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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生產要素范文1
我院對260例確診為宮內妊娠患者，采用縮宮素配合生化湯丸治療藥物流產后出血，取得較好效果，現報道如下。
1 臨床資料
選擇2008年1月～2008年12月來我院自愿要求藥物流產的健康婦女260例，年齡18～40歲，孕齡35～49天。經尿妊娠試驗、婦科檢查和B超檢查確診為宮內妊娠，無藥物流產禁忌證，無煙酒嗜好，近3個月來未應用任何甾體類及糖皮質激素類藥物。260例隨機分為觀察組與對照組，各130例。
2 方 法
對照組采用常規藥物流產方法，上午9時口服米非司酮50mg，晚上20時口服米非司酮25mg，連服2天，第3天上午8時服米索前列醇0.6mg;觀察組服用米非司酮及米索前列醇的方法同對照組，并于服米非司酮的第1天開始加服生化湯丸1次6g，1天3次，共服5天，并于胚囊排出后立即肌肉注射縮宮素10u，1天1次，連續3天。
3 結 果
3.1 療效標準 完全流產：用藥后2周內胚囊自行完整排出，出血逐漸自行停止，B超復查顯示未見胎囊及殘留組織，子宮大小正常。不全流產：用藥后2周內有胚胎組織排出但不完整，B超復查顯示有胚胎組織殘留，需行清宮術。無效：用藥后2周內無胚囊排出，陰道反復出血，淋漓不斷，B超復查顯示宮腔有胎囊，需采用負壓吸宮術終止妊娠。
3.2 流產率 對照組完全流產115例(88.5%)，不全流產14例(10.8%)，無效1例(0.8%);觀察組完全流產124例(95.4%)，不全流產6例(4.6%)。觀察組完全流產率優于對照組(P
3.3 兩組陰道出血時間與出血量 見表1。表1 兩組陰道出血時間、出血量比較例與對照組比較，P
4 討 論
米非司酮配伍米索前列醇已被廣泛應用于終止49天內早期妊娠，效果較好，但流產不全、失敗時需要再行刮宮術，增加了受術者的痛苦與損傷。同時流產后出血量多、時間長等副作用影響藥物流產的可接受性和安全性，從而限制了藥物流產在終止早期妊娠上更廣泛應用。因此，提高藥物流產的完全流產率，減少藥物流產后的出血量及縮短出血時間是亟待解決的問題[1]。西醫認為，藥物流產后出血不止是由于胚胎組織殘留，瘀血積聚，加之子宮收縮乏力而造成。中醫認為，流產可致沖任受損及胞宮留瘀，瘀血阻滯經脈而導致血不歸經，日久不盡[2]。治療上不能見血止血，因瘀血不祛，新血不守，血不歸經，治宜以活血化瘀為主。生化湯丸為純中藥制劑，其中黨參、白術、黃芪補氣養血，茯苓健脾利濕，川芎活血行氣、祛痛又具加強子宮收縮功能，桃仁活血祛瘀，白及收斂止血，生地清熱涼血，阿膠補血止血，益母草活血祛瘀，促進子宮收縮。諸藥合用既能補氣養血，又能活血祛瘀，收斂止血、消腫生肌而達到止血的目的。
不全流產或出血時間長者行清宮術或負壓吸引均可損傷子宮內膜，引起內膜疤痕形成，使再孕蛻膜發育不良;負壓吸引后子宮內膜的創面易感染，導致胎盤粘連、殘留，胎盤剝離困難造成出血，可能對受術者今后的生育造成負面影響。筆者采用藥流后服用生化湯治療能加強宮縮而促進殘留胎膜排出，既可避免藥流后因宮內少量組織殘留行清宮術給受術者帶來的痛苦，又能縮短藥流后陰道出血時間，適合于未婚、未育的早孕婦女[3]。
參考文獻
1 于 冰，郝 敏，王劍玲，等.中藥消炎止血膠囊治療藥物流產后陰道出血的臨床觀察.中國計劃生育學雜志，2005，13(1)：31
化工生產要素范文2
關鍵詞：山東工業；產業轉移；研究
推進產業轉移，是促進資源合理配置、優化產業布局、提升產業質量、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舉措，也是加快轉方式調結構的必由之路。加強對產業轉移規律性的認識，主動運用好產業轉移的發展戰略，對山東工業發展顯得特別重要和迫切。
1、推進產業轉移是現階段山東工業發展的戰略選擇
產業轉移是區域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出現的現象，是為實現其產業進步，在資源供給或產品需求條件等因素發生變化后，將處于創新、成熟或衰退等不同發展階段的產業的產品生產、銷售、研究開發甚至企業總部轉移到另一國家或地區的經濟行為和過程?？陀^上表現為產業在空間上的移動，目的是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促進分工結構的優化和產業升級。隨著經濟全球化、區域經濟一體化和世界產業結構調整步伐的加快，新一輪國際國內產業轉移正在加速推進。
改革開放以來，山東憑借區位和人文優勢，依靠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先后承接了亞洲四小龍以輕紡產品為代表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日韓以機械和電器產品為代表的勞動和資本密集型相結合產業、歐美等發達國家以IT生產制造環節為代表的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等，迅速走過了工業化的前、中期階段，實現了經濟的跨越式發展。但隨著產業大規模集聚和開發強度提高，我省東部地區的能源、原材料、土地、勞動力等生產要素保障條件受到極大限制，制造成本大幅上升，發展空間狹小，資源和環境承載力趨于下降。依賴資源和廉價勞動力發展經濟已難以為繼，迫切需要將依賴資源和廉價勞動力的低端產業或適度控制，或適度向外轉移發展，以騰出更大空間承接發展先進制造業、新興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等高附加值產業，逐步實現產業結構的現代化。
我省主動實施產業轉移戰略，一方面可以通過招商引資，更好地發展先進制造業，推進產業聚集發展。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對衰退產業逐步對外轉移，將其集聚的土地、勞動力、資本等生產要素得以釋放，為優勢支柱產業、新興產業提供新的生產要素，實現資源的重新配置，從而實現產業的優化升級；亦可利用產業轉入地豐富的自然資源、廉價的勞動力和廣闊的市場，帶動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的迅速積累，為傳統產業比較優勢的升級創造機會，有助于轉入區域內新的主導產業的形成。
2、推進山東工業產業轉移的基本方向
推進產業轉移必須通過市場基礎性配置作用和政府政策的引導，使生產要素在動態中處于最佳配置狀態，亦使產業處于最佳贏利和發展狀態，使生產力布局最優化。以不同的層面和范圍考量，由于出發點和期望目標不同，對產業轉移的判斷和擺布也不同。山東工業根據產業發展對生產要素的依賴和綜合支撐能力，可在五個層面推進產業轉移，即：承接國內外先進產業轉移、省域內選擇性產業轉移、有限度發展傳統產業、向省區外轉出部分產能、逐步退出資源環境無保障產業。
2.1 承接國內外先進產業轉移
我省產業布局上存在著同構、同質和低水平重復的問題，急需引進先進產業，打造產業品質優良、市場競爭力強的特色經濟區，形成引領全省經濟發展的產業高地。因此，在國際分工格局多變和國際競爭日益激烈的環境下，山東承接產業轉移，要以促進產業升級和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為目標，把自身產業調整的需求與國際產業調整的需要聯系起來，將產業接納從以量的擴張為主向以質的提高為主轉變，建立不同的產業承接方式與區域發展戰略，承接好世界先進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的轉移。發展高端產業和總部經濟，提升研發水平和自主創新能力，提升產業結構層次和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分工地位，增強產業國際競爭力。承接產業轉移應注重區域內優良要素的強勢聚集，創建產業升級的機制和內生動力。山東應以五大重點區域帶動戰略發展規劃為依托，發揮自身區位和產業優勢，培植一批優勢突出、特色鮮明、技術先進、配套發展的產業集群，形成合理布局、錯位發展、各具特色的產業空間格局。
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根據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的戰略定位、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現有基礎和發展潛力，充分發揮海洋產業鏈條長、帶動作用強的優勢，重點承接國際先進海洋生物醫藥產業、海洋裝備制造業、現代海洋化工產業、海洋水產品精深加工業、海洋能源礦產業，壯大藍色經濟規模，使之成為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現代海洋經濟聚集區和我國東部沿海地區重要的經濟增長極。
化工生產要素范文3
關鍵詞：京津冀都市經濟區；功能定位；集聚―輻射機制
中圖分類號：F12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4161(2007)02-0030-06
1.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已經在京津冀地區、長江三角洲地區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區，形成了三個較為成熟、規模較大的都市經濟區。過往20年來這些區域經濟增長速度迅猛，成為帶動我國整體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新國際宏觀背景下，它們仍然是我國參與世界經濟競爭的前沿陣地，在整個國際經濟體系中代表國家(薛鳳旋等，2003)。隨著新一輪全球經濟格局重組的到來，如何重新調整都市經濟區國內功能定位是制定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應對戰略的前提條件之一。本文以我國京津冀都市經濟區（以北京、天津為核心城市，包括河北省石家莊、廊坊、保定、唐山、秦皇島、張家口、承德以及滄州八個地級市在內的地域范圍，2003年國土面積18.5萬平方公里，常住總人口7 370萬人）國內功能定位的研究為例來探討區域功能定位。
區域功能定位是通過分析宏觀背景和區位條件來明確其未來發展的主導功能與地位，具有全局性和指導性，是區域規劃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城市（鎮）是區域生產要素的匯聚中心，是區域經濟活動的基本地域單元。城鎮體系是一定地域范圍內一個國家或地區一系列規模不等、職能各異、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有機整體，集聚―輻射是其內在發展機制（宋家泰等，1987）。區域發展最重要的條件之一是形成有效的城鎮體系，因此，城鎮體系的整體功能可以成為區域功能定位的直接切入點，應該重在探討集聚―輻射機制的內涵及作用途徑。
2.功能定位研究的基本思路
區域功能定位是關于區域經濟發展戰略、工農業生產布局、城鎮體系組織、基礎設施規劃以及土地利用規劃的戰略發展制定的依據。城市是經濟活動組織的樞紐或節點，因此，區域功能定位可以從區域的重要城市功能著手，并通過探討流動性生產要素如勞動力、資本、信息等在各個城市間的集聚―擴散機制，挖掘區域城鎮及城鎮體系的整體功能。
2.1 從核心城市功能的角度切入――我國政治、文化及科技創新核心區域
城市是區域功能的空間承載。區域內各城市與其所在的城鎮體系之間以及體系與外部環境之間的各種經濟社會活動相互聯系作用，產生區域整體效益。區域中的城鎮體系尤其是都市經濟區的城鎮體系中首位城市的功能與作用往往成為區域的“集聚―輻射”機制的樞紐。因此，從首位城市的功能識別入手，可以得到區域在經濟社會方面的功能。
以京津冀都市經濟區國內功能定位為例，首位城市北京是我國的首都，這就決定京津冀都市經濟區在我國具有最高級別的政治功能與地位，在國際上具有重要地緣戰略地位。
京津冀都市經濟區是我國的文化核心區域。從歷史發展過程來看，北京是我國歷史上的古都，凝聚著中華民族文化的精華。軍事交通位置扼要（圖1），是北京成為歷史上元、明、清三個歷史朝代古都的重要原因。古代京津冀所在區域是中原通往關外東北和蒙古高原的交通要沖，兼有軍事重鎮和北方各族商品交換中心職能。薊城、幽州等古名城均曾出現在這一地帶，因此，歷史上京津冀都市經濟區區域就是兵家必爭之地和文化交流、融合及積淀之地。
圖1 古代元以前的京津冀地區示意圖
京津冀都市經濟區科技創新優勢明顯，成為集中展示我國科技創新能力的門戶地區。京津冀都市經濟區擁有高等院校200多所，科研機構800多家，文化底蘊、人才優勢以及科技力量都明顯優于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區。此外，跨國公司在北京設立的研發中心189個，占全國的27%。從科研經費籌集的角度看，國外資金占科技活動經費籌集額的比例，北京處于最高水平，為3.1%；其次，是上海2.5%。具體從企業、科研機構、高等院校等分析看：（1）北京在企業的科技經費籌集額中直接來自外國資金所占的比重以及貢獻率排名第一，為7.9%，上海為3.1%；（2）國外直接提供給北京地區科研機構的經費遠遠高于其他省市，這說明北京地區科研機構在利用國外科技經費方面具有較大優勢，其次是廣東和上海；（3）北京高校科技經費籌集中來自國外的資金也遠高于其他省市。面向未來，京津冀都市經濟區的政治文化和科技創新能力立足在夯實的科技文化基礎之上。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盡管核心城市功能主導其所在區域的功能，但區域功能定位不等同于核心城市的功能定位。這是因為，“中心”一般就城市而言，用以描述空間上抽象的“點”；而“都市經濟區”則是“面”的概念，是空間“面”相對于更高層次的“面”而言，因而某種區域功能的主導地位用“核心區域”較為妥當。
2.2 從集聚的角度研究――我國最主要的城鎮和工業集聚區之一
“集聚”(Agglomeration)是城市及城鎮體系形成和發展的基本動力之一。由于流動性生產要素如人口、資金以及生產資料等向某些地區匯聚，產生外部效應與規模經濟，促使城市（鎮）和工業飛速發展。國際化、城鎮化、工業化以及市場化引發流動性生產要素的空間集聚，是推動京津冀都市經濟區經濟發展的直接驅動力。
2.2.1 國際化程度深入發展。京津冀都市經濟區是環渤海地區參與世界貿易的前沿陣地，在貿易分工格局中占據非常有利的地位。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新形勢下，東北亞區域已經成為全球經濟中最具活力和發展潛力的地區之一。區域GDP約占世界的1/5，占亞洲的70％以上。日本、韓國等國家與我國尤其是環渤海地區的經濟合作日益頻繁，目前日本和韓國已經躍居對華貿易的第一和第五大國。通過世界上主要國家在華投資傾向分析的結果表明，京津冀都市經濟區依托其在東北亞經濟圈中的交通區位優
勢及涵蓋我國華北、東北和西北地區的經濟腹地，成為日韓等東北亞的國家和地區在我國投資的重點區域（表1）。這些國家和地區向我國尤其是環渤海地區出口零部件和中間產品，加工生產成最終產品，出口美歐市場，是我國貿易順差的主要來源。研究表明，國際化對京津冀都市經濟區發展的直接驅動作用將越來越大，京津冀都市經濟區的潛在經濟發展能力顯而易見。
另外一方面，從資源利用和開發的角度看，京津冀都市經濟區的水、礦產等資源相對緊缺。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的加速，對海外資源的依賴程度將不可避免地升高，并產生對國際化程度加深的內在需求。這些基本前景決定了國際化將直接驅動京津冀都市經濟區未來經濟發展。
2.2.2 城鎮集聚密度大。京津冀都市經濟區區域位于華北平原，是我國城鎮密集地帶之一，20世紀90年代以來，京津冀都市經濟區中縣級以上的城市總數已經達到115個，高于長江三角洲地區的82個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區的35個（圖2）。
圖220世紀90年代中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城鎮密度分布圖
值得關注的是，下一輪全國區域經濟發展中新經濟增長點的培育將成為京津冀都市經濟區城鎮發展的重要契機。“十一五”期間，天津濱海新區、河北曹妃甸地區依托各自臨海的區位優勢，將是京津冀都市經濟區乃至整個中國北方地區新的產業與人口集聚區，成為吸納外來人口和產業轉移的承接區域。首先，天津濱海新區是東北亞地區通往歐亞大陸橋最近的起點之一，是從太平洋彼岸到歐亞內陸的主要陸路通道，也是華北、西北乃至中亞地區最重要、最便捷的海上通道。交通區位的優勢成為產業與人口集聚的動力之一。交通沿線將成為潛在人口集聚點出現的地區。其次，產業支撐能力頗為堅實，可以成為潛力巨大的人口產業集聚點。2002年，濱海新區生產總值就占全市的40％，外貿出口占天津市的50％。現代制造業基地的雛形已經出現，開發區電子工業基地、大港石油化工基地和海河下游現代冶金基地初步形成。而河北曹妃甸地區立足于深水大港、大泊位以及后方灘涂土地資源優勢，承接首鋼和唐鋼的產業轉移，發展鋼鐵、石油化工等臨港重化工業；同時配套發展大宗物流以及倉儲、運輸、信息等現代服務業，有望成為我國北方現代化臨港重化工業基地。
2.2.3 工業化趨勢深入發展。京津冀都市經濟區目前總體已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在經濟全球化以及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下，我國也正從行政區劃為界的區域競爭向以產業互動為基礎的區域經濟競爭轉變。
宏觀形勢的變化促使京津冀都市經濟區各城市間產業布局與發展開始互動，工業化趨勢不僅表現為各個城市產業結構向更高層次發展（見表2），還表現為各個城市間產業的轉移，城市之間分工愈來愈明確。京津冀都市經濟區已經形成現代服務業、現代制造業和傳統產業組合的區域產業結構，是我國重要的服務業集聚的核心區域，是高新技術產業、汽車、電子電信、機械工業制造、能源及原材料工業基地。其中北京以奧運為契機大力發展現代制造業，著力打造汽車、電子信息、石化新材料、裝備制造、生物工程與醫藥、都市工業等六大支柱產業，促使其加快成長，壯大規模；天津作為我國北方重要的、綜合性的港口城市和加工制造業基地，是京津冀都市經濟區強大經濟能力的實業支撐；唐山作為能源、原材料生產為主的重工業城市，是京津冀都市經濟區不可忽視的經濟中心城市；秦皇島是京津冀都市經濟區重要的能源、原材料輸入輸出基地；廊坊位于京津之間，具備典型城郊型和衛星城經濟發展基礎；保定是河北省重要的輕工業生產基地和地區中心城市，是華北重要的造紙和膠片基地，并能夠分擔北京教育科研職能；滄州地處沿海開放地帶，是河北省發展外向型經濟的主要城市之一，隨著神黃鐵路西煤東運通道的建設，具有發展成為規模較大中等城市的基礎；承德是京津冀都市經濟區重要的生態資源涵養區，也是全國重要的旅游城市；張家口已成為河北省重要的工業城市和晉蒙冀交界區域的重要商埠。
以上分析表明：無論是外部宏觀環境還是內部互動協調，都直接驅動著京津冀都市經濟區的工業化深入發展。
2.2.4 市場化效益發揮潛力巨大。京津冀都市經濟區正在成為我國高速發展、規模龐大的消費市場。京津冀都市經濟區2004年常住總人口約為7 370萬人，從1990～2000年間居住六個月以上的外來人口近年來急劇增加（見表3），巨大的消費人群正在形成。北京和天津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萬元以上，城鄉居民消費結構中住房、汽車、教育、文化娛樂成為主要消費；2003年河北人均可支配收入為7 239元，消費能力也在逐年遞增。北京已經成為中國最大的房地產和汽車消費市場之一。2000～2003年商品房施工面積年均增長27%，2003年達到9千萬平方米，銷售面積年均增長25%，2003年達到1 894萬平方米。商品住宅銷售中外地和海外購房者比重提高，其中高檔房占20%左右。北京市汽車保有量達到200余萬輛，近年來年均增長10萬～20萬輛。
2008年奧運會帶來的發展契機進一步加速京津冀都市經濟區市場化進程。北京將著力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知識型服務業、現代流通業、旅游會展業四大產業，一方面，快速健康的市場化進程是四大支柱產業成熟發展的有力支撐；另一方面，四大支柱產業的發展反過來又促進市場化進程的深入，并持續提高對現代服務業、旅游業以及會展業的需求。
2.3從輻射的角度研究――我國北方經濟發展的引擎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已經在東部沿海地區形成了三大都市經濟區――京津冀都市經濟區、長江三角洲都市經濟區以及珠江三角洲都市經濟區，其中僅僅只有京津冀都市經濟區位于北方經濟區。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趨勢下，京津冀都市經濟區成為溝通我國東北、華北和西北地區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的軸心，其輻射能力隨著核心城市經濟增長而不斷增強。
京津冀都市經濟區新一輪經濟增長的特點表現為重化工業的加速發展和加工制造業步入到結構升級階段。
京津冀都市經濟區的機械制造、冶金、化工以及建材等重化工業隨著社會主義市場機制的不斷完善和生產布局的優化調整等將加速發展。這些產業的重要特點是建設周期長，投資規模大，產業聯系復雜，一旦啟動，帶動面廣，對整個區域經濟發展的推動力強勁。
此外，重化工業的加速發展促進了加工制造業的結構升級。在重化工業發展階段，重化工原材料產業、重加工制造業，如汽車、精密儀器生產制造業等、住宅、交通基礎設施制造業等等將會在京津冀都市經濟區直接形成一個規模更大、結構更為復雜的加工制造業體系，涉及地域面廣，地域分工因此進一步拓寬深化。
京津冀都市經濟區尤其是核心城市北京和天津，依托其產業優勢及人才優勢，在新一輪經濟增長過程中，是整個工業化進程的引擎，推動西北、華北以及東北地區的經濟發展。
2.4 從區域空間網絡體系的角度研究――溝通我國東、中、南以及北部經濟區的重要交通樞紐地帶
目前京津冀都市經濟區已基本形成以北京為主中心（陸路及空路）、天津為副中心（水陸）的陸?？站C合運輸網絡，并呈現以首都為中心的發散式組織形態（見圖3，4）。可見，在我國整個交通網絡體系中，京津冀都市經濟區的交通位置十分扼要，腹地范圍十分廣闊，包括西北、華北和東北地區，連通東北與華北，直通華南、華東，是東北亞地區直通歐亞大陸橋最便捷的通道起點之一。
京津冀都市經濟區的鐵路網絡發達，以北京為中心的放射鐵路線主要包括京山、京滬、京廣、京九、京原、豐沙、京包、京通、京承、京秦等10條，連接天津的鐵路有4 條干線（京津線、津山線、津浦線、津霸線）和1條支線（津薊線），此外還有大秦線、神黃線等能源通道和南堡線、坨港線等疏港鐵路。公路網已初具規模，有14 條國道以本區作為出發點，省道和縣鄉道路較為稠密，其中高速公路里程約占全國的1/10，2003年已建成的有12條，形成了一個網絡體系。
圖3 京津冀地區鐵路區位
圖4 中國城市間航空連接強度與連接緊密度最高的航線
以北京為中心的航空樞紐港在我國航空網絡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周一星，2002），航空連接強度與連接緊密度均位于前列（如圖4所示）。以北京為中心的京津冀地區無論是航空流的供給量與需求量都具有巨大的市場保證，成為核心航空樞紐地區。
此外，京津冀都市經濟區還形成了以天津為樞紐的渤海西岸港口組合，包括天津、秦皇島、黃驊、京唐等港口，未來河北曹妃甸港口等新港口建設等，使得地域組合內港口功能互補，各自優勢得到充分發揮。天津港是我國重要的樞紐港，腹地可達華北和西北廣大區域，主要承擔外貿件雜貨和集裝箱貨物進出口；秦皇島港為深水良港，是我國最大的能源輸出港；黃驊港是我國北煤南運第二條通道的海鐵聯運港。
京津冀都市經濟區的交通運輸網絡區位優勢十分突出，具有啟東承西、溝通南北的樞紐地位。充分利用這一地理交通區位優勢，是京津冀都市經濟區政治文化和科技創新核心區域的立足點；是完善與其經濟腹地――“三北”地區發生“集聚―輻射”機制作用的渠道；是面向東北亞、接軌全球經濟的關鍵所在。在下一輪經濟增長過程中京津冀都市經濟區要實現其區域功能優勢，完善“集聚―輻射”機制的作用，必須以交通區位優勢為根本出發點。
3.區域功能定位的推導思路
從區域功能形成機制看區域功能的定位，流動性生產要素在空間上的重組起到十分重要的重塑作用。由于資本、技術以及信息等生產要素的外部效應，區域比較優勢得以充分發揮，導致集聚與輻射機制發生作用（見圖5），產生規模經濟。流動生產要素主要包括人口、資本以及生產原料（自然資源等），只有土地是無法發生空間位移的非流動性生產要素。在一定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通過人口、資本以及生產原料等流動性生產要素在空間上的集聚，形成特色產業，區域規模效應和集約效應并舉，從而實現區域功能。區域功能定位既要追溯區域過往生產要素的空間“集聚―輻射”機制，分析研究區域在不同空間尺度下的地位與作用，又要為未來區域發展戰略和各項規劃提供直接依據。
圖5 區域功能定位形成機制示意圖
以京津冀都市經濟區國內功能定位為例：“我國政治、文化及科技創新的核心區域”是在一定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由北京這一核心城市功能推導而得出的結論；“我國最主要的城市和工業集聚區之一”從“集聚”的角度看，流動性生產要素人口、資本、技術以及信息等綜合作用結果在京津冀都市經濟區的體現，其集聚趨勢在經濟全球化以及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中將進一步深入發展，在國際化、城市化、工業化以及市場化直接驅動下，外部效應與規模經濟相伴產生；“我國北方經濟發展的引擎”則從“輻射”角度闡述了在新一輪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京津冀都市經濟區對周邊區域的帶動作用；“溝通我國東、中、南以及北部經濟區的重要交通樞紐地帶”則是從交通基礎設施網絡體系中定位其區域功能的支撐體系。
上述區域功能定位在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中分析，其分析思路如圖6所示。區域功能定位（這里針對國內功能定位而言）在空間尺度上往往具有相對性，需要承接更高層次區域功能定位的影響，從而正確推導研究區域功能定位。流動性生產要素是“集聚―輻射”機制發生作用的客觀載體，對其在時空格局中的把握成為功能定位準確與否的關鍵。這是因為區域功能往往體現流動性生產要素的空間重組將直接導致非流動生產要素（如土地）功能發生改變，進而改變整個區域功能。
圖6 區域功能定位推導思路
4.結論與思考
綜上所述，區域功能定位要描述空間相互作用機制――“集聚―輻射”的過程，刻畫流動性生產要素如原材料、人口、資金以及技術等等在空間的集散地域及集散途徑，評價其在空間經濟格局中的地位與作用。流動性生產要素，如信息和技術，近年來成為區域發展的新區位因素。由于外部效應與規模經濟，區位作用得以改變，“集聚―輻射”機制得以深化。因此，對流動性生產要素的空間集散及作用是新時代背景下對區位、區域以及區域功能研究的拓展方向。
（1）區域功能定位是在一定時空范疇內進行的區位分析，具有一定的空間層次性和時間進程性。因此，區域功能定位需要結合一定的歷史發展進程，立足區域資源稟賦，研究在空間層次上與其他相同等級區域的比較優勢。（2）區域功能定位要充分挖掘“集聚―輻射”作用機制的內涵。“集聚―輻射”是不同層次地域單元（如城市和城鎮體系）之間的空間相互作用機制。流動性生產要素的空間集散地域及集散途徑是“集聚―輻射”機制的重要空間載體，其外部效應以及達到一定規模后產生的規模經濟，是“集聚―輻射”作用機制的內涵所在。因此，功能定位作為區域發展戰略的重要依據，必須闡明區域更高層次區域中“集聚―輻射”機制演繹過程。（3）區域功能定位必須高度概括在更高層次交通網絡體系中的區位優勢。區位是區域在空間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流動性生產要素以交通網絡為支撐在空間的重組，改變交通網絡體系，反過來，交通網絡體系的變化又能導致流動性生產要素的流量與流向，兩者相互作用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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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Fujita M., Thisse J.F. Economics of Agglomeration: cities, industrial location, and Regional Grow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5]Berry B.J.L.City classificationhandbook: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John&sons,1972.
[6]Carter H. The study of urban geography. London;Edward Arnoed,1972;45-67.
本文圖4：中國城市間航空連接強度與連接緊密度最高的航線。引自：周一星、胡智勇《從航空運輸看中國城市體系的空間網絡結構》一文，在此表示感謝！
化工生產要素范文4
【關鍵詞】節約新社會資源節約生產節約資源節約
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一五”規劃綱要,把建設節約和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重要章節提出,資源節約擺到了經濟建設的重要位置。我國20多年的經濟高速發展是與高耗費、高污染相聯系的,GDP占世界3.9%,鐵礦石耗費占30%,水源耗費占40%,氧化鋁耗費占25%。鐵礦石進口達55%,原油進口占42%。耕地資源嚴重不足,水資源相當匱乏。能耗是7個工業國的5.9倍,45種戰略性礦產資源只有24種可滿足需求。環境惡化趨勢沒有得到有效遏制,在某些方面更加嚴重。資源環境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中的瓶頸,其迫切性越來越顯現。
一、建設節約型社會的重點在生產不在消費
節約資源可以從生產和消費兩個方面入手。生產節約資源是要在生產過程中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消費節約資源是要求人們要減少對各種產品的消費。建設節約型社會的重點是生產不是消費,追求消費水平提高是社會發展的動力,從消費入手要求居民減少各種產品的消費,不符合我們要建設現代化國家的目標。
我國目前在生產中的浪費隨處可見,主要原因是使用的設備技術落后和企業規模過小,致使我國在鋼鐵、水泥、電力、機械、建筑等領域,每單位實物產出量所消耗的能源和原材料水平,都大大高出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因此在這方面有著巨大的節約潛力。所以,要通過立法和經濟手段,強制報廢一批落后的生產設備,采用財政補貼、國家對貸款貼息和加速折舊的辦法,支持企業盡快淘汰和更新設備,并嚴格限制企業所使用設備的技術水平與規模,大力提倡規模經濟。
二、生產節約的重點是“增量”節約
生產節約可以分成增量節約與存量節約。增量節約是指如何提高資源的開采和加工效率,以提高資源的利用率。存量節約是指已經被加工成產品的資源,如何回收與再利用的問題,就是我們所說的“循環經濟”。從我國工業化發展看,未來10年,生產節約的重點應放在增量節約上,因為發展循環經濟需要一定的產品積累,才有較大空間。以鋼鐵為例,從工業發達國家看,當基本完成工業化時,人均鋼鐵生產能力700公斤到1噸,人均鋼鐵蓄積量10噸。對比我國,人均鋼產量200公斤,人均鋼鐵蓄積量1.5噸。目前,我國鋼鐵生產仍使用鐵礦砂煉鋼為主,占粗鋼產量85%,15%用廢鋼煉鋼,有60%的廢鋼是靠進口。在我國目前的鋼鐵消費中,房地產業占60%,機械工業占20%,汽車工業占4%,以房屋平均50年使用年限、機床和汽車平均15年使用年限計算,未來10年都不會有大量蘊含在房屋、機床和汽車中的金屬進入報廢期和可回收期。
我國城市化剛剛起步,汽車剛開始進入家庭,離居民主體已經基本滿足對物質產品需求的目標還差很遠,如果我國在2030年基本完成工業化,未來20年,我國鋼鐵業,可能不會進入以廢鋼鐵循環為主的階段。其他銅、鋁、鉛、鋅等有色金屬和塑料等資源的使用,也與鋼鐵的情況相當,都有一個在蓄積量達到一定程度,居民對以這些資源為原料的產品基本滿足的時候,這些資源循環使用時代才會到來。
所以,生產節約的重點應放在提高對增量資源的使用效率方面,要通過立法和經濟手段,促進提高資源的開采率,和支持企業對落后的生產能力進行大規模技術更新換代,使我國的采礦業與制造業能轉到節約資源技術進行生產。
三、資源節約的重點是土地和水
生產要素由勞動力、資本、土地、水、能源和各類礦產資源組成。生產的節約,就是要節約各種生產要素的使用。由于每個國家和地區生產要素的天然稟賦條件不同,在生產中各類生產要素使用的密集程度就不同,因為稀缺的生產要素價格較高,會引起生產要素間的價格替代。加之國際貿易的存在,對某些國內稀缺的生產要素,可以通過貿易方式獲得,有些生產要素不能通過貿易,如土地和水資源,所以,不可貿易的資源才是經濟發展中真正難以逾越的瓶頸。
我國人口眾多,平原面積少,人均平原面積1000平方米。日本人均平原面積700平方米,比中國少,但日本人口規模比中國少,可以從世界市場進口大量農產品,把農業問題放到國際市場去解決,從而把農業用地大量轉到工業和城市化。而中國人口太多,世界市場養不起,在工業化過程中必須留足農業用地,所以,中國在工業與城市化過程中面臨的土地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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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貧富懸殊 政治經濟學 分析
一、當代中國貧富懸殊成因的的政治經濟學視角
1.市場價值規律的作用
我們搞市場經濟，價值規律就要發揮作用。價值規律會導致分配上的不公平，促進了商品生產者兩極分化，進而會起到導致貧富分化的作用。在社會上，某一部門生產不足時，該部門產品價格就會上升，就會吸引商品生產者投入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反之，該部門生產過剩，商品生產者又會從中撤走生產資料和勞動力，轉入有力可圖的部門。這樣，勞動生產率高的，競爭力強的企業往往獲得較高的收入，因而越來越富。而生產條件差的，無力提高生產率，則競爭力差，往往得不到應有的收入甚至虧損以至破產。這種分化，從表面上看似乎是競爭的結果，實際上卻是價值規律作用的結果。
2.資本積累規律的作用
在我國非公有制經濟中包含了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的存在會伴隨資本積累的存在。為了獲取剩余價值，這些資本家通過對廣大勞動者的剝削積累大量資本，而這些資本或是用于進行簡單再生產，或是用于進行擴大再生產以便獲取跟多的剩余價值。大量資本的積累是建立在對勞動者剝削的基礎之上的，所以勞動者只會越來越窮，而富人那些私營企業主和外資企業的老板只會越來越富。
3.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的作用
資本家追求剩余價值的內在動力和資本家相互競爭的外在壓力，迫使資本家努力提高勞動生產率，因此，資本家就要采用先進的技術設備，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資本技術構成。而資本技術構成提高的結果是，總資本中的不變資本增長速度相對加快，使資本價值構成提高并導致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個別企業的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又會引起部門及整個社會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
4.分配制度不完善
現階段我國的基本分配制度是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其中的多種分配制度中就包括按生產要素分配，而在按生產要素分配中，又主要是按資分配。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弊端就是會造成貧富的懸殊。因為每個人擁有的生產要素的數量、質量、種類的不同，要素所有者所獲得的收入就必然有差距。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擁有生產要素的差異性是產生貧富懸殊的重要原因。擁有優勢生產要素的所有者，會有更多的機會富裕起來，積累大量資本，又利用手中的資本進行到下一次的賺取利潤的良性循環中。而另一部分缺乏生產要素和資本，能力和機遇又差的弱勢群體他們獲得社會資源的能力就弱，就必然導致這部分群體在獲取收入和積累資源資產上不如擁有豐富的生產要素的人。
三、貧富懸殊的政治經濟學求解
1.深化分配體制改革 實現社會公平正義
分配政策是一個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措施，主要是為了解決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公平問題?，F階段我國居民的貧富懸殊問題，表明政府的分配政策還很不完善。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四個方面對分配制度進行改革。
①建立和完善完善社會保障體系
社會保障制度是保證一個國家社會穩定，一定要大力發展生產力，發展經濟，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同時要加大社會籌集資金的力度，做好保障金的征收工作。要嚴格管理各項社會保障基金，確保各項基金的管理的規范和使用的安全，為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提供充足的物質保障。逐步加快對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等社會保險的改革，確保企業離退休人員的養老金的按時發放，保障廣大職工群眾的醫療，確保下崗職工的基本生活保障。要進一步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范圍，提高單位及個人的參保率。
②建立和完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提供工資最低水平
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是維護勞動者權益，調整勞資關系，實現社會公平的重要舉措。建立和完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廣大職工要積極地自發的組合起來，把分散的工人組織起來，成立工會組織，要強化工會組織的力量，形成一支強有力的代表工人權利的隊伍，以此來和企業進行協商，增加工人在協商中的話語權，以維護廣大職工的合法權益。
③開征遺產稅、饋贈稅和奢侈品消費稅
財富的饋贈和繼承都是財富的轉移，對于受贈者和繼承者來說，不會付出勞動就得到一筆財富，而這有悖于馬克思的勞動是來源的理論。對于其他社會成員來說也是不公平的。目前我國貧富懸殊矛盾比較突出，富人的豪擲千金和窮人的食不果腹形成的鮮明的對比，開征饋贈稅和遺產稅有利于實現社會財富的公平分配，保障弱勢群體的權益，實現社會公平。
參烤文獻：
[1]《對我國貧富懸殊的思考及對策》（《臺聲·新視角》2006第一期 P283業）張航 中國地質大學管理學院
[2]《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價值與障礙及其實現路徑》劉素華 《北京市工會干部學院學報》第25 卷第2 期2010 年6 月出版 P11
化工生產要素范文6
本文從解釋比較優勢的動態性開始，論證中國產業的升級，不應僅僅利用現實比較優勢，同時應該是國家有意識地支持企業，創造新的比較優勢的過程。利用現實比較優勢和創造新的比較優勢的關系，不是前后順序發展的關系，而是并行不悻，互相促進的關系。中國相對劣勢的產業是：高技術，部分資本密集產品，如化工，航空航天產品，先進技術裝備，特別是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戰略產業，必須作為長期動態比較利益培養，盲目迷信市場自由競爭，將永遠是劣勢。中國作為政治獨立的世界大國，須同時走兩條道路：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將目前勞動密集型產業升級，利用國家力量支持大企業，長期扶植具有獨立知識產權的戰略產業，這是發展和創造動態比較優勢的，兩條并行不悖的道路。
（中經評論 北京）關于加入WTO的諸多對策，皆主張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以此為基礎實現產業升級，最積極的思想不過“為國際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配件，或者從事其中手工裝配那一部分”，至于發展獨立的知識產權和戰略產業，很少有人提倡。除去那些有意配合國際資本，誤導中國戰略發展的利益驅動和立場問題不談，僅就認識偏差而言，有迷信“自由貿易”，厭惡國家保護，懷疑中國人的創新能力，脫離大國特征等一系列誤區，而忽視“比較優勢”的動態性，可能是理論誤區之所在。本文從解釋比較優勢的動態性開始，論證中國產業的升級，不應僅僅利用現實比較優勢，同時應該是國家有意識地支持企業，創造新的比較優勢的過程。利用現實比較優勢和創造新的比較優勢的關系，不是前后順序發展的關系，而是并行不悻，互相促進的關系。
一、比較優勢的動態性
國際貿易理論基礎是“比較優勢論”。人們普遍認為，居于經濟學主流地位的“自由貿易”思想，是以靜態比較優勢為基礎的，而主張國家保護的德國歷史學派才主張“培養動態比較利益”。實際恰恰相反：比較優勢或者比較利益，從來就是動態的，發展變化的，不存在什么“靜態比較利益”。只不過在具體問題上，人們一般要從現實存在的比較優勢出發，并且有意無意地，主動被動地把它長期化、固定化而已。
在亞當。斯密的“絕對比較優勢論”中，就承認比較利益的動態性。他把絕對優勢分為兩大類，第一是自然優勢，第二是“獲得性優勢”，指工業發展所取得的經濟條件，二者結合構成一個國家在生產和出口某種產品上具有的勞動生產力的絕對優勢。獲得性優勢包括資本和技術因素的作用，因此絕對優勢應該是動態的。李嘉圖的“相對比較優勢論”證明了，生產力不同發展水平國家之間可以根據相對優勢進行交換，雙方獲利。
H－O－S模型以資源稟賦理論為基礎指出，一個國家應出口那些密集使用其豐富要素的產品，進口那些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產品。通過國際自由貿易可以使生產要素得到有效配置，商品和生產要素的國際移動，可以促使“要素價格均等化”，并影響產業布局，這當然是動態變化的過程。
里昂惕夫發現美國進口資本密集產品而出口勞動密集產品，與美國資本充裕而勞動稀缺的現實不符。對里昂惕夫悻論的解釋是：美國熟練勞動比較充裕，所以出口大量熟練勞動型的產品，這可能是最初的“人力資本”概念，這就使比較優勢更加顯示其動態性-熟練勞動和人力資本，都是后天培養并可較快形成的。
在微觀理論方面體現比較優勢動態性的，是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處于創新期的新產品，實際上是知識技術密集型的；進入發展期即變成技術資本密集型；進入成熟期變成資本與熟練勞動密集型；進入衰退期基本成為成為一般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地也隨著生命周期變化而從技術創新的國家向其他國家轉移，決定了國際貿易的走向。
巴拉薩在1979年提出外貿優勢轉移假說，假設各國外貿結構和比較優勢會隨生產要素積累狀況而迅速改變。他把世界分為發達國家，新興工業國家，中國、印度、東盟等各個階梯，比較優勢可逐級替代。他的動態產業升級國際分工模式與東亞地區“雁形發展模式”相似，強調進出口商品結構變化和某種生產要素快速積累之間的動態聯系。
但實證分析證明，許多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而難以升級。于是，爭論就轉到了：如果市場經濟不能夠自動促進比較優勢升級，那么國家保護是否能夠促進？或許，效果更壞？-這才是“經濟自由主義主流派”和非主流派爭論的焦點。
比較利益理論的應用與國家利益密切相關。自由貿易論者主張以現存比較利益進行國際分工，代表的是發達國家，特別是處于世界經濟領導地位的“霸主”的利益，他們有意識地淡化比較優勢的動態性；保護主義者代表發展中國家利益，特別是那些具有發展潛力和欲望的、處于趕超發達國家時期的發展中大國的利益，所以強調比較優勢的動態性，并且進一步主張國家保護幼稚工業，因為所謂“國際市場經濟”，已經被發達國家控制而不利于新的參與者。發展中國家需要依靠國家力量，以關稅或進口配額作為工業化起步的暫時措施；而依靠市場力量，則根本無法實現比較優勢的升級。
歷史的進程和邏輯基本一致。歷史上4個最大的市場經濟國家，英國，美國，德國和日本，都是在貿易壁壘的保護下開始工業化進程的，英國在工業革命時期以死刑禁止絲綢和紡織品的進口，美國在20世紀20～40年代，關稅平均為40%，在1932～1933年甚至高達60%.日本戰后的迅速復興，是由于美國的優惠關稅政策，美國允許日本的關稅率在15％以上，而美國對日本的關稅只有5％。日本經濟學家被筱原三代平運用動態比較利益理論，提出“產業結構論”，主張國家扶植需求彈性高、能夠促進社會生產率提高的產業，即重化工業，獲得成功。舊中國工業發展不起來，除去日本侵略因素，主要就是帝國主義強迫中國把關稅降低到5％，從而無法保護民族產業。
戰后初期，發展中國家盛行保護主義，70年代后因為效果不佳，自由貿易理論占了絕對的優勢。
自由貿易理論的基本理論模型證明，自由貿易可以避免保護政策所帶來的效率損失，消除生產和消費扭曲，并產生額外收益。作為一個無法影響國外出口價格的小國，關稅會扭曲生產者和消費者行為的經濟動因，自由貿易可以消除扭曲并增加整個社會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