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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與宏觀調控范文1
【關鍵詞】房地產；經營管理；金融調控
0.引言
隨著制度的變革和產業環境的變化，我國房地產業的商業模式逐漸演變為資本密集型產業，而土地招拍掛制度的實行更強化這一模式。在轉為資本密集型產業中，受社會整體融資結構影響，房地產業的資金也主要由銀行體系提供，這在促進房地產業發展的同時也導致了風險集中。
1.金融調控背景下房地產企業的融資
融資行為從國外經驗來看，房地產行業的資金來源渠道：自有資金、銀行借貸、發行債券、資本市場融資、信托，國外基金等。從我國情況看，在信貸與土地緊縮背景下，房地產企業融資仍以銀行貸款為主，股票融資加速發展，債券融資取得突破，利用外資有所回升。
1.1吸引外資和與外商合作
近十年房地產業利用外資總體呈現下降之后緩慢回升的態勢。人民幣升值、房價上漲使2006年以來利用外資占房地產開發投資來源比例有所上升，但2007年上半年房地產投資利用外資282．29億元，僅占總投資來1．8％。即使是這些初涉中國房地產企業的外資，也面臨了越來越高的政策門檻。2006年171號文，2007年的130號文提高了外資進入房地產市場的門檻。
1.2房地產信托投資基金(REITS)。
目前我國REITS仍處于探索起步階段，僅有幾只REITS在香港上市。但房地產信托投資基金難以成為我國房地產企業有效融資方式。其一，我國目前尚無國外REITS的稅收優惠政策；其二， REITS的資產要求為收益穩定的出租性商業物業(參見廣州越秀REITS物業組合)，而我國目前房地產投資增長較快，大多數房地產企業主營業務為房地產開發，持有物業比例偏低，REITS資產置換現金的模式對多數企業并無幫助。
1.3銀行貸款仍是房地產企業主要融資渠道。
貸款集中度提高銀行對房地產業的支持除了開發貸款，更重要的是提供了按揭貸款。2007年上半年，國內貸款占房地產資金來源的22％，其他資金來源中的定金和預付款大多來自銀行按揭貸款，自籌資金的一部分也間接來自銀行，幾項合計，房地產投資50％ 以上的資金來自于銀行。在宏觀調控背景下，房地產業整合力度加大，土地與信貸資源越來越向優勢企業集中。對A股上市的房地產企業近兩年融資情況統計中，在間接融資市場上，以短期借款、中長期借款為指標的集中度在逐步上升，前十大公司占據了越來越多的銀行信貸資源。
2.面對融資困境的房地產企業的主要應對策略。
盡管受目前整個宏觀調控和資本市場政策的影響，房地產業的融資困難很大，但是對于一位房地產商來說，堅實的資金鏈才是房地產商最終需要的。因此，從這一目標出發，房地產商尤其是中小企業應積極應對，制定融資策略，抓住國內房地產業大發展的有利時機，爭取在本輪房地產業重新洗牌的過程中調整和壯大自己。
2.1探索有效的民間融資方式。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和民間金融資產的逐步擴張，民間借貸逐漸活躍，特別是在經濟發達、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地區。截至2011年一季度我國住戶存款已超過33萬億元，流通中的現金超過4萬億元，這就意味著相當多的資金尋求不到良好的投資渠道和投資產品。由于房地產業的投資回報率相對來說比較高，往往民間閑置的資金也愿意投入到這個行業。因此，在確保避免金融風險的前提下，可以按適當高于銀行同期利率尋求向其它企業、自然人融資。這種形式建立在充分誠實守信的基礎上，靈活、簡單、方便，對解決個別中小房地產企業臨時資金短缺能起到很大作用。
2.2調整心態和思路，制定多元化融資發展戰略。
在目前的宏觀大背景下，為了在行業競爭中取得有利的地位，房地產企業就必須面對困難不退縮，盡快調整心態和思路，理解和接受國家宏觀調控的政策措施，對比融資成本和可能，積極實現多元化融資，解決資金問題，尋求新的發展空間。比如將直接融資方式和間接融資方式相結合，或者將信托計劃及股權融資與銀行信貸融資相結合、房地產企業融資與個人融資結合起來的方式等。多種融資方式相結合，一方面，可以減少對銀行貸款的依賴，緩解資金壓力；另一方面，可以降低資金成本，減少企業的融資風險。
2.3建立中小房地產企業發展基金和互擔保制度。
可根據實際情況，嘗試按照國家有關規定面向中小房地產企業的資本市場建立中小企業風險投資基金和發展基金、創業投資基金等，解決中小房地產企業的資金難題。同時，以各地房地產開發企業協會為平臺，建立民間組織性的企業互助發展協會，吸收轄區內符合條件的企業入會，會員如果出現資金緊張，會員單位之問可互助、互保、互督，減輕政府負擔。在協會內，處于劣勢的中小房地產企業通過互擔保，在向銀行爭取貸款時增加了貸款可信度和成功率。而且這種擔保形式將銀行外部監督轉化為互擔保組織內部的相互監督，提高了監督的有效性。
2.4尋求合作開發。
一是與建筑企業合作開發，由建筑企業墊資建設，由開發商支付所墊資金利息，在約定時問內付清所墊本金。如支付還有困難，可用開發房屋作抵押，或者由建筑企業出資建設，開發企業出土地，合作開發。二是與大公司合作，這種方法，一方面能得到大企業部分資金支持，解決暫時的資金困難；另一方面可以借助大企業的良好聲譽吸引購房者。只要合作能成功，對中小企業來講是條融資捷徑。
3.結語
房地產上市公司應該通過積極有效的項目組合和內部調整，建立符合債券市場要求的公司治理結構；證券發行機構也應在考慮發行成本的基礎上， 在融資的數額、期限、結構、利率和對公司監管的參與程度等方面滿足企業的需要；企業債券的投資者還要更加關注信息成本和道德風險；監管部門要規范資本市場的運行框架，提供有效的監管機制，保證資本市場的有序競爭和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 陳志安．國際房產開發問題研究．國際建筑管理．2004．
金融與宏觀調控范文2
2012年下半年以來，中國經濟的下滑態勢有所加劇。多項經濟指標表現不盡如人意，各大國際機構紛紛下調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期，全年GDP增長率“破8”的概率大幅上升。面對日益嚴峻的經濟形勢，許多市場人士認為宏觀調控急需加碼，以求在穩增長方面取得更大成效。但筆者以為，宏觀調控再出重拳并非當務之急。
一方面，宏觀調控進一步加碼的政策空間并不大。就財政政策而言，當前歐債危機愈演愈烈，并在全球范圍內迅速傳染的背景下，財政鞏固已成為全球主流趨勢，若此時大幅增加財政支出將面臨較大的市場風險、道德風險和聲譽風險。此外，雖然中國中央財政實力雄厚，但地方政府債務可持續性仍受到普遍質疑，以政府支出進一步刺激經濟增長的可行性較為有限。就貨幣政策而言，2012年8月，CPI同比增幅較上個月增長了0.2個百分點，短期通脹抬頭的壓力已初步顯現。而長期看，人口紅利的消失和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將導致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食品價格上漲的可能性增大，全球流動性過剩格局不會輕易改變，中國長期通脹壓力也在不斷上升。在短期和長期通脹壓力兼具的背景下，中國貨幣政策在寬松方向上大幅加力的可能性也不大。
另一方面，值得強調的是，宏觀調控政策本身并非不給力，而是急需加強效果傳導。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爆發后，中國宏觀調控發力不小，但實體經濟尚未扭轉頹勢。這既與復雜嚴峻的經濟環境息息相關，也與宏觀調控的微觀傳導頗有關聯。作為宏觀調控的理論源泉，傳統凱恩斯主義在學術上的最大缺憾在于就宏觀論宏觀，近幾十年來經濟學領域的諸多努力集中于為傳統宏觀經濟理論構建微觀基礎。但在筆者看來，宏觀調控理論上的微觀基礎雖在不斷夯實，但在現實中卻并不牢固。宏觀調控未能快速改變當前中國經濟的失速態勢，易被忽略的一個原因是，五種宏微觀之間的博弈讓宏觀政策缺乏有效的微觀基礎。
其一，宏微觀之間存在“囚徒博弈”。博弈論中著名的“囚徒困境”，其核心是個體理性導致集體非理性，這種情況也體現在宏觀調控的微觀傳導過程中。一些宏觀政策出臺的目標是符合集體理性的，但微觀個體卻會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慮來調整個體行為，致使調整后的行為未必符合宏觀政策本意。例如，2012年以來，監管部門大力整頓銀行業不規范經營，其目的是規范行業行為，還利于民，減小融資成本，助推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小企業發展。雖然政策已取得成效，但從微觀層面看，整頓不規范經營、不對稱降息和利率市場化的推進在加大銀行業競爭的同時，也大幅提升了大型企業的議價能力和話語權。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資源是有限的，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驅動下，部分金融機構被迫將更多資源投入到對大型企業的業務維護上，中小企業得到的金融服務反而受到了相對擠占。
其二，宏微觀之間存在“吃飯博弈”。換句話說，無論宏觀調控政策如何陽春白雪，微觀個體包括企業和地方政府，都是需要吃飯的。從宏觀上看，中國經濟長期吃飯靠轉型，唯有轉型才能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但從微觀上看，地方經濟短期吃飯難轉型，為了轉型而轉型很容易滋生形象工程或風險隱患。微觀中國，很多城市、縣域存在產業集聚、經濟結構單一的特征。如果恰巧這個單一的行業屬于粗放增長的行業，屬于轉型壓降的對象，那么地方政府將很難真正做實轉型。特別是在當前地方政府的業績評價體系下，以短期“自發降速”換取長期產業結構調整空間的現實激勵并不大。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微觀企業，一旦為轉型而轉型，往往會盲目追求多元化，將眼光投入到房地產、民間金融等面子足、見效快的時髦領域，而這種超出其自身風險控制能力的多元化可能會成為隱患醞釀的溫床，甚至會對企業主業或地方支柱產業帶來意想不到的負面影響。
其三，宏微觀之間存在“彈簧博弈”，這種博弈就像壓彈簧，此消彼長，不進則退。只有宏觀調控不斷施力，政策效果才會持續顯現，若宏觀調控不再施力，政策效果就不會繼續疊加，而一旦宏觀調控有所減力，往往會出現有違政策初衷的負向反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房地產市場，房地產市場的繁榮對于地方政府而言始終具有做大GDP、增加財政收入、提升地方品牌等多重誘惑，只要宏觀層面對房市調控稍有放松，甚至只要有些許“不強調”的跡象，微觀層面就有捂熱房市的本能沖動。2012年5月以來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回暖很大程度上正是彈簧博弈發揮效力的體現。
其四，宏微觀之間存在“邊緣博弈”。宏觀調控畫了一個圈，而部分微觀實體，包括地方政府和微觀企業往往行走在宏觀政策的邊緣，或是在不斷試探宏觀調控的邊緣區域，這種行為往往會帶來諸多風險。例如，2011年中國民間融資市場經歷了一波非理性繁榮的快速發展，一方面是流動性緊張狀態下的需求所致，另一方面也與民間融資市場政策監管的邊界不清晰有關。宏觀層面鼓勵民間金融力量的穩健培育，但由于規范性的民間金融尚處于起步階段，對民間金融機構的審慎監管政策還在不斷完善的過程之中，這種初始階段的監控薄弱為民間融資市場創造了行走于邊緣的條件，表現為機構超速擴張和業務高杠桿運作，這種邊緣博弈帶來的非理性繁榮的風險在當前逐步顯現，并還將不斷釋放。
其五，宏微觀之間存在“專業博弈”。宏觀層面凝聚著專業思維，充斥著專業人士；微觀層面則缺乏足夠的專業資源。這種“專業屏障”往往成為信息不對稱下博弈均衡走向集體利益受損的重要壁壘。表現得過于專業的某些宏觀政策，會帶來三種非理性的微觀反應：一是不加理解、教條主義地執行；二是不加思考、加重砝碼地執行；三是不加重視、輕描淡寫地執行。這三種做法最終都會導致宏觀調控與預期目標相去甚遠。這種專業博弈發展到極致，甚至會引發金融危機。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本質上也是專業博弈的結果，前者是金融機構利用專業優勢過度開發房產業務、金融衍生品誘發的危機，后者則是政府部門利用專業優勢過度透支社會財力誘發的危機。
宏微觀之間的五種博弈令宏觀調控的效果顯現有所不足。筆者建議，針對囚徒博弈，宏觀層需要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充分考慮微觀效用最大化的可能選擇，并輔之以相應的配套政策引導微觀個體做出理性選擇；針對吃飯博弈，宏觀層需要將轉型深層次細化，讓每一個微觀實體都有落實轉型的具體指引；針對彈簧博弈，宏觀層需要在重點調控方向上加強政策意圖宣示和傳導，防止不必要的負向反彈；針對邊緣博弈，宏觀層需要加強對球行為的專向管控，并明確新興領域的政策邊界；針對專業博弈，宏觀層需要加強對宏觀政策的通俗解釋，并引導專業人士更多地向社會傳導基本經濟常識，減小專業性的信息不對稱。
金融與宏觀調控范文3
關鍵詞：高額外匯儲備 銀行 宏觀調控 成本測算
一、高額外匯儲備下銀行金融宏觀調控的成本分析
銀行發放票據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等兩種，是銀行金融宏觀調控的主要成本。一般來說，外匯資金的凈流入，往往會導致銀行出現外匯儲備增長、外匯占款增加等兩種情況，從而引起社會流動性擴張，此時銀行為了有效應對這種情況，需要進行一定的沖銷操作，包括發行票據、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等方式，以致產生了宏觀調控成本。
基于高額外匯儲備的銀行金融宏觀調控，不但可以通過實施沖銷操作來獲取沖銷成本，同時，還可通過將持有的外匯儲備實行資源配置，并從所投資項目中獲取一定的外匯儲備收益來得到。不過銀行的外匯儲備往往會由于外匯匯率波動的影響，而導致折合后的人民幣資產總額出現相應變動，出現諸如資產負債成本等情況。結合中央銀行在n年的宏觀調控成本現金流來看，現金流出主要包括發行票據所得利息、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所得利息和外幣對人民幣貶值所產生的資產負債成本等幾種；現金流入則主要來自于外匯儲備的投資收益。
二、基于高額外匯儲備的銀行金融宏觀調控成本測算
（一）模型構建
條件一：一般來說，中央銀行為達到收緊流動性目的，通常會采用發行票據、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以及回收再貸款等進行金融宏觀調控。本文為方便研究，在此僅對金融機構發行票據、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等兩種沖銷操作進行分析。
條件二：結合美國政府債券作為外匯儲備，2009年到2011年期間，假設中國外匯儲備投資比重占美國市場的69.01%、64.56以及54.02%，并進行研究。
條件三：假設中央銀行的現金變動為基準，并進行宏觀調控成本測算研究。
（二）基于高額外匯儲備的銀行金融宏觀調控成本測算
1、票據利息成本測算
人民銀行發行的央行票據主要有4種，包括三個月期央票、六個月期央票，以及一年期和三年期央票等幾種，一年期及以下的票據主要采用貼現發行的方式，三年期票據主要采用付息發行。其中，貼現發行利息成本=（100-發行價格）/發行價格÷發行量；付息發行成本=發行量×發行利率×3。根據各期利息成本之和，可計算出每年中央銀行發行票據的沖銷成本。在采用人民幣計價的基礎上，第t年人民銀行的沖銷成本clt計算公式為：
從某年到第t年的票據沖銷成本Clt累計公式為：
其中，Pyi為第t年發行的第i期（1年內期限）票據價格；Qyi為第t年發行的第i期（1年內期限）票據發行量；Qyj為第t年發行的第j期（三年期）票據發行量；Iyj為第t年發行的第j期（三年期）票據年化利率；m為第t年發行的（1年內期限）票據總期數；r1為第t年發行的（三年期）票據總期數。
2、存款準備金成本測算
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對沖流動性，需要支付存款準備金利息。一般多余信息=存款余額×（當前存款準備金率-基準存款準備金率）×存款準備金率。則第t年銀行存款準備金成本c2t計算公式為：
累計成本C2t為：
其中，Qct是第t年末金融機構存款余額；Dt是第t年末存款準備金率；D0是基準存款準備金率；Ict是第t年法定存款準備金利率。
三、結束語
通過研究高額外匯儲備下銀行金融宏觀調控成本的相關測算內容，能夠有效應用于對金融機構的宏觀調控成本規模、結構以及趨勢等進行預測。同時，新時期下，基于高額外匯儲備的銀行金融宏觀調控，應重視外匯儲備投向的多元化，并及時、靈活調整外匯儲備幣種結構，以進一步提高銀行的投資收益。
參考文獻：
[1]陳奉先.中國高額外匯儲備：成因、影響與數量管理[D].西南財經大學，2012，04.
金融與宏觀調控范文4
正因為是對預期的解讀和調節，宏觀調控必須具有預見性而非事后性，這是宏觀調控效率的高層次含義。恰如《黃帝內經》上對治病的理解：圣人治“未病”，已病而治，如臨渴而掘井、發戰而鑄兵。據此，關于宏觀調控的正確理解在于：宏觀調控當局如何依據信息或經驗，判斷未來經濟走勢，給出一個準確預防“未病”的最優方案。
如果我們從少用工具而達到效果，預先調節以熨平波動兩個角度出發，可以對當前的宏觀調控作出評價。
第一，經濟結構，特別是金融資產結構的變化是導致宏觀調控面臨難題的主要原因，中央銀行運用各種工具進行試探性治療是一種不得不為的方式，由此客觀上會導致某些效率損失。一方面，當前的過熱很大程度上由于人民幣升值預期導致的熱錢流入，由此撬動國內金融資產進入資產市場。另一方面，結售匯體制盡管在不斷放松，但外匯資金源源不斷通過銀行體系轉入中央銀行外匯儲備，并形成了流動性過剩壓力。因此，中央銀行通過發行票據回收流動性，通過準備金政策控制銀行信貸都無疑是必須采取的手段。從這個意義出發，我們很難說宏觀調控效率低下。
第二，從未來的發展趨勢看，通過持續的利率上調，包括專門針對房地產炒作的利率政策，房地產泡沫已經面臨破裂的臨界點；而恰恰是基于對從緊的宏觀調控政策預期，資本市場指數（滬市）從10月上旬至今回落了1000點，這在嚴格意義上說明了宏觀調控的高效率。上述情況說明，在居民金融資產由保守的存款型向激進的資產投機型轉變過程中，宏觀調控很可能促使今年四季度出現某種形式的結構回調，并最終達成某種均衡――居民資產結構達到固定收益與浮動收益并重的證券組合。
第三，真正的問題在于我們是否對未來結構演化有充分準確的預期，并以此形成準確的治療“未病”之手段。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幅并不高于往年、財富效應即將消失的背景下，國內居民收入的增長點何在？如果要素收入增幅不可持續，是否我們有足夠的能力確保內需不出現逆轉性下降？利率上升到一定幅度是否會讓中國出現美國式的住房抵押貸款違約高峰？如果匯率升值達到臨界點而出現一定程度的外需下降，又依靠什么手段拉動經濟？
金融與宏觀調控范文5
一、間接調控對于微觀金融環境的要求
金融對宏觀經濟的間接調控，主要是由中央銀行綜合運用貸款、準備金、利率、匯率、公開市場業務等手段，來影響銀行乃至企業資金營運，調節銀根進而作用于經濟的.然而，這種間接調控發生效力必須具備與之相適應的微觀金融環境，這就是:
1.具備發達、完善的金融市場。作為貨幣政策的手段，無論是法定準備金政策、再貼現政策、還是公開市場業務，都是通過金融市場調整商業銀行的有價證券數量，以便它們的金融資金適應風險變化的機會，從而進一步影響工商企業.
2.商業銀行對于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要能夠作出靈敏的反應.只有商業銀行通過其資產負債的靈敏反應，才能把金融調控的作用力度傳遞到企業，從而形成靈敏的金融宏觀調控機制。
3.資金供應市場化。實施宏觀間接調控，必須打破目前實際存在的資金供應“大鍋飯”，改變商業銀行和企業共同面向市場籌集資金.
二、貨幣市場的發展對微觀金融環境的影響
貨幣市場作為金融市場的一個組成部分，除了它本身是貨幣政策的傳遞手段外，對于宏觀調控的影響，主要表現為對宏觀調控運行環境的影響.這是因為:
1.中央銀行有效地行使間接調控手段必須依靠貨幣市場。貨幣市場的短期性、流動性的特點決定了中央銀行只有通過貨幣市場，才能使間接調控的傳遞時滯、作用力度保持適中。因為，如果實施直接調控，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靈敏度故然很高，但由于直接調控傳遞速度太快，商業銀行和工商企業往往來不及作出經營策略上的調整，結果就容易導至整個社會經濟的大起大落。此外，貨幣政策直接作用于微觀經濟，力度太強，缺乏緩沖余地，也容易給經濟帶來消極影響;如果通過資本市場起作用，又因資本市場的主要活動是發行和買賣各種長期債券和股票，滿足政府和企業對長期的、固定的資金需要，因而又勢必造成對宏觀調控信號反應遲緩，貨幣政策的傳遞時滯擴大，政策功能弱化.所以，只有通過貨幣市場這個傳導機制，利用其短期性、流動性的特點，才能既保持傳遞時滯適中，不失其靈敏;又能保證政策力度適中，不失其效力.
2.商業銀行要敏捷地反饋宏觀調控信息必須倚重貨幣市場。如前所述，因為流動性強的特點，決定了貨幣市場為中央銀行宏觀調控傳遞機制的最佳選擇。同理，商業銀行要敏捷地反饋宏觀調控信息，充當“二傳手”也要倚重貨幣市場.一方面，提高資產的流動性要倚重貨幣市場.商業銀行能否對中央銀行宏觀調控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最終處決于其自身資產流動性的強弱.目前，我國各專業銀行普遍資產結構單一，有的專業銀行信貸資產占資產總額比列高達85%以上。此外，信貸資產質t日超惡化，呆帳和呆滯貸款居高不下。要增強資產的流動性，就必須參與貨幣市場的資金循環，降低信貸資產的比例，提高其它資產，主要是證券資產比例;另一方面，只有貨幣市場的存在，商業銀行才能實現資產的吞吐和頭寸的調整，否則，其資產流動性就失去了流動的。場地”.
3.貨幣市場的發展的完善是實現資金供應市場化的重要保證之一在單一的銀行信用體制下，企業在資金短缺時只有完全依賴銀行，別無選擇，銀行難以擺脫資金供給制的束縛.長期資金市場可以解決一部分資本的投入問題。因此，貨幣市場的發展和完善也是實現資金供應市場化的重要保證之一。
三、發展和完善我國貨幣市場的政策取向
綜上所述，從宏觀的調控和角度來看，在進一步發展金融市場中，貨幣市場的發展和完善更具有深刻意義。但是近年來，我國貨幣市場的發展明顯滯后于資本市場，其表現為:
1.缺乏系統的規范化的立法保障，以至“貨幣市場資本化”傾向嚴重.部分省市雖有一定規范化的短期資金拆借市場，但由于缺乏嚴格的管理和系統的立法保障，短期拆借常常變成長期投資，失去貨幣市場的意義.
金融與宏觀調控范文6
[摘要]我國宏觀調控主要包括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就業充分和國際收支平衡四個目標。從多目標決策視角進行分析，當前經濟保持高速增長，但結構性矛盾突出；就業總量增加，但失業率逐年攀升；物價總體水平較低，但近期CPI增長較高；內需增長不足，但外需增長迅速，應當注重宏觀調控時機的前瞻性、調控政策的組合性和調控手段的多樣性，形成有利于科學發展的宏觀調控體系。
[關鍵詞]宏觀調控；目標；決策
多目標決策(multipleobjectivedecisionmaking)是20世紀80年展起來，并綜合運用運籌學、經濟學、心理學等知識而形成的交叉學術領域，主要適用于在某個問題具有多個目標時，決策者可以依據不同的問題、條件、環境來提出具體的解決方案。當前，我國經濟增長由“偏快”轉向“過熱”趨勢有所緩解，但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并未得到根本性解決，繼續堅持和完善宏觀調控是經濟學界的共識。然而，各國的宏觀調控都必須達到經濟、物價、就業、外匯等多個目標的均衡與協調，是一個典型的多目標問題，必須進行系統思考，理性決策。下面，筆者擬從多目標決策視角對我國宏觀調控問題進行初步研究，以求教大方。
一、我國宏觀調控的多重目標
在當代世界，雖然各國宏觀調控的手段配置和操作方法有所不同，但都是努力保證國民經濟增長過程中的總量平衡，即保持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基本平衡，促進國民經濟的穩定、均衡增長。如何衡量社會總供求是否達到平衡，西方發達國家一般采用五大指標：即物價上漲率、利率、匯率、失業率和經濟增長率，通過調節各項指標來求得社會總供求量的基本平衡，促進經濟的平穩健康發展。
我國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機制的過程中，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和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共同作用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全過程。我國經濟學界一般認為，基于國際國內經濟運行的經驗，國家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包括四個方面：一是經濟增長，指在堅持質量、效益、結構和速度相統一的基礎上，根據需要和可能，實現經濟的適度較快增長；二是就業充分，指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廣開就業門路，努力把失業率控制在社會可承受的限度內；三是物價穩定，既要防止通貨膨脹，又要防止通貨緊縮，保持商品與服務價格總水平基本穩定；四是國際收支平衡，指積極發展進出口貿易，不斷完善外貿與金融外匯管理體制，實現包括經常項目、資本項目和金融交易在內的國際收支基本平衡。
二、影響宏觀調控的多種因素
無論是國外的五項指標體系，還是中國的四個主要目標，都表明宏觀調控問題是一個多目標問題，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問題。從多目標決策視角看，經濟增長、就業充分、物價穩定、國際收支平衡四個相互獨立的目標，都有各自的評價指標體系，而同一目標的評價指標可能是互相影響、互相制約的，不同目標的評價指標更可能是互相矛盾、互相沖突的。正確決策首先必須對宏觀調控多個目標的影響因素進行綜合分析。
(一)從經濟增長來看，經濟保持高速增長，但結構性矛盾突出。2002年至2006年，我國按現價計算的GDP總規模翻了一番，從2001年的10.96萬億元擴大到2006年的20.94萬億元，與1978年至2001年平均每五年翻一番的速度大體一致；按可比價計算的GDP平均增長10.1%，比1978年至2001年年均增長9.6%快0.5%。雖然我國經濟總量平衡，但經濟持續增長也面臨著一系列矛盾和問題：一是投資與消費關系失調。近年來，我國投資增長速度較快，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與此同時，消費增長卻相對緩慢，從1978年到2005年，我國消費增長了將近43.2倍，但最終消費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卻從1978年的62%下降到了2005年的53%。二是工業結構矛盾仍很突出。從總體形勢看，2007年前三季度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值同比增長18.5%，比上年同期快1.3個百分點，意味著工業生產和市場熱度升高；從主要行業看，耗能高、加工水平低、大部分要靠出口來消化其產能和產量的原材料增速都在20%以上，結構性非均衡的工業高速增長，會加大工業結構調整的難度；從重點調控行業看，目前鋼鐵、水泥等行業增長速度仍然過快，重復低效競爭仍然激烈，節能降耗和環境保護的壓力仍然很大。三是流動性過剩問題突出。近兩年，我國貨幣供應量的兩個重要指標M1、M2的增速均突破了學界所定義的“穩健區間(12%-20%)”的上限。資金具有逐利性，過多過剩的流動資金，對于一個市場發育和監管體制還不健全的國家來說，有時甚至是可怕的，亞洲金融危機就是前車之鑒。從多目標決策的視角來看，控制投資增長過快的通常做法是提高利率，增加投資的成本。但在產能過剩的情況下，提高儲蓄利率會降低消費需求，使產能過剩的情形更難擺脫。如果只提高貸款利率而不提高儲蓄利率，則會擴大利差，使銀行有更大的增加貸款的沖動，結果和控制貸款以抑制投資增長的愿望相違背。
(二)從就業情況來看，就業總量增加，但失業率逐年攀升。改革開放初期，失業率一直呈現下降趨勢，從1978年的1.3%下降到1985年的0.48%。但是，從1986年開始以后，失業率就緩慢地上升，從1986年的0.51%上升到2004年的2.11%。在就業規模擴張中，城鎮就業率上升，城鎮就業占總就業的比重從1978年的23.69%上升到了2004年的35.21%。鄉村就業率下降，從1978年的76.31%下降到2004年的64.79%。從1998年至2003年，中國經濟平均每年增長7.3%，失業的卻達500萬人。2003年至2006年，中國經濟增長10%至10.5%，失業將近1000萬人。因為工業化和市場化的推進，1985年中國經濟增長一個百分點，帶來的就業崗位是240萬個；1995年，經濟增長一個百分點，帶來的就業崗位是170萬個；現在經濟增長一個百分點，帶來的就業崗位不到90萬個。從多目標決策的視角來看，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總量的目標選擇越來越困難。如果選擇擴張，固定資產需求已經連續40多個月過熱了；而選擇緊縮，失業率又會成倍的增加。究竟是擴張還是緊縮，讓決策者面臨兩難。
(三)從物價水平來看，物價總體水平較低，但近期CPI增長較高。我國在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中，通過穩定需求，促進供給特別是基礎產品供給增長，保持了經濟總量關系的大體平衡，實現了物價的基本穩定。從1997年11月開始，中國的物價保持了一段時間的負增長，2001年、2002年是零物價。也就是說，中國經歷了30多個月的負物價、20多個月的零物價。但2007年以來，我國物價上漲進入2002年以來的第二個上升期，1至11月累計上漲4.6%。一些學者認為，本輪CPI上漲完全是因為一些食品和豬肉價格上漲引起的，不會向別的行業和領域蔓延。而另外一些學者則認為，本輪CPI上漲是成本推動型的，不是供求失衡造成的結構性的。從1978年至2002年，我國居民消費價格累計上漲433.5%，年均上漲6.3%。因此，雖然近期CPI增長較高，但相對于GDP增長而言，目前CPI增幅依然在可承受的范圍之內，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物價上漲對低收入階層和困難群眾的生活影響較大。從多目標決策視角看，我國經濟在新的上升通道中總體應該保持一種較高增長和較低物價的格局，不出現價格水平的大幅上漲或大起大落。
(四)從國際收支來看，內需增長不足，但外需增長迅速。出口和外商投資構成的外需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外需增長導致國際收支雙順差(經常項目順差和資本項目順差)，經濟對外依存度逐年上升，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大，外匯儲備成本提高。一方面，出口大于進口，經常項目出現順差。我國連續6年出口增長維持在20%以上的高水平，實現了連續10多年的經常項目順差。另一方面，外商投資推動經濟增長，資本項目順差，外資對中國經濟控制力增強。根據國際資本的輸出規律，輸出國際資本和引進國際資本的比例，發達國家平均為166：100，發展中國家為18：100，但我國只有1.5：100；外商投資企業商品進出口在整個中國進出口中的比重占到55%以上，外商投資企業在中國的對外貿易中已經占據主導地位。經常項目順差和資本項目雙順差使得外匯儲備增長，必然產生外幣貶值的預期和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因此，雙順差越大，外匯儲備越多，人民幣升值的壓力越大；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又加大了外資流入和國際收支順差的擴大，進一步增強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雖然我們正在為如何實現內外需平衡而費盡腦筋，但正如有學者指出的一樣，從經濟決策選擇理論的角度看，目前“正的不平衡(順差)”比以往“負的不平衡(逆差)”具有更大、更主動地選擇余地，有錢之難好于無錢之困。
三、完善宏觀調控的多維視角
多目標決策的目的是挑選或擬定最優的方案使決策目標極大化。而決策的環境是面向將來的，需要決策的問題會或多或少地表現出一定的不確定性，對于宏觀調控這樣的復雜問題來說，這種不確定性將更為突出。當前，經濟運行中的一些體制性、機制性及結構性矛盾和問題還比較嚴重，經濟增長仍然偏快，價格上漲仍然較多，節能減排壓力較大，世界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也在加大。在這樣的背景下，要實現黨的十七大提出的深化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從制度上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學發展的宏觀調控體系，就必須堅持對宏觀調控問題多角度思考，多措施并舉，多角度整合。
一是注重宏觀調控時機的前瞻性。我國具有宏觀調控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在1979至1981年、1985年至1986年、1989年至1990年三次宏觀調控中，因為動手較晚、延誤最佳時機，而且在實施上存在著猶豫不決、貫徹不力的問題，導致不能充分發揮經濟增長的潛能。近年來，我國提出并運用科學發展觀統攬宏觀調控全過程，提高宏觀調控的前瞻性，認真進行跟蹤分析形勢，科學預測月度、季度和年度經濟變化趨勢，及時發現經濟運行中出現的問題苗頭和矛盾動向，并及早動手緩解、遏制這些矛盾和問題。比如，為應對“非典”沖擊，2003年上半年采取了寬松的財稅和金融措施，銀行信貸和投資快速增長。在抗擊“非典”勝利后，中央及時察覺到經濟運行中的不穩定、不健康因素，及時預警，并及時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及早控制苗頭性、局部性問題，宏觀調控的頻率、手段、節奏和力度都掌握得比較好，使2003年的經濟保持了穩定快速增長勢頭。2007年以來，我國投資、信貸、工業、凈出口增長再度加速，金融市場流動性偏多，出現了由“偏快”轉向“過熱”的勢頭。針對這些情況，中央又及早動手，采取偏緊的措施操作，打出了一系列“組合拳”，促進經濟運行轉入了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軌道。歷史的經驗表明，宏觀調控必須堅持審時度勢，準確把握國內外經濟社會環境的變化，抓住有利時機，運用有效的政策組合，對可能出現的問題及早建立防御機制，對已經出現的問題予以迅速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