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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營商環境的建議范文1
一、金融危機對我國外貿增長的挑戰加大
(一)外需繼續下滑，訂單嚴重不足
企業反映，雖然國外進口商調整庫存已經告一段落，有的正開始增加進貨，但由于消費者預期很不樂觀，主要市場進口商下單普遍非常謹慎，有的企業已簽訂單也被推遲或取消。目前大部分企業手中都只有小訂單、短訂單，與往年大訂單、長訂單，訂單排到幾個月以后形成鮮明對比。獲得新訂單、開發新客戶難度加大。廣東東莞市的一些加工貿易企業在手訂單只相當于往年的一半，春節以后員工的返工率只有大約50％至80％。
(二)出口信用風險大幅增加
由于進口國一些金融機構倒閉或被收購，不少進口商、經銷商和零售商融資難，甚至破產、倒閉，企業和個人支付能力下降，目前出口信用風險急劇增加。很多企業對無信用證、無保障的訂單不敢接，即使進口商開出信用證，但企業對出具信用證的銀行資信也很難考證，企業將訂單安全性放在了首位，出口積極性下降。
(三)國際貿易摩擦明顯增多
企業遭遇綠色壁壘、技術壁壘較往年有所上升，增加了企業出口困難。歐美等國頻繁使用反傾銷、反補貼等貿易救濟措施；印度、俄羅斯、巴西、印尼等國家大幅度提高進口關稅。諸多國家要求在國內采購，優先考慮本國企業。廣東省偉經實業公司反映其去年用于反傾銷調查所支付律師費達350萬元人民幣。
(四)原材料價格大幅波動，出口的不確定性增加
去年以來國際主要原材料價格的大幅度劇烈波動，對企業打擊很大，造成許多企業經營虧損。出現了由于原材料價格下跌，國外客戶不愿下單訂貨，國內廠家生產訂單大幅減少，減少原材料采購，進而又導致國內原材料繼續波動下跌，國外客戶繼續觀望的惡性循環，增加了企業出口的不確定性。
二、國內外貿經營環境仍存在許多問題
(一)融資難的狀況并未改變
企業反映，雖然央行已經連續降息，并大幅放松了信貸規模，但是各地商業銀行為確保資金安全，采取多種新的限制措施，實際上提高了外貿企業的融資門檻，收縮了對中小外貿企業的信貸額度。這增加了企業的融資成本，限制和影響了企業的發展。例如，浙江省一些外貿企業反映，銀行不僅減少他們的授信額度，貸出的錢還需企業提供抵押擔保，并要將其中很大一部分存入銀行。所以，看起來l、2月份存貸款都增加了，但是企業用于周轉的資金卻減少了。
(二)退稅結構不合理、退稅不及時
當前出口退稅率根據某一稅則號一刀切的方式不盡合理。因為即使同類產品的技術含量也可能存在較大差異，應根據產品具體特點區別對待。由于海關分類沒有針對具體產品細分，導致一些技術含量高的產品被列入低退稅率的行列，一些低能耗、高附加值的產品被劃入“兩高一資”類。同時退稅程序上過于復雜，退稅門檻高，出口后一般需要三個月甚至更長時間才能拿到退稅款。
(三)人民幣實際匯率升值
匯率的大幅波動給企業的正常經營帶來很大困難。雖然目前人民幣與美元的匯率基本穩定，但是跟周邊國家、主要新興國家貨幣和歐元相比，實際匯率大幅度升值。面對主要貨幣的大幅度貶值，企業不知該選擇何種外幣結匯，很難規避匯率風險，因此也不敢簽訂時間較長的訂單。另外，外匯管理部門仍沿用過去為防止熱錢流入而設計的外匯聯網核查制度，不允許企業早收匯和早結匯，實際上增大了企業的匯率風險。
(四)檢驗檢疫手續繁雜、收費高
出口商品檢驗檢疫手續繁雜、收費高，一些中小企業不堪其苦。許多商品國內要求強制檢驗，但是其檢驗結果國外的進口商并不認同，所以在國內檢驗合格后，到國外還要再檢驗一次。國內這道檢驗僅僅是增加了外貿企業成本，降低了出口時效，毫無實際意義。
(五)國內經營環境惡化，企業商業誠信度下降
當前進出口企業受到原材料價格波動、國外進口商壓價、國內同行間惡性競爭幾方面因素擠壓，行業整體利潤下降。隨著危機不斷加深，企業間交易風險持續放大，違反合同、協議條款的案例頻繁發生，企業間誠信度不斷降低，正常的商業結算模式被打破，企業間大幅度地減少了原本正常的資金流動。企業不愿或減少放賬、放貨，要求增加預付款、保證金比重，要求全款付清交貨成為較普遍現象：“現金為王”主導企業經營等。
三、采取切實措施改善進出口企業經營環境
面對危機，許多進出口企業反映對今年的形勢看不清楚、信心不足。規模大的龍頭企業，抗風險能力比較強，國外進口商采購也優先考慮大企業；而中小企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企業困難則比較大，加上近幾年來多項政策調整的疊加效應，使這類企業的生存壓力更大。企業希望政府能夠幫助企業多解決一些實際問題，政策更具體，更具操作性，切實改善進出口經營的國內環境。
(一)保持外經貿政策的穩定性
企業反映近年來政策出臺過于頻繁，缺乏連貫性、穩定性，企業無緩沖時間，短時間內很難適應，非常被動。企業需要一個穩定的經營環境，建議政府結合實際，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更慎重的出臺外經貿調控政策，使政策更具穩定性和可預期性。
(二)切實解決企業融資難問題
出臺切實措施，解決基層商業銀行惜貸問題。建議銀行放寬外貿企業信貸限制條件，降低門檻，在融資渠道、品種、金額上能實行多元化方案：對優質、有發展潛力企業能夠提供更多支持，提高信用額度：對中小企業融資適當貼息，建立中小企業融資擔保機制，切實解決當前的融資難問題。
(三)完善出口退稅政策
建議國家對大部分出口商品的退稅率都要恢復到零稅率出口，并保持長期穩定：簡化退稅程序、提高退稅速度。及時修正和調整出口退稅稅則號不合理部分，針對產品細分，根據產品技術含量區別對待。
(四)保持匯率的基本穩定
面對危機影響不斷加深，人民幣匯率應保持相對穩定。應當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可考慮由實際上單一盯住美元調整為盯住若干種與我國外貿關聯度較大的貨幣。采用積極有效措施，適當控制人民幣匯率的波動。
(五)進一步提高貿易便利化水平
建議海關、商檢、外管等部門給予企業通關等方面的便利服務，簡化手續、提高效率，幫助企業度過難關。針對商檢，建議借鑒國外第三方檢測的方式，政府以監管為主，不直接參與管理，減少強制檢驗。
(六)進一步加大出口的扶持力度
對營商環境的建議范文2
企業開辦及工程建設項目審批方面，通過網上登記全覆蓋，“微信辦照”、“電子執照”、多評合審、多圖聯審、并聯審批等方式，簡化審核審批程序，壓縮審批時間。
服務保障方面，通過設立AB崗職責、加強用電報裝工作管理壓縮用電報裝時間，建立電子辦公程序，并同步手機客戶端等方法提供快速的不動產登記、電、水、氣的供給。
獲得信貸方面，推出“小微快貸”，開發“云稅貸”產品，實現以稅授信，誠信納稅微小企業足不出戶，3分鐘即可獲取貸款。
第二、存在問題：
一、營商環境要素缺乏競爭力，加強和改善營商環境工作亮點的舉措不多；二、企業的民間借貸數據難以查清，因此難以判斷他們的信用情況。三、相關窗口人員的專業知識掌握還不太全面，存在個別問題不能及時向群眾、企業辦理人員答復。
第三、下一步打算：
一是理清工作思路，創新工作方式方法，促進行政審批再提速、服務水平再提升；
二是利用新聞媒體、集中宣傳、電視問政等形式對營商環境再宣傳，形成“人人參與，全民知曉”的宣傳氛圍；
對營商環境的建議范文3
“我手中的書越來越厚,說明歐盟企業在中國面臨的問題越來越多。”中國歐盟商會主席伍德克拿著近600頁《歐盟企業在中國建議書》說。而去年的建議書只有400多頁。
中國與歐盟之間的商貿關系正值多事之秋時,9月2日,中國歐盟商會(European?Union?Chamber?of?Commercein?China)了第九版年度白皮書《歐盟企業在中國建議書2009/2010》。
“建議”越來越多
這份針對目前國內商業環境而向中國政府提出各項“改進建議”的《建議書》,是歐盟商會基于對其1400多會員的調查而得出的結論,涵蓋了中國經濟的幾乎所有領域,并新增了8篇“分會聚焦”,著重介紹了中國各地歐盟企業所處商業環境的近期發展和具體問題。
歐盟商會表示,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歐盟在華企業在我國所采取的一系列經濟刺激規劃中收益匪淺,該商會成員“對中國市場充滿信心并對其在華前景感到樂觀”。但今年的《建議書》要比往年厚重,這主要是由于歐盟企業的在華經營環境日益復雜,歐盟企業需要提出更多建議。
《建議書》向中歐雙方的決策者們提出了500余條建議,比如:民航業方面,希望能按照相同標準,對國內外所有航空公司征收機場費,允許航空公司直接向乘客收取客運服務費,在中國航空燃料市場引入競爭機制等。旅游業方面,希望制定一個允許歐盟旅游經營商在中國開展出境游業務的法律框架,并允許在中國境內使用外國計算機訂票系統。房產業方面,希望簡化中國建設行業的項目審批程序和外資企業的成立程序,允許國外全額投資,包括境外貸款,等等。
這已不是歐盟商會第一次對在華投資環境提出要求。“為什么這些問題都沒有變化呢?”有記者對伍德克提出這個問題時,伍德克回答說:“現在的經濟形勢很復雜。”其實,從去年年底以來,中國就受到一些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指控,這其中也包括歐盟,從7月底到現在,歐盟就對中國發起了5個反傾銷調查。最近,中國駐歐盟大使警告說,恰恰是歐盟應該適當注意其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的措施。統計數據顯示,今年1至7月,中歐雙邊貿易額同比下降了20.7%,歐盟對華投資下降了4.8%。
盡管歐洲企業在華經營條件“愈加具有挑戰性”,但歐盟企業從來沒有因此而放棄中國市場,不僅如此,他們還是熱衷于對這個世界上發展最快,最有潛力,并且有最大容量的市場的搶奪。因為,通過中國價值4萬億的經濟刺激計劃和銀行在今年上半年的迅猛放貸,歐盟企業從中收益巨大。對歐盟企業而言,中國市場正變得日益重要。中國經濟第二季度環比上升了18%,這在當前世界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是一個讓人難以置信的增長數據。
該建議書已經呈遞給中國各級政府及監管機構、歐盟委員會、歐盟各成員國政府和中歐兩地的廣大商業組織及公司。
中國歐盟商會是歐盟企業在華的獨立的官方代言機構,由51家會員企業于2000年10月19日成立,其目的在于為歐盟企業在華發展提供一個共同的利益代表。商會的會員包括了各個商業領域的、來自歐盟成員國的、分布于中國各地的歐盟企業。
“歧視”說言過其實
《建議書》描繪了一幅令人擔憂的中國商業環境圖景,充滿了中國對外國企業的歧視、專斷的法律規定,以及對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義務的濫用。
就歐盟商會所提出的方方面面,中國相關政府官員和學者一一做出解釋,并對其中不合理的說法提出了駁斥,指出歐盟商會及其成員有言過其實之嫌。
在歐盟商會主席伍德克看來,過去的一年,歐盟企業在中國的經營情況變得更糟?！拔覀冏⒁獾?過去的一年,中國經濟開放的進程有逐漸放緩的跡象,有些方面,甚至有倒退的情況?！?/p>
商務部不同意這樣的說法。在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院研究院李健看來,中國在鼓勵外商投資等方面已經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爸袊尤胧澜缳Q易組織已經8年了,沒有人會否認中國的努力。中國需要作出一些改變,但是我們也不能指望這些改變一夜之間就能做到,所有的問題都只是時間的問題。”商務部也表示“中國一直以來都致力于為外商創造一個公平透明的環境,也得到了廣泛的認可。對于外界的各種建議,中國政府都保持歡迎和重視的態度”。
上海社科院外商投資研究中心主任李小剛也不同意歐盟商會的說法?！爸袊馔馍掏顿Y中國的汽車行業就已經是做出了很大的讓步。現在中國政府是可以開始考慮對外商投資汽車領域做出相應的調整,但是,到底如何調整,以及什么時候調整這些都完全取決于歐盟是否愿意在一些關鍵問題上作出讓步,以及做出多大的讓步。”
李小剛所指的關鍵問題就包括中國很關注的市場經濟地位的認可。到現在為止,發達經濟體包括美國,歐盟和日本都沒有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而這是直接導致各種反傾銷案件的根源?！斑@是一個雙方博弈的過程。中國的汽車業發展迅猛,歐洲汽車企業當然希望贏得更多的份額和利潤,但是我們也不能輕易的就讓他們從中受益?！?/p>
迄今,中國已經建立起既符合國際規則、又適應國內發展現實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同時知識產權執法力度不斷加大。2008年,中國頒布了《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將知識產權上升到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報告說,因為中國強大的經濟活力以及可預見的經濟穩定,中國仍然是國際大公司的首選投資地。
“不滿”論是要更多實惠
這部厚達600頁的《建議書》主要從市場準入、立法和執法透明度、知識產權等三大領域對歐盟企業在中國發展的利弊進行分析和研究。它的大部分內容直接或間接地表達了對中國現行對歐商業政策的不滿,有些“建議”更是直言不諱,認為“中國改革開放步伐正在放緩,有時甚至與開放進程背道而馳”“對華貿易和投資的障礙使得歐盟企業每年錯失價值210億歐元的貿易機會”“金融危機助長了貿易保護主義――中國政府的干預和限制正在增多”“中國市場正變得日益重要,但在某些行業,市場準入障礙與日俱增”“在世界銀行‘總體經商便利性’的全球排名中,中國僅位居第83位”,等等。
對營商環境的建議范文4
論文關鍵詞：營銷渠道，權力策略，分類
文化因素影響渠道成員對權力策略的認知與使用偏好。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渠道成員可能將同種權力策略歸類到相對立的類目中，而且會對權力行為有不同的選擇，比如高權力距離文化中的渠道成員更傾向使用強制性權力策略，而低權力距離文化中的渠道成員則傾向使用非強制性權力策略。迄今為止，還沒有文獻研究中國營銷渠道中權力策略分類問題。本文首先通過訪談法識別國內營銷渠道中制造商經常使用的權力策略類型，然后使用因子分析方法對權力策略加以分類。
一、渠道權力策略及其識別
（一）西方文獻中的權力策略
渠道權力是一個渠道成員影響另一個渠道成員決策變量的能力。一個渠道成員擁有權力并不足以保證對另一方的控制。權力客體行為或決策的實際改變是權力主體有效使用權力的結果。如何使用權力呢？渠道溝通是渠道成員運用自身權力的重要方式[1]。當一個渠道成員想真正改變另一個渠道成員的行為時，就需要運用各種權力策略去影響它。權力策略就是指一個渠道成員為了改變另一個渠道成員的行為或決策而有目的的與后者所進行的溝通努力。Frazier和Summers（1984）首先識別出威脅、許諾、法律、信息交換、建議與請求等六種西方營銷渠道中較為常用的策略類型[2]，這為以后的研究者所廣泛認可和接受。Frazier和Summers（1986）根據權力策略的使用是否直接改變對方的行為，將其分為強制性權力策略和非強制性權力策略兩類[3]，這是比較常用的分類方式。其中，前者指制造商向經銷商直接施加壓力，使其執行特定行為的各種方式，包括威脅、許諾、法律等三種策略形式；后者指不直接改變經銷商的行為，通過增強它們對制造商期望行為的認同感來改變自己的行為，包括信息交換、建議和請求等三種策略形式。
（二）國內營銷渠道中權力策略的識別
跨文化渠道權力研究發現，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渠道成員對權力策略的認知與使用偏好方面存在差異論文服務。鑒于中西文化之間的巨大差異畢業論文格式，西方渠道企業普遍使用的權力策略可能在中國市場是無效的，因此理解國內渠道成員對權力策略的認知與使用偏好是極其重要的。本研究采用訪談法識別國內渠道中制造商經常使用的權力策略類型。訪談對象選取了來自制造業、郵電通信業等15家重點企業的20名制造商銷售人員與經銷商負責人。他們均是本企業與交易伙伴接觸的主要界面，并且在本企業具備至少4年以上從業經驗，對于所要訪談的內容比較了解。通過對訪談記錄的整理，我們得到國內渠道成員對權力策略的認知與使用頻率方面的一些結論。第一，未發上述六種之外的其它權力策略類型；第二，許諾、信息交換、建議和威脅是制造商頻繁使用的權力策略；第三，法律與請求策略是制造商不使用或者很少使用的權力策略類型。本研究主要探討威脅、許諾、信息交換和建議策略，而不考慮實踐中偶爾使用甚至不使用的法律策略與請求策略。
二、研究假設
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渠道成員可能將同種權力基礎或權力策略劃歸到相對立的類目中。Johnson等（1993）發現，日本分銷商對于權力基礎的認知與西方渠道理論有別[4]。西方渠道理論將權力基礎分為強制性權力與非強制性權力，而日本分銷商則將權力基礎分為權威性權力與培育性權力。Lee（2001）研究表明，中國經銷商感知合資企業擁有的權力源為侵略性（強制權、獎勵權與法律權）與非侵略性（專長權、認同權與信息權）兩類，但比西方渠道環境下的關系弱一些[5]。在本研究中，訪談對象將威脅、許諾與法律策略歸為一類，將請求、信息交換和建議策略歸為另一類，其理由是：威脅、許諾與法律策略使用的結果更多的是由源企業所控制，而請求、信息交換與建議策略使用的結果更多的是由目標企業所決定。雖然還沒有研究報告中國渠道環境中渠道成員對權力策略分類的感知，但是我們依然期待國內渠道成員感知的權力策略為雙維的：強制性與非強制性，其中前者包括威脅與許諾策略兩種方式，后者包括信息交換與建議策略兩種方式?；谏鲜龇治?，提出如下假設：
H1：在中國營銷渠道環境中，經銷商感知制造商使用的權力策略可分為強制性權力策略與非強制性權力策略兩類。
H2：在中國營銷渠道環境中，強制性權力策略由威脅策略與許諾策略組成。
H3：在中國營銷渠道環境中，非強制性權力策略由信息交換與建議策略組成。
三、實證分析
（一）研究方法
1.樣本與數據收集
本研究選擇一家木地板制造商的分銷系統作為調研對象，這是因為關注一個企業或一個行業的分銷渠道是大多數渠道研究的傳統。本次研究共發放問卷130份，回收130份，其中有效問卷120份，占返回問卷的92.3%；無效問卷10份，問卷無效的原因主要是沒有填寫完整或回答幾乎完全一致的問卷，占返回問卷的7.7%，抽樣時間歷時4個月。
2.量表開發
量表測量經銷商感知最近一年內制造商使用各種策略的使用頻率。所有變量都采用李克特7點計分的方法來度量，數值從1到7分別代表“絕不使用”到“絕對使用”。強制性權力策略包括兩個方面：當經銷商不依從制造商的要求時，則給予一定的懲罰畢業論文格式，即威脅策略；當經銷商依從制造商的要求時，給予其一定的獎勵，即許諾策略。非強制性權力策略也包括兩個方面：制造商向經銷商傳遞相關信息；制造商提供有助于改善經銷商經營狀況的建議。根據Boyle等（1992）[6]的研究，我們為威脅與許諾策略各設計了3個題項，還分別設計了3個與4個題項來測量信息交換與建議策略。
（二）量表的信度與效度檢驗
信度主要考查問卷的內部一致性系數，一般認為其值應在0.70以上。效度主要考察結構化效度指標，因子載荷值低于0.50以及具有交叉載荷的測量指標應全部刪除。威脅策略的1個題項由于具有交叉載荷而被刪除。本文采用SPSS13.0中的因子分析法對問卷的信度與效度進行分析。結果顯示（見表1），四個多維度變量的α系數均大于0.70，說明測量題項的可靠性較高；四個多維變量通過KMO與Bartlett’s Test檢驗，因子負載情況比較好，都在0.61以上，而且他們所累積解釋的方差百分比遠遠超過60%，這說明它們的建構效度是基本可以接受的。因此，量表設計科學嚴謹，可以用來測量概念模型論文服務。
表1 量表的建構效度
題項
信息交換因子
建議因子
許諾因子
威脅因子
Infe1
0.789
Infe2
0.797
Infe3
0.616
Suge1
0.791
Suge2
0.702
Suge3
0.801
Suge4
0.627
Prom1
0.792
Prom2
0.720
Prom3
0.653
Thre2
0.822
Thre3
0.878
a
0.879
0.900
對營商環境的建議范文5
一、我市歌舞娛樂場所無證經營的現狀
目前，全市共有從事歌舞娛樂經營活動的場所114家，其中已取得娛樂經營許可證的合法歌舞娛樂場所58家（八步區25家，平桂區3家，富川縣14家，鐘山縣8家，昭平縣8家），未取得娛樂經營許可證即擅自從事歌舞娛樂經營活動的場所56家（其中八步區4家，平桂區2家，富川縣36家，鐘山縣14家），占全市歌舞娛樂場所的49.12%。
無證歌舞娛樂經營場所為了招徠顧客，基本上都集中在居民區、集貿市場、大型商場等繁華地帶的附近，而且大部分集中在城區和縣城，只有5家場所（平桂區2家，鐘山縣3家）坐落在鄉鎮。這些場所經營者為節約成本，往往因陋就簡，不少場所根本就不具備基本的安全生產經營條件，存在嚴重的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安全隱患。
二、我市歌舞娛樂場所無證經營的危害
（一）嚴重威脅了消費者和周邊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
無證歌舞娛樂經營場所的經營業主法律觀念淡薄，安全意識欠缺，場所普遍存在安全生產管理制度不健全、消防設備不足、應急通道狹窄、應急通道被雜物堵塞、未安裝應急燈等安全隱患，極易發生安全生產事故，嚴重威脅了消費者和周圍群眾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同時也給監管部門帶來高風險的安全監管責任。
（二）嚴重影響了周邊群眾的正常休息
合法經營的歌舞娛樂經營場所在建設過程中需要投入大量資金安裝環境噪聲污染防治設施，而無證歌舞娛樂經營場所為了節約成本，往往少安裝或不安裝環境噪聲污染防治設施。營業過程中經常出現噪聲擾民問題，嚴重影響周邊群眾的正常休息，群眾意見很大。
（三）擾亂歌舞娛樂市場的經營秩序
由于無證歌舞娛樂經營場所在建設過程中投資較少，與合法的歌舞娛樂經營場所相比成本上有一定的優勢，因此可以以較低的價格吸引消費者，在經營上對合法歌舞娛樂經營場所形成一定沖擊，挫傷合法歌舞娛樂經營場所的積極性，擾亂了歌舞娛樂市場的經營秩序。
（四）損害了歌舞娛樂場所的形象
無證歌舞娛樂經營場所大多是因陋就簡，往往兩、三個包廂就是一家歌舞娛樂場所，而且為了節約經營成本，往往沒有專業的保潔人員，由工作人員兼職打掃衛生，場所基本上都存在臟亂差的情況。給消費者、特別是外地游客留下不好的印象，這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我市歌舞娛樂場所的形象。
三、歌舞娛樂場所無證經營問題的成因
（一）場所硬件條件不合格
根據《娛樂場所管理條例》第七條第一款和《娛樂場所管理辦法》第六條第一款的規定，娛樂場所不得設立在房屋用途中含有住宅的建筑內、居民住宅區和車站、機場等人群密集的場所，但無證歌舞娛樂經營場所出于節約成本和便于招徠顧客的考慮，基本設置在自家住宅樓、商住兩用樓或居民區中，不符合娛樂經營許可證的辦證條件，導致無法辦理娛樂經營許可證。
（二）經營者在認識上存在誤區
一是2015年國家實行“先照后證”改革后，一些無證歌舞娛樂場所的經營業主不清楚從事娛樂場所經營活動所需要辦理的手續，誤認為只要取得了營業執照，就是合法經營。二是大部分無證歌舞娛樂場所經營業主存在僥幸心理。他們心存僥幸地認為無證經營不一定能查到，而無證經營約束少，可以逃避監管部門的監管，有效逃避稅費、裝修等成本支出，一些經營者寧可冒著違法經營風險，也不愿意去辦理相關審批手續。
（三）辦照辦證部門信息溝通不暢、對申辦企業提醒不到位
根據《娛樂場所管理辦法》第十一條第一款的規定，在申請辦理娛樂經營許可證之前，先要取得工商部門的營業執照和消防、環保部門的批準文件。辦理工商部門的營業執照條件較松，只要有合法身份和經營場所就可以，但消防、環保部門的證件較嚴格。文化部門的許可證必須擁有工商營業執照和消防、環保部門的批準文件才能核辦。如果經營業主在辦理工商部門的營業執照時不提醒和宣傳不到位，一些申辦企業會誤以為有工商營業執照就是合法經營了，往往會拿到營業執照后就投入裝修，如果得不到消防、環保部門的批準文件或是場所設立不符合法律規定，文化部門無法補辦許可證，就會出現新的無證經營場所，查處起來成本很高、難度很大。
四、整治歌舞娛樂場所無證經營問題的對策建議
按照《娛樂場所管理條例》和《娛樂場所管理辦法》的規定，擅自從事娛樂場所經營活動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門責令停止經營活動，并依法予以取締。但實際操作中極為困難。一是歌舞娛樂場一般投入資金較大，少則5萬—10萬元；多則幾十或幾百萬元，立即取締關門，業主損失很大，抵觸情緒較大，執法難度風險大。二是文化部門執法是弱勢執法，沒有強制措施；無證經營業主往往置文化部門責令停止經營活動的通知不理，照常營業。如果僅憑文化部門去監管查處，收效甚微。不徹底整治歌舞娛樂場所無證經營行為將后患無窮，何時出問題也無法預料。為做到標本兼治、把無證歌舞娛樂場所問題治理好，特提出如下建議：
（一）嚴格執法，信用懲戒
以日常巡查為主，積極開展專項整治行動，加大巡查密度和力度，確保市場檢查持續不斷、嚴查違法經營持續不斷，使良性循環有序檢查形成常態化。對檢查中發現的無證歌舞娛樂場所，嚴格按照《娛樂場所管理條例》第四十一條和《娛樂場所管理辦法》第二十八條的規定，在責令擅自從事娛樂場所經營活動的場所停止違法行為的同時，將場所經營業主依法列入文化市場黑名單，予以信用懲戒。
（二）加強立法，保障執法
自2017年10月之后，《無照經營查處取締辦法》修改為《無證無照經營查處辦法》，其中第十二條規定“從事無證經營的，由查處部門依照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予以處罰”，而目前《娛樂場所管理條例》并未進行修改，并未賦予文化部門查處無證歌舞娛樂場所的有效手段，導致文化行政部門在查處無證歌舞娛樂場所時，只能責令其停止擅自從事娛樂場所經營活動的行為，而無證歌舞娛樂場所經營者拒不停止的，文化行政部門也缺少相應法律法規和有效的手段予以取締。建議參照《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場所管理條例》對擅自從事互聯網上網服務經營活動的處罰，賦予文化行政部門對擅自從事娛樂場所經營活動的給予罰款、查封場所、扣押從事經營活動專用工具、設備的行政處罰權和行政強制權，以保障取締工作的正常開展。
（三）加強辦照辦證部門信息溝通，負起向申辦企業提醒宣傳的責任
工商部門在受理歌舞娛樂場所企業申辦營業執照時，應向申辦企業提示宣傳：申辦歌舞娛樂場取得營業執照后還必須獲得消防、環保部門的批準文件及文化部門的許可才能開展合法經營，否則僅有營業執照就開展經營的屬違法行為。同時工商部門受理歌舞娛樂場所企業申辦營業執照后應利用信息共享平臺告知消防、環保部門及文化部門何時何處何人申辦了歌舞娛樂場所企業，方便這三個部門的監管，及時督促申辦人辦理相關證件。這樣才能從源頭上減少無證經營的現象產生。
對營商環境的建議范文6
工作總結是做好各項工作的重要環節。通過它，可以全面地，系統地了解以往的工作情況，可以正確認識以往工作中的優缺點。為此收錄了一些范文，希望能為大家提供幫助。
按照中、省、市、區等關于環保工作的文件精神，結合縣機動車維修行業實際情況，扎實開展機動車維修行業環境污染防治工作?，F將有關情況總結如下：
一、建立領導機構
成立縣機動車維修行業環境污染防治工作領導小組形成專班，負責環境污染防治工作的組織與領導。
組長：
副組長：
二、整治范圍
縣內內機動車維修企業(業戶)。
三、整治內容
組織縣內涉及危廢、烤漆房的持證經營業戶以及部分無證經營業戶，開展環保專題會議2次，開展危險廢物管理培訓1次，向各維修企業宣貫相關環保的法律法規，宣傳環保知識，規范危險廢物的收集、存貯、轉移、處置整個流程管理，并妥善保存相關臺賬和佐證資料，督促涉及噴涂作業的維修企業，制定烤漆房尾氣處理裝置的維護保養計劃和規范建立更換臺賬。推進烤漆房升級改造工作，根據升級改造時限，倒排計劃，引導企業使用水性等低揮發性有機物環保型涂料，建議企業在打磨過程中采用粉塵收集處理裝置。
省環保督察1次，協同環保局對縣內的維修企業進行深入檢查3次11家維修企業，運管部門開展環保工作檢查150余家次，在檢查過程中，存在未定期更換活性炭及過濾棉、更換臺賬不規范、危廢臺賬記錄不規范等問題，現場對企業進行督促指導，并及時進行整改。
四、摸排情況
截止于2019年12月17日，對縣內二、三類維修業戶以及無證經營業戶摸排調查共110戶，其中二類6戶、三類12戶，無經營許可證92戶，無工商營業執照31戶。
檢查縣內涉及噴涂作業維修企業(業戶)共21戶，已升級改造購置光氧催化廢氣處理器16家，改成儲藏間2家，從新選址新修噴漆房2家，已停業1家?？h內涉及廢機油、廢鉛蓄電池維修業戶共56戶，同時現場向各維修業戶宣傳環保知識，指導企業規范危險廢物的收集、存貯、轉移、處置，完善危廢倉庫建設，危廢標識標牌的規范制作和上墻公示。
通過摸排調查，大部分有照有證的維修企業，環保工作推進良好，基本有相應的環保意識，其中仍存在危廢臺賬記錄、轉移處置佐證資料保存不規范，現場環境衛生不整潔等問題，而其余有照無證、無證無照的維修企業主要問題是工商營業執照的經營范圍與實際的經營范圍不相符，危險廢物臺賬基本沒有，危險廢物貯存間建設不規范或將危廢隨意堆放，基本無危險廢物標識標牌等問題。
五、存在問題
(一)維修業戶點多、面廣
縣內維修業戶點多面廣，環保宣傳推動乏力，運管部門人員單一，而運管部門又無環保方面條款作支撐，現今取消對維修業戶的經營許可，部分維修業戶持工商營業執照，而營業執照的經營范圍與實際經營范圍不符。建議加強各個部門間聯合執法，從占道經營到場地周邊衛生，從經營范圍到規范危廢管理，全面整治機動車維修市場。
(二)揮發性有機物的管理和使用臺賬不規范
目前，揮發性有機物的管理和使用臺賬沒有相應標準、式樣，造成臺賬的建立、記錄不規范，同時，行業管理部門在收集整理時，不方便歸納匯總。
(三)危險廢物處置能力不足
目前，全省沒有一家廢鉛蓄電池處置企業，廢活性炭、廢機油桶、廢機油格等包裝物沾染物處置企業只有2戶，危險廢物處置能力的不足，導致了企業簽訂處置協議保證金價格過高，更換活性炭成本增加，同時也導致危險廢物堆積量達到庫存極限，加劇企業負擔。
(四)汽車維修行業環境污染防治財政投入資金不足
目前，全縣推進汽車維修行業環境污染防治相關費用未納入財政預算，升級、改造、購置等資金均為企業自籌，涉及噴涂作業的維修業戶，環保要求進行環境評價報告，而進行環境評價報告檢測、驗收等費用，至少需要10萬元，加重了企業負擔，同時也影響了中、省、市、區環保政策的順利推進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