭不受到削弱，供需雙方能夠隨市場需求狀況和均衡價格的波動而自由、充分地競爭，市場就可以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同時，該理論認為市場結構反映的是一類關系，主要是市場中企業間競爭和壟斷的關系。一般地，經濟學者使用市場集中度、產品差異程度、進入和退出障礙以及規模經濟性等概念對市場結構進行直接度量。傳統產業組織理論對市場結構的考察是為了研究市場中企業間的關系而市場集中度、產品差異程度、進入和退出壁壘以及規模經濟性等常用的直接度量指標可能并不能很好的反映這種論斷競爭關系。
二、現代產業組織理論中的企業與市場觀
隨著交易成本這一概念被引入經濟分析，新產業組織理論打開企業這一“黑箱”，深入分析企業內部組織結構和治理結構，并對企業與市場的界定提出了新的理論主張
1.現代產業組織理論中的企業觀
新產業組織理論側重于分析企業內部的產權結構、組織形式、經營目標和合理預期對企業行為的影響。以科斯、威廉姆森等人的產權理論和交易成本理論為基礎，新產業組織理論采用了完全不同于傳統觀念的現代企業和市場觀。他們提出企業同市場一樣參與了資源的配置過程，企業的內部活動是影響市場行為和產業結構的重要原因，因此對企業內部活動的考察便構成了新產業組織理論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交易費用存在的情況下，企業是作為市場的替代物而產生、存在的，因為企業作為科層組織（一種特殊的契約關系），內部的科層結構的協調替代市場的價格機制協調，可以節約市場交易費用。但企業科層結構的運行本身也需耗費成本這些成本通常被稱為組織成本或管理成本。由此決定企業對市場的替代邊界是在邊際“組織成本”（“管理成本”）等于利用市場進行交易的邊際交易成本的邊界點上，此點也決定了企業規模的邊際界限。現代企業的特點是規模龐大、生產多元化、企業的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所有者和經營者的利益目標不一致等等。
2.現代產業組織理論中的市場觀
新產業組織理論認為現實當中市場作用的發揮并不是完全自發的無代價的，人們在利用市場來進行交易的過程中往往會發生大量的交易費用，例如大量的起草、談判等往來活動中發生的費用；合同簽訂過程中雙方對合同條款進行修改、補充，完善的費用。當市場效率降低、交易費用不斷上升時，企業就會發展起來以替代市場機制來對資源進行計劃性地配置。
對于如何界定企業與市場的邊界，新產業組織通過利用市場機制的交易成本和利用企業機制的成本的相互比較。當企業達到這樣的規模，以至于再多組織一項交易時，從中獲得的邊際收益等于利用市場機制來完成的交易成本的增量，也等于利用企業機制完成的成本增量（邊際收益=邊際交易成本=邊際成本），企業就達到了它的最優規模，市場與企業的界限也被決定。
三、傳統與現代組織理論相關觀點的比較
從總體上看，以上兩種企業觀和市場觀存在著以下幾個方面存在差別：
1.在不同狀態下考察企業
傳統理論從既定的靜態的層面上定義企業，認為企業的規模由一定技術水平和市場容量決定，而企業的行為和決策范圍則由一定的市場需求和技術發展水平決定。而現論則從動態發展的角度看待企業，認為需求和技術狀況并不能衡量企業的規模和發展，因為這些因素本身也處在不斷變化過程中，認為能夠說明企業產生和發展的主要因素應該是交易成本，正是由于人們具有節約交易成本的自然傾向才形成了現有的企業和市場邊界。
2.企業在兩種理論中的地位
傳統理論認為企業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是市場機制的補充?，F論則認為企業與市場同樣重要，它們是配置資源的不同方式，當市場效率低下時，企業將會替代市場來配置資源，而當企業制度失當時，市場又會重新充當資源配置的主角。
3.實現均衡過程中企業和市場的作用
傳統產業組織理論認為，只要市場機制能夠正常發揮作用，企業間能夠開展充分、有效的競爭，社會資源的均衡配置就一定能夠實現，社會福利狀態也一定是最好的。而新產業組織理論則認為，由于交易活動中存在一系列不可消除的不確定性。因此，無論是市場還是企業都無法完全實現社會資源的最優配置。也就是說，總有一部分資源會在無用的摩擦中被消耗掉，又總有一部分社會財富會因為人們的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傾向而不能被利用或是被不公正地分割。因此，資源的配置最終只能夠達到一種相對均衡狀態。
4.兩種理論所蘊涵的政策主張
傳統產業組織理論主張嚴格限制企業擴大規模，防止壟斷產生，確保企業間的充分競爭，也就是要讓市場機制來調節經濟；新產業組織理論則主張不要過多干預企業規模擴張，因為企業規模的變化正是經濟發展內在規律的客觀反映。因此，新產業組織理論主張放松管制，讓企業自己來進行選擇。
四、小結
“企業”和“市場”是產業組織理論研究的核心問題，也是最能反映當代經濟學發展方向和進程的范疇。在這個問題上，傳統和現代產業組織理論存在著多方面的差別。傳統產業組織理論沒有考慮利用市場機制的代價問題；同時，它只看到決定企業規模的技術原因，而沒有考慮到交易成本原因，也沒有認識到企業組織對市場機制的替代作用?，F代產業組織理論指出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機制的作用是有限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已被企業的內部組織所取代，而且利用市場機制是有代價的；在企業問題上，用交易費用理論來說明企業的規模和企業的內部組織，揭示了企業的內部組織結構與外部市場的相互關系。因此，現代產業組織理論相較傳統產業組織理論更加現實，對分析現實經濟問題更具指導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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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觀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范文4
關鍵詞：農村金融；差異需求；分層供給；行為選擇；機制設計
文章編號：1003－4625（2008）09－0018－06中圖分類號：F830.6文獻標識碼：A
Abstract: Based on the idea and framework of mechanism design theory, this paper constructed restriction mechanism model about diversity demand and delamination supply behavior choice, and analyzed influence of correlative restriction mechanism variable to rural financial supply-demand behavior choice. Consequently,brought forward the suggestion via improving correlative mechanism variable in rural financial market, promoting matching behavior choice of the suppliers and demanders in rural financial market,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in rural financial market, to strengthen the devotion of finance to “agriculture, countryside and farmers”.
Key Words: Rural Finance; Diversity Demand; Delamination Supply; Behavior Choice; Mechanism Design
一、引言
近年來，伴隨著我國農村發展、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和農民的增收而來的是其日益增長的金融需求；與此同時，農民群體內部的收入差異日益擴大，這一差異不僅表現在地區和地區之間，也表現在同一地區的不同農戶之間。
基于我國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農民收入的不同，農村問題的側重點也不同；我國不同地區市場結構和經濟結構迥異，地區之間農村金融需求千差萬別。即便是同一地區農民的收入差距也不斷擴大，涉及同一地區農民收入分層的問題。農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必然會影響其融資需求及其行為選擇。
我國復雜的農村經濟結構和收入結構對金融的需求變得復雜化，對此，必須以多元的農村金融供給來匹配，現階段需要一個多層次、梯度化的農村金融供給。為此，有學者分析了多種金融機構共存下的小額信貸市場均衡，通過設計貸款合同，使得三類供給者(正式金融機構、政府機構和非政府機構)得以有效區分三類收入群體(高收入者、中低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從而改進農村金融市場效率。
從已有的研究文獻看，對基于自利動機的我國農村金融分層供給和差異需求行為選擇的研究并不多，尤其是很少有基于機制設計思想給出簡單明了的模型推導。因此，本文試圖通過有關約束機制模型的推導分析，考察農村高收入者、中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差異需求行為選擇，以及作為農村金融供給者的代表的正式金融和民間金融相應的分層行為選擇，并就此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以便改進機制設計，促進不同農村金融供求的匹配，在滿足不同層次農村金融需求的情況下，最大化各種金融供給者的利益，從而改善農村金融市場供求匹配狀況和效率。
二、我國農村金融的多元供給者和需求者的分類及特征
（一）我國農村金融市場上的供給者及簡化分類
當前我國農村金融市場形成了包括商業性、政策性、合作性金融在內的，以正式金融為主導、以農村信用合作社為核心的農村金融體系。同時，還有內生于農村經濟的民間金融，日益發揮作用的小額信貸服務，以及以貧困人口福利改進為重要目的的貧困救濟。
正式金融主要是指由政府供給的，外生于經濟體系的一類金融，它們的金融活動受到中央貨幣當局的監管。我國農村正式金融體系主要包括中國農業銀行、農村信用合作社、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及其他正式金融等。
民間金融即非正式金融，則指處于央行和金融監管當局監管之外的那些金融活動。民間金融在我國農村地區的規模很大①，發生率也很高②，因此在農村金融市場上占據重要的地位。
為便于討論，本文把農村金融供給主體僅分為正式金融和民間金融③兩類，討論兩類具有代表性的供給者基于自利動機的行為選擇。
（二）我國農村金融市場上的需求者及特征
我國農村金融市場上的需求者主要有農戶、鄉鎮企業和各級政府及一些事業單位。為了簡化問題的討論，筆者僅考慮農戶的需求行為，并根據農戶的收入和其他特征的不同，將其簡單分為三類，即高收入型農戶、中收入型農戶和低收入型農戶。
高收入型農戶的收入相對較高，其收入除了滿足一般性的生活消費之外，還有部分節余。但其自有資金并不能滿足擴大生產的需要，因此需要借貸；其借款主要用于生產性投資，還可能投資于非農生產的其他領域，因而其面臨的經營風險相對較小。在個人財產方面有一定的積累，因此可以應對數量較小的貸款抵押要求。
中收入型農戶是指基本達到溫飽狀態的農村中低收入者，主要從傳統的農業生產中取得收入，因此面臨的不確定性較大，需要借款來維持生產，平滑消費。其擁有生產能力并且具有傳統的信用意識，一旦得到貸款，將會努力工作進行償還。由于其可以選擇的其他獲取收入的途徑不多，即借款的機會成本較小，他們可能愿意忍受更高的利率。而且他們只有很少的個人財產，幾乎無法提供正式的貸款抵押物。
低收入型農戶則掙扎在生存線上，幾乎沒有生產能力，因此在任何情況下，都無力償還貸款。當他們也需要資金來維持基本的生存需要，他們沒有任何符合抵押要求的財產，也無力從其他途徑取得收入。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對利率存在著極高的忍耐度，需求的利率彈性幾乎為零。
對于三類農戶的劃分依據諸多因素中，本文主要考慮包括收入水平、抵押物的可得性、貸款的主要用途、對利率的忍受程度等。
三、農村金融多元供求者的行為選擇：基于機制設計理論思想的模型分析
（一）機制設計理論及其在分析農村金融供求者行為選擇中的適用性
資源配置機制問題一直是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亞當?斯密用“看不見的手”來比喻市場如何在理想狀態下保證稀缺資源的有效分配，但現實情況通常是并不理想的，因為完全競爭無法實現，市場主體間信息不對稱，外部性導致了私人生產和消費可能會對社會成本和福利產生影響。既然市場機制會失靈，那么是否存在其他機制能夠替代或是改進市場機制，以保證資源的有效配置呢？或者說對于給定的經濟環境，是否存在一個或多個機制來保證既定社會目標也即資源配置帕累托最優的實現？
經濟學在這方面的發展成果就是由赫維茨開創并由馬斯金和邁爾森進一步發展和運用的機制設計理論。概括地說，機制設計理論是在已知目標既定的條件下，求解最優的路徑也即探討什么樣的經濟機制可以實現目標的問題。
機制設計理論的激勵問題涉及兩個方面內容：最優機制和效率機制。無論是哪一個方面，機制設計都是一種典型的三階段不完全信息博弈。在第一階段，委托人提供一種機制安排，具體形式可能是規則、契約、最終分配方案等。第二階段則由人決定是否接受這種機制。若是接受機制，則進入第三階段博弈：人在機制約束下選擇對自己有利的行動。這一博弈在大多數經濟事件中的問題是第一階段過于復雜。因此，現實中人們往往選擇直接跳過第一階段進入第二階段進行，即委托人在第二階段接受機制，第三階段在機制下選擇。這就是所謂的“顯示性原理”，它在研究中的應用大大簡化了問題的復雜程度，人的類型空間就直接等同于信號空間，把復雜的社會選擇問題轉換成博弈論可處理的不完全信息博弈，并可進行數理模型分析。
我們把機制設計理論基本思想和框架運用到分析農村金融市場多元相關利益主體基于自利動機的行為選擇問題上，具有適用性和深遠的理論實際意義。在這里可以先假設，無論是多元的農村金融供給者還是分層的需求者，都不討論第一階段的東西，即現行的農村經濟體系和金融制度的機制設計是否合理，而是直接進入第二階段，接受現有的機制體系，認為這些太復雜，無論是正規金融還是民間金融的供給，無論是高收入型農戶、中收入型農戶還是低收入型農戶的需求，都是客觀存在。所爭論的則是第三階段的內容，行為選擇機制：農村金融供求雙方如何選擇自己的行為，標準是對自己最有利。同時分析農村金融多元供求主體在相關機制約束下基于自利動機的行為選擇，相關機制變量的改變對相關行為選擇的影響，從而考慮改進和完善相關機制來促進農村金融供求的匹配和市場效率的提高。
（二）基于約束機制的農村金融供給者與需求者可能的行為選擇
從需求者的角度考慮，一般而言，高收入型農戶可以以較低的利率從正式金融部門借款，但考慮到正式金融部門可能要求較高的抵押物，他們也可能求助于民間金融獲得貸款。在某些情況下，他們還可能通過賄賂金融機構或者政府的工作人員來獲得不用償還的救濟款或者利率極低的扶貧貸款。中收入型農戶雖然也希望從正式金融部門得到利率較低的貸款，但苦于貸款抵押的限制，最終只能向民間金融部門借貸，同時，小額貸款也向他們提供了另外一條取得貸款的途徑。由于他們沒有足夠的財產去賄賂主管貧困救濟和扶貧貸款的工作人員，這兩種價格低廉的資金不會為他們所獲得。低收入型農戶長期以來就被排斥在正式金融體系之外，在一般情況下，商業性的小額信貸體系也不會惠及他們，其面臨著成本高昂的民間高利貸或者是免費獲得政府救濟。
從供給者的角度來說，正式金融部門需要考慮如何在保證自身利益的前提下，擴大借貸交易形成的空間；民間金融需要考慮如何確定不同的利率水平，從而使得自身收益最大化。
因此，我們需要考慮的問題是，面對不同層次的需求，農村金融的提供者會如何選擇；哪些因素使得他們背離了自身的最優目標；應該如何設計適當的借貸約束機制，擴大交易達成的空間，自動分離不同層次的需求者，實現農村金融市場供求間的匹配。
（三）農村金融供給者與需求者行為選擇的模型分析
借鑒普蘭納布?巴德漢、克里斯托夫?尤迪在《發展微觀經濟學》一書中的模型①，以保證基于自利動機的借款者和貸款者參與為約束條件，構造簡單的約束機制模型，探討實現借貸交易的必要條件及不同機制變量對于實現交易的影響，借款者和貸款者在相關機制約束下的行為選擇以及引入新的機制變量對于合約實施的影響。基本模型和相關假設如下：
假設農村金融市場上的供給者正式金融組織和民間金融組織用下標F和I表示，差異需求者高收入、中收入和低收入型農戶用上標H、M和L表示；農村金融市場上的利率為i，貸款者需要對借款者進行必要的監督，其付出的監督成本為c②，c∈(0，1)，貸款者將資金投入農村借貸市場的機會成本為c0；借款者運用貸款從事農業型生產投資獲得的效用為R，付出固定的成本為s，其還款概率p取決于i和c，與i成反向關系，與c成正向關系，pH>pM>pL③，借款人運用貸款從事農業型生產投資的機會成本為c1，c>c>c④。假設當借款人項目事件失敗時，貸款人將不能追回任何貸款和利息，此時貸款人的收益將為0；只要借款人的項目事件成功，貸款人便可收回全部款項；借款人和貸款人均為風險中立。所以，當項目事件成功時，貸款者的收益為i－c，借款者的收益為R－i－s；當項目事件失敗時，貸款者的收益為－c，借款者的收益為－s。
所以，貸款者的期望收益為：
π=p(i,c)(i-c)+[1-p(i,c)](-c)（1）
=p(i,c)i-c
(R>c1≥0)
借款者的期望收益為：
π=p(i,c)(R-i-c)+[1-p(i,c)](-s)（2）
=p(i,c)(R-i)-s
基于自利動機，保證借款者和貸款者參與的約束機制基本模型簡化為：
p(i,c)i-c>c0
p(i,c)(R-i)-s>c1（3）
1.基于相關機制設計的農村正式金融市場供求行為選擇
對于正式金融市場，約束機制模型相應轉化為：
p(iF,cF)iF-cF>c0
p(iF,cF)(R-iF)-s>c1（4）
若存在均衡的i、c，則必然滿足：
i>（5）
i
即：
若要公式(7)成立，則監督成本c和機會成本c0必須較小，機會成本c1和付出的固定成本s也必須較小，而收益R和還款概率p必須較大。
下面討論正式金融組織將如何基于不同機制分層不同類型的借款者，并考慮改進相應借貸合約機制以優化農村金融市場供求效率。
（1）基于利率變動機制的差異需求與分層供給行為選擇
由于正式金融部門往往受限于高昂的信息成本，因此無法以較低的成本篩選潛在的借款人類型，只好以相同的利率水平向不同類型的借款人提供貸款。
由于PH(i,c)i-c>pM(i,c)i-c，放貸給高收入型農戶將給正式金融組織帶來更大的收益。
從前面的模型可知，高收入型農戶可以接受的利率上限為=中收入型農戶可以接受的利率上限為=，低收入型農戶可以接受的利率上限為=，由于c>c>c，所以
（2）基于利率管制機制的差異需求與分層供給行為選擇
盡管近年來，隨著我國農村金融體系改革的深入，一些正式金融組織的借貸利率逐漸放開，但彈性仍然有限，存在著一定的利率管制。
假設受到政府管制等一系列因素影響，正式金融組織的利率為，此時借款者足額還款的概率p僅由監督成本c決定，為p(c)，則公式(3)的機制約束問題變為：
p(c)
-c>c0
p(c)(R-
)-s>c1（8）
在滿足
π=p(c)-c（9）
⇒=p′(c)-1=0⇒p′(c)=
說明當邊際監督成本等于利率水平的倒數時有最優解，且在均衡點處。
但由于信息不完全，正式金融組織無法充分了解借款者的情況，即使付出了很大的監督成本收益也較低，即p′(c)很可能不大。而在管制且上限時，利率往往較低，這時將導致p′(c)
同理，如果有利率管制且有一個較高的下限時，將不能滿足
（3）基于要求抵押機制的差異需求與分層供給行為選擇
對于農村正式金融組織來說，即便存在一個較高的利率可以分離低風險(高收入型農戶)和高風險(中低收入型農戶)，利率管制的存在也使其不便。由此，正式金融部門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慮，其理性的行為選擇是不提供任何貸款的。
基于信息非對稱及由此導致的逆向選擇問題，當放貸者未能有效甄別金融市場上風險程度不同的借款者時，將遭受損失。對此，正式金融組織可以通過設計相關機制來消除逆向選擇問題，機制之一就是要求抵押貸款，即把相關風險轉移給借款人承擔，避免貸款者的收益取決于借款人不為人知的類型。
現假設借款人能夠提供的抵押品價值為ν，并當借款人的相關項目事件失敗時，抵押物將歸貸款人所有。當借款項目事件成功時，貸款者的收益為i－c，借款者的收益為R－i－s；當借款項目事件失敗時，貸款者的收益為ν－c，借款者的收益為－s－ν。
這時，公式(3)的約束機制問題變為：
p(i,c)i-c+[1-p(i,c)]ν>c0
p(i,c)(R-i)-s-[1-p(i,c)]ν>c1（10）
即：
顯而易見，如果引入抵押品而進一步完善農村正式金融供求的相關機制，則部分地緩解了其所面對的不確定性風險，降低了正式金融組織可以接受的利率水平。在相同的利率水平上，其愿意提供的貸款數量增加，即抵押品的存在有利于擴大農村正式金融部門的貸款供給規模。
另一方面，農戶所能接受的利率水平也降低了。由于僅有高收入的農戶能提供一定數量的抵押品，而中收入農戶僅能提供較少的抵押品，低收入農戶則無法提供抵押品，從而中低收入農戶將自動退出正式金融貸款對象的隊伍。同時，對抵押品價值z的要求應處于一個合理的水平①，如果過高，則即便是高收入型農戶也無法提供正式金融組織所要求的抵押品，即i*
2.基于相關機制設計的農村民間金融市場供求行為選擇
相對于正式金融組織而言，內生于農村的民間金融組織基于地緣、人脈關系等具有信息方面的優勢，其可以以較小的成本甄別不同類型的需求者；同時由于其不受利率上限的限制，對于不同的借款人，民間金融可以要求不同水平的利率；此外，民間金融還可以以較小的監督成本c監督借款者的行為，且較為有效，即p′(c)較大，能夠同時向高中收入型農戶提供貸款。
對于高收入型農戶而言，供求約束機制為：
i>
i
對于中收入型農戶而言，供求約束機制為：
i>
i
假設監督成本、所獲收益和固定成本均相同，pH>pM，ωH>ωM。因此，對于民間金融來說，
可見，民間金融組織能夠運用其信息上的優勢，以較小的成本分離高中收入型需求者，利用不同的利率達到分離均衡，同時其較小的監督成本和較好的監督效果擴大了借貸機制有效性的范圍。對于高收入型農戶而言，當正式金融組織的監督成本較小或對其要求的抵押品價值較大時，其更傾向于向民間金融組織借款，即便民間金融要求的利率略高。
對于農村的低收入型農戶而言，他們借款主要是用于維持最基本的消費性支出，即維持生存。他們缺乏勞動能力或其他可以獲得收入的途徑，即使僥幸借到錢，也沒有能力償還，可以認為他們的還款概率接近于0。同時他們沒有任何抵押品，從事其他活動的機會成本也接近于0，他們的收益僅僅來源于違約所得的貸款。
所以對于低收入型農戶而言，公式(3)可寫為：
p(i,c)i-c>c0
1-s>0即：i>
1-s>0
由于p(i,c)0，∞，即必須滿足i>+∞。顯然，這是不可能成立的。因此，具有信息優勢的民間金融不會選擇向低收入型農戶貸款。
四、農村金融差異需求與分層供求及匹配機制設計的政策建議
基于前面的分析和推論，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一）農村金融供給體系的機制設計：發展多層次的金融供給組織
由于我國的正式金融部門受到信息成本的制約和利率制定的約束，其提供貸款的規模和對象受到限制。而民間金融組織由于地緣、社會關系等方面的優勢，可以以很小的成本鑒別和監督不同類型的借款者，通過利用不同的利率來補償可能存在的風險，從而被排斥在正式金融供給之外的中收入型農戶的借款需求可能得到滿足，而高收入型農戶也可能因為避免提供抵押品而獲得更大的收益。因此，民間金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正式金融的不足，增進農村居民的福利。對于低收入農戶，民間金融卻無法滿足其金融需要，其需要的資金只有通過國家的扶貧貸款和貧困救濟才可能得以滿足。小額貸款的存在可使中收入型農戶增加取得貸款的途徑。因此，包括民間金融組織和小額信貸在內的其他金融組織的存在是十分必要的，國家應該引導和規范民間金融而不是一味打壓，從而使其更好地為農村居民服務。
（二）利率機制設計：進一步放寬對正式金融的利率限制
農村信用社的利率能夠在更大范圍內浮動，且將作為更加市場化的主體與其他金融組織展開競爭，將有效地降低農村金融市場的利率，改善金融機構的服務，滿足農村的差異需求及分層供給的匹配。
（三）抵押品機制設計：考慮農村土地流轉承包，增加有效性抵押品
對于農村的相關金融組織來說，農村居民缺乏有效的抵押品，未能提供有效地用于彌補信息非對稱而引致的逆向選擇、道德風險等問題的抵押品，可以從制度上考慮農村土地流轉承包制，從而提供有效的抵押品。
（四）基于低收入需求者的機制設計：加強財政金融的支農力度
加強國家財政的支農力度，進一步規范貧困救濟和扶貧貸款的發放，嚴格控制其投向。不能直接參與和農戶的金融交易的政府，應該嚴格對于扶貧貸款對象的選擇，相對弱化對于貸款回收率①的要求；應該加強對作為人的金融機構的監督。
總之，多層次的農村需求體系要求我們培養多元化的農村供給體系，基于機制設計的視角，考慮構建“雙重四元”②的農村金融體系，并考慮積極推行利率方面的改革，促進金融部門之間有序競爭，以提高農村居民的福利。同時國家應該嚴格立法和監督，保障農村最貧困人口的金融需求得以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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