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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糾紛的民事訴訟范文1
現實生活中的某些案件所涉及的法律關系錯綜復雜，常常出現在民事和刑事上相互交叉或牽連、相互影響的案件，此即刑民交叉案件。我國有關法律和司法解釋盡管對刑民交叉案件的處理已有部分規定，但司法實踐中仍存在諸多問題尚待解決。
刑民交叉案件最為主要的表現形式是：因同一法律事實同時侵犯了刑事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從而構成刑民案件交叉。此類交叉實質上是源于法規競合，由于刑法和民法都對該項法律事實作了相應的規定，且競相要求適用于該法律事實，造成刑民案件的交叉。
根據犯罪嫌疑的發現時間，這類刑民交叉案件又可以分為以下三種：一是在刑事訴訟中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案件，二是人民法院在民事訴訟中發現犯罪嫌疑的案件，三是民事訴訟審結后發現犯罪嫌疑的案件。根據我國現行法律和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對于第一種案件，適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即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在解決被告人刑事責任的同時，附帶解決被害人的民事損害賠償問題；對于第二種案件，主要實行“先刑后民”原則，即民事訴訟暫時中止審理，待刑事案件結案后才能審理，或者作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處理；對于第三種案件，立法沒有相應的規定。對于這類刑民交叉案件的處理，爭議較多。其主要的問題表現在：其一，在刑民交叉案件處理模式上，是繼續保留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還是廢除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抑或其他？其二，“先刑后民”原則是否合理？應否酌情而定？其三，刑民判決的沖突問題如何解決？對于這些問題，學術界和實務界是各抒己見，看法相異。下文主要圍繞這幾個問題闡述一下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全文共6436字。
以下正文：
當今社會生活紛繁復雜，現實生活中的某些案件所涉及的法律關系錯綜復雜，常常出現在民事和刑事上相互交叉或牽連、相互影響的案件，此即刑民交叉案件。我國有關法律和司法解釋盡管對刑民交叉案件的處理已有部分規定，但司法實踐中仍存在諸多問題尚待解決。
刑民交叉案件最為主要的表現形式是：因不同法律事實分別侵犯了刑事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但法律事實之間具有一定的牽連關系而造成的刑民交叉案件。如同一行為主體實施了兩個獨立的法律行為，分別侵犯了刑事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但都是基于同一行為主體，法律事實牽連，刑民案件交叉。又如不同行為主體對同一標的物分別實施了犯罪行為和民事侵權行為，侵犯了不同的法律關系，但訴訟標的物牽連，刑民案件交叉。又因同一法律事實同時侵犯了刑事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或者侵犯的法律關系一時難以確定是刑事法律關系還是民事法律關系而造成的刑民交叉案件。法律事實的復雜性和人類認知能力的有限性及差異性，決定了對同一法律事實存在著不同的認識和理解，造成了公、檢、法三部門對案件性質的認識存在著分歧，有的認為是刑事案件，有的則認為是民事案件，形成了案件刑民交叉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另外，如果同一法律事實同時侵犯了刑事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也構成刑民案件交叉，此類交叉實質上是源于法規競合，由于刑法和民法都對該項法律事實作了規定，且競相要求適用于該法律事實，造成刑民案件的交叉，這是刑民交叉案件的最主要的表現形式。
一、人民法院在審理刑民交叉案件中遇到的問題
1）、刑民交叉案件的審理中的有關法律問題
刑民交叉案件大概可以分為以下三種：一是在刑事訴訟中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案件，二是人民法院在民事訴訟中發現犯罪嫌疑的案件，三是民事訴訟審結后發現犯罪嫌疑的案件。根據我國現行法律和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對于第一種案件，適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即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在解決被告人刑事責任的同時，附帶解決被害人的民事損害賠償問題；對于第二種案件，主要實行“先刑后民”原則，即民事訴訟暫時中止審理，待刑事案件結案后才能審理，或者作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處理；對于第三種案件，立法沒有相應的規定。對于這類刑民交叉案件的處理，爭議較多。
2）、刑民事判決的交叉拘束效力
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是兩種不同的審判程序，具有不同的目的和各自獨特的程序，因此兩者判決本來是不應當相互拘束的。但是由于我長期堅持民事審判中的保障社會公共秩序的作用，使得民事訴訟的構造與刑事訴訟雷同。民事訴訟在這種大環境下失去了她的獨立性，而大都采用刑事訴訟的做法，尤其是在收集、審查、采納證據的做法中。三大訴訟法證明標準的一致性，更是這種做法的外在表現。因此在我國三大訴訟法的判決具有相互拘束效力也就不足為奇了。但是在現代訴訟法理的發展中，民事訴訟的目的已經與刑事訴訟目的完全分開。民事訴訟的目的是解決糾紛，保護當事人的私權，主要關注的是保障私權。刑事訴訟的目的懲罰犯罪、保障人權，主要關注的社會利益。兩者在各自的發展過程中都形成了一些各獨特的訴訟原則和程序，比如刑事訴訟中的無罪推定、上訴不加刑；民事訴訟中的處分主義、調解制度等。尤其是表現在證明標準上，大多數國家一般都采用刑事訴訟的“排除合理懷疑”和民事訴訟的“優勢證據”。這些都為刑事判決和民事判決不具有相互拘束效力打下基礎。
二、刑民交叉案件的審理
（一）人民法院民事判決、裁定生效之前發現的刑民交叉案件的審理。
1.人民法院作為民事經濟糾紛而受理的案件，經審理不屬于民事經濟糾紛而有犯罪嫌疑的，應當根據民訴法裁定中止審理，并將案件有關材料移送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在經濟交往中，當事人往往為了實現和維護自己的經濟利益，對于一方當事人的犯罪行為很少向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報案，特別是國家利益受損而當事人獲利的案件。由于這類案件僅僅是有犯罪嫌疑卻并未作出有罪判決，因此不應當完全排除民事訴訟。但是1998年4月19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經濟糾紛案件過程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第八條規定：“人民法院作為經濟糾紛受理的案件，經審理認為不屬于經濟糾紛案件而有經濟犯罪嫌疑的，應當裁定駁回，將有關材料移送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筆者認為，簡單地裁定駁回民事，不符合立法精神和司法理念。
根據《規定》的立法本意，人民法院受理民事經濟糾紛的案件后，經審理發現有犯罪嫌疑，就應當屬于刑法的調整范疇，而不符合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規定的條件，不屬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訴訟的范圍。也就是說，某一案件只要涉嫌犯罪就屬于刑法調整而絕對排斥民事救濟。對此，筆者認為，刑法與民法雖然都是保護人權和維護社會穩定的基本法律，但是二者在手段和功能方面具有明顯的區別，對公民權利保護的側重點不同，刑事救濟手段并不當然排斥民事救濟手段，在刑法所不能實現的方面應該盡可能發揮民法的作用，對于僅僅有犯罪嫌疑的經濟案件，不能駁回而應該裁定中止審理，并將案件線索和全部材料移送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不能在對案件進行偵查前決定案件是普通民事經濟案件還是刑事案件。如果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不認為有犯罪嫌疑或者依法不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則及時將案件退回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對案件繼續審理。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認為有犯罪嫌疑，經偵查終結，依法需要提起公訴的，將案件材料移送人民檢察院審查。人民法院根據案件刑事部分與民事部分的關系來確定案件的審理方式，如果刑事部分的處理結果不影響民事部分的處理，則可以將案件分開審理，如果影響民事部分的處理，只能按照“先刑后民”的原則等待刑事部分的處理結果，再對民事部分進行處理。
2.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發現人民法院已經立案受理的民事經濟糾紛案件有犯罪嫌疑的刑民交叉案件的審理。對于人民法院以民事經濟糾紛受理的案件，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認為有犯罪嫌疑的，應當書面函告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接到通知必須立即裁定中止審理，并將有關材料移送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由于犯罪行為直接關系到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影響社會的安定，因此，公安機關和人民檢察院一旦發現當事人的行為可能觸犯了刑律，必須立即通知人民法院并說明相應的理由，人民法院必須裁定中止民事訴訟程序，待刑事偵查終結后，根據民事部分與刑事部分的關系對案件進行審理，或者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或者對刑事部分審理終結后，再審理民事部分。
（二）人民法院民事判決、裁定生效后發現的刑民交叉案件的審理。
人民法院在民事判決、裁定生效后發現法律事實涉嫌犯罪，應當立即裁定中止執行并通知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并將案件全部材料和線索隨案移送，經偵查終結，沒有犯罪事實的，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應當將結果告知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繼續執行原生效的判決、裁定。如果確有犯罪事實，依照刑訴法第一百四十一條之規定需要提起公訴的，且民事案件不是以調解方式結案的，人民檢察院通知人民法院按照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規定，啟動審判監督程序，撤銷原生效判決、裁定，而不論原判決、裁定認定的事實是否正確，因為對同一法律事實，刑法上的處理方法與民法上的處理方法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如對涉案物品，刑事上可能作為贓物處理，民事上則可能作為不當得利等方式處理；對于當事人的損失，在民法上可能通過賠償損失的方法來彌補，在刑法上則通過追繳的方法來實現，然后根據案件刑事部分與民事部分的關系決定適用的審判方式。如果民事案件是以調解方式結案的，則充分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權利和民訴法的處分原則，除非當事人有民訴法第一百八十條之規定，即提出證據證明調解違反自愿原則或者調解協議的內容違反法律規定的，不得撤銷原調解書，當事人之間的民事權利義務關系不變，僅就刑事部分單獨審理。
三、為了更好地正確處理刑民交叉案件，筆者提出以下建議：
1、適用“先刑后民”原則處理刑民交叉案件
筆者認為，審判實踐中應遵循“先刑后民”原則處理刑民交叉案件，有利及時準確地打擊犯罪，避免犯罪分子逃脫刑罰制裁。目前相關的司法解釋已為“先刑后民”原則提供了法律依據。1985年8月19日、1987年3月11日兩高—部聯合下發的《關于及時查處在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的經濟犯罪的通知》和《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發現經濟犯罪必須及時移送的通知》均明確規定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涉嫌經濟犯罪時應及時移送偵查機關處理，1997年11月25日和1998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存單糾紛案件的若干規定》和《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若干規定》），又進一步加以具體和明確。
“先刑后民”的主要做法是：以典型的合同詐騙案件為例，在合同相對方選擇民事救濟主張民事權利時，受訴法院應先按民事訴訟程序立案審理，審理中如果發現存在刑事詐騙犯罪嫌疑時，應先裁定中止民事案件訴訟，將案件移送公安機關立案偵查。如果合同詐騙犯罪成立，民事案件的審理應視刑事案件追贓退賠情況或者當事人是否已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而定。若刑事案件已追贓退賠給受害人或者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已判決返還財產或賠償受害人經濟損失的，則民事訴訟程序應終結（由當事人申請撤訴或裁定駁回）；若刑事案件沒有追贓或者受害人沒有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則應在刑事案件判決生效后再行恢復原來的民事訴訟程序，并依法就民事爭議作出判決結案。在合同相對方選擇刑法保護時，則按刑事訴訟程序解決，受害人也可一并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保護自己的民事權益；若刑事案件沒有追贓、責令退賠或者受害人未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根據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2月19日施行的《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第5條“犯罪分子非法占有、處置被害人財產而使其遭受物質損失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追繳或責令退賠。被追繳退賠的情況，人民法院可以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經過追繳或退賠仍不能彌補損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钡囊幎ǎ瑒t受害人可以在刑事案件判決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訴訟，主張返還財產或賠償損失，受訴法院此時依法應予立案審理。被告人在承擔刑事責任的同時，并不影響其承擔民事責任。追繳或退賠只是通過人民法院的公權力對因犯罪行為遭受物質損失的被害人所給予的一種法律救濟，如果經過追繳或退賠，仍不能賠償被害人物質損失，被害人有權通過另行提起民事訴訟途徑獲得法律救濟，只有這樣才能更全面充分地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權益。
為了將“先刑后民”原則固定下來，有必要對《若干規定》作相應修改?！度舾梢幎ā返谑粭l：“人民法院作為經濟糾紛受理的案件，經審理認為不屬經濟糾紛案件而有經濟犯罪嫌疑的，應當裁定駁回，將有關材料移送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苯ㄗh修改為：“人民法院作為經濟糾紛受理的案件，經審理認為存在經濟犯罪嫌疑的，應當裁定中止訴訟，將有關材料移送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如果經刑事審理認定犯罪成立，應當裁定駁回民事或裁定撤訴；如果經刑事審理認定不構成犯罪的，應恢復民事訴訟程序?！薄度舾梢幎ā返谑l：“人民法院已立案審理的經濟糾紛案件，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認為有經濟犯罪嫌疑，并說明理由附有關材料函告受理該案的人民法院的，有關人民法院應當認真審查。經過審查，認為確有經濟犯罪嫌疑的，應當將案件移送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并書面通知當事人，退還案件受理費；如認為確屬經濟糾紛案件的，應當依法繼續審理，并將結果函告有關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建議修改為：“人民法院已立案審理的經濟糾紛案件，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認為有經濟犯罪嫌疑，并說明理由附有關材料函告受理該案的人民法院的，有關人民法院應當認真審查。經過審查，認為確有經濟犯罪嫌疑的，應當裁定中止訴訟，將有關材料移送公安或檢察機關，并送達當事人；經刑事審理認定犯罪成立的，應當裁定駁回民事或裁定撤訴；如認為確屬經濟糾紛案件的，應當依法繼續審理，并將結果函告有關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p>
2、允許當事人在合同詐騙中選擇提起“刑附民”訴訟
當事人在合同詐騙中提起“刑附民”訴訟符合刑訴法和最高法院司法解釋的精神。所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是指由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為遭受物質損失即經濟損失的被害人，以及人民檢察院對國家財產、集體財產因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為遭受損失的，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提出要求賠償的訴訟活動。最高法院1980年7月16日批復規定：“關于刑事訴訟附帶民事訴訟的問題，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三條規定辦理，但應限于附帶賠償物質損失的民事訴訟，不宜擴大附帶其他民事訴訟?！弊罡叻ㄔ骸度舾梢幎ā返诎藯l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第一款的規定，被害人對本《規定》第二條因單位犯罪行為造成經濟損失的，對第四條、第五條第一款、第六條應當承擔刑事責任的被告人未能返還財物而遭受經濟損失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受理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一并審理。被害人因其遭受經濟損失也有權對單位另行提起民事訴訟。若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000年12月4日最高法院《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第一條規定“因人身權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質損失或者財物被犯罪分子毀壞而遭受損失的，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币陨纤痉ń忉屵M一步明確因犯罪而遭受物質（經濟）損失的，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合同詐騙中的受害方可以通過附帶民事訴訟減少訟累，及時保護自身的合法權益，減少犯罪分子所造成的損失。
3、合同詐騙中的受害人財產損失可通過多種渠道救濟
合同詐騙中受害人的財產損失除了向法院提起“刑附民”訴訟，請求返還財產或賠償損失外，還有其他三種渠道：首先可申請公安、檢察機關直接返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二百七十五條規定：“追繳的財物中，屬于被害人的合法財產，不需要在法庭上出示的，應當及時返還被害人¨¨¨”第三百三十九條（二）規定：“對扣押在人民檢察院的犯罪嫌疑人的違法所得¨¨¨，需要返還被害人的，直接決定返還被害人?！弊罡叻ㄔ骸蛾P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體的解釋（試行）》第二百五十六條規定：“對于被害人的合法財產，被害人鳴確的，扣押、凍結機關應當及時返還。”從以上司法解釋可以看出，對被害人的合法財產司法機關原則上應當直接返還。其次由法院刑事判決追贓。第三向法院另行提起民事訴訟，請求返還財產或賠償損失。
4、明確合同詐騙判決后的涉案財產由法院執行庭（局）執行
筆者認為，如果刑事案件已判決追贓或責令退賠，可由刑庭依職權移送本院執行庭（局）執行，追贓后退賠返還受害人；如果受害人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可在判決生效后由當事人直接申請強制執行，由法院執行庭（局）負責予以執行。理由：一是由執行庭（局）執行此類案件有理論支撐和法律依據。從性質上看，刑事追贓是一種對犯罪行為所生之債強制予以清償的司法制裁措施，在本質上卻屬于民事范疇，因此刑事追贓判決與民事判決的執行并無不同；從目的意義上看，刑事追贓目的意義在于保障被害人財產權利受犯罪行為侵害后司法救濟，與民事判決是相同的。同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第一條已明確規定執行機構的職責，是專門負責執行工作，而此類案件的執行又屬于執行工作的一部分，因此由法院執行庭（局）負責執行此類案件有其法律依據。二是由執行庭（局）負責執行符合審執分離司法體制改革的精神。三是由執行庭（局）執行有利于執行資源的優先組合。執行工作是一項專門的工作，執行庭（局）作為人民法院專門的執行機構，有符合執行條件的專業執行人員和豐富的執行經驗，所有這些都是刑庭所不具備的。為此建議修改最高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第2條、第19條的規定，增加規定執行刑事追贓判決屬執行庭（局）職責和業務范圍，并明確該類案件由刑庭依職權移送。
注釋
1998年4月19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經濟糾紛案件過程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
1985年8月19日、1987年3月11日兩高—部聯合下發的《關于及時查處在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的經濟犯罪的通知》和《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發現經濟犯罪必須及時移送的通知》
1997年11月25日和1998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存單糾紛案件的若干規定》和《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若干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2月19日施行的《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
經濟糾紛的民事訴訟范文2
關鍵詞：簡易程序 適用范圍 程序 裁判文書
當前，我國民事糾紛的案件數量增長給法院造成巨大的壓力，如何提高訴訟效率，成為當下訴訟程序改革的一大熱點。由于缺乏程序和制度的支持，我國民事訴訟簡易程序在實踐中出現了許多問題，因此需要從多方面進行完善。
一、民事簡易程序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缺乏獨立的程序規則
我國現行的《民事訴訟法》雖然設立專門的章節對簡易程序的運作做了一些規定，但是其規定過于概括和籠統，缺乏操作性和明確性，面對訴訟案件不斷增長的形勢，遠遠不能解決目前的審判需要。為了彌補應對訴訟糾紛的不足，最高人民法院專門出臺了《關于經濟糾紛案件適用簡易程序開庭審理的若干規定》和《關于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這兩個法律文件，但這兩個文件并不能很好的解決訴訟中的一些實際問題，而且某些方面出現操作上的混亂，因此建立獨立的簡易程序規則已經迫在眉睫。
（二）適用簡易程序的標準無明確規定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42條規定了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 “事實清楚、權利義務關系明確、爭議不大的簡單民事案件”，但這種標準顯得有些模糊性和不確定性，司法實踐中相當部分基層人民法院為單純求得案結事了的效果，任意擴大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對于好多事實不清楚，權利義務關系不太明確的案件，通過強制調解來達到表面的結案，這種做法容易使當事人對法院審判的公正性產生懷疑，因此在實際操作中，需要明確簡易程序的操作標準，才能體現公正性和效率性的統一。
（三）缺乏專門機構
我們簡易程序現在是實行獨任審判，并沒有專門的法官，實際審理中的的隨意性很強。通常，當事人可以同時向基層法院和法庭請求解決糾紛，基層法院和法庭審理受理案件后，應該會規定一定的審判日期，但事實上的情況往往不太理想，案件材料在受理幾天后，才會轉到法官手中，因此當事人往往會產生很多厭煩和焦急情緒，引發好多不該產生的矛盾。
二、完善我國簡易程序的初步設想
（一）明確簡易程序適用的范圍
1、數額標準
這主要是針對經濟糾紛和其他財產權益糾紛案件來考慮的，中國現行《民事訴訟法》雖然設專章對簡易程序的立案數額標準做了規定，但規定過于廣泛，遠不能滿足審判大量簡單民事案件的要求。在確定適用簡易程序案件財產數額的標準時應考慮綜合考慮。簡易民事程序確定數額的標準應適度統一，標準過高，不利于保護當事人的實體權利；標準太低，容易限制簡易程序的范圍。由于中國地區收入差距較大，可以授權各高級人民法院根據實際情況參照發達省份的具體數額標準，制定本地域內的數額標準。
2、以案件性質為標準
盡管最高人民法院并沒有立法明確說明什么類型的案件可以適用，但在實踐中，各地法院經?？偨Y審理中的實踐經驗，結合本院實際，規定哪些類型的情況下直接適用簡易程序，通?；橐龊图彝ゼm紛、經濟糾紛和相鄰關系糾紛適用簡易程序案件的比例很高。
3、以當事人的合意為標準
《關于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第二條規定，基層人民法院適用第一審普通程序審理的民事案件，當事人自愿選擇適用簡易程序的，經人民法院同意，可以適用簡易程序。但當事人申請適用簡易程序，必須由法院決定是否同意。因此，簡單的程序選擇最終決定權仍在法院。在民事訴訟中，當事人應當充分尊重自，切實保障其合法權利，并不能限制當事人的自由選擇權。
（二）進一步簡化運作程序
1、縮短審理期限
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的審理期限并不區分簡易程序與普通程序。但在實踐中，由于立案庭工作繁忙，工作人員并沒有區分的案件提交的期限，當案例積累到一定程度時，立案庭的工作人員才會集中審查案件并移交給每個審判過程，通?；ㄙM太多的時間。因此簡單的登記程序時間應該縮短，可授權法官對當事人的即時審查，即時決定是否立案驗收等?！睹袷略V訟法》及相關法律的簡易程序中的被告的答辯期限和責任的規定的期間未作出特別規定，這也影響了當事人的訴訟權利行使。我們可以單獨規定簡易程序請求的期限和舉證期限，從而更好的維護好當事人的權利。
2、簡化審判程序
簡易程序審判程序在以下方面進一步簡化：（1）審判之前，不要像普通程序需要在規定的日期內通知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法院可以即時的公告日期；（2）在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階段，不需要嚴格依照普通程序的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法官不應該局限于一個固定的程序，可以自行調整相應的順序。（3）對于簡單案件的審判程序，應該允許法官自由裁量，不一定要遵守程序法規定嚴格的證明過程。此外，一些輕微的案件的識別和判斷，并不完全取決于實體法，法官可根據具體情況，進行自由心證。當然，要完全做到這一點，將來取決于法官的素質的提高。
3、簡化裁決文書的制作
經濟糾紛的民事訴訟范文3
為了彌補立法上過于粗簡的缺陷，最高人民法院先后頒布了一系列司法解釋對簡易程序進行進一步規范，其中部分內容，如賦予雙方當事人程序選擇權、規定簡易程序與普通程序的轉換等，還在此次修訂中正式寫入《民事訴訟法》。上述司法解釋對于立法的粗簡起到了一定的彌補作用，在司法審判實踐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司法解釋囿于效力的限制，與《民事訴訟法》不在一個法律位階，執行起來顯得剛性不足，這就使得簡易程序沒有建立起相應的地位。適用標準抽象和不明確。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七條用“事實清楚”、“權利義務關系明確”、“爭議不大”三者結合起來界定適用簡易程序的標準，這種規定存在著很明顯的缺陷和邏輯錯誤。在司法實踐中，何為簡單民事案件，完全取決于法官的主觀理解。程序設計未體現簡便快捷。簡便快捷是簡易程序區別于普通程序的明顯特點，也是其最大價值所在。目前，我國《民事訴訟法》在普通程序的基礎上規定了簡易程序，其大部分規定都參照普通程序的做法，只是少了合議庭組成，無合議庭筆錄，對案件審理的部分環節進行了簡化，其他環節與普通程序相比沒有太大差異，并未體現簡易程序應有的規律，遠不能滿足對簡易民事案件審判的要求。
我國小額經濟糾紛案件訴訟程序的構建
(一)立法模式的選擇
綜觀世界各國各地區的小額訴訟立法，大致存在三種模式。第一種模式是在民事訴訟法典外單獨設置小額訴訟程序，如美國各州都規定了專為小額法庭制定的訴訟程序，韓國為處理大量的小額案件專門制定了《小額審判法》。第二種模式是在民事訴訟法典中設置專門的章節來規定小額訴訟程序，如英國在其《民事訴訟規則》里專章規定了小額索賠審理制，日本在其《民事訴訟法》里第六編專編規定了“關于小額訴訟的特則”，我國臺灣地區也在其《民事訴訟法》里對小額訴訟程序做出了特別規定。第三種模式是在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中對小額訴訟程序做出規定，如德國和法國的小額訴訟程序就是通過對簡易程序的簡化來實現的。筆者認為，結合世界小額訴訟的幾種主要立法模式，并從我國國情和立法傳統出發，我國可以在民事訴訟法典中的簡易程序一章后設置專章來規定小額訴訟程序，從而使小額訴訟程序獨立于普通程序和簡易程序。
(二)適用范圍的確定
對于小額訴訟程序的適用范圍，我國應當采用世界各國的普遍做法，即以訴訟標的額的最高限額作為小額訴訟的適用標準。小額的標準直接與普通民眾的消費規模和交易習慣相關，我國人均收入偏低且不同地區差別較大，甚至在同一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內的不同地區也有很大的差異，因此各地區不宜統一規定“一刀切”的標準。應根據中國各地的不同情況，在“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上年度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百分之三十以下”的基礎上，各省級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各自的經濟發展水平在上述幅度內自行確定轄區內不同地區的標的額上限，最后報最高人民法院備案。同時，小額訴訟程序適用案件類型一方面限于給付之訴，另一方面給付請求不僅限于金錢，也可包括其他小額動產或有價證券，這樣更符合小額訴訟程序的目的。
(三)地域管轄的特殊性
現行《民事訴訟法》對民事案件的管轄采取了“地域管轄”原則，第二十一條確定了“原告就被告”的管轄原則，第三十四條確定了“合意管轄”的原則。在小額經濟糾紛中大量存在著消費者與商家或廠家的消費糾紛，而消費者與商家或廠家的經濟地位懸殊，如果還是要求廣大消費者統一到商家或廠家住所地或格式合同確定的法院，將可能給當事人帶來更大的訴訟成本，進而影響當事人訴諸法院維護自身權利的積極性。因此，在小額訴訟程序中，應當確立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轄這一原則，有助于保護經濟上處于弱勢地位的小額案件當事人的合法權利;而當雙方當事人均為法人商人或均為自然人時，就不適用此項原則，而仍應依照通常的“原告就被告”與“合意管轄”原則。
(四)賦予當事人程序選擇權
在民事訴訟領域，程序選擇權主要是指在民事訴訟法規定的范圍內，當事人有選擇訴訟程序及其他程序事項的權利。與《民事訴訟法》當事人雙方“約定”適用簡易程序的規定不同，原告時，可以主動行使程序選擇權，選擇是否適用小額訴訟程序。如果原告選擇適用小額訴訟程序，則被告享有了程序異議權。即如果被告就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有異議，應當在答辯期內向法院提出異議申請，并說明理由，經法院審查，如果異議成立，應將案件轉入簡易程序或普通程序;如果被告在答辯期內沒有提出異議，則視為默示同意選擇小額訴訟程序。
(五)限制律師
小額訴訟因其標的額較小，訴訟成本有限，聘請律師必將大大增加當事人的訴訟成本，不符合小額訴訟設立的目的?？梢栽谛☆~訴訟程序的立法中取消有關律師的規定，但針對當事人法律專業知識不足的情況，法官應更主動地介入訴訟、行使職權，而不像在普通程序和簡易程序中那樣消極。
我國小額經濟糾紛案件訴訟程序的具體設置
(一)形式
當事人可以預約到法院。當事人可以口頭，也可使用固定格式化狀，這種狀由法院提供，并且法院應預先印制各種常見狀的樣稿，供當事人參考填寫。當事人口頭的，法院應當記入筆錄，由當事人簽字確定。
(二)庭前準備工作
為了保證庭審的順利進行，開庭前的準備工作是完全必要的，但不能把準備工作復雜化。關于開庭的各種通知和訴訟權利的告知，應以口頭方式，并簡化送達、簽字等手續，避免小額訴訟程序復雜化。
(三)實行獨任審判
通過對小額訴訟程序的域外考察可以看出，世界各國均規定了法官獨任審理的制度。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五條也規定:“簡單的民事案件由審判員一人獨任審理”，而小額訴訟程序審理的是較之更為簡單的小額經濟糾紛。因此，我國在構建小額訴訟訴程序時，也應當規定一審審理由審判員一人獨任擔當的制度。
(四)審理時間和審理期限
為了不影響當事人的正常工作，節約當事人的訴訟成本，可以將開庭時間安排在節假日或者夜間，由法官根據當事人雙方的具體情況自行決定。在雙方當事人一同到法院要求解決糾紛的情況下，則應當立即安排人員進行審理，爭取當日審結。并且，按照我國簡易程序所規定的3個月的審理期限，對于小額訴訟程序來說還嫌過長，可以規定在立案之日起30日內審結。
(五)調解前置
注重調解一直是我國民事審判的優良傳統，在構建我國的小額訴訟程序時應當規定調解前置主義:即凡適用小額訴訟程序審理的案件，應當先行調解，鼓勵雙方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及時化解矛盾，調解不成的才進入審判程序;并且，對于調解成功的案件，當事人只須繳納二分之一的訴訟費用，以調動當事人的積極性，提高前置調解的成功率。
(六)簡化證人作證
在小額訴訟程序中，證人未必都要出庭作證。可以允許證人將法官需要詢問的事項提供證言，并在當地公證機關進行公證，或由法官在開庭階段電話詢問證人，而不必一定要求證人出庭作證。
(七)簡化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程序
在小額訴訟程序中，關于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程序，有三種情形可以從簡進行:第一，遇有雙方當事人相互認可或無爭議的事實及情節，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完全可以從簡進行，對事實、情節、證據不進行審理和調查，只將雙方認可的情況記錄在卷就可以了;第二，遇有雙方當事人對案件事實、證據無爭議，只是在舉證責任的承擔和法律的運用上有分歧的情形，法庭調查可以省略，而直接引導雙方進行法庭辯論;第三，依小額訴訟程序審理的案件，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不必機械地分開，完全可以靈活地交叉進行。
經濟糾紛的民事訴訟范文4
關鍵字：當庭宣判 法律及政策 理論研究 立法例 問題 建議
一、關于當庭宣判①的法律及政策依據
截止2003年4月14日，②我國現有法律、法規及司法解釋中，明確規定有“當庭宣判”四個字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134條第2款；《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款；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審經濟糾紛案件適用普通程序審理的若干規定》第45條；最高人民法院《經濟糾紛案件適用簡易程序開庭審理的若干規定》第21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經濟審判方式改革問題的若干規定》第20條；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部三家聯合的二個司法解釋，《關于適用普通程序審理“被告人認罪案件”的若干意見（試行）》第10條、《關于適用簡易程序審理公訴案件的若干意見》第8條；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于1998年12月2日所作的《全面推進人民法院各項工作為改革、發展、穩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報告明確提出，“要逐步提高當庭宣判的比例，不能當庭宣判的，開完庭后要盡快合議，盡快宣判，不要拖很長時間，以防背后交易，淡化庭審效果，影響裁判的公正。”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的綱要》第12條指出，“人民法院開庭審理的案件，應當逐步提高當庭宣判率?！?/p>
根據以上不完全的統計，可以得出：當庭宣判制度已經是我國訴訟法上的一項重要制度。同時，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在當前以及今后一段時間內大力提倡和鼓勵的一項制度。
二、關于我國當庭宣判的理論研究
據筆者對相關網站及核心期刊③的查閱，學者以及司法工作者對該問題研究者甚少。筆者只查到了五篇論文，即楊建明先生的《提高當庭宣判率的對策探討》、朱效良先生的《對目前當庭宣判的幾點思考》、金廣良、王俊武二先生的《影響當庭宣判的幾個因素》、方金剛、劉濤二先生的《當庭宣判背后的理由》和薄繼山先生的《當庭裁判率低的原因及其對策》等。
對學術著作，筆者翻閱了：譚兵主編《民事訴訟法學》（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該書第十四章第一節“裁定與裁定結案”（第402頁）、第三節“判決與判決結案”（第412至416頁）中對當庭裁判沒有論述；劉家興主編《民事訴訟法學教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重排版），在第二十二章第一節“判決”（第190至196頁）、第二節“裁定”（第196至201頁）中對當庭裁判也沒有論述；作為研究訴訟法學的大家的張衛平先生在其所著的《訴訟構架與程式》（清華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肖建國先生著的《民事訴訟程序價值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中對當庭裁判制度根據本沒有涉及；我的學兄溫樹斌教授，在與其同事所著的《走向司法公正-民事訴訟模式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對當庭宣判制度也沒有述及。
司法工作者對此的研究更少。
三、立法例上對當庭宣判制度的考察-以民事訴訟法上的裁判為中心
1、我國臺灣地區的民事訴訟法。①該法第223條第2款規定：“宣示判決應于辯論終結之期日或辯論終結時指定之期日為之。”第3款規定：“前項（指第2款，筆者所加）指定之宣示期日，自辯論終結時起，不得逾五日?！?/p>
2、德意志聯邦民事訴訟法。②該法第310條[宣判期日]規定：
（1）判決應當在言詞辯論終結的期日、或在隨即指定的期日宣誓之，指定的宣判期日，除有重大事由，特別是由于案情復雜困難而有必要時外，不得定在三周以外。
（2）判決不在言詞辯論終結的期日宣誓時，判決在宣誓時應作成完全的形式。
3、法國新民事訴訟法典。③該法典第450條規定：“如判決不能當場宣告，為對案件進行充分的評議，判決得推遲至法庭庭長指明的期日宣告?！?/p>
4、日本新民事訴訟法。④該法第251條[宣判期日]第1款規定：“宣布判決，應當在囗頭辯論終結之日起兩個月以內進行。但是，案件復雜或有特殊情況，則不在此限?！?/p>
5、俄羅斯聯邦民事訴訟法。⑤該法第190條規定：“審判組織在判決書上簽字之后回到審判庭，審判長或人民陪審員在庭上宣布法院判決。然后由審判長說明判決的內容、上訴的程序和期限?！?/p>
從上述大陸法系主要國家民事訴訟法關于宣判的規定，可以看出：法國、俄羅斯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了當庭宣判制度。臺灣地區、德國則以言詞辯論終結日為宣判日，該規定為當庭宣判制度的規定。⑥
日本新民事訴訟法則沒有規定當庭宣判制度，只規定了定期宣判制度。但筆者認為，從訴訟法理論上理解，當庭宣判也是在“囗頭辯論終結之日起二個月內”作出的，因此，得出當庭宣判也是日本民事訴訟法上的一項制度的結論，應當沒有太大的爭議。
上述分析說明，當庭宣判制度，與我國同屬大陸法系的其他國家的民事訴訟法上也有明確的規定。
四、當庭裁判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以民事訴訟為考察對象
如前所述，當庭宣判制度是我國民事訴訟法上的一項重要制度。但存在的問題主要有：1、對何種案件可以當庭宣判，對何種案件不能當庭宣判。2、當庭宣判制度的程序保障。該二個問題我國民事訴訟法沒有作具體規定。本文列舉的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民事訴訟法對此規定也不明確。因此，對上述二個問題有探討的必要?，F分述如下：
（一）對何種案件適宜于當庭宣判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規定（試行）》將民事案由分為四部分五十四類300種。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合議庭工作的若干規定》第12條規定，⑦對普通程序審理的案件，只有對疑難、復雜、重大或者新類型的案件，合議庭認為有必要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的；合議庭在適用法律方面有重大意見分歧的；合議庭認為需要提請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的其他案件，或者本院審判委員會確定的應當由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的民事案件，應當定期宣判。
而對除上述三種案件外的其他案件，則應當當庭宣判。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經濟糾紛案件適用簡易程序開庭審理的若干規定》第1條規定，基層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收到起訴狀經審查立案后，認為事實清楚、權利義務關系明確、爭議不大的簡單的經濟糾紛案件，可以適用簡易程序進行審理。對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根據《經濟糾紛案件適用簡易程序開庭審理的若干規定》第21條的規定，調解達不成協議的，審判員可以當庭宣判。
（二）當庭宣判制度的程序保障
盡管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證據規定）已于2002年4月1日起施行，但各級人民法院對此的執行不力。與當庭宣判制度相關的有，舉證期限制度、人民法院認為審理案件需要調查的證據的范圍、證據交換制度、當庭證據認證制度等。具體而言：
1、人民法院的審判人員并沒有依據證據規定第33條-第36條規定的舉證期限制度讓當事人舉證，仍沿用民事訴訟法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經濟審判方式改革問題的若干規定》的規定的讓當事人開庭提交證據，或者在法庭上提出新的證據。更有甚者，庭審已經結束，當事人仍有證據提供，且仍要質證，并可能作為判決的事實依據。這就使得當庭裁判成為一句空話。
2、證據規定第15條明確規定了人民法院認為審理案件需要的證據，即人民法院應當依職權調查的證據范圍。第17條明確規定了應當依當事人的申請人民法院調查證據的范圍。對上述二條應當理解為，除上述二條外，其他證據均應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提供。但在實踐中，人民法院超出該范圍調查取證的情形比比皆是。這使得本應是當庭裁判制度保障的制度，成為當庭宣判制度的障礙。
3、證據規定所規定的證據交換制度，本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經濟審判方式改革問題的若干規定》第五條第7項規定的證據交換制度的具體化和發展，也是當庭宣判制度的程序保障制度。但實踐中，人民法院的審理人員并沒有根據證據規定第37條-第40條的規定進行證據交換。此為其一。即使進行證據交換，也使得證據交換等同于開庭審理，使得庭前交換證據成為訴訟前的另一個訴訟程序，增加了訴訟的繁雜。此其二。根據證據規定第38條第2款前段的規定，人民法院組織當事人交換證據的，交換證據之日舉證期限屆滿。而司法實務上，對交換證據之日后，當事人仍有提供證據的，而審判人員仍要組織當事人進行證據交換。其弊端如上所述。
4、根據證據規定第五部分，“證據的審核認定”的相關規定的精神，筆者認為，當庭認定證據應是其應有之義。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經濟審判方式改革問題的若干規定》第12條前句更是明確規定“經過庭審質證的證據，能夠當即認定的，應當當即認定”。但在法院庭審過程中，當庭認定證據的效力十分少見，對造成該現象的原因不是本篇短文的范圍，故不述及。同時，即使當庭認證，也是只對證據的真實性進行，而不是從證據的三性，即真實性、關聯性和合法上作出對證據的認定。①真實性是指由證據本身所體現的形式、思想內容在審判上對反映案件事實所具有客觀上的本質屬性。證據具有真實性，只是說明其具有法律上的真實性。②具有真實性的證據，只有與案件爭議事實之間具有關聯性和合法性時，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因此，只認定證據的真實性，沒有法律上的意義。
五、提高當庭裁判率的幾點建議
提高當庭裁判率，涉及當前理論界熱衷于討論的司法制度改革的深化，同時，也包括人民法院內部的諸項制度的改革。但因筆者水平所限，不探討如此大的制度重構問題。從頭到尾只是談一些具體制度的適用及個人的理解。因此，筆者所探討的當庭裁判制度是從微觀上進行的。提出的建議也肯定是微不足道的。但為了這篇小文的完整，也試圖提出如下建議：
其一，要不折不扣地執行現行有效的法律及司法解釋的規定，就能提高當庭裁判率。
其二，要扎扎實實地下苦功夫，學習現行的法律及司法解釋，并在實踐中不斷提高適用的能力。特別是一些理論上方面的討論，對提高理論水平及法律的適用能力將大有好處。
經濟糾紛的民事訴訟范文5
【關鍵詞】一審；民事訴訟；程序；規制
基層人民法院應當基于全新的程序理念對訴訟進程的控制。并且，司法資源總是有限的。要將因發生糾紛或矛盾而可能給整個社會體系的正常運行帶來的重大沖擊分散和緩解，就必須對有限的司法資源進行公正和正確的分配。對此，法院承擔著義不容辭的責任。因此，法院應當根據案件訴訟標的金額、訴訟的復雜性等因素，將民事案件分為不同的類型，按照案件類型的特性需求，采取不同的審判程序，使投入到具體個案的司法資源與其內在的需求相適應。
一、基層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原則上適用簡易程序
1、擴大簡易程序適用的必要性
一是我國地域廣闊，人口眾多，經濟發展不均衡，絕大多數案件均由基層人民法院審理。此種情況下，基層人民法院審理第一審民事案件原則上適用簡易程序是與我國的基本國情相適應的。
二是一個真正現代的司法裁判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必須是，司法能有效地為所有人所接近，而不僅僅是在理論上對于所有人可以接近。簡易程序的適用則能夠讓更多的公民可以接近司法資源，獲取國家司法資源的幫助，從而保障公民參加訴訟的權利。
三是新管轄標準實施后基層法院工作量將顯著增加，而在人民法院的現行體制下，以及現有的法律制度框架范圍內，充分發揮簡易程序的作用，也就自然成為當前人民法院提高審判效率的最便捷、最直接的途徑了。
2、規制簡易程序的運作
一是適用簡易程序不受開庭通知、開庭公告的時間限制，不受法庭調查與辯論程序的限制，不受當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請調查取證、申請證人出庭期限的限制。
二是按照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規定，當事人雙方同時到基層人民法院或者它的派出法庭請求解決糾紛，基層人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適用簡易程序審理，可以當即審理，也可以另定日期審理，因此，簡易程序也不受被告答辯期限、當事人舉證期限的限制。
三是進一步簡化庭前程序，實行格式化訴狀，試行電腦分案，大量適用送達地確認制度與司法專郵送達方式，并試行網上電子郵件送達制度，提高案件送達效率，從而減少庭前準備環節。
四是簡化庭審程序，采用簡便式開庭。簡化舉證質證與辯論環節，限制當事人辯論次數。
五是簡化裁判文書制作，實行裁判文書格式化，甚至對部份爭議不大的簡易案件適用口頭裁定，現場宣讀判決即視為生效送達。如南京市玄武區法院經濟庭提出，一審經濟糾紛案件判決書的制作應以程序和證據標準實行繁簡分流，并設計了簡易判決書的格式。i
3、擴大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
從有關國家和地區的立法例分析，在簡易程序適用范圍的確定標準上主要有：以一定的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作為標準；以案件所涉法律關系的性質或類型為標準；以當事人之間的合意為標準。ii當前，國際上通行的做法是根據訴訟的標的額來劃分，即以訴訟標的金額確定劃分適用簡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標準。但是，一些標的巨大但案情簡單的案件未嘗不可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我國目前基層法院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類型幾乎涉及所有案由，故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也不能單純依靠案由確定。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非常廣泛，并不能通過某一個或某幾個標準進行界定。因此，筆者認為，基層人民法院除個別特殊案件外，均可以適用簡易程序進行審理。
二、基層人民法院以普通程序的適用為例外
普通程序相對于簡易程序而言，能為程序主體提供更加嚴密、更加周詳的程序保障，它設計周密、嚴謹的程序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證糾紛解決過程和結果的公正性，滿足了當事人對于實體利益的追求。
目前，普通程序在基層人民法院并未充分發揮應有的功效。一是合議庭“合而不議”的現象嚴重；二是法官陪審職責的履行障礙了司法效率的提高。同時，從國外發達國家審判組織的情況看，英美法系國家審理普通案件的初審法院，原則上實行的是獨任制。而德國、法國等大陸法系國家也在不斷地擴大獨任制的適用范圍。借鑒國外的有益經驗、結合我國司法現狀，完全可以限制普通程序的適用，避免司法資源的浪費。
基于此，我們必須在立法上明確界定其適用范圍。結合多年在基層人民法院工作的審判經驗，筆者認為，適用普通程序的民事案件應當限制為涉及多個法律關系的案件以及在基層人民法院轄區內有重大影響的案件。
三、基層人民法院第一審民事訴訟程序轉換的嚴格限制
從民事訴訟的目的來看，程序轉換的目的在于對訴訟公正的追求。如果程序的轉換適用將導致增加不必要的訴訟費用和延長訴訟時間，造成司法資源的浪費，損害當事人的訴訟利益，則有違設置程序轉換制度的初衷，亦有悖民事訴訟解決糾紛的目的。因此，立法上應當對程序轉換予以必要的限制，防止簡易程序向普通程序轉換的“隨意性”。
一是人民法院應在兼顧程序安定性等要求、在程序轉換不致遲延訴訟的情況下，細化簡易程序轉為普遍程序的事由。由權威部門明確界定轉化的條件。例如：案件涉及多個法律關系，各方當事人爭議較大，且均有證據證實，使案件明顯不符合適用簡易程序的條件等等。
二是嚴格轉化的報批程序。如主審法官經開庭審理后，發現不宜適用簡易程序的，應于次日提出書面申請轉換適用程序，詳細說明轉化理由，報主管院長審批，并報立案庭備案。獲準后，方可適用普通程序審理。
四、基層人民法院的派出法庭專屬適用簡易程序
對于基層人民法院的派出法庭，其審理的案件均應適用簡易程序，使疑難、復雜案件集中在業務庭，這既符合便利人民群眾訴訟和便利人民法院辦案的“兩便”原則，又符合案件的合理分流，人員的合理分工，從而提高審判效率，確保審判質量。
總之，如果公力救濟不暢，私力救濟必然取而代之。只有構建值得當事人信賴的，容易使用、能夠接近的，溫暖而富有人性的司法制度，才能維持國家秩序和法的和平。因此，面對日趨嚴重的“訴訟爆炸”，改革我國基層人民法院第一審民事訴訟程序亟待提上議事日程。
注釋：
經濟糾紛的民事訴訟范文6
經濟犯罪是指刑法分則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中所規定的犯罪，具體包括以下八類犯罪：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罪、走私罪、妨害對公司、企業的管理秩序罪、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金融詐騙罪、危害稅收征管罪、侵犯知識產權罪、擾亂市場秩序罪。經濟犯罪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其主觀方面只能由故意構成，這個特征決定了這類犯罪所具有的復雜性及對市場經濟秩序危害的嚴重性。經濟犯罪在主體上也有顯著的特點-大多數經濟犯罪都可以由單位構成，經濟犯罪是刑法分則中涉及單位犯罪數量最多的一類犯罪。民商事糾紛在我國司法實踐中曾被稱作經濟糾紛，我國司法界習慣上把單位之間發生的因違約糾紛或侵權糾紛而形成的訴訟案件稱作民商事糾紛案件。從民事活動的角度來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單位是最重要、最活躍的市場主體，獲利是單位最主要的目的。從經濟犯罪的角度來看，單位是經濟犯罪的重要主體，謀取非法利益是其犯罪的最終目的。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單位在獲利的目的的支配下，既有可能成為民事活動的主體，也有可能成為經濟犯罪的主體。行為主體的復合性及目的的同一性決定了經濟犯罪與民商事糾紛必然發生交叉，這是經濟犯罪案件與民商事糾紛案件的最基本的連接點。
如果僅作上述分析，我們可能會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所有的與單位有關的經濟犯罪都會牽涉到民商事糾紛，然而司法實踐的情況并非如此。在八類具體的經濟犯罪類型中，只有金融詐騙罪、侵犯知識產權罪及合同詐騙罪才最有可能牽涉到民商事糾紛，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在于不同的經濟犯罪具有不同的犯罪對象，由于犯罪對象的不同而決定了某類具體的經濟犯罪是否會與民商事糾紛相聯系。從犯罪客體來看，經濟犯罪的同類客體是國家經濟管理的制度和活動，每一類具體的經濟犯罪又都有其直接客體，直接客體的差異性只能反映不同的經濟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大小的不同，它本身不是經濟犯罪與民商事糾紛發生連接的中介。而從犯罪對象來看，只有金融詐騙罪、侵犯知識產權罪及合同詐騙罪的犯罪對象才指向特定單位的財物，特定單位的財物受到侵害后，才可能引起民商事糾紛，因此犯罪對象才是經濟犯罪與民商事糾紛發生連接的中介。
經濟犯罪的主體為一般主體，既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單位，還可以是個人和單位共同犯罪。不同犯罪主體構成的經濟犯罪都有可能涉及到民事責任的承擔問題，但考慮到司法實踐已經將民商事糾紛案件當事人限定為單位，因此在實踐中經濟犯罪與民商事糾紛連接的類型主要有四種：1、單位直接進行經濟犯罪，此時單位構成犯罪，同時該單位又是民商事糾紛案件的當事人；2、個人以單位以名義進行經濟犯罪，此時個人構成犯罪，單位若承擔民事責任，則單位成為民商事糾紛案件的當事人；3、個人利用職務的便利進行經濟犯罪，此時個人構成犯罪，個人所在的單位成為民商事糾紛案件的當事人；4、個人利用單位疏于管理的過失而進行經濟犯罪，此時個人構成犯罪，應當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的單位成為民商事糾紛案件的當事人。
從承擔的民事責任的形式來看，在侵犯知識產權罪中的單位的責任形式主要是侵權的民事責任，而在金融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中的單位的責任形式既可能是侵權的民事責任，也可能是違約的民事責任，但對同一個責任主體而言，一般不發生競合的問題。從侵權責任的責任對象（債權人）來看，因侵犯知識產權罪而引起的民事責任與因金融詐騙罪和合同詐騙罪而引起的民事責任其權利主體是不一樣的，前者的權利主體是刑事案件的受害人，而后者的權利主體既可能是刑事案件的受害人，也可能是受害人以外的第三人。從承擔侵權責任的主體來看，因侵犯知識產權罪而引起的民事責任其責任主體為構成犯罪的單位，因金融詐騙罪而引起的民事責任其責任主體為有過錯的金融機構，因合同詐騙罪而引起的民事責任其責任主體為單位-或者該單位本身就構成犯罪，或者是個人以單位的名義進行詐騙，雖然單位不構成犯罪，但如果單位在詐騙行為中有過錯，則單位成為民事責任的主體。
犯罪行為與民事行為是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行為，兩者的法律后果也有根本的區別。在一般情況下，犯罪行為只產生刑事責任的法律后果，而民事行為只產生民事責任的法律后果，但經濟犯罪行為可能同時會產生刑事責任與民事責任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法律后果。這兩種法律后果都因犯罪行為而引起，其責任主體有時具有同一性，有時又會發生分離。當主體同一時，其民事責任的承擔將以刑事責任的認定為基礎，這種民事責任主要是侵權的民事責任；當主體發生分離時，其民事責任的承擔不需要以刑事責任的認定為基礎，這種民事責任主要是違約的民事責任。
二、“先刑后民”在司法實踐中面臨的困境
“先刑后民”是一個簡略語，全稱為“先刑事訴訟程序而后民事訴訟程序”，具體含義是指當一個民商事糾紛案件與經濟犯罪案件發生牽連時，民商事糾紛案件應銷案或中止審理，中止審理的案件要等有關聯的刑事案件審結后才能恢復審理。“先刑后民”已成為法院審理與經濟犯罪有關聯的民商事糾紛案件的一個基本的指導原則，但實際上這一原則并不具有普遍的合理性。由于構成要件的不同，侵權的民事責任與違約的民事責任的確認與刑事責任的認定的關系是不完全一樣的。侵權的民事責任一般要以刑事責任的認定為前提，雖然刑事責任的成立與否并不是侵權責任成立的必要條件，但刑事責任的認定以犯罪行為的成立為基礎，侵權責任的確認以侵權行為的存在為基礎，這兩者的確定雖然從訴訟程序的性質來看具有本質的不同，但犯罪行為與侵權行為只有程度的不同，而沒有行為屬性的差別（侵權行為達到刑法規定的嚴重程度就構成犯罪），因此刑事責任認定可以為侵權責任的確認奠定基礎，在這種情況下，“先刑后民”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因為如果不采取“先刑后民”的訴訟順序而是“先民后刑”或刑民同時進行，則有可能由于刑事訴訟程序和民事訴訟程序在證明原則上的差異性，導致一個行為在民事程序中可能確認為不構成侵權，但在刑事程序中可能被認定為構成犯罪這樣一個相互矛盾的結論。這種條件下的“先刑后民”的程序價值在于它可以保障在追究當事人民事責任的同時，不放縱任何一個可能成立的犯罪，可以做到刑事訴訟程序與民事訴訟程序的有機結合。而違約的民事責任的確認一般情況下不需要以刑事責任的認定為前提，這是由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所決定的。通常認為，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為嚴格責任原則，債權人只需證明債務人存在不履行債務的事實就可以了，至于債務人是否有過錯在所不問，而這種證明責任對于債權人來說，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因此，違約責任的確認并不需要以刑事責任的認定為前提。同時，在這種情況下，“先民后刑”或刑民訴訟程序同時進行并不會導致民事判決和刑事判決的結果發生沖突，因為構成犯罪可能承擔違約責任，不構成犯罪同樣可能承擔違約責任，反之亦然。所以，當民事責任的形式為違約的民事責任時，刑事和民事訴訟程序并不存在緊張關系，并不需要對這兩個訴訟程序預先確定一個先后順序，否則既會影響訴訟效率，又會對民商事案件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造成實質性的影響。
1、“先刑后民”會對民商事糾紛案件原告的訴權產生不利影響。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審理民商事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第十一條規定：“人民法院作為民商事糾紛受理的案件，經審理認為不屬民商事糾紛案件而有經濟犯罪嫌疑的，應當裁定駁回起訴，將有關材料移送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駁回起訴的前提是原告不享有訴權，具體而言，這里的駁回起訴的根本原因及理由是法院認為原告不享有實體權利的請求權，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
按照民訴法的規定，原告的起訴在形式上必須符合以下四個方面的條件：原告是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有明確的被告；有具體的訴訟請求和事實、理由；屬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訴訟的范圍和受訴人民法院管轄。從程序上看，法院既然已經立案受理，就表明原告的起訴在形式上是符合這四個方面的具體要求的。在開庭審理的過程中，隨著庭審調查的深入，法院可能發現該民商事糾紛案件可能涉嫌經濟犯罪，如何處理這種情況下民商事糾紛案件與經濟犯罪案件的關系？《規定》所實行的是刑事阻卻民事的原則，即駁回民商事案件原告的起訴，將全案移送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進行刑事偵查。在這種情況下，民商事糾紛案件原告的一個符合法律要求的起訴就被強行終結了。而刑事案件偵查的結果具有兩種可能性，一種可能性是行為人構成經濟犯罪，另一種可能性是行為人不夠成經濟犯罪。然而不論出現哪一種結果，在法院對民商事糾紛案件的立案受理在先的情況下，該行為人都有可能要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實際上原告都享有實體權利的請求權。若行為人構成經濟犯罪，則該行為人可能承擔侵權的民事責任，也可能承擔違約的民事責任；若行為人不構成經濟犯罪，則該行為人可能承擔違約的民事責任。但法院無條件地駁回原告的起訴后，原告民事權益的救濟途徑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按照“一事不再理”的訴訟原則，如果行為人構成經濟犯罪，則從理論上講被駁回起訴的原告只能在刑事案件中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原告的附帶民事訴訟也仍然受到了限制，即只有當刑事責任的主體與民事責任的主體同一時，原告的附帶民事訴訟的請求才會為法院所接受，因為“盡管司法解釋明確肯定被害人請求賠償的對象可以是刑事被告人以外的應當負賠償責任的單位和個人，但是審判實踐中，涉及犯罪人以外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其他單位或共同侵害人的民事侵權事實，因為與刑事案件無關，刑事審判程序并不關注。即使受害人對其提出請求，法院也不接受?！奔热徊荒芡ㄟ^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得到救濟，那么原告只有另案提起民事訴訟。當原告再次起訴時，法院如果以“一事不再理”為理由拒絕受理，則原告的訴權會受到實質性的損害；如果法院再次受理該案，則一方面與“一事不再理”的原則相悖，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事實上的“訟累”，增加了訴訟成本，影響了訴訟效率。
2、“先刑后民”客觀上為民商事糾紛案件的被告轉移財產以逃避債務創造了條件。由于司法體制及執法環境的原因，我國民事案件“執行難”的情況普遍存在，如果不在執行程序之前就采取有效的保全措施，法院的判決往往成為一紙空文，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將無法落到實處。在“先刑后民”原則的制約下，民商事糾紛案件的原告無法通過及時起訴來獲得主動，無法向法院提出訴前保全或訴訟保全的申請，同時由于刑事案件的審結需要一個相對較長的時間，這就給債務人轉移財產以逃避債務提供了充分的條件，債務人可以利用這段時間悉數轉移財產，最后原告即使勝訴，他所面對的也將可能是一個一無所獲的結果。
3、會引發法院與公安機關及檢察機關之間的沖突，為公安機關插手經濟糾紛（民商事糾紛）大開方便之門。根據《規定》第十二條的規定，對人民法院已立案受理的民商事糾紛案件，如果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認為有經濟犯罪嫌疑的，在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函告人民法院后，由人民法院進行審查，認為確有經濟犯罪嫌疑的，全案移送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認為確屬民商事糾紛的，人民法院依法繼續審理。這條規定賦予了法院預先審查的權力，法院將以預先審查的結果決定案件的性質及歸屬。這條規定的初衷是為了劃清經濟犯罪案件與民商事糾紛案件的界限，防止兩者發生錯位而放縱犯罪或干擾正常的經濟交往活動，但這種預先審查權的設立實際上是給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的經濟犯罪偵查活動設置了一個前置程序，這個前置程序是違背公、檢、法“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法制原則的，因為在打擊刑事犯罪的具體分工上，是由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行使偵查權，由檢察機關行使公訴權，由法院行使審判權，這三種職權是相互獨立的。而預先審查權的設立，則打破了這種相對平衡，使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的偵查權受到了某種程度的限制。法院經過預先審查以后，如果法院認為確有經濟犯罪嫌疑，則法院的意見與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的意見取得了一致，一般不會引發沖突，但當法院審查認為確屬民商事糾紛時，法院的意見就有可能和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的意見發生沖突，這種沖突一旦發生，協調起來將具有很大的難度，一方面的原因是由于這種權力分工上的沖突不是權力配置本身產生的問題，協調起來缺乏相應的法律依據，即使進行協調也可能會無果而終；另一方面的原因是由于缺乏一個有效的協調機構，特別是在跨區域的情況下，協調機構缺位的問題就會顯得更加突出。在堅持嚴肅執法這個共同的前提下，沖突的結果可能是法院與公安機關及檢察機關各持己見，法院對已經立案的民商事糾紛案件繼續審理，而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則將其作為經濟犯罪案件繼續立案偵查。從事實的角度分析，行為人的行為在定性上要么構成經濟犯罪，要么屬于經濟交往過程中正常的民事交易行為，不可能二者兼而有之，但由于預先審查權的存在，使我們對這一行為的性質無法作出準確及時的判斷。
由于民商事糾紛案件由法院的民事審判庭審理，相應的預先審查權也由從事民事審判的法官來行使，然而民事審判法官很可能是民事審判方面的專家，但同時要他成為刑事方面的專家而行使預先審查權則可能有些勉為其難，因為從事民事審判的法官不可能熟練掌握刑事方面的所有法律規定，他在審查時肯定會遇到法律知識儲備不足的困難；而從審查技術的角度看，刑事審查與民事審判具有很大的差別，主要體現在證據的認定與事實的查明這兩個方面，民事審判的法官不可能熟練掌握刑事審查在這方面的要求。與此同時，由于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隨函移送的有關材料往往是一些初步的、并不很全面的偵查資料，這樣一來民事審判法官在預先審查時就會顯得更加力不從心，其結果是預先審查的準確性無法得到有效保障（雖然這種結果是相對的，尚需由最終的偵查結果來決定）。在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以法院預先審查的意見作為是否立案偵查的依據的前提下，如果行為人的行為本身已構成經濟犯罪而預先審查認為不構成犯罪，則會放縱犯罪；如果行為人的行為本身不構成經濟犯罪而預先審查認為構成犯罪，則會擴大打擊面，與罪刑法定的原則相背離。若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不以法院預先審查的意見作為是否立案偵查的依據，則法院的預先審查對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就沒有任何意義，這反而會加劇法院與公安機關與檢察機關在權力行使方面的緊張關系，這個結果是與這一原則倡導者的初衷大相徑庭的。
由于司法體制上的原因，在地方經濟利益的驅使下，公安機關以刑事偵查為借口而插手民商事糾紛案件的事件屢見不鮮，屢禁不止，而“先刑后民”原則在客觀上對這一不正?，F象的愈演愈烈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單位之間發生正常的民商事糾紛時，若債務人被起訴至外地法院，出于保護地方利益的考慮，當地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往往會以該單位的工作人員在該經濟往來中涉嫌經濟犯罪為由，對該工作人員予以立案偵查，而其目的本身并不在于追究個人的經濟犯罪（不論該個人是否真正構成犯罪），而在于立案后以該案涉嫌經濟犯罪為由函告已立案受理民商事糾紛案件的法院，要求該法院撤銷已經受理的民商事糾紛案件，而由當地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進行刑事偵查。在多數情況下，受案法院出于外部社會評價及內部工作效率兩方面的考慮，往往會順水推舟，應債務人當地的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的要求全案移送，而將民事案件予以撤銷。即使法院審查后認為不屬經濟犯罪案件而對該民商事糾紛案件繼續進行審理，當地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也不會因此而撤銷案件，他們會以法院審查結論錯誤為借口繼續立案偵查，這在客觀上會給法院民商事糾紛案件的審理帶來重重障礙與困難，法院在這種情況下往往處于被動而無可奈何的境地，最后只能勉強依據程序法的規定作出實體判決，這種實體判決在大多數情況下是一個委曲求全的結果。而公安機關由于有“先刑后民”的原則做保護，其插手民商事糾紛就顯得更加理直氣壯，更加有恃無恐。
三、刑事、民事訴訟程序的復歸
刑事、民事訴訟程序的復歸，是指在辦理涉及經濟犯罪的民商事糾紛案件時，摒棄“先刑后民”的傳統作法，刑事、民事訴訟程序相互獨立，按照誰先啟動誰先進行，同時啟動同時進行原則來處理。在探討程序復歸的問題時，我們首先需要考慮的問題是，在程序復歸的情況下，程序進行的過程是否會對刑事訴訟程序或民事訴訟程序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前已述及，當涉及經濟犯罪的民商事糾紛為侵權之訴時，一般要遵循“先刑后民”的原則，因為民商事糾紛中的侵權行為的存在與否與程度大小需以刑事部分的認定結果為基礎，這種程序上的先后順序在一般情況下是不能顛倒的。我們要著重討論的是當涉及經濟犯罪的民商事糾紛為違約之訴時程序復歸對刑事和民事訴訟程序的影響。眾所周知，刑事部分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是犯罪的認定問題，從犯罪認定的角度看，無論是“先刑后民”還是“先民后刑”或刑、民同時進行，刑事訴訟程序都不會受到實質性的影響，因為刑事訴訟程序實行國家追訴主義，它完全可以獨立于民事訴訟程序而進行，不存在依附性，更不存在服從性。對犯罪結果認定的評價標準也是有別于民事訴訟程序的，這個評價標準并不會因為程序順序的不同而產生差異。在民事訴訟程序中，受刑事訴訟程序影響的主要有訴訟主體的出庭應訴與案件事實的認定兩個方面，從訴訟主體來看，由于我們將民商事糾紛的被告特定為單位，因此，即使該被告單位涉嫌犯罪，不論單位是否正在接受審判，單位都不會發生不能出庭應訴的問題，因為單位在民事訴訟中可以委托人出庭應訴；從事實認定方面來看，在違約之訴中，舉證責任主要在原告方，違約事實及損害結果均由原告舉證，因此，違約之訴在事實認定方面僅靠原告方的舉證即可進行，而不象侵權之訴事實的認定那樣有時需要適用舉證責任倒置的原則，若無被告舉證，僅有原告舉證尚不具備認定事實的基礎。因此，在違約之訴中，民事訴訟程序并不需要以刑事責任的認定為前提，民事訴訟程序可以獨立地完成其所擔負的職能。在民商事糾紛為違約之訴的情況下，我們也不用擔心民事判決的結果與刑事判決的結果會發生沖突，因為它們之間并不象侵權之訴那樣存在發生沖突的基礎。這里只有一種情況是例外，這種情況就是單位以合同為手段進行詐騙而成立合同詐騙罪，若先通過民事訴訟程序以違約之訴進行審理并作出判決，則有可能與刑事判決結果發生沖突，因為同一合同行為所產生的民事法律后果和刑事法律后果是相互排斥的，如果合同詐騙罪成立，則受害人只能提起侵權之訴，而不能提起違約之訴。這種類型的案件需要按照“先刑后民”的原則來進行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