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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糾紛與詐騙的界限范文1
一、 牢記“四必須”，竭誠服務發展大局。
__區區六次黨代會提出“推進科學發展，建設和諧__”的奮斗目標，這要求與時俱進地確定工作的重點、方向和目標。在思想意識層面，必須始終堅持把科學發展觀貫穿于檢察工作的全過程，一切工作都要緊緊圍繞推動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總要求來進行；必須切實增強為建設__新區經濟發展服務的責任感和緊迫感，堅決克服“就案說案”的局限性；必須堅持打擊、監督、預防、保護并重的方針，把保護和服務經濟作為檢察工作的“生命線”；必須把提高執法水平作為切入點，力求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政治效果、經濟效果有機統一，使檢察工作真正成為保護和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銅墻鐵壁”。
二、優化“四環境”，助推和諧社會建設。
經濟發展速度越快對發展環境的要求越高。為促進__新區開發開放和實現__又好又快發展提供良好的法制環境是檢察機關義不容辭的職責，當前必須在促進環境優化、拓寬法律監督范圍、依法全面履行檢察權上下功夫。
（一）依法打擊刑事犯罪以凈化治安環境。打擊犯罪是檢察機關維護社會穩定的第一要務。必須堅持從快批捕、那些嚴重擾亂社會治安、干擾破壞群眾正常生產和生活秩序的犯罪案件以及制售偽劣商品、金融詐騙等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犯罪案件，確保__區社會秩序的安定有序。對阻礙新區發展和破壞重點工程、重點項目建設的犯罪分子，依法嚴懲不貸，用法律手段確保建設順利進行。
（二）依法懲治職務犯罪以優化管理環境。深入開展反貪污賄賂斗爭是服務經濟建設的重要方面。檢察機關以服務大局為出發點，突出查辦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權索賄受賄、嚴重侵害企業合法權益、和以及貪贓枉法、等嚴重損害投資環境的瀆職犯罪案件。同時，嚴厲打擊那些利用職務包庇、縱容和參與破壞市場經濟秩序、嚴重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利以及在企業改革、重組、出售資產過程中大肆侵吞、私分、挪用國有資產的案件。
（三）依法開展訴訟監督以強化法治環境。全面加強訴訟監督是維護司法公平與正義的本質要求。檢察機關必須切實發揮好法律監督的職能作用，對侵犯企業和投資者合法權益、嚴重危害經濟發展的犯罪案件，一定要堅決依法予以糾正。堅決杜絕違法插手經濟糾紛。進一步加強民事審判和行政訴訟活動的監督，是當前和今后的重點工作之一。特別要監督因行政干預、司法腐敗、當事人惡意串通、編造假案致使嚴重侵害企業及投資者合法權益、影響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案件，努力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和公民、企業的合法權益。
（四）依法化解矛盾糾紛以維護社會環境。有效化解矛盾糾紛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性工作。檢察機關要始終樹立維護民利、促進民和的思想，狠抓控告申訴檢察和民事行政檢察兩個“窗口”的建設，認真執行首辦責任制。對公民和單位來舉報或申訴的，嚴格落實文明接待標準，受理后實行“三問清三告訴一跟蹤”。繼續搞好檢察長接待，24小時開通舉報電話；強化“一盤棋”觀念，協助其他政法機關做好息訴罷訪工作。
三、落實“三舉措”，切實維護經濟實體合法權益。
（一）要嚴格公正執法，正確區分罪與非罪界限。要正確處理好執行法律與執行政策的關系，嚴格區分經濟糾紛與經濟犯罪、失誤與違法犯罪、執行政策中的偏差與鉆改革空子實施犯罪、經濟活動中的不正之風與經濟犯罪等的界限，真正做到懲治犯罪者、保護無辜者、支持改革者、挽救失足者、教育失誤者。
經濟糾紛與詐騙的界限范文2
關鍵詞：我國民間金融 發展策略 選擇
一、我國民間金融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1.民間金融未得到法律的保護
當前我國銀行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缺乏一個合理的體系,中國金融業形成了高度的壟斷局面和對民間金融的壓制,國有金融機構處于絕對主導地位,雖然對金融業進行了股權結構多元化、投資主體多樣化的改革,一些中小金融機構如城市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等實際上還是準國有金融機構,更多還是官商,而不是金融商人?？梢哉f,在我國,能夠得到法律認可、納入了政府監管體系的金融機構,包括農村信用社和城市信用社都成了官辦金融的性質,而民營金融機構不能得到法律的認可。農村合作基金會雖然得到了地方致府的認可,甚至被鄉政府直接控制,但同樣因為沒有獲得監管部門的金融業務許可證而處于不合法地位,最后被作為非法金融組織取締。目前雖已引起重視,但由于缺乏法律保障,民間借貸市場還處于半地下狀態。由于對農村有益、對農民有利,我國民間金融始終客觀存在并頑強發展。又由于完全處于非法的狀態,為高利貸的滋生創造了廣闊的空間和肥沃的土壤,其結果是不利于農村經濟的健康發展。
2.民間金融潛伏著金融風險,容易滋生個人非法金融問題
民間金融組織盡管逐步形成了與運行特點相適應的內部管理體系,但由于資金來源和運用的巨大局限性,使資金鏈斷裂的可能性非常高。脫離法規和政府部門的保護,其合法的風險控制手段也比較有限。一旦風險失控,少數實際控制人會為其小團體或個人的利益鋌而走險,進一步擴大風險或直接從事犯罪活動,從而嚴重傷害其他參與人的利益。民間金融機構的“地下性”,決定了其處于白色和黑色之間的灰色地帶。其所處的特殊地帶,決定了民間金融機構很容易與“黑色”產生某種聯系。有一些人利用民間金融機構的不透明性從事詐騙活動;還有一些民間金融機構與地下經濟關系密切,甚至被犯罪分子用于洗錢,刺激了地下經濟和犯罪活動;更有一些民間金融機構與黑社會勾結,干擾了正常的社會秩序。
3.民間金融容易產生經濟糾紛
民間金融雖然一直比較活躍,但不具備合法地位,無法實現規范發展,是一種建立在“哥倆好”的非制度信任上的,且相當部分的民間借貸仍然采取了口頭約定等簡單形式,利率普遍較高,其粗陋的形式與較高的利率,既制約了資金需求,也成為眾多法律糾紛的根源。由于民間金融特別是民間借貸,大多是一種關系型的借貸方式,還款的激勵約束機制沒有得到硬化,當債務人預計到其違約收益遠遠高于其社會信用喪失的成本時,道德風險就會產生。許多無序的民間融資導致大量糾紛(如合同糾紛、利率糾紛、擔保糾紛和借據糾紛等)。民間借貸大多以借款人的信譽為基礎,借貸關系的締結少有抵押擔保,債權入對借款人的償債行為缺乏足夠的把握和制約能力。
4.民間金融對政府的宏觀調控活動產生影響
民間金融一定程度上會干擾政府的貨幣政策,擾亂正常金融秩序,政府的宏觀調控目標由于民間金融的影響可能難以實現。例如人民銀行正減少貨幣供給量,提高了再貼現率。正規金融機構的利率也相應提高,而民間金融并未提高利率,于是正規金融提供的資金減少了,而民間金融提供的資金卻增加了。一些民間金融機構從一開始就有先天的痼疾,脫離了中央銀行的監管,業務經營存在不規范,如高息攬存,盲目貸款。正規金融機構的資金價格由國家確定,而民間借貸的利率是雙方自發商定,兩種定價方法存在天然矛盾。且民間借貸大都是在資金需求迫切,銀行無法解決的情況下發生,基本上是一個賣方市場,利率水平通?；?民間借貸形成的貨幣流量也難以預測和控制。
二、規范民間金融發展
1.盡快建立健全與民間金融相關的法律法規
應按照當前社會經濟發展狀況適當修改1998年6月30國務院頒布施行的《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建議國家各級立法和規章制度的制定部門,要按照職責權限,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完善有關法律和規章制度,進一步細化和明確界定合法與違法的界限,賦予民間融資合法的法律地位,并通過法律保護合約雙方的合法權益,以保證民間金融有合理的生存和發展空間。
2.規范民間金融,將民間金融納入金融監管范圍
加強民間金融監管,是在金融市場運作中保證民間金融機構安全和提高資產質量的內在要求。要使民間金融活而不亂,實現發展、效率、穩定三者的最優結合,監管方式的科學化和調控方式的靈活有效是最為關鍵的一環。政府在對民間金融監管中應該擺正自身的位置,以引導、監控為己任,而不是對其進行過多的干預。曾經在廣大農村興盛的農村合作基金會衰敗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政府進行了過多的行政干預。前車之鑒應引以為戒。作為政府,要從完善法律、制度、政策人手,在嚴格市場準入條件、提高準備金率和資金充足率及實行風險責任自負的情況下,引導和鼓勵民營的小額信貸銀行、合作銀行、私人銀行等多種形式的民間金融健康發展,達到合法、公開、規范,并納入到金融體系中加以監管,以增加金融服務供給。
經濟糾紛與詐騙的界限范文3
窺一斑而知全豹，一個經濟落后縣存在如此嚴重的民間借貸糾紛問題，在全國范圍來說也是普遍性問題，從一些地方高利貸崩盤的事件也不斷見諸報端可以說明民間借貸糾紛普遍性。有數據顯示，2005年至2010年6月，我國非法集資類案件超過1萬起，涉案金額上千億元，每年以2千起、集資額200億元的規?？焖僭黾?。實踐中，民間借貸發揮著巨大積極作用的同時，又有可能擾亂正常金融秩序，形成社會問題。加強對民間借貸的引導和監管，成為當前刻不容緩的問題。
一、民間借貸存在的問題
作為一種游離于國家金融體系之外的融資方式，基本處于放任狀態，缺少必要的監管，存在著許多問題。一是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民間借貸利率水平高，往往會吸引大量投機性的資金投入，上至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下至普通的老百姓，將自己的閑散資金都投入到民間借貸市場，以其獲得高額回報。民間借貸資金容易流向國家宏觀調控限制的行業或企業，助長了盲目投資和低水平重復建設，不利于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二是民間融資利率越來越高，造成了實體經濟不可承受之重，中小企業難以支付如此高的利息，只有縮小規模，或半停工，或停產，資金鏈一旦斷裂，最終導致“跑路”，公司解體，這對中小企業的穩定健康發展造成極大的破壞和沖擊。三容易引發經濟糾紛，不利于社會安定。民間借貸手續簡單，缺乏必要的管理和法律法規支持。這種盲目性、不規范性容易引起借貸雙方的糾紛，對社會安定產生負面影響。四是民間借貸在一定程度上解決部分社會融資需求的同時，也伴生了一些違法犯罪行為，有的債權人采用非法手段暴力催討，非法拘禁甚至故意傷害債務人；因民間借貸而發展成為，甚至引發犯罪的案例層出不窮，如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高利轉貸等，嚴重影響了社會的穩定和諧。五是民間借貸糾紛案件占用了許多司法資源，法院花大量人力物力解決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當虛假訴訟進入司法程序時還會影響司法公信力。
二、民間借貸問題的成因分析
民間借貸作為商品經濟中的一種金融現象，已存在數千年之久，我國春秋時期已有放債取利的記載， 隨后的歷朝歷代，民間借貸也一直存著，是一種司空見慣的經濟行為。在農耕社會和商品經濟初級階段，民間借貸大多出于生活需要的借貸，一般數額不大，不會引起社會問題。然而在我國現階段，民間借貸的資金以生產經營為主，生活消費為輔，原來因缺衣少食、用于生活消費的民間借款已經很少了，現在民間融資的范圍和用途發生了根本轉變，主要用來解決企業、各種農村專業戶、個體工商戶等的生產經營資金的不足。 絕大部分是投入到生產經營中，并且利率很高，高回報必然伴隨高風險，一旦出現危機，資金鏈斷裂，就面臨崩盤的局面，引發巨大的社會問題。以下就民間借貸問題的原因進行分析。
（一）法律地位不明確
作為我國信用體系中的一種非正規信用形式，民間借貸長期以來處于法律地位不明確的尷尬地位。至今為止，沒有一部專門規范民間借貸行為的法律法規，僅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印發的通知》等若干法律和司法解釋。這些法律和司法解釋涉及面較窄，還不夠具體，不能適應民間借貸快速發展的需要。按照我國目前的相關法律和政策，民間借貸被界定為自然人之間以及自然人和經濟組織之間的借貸，而經濟組織之間的借貸則被列為非法。更為嚴重的是，民間借貸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非法集資等刑事犯罪難以清晰界定。由于行政監管和刑事規制的法律法規之間協調不夠，既可能打擊正當的“民間借貸”活動，使個人和企業正常的融通資金的訴求受到壓制，也可能放縱以“民間借貸”為掩護的非法金融活動，引發一系列民事和刑事糾紛，從而擾亂正常的金融秩序乃至影響當地社會穩定。
（二）具有較低的交易成本
在金融市場中，交易成本是指為達成金融交易所耗費的各種資源。交易成本低，意味著融資效率高；反之，融資成本高，則意味效率低。當前，一般中小企業難以通過正規金融渠道進行融資，對它們而言，正規金融的交易成本過高。在這種情況下，中小企業不得不多方尋求較低交易成本的融資方式，例如，民間借貸就成為中小企業的一種有效選擇。對于中小型企業而言，民間借貸雖然具有比銀行信貸高得多的利率，但是仍然具有較大的優勢。通過銀行信貸進行融資時，由于手續繁瑣使得單位資金的簽約成本較高，而民間借貸在交易過程中一般不需要對融資方進行“公關”并支付成本，也無預算、審批等程序，只需要借貸雙方根據具體情況簽訂借貸合同，貸款選擇自由、借貸數額自由，期限靈活，利率定制靈活，借貸手續簡便，交易過程快捷，能夠減低簽約成本。
（三）龐大的民間資本提供了充足的資金來源
近年來，人民幣儲蓄存款余額持續增長，城鄉居民普遍資金富余，而現有投資渠道狹窄，當前由于銀行存款利率不高，加上通貨膨脹，公眾的利息收入進一步下降。欠發達地區和農村居民投資渠道相對單一，多數居民不具備投資股票的條件，縣市以下國債發行量少，農村基本不發行。多數具有風險偏好、手頭有較多盈余的富裕居民，在市場供需兩種力量的推動下，通過發放高利率的民間借貸以謀取較高的利息收益，民間資本的趨利性使他們在投資股市專業知識缺乏、信息不對稱等一系列制約條件下，只能選擇具有一定道德約束和信用了解基礎的民間借貸。
（四）民間借貸多為短期行為
民間借貸立足借貸雙方的個人關系，一般只用于彌補短期的資金缺口，資金供給和使用具有短期性。依附于短期的經濟關系，對于長期的市場變化缺乏預測，市場的波動以及經營中的未曾預計的種種因素的出現，會影響到借貸關系的順利完結。從資金需求方看，借款人可能只考慮彌補當前資金缺口、度過難關，對于資金按時還本付息并沒有作妥善安排。從資金供應方看，貸款人出于人情關系、資金收益等考慮借出資金，而沒有將借款人的債務償還能力充分考慮。由于借貸雙方均為短期行為、缺乏長期的計劃，資金鏈可能隨時斷裂，不利于企業自身與地方經濟長期穩定發展。
（五）缺乏合理監管
由于民間借貸的法律地位不明確，國家無法將其納入統一的監管體系。非正規金融所分流的資金在體制外循環，不能被貨幣當局統計觀測和監控，民間借貸利率是借貸雙方根據資金的市場供求關系自發制定的，這些問題都很容易導致政府宏觀調控能力減弱，貨幣政策效果下降。
三、促進民間借貸規范發展的對策建議
（一）盡快制定“民間借貸法”，賦予民間借貸合法的法律地位。從法律上明確界定高利貸、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非法集資和正常民間借貸的界限，推動民間借貸走出灰色地帶，允許中小企業和其他類型的經濟組織以吸收股本金、職工內部集資等方式融資。打擊違法金融活動，保障民間借貸合法權益。堅決打擊和取締非法集資、金融詐騙和地下錢莊等非法金融行為，維護民間借貸發展的良好市場秩序。
（二）加強對民間借貸的監督和管理，將其納入金融宏觀調控體系。民間借貸不同于銀行信貸，在監督和管理的方式、方法上有著顯著不同，對其必須進行專門的監測、監督和管理。賦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監管權力，調動各級政府金融辦的監管積極性，使其加入到民間借貸的監管主體中來。
（三）合理引導民間信貸資金的流向，拓寬民間資金投資范圍。
民間借貸資金的流向具有盲目性，與國有企業的行業壟斷有著一定關聯。不少領域至今仍為國有企業所壟斷，民營資本面臨準入壁壘，可供選擇的投資渠道和工具并不多。積極引導民間資本加大對先進制造業和新興產業的投入力度，尤其是新能源、新材料、新醫藥、節能環保等領域，加快推進工業轉型升級。尤其是對中小企業的技術改造、自主創新和設備更新等貸款，繼續安排小企業貸款風險補償資金，推廣滿足中小企業融資需要的各種貸款抵押產品，切實減輕中小企業融資負擔。鼓勵并規范民營資本以多種形式進入金融體系、參與金融服務，通過設立小額貸款公司和基金互助組織等一些小額、合規的借貸活動，解決經濟運行中資金供給結構失衡，改善中小企業資金短缺的現狀。
（四）建立利率定價機制，遏止民間借貸中的“高息”投機行為。要發揮民間借貸的積極效應，就必須建立民間借貸利率定價機制，確定民間借貸合理的利潤空間。高風險意味著高收益，民間借貸的利息回報要與其承擔的資金風險相對等。要結合利率市場化和民間借貸的風險分布，根據不同地區、不同產業、不同行業、不同規模企業和個人經營的盈利空間來確定民間借貸合理的利率范圍。讓資金供求雙方以官方利率為基準，實行風險和交易費用加成定價方法，即根據借款的主體、借款的用途、借款的緩急程度、借款的時間長短來確定不同貸款對象的風險和收益差別，自行設定貸款利率，以充分發揮利率的資金配置作用，使資源配置更有效率。
經濟糾紛與詐騙的界限范文4
【關鍵詞】集資詐騙 非法占有 目的認定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集資詐騙類犯案率也逐年上升。此類案件大多涉案金額較高，涉案人員繁多，社會影響極為惡劣且情況復雜。對于集資詐騙犯罪的認定和處理往往牽一發而動全身，因此準確認定罪名可以夯實我們處理涉眾案件的基礎，為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和保持經濟發展提供借鑒。
在司法實踐中，對于集資詐騙罪的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問題上一直面臨著概念外延不清晰的問題，嚴厲打擊犯罪的同時保證犯罪嫌疑人的相關權益一直都是本罪認定的重點與難點?！罢拕t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痹诋斍凹Y詐騙案件高發的情況下，重刑主義在實際中確實能夠抑制此類犯罪發生，許多可通過司法救濟的經濟糾紛，最終啟動了刑事訴訟的程序并被認定為犯罪，為了維護教義學范疇內所規定的“法律正義”，而將一直自主進化著的社會正義棄置一旁，這樣的做法很難說是得償所失。
非法占有的概念
刑法意義上的非法占有，是指犯罪行為人非法獲取他人財物的控制權，包括對所有權人的占有、使用、收益、處分權的全面侵犯，而非僅僅指犯罪行為人對財物在事實上的非法管領狀態，由此而使得所有權人的權利無法實現。①集資詐騙罪的非法占有的目的指的是犯罪行為人使得自己、第三人（包括單位）完全控制通過非法集資行為所取得的款項，使得所有權人的權利無法實現。
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
綜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法發[1996]32號）第三條，以及《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法[2001]8號），對集資詐騙罪的“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做了如下幾點列舉：一，明知沒有歸還能力而大量騙取資金的；二，非法獲取資金后逃跑的；三，肆意揮霍騙取資金的；四，使用騙取的資金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五，抽逃、轉移資金、隱匿財產，以逃避返還資金的；六，隱匿、銷毀賬目，或者搞假破產、假倒閉，以逃避返還資金的；七，其他非法占有資金、拒不返還的行為。
“在社會歷史領域內進行活動的，全是有意識的、經過思慮或憑激情行動的、追求某種目的人，任何事情的發生都不是沒有自覺的意圖，沒有預期的目的的?！雹?由是觀之，犯罪行為的本質也是一種社會實踐活動，是一種由主觀能動性支配下產生的一系列的活動。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是我國刑法的一項基礎性原則，摒棄主觀惡性或者客觀危害任何一個方面，都不可能認定一個人的行為屬于犯罪。但是客觀事實是可以觀察的，主觀心理卻無法直接知曉。古人云：“居心叵測，甚于知天，腹之所藏，何從而顯”，指的便是人內在的主觀心理的難以揣測。所以我們只能根據所確認的一些存在的事實來推定構成犯罪要件的存在，“事實的推定往往是證明被告人心理狀態的唯一手段，因而在刑事司法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③只能通過案件審理人員的經驗法則、邏輯規則和自己的理性良心來判斷證據和認定事實，最終做出一個內心確信的結論?！八枷氲鹊仁侵饔^的東西，行動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東西，都是人類特殊的能動性。”④由于是從行為人的客觀行為來反推其主觀心理狀態，只可能是一種概然性的結論，不可能做到絕對的精確。
如何從被告人的一系列客觀行為來反推其存在主觀惡性是認定犯罪行為的一個關鍵所在。具體到集資詐騙罪，如何根據收集到客觀的證據，從被告人的辯解、辯護人的辯護詞中反推出被告人的主觀意志，這就是認定被告人是否構成集資詐騙罪的關鍵。在司法實踐中，對于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時常會產生爭議：推理的邏輯因人而異、法定的認定方法界限模糊使得集資詐騙罪的定罪時常招致洶涌民意。如果判決書缺少妥當的邏輯推演層次，更多的人將其視為公權對私權的強制，是為了判決而理屈詞窮地堆砌證據和法律。擺脫罪名的認定只是以結果倒推主觀態度，以數額反證詐騙行為的嫌疑，只有給予認定方式以更精細的劃分和標準，才能以理服眾、以法服眾。非法占有目的可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直接侵占他人資金。包含且不限于上述中的第二條與第三條，是指可以通過行為人直接的表象行為來判斷其非法占有目的，簡單地說，無非是“逃跑”和“亂花”?！疤优堋贬槍Φ氖巧鲜龅诙l內容，指的是行為人獲取內心確定的數額后就逃走，無意再履行自己的清償義務，即使其在一定期限內適當地清償債務和支付利息，但最終目的是騙取更多的資金；“亂花”針對的是上述第三條內容，即肆意揮霍騙取資金，指的是行為人毫無顧忌地使用受害人的資金，放任無法全額償還受害人資金的可能性。但是究竟何為“肆意”，在現有文件中無跡可尋，如何把握這個概念并區分“肆意揮霍”和正常使用的界限是我們需要審慎把握的內容。
間接侵占他人資金。包含且不限于上述中的第五條和第六條，是指通過行為人的其他行為來推定其非法占有目的。簡單而言，就是“藏錢”和“消債”?！安劐X”針對的是上述第五條內容，即抽逃、轉移資金、隱匿財產，以逃避返還資金，指的是行為人有能力向被集資人償還集資款項卻通過各種行為來隱藏自身的償還能力來拒絕償還的情況；“消債”針對的是上述第六條內容，即隱匿、銷毀賬目，或者搞假破產、假倒閉，以逃避返還資金，指的是通過一系列手段否認集資行為或者說特定借貸行為的存在，或者妄圖用破產程序來“合法”地免除債務，以此來拒絕承擔償還債務的義務，達成非法占有集資款項的目的。
法律擬定的非法占有目的。包含上述中的第一條和第四條內容，是指通過行為人的主動行為即可認定其有非法占有目的。針對上述第一條內容，我們認為此處應當是狹義地指向其高風險投資行為而不包含純粹的個人使用，因為在“明知沒有歸還能力而大量騙取資金”這個定義之下，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為最終無法歸還集資款項。正常的日常使用因為額度基本不高且一般不會導致特定社會群眾受害，故而不為本罪所評價。而揮霍的可能性為上述第二條內容所評價，同時正常的理性的投資并不為本罪所評價，是故此定義應當僅僅作為評價行為人利用集資款項進行高風險投資并且失敗，或者從一般的角度來看此種融資行為不可能持續的行為。我們之所以將其定義為法律認定的擁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原因在于前者高風險投資中，其“明知沒有歸還能力”的證明極其困難，而本罪的入罪與量刑皆以無法返還的集資款項數額為標準，換言之，若全額返還了集資款項則不構成本罪。因此，對于“明知沒有歸還能力”的認定就變成了對于其高風險投資是否獲得足以償還集資款項的本金和利潤的認定，本質上是一種客觀歸罪。即便沒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一旦你最終無法歸還，仍夠成本罪。
其他非法占有資金、拒不返還的行為。即上述中的第七條內容，屬兜底條款。在司法實踐中，我們對于行為人是否擁有非法占有目的應當進行綜合判斷，一般有如下幾個方面可以用以判斷行為人的主觀動機。
首先，籌措資金的用途。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中，行為人籌措的資金一般應用于低風險的經營活動，且要求吸存的資金應當全部或絕大部分用于此種低風險的經營活動。若吸存的資金全部或相當一部分用于高風險投資，如股票、對沖基金等等，或者用于上文闡述過的2001年1月21日下發《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中所規定的事項，應傾向于判定其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其次，行為人籌措資金時的經濟與經營的狀況。若行為人向社會不特定群體籌措資金時，有不錯的經濟和經營能力，相對于籌措的資本，有實際的可預期的償還可能性，則不宜認定其有非法占有目的。若彼時行為人經濟和經營方面都完全已經只剩下一個空皮囊，或者根本就沒什么良好的經濟基礎和穩定的經營狀況，那么應當傾向于認定其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最后，行為人對于債務的償付情況。在無法明確判定行為人籌措資金有無非法占有目的時，若行為人對于全部或部分資金都已經歸還或從“一般人”的角度視其實際的經營狀況有高概率的全部歸還的可能性且積極償付的，應傾向于認定其沒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此處應當避免行為人資產實際上足以償還借貸款項而僅僅因為經營問題一時間流動資金不足導致償還困難的情況，對其適用過重或不應有的刑罰；若行為人全部或者相當一部分債務無法償還，且其償付能力出現了實質的問題，則應考慮出現此問題的原因。
（作者單位：浙江省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注釋】
①李冠煜：“試論中國的非刑罰化改革”，《湖北大學學報》，2003年第4期，第24頁。
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243頁。
經濟糾紛與詐騙的界限范文5
國際商事仲裁管轄權是指仲裁機構或仲裁庭依據法律的規定，在當事人約定的某種情況發生時對某一特定的爭議享有審理并做出裁決的權利，是國際商事仲裁機構或仲裁庭有權對特定的國際商事爭議進行審理并做出有拘束力的裁決的依據。
管轄權異議就是對仲裁機構或仲裁庭審理案件并做出裁決的權力提出抗辯，以否定仲裁機構或仲裁庭的管轄權。管轄權問題是仲裁程序必須解決的首要問題，是否存在仲裁管轄權，對于仲裁庭和當事人都是十分關鍵的問題，它是仲裁程序進行的基石和條件。管轄權的問題沒有處理好，沒有管轄權，即使做出了裁決書，也可能被法院撤銷或者拒絕執行。
對仲裁管轄權的異議，按照異議所針對的對象劃分，可分為針對仲裁機構提出的管轄權異議和針對仲裁庭提出的管轄權異議。前者只可能發生于機構仲裁中，后者既可能發生于機構仲裁中，也可能發生于臨時仲裁中。
如果按照所提異議是否涉及仲裁管轄權之根本所在，也可將管轄權異議分為兩類：一類是部分異議，一類是完全異議。對提交仲裁庭的仲裁請求或反訴請求中的某些問題是否屬于仲裁管轄范圍而提出質疑，屬于對仲裁管轄權的部分異議。如果從根本上否定仲裁機構或仲裁庭進行有關仲裁活動的權力，則屬于對仲裁管轄權的完全異議。
如果按照所提出的管轄權異議的內容來劃分，可以分為仲裁庭根本就沒有管轄權的異議和仲裁庭行使管轄權不當的異議。第一種情形是指當事人認為根本就沒有訂立仲裁協議或協議無效等原因使得仲裁庭根本就沒有管轄權；后一種情況指仲裁庭有管轄權但沒有恰當行使，包括仲裁庭超越管轄權和裁決并未解決當事人所提交的全部爭議，即通常所說的超裁和漏裁。
二、管轄權異議的依據
（一）裁決程序中
概而言之，仲裁管轄權來自于當事人的協議以及法律規定對該協議效力的限制。從立法和實踐來看，仲裁機構或仲裁員以及法院在確定仲裁管轄權時主要考慮下面三個因素：一是當事人之間有無簽訂有效、可執行的仲裁協議；二是爭議事項是否具有可仲裁性；三是提起仲裁的爭議事項是否在仲裁機構或仲裁員的受案范圍內。而如果一方當事人試圖否認仲裁管轄權，理由也主要出在這幾方面，使仲裁管轄權足以成立的每一個因素和環節反過來都有可能成為當事人抗辯的理由，即：否認仲裁協議的有效性或可執行性、否認爭議事項的可仲裁性、否認爭議事項屬于仲裁機構/仲裁員的受案范圍。
1，對仲裁協議的異議
仲裁協議是指雙方當事人愿意把他們之間將來可能發生或者業已發生的爭議交付仲裁的協議。它是確定國際商事仲裁管轄權的必要條件之一，被稱作國際商事仲裁的基石。仲裁協議具有法律拘束力，一方面，仲裁協議是任何一方當事人將爭議提交仲裁的依據，一旦發生仲裁協議范圍內的爭議，當事人不得單方就同一爭議向法院；另一方面，仲裁協議也是仲裁機構和仲裁庭受理爭議案件的依據，是仲裁機構取得管轄權的必要條件之一。如1998年《國際商會仲裁規則》第4條第3款明文規定，當事人申請仲裁時必須提交仲裁協議；1976年《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仲裁規則》第3條規定：申訴人提交的仲裁通知書應包括所根據的仲裁條款或另行規定的單獨仲裁協議?？梢?，仲裁協議的核心作用是確立、保障仲裁管轄權。
對仲裁協議的異議主要是當事人提出仲裁協議是無效的或不可執行的。例如，在申請人東方電力安裝股份公司與被申請人遼寧對銷貿易公司的案件中，被申請人提出管轄權異議，理由是雙方沒有約定明確的仲裁條款。雙方在合同中約定的爭議解決的條款為“一切因執行合同或與本合同有關的爭議，雙方應友好協商解決，如不能解決，可通過被告國對外貿易仲裁機關裁決?！北簧暾埲苏J為對仲裁機關約定不明確，根據仲裁法第16條，該仲裁條款是無效的。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CIETAC）于2000年11月做出裁定認為，《仲裁法》第16條關于仲裁協議應當具有“選定的仲裁委員會”的要求，不僅包含雙方當事人在仲裁協議中明確寫明了仲裁機構的名稱這種形式，還包含雙方雖未寫出仲裁機構的名稱，但可以根據雙方當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合理確定出特定的仲裁委員會這種情況。否則，許多在實踐中可操作的仲裁條款將因其措辭不夠規范而無效，影響當事人實現以仲裁方式解決糾紛的愿望。本案中盡管雙方當事人的所在國俄羅斯和中國目前都有多家涉外仲裁機構，但在本案合同簽訂的時候，即1995年3月和6月，中國的涉外商事仲裁機構只有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一家，因此盡管仲裁機構的名稱在仲裁條約中沒有明示，但通過申請人提起針對中方仲裁的行為已將仲裁機構特定化，從而符合仲裁法第16條關于“選定的仲裁委員會”的要求，因而仲裁委員會對本案具有管轄權。
還有對仲裁協議的存在和效力并無異議，但是對仲裁協議的當事人有異議的。申請人共榮火災海上保險相互會社與被申請人青島金島海珍品養殖有限公司一案中，被申請人與三協會社于1996年6月簽訂了銷售合同。后因貨物有問題，申請人按照保險合同陪付給三協會社8，087，155日元，并取得代位求償權。申請人因此依據銷售合同中的仲裁條款向仲裁委員會提出仲裁申請。被申請人提出管轄權異議，理由是被申請人與申請人從未簽訂過仲裁協議。
本案中，雙方當事人對被申請人和三協會社之間存在仲裁條款沒有異議，雙方爭議的問題是作為保險公司的申請人在取得代位求償權之后是否有權依據該仲裁條款對被申請人提起仲裁。本案的管轄權問題則轉化為已取得代位求償權的申請人能否享受原債權人所有權利，包括仲裁解決糾紛的權利。
仲裁委員會認為，合同債權轉移的一個基本原則是要保證原合同的當事人在合同中的地位不因某一方當事人的行為而得到改變。如果允許受讓人在接受合同中其他權利的同時排除接受仲裁條款的管轄，則導致被轉讓合同的另一方當事人無法行使原合同中通過仲裁的方式解決糾紛的權利，因而改變了其在原合同中的地位，也違背合同法關于權利轉移的基本原則。因此，在轉讓合同其他權利的同時唯獨將仲裁條款排除在外是沒有道理的。因而仲裁委員會認為，仲裁條款隨著根據貿易合同和保險合同轉移的追索權而轉移，仲裁條款不僅約束原貿易合同的當事人，而且約束代為行使貿易合同中追索權的保險人和原貿易合同中相對于轉讓方的另一方當事人。在本案中，銷售合同中的仲裁條款同時約束作為保險公司的申請人和銷售合同的另一方被申請人。申請人和被申請人都有權依據該仲裁條款提出仲裁申請。因而仲裁委員會對本案有管轄權。
2，對可仲裁性的異議
國際商事仲裁只適宜于一定特性的爭議，這是各國仲裁法及相關國際立法都認可的原則，也就是說，對當事人約定提交仲裁的爭議，并不見得都可以由仲裁員行使實體管轄權，仲裁員或法院首先必須確定有關爭議事項是否在仲裁范圍之內，可否通過仲裁方式解決，這就是所謂爭議事項可仲裁性的問題。概言之，可仲裁性問題實際上是國家對仲裁范圍施加的一種限制，即一些爭議可以仲裁解決，而另一些爭議卻不能通過仲裁方式解決。1923年日內瓦《仲裁條款議定書》將仲裁協議事項限制在“商事問題或者其他可以用仲裁方式解決的問題”。1958年《紐約公約》則規定有商事保留條款。其締約國可以聲明“本國只對根據本國法屬于商事的法律關系，不論是不是契約關系，所引起的爭執適用本公約”，從而把非商事爭執排除在適用《紐約公約》之外。大約37%的締約國包括如美國、加拿大、韓國和中國這樣主要的貿易國家采用了此項保留?？梢钥闯觯@些普遍性條約對可仲裁性與非可仲裁性的界限并未作具體劃分，這是由于可仲裁性的背后是一國的公共政策，爭議事項可仲裁性的概念實際上是對仲裁范圍施以的一種公共政策限制。每一個國家都可以出于本國公共政策的考慮，決定哪些問題可以通過仲裁解決，哪些問題不可以通?儼媒餼觥8葜儼彌貧缺舊硤厥廡院湍殼骯噬賢ㄐ兇齜ǎ鞴諶范ㄖ儼霉芟椒段?，已芯暽稼s鈐潁海?）仲裁糾紛的雙方當事人必須是平等主體；（2）仲裁事項是當事人有權處分的實體權利；（3）仲裁事項是民商事爭議，一般表述為“契約性和非契約性商事爭議”。
關于可仲裁性問題，我國《仲裁法》第2條規定：“平等主體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之間發生的合同糾紛和其他財產糾紛，可以仲裁。”第3條規定：“下列糾紛不能仲裁：（一）婚姻、收養、監護、撫養、繼承糾紛；（二）依法應當由行政機關處理的行政爭議?！边@兩條分別以概括和列舉排除方式界定了中國商事仲裁的適用范圍。
涉及犯罪的刑事案件顯然是不可以仲裁的，在CIETAC受理的案件中，就有當事人以此為理由提出管轄權異議的。在申請人新博瑞國際貿易有限公司與被申請人KindFullLtd.一案中，申請人稱其已向被申請人支付了303，000美元貨款，但未收到合同項下的貨物，因此要求被申請人退還其貨款，并賠償相應損失。被申請人認為，是貨物的裝船人、交單人偽造提單和品質證書，騙取貨款，已以詐騙案向洛杉磯警方和美國聯邦調查局報案。因此，本案是一刑事案件，不是經濟糾紛，不應提交仲裁處理。
仲裁委員會經審理認為，申請人和被申請人之間所訂的是貨物買賣合同，雙方之間是貨物買賣的民事法律關系；被申請人所稱的貨物裝船人、交單人并非本案申請人或被申請人，并且，美國警方和聯邦調查局是對貨物的裝船人、交單人的詐騙行為進行偵訊，而不是對本案申請人和被申請人之間因其貨物買賣合同所發生的爭議進行審理。因此，這不能成為否定仲裁委員會依據申請人與被申請人簽訂的買賣合同中的仲裁條款而對他們之間在履行上述合同過程中產生的本案爭議的管轄權的理由。因而仲裁委員會具有管轄權。
另外，《仲裁法》第77條又規定：“勞動爭議和農業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的農業承包合同糾紛的仲裁，另行規定?！币簿褪钦f，將勞動爭議和農業承包合同糾紛，排除在商事仲裁范圍之外，不適用仲裁法有關制度和規定，對此類糾紛適用另外的非商事仲裁制度。這主要是因為這兩類糾紛與一般意義上的商事仲裁相比較具有特殊性，表現在：第一，對勞動爭議的仲裁和農業承包合同糾紛的仲裁，一般都不需要事先簽訂仲裁協議，只要當事人一方申請，即可進行仲裁。第二，勞動爭議仲裁和農業承包合同糾紛的仲裁實行地域管轄原則，而不像商事仲裁當事人可以不按行政區劃，任選一個仲裁機構受理案件。第三，勞動爭議仲裁和農業承包合同糾紛實行的是先仲裁后審判制度，當事人不服裁決，還可以在法定期間內向人民法院提訟，而不像一般的商事仲裁實行一裁終局制度。
3，對仲裁機構受案范圍的異議
現代國際商事仲裁主要是機構仲裁，各國的仲裁機構可謂形形，機構林立。所有這些仲裁機構，出于種種原因，有的只受理國際或涉外的案件，有的只受理非國際或涉外的國內案件，有的則受理全部的國內、國際案件；有的把自己的受案范圍限制在某一專門領域如專事海事、油脂與咖啡等農產品或工程等方面爭議的仲裁，另一些機構則是綜合性的，只要是可仲裁的爭議均可提交其解決。仲裁機構在決定其對某一案件是否有管轄權時，必須要考慮到受案范圍的問題，法院在決定是否強制執行仲裁協議和仲裁裁決時，也不可避免地要遇到這個問題。
對這一問題，在仲裁立法中予以明確規定的國家并不多見，大多數仲裁機構的仲裁規則對本機構的受案范圍則有所規定。如1998年《國際商會仲裁規則》第1條限定國際商會仲裁院的職能是以仲裁方式解決國際性的商事爭議，但根據仲裁協議，仲裁院也處理非國際性商業爭議；1994年《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仲裁中心仲裁規則》未規定受案范圍，該中心不僅可受理國際上私人間的知識產權爭議，也可以受理其他爭議。
仲裁機構應當遵守自己的受案范圍，即使該范圍是仲裁機構自己劃定的，對其仍有強制力。仲裁機構受理了權限以外的爭議，對方當事人有可能認為該爭議對該機構來說是不可仲裁的，該機構不具有管轄權。根據《紐約公約》第2條、第5條或有類似內容的法律，對這種裁決法院可拒絕承認和執行。
中國曾經是實行雙軌制的仲裁制度：CIETAC受理涉外或國際性經貿爭議，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專事處理海事爭議，而其他三千多個國內仲裁機構主要受理無涉外因素的國內糾紛。而1996年6月8日國務院辦公廳的《關于貫徹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需要明確的幾個問題的通知》（〔1996〕22號）打破了仲裁的雙軌制。其第3條規定：新組建的仲裁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受理國內仲裁案件；涉外案件的當事人自愿選擇新組建的仲裁委員會仲裁的，新組建的仲裁委員會可以受理。這意味著新組建的仲裁機構的受案范圍擴大為綜合性的，涵蓋民事、經貿、海商等糾紛，無論是國內的還是涉外的。在這種情況下，CIETAC也開始謀求成為綜合性仲裁機構，在它的2000年仲裁規則中，其受案范圍也擴大到“當事人協議由仲裁委員會仲裁的其他國內爭議”?？梢?，盡管對此褒貶不一，中國仲裁制度的雙軌制已在事實上融合。
上述三點是法院或仲裁員確定仲裁管轄權應考慮的主要因素。但這并不是絕對的，確定仲裁管轄權時，根據爭議的具體情況，可能還有其它的一些實際因素需要考慮，比如一事不再理的原則也是當事人提出管轄權異議的一個重要依據。限于篇幅，這里不再贅述。
（二）裁決做出后
在裁決做出以后，當事人對裁決提出異議要求撤銷時，或者要求承認與執行仲裁裁決時，法院同樣要考慮管轄權的問題。這一階段當事人提出管轄權異議的依據除了上述理由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仲裁庭沒有恰當行使管轄權，出現了超裁或者漏裁的情況。仲裁庭超裁，意味著仲裁庭雖然有權仲裁某一糾紛，卻以超越權限的方式對某些事項做出裁決。比如，仲裁庭就當事人未交付仲裁的事項或者雖提交仲裁但在仲裁協議范圍之外或仲裁范圍之外的事項做出裁決，或者仲裁庭沒有按照當事人的授權及法定的權限做出裁決；仲裁庭漏裁意味著仲裁庭只是部分地解決了當事人提交的爭議，還有部分仲裁請求沒有獲得解決。
無論是在國內仲裁法中，還是在國際商事仲裁公約中，仲裁庭恰當行使管轄權，不得超裁或漏裁都被置于重要的位置。在法國，當事人在法國法院可對仲裁裁決提出異議的不多的幾條理由中，有一條即為“仲裁員未依照其任務進行裁決”。中國1994《仲裁法》第58條中規定“裁決的事項不屬于仲裁協議的范圍或者仲裁委員會無權仲裁的”，當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請撤銷。美國聯邦仲裁法中規定的撤銷仲裁裁決的理由也有一條就是“仲裁員超越權力或者沒有充分運用權力”。德國、英國、俄羅斯等許多國家的仲裁法均有類似規定。1958年《紐約公約》中也規定，如果證明：“裁決涉及仲裁協議所未曾提到的，或者不包括在仲裁協議規定之內的爭議；或者裁決內含有對仲裁協議范圍以外事項的決定”，可根據當事人的請求，拒絕承認和執行該項裁決。公約還進一步規定，對于仲裁協議范圍以內事項的決定，如果可以和對于仲裁協議范圍以外的事項的決定分開，則該部分的決定仍可予以承認和執行。
三，國際商事仲裁管轄權異議的管轄權
如果當事人對仲裁庭的管轄權提出異議，由誰來裁判這一異議呢？這在提起仲裁申請階段和裁決做出后的階段都比較好判斷，因為這兩個階段都屬于司法階段，當事人通常都是直接向法院提出有關仲裁管轄權的異議。例如，一方當事人在另一方當事人提起仲裁時，因對仲裁管轄權有異議而拒絕參加仲裁，且直接向法院要求法院對異議做出決定；在裁決做出后，當事人也可能以仲裁庭不具有管轄權為由，向法院提出撤銷裁決之訴。在這兩個階段當然只能由法院來行使管轄權。但在裁決進行過程階段就比較復雜了，是由仲裁庭本身、仲裁機構，還是由管轄法院來判斷呢？這就是國際商事仲裁管轄權異議的管轄權問題。大多數國家的仲裁立法都采取了管轄權/管轄權理論，即由仲裁庭來決定自己對特定案件有沒有管轄權。在中國，情況就要特殊一些了。對這個問題的討論分兩個層次，一是司法程序和仲裁程序各自權限的劃分問題，二是仲裁庭和仲裁機構各自權限的劃分問題。
（一）管轄權/管轄權，司法程序還是仲裁程序
中國仲裁法中的有關規定只有第二十條：
“當事人對仲裁協議的效力有異議的，可以請求仲裁委員會做出決定或者請求人民法院做出裁定。一方請求仲裁委員會做出決定，另一方請求人民法院做出裁定的，由人民法院裁定。當事人對仲裁協議的效力有異議，應當在仲裁庭首次開庭前提出。”
這個法律規定還是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第一，中國仲裁法中沒有明確提到管轄權異議，而代之以對仲裁協議的異議，這是不全面的。如果當事人對仲裁協議本身沒有異議，但就爭議事項的可仲裁性，或受案仲裁機構的權限而提出管轄權異議，如何處理似乎從《仲裁法》上找不到依據。在這個問題上，CIETAC加以了補救，其仲裁規則關于管轄權抗辯使用了“仲裁協議及/或仲裁案件管轄權的抗辯”的用語，顯然是同意仲裁案件管轄權的抗辯不僅僅是仲裁協議的效力問題。即使是只談仲裁協議，仲裁法第二十條也是不完整的，它只規定了當事人可以請求就“仲裁協議的效力”作決定，而沒有對“仲裁協議的存在”所產生的異議問題做出規定。第二，從這條規定的本身來說，它也規定得過于簡單，不具備應有的操作性。它表明，目前中國的法律制度承認仲裁機構有權決定自己對特定仲裁案件是否有管轄權，但同時認為法院的決定具有優先的效力。這實質上是一種折衷方案，而且沒有具體表明折衷的結合點和分界點。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法釋〔1998〕27號）《關于確認仲裁協議效力幾個問題的批復》所反映的也是這種折衷的思路，但操作性更強一些。
這一司法解釋的第三點規定：
“當事人對仲裁協議的效力有異議，一方當事人申請仲裁機構確認仲裁協議效力，另一方當事人請求人民法院確認仲裁協議無效，如果仲裁機構先于人民法院接受申請并已做出決定，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如果仲裁機構接受申請后尚未做出決定，人民法院應予受理，同時通知仲裁機構中止仲裁?！?/p>
這一司法解釋的第四點規定：
“一方當事人就合同糾紛或者其他財產權益糾紛申請仲裁，另一方當事人對仲裁協議的效力有異議，請求人民法院確認仲裁協議無效并就合同糾紛或者其他財產權益糾紛的，人民法院受理后應當通知仲裁機構中止仲裁。人民法院依法做出仲裁協議有效或者無效的裁定后，應當將裁定書副本送達仲裁機構，由仲裁機構根據人民法院的裁定恢復仲裁或者撤銷仲裁案件。
人民法院依法對仲裁協議做出無效的裁定后，另一方當事人拒不應訴的，人民法院可以缺席判決。原受理仲裁申請的仲裁機構在人民法院確認仲裁協議無效后仍不撤銷其仲裁案件的，不影響人民法院對案件的審理?！?/p>
該司法解釋的用意是要解決仲裁機構與法院之間可能出現的決定管轄權的管轄權沖突，以及兩者就同一管轄權爭議的決定的實質性沖突，彌補仲裁法規定之不足。但是，試想在國際商事仲裁中，如果仲裁地在外國，且為臨時仲裁，但案件被申請人是中國國內公司，該被申請人在國內法院要求確認有關仲裁協議無效，人民法院將如何通知仲裁機構中止仲裁？裁定書副本如何送達哪一個仲裁機構？由此可見，該司法解釋針對的主要是國內仲裁和機構仲裁。在紛繁復雜的經濟貿易交往中，我們不能也不應只考慮到國內的機構仲裁而無視臨時仲裁和其他國家特別是西方仲裁業發達國家的國際仲裁。
（二）管轄權/管轄權：仲裁機構還是仲裁庭
在機構仲裁中，出現管轄權糾紛，是由仲裁機構還是由仲裁庭來決定呢？盡管仲裁機構與仲裁員的出發點和利益是一致的，都是要公平合理地解決爭議，包括程序問題的爭議。在機構仲裁中，當事人約定提交仲裁機構解決的爭議都最終是由仲裁員來處理，兩者之間是同一的關系。但是，另一方面，兩者作為不同的法律主體，又有各自獨立之處，比如，仲裁庭獨立公正審理案件時，尤其是審理實體問題時，仲裁機構無權干預，因而兩者之間也有不完全同步的地方。所以，究竟應由仲裁機構或仲裁庭來對仲裁管轄權爭議做出決斷，也是存在爭論的。大多數國家都承認仲裁庭有權調查對自身提出的管轄權異議，其原因是這是仲裁庭固有的權力，是仲裁庭能正常工作所必不可少的基本權力。如《歐洲國際商事仲裁公約》第5.3條規定，仲裁庭能夠決定仲裁協議是否存在，有權對自己的管轄權做出決定。1985年聯合國《國際商事仲裁示范法》第16條第1款規定：“仲裁庭可以對其自身的管轄權包括對仲裁協議的存在或效力的任何異議，做出決定?！毕啾戎?，中國規定由仲裁機構來決定對管轄權的異議，是比較特殊的。
《仲裁法》第20條規定，當事人對仲裁協議的效力有異議的，可以請求仲裁委員會做出決定；CIETAC2000年規則第4條也規定，仲裁委員會有權對仲裁協議的存在、效力以及仲裁案件的管轄權做出決定。
中國的這種獨特做法遭到國內外法學界和仲裁界的廣泛批評。
但筆者認為，這樣的規定也有其合理的一面：首先，由仲裁委員會來做出管轄權決定，能夠保持一個機構內所有的關于管轄權問題的決定的一致性，避免不同的仲裁庭對相同或類似的情形做出不同甚至矛盾的判斷和結論；第二，在仲裁庭組庭之前，當事人很可能就會提出管轄權異議的問題。這時候，當然只能由仲裁委員會就這一問題根據表面證據做出決定，以使仲裁程序能夠繼續進行下去；第三，組庭之后，實際操作中，都是由仲裁庭對實體問題做出審理，仲裁委員會都是在仲裁庭實體審理的基礎上，按照仲裁庭的意見，以仲裁委的名義做出管轄權決定罷了。既不會出現仲裁委“難以或無法”做出決定，也不會出現仲裁委的決定和仲裁庭“自相矛盾”的情況。
四、國際商事仲裁管轄權異議的提出
（一）管轄權異議提出的主體
國際商事仲裁管轄權異議由誰來提出？當事人毫無疑問是提出異議的主體。在仲裁程序中，通常是被申請人提出管轄權異議，否定仲裁機構或仲裁庭的管轄權。裁決做出后，在裁決的異議和撤銷階段，通常由撤銷申請人提出；在裁決的承認與執行中，通常由被申請執行人提出。
問題是在雙方當事人都未提出管轄權異議的情況下，仲裁機構或仲裁庭可否主動依職權提出管轄權異議，主動否定自己的管轄權？
實踐中有過這樣的案例。在“地球洋”輪定期租船合同爭議案中，雙方約定在上海提交仲裁，CIETAC上海分會向申訴人說明海事爭議應向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但申請人堅持在上海分會仲裁，被申請人應訴且沒有提出管轄權異議。CIETAC還是以租船合同糾紛屬于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管轄為由指令上海分會撤銷該案。中國政府曾規定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是受理海事糾紛的專門機構，雖然理論上經濟貿易爭議包括海事爭議，但習慣上CIETAC不受理海事爭議。雖然當事人沒有提出管轄權異議，但爭議的可仲裁性及仲裁庭或仲裁員行使管轄權不得違背仲裁地、裁決執行地的公共政策不因當事人無異議而可以改變，上海分會越權管轄所做出的裁決完全有可能被法院撤銷或不予執行。為避免不必要的浪費勞動，也出于維護仲裁機構和仲裁庭的聲譽考慮，仲裁機構和仲裁庭應當可以主動提出管轄權異議，中止仲裁程序的進行。
（二）管轄權異議提出的時限
國際商事仲裁程序開始后，無論是申請人還是被申請人，如果對仲裁機構或仲裁庭的全部或部分管轄權有異議，應及時提出，這是大多數國家仲裁法和仲裁機構的仲裁規則所要求的。毫無疑問，當事人及時抗辯管轄權的權利，有助于保證仲裁程序在尊重當事人意愿及法律規定的基礎上進行，也有助于仲裁庭及時確定自己的管轄權，以免無謂地浪費當事人的時間、精力和金錢。概括來說，當事人提出管轄權抗辯的時限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
1，第一次實體答辯之前，瑞士《關于國際私法的聯邦法》第186條規定，對仲裁庭管轄權的任何異議必須在任何實體答辯前提出。
2，第一次開庭之前，中國《仲裁法》第20條規定，當事人對仲裁協議的效力有異議的，應當在仲裁庭首次開庭前提出。如前所述，管轄權問題不僅僅局限于仲裁協議的效力，這一規定缺乏完整性。CIETAC2000年《仲裁規則》有所改進，其第6條規定，當事人對仲裁協議及/或仲裁案件管轄權提出抗辯，應當在仲裁庭首次開庭前提出。
3，分別異議類型規定不同的時限。以《示范法》為典型，其第16條規定，有關仲裁庭無管轄權的抗辯不得在提出答辯書后提出，但有關仲裁庭超越管轄權的抗辯，應在仲裁過程中知悉出現越權的事情后立即提出。
4，不規定提出管轄權異議的時限，如國際商會仲裁院1998年仲裁規則中就沒有規定當事人對仲裁協議的存在、效力或范圍提出異議的時限。
試觀中國仲裁法的規定，“對仲裁協議的異議，應當在仲裁庭首次開庭前提出?！睂Σ婚_庭的案件怎么辦？仲裁法第39條后半段規定，“當事人協議不開庭的，仲裁庭可以根據仲裁申請書、答辯書以及其他材料做出裁決”。對這種不開庭而書面審理的案件，當事人提出管轄權異議的時間問題就不能適用仲裁法第20條來解決了。
對這一問題，CIETAC2000年仲裁規則的解決辦法是，要求當事人在第一次提出實體答辯前提出管轄權異議。這里就有一個問題，如果當事人(被申請人）不提交書面答辯，甚至也不提交任何書面意見的，它是否有權在仲裁程序尚未結束之前任何一個時間點提出管轄權異議呢？已有的明文規定似乎不能阻止他這么做。
筆者認為，關于管轄權的問題只宜一次性解決，不應因為當事人的要求或仲裁員或仲裁機構的原因而得到重新考慮，更不應變更過去的決定。司法程序中，有很多關于程序問題的決定是不允許上訴的，因為有的程序決定是針對程序步驟的時限的，一旦做出，必須立即生效，不可能延后生效，因為時間本身是永不停息前進的，而且允許上訴會使程序的總時間不可避免的延長，而且可能造成程序的混亂。仲裁程序和司法程序作為兩種解決糾紛的方式來說，無論選擇哪一種，其實體裁判不應該不同，當事人的實體權力不會受到影響。所以，即使少數管轄權決定是值得懷疑的，也不會對當事人的實體權利造成任何損害。相反，如果允許當事人可以不停地找出新理由對管轄權決定提出挑戰，要求反復作決定，其后果只能是程序權力被濫用，正常程序被延誤，當事人遭受額外經濟和時間方面的損失，不合理地增加解決爭議的成本。
《仲裁法》第58條、63條、70條和71條規定，沒有仲裁協議（仲裁條款），或者裁決的事項不屬于仲裁協議的范圍或者仲裁委員會無權仲裁的，也就是說，沒有仲裁管轄權的，仲裁裁決將被法院撤銷或不予執行。這就意味著仲裁程序結束后，當事人（主要是敗訴方）還有機會對仲裁管轄權提出異議。這在事實上是抵消了關于管轄權異議的提出的時間上的限制。只要當事人愿意，就能利用這種條款產生拖延實質爭議解決的作用。英國法律諺語中由“延誤的公正等于不公正”（Justicedelayedisjusticedenied)之說，這種做法似乎和各國民事程序法理論所強調的效率目標是相矛盾的。但是包括紐約公約在內，各國立法都賦予仲裁地法院和仲裁裁決執行地的法院審查仲裁管轄權糾紛的最終權力，無論其他機構或仲裁庭是否審查過這一問題，還得重新再審一次。這種審查，意味著訴訟程序的重開，意味著當事人和有關機構的人力、精力、物力和財力的投入，造成社會資源的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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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糾紛與詐騙的界限范文6
關鍵詞：民間借貸；困境；法律規范
一．民間借貸的概念
民間借貸并不是法律上明確規定的概念，并且從現在已有的文獻看并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與清晰的界定，本文認為可以從概念的含義和形式對民間借貸的概念進行界定。
本文認為狹義上的民間借貸是指公民之間按照不超過人民銀行規定的相關利率進行的貨幣或者其他有價證券借貸的一種民間金融的形式。廣義上的民間借貸還包括公民與法人之間，公民與其他組織之間的借貸。
民間借貸的交易主體具有多樣化的特點，比如有的民間借貸交易是以自然人的身份獨立開展資金融通活動；有的民間借貸交易是依托民間借貸組織為中介而進行，有的民間借貸交易是在自然人與企業法人之間進行[1]，如此多樣化的交易主體相應地導致民間借貸的形式多樣化，民間借貸的形式包括：自由借貸、民間中介借貸、民間互助會，典當行等。
二．當前中國民間借貸市場規模與現狀
當前我國民間借貸市場規模越來越大，對經濟發展影響也是越來越大。1995年，中國的民間借貸資金約有700至1000億。90年代中后期以來，民間借貸的發展速度更快，規模更大，而且形式越來越多，信用工具越來越復雜，對社會經濟余融生活的影響越來越大。2002年，在廣東、福建和浙江私營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通過民間借貸市場的融資規模大約相當于國有銀行系統融資規模的1／3左右[2]。中央財經大學課題組對全國20個省份的實地調查顯示，2003年底中國民間借貸的規模在7405至8146億元之間，占同期正規金融機構貸款業務增加額的比重近30％左右[3]。央行的調查統計表明，到2010年3月末，民間借貸余額為2．4萬億，占當時借貸市場比重5％以上，而近兩年來，我國民間借貸資金量逐年增長，存量資金增長超過28％。特別的部分地區民間借貸規模發展迅猛，據人民銀行溫州市中心支行7月的溫州民間借貸市場報告》顯示，溫州民間借貸規模已達1100億元，溫州有89％的家庭或個人、59．67％的企業參與民間借貸，浙江省之外，還有江蘇、福建、河南以及內蒙古等省區，其中內蒙的鄂爾多斯民間借貸規模據保守估計大概是2000億，且最高年利率在60％以上，已超溫州地區，50％以上的居民都參與了放貸與借貸的資本運作。
通過以上數據，我們可以發現民間借貸市場規模已經很大，并且有逐年擴大的趨勢，但是我國民間借貸的極速發展和迅猛擴大的結果卻潛藏著巨大的風險，一旦爆發就會產生很嚴重的后果。比如近兩年來溫州老板的跑路、自殺多和民間高利貸有關。除了溫州，江蘇"寶馬鄉"高利貸市場崩盤事件，其涉及人員之廣、資金量之大著實讓人觸目驚心，還有福建、河南、山東、內蒙古等地接連發生的債務人出逃、中小企業倒閉等事件，這些事件的爆發直接破壞了民間信用機制，沖擊了當地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雖然政府的最終介入及其扶持政策暫時穩定了市場信心，但民間借貸的制度風險及其法律規制問題實已無法回避。
三．民間借貸的困境
民間借貸盡管有自己的一套運行方式，但是，這種運行方式是建立在慣例和自律基礎上的，并不像正規金融機構那樣在政府的制度設計和安排下產生，所以民間借貸活動的程序不規范，
在加上民間借貸缺少像法律這樣的硬約束，缺乏立法上的監管，使得民間借貸在利益的驅使下，以及一些不法分子的利用下，已經脫離了生產和自用的途徑而是用于投機圈錢，滋生短期行為，非法集資的現象屢禁不止。使得部分民間借貸往往伴隨著高利貸甚至帶有黑社會性質。這些不法及不規范行為引發了一系列嚴重的經濟糾紛和社會問題，甚至危害到了社會的安定。然而，長期處于地下隱蔽活動狀態的民間借貸由于往往會與高利貸、非法集資等不法行為聯系起來，而受到金融監管部門的嚴格監控，并且屢遭非理性的治理整頓，使得民間借貸只能游離在法律之外，進行地下運行，這樣使得民間借貸的問題更加得不到的解決和保護，民間借貸的發展陷入了沒有盡頭的惡性循環，并且為爆發民間借貸危機埋下了隱患。民間借貸的正常發展正面臨著嚴峻的形勢和困境。
（一）法律上缺乏對民間借貸的規范與保護：
現階段我國在民間借貸方面的法律制度的不完善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一是法律規范本身不健全、規定不統一。目前，對民間借貸進行規范的法律和司法解釋數量較少，并且相當零散，尚未形成系統的制度體系。從內容上看，沒有明確民間借貸在金融體系中應有的地位，借貸主體雙方的權利義務和權益保障、交易方式和合同要件、利率水平等方面規定都不明確，二是在對民間借貸的調節實踐中，主要是政策在發揮作用。對有的民間借貸問題的處理沒有法律依據，僅依據政策進行，從而缺乏穩定性。并且已有相關法律規范和政策之間相沖突。既表現為法律與司法解釋的沖突，也表現為法律與政策的沖突。三是法律嚴重滯后現實，與民間借貸實踐活動相矛盾。民間借貸法律規范缺少，但我國的民間借貸卻大量存在，因此與之相關的糾紛以及由此引發的社會問題也日益增多[4]。
（二）監管的障礙
主要體現在對民間借貸監管的相關制度和法規的缺乏，監管技術不夠先進和監管態度的非理性嚴格。
首先，當前中國民間借貸的監管法律不健全。當前我國關于民間借貸民間借貸沒有專門的法律去明確其在現行金融體系中的地位，也沒有相應的法律去約束和規范民間借貸，為民間借貸的監管提供法律依據。
其次，當前中國民間借貸的監管專業化水平低?！〗涍^多年的金融改革，我國的金融監管水平雖然提高不少，但是同發達國家相比仍顯得落后，主要表現沒有一個專門的平臺統一對現場監管、非現場監管以及市場準入信息進行集中有效的管理，僅能根據監管人員的經驗了解民間借貸的歷史情況。并且民間借貸是游離于正規金融組織之外的非正規金融活動，金融監管部門依靠現有的監管力度和監管手段，難以獲取民間借貸的真正活動情況和準確的數據資料[5]。
再次，由于對民間借貸的監管沒有專門的法律可以遵循，造成監管部門對民間借貸的監管力度不能很好的把握，容易因為打擊高利貸和非法集資而管制過嚴，殃及民間借貸的正常發展。而無視民間借貸對經濟發展的功績，不區分民間借貸的優劣之處，非理性地封殺了民間借貸合法存在的空間，堵上了民間借貸進入正規金融市場的道路。
（三）民間借貸的不規范
1、借貸當事人信息不對稱
民間借貸中貸款人對借款人的信息不甚了解，即信息不對稱。民間借貸關系中的貸款者在放貸前并沒有對借款人的資產狀況等信息進行詳細了解，這為不講信用的企業肆無忌憚地通過民間借貸渠道大量貸款埋下了隱患。而且，民間借貸的放貸人在放貸后也不能掌握借款人使用借款的情況，更無法約束貸款人合理使用借款。
2、借貸合同不規范
由于我國民間借貸行為多產生在熟人之間，因此民間借貸的行為通常比較隨意。借貸過程中經常簽訂的是不規范的借貸合同，或者簽訂"借條"作為借款和雙方權利義務的憑證，甚至只是當事人之間口頭約定便產生效力，這些不規范的行為往往會影響了借貸行為的順利實現，導致借款糾紛的出現。
3、償還協調機制不完備
民間借貸中，貸款人大多是憑借對借款人的信任而發放貸款的。盡管沒有直接的抵押品，但人們通常認為應該由貸款的自然人及其家人來償還全部債務，這實際上是擴大了"抵押品"的范圍，相對于正常貸款中僅以抵押品或企業全部資產為債務追索限度，這實際上是無限追索了。當發生或可能發生違約時，貸款人缺少與借款人的協調。貸款人想到的只是如何索取自己的本金和高額利息，卻不知此時企業可能連本金都難以償還。如果此時能夠減免企業的高額利息，并改以較低的利息幫助企業渡過難關，則有可能實現貸款人和借款人的雙贏。
4、民間借貸經營上的分散性
提供民間借貸服務的個人中介和機構中介在經營和服務上具有分散性的一面，基本都是各自為政、分散經營，組織結構也很不完善。這樣既不可能產生科學的管理模式，也不可能形成規模經濟效應，從而不利于民間借貸的健康和長遠發展。
5、信用的缺乏導致民間借貸不能的順利進行
民間借貸很多都靠信用來維持借貸行為的進行，但是有些個人缺乏信任，有些中小企業，由于其自身規模小、競爭能力相對較弱、自有資金不足、銀行融資不易、市場信息不暢、人才缺乏等先天缺陷，使得信用缺失行為更為嚴重。這一系列的信用問題，不僅影響了民間借貸的順利進行，而且嚴重擾亂了市場秩序，不利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
（四）引發犯罪問題
當前民間借貸活動，在高利潤的驅動之下有的民間借貸活動不可避免地朝著非理性的空間發展，從事民間借貸的主體很有可能涉嫌觸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集資詐騙罪、高利轉貸罪和騙取金融機構貸款罪、貸款詐騙罪等罪名，民間借貸帶來了高度的資金風險，擾亂了正常金融秩序甚至影響當地社會穩定。
我國民間金融市場由于長期缺乏有效的監管，合法民間借貸容易與高利貸和非法集資混雜于民間金融市場之中。其中絕大部分的"高利貸"民間借貸交易出現問題后難以尋求國家公權力救濟，放貸方通過黑惡勢力來幫助追索債務。高利貸現象和高利貸犯罪對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都造成了沖擊，干擾了貸款管理制度和貸款秩序。除了高利貸之外，非法集資也是民間金融市場上的一顆毒瘤。近年來不少企業再融資困難的情況下，不得不鋌而走險非法集資。高利貸和非法集資不僅不利于合法民間借貸發揮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還會影響正常金融市場秩序，阻礙經濟健康發展。
（五）引發的金融問題
民間借貸從一定程度上分流了正規金融機構的貸款，使得企業從正規金融機構更難貸到款，轉而通過民間借貸融資，進而形成民間借貸不斷擠出正規金融機構正常放貸、企業不斷通過民間借貸融資的惡性循環。
一方面，在高額利潤的驅動下，從事借貸交易的個人或者組織可能會通過合法或不當的行為手段從正規金融機構貸出資金，然后再利用這筆資金去從事高利潤的民間借貸。銀行存款的減少直接導致了銀行信貸總量的減少，進而導致對企業貸款的減少。另一方面，人們可采取多種渠道向銀行貸款，并將貸到的款再投入到民間借貸市場上，賺取二者之間的利率差。在銀行信貸總量一定的前提下，這使得銀行向企業發放的貸款更加少了。于是，企業就得更加依靠民間借貸來籌集資金，這就使得民間借貸市場更加擴大，并擠出銀行貸款，最終形成民間借貸融資額不斷擴大，銀行貸款額不斷減少，企業不得不更依靠民間借貸，融資利率不斷上升的惡性循環。
（六）引發社會問題
上述的金融風險的發生，以及民間借貸引起的犯罪率的不斷攀升，最終會導致一系列的社會問題。這種民間借貸由于涉及的人員通常較多，而其活動又局限在一定的地域范圍內，風險無法有效分散，當償付危機發生時，會產生多米諾骨牌一樣的效應，使參與者的利益嚴重受損，甚至導致黑社會性質的行為、惡性暴力行為、以及不堪高利貸壓力自殺身亡事件（比如包頭億萬富豪金利斌的自焚事件）的屢屢發生，對社會安定產生了極其嚴重的負面影響。民間借貸的犯罪率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浙江"億萬富姐"吳英非法集資案就是典型。對于民間借貸來說，目前在我國從正常的合法的借貸行為演變為非法的，帶有欺詐性的犯罪行為好像并不遙遠。
四．民間借貸的法律解決機制
目前，我國民間借貸規范性差，從而導致各種問題的滋生，民間借貸進入了一個惡性循環的困境之中，要想讓民間借貸打破怪圈走出困境最根本的辦法，就是建立健全的法律規范體系，構建和完善具體制度，使民間借貸主體權利義務規范化，將民間借貸納入規范化軌道上來，促進民間借貸的正常發展。
（一）確立民間借貸的合法地位，劃清與非法民間金融行為的界限
由于當前落后于經濟發展的民間借貸制度建設，造成了我國民間借貸活動長期處于合法與非法相交界的模糊狀態。目前民間借貸的規范化發展還有賴于確定民間借貸真正的合法地位。
為了有效管理民間借貸行為，首先重要的一環是，將民間借貸與其他非法的民間金融行為嚴格區分開來，其中比較重要的就是明確民間借貸與高利貸和非法集資的界限。其次，要在法律上明確區分現有民間借貸的合法成分與非法成分，對其分別準確定義，明確合法民間借貸的活動內容和范圍，從法律上予以保護。"對民間借貸，在法律上要界定出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對資金來源是否正當，使用是否合法等方面加以規范。"張健華教授建議[6]；而對非法的民間借貸特別是危害性極大的民間借貸活動，比如，無真實借貸內容、以詐取他人錢財為目的、對抵押品提出不當要求、收取超出法律規定范圍的高利息等借貸活動，均要以法律形式明令禁止。
（二）建構相關法律以規范發展現有民間借貸的活動
目前，我國有關民間借貸的法律條文僅見于《民法通則》、《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和《關于如何確認公民與企業之間借貸行為效力問題的批復》等。然而這些法律法規還遠遠不能滿足目前的實際情況，相關職能部門應針對目前民間借貸的情況，盡快建立和健全適應民間借貸行為的法律法規，來應對民間借貸普遍存在且迸一步擴大的趨勢。具體地說，可以從設置民間借貸機構和規范現有民間借貸活動兩個方面來建構相關法律制度：
1、允許民間資本設立合規的民間借貸機構，并創設相關法律規范民間借貸機構。
可以允許民間資本創建合規的民間借貸機構，并與現有正規金融機構共存；明確其職能是專門從事合法的民間借貸工作。這樣將民間借貸的地位用法律予以明確，指明民間借貸的活動內容是與正規借貸互相補充，互相促進的，可以實現民間借貸和正規借貸的良性共存。除了明確其地位之外，還可以對其機構類別、組織形式、設立條件、審批登記程序、業務范圍、市場退出及法律責任等方面作出明確具體的規定，從而為我國民間借貸機構的建立和發展奠定堅實的法律基礎。
2、建構相關法律以規范發展現有民間借貸的活動。
可以在民法中增設民間借貸部分，同時在金融法律制度中制定相關法律法規引導現有民間借貸組織及其行為規范化。具體而言可以從借貸主體雙方的權利義務、交易方式、合同要件、利率水平、借貸最高額、違約責任和權益保障等方面加以明確[7]，對合法的民間借貸與其他非法融資手段的區別與界線進行明確的法律解釋，從而用法律手段規范、保護符合經濟發展的民間借貸行為，保護合法民間借貸雙方的利益，引導民間借貸走上正常的運行軌道。
民間借貸基本以信用為主，一般沒有擔保和抵押，這加大了民間借貸的風險，因此，要通過制定法律來規定對于資金數額較大的民間借貸必須有抵押或者擔保。對法律規定擔保抵押須辦理登記手續的，可以根據《物權法》的相關規定，讓應有的權利得到法律保護。
隨著民間借貸糾紛越來越多，而我國的訴訟程序復雜，耗時長，費用高，加上民間借貸本身手續不全，難以取證，使得民間借貸的債權人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護，甚至出現采取非法手段追討借款等現象，致使本來的合法行為轉向了非法甚至犯罪。因此建立民間借貸的救濟渠道是很重要的，我們可以對民間借貸糾紛采取調解為主訴訟為輔的程序。通過立法授權某些部門或機關在管轄范圍之內進行調解，對于不能調解的，可以通過簡易法庭，適用簡易程序及時審理，有效保護當事人的合法利益。
（三）完善民間借貸監管的法律制度
建立起對民間借貸行為的有效監管和制約機制，其主要目的是要規范民間借貸的活動，保證民間借貸資金的良性流動，防范民間借貸風險，維護金融秩序和社會穩定。而只有在立法先行的情況下，監管機構的監管行為才能做到有法可依，執法必嚴。在監管方面的完善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
1、明確我國民間借貸監管制度的監管主體和對象。
長時間的民間借貸運行已經形成了一定的規則和習慣，我們可以發展民間借貸行業的自律組織，發揮民間借貸自律組織在借貸監管中的主體作用。對于民間借貸進行監管的政府主體必須是確定的，這樣可以杜絕不同監管主體之間的相互推諉。政府監管與行業自律形成互動，可以充分發揮自律組織的作用，共同維護民間借貸的良好運行。
我國民間借貸監管制度的主要監管對象是合規民間借貸機構，之前在法律制度的設計上要求創設民間借貸機構，并且制定相關法律來規范這些機構，其目的之一就是為了更為高效的對民間借貸活動進行監管。對這樣的民間借貸機構按照一般金融機構的監管方式進行監管。這樣，一方面可以促使民間借貸機構向規矩金融機構的轉化：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民間借貸與正規金融處在同一競爭水平上，消除對民間借貸的歧視。
2、從利率控制入手，強化現有民間借貸的監管。
中國人民銀行要對民間借貸的利率上限規定要進一步具體化，要針對不同類型的借貸確定具體的利率上限，對違規者要進行嚴懲。只有抓住利率這個核心，才能對民間借貸進行有效的監管。建立民間借貸利率信息的監測體系，不僅對引導我國民間借貸有序健康發展有積極作用；同時，對改進提高金融調控水平有重要作用。因此，要建立一種有效的民間借貸利率信息的檢測體系，引導民間借貸有序規范發展。
3、改進和完善監管手段，健全內部審計監督機制。
首先，應提高有關法規的可操作性，加強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經濟等手段的綜合運用。其次，改變目前的手工操作，盡快實現監管手段的電子化，實現監管的網上運行，提高監管效率。再次，應設立專門的內部審計部門，有效開展內部審計工作，并將內控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情況作為工作重點。要暢通信息反饋和報告渠道，保證審計結果及時、完整地為最高決策層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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