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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經濟轉型市場經濟范文1
一百多年來，中國電影在故事片、美術片、戲曲片、紀錄片和科教片的創作上，成果非常豐富。據不完全統計，不包括港澳臺地區單獨拍攝的影片，截至2013年第一季度，一百多年來，中國一共拍攝有故事類影片10500多部，加上美術片、戲曲片、紀錄片和科教片，總計約33000余部。當然，如果加上近年來蓬勃發展的基于互聯網環境下的各類視頻作品，如微電影、微視頻，還有學生作品，那就異常豐富，數量上極為可觀。中國電影在2012年不斷開拓進取，繪就了新的歷史篇章。2012年國內共生產故事影片745部，全年各類電影總量達893部。而國內電影市場迅速崛起，2012年全國電影總票房達170.73億元，國產影片票房達82.73億元，占總票房的48.46%。截至今年5月底，全國票房已接近100億，比去年同期上升超過40%。這個速度，在過去是不能、也不敢想象的。十多年前的中國電影，產量非常少。2001年僅88部。而年度總票房，2001年才不足10億元人民幣。作為電影產業的經濟指標，在2010年，全年總票房首度突破百億大關而跨入“后百億時代”，而國產影片在中國電影市場上，同樣取得了幾乎是非常讓人驚喜、甚至是“意外”的收獲。自今年賀歲檔以來，不僅出現了《泰》、《西游降魔篇》等兩部過十億元的華語大片，而且《十二生肖》、《一代宗師》、《當北京遇上西雅圖》、《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中國合伙人》等，也獲得票房與口碑的雙豐收，顯示出國產電影的市場成熟。其中，類型片創作趨向活躍，電影票房屢屢創下紀錄。國產影片創作在2012年的變奏、轉折與發展，和其他重要藝術現象一樣，是其所處的時代、現實和社會的創造物。中國電影創作及市場的內容和形式上的變革，很顯然已經融入所處的時代和社會新語境的表現內涵、形式呈現出的交織關系中。中國電影的成就、多維與豐富性，以及快速發展的電影市場情況，成為昭示中國崛起的輝煌的文化證明。
但是，就在國內市場快速崛起的同時，中國電影海外市場的發展相對滯后，對于2012年的中國電影說來，國內外市場冰火兩重天：國內市場發展到170.73億元，同比增長30.18%，而海外票房與銷售收入僅有10.63億元，同比減少48%。近年來的海外市場在逐年急劇萎縮，越來越多的中國電影在本土市場上大獲全勝，卻無法開拓海外市場。從《赤壁》、《投名狀》到《泰》，都成為敗走西方主流電影市場的典型例證。中國電影在海外市場上的弱勢地位，亟待改變。
2012年2月中旬，中美間達成了一項擴大中國進口好萊塢3D等特種電影的協議，顯示中國電影市場進一步開放的趨向。顯然，政策由充分發揮護航改變為更為開放的情況，類型電影生產、電影產業、市場及技術發展勢頭不減，迅猛異常。但與此同時，真正實現中國電影和海外市場的無縫對接，卻缺乏有效性和持久力的政策舉措與策略。
我們看到，一方面，進口大片數量的增加對國產影片和中國的電影市場在票房、技術、藝術以至文化內容上的沖擊明顯，另一方面，中國電影“走出去”更面臨好萊塢的強勢話語。好萊塢對國產片創作無疑形成了巨大的挑戰。對于中國電影來說，以美國好萊塢為代表的國外商業電影，構成了全球化的市場競爭、藝術、技術與文化語境。
然而，僅成為“世界電影市場”，成為好萊塢的第一大海外市場，還遠遠達不到發展的目的，對于中國電影來說，走向世界，發揮文化推動經濟發展的作用、發揮電影海外市場競爭的作用，是實現質的飛躍，贏得國際影響力，成為全方位電影大國以至電影強國的唯一方式。
二
中國電影海外市場競爭策略及其實現的關鍵，是如何實現中國電影的“國際化轉型”。它包括對內通過華語電影的深度融合，打造新型中國電影；對外采取區域化市場開拓的方式，針對不同區域的特性制訂不同的競爭對策。電影在當代社會中的影響力，有力地證明了電影在時代文化復興與文化建設中的位置。
近年來，在中國文化“走出去”作為我國文化發展戰略、“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作為我國文化建設戰略重點的背景之下，不少論者都將目光聚焦于電影這一最具國際化性質的產業門類，于是涌現出了諸多為中國電影“走出去”工程解方程的課題。由上海交通大學教授李亦中主持的國家廣電總局部級社科研究重點項目“中國電影‘走出去’路徑與策略研究”，在前期研究成果中梳理了中外電影交流跨世紀的進程，考證了中國電影“走向世界”動因與文化心態，并對中國電影在海外能見度作出解析，認為要積極應對“文化折扣”，最后提出了三條路徑“分步走”：文藝片挺進國際電影節；重點輻射亞洲地區；商業大片硬碰硬“與狼共舞”。由中國傳媒大學教授李懷亮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國際傳媒秩序重構與中國傳媒業發展戰略”等課題，在前期研究成果中指出，中國電影“走出去”工程仍面臨整體帶動性不足、觀念陳舊等問題，需要做好企業培育、國際市場調研、電影配音、人才培養、拓寬和選擇合適的發行渠道及建立品牌、開發電影產業鏈等六個方面的工作。由清華大學教授尹鴻主持的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攻關項目“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影視文化戰略研究”，在前期研究成果中認為，提高中國電影國際競爭力的關鍵是要辯證地處理好民族性與世界性、傳統與現代、以我為主與市場適應的關系；適當地妥協是中國電影走出去的前提，走得出去才能站得起來；文化輸出必須遵循軟實力的柔性規律。由上海大學教授聶偉主持的上海市社科規劃課題“基于產業集聚與文化交往的電影競合研究”，在前期研究成果中提出“泛亞洲電影共同體”的建構策略，立足海外華裔社群，將視點從好萊塢轉向亞洲市場，重點培育區域產業文化鏈，通過跨國/區競爭合作，提升中國電影產業實力。由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王凡主持的國家廣電總局部級社科研究項目“中外合拍片與中國電影全球化戰略”，在前期研究成果中認為，面對以“融合”和“對話”為特征的新的歷史階段，中外合拍片不僅是一個中國文化輸出的平臺，一個中國電影“走出去”的主要渠道，一個用“借船出?！钡乃悸反蛟熘袊娪爱a業實力的跳板，而且是一個力圖與全球主流電影市場和全球主流電影觀眾價值觀相融合的“行業事實”。上述觀點和成果，不僅在文獻研究、文本研究、歷史研究、市場調研方面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努力，而且在價值觀和方法論的雙重維度上都提供了很好的啟示。但探討中國電影海外市場競爭的策略與路徑，并就如何真正實現中國電影的“國際化轉型”，提出看法，仍然需要做進一步的工作。
中國電影海外競爭策略可行性所涉議題內容豐富，有著很強的開放性和廣闊的理論研究價值，深入探討，尋求發展或突破的新路徑，具有現實針對性和面向未來的前瞻性?；赝惺芬詠碇袊娪皩ν饨涣鳌⑤敵龊徒灰?，有其值得肯定的歷史成績，但中國電影在海外發行、海外推廣以及兩岸多地積極開展合作、提升傳播文化價值觀等方面的進程，在商業經營、內容、生產、融資、推廣及大中華地區的合作與融合諸方面新的發展、互動與創新，值得反思，所需進行的調整和改變，勢在必行，且意義重大。
中國電影走出去，在傳統的意義上，是由政府扶持、組織、協調之下進行的。近年來，在海外舉辦中國電影節（展），選送優秀影片參加國際電影節，在做好公益性的對外交流的同時，還愈趨注重商業性的海外營銷。2012年，電影局大力推進電影頻道在9個非洲國家的13家主流電視媒體、緬甸國家電視臺、波蘭國家電視臺、美國俏佳人集團ICN電視臺落地。同時，在境外40個國家和港澳臺地區共舉辦了118次中國電影展映活動，展映國產影片614部次，比2011年增加4個國家，增加43次展映活動，增加129部次影片；共選送390部次影片參加在32個國家及港澳臺地區舉辦的77個國際電影節，比2011年增加7個國際電影節、95部次影片，其中有55部次影片在21個電影節上獲得73個獎項，獲得獎項數量比2011年增加9個。一年來電影局共組織譯制國產影片47部（英、法、西、阿、俄等10個語種），向48個駐外使領館提供了526部次影片，用于舉辦中國電影展映活動。此外，電影局充分利用在國外舉辦的中國文化年與各國建交重要年份等機會，配合外交部、文化部等部門先后在土耳其、印尼、以色列、白俄羅斯、日本舉辦中國電影展映活動。目前已與一些國家相關機構建立了長效交流機制，在法國巴黎、美國洛杉磯和紐約、日本東京、加拿大蒙特利爾、香港等城市實現了每年固定舉辦一次中國電影節（展）的目標，在俄羅斯、新西蘭、韓國實現了兩年舉辦一次中國電影節（展）的目標。在鞏固重點國家地區已有電影交流平臺和渠道的基礎上，又在緬甸、匈牙利開辟了新的影展舉辦地。
舉辦公益性的中國電影海外展映活動，搭建對外交流與合作的平臺，富有一定的效果。而由國內半官方性質的職能機構、行業協會聯合國外非官方機構（民間組織或企業），以華語電影的模式切入，推進與亞洲電影、歐美電影的攜手合作，這一追求共贏的“中國路徑”在2012年英國萬像國際華語電影節、法國斯特拉斯堡紅水晶國際華語電影節、澳大利亞金考拉國際華語電影節中初顯規模。例如2012年的金考拉國際華語電影節由中國電影海外推廣公司與華語電影節協會聯合主辦，邀請來自中國內地、香港、臺灣、新加坡、澳門等地的最新華語電影作品參加競賽和展映。本屆電影節共20多部影片參展，放映了40場次。由中、韓、新加坡合拍的《危險關系》作為開幕式影片，除了中澳合拍的《幸?？ㄆ返玫秸褂持猓€有《畫皮》、《黃金大劫案》、《低俗喜劇》、《LOVE》、《賽德克· 巴萊》等優秀華語影片。類如這樣的電影展映與交流，呈現當代中國電影佳作，展示中國電影人的才華與風采，讓更多海外觀眾了解中國文化，感受當代中國的脈搏和當代中國形象，是有意義的。
從中國電影海外傳播現狀來看，中國電影目前主要依賴廣電總局的海外推廣公司作為輸出渠道，這一機構因為沒有影片的版權和專項資金支持，在海外推廣過程中只能起助推作用而并非主體。而由于中國電影產業化還不成熟，在國際電影貿易中又存在“文化折扣”問題，導致我國每年生產的大量中低成本影片在國際市場的潛力非常小，“走出去”的真正主體——擁有電影版權的制片單位對海外市場的態度也不夠積極，缺乏“走出去”的動力。因此，在政府“電影外交”的官方話語之外，充分發揮企業、民間社團的力量成為了當務之急。而民間性民營制片機構、公司、影人也要充分確認自我的傳播主體地位：其一，在制作上，積極與國際資本和先進技術、人員合作，集合多國制片方進入國際市場。其二，在宣傳發行環節中，積極參加國際性電影節、影展、論壇活動。利用海外機構，甚至個人對中國電影的興趣，共同舉辦電影展、電影交流活動，以此為渠道實現宣傳和銷售雙贏。努力打造電影市場的平臺，在海外形成營銷網絡，積極推薦優秀的本公司影片參賽，提高公司、機構、影人的知名度。其三，造就專業的電影國際貿易公司，實現海外發行銷售的專業化運作。并且實現公司針對目標市場和關系機構建立客戶檔案、構建目標市場的追蹤記錄，制作各種宣傳材料，影片片花或者樣片光盤，譯制外文字幕拷貝，利用海外主流媒體宣傳中國電影。近年來，中國電影走向海外市場主要是依靠以中國電影海外推廣公司以及中國電影集團等國有電影企業和華誼兄弟、新畫面、保利博納、銀都機構等為代表的民營電影企業進行的海外發行，同時輔之以電影節展以及戛納、柏林、威尼斯等三大國際電影節等的電影交易市場，而北京、上海國際電影節和電影交易市場也在對外推廣工作中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這些方式確實為中國電影走向海外進行了有益的嘗試，并取得了較好的成效。但是，中國電影企業要被海外市場接受和認可，尚需要在組織管理、人才培養、資金支持、市場經驗等方面加強機制建設，加大創意性內容生產項目，規劃具有可行性的推廣發行戰略，實施全方位的系統性扶持，共同努力，規范投融資環境，為改進和增強中國電影的國際競爭力和市場占有率的路徑做引導。更為重要的是，能不能走向國際，站穩海外市場，以扎實而有效的競爭策略與路徑，贏得世界的市場資源，對于努力實現國際傳播的中國電影來說，既是挑戰，也是其國際化程度的標志。
三
2012年11月中旬上映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首周四天1.01億，截至12月31日，獲得5.71億票房。但是李安的這部影片，并非僅僅反映在票房上。影片中，碧海藍天、發光的魚、斑斕老虎以至人與虎的離奇故事，它們的故事意涵、影像和為美輪美奐畫面所包蘊的人性、神性和東方文化問題，都成為人們津津樂道的東西，成為美妙觀影的記憶與分享。
李安的電影創作給我們提出重要的參照與警省。伴隨著中國電影票房節節攀升，繁榮背后隱藏的是一種困窘的景象。商業大片題材和類型單一，文化底蘊貧瘠，中小成本影片對國際市場定位不明確，缺乏敘事的智慧和張力，這些恰恰是2012年中國電影在海外市場遇阻的癥結所在。由法國著名導演呂克· 貝松創立的歐羅巴公司藝術總監弗朗索瓦認為，無論是商業大片還是藝術影片，在歐美觀眾眼中，只要是非英語片，一律被他們視為非主流電影，這就是世界主流電影市場營銷語匯中所謂的“外語片”。而任何外語片會被自然而然地歸為“藝術院線”的發行范疇，這便對中國影片的國際市場定位構成了嚴峻的挑戰。所以，明確的市場定位及相應的營銷策略則是一部影片實現其市場價值的重中之重。
類型和題材單薄，創作理念、制作水平、運營理念、營銷方式與好萊塢差距顯著，國產電影海外票房依靠的主要部分不是中外（中美）合作拍片，就還是作為受眾主體的海外華人，而作為華語電影長期海外票房保障的東南亞市場，近年來卻在大幅縮水。因此，以武俠片、動作片切入，帶動類型多元化實踐，拓寬片種，積極進行電影類型美學創新，至關重要。用類型區分電影有利于制片人獲得資金上的好處：類型電影在某種意義上總是“預先出售”的，因為觀眾喜歡預期和辨認熟悉的類型特征。早在20世紀30年代，美國貿易部便提醒好萊塢制片人，動作片比起那些“邊走邊說”，依賴對話講述故事的影片更有海外市場，特別是那些“非英語”的海外市場。重磅炸彈式影片中激動人心的情節和激烈的動作鏡頭是最容易也最能跨越國界獲取利潤的形式：使它“變得更簡單、動作更激烈”，被認為是最通俗的國際化配方。[1]動作片開拓海外市場的類型優勢已在中外影壇達成共識，但中國電影只有樹立品牌和個性才會具有國際競爭力。武俠片對海外發行商的巨大吸引力在于它是一種打上中國標簽的產品，難以被其他海外競爭者們成功地模仿。這既強化了我們立足本土市場的意識，又提高了產品的海外競爭力。中國武俠片極少能與真實情感及文化產生關聯，長久以來仍停留在感官刺激的層次，無法提升。武俠片走向海外市場一定要打通東西方共通之處，制作富有人文氣息的武俠片，展現人性的挑戰與掙扎。不過，武俠片也要面臨電影類型美學創新問題。類型的一致性需要傳統和成規的簡要再現，但是也允許既定的期待與新奇之間的相互作用。除了和那些在過去讓觀眾滿意的其他電影一樣，一部電影還需要某些不同的特征，使它成為“新的”電影。
很顯然，順應時展需要，改變中國電影內容生產的短板和總體競爭乏力的現狀，在世界電影市場形成強有力的競爭態勢，體現了強烈、鮮明的時代特征。如果說實現中國電影的國際化轉型是開拓海外市場的總體戰略，那么明確區域化市場開拓、在內容生產、數字技術、投融資及推廣等方面實現國際化轉型則是具體戰術。中國電影需要積極應對社會、產業和文化發展挑戰，把握社會和文化發展，在多元文化的沖擊下，確立中國電影海外市場競爭的坐標。面對好萊塢的全球化戰略，中國電影要在學習好萊塢國際化的經驗的同時開辟有中國特色的國際化電影。在中國電影市場化不斷發展的今天，電影海外拓展與責任又該如何把握？在電影觀念與電影實踐發生巨變的當下，如何更好地進行中國電影的生產、經營、融資與推廣，華語電影需要做怎樣的合作與融合？這些都是中國電影海外市場競爭策略建構中重要的時代性命題。
面對中國電影海外市場的問題，需要進行系統、深層的研究，提出海外市場競爭策略的路徑。海外電影市場現狀與中國電影國際競爭力深層問題聯系緊密。隨著中國國內電影產業的崛起，擁有海外市場已經成為中國電影從電影大國升級為電影強國的重要標志。擁有海外市場關鍵在于實現中國電影的“國際化轉型”，以區域化市場開拓的方式把海外市場劃分為北美、歐洲、俄羅斯、東亞及東南亞等地區。另外，從中國電影史的角度也可以看出走向海外市場的經驗，比如三、四十年代的神怪片、武俠片對東南亞市場的占領以及七八十年代香港功夫片對國際市場的號召力。中國電影目前的海外市場狀況相比歷史上和好萊塢還有很大的差距，急需在內容生產、融資渠道、推廣營銷等環節上加強海外市場的觀念。
國際化轉型指涉電影的內容生產策略。內容生產中最重要的就是對觀眾情感的生產，觀眾看電影是為了體會他們自己的情感，因此電影作為一種娛樂形式，一定要與觀眾產生共鳴或被認同。中國電影在類型上比較單一，只有武俠和動作片能夠走向海外，擁有較強的競爭力，新型中國電影將以武俠片、動作片為切入點，帶動類型多元化實踐，拓寬片種，積極進行電影類型美學創新。在影片敘事策略上也需要進一步國際化，用國際流行的電影語言、敘事慣例來講述中國故事。此外，在商業類型片開拓海外市場的同時，也重視藝術片的國際化，進一步鞏固藝術片在國際電影節中的位置。
目前，國內越來越多的制片公司試圖通過“合作”的方式達到資本“合謀”，“借船出?！?，利用國外發行渠道進行影片推廣，并從單向資本輸出過渡為國際化企業經營、合資制作、植入廣告等深度合作模式。
2012年，中國電影海內外市場出現了技術、人才、資金雙向流動的趨勢。幾乎每一部國產商業大片都離不開國際團隊在技術、人才等制作方面的加盟，足見多元化跨國合作在中國電影“走出去”戰略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電影的融資形式越來越豐富，電影的工程越來越龐大，這也就給推動、孵化這個產業留出了許多空間與可能。迅速發展的中國電影在融資方面的需求、對基金對金融產品的需求越來越凸顯，因此，研究中國電影業融資特點、總體投融資結構以及融資渠道和效果是必要的。推廣模式包括政府主辦、商業宣傳、民間活動和媒體等，特別是以互聯網為首的技術進步在全世界范圍內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技術創新，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中國電影應該在創作階段就結合不同海外市場設定合作方案，用科學的方式來推廣和宣傳，這是中國電影開拓海外市場的關鍵所在。
四
無疑地，大電影轉型中的產業交叉為海外市場競爭提供了重要的機遇和動力。利用多媒體平臺，跨越不同的傳播和放映渠道進行拓展，可有效建立“內容+渠道+衍生品”的全產業鏈協同模式。在好萊塢的企業結構中，“協作經營”策略正大行其道，它被描述為在經營行為和產品之間、在硬件和內容提供之間、在媒體之間、在不同的表達手段之間，建立起了一種創造性的橫向合作。這是目前從事多元化經營的跨媒體集團的主導經濟邏輯，在未來的發展歷程中，新發行技術的出現只會強化這樣的商業邏輯。每一次市場的拓展，聯合的規模都比以前更大。中國電影走向海外也可以聯合新媒體平臺，提升傳播效果，拓展放映渠道。2012年，“迅雷”斥巨資獨攬《一九四二》的網絡播放版權，并實現全網高清首播，進一步奠定了其“網絡高清影院”的行業定位。另外，還可以向搜狐等新媒體企業出售電影的放映權，逐漸積累市場。2012年度“中國電影文化國際傳播研究”調研數據顯示，選擇電影院觀看中國電影的受訪者占36.5%，2011年這個比例是32.2%，并沒有明顯的變化。2011年選擇網絡的受訪者比例是42.1%，2012年達到了58.0%，相比之下有大幅度上升。從2004年開始，Web2.0的出現，幾乎改變了互聯網運行的整個模式。隨著新媒體、數字技術及業態的發展，傳統電影正在走向大電影。無處不在的影像與數字科技互為因果，大電影的數字化趨勢為其帶來質的改變和提升。數字化的全面作用、互動技術的運用，使得膠片電影生產的格局發生了實質性變化。大電影通過視覺形象、獨特的數字化手段和視覺意義創造出共同的精神世界，進而通過數字化傳播與放映使它對業界和社會發生更為廣泛的影響。在大電影時代，傳播形式的多元使電影形態多元化，微電影、手機電影等多種視頻形式的興起，改變了以往單一的影院電影形態。與此相對應的是，電影產業也出現復合化趨勢，電影與游戲、互聯網等其他文化產業的緊密交叉，完全改變了電影的業態特征，這為中國電影的海外競爭提供了新的機遇和挑戰。數字電影是新型中國電影的載體，也是中國電影走向海外市場的主要類型。
還需要看到，大中華地區電影的合作與融合，包括合拍片在海內外票房市場占有越來越重要的份額，并進而成為全球電影產業發展的新方向。進入新世紀，隨著中國內地電影產業的崛起，平行發展的格局被打破，合作與融合成為主流趨勢，華語電影以至泛亞電影無論作為一個文化發展共同體，還是經濟產業復合體，在中國電影走向海外市場的過程中都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華語電影的生存依賴于地域文化與共同影市的紐帶，要拍出有深度、吸引觀眾的作品，背后最重要的影響因素仍然是文化，是價值觀的傳播。從中國內地電影與香港電影、臺灣電影的融合，再到與亞洲電影、歐美電影攜手合作、追求共贏的未來發展格局，這將是新型中國電影擁有海外市場的基本路徑。
進一步推動中國電影的海外市場競爭與國際傳播，促進中國電影業的發展與繁榮，把握中國電影生存與發展的精神維度，對推進中國電影國際化轉型和市場競爭乃至世界電影的發展具有重要戰略意義。國產電影不斷獲得新的市場意識，有了跨越式的較大發展，為今天、當下的中國電影創造海外市場拓展機會，為電影產業、經濟發展提供了基礎和前提。中國電影海外市場競爭逐漸建立起新的多樣性的創作格局及新的國際化轉型趨向，為明天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文化產業，藉此推動文化進步，造福人類，受到人們更多矚目和期待。
注釋：
[1] [澳]理查德 · 麥特白：《好萊塢電影——美國電影工業發展史》，吳菁、何建平等譯，華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99頁。
計劃經濟轉型市場經濟范文2
我國改革開放三十余年將中國的計劃經濟成功的轉型為市場經濟，隨著人們生活的富足和法律意識的增長，我國的經濟法日益在經濟轉型中占據重要地位。
一、中國經濟轉型和經濟法的相關概念
首先，需要明確我國經濟轉型和經濟法的相關概念。我國經濟轉型開始于上世紀70年代，關于經濟轉型主要有這么幾種概念，一是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二是由低級經濟形態轉向高級經濟形態，學界一般比較贊同第一種概念。但是在今日經濟轉型有了新的提法，即更要利用現代科技進步，促進傳統經濟轉變，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注重創新和高科技的發展。此時我國經濟法也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70年代以前被稱之為傳統經濟法，70年代之后則被稱為現代經濟法。
二、中國經濟法的特殊之處
中國經濟法的特殊在于主要是由于中外不同的發展狀況所決定的中國特殊的經濟法規定。西方的現代經濟所出現的問題是資本主義過度的自由競爭而造成的高度壟斷，自身調節失靈不斷循環爆發經濟危機，從而嚴重干擾了經濟正常的發展，于是在這種情況之下，國家不得不挺身而出以政府手段調節市場經濟。此時的經濟法是國家在面對市場問題使用強制政治手段來對經濟生活進行干預，西方的經濟法可以說是國家干預經濟的法律。而中國在發展現代經濟時所出現的問題卻與西方國家迥然不同，中國經濟轉型中所出現的主要問題是政府前期出現的一些濫用職權的行為破壞了經濟活動中的競爭秩序。所以，中國的經濟法在經濟轉型時所要解決的問題并非是簡單參照西方經濟法所能夠解決的。中國由于改革時間比較短的原因，雖然市場經濟飛速發展當中，當未達到一種成熟的高度階段。但之前一直在強調的是政府調節經濟、彌補市場經濟不足的方法，但是這種方法已經開始出現一些小問題。所以，處于經濟轉型關鍵時期的經濟法應該是更注重促進市場經濟自身的發展，而不是去補充市場的調節的不足。經濟法最主要的作用應是調整市場經濟活動，政府應該注重培養經濟法可以作為經濟活動可依之法，糾正人民固有印象中的人治思想，使人民能夠樹立法治的觀念，達到在經濟活動中遵守法規的效果。
西方現代經濟法是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基礎上而起作用的，而中國的經濟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方式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國有經濟在其中控制著國民經濟的命脈，主導著經濟的發展。雖然與計劃經濟時代有很大的差異，但是公有制的特征未曾改變。而現代經濟法功能發揮的社會條件是政府盡量不干預經濟，只是起規范作用，而中國政府在經濟活動中不只是干預經濟，其本身往往就是經濟活動的主體。這就是我國政府在經濟轉型中經濟法的獨特地位，這種獨特地位主要是因為中國市場經濟的基礎較為薄弱，機制相較不完善，所以中國政府必須要對市場進行必要的監督、管理，提前預防不正當競爭等行為，以防傷害到我國市場經濟繼續的健康發展，以求建設起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公平競爭、規范高效的市場經濟。
三、中國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經濟法的作用
經濟法是通過法律規范政府和民眾的行為，彌補市場自身機制的缺陷，促進經濟的發展。對于我國來說，經濟法就是國家以法律手段強制規范經濟行為。我國雖然一直注重依法治國的方針策略，但是因為時間過短，相關的法律法規還是欠缺，我國經濟的轉型時期由最開始的經濟法律不甚完備，到后來的對法律規制的重視、完善度不夠，都導致了經濟活動出現了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糾的現象，阻礙了經濟的發展。所以，在經濟轉型時期，經濟法最大的作用就在于規范經濟活動的不法行為，掃清經濟發展中的障礙。并且我國的經濟法在實踐的過程當中，并沒有完全起到一個法律的主要功能，很多時候都被經濟政策所取代。經濟法作為一種部門法，具有一般法的作用，經濟法作為一種調整經濟活動的特別法，其產生根本目的之一是為了調整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系。在我國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尤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下，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特別重要。堅持市場和政府兩個杠桿的調節，來保證市場經濟順利進行，可以處于健康有序的狀態，來指引經濟活動參與者的行為。同時，經濟法也矯正了市場經濟本身所固有的缺陷。
四、結束語
中國在確定了經濟轉型的方針政策之后，經濟法與改革開放后的經濟發展兩者緊密的聯系在了一起，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推動了經濟法發展，其后，經濟法的反戰又通過對經濟活動中一些現實問題的關注來構建經濟活動的法律制度。我們需要明白，經濟轉型不是一蹴而就的，同樣經濟法的創建、完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對于現代化僅僅百年余的中國而言，還有很長的一段路需要走。
計劃經濟轉型市場經濟范文3
關鍵詞：轉軌經濟學 華盛頓共識 激進式變革 漸進式變革
我國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基本特點主要包括：從經濟體制方面表現出來的內容來看，是由計劃經濟體制逐步轉變為市場經濟體制；而從經濟發展模式方面來看，則主要表現為越來越多地依靠于市場機制校正跳躍式發展所形成的社會生產結構，而缺乏經濟核算和生產者激勵機制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則更多的表現為社會再生產循環的困難程度，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增長方式轉變正是從解決這些矛盾的實踐中開始的。我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兩分法，主要是針對計劃經濟體制排斥經濟核算、不注重生產者物質利益等重要問題，從而最終采取了放權讓利的改革方式。
轉型經濟學：超越漸進與激進
本文所指出的所謂的轉型經濟學就是指在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經濟發展模式轉軌基礎上所形成的一種經濟學視角下的轉換，即經濟學范式轉換。從人類社會有經濟這一現象開始，人類的經濟增長方式就依次經過了多種轉化形式：產品運營、資產運營、資本運營。而隨著人類進入知識經濟時代，很多理論界學者也把知識運營作為一種全新的經濟增長方式來運作。因此，可以看出，我國由改革開放以前到現今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轉型：其一就是經濟制度的轉型，即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其二就是現在理論界一直都在提倡的經濟增長方式與人類實踐模式的轉型，即常見的宏觀與微觀的相互轉型。這兩種轉型都是局部與整體、個別與一般、微觀與宏觀的相互關系。本文以轉型經濟學的兩個重要的代表流派為切入點，分析這種部分與整體、個別與一般以及微宏觀之間的關系，以此來詳細闡述我國經濟兩分法的走向歷程。
（一）華盛頓共識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多數拉美國家陷入了長達10余年的急劇通貨膨脹和債務危機爆發的經濟困難時期，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森認為的實行緊縮的政策防止通貨膨脹、削減公共福利開支、金融和貿易自由化、統一匯率、取消對外資自由流動的各種障礙的限制，以及國有企業私有化、取消政府對企業的管制等方式，在當時均得到來自于世界銀行的大力支持，即“華盛頓共識”。后來這些觀點又被稱之為“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宣言”。隨著全球化的日益盛行，“華盛頓共識”從而形成廣泛的社會認可。
“華盛頓共識”在最初的時期，受到了來自于國際金融組織的熱烈歡迎，其中的很多政策都是以經濟學的教科書知識為基礎的?！叭A盛頓共識”認為，國家經濟的轉型必須依靠三大支柱的支持：即價格的自由化、私有化、宏觀經濟的穩定化。價格的自由化也就是在本國經濟中實行自由價格，讓市場價格能在經濟中起引導作用，并為經濟發展奠定基礎。私有化的支撐與實行可以使最大的市場主體—企業產生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激勵效應，穩定化主要是指宏觀經濟在價格上的持續穩定性，使價格體系能夠隨時對市場上不同的商品稀缺起調劑作用?！叭A盛頓共識”還認為，國家經濟在轉型中一旦引入市場體制的改革，將很快收獲利益，生產效率也會大幅度提高。因此，轉型必須是激進的、爆炸式的發展模式。
（二）制度經濟學對轉型經濟的觀點
制度經濟學研究是主要以制度作為研究對象，來研究制度對國家經濟行為和經濟發展趨勢的影響，以及經濟在發展過程中又是如何影響制度的演變和發展的。西方現代經濟學各發展流派在不斷的發展完善，而制度經濟學在現當代的轉型經濟學發展領域里是一支特別引人注目的經濟學分支。它強調立足于個體間的互動經濟關系來解釋其所產生的經濟活動，它最先確立了主體與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以此經濟關系作為研究的重要起點，并反過來確定以一個總量的標準如何對整個經濟活動做出一定量的安排后果這一研究思路。在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跨度中，制度經濟學在研究方法論的領域中，頗為引人關注。
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是建立在現代微觀經濟理論中所提供的制度經濟學這一特殊角度的基礎上的。當前在西方國家對制度經濟學做出很大貢獻并同制度經濟學共同發展的經濟學家主要包括：科斯、諾斯、威廉姆森等。這幾位學者認為：市場之所以能夠充分的發展主要是依賴于足夠的制度建設。在經濟學中最前沿的理論是現代微觀經濟學，這一理論包含了市場信息不完善這一特點。所以，市場良好、持續的運作必須依靠市場提供的完備的信息，這樣才能使市場的經濟主體對一切信息了如指掌。反之，不完善的市場信息將無法保證市場良好作用的發揮。
反思：轉型經濟學的兩種改革道路
回顧我國30多年以來的經濟改革歷程，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第一階段性表現為1979年底召開的以后我國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第二階段是在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時所提出的在我國實行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第三階段是在1992年黨的十四大報告中提出的我國改革目標，即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三個階段被形象地譽為中國經濟的三座里程碑，更是我國經濟改革發展的三個主要階段：改革開放的開始階段即改革實踐過程的設定階段、雙軌共同發展的經濟體制形成和漸進式改革道路發展的確認階段、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全面轉軌的階段。從我國經濟發展的視角來看，經濟改革的理論基礎是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經濟改革理論必須是以指導改革實踐、服務于改革實踐為研究對象的一種規范性理論。
（一）經濟改革理論
經濟改革有一個重要的構成要素即經濟改革理論這個基礎性要素，社會在對待經濟體制改革的態度一般是首先強調利益關系，但是并不受自身利益決定，更取決于人們對經濟改革所采取的根本措施是否符合社會公正性的判斷。換言之，亦即社會公眾對社會問題中的公正性的某些基本價值，即國家意識形態的認識。而一旦當意識形態的理論基礎發生變化，那么必將影響到整個社會的價值觀的變化。這就表現為經濟改革理論研究要受到經濟實踐發展的影響和制約，在各個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由于段性特征不同，相應也有不同的理論出現，但由于理論本身還存在著一定的反復性，勢必導致經濟改革很難從時間上來劃分出清晰的、截然不同的發展階段。
縱觀我國3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歷程和我國經濟改革理論的發展，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國必須沿著社會主義制度的方向來發展經濟，這點已經在我國學術界得到了共識。這個過程不僅是對原來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的大膽突破和揚棄的過程，更是對市場經濟重新認識的過程。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普遍認為：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三大特征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這也是政治經濟學理論中對社會主義制度屬性的定義。
在我國改革開放初期，學術界以社會主義社會存在形式和體制模式的高度，對計劃經濟和市場的關系、價值規律和市場的關系進行了剖析，得到結論：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仍舊是商品經濟。同時，還進一步提出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上的，從而摒棄了傳統的計劃經濟觀點。而對于我國公有制的改革理論探索，始終貫穿于經濟改革和體制轉型的整個過程中。對于這方面的理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在所有制結構上，突破了傳統社會主義理論中只能是單一公有制的理念，提出目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局面必須是混合經濟的共同發展，對社會主義發展的經濟制度進行了重新定義；第二，在公有制的實現形式上，對原來傳統的國營經濟形式進行了否定，提出了多種公有制形式的觀點，并使股份制逐漸成為一種公有制的全新形式；第三，在所有制關系方面，面對從宏觀到微觀企業財產組織層面的發展這一主要問題，提出了兩權分離的具有較強實踐性的理論。并引入了西方經濟學對于產權的理論和方法，對國有企業的產權制度和對國有資產的管理體制改革同步進行研究和實施，最終解決了所有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問題。
如果從收入分配這一社會現實來看，這一改革不僅改變了傳統的按勞分配的平均主義觀念，并在很大程度上對效率以及公平與效率之間的關系問題給予了關注。同時還對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條件下的收入分配提出了理論思考，充分地肯定了勞動力個人所有制和勞動力市場是現實存在的，并提出了要將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緊密結合起來的經濟體制。
（二）商品經濟理論和市場經濟理論
30多年的改革開放，讓理論界對經濟體制的發展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經濟改革理論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突破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理論，這一理論是通過經濟改革理論的發展而奠定的理論基礎，為經濟體制改革的全面啟動和局部突破提供了重要以及必要的理論基礎。其實這一商品經濟理論就是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初期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理論原型，這就是所謂的商品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一個基本特征的學術觀點。進入20世紀80年代的中后期，學術界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理論基礎上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理論。以市場取向為主要研究對象的經濟改革理論是建立在改革開放全面啟動的基礎上的，并根據當時的經濟體制運行的實際問題而提出的，是對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彼此之間關系的一種深入探索，并具有傾向性和過渡性。
我國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依賴于我國農村的和非國有經濟體制的迅猛發展，我國一方面在實行改革開放，另一方面又在借鑒國外的經濟理論，使得我國的經濟理論由改革初期的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理論內容，轉變為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主要取向的改革內容。市場經濟理論比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更加突出了市場的本質、市場的有效調節以及市場經濟在發展運行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時還充分肯定了市場的主導可以決定大量的經濟活動這一社會現實，并對生產要素應該進一步商品化、市場化給予肯定。這一過渡性的改革理論為我國更進一步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
隨著西方比較經濟學的引入，以經濟改革理論為理論基礎，理論界重新認識到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存在著不同的經濟體制模式，明確將我國改革開放的過程劃分為宏觀調控、市場體系和市場機制、微觀基礎企業主體這三個互相有機結合的層次。經過多達十幾年的經濟改革理論和社會實踐的探索和激烈辯論，我國經濟改革的市場化方向和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逐漸被確立起來，即我國開始由計劃經濟體制轉為市場經濟體制。
結論：我國經濟轉型的兩分法
改革開放30多年來，尤其是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也由原來的農村經濟改革轉移到了城市國有企業的經濟改革，并在全國范圍內大面積鋪開。經濟改革的理論研究重心已轉移到了經濟改革的戰略如何選擇的問題上。這一理念主要包括：改革目標的探索、經濟改革的基本思路、經濟改革的基本策略以及主要步驟等問題的涉及和選擇。
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形成的傳統的社會文化、思維模式、風俗習慣、道德觀念等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著改變，但是這種改變是需要在一段漫長的時間積累中培育和引導的。更主要的是，這些內容上的經濟體制是與正式的經濟制度的變化之間存在著緊密聯系的?？傊?，經濟改革理論是與經濟實踐互相作用并不斷發展的，它向前邁進的每一步都是由于隨著改革實踐的不斷深入遇到的需要解決的新問題而提出的，那些不能按照傳統的理論來解決的實際經濟問題都將是理論發展的新起點。
參考文獻：
1.莉.轉型經濟學的“轉型”：超越漸進與激進的兩分法.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05（2）
計劃經濟轉型市場經濟范文4
（1）轉型早期：計劃經濟時期（1978年-1991年）1978年黨的制定的經濟轉型方案，轉型以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為起點。路徑是先農村再城市；先針對體制外部再針對體制內部；先對國有企業進行經濟機制的改革，再對現代企業制度進行改革。這是我國獨有的改革路徑，后來證明這種漸進式轉型的方式奠定了我國經濟轉型的基礎，為轉型的成功起到無可替代的作用。這一時期我國國有企業改革主要內容是轉換企業經營理念和機制，推行承包責任制，以解決兩權分離為核心目的，重新塑造微觀經濟。
（2）轉型中期：社會主義市場體制確立(1992年-2001年)1992年黨的十四大會議正式確立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我國的經濟體制，從此以后，我國的經濟體制發生了質的改變，由計劃經濟體制完全過渡到市場經濟體制，為我國經濟轉型取得里程碑意義的成功。我國社會主義市場隨著計劃、外貿、金融、投資、財稅五大體制改革的完成，我國經濟體制框架基本建立起來。
（3）轉型深化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時期（2002至今）2002年是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第一年，在全球貿易的助力和我國經濟發展的推動下，我國經濟轉經進度逐漸加快，形成國際化競爭，國家對企業的發展和定位作出相關調整和要求，主要以國有控股，進行國企法人治理建設和多元化產權改革，擔負起對我國整體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使得我國市場經濟進入成熟階段。
二、國有企業管理創新特征
我國企業管理特征比較鮮明，不同地區的企業管理模式差別非常大，而且國家與企業在管理創新上發揮的作用也有差別，總體上講，我國的企業管理創新在不同的行業、不同的地區之間存在很大的差異，創新過程也大相徑庭，但是我國改革創新的方向始終是以市場經濟作為主導方向
。（一）企業管理創新制度具有多元化特征
企業管理制度創新和改革應該服從市場經濟目標，但是在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所有制的企業中管理創新的形式應該向不同的方向發展，這種管理創新多元化會成為我國經濟朝著多元化和多樣化方向發展的體現。
（1）由于我國地大物博，在歷史和自然環境等因素作用下，我國不同的經濟地理區域會形成產業結構上的區別，這樣的差異會帶來生產工藝和資源組成的不同，面對不同產品帶來的市場結構和環境，不同企業對產品組合和產品價格的制定也會有很大差別，導致企業管理的方法和目標不一樣。比如，生產工藝繁瑣的企業都重視技術層面的創新，市場競爭力大的企業會根據收益情況，在節約成本上進行創新。
（2）不同行業根據自身生產規模、技術層面和綜合實力，在管理創新上也有很大差異。概括來講，資本密集的企業把企業管理的中心放在財務管理上，通過提高收益率、降低投資風險實現企業管理制度的改革。勞動力密集的企業通常會以勞動雇傭和規范員工管理制度為核心，通過對員工的規范化和法制化的手段當作企業管理創新的出發點。技術密集的企業會把重點放在引進國內外先進技術來增加企業實力，與金融業類似但性質不一樣，金融業是以引進先進現代化電子商務平臺來降低投資風險和投資成本。因此，不同行業形成的管理創新的重點都取決于企業自身的成本結構。
（3）企業管理制度創新根據企業的所有制不同，創新方面也有所不同。大中型國企在創新制度過程中注重于處理經營者和所有者間的關系，增強所有者監督力量，以防出現產權虛置，作為國企創新目標，公有產權具有分散性，公有制的企業產權不可分，在這個背景下，產權容易發生虛置的問題，內部人逐步會控制整個企業，所以這個問題是當下創新制度必須要解決的問題。而民企通常都是依靠家族力量維護和運營，科學化建設不到位，存在權責不清的可能性，所以有限責任很難確立，導致許多民企形成效益低和管理亂的局面。所以，我國家族制企業的管理創新應該以適應我國社會結構、以市場為導向進行改革創新。
（二）企業管理創新具有漸發性特征
我國經濟改革發展的重要特點之一就是漸進改革和創新。宏觀上，我國從計劃經濟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很漫長；微觀上，企業管理創新必須存在這樣的內在特質。隨著經濟社會的漸進性發展，我國企業管理創新隨之穩步進行。我國企業管理制度曾經歷過放權讓利改革、承包責任制改革、稅務改革和產權改革等各個階段。在改革開放社會轉型初期階段，國家宏觀提出計劃經濟的概念，承認企業是商品獨立生產者，否定超前經濟理論。隨后，我國企業管理制度由計劃經濟管理模式逐漸轉變為獨立、自負盈虧的經濟管理模式，企業的經營權力依然很小。隨著人們思想認識的逐漸提高，認識到了市場因素的重要性，價格機制成為了經濟轉型的核心問題，怎樣可以將國家統一產品價值轉變為受供求影響配置產品價值成為當時經濟改革的主要問題。緊接著，價格機制逐漸的改變了企業管理模式，內容主要是以收益機制為核心，以市場為主導方向，以企業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國有企業管理改革的新趨勢。為了企業建立真正的市場經濟模式，我國實行承包制和利改稅務的措施，其目的是價格機制和成本收益機制可以對企業的決策產生一定影響，使企業有活力，可以帶動地區進而帶動整個經濟體制的發展?，F如今，我國的企業管理創新和轉型工作仍然是以企業產權改革為主導，建立現代產權制度，其核心目標是以產權關系來進行資源配置。
（三）企業管理創新具有自發性的特性
我國的企業管理創新自發性特點比較明顯，所謂的自發性是以個體需要為主體導向，行為上不完全迎合國家法律和政策的一種特性。企業管理模式的創新是我國單獨的企業對國家法律和政策的突破，在改革開發道路上表現的比較突出，我國企業管理創新自發性最好的表述就是先改革，再探究改革方向。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經濟體制不完善，方向也不明確。而蘇聯和東歐國家在經濟改革當中已經實現社會主義計劃管理模式，并且逐步向市場經濟模式轉變。我國曾經在學術界也討論過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問題，因我國企業總是遵循陳舊的教條，當時沒有明確的改革方向，但是在改革發展不斷探索的道路上，我國企業管理人員突破了陳舊的管理模式，進行大膽創新，逐步脫離國家直接進行行政控制，以利潤和價格作為經營方向的杠桿。企業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在沒有把企業當作獨立商品生產者的條件下，需要重視市場的價格、利潤、供求規律，而不是直接等待上級指令，每次突破原有體制都會給改革增加一份動力。我國企業管理制度創新的內在特色就在于改革過程中管理人員首創主觀上的能動性，在改革過程中不斷的完善和修正，國家在認可的同時也在完善相關的政策。
三、國有企業管理動力機制
企業管理制度的創新首先應當考慮的因素是利潤，因為企業就是將利潤最大化作為目標來運營的經濟組織。我國擁有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歷史背景，導致國企管理創新具有相對復雜的動力機制。國企開展管理創新的動力與市場環境和體制環境息息相關，不同轉型時期的體制環境、市場環境、國家政策影響了企業管理創新的動力機制。
（一）轉型早期國企管理創新動力機制
國企管理創新系統在轉型早期主要由國企改革因素、體制因素、市場調節因素以及國企自身因素等構成。這些構成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不但形成了國企管理創新動力機制生成機理的基本因素，而且決定了國企管理創新系統在這一時期的基本屬性。這一時期，我國經濟轉型處于起步階段，宏觀經濟體制主要是計劃經濟體制，這樣的經濟體制決定了國家與企業的分配關系和管理方式，發揮主導作用的還是國家行政力量。在這種體制和格局下，國企在管理創新上主要是典型的以服從和響應為主，從國企管理創新動力源考慮，雖然是計劃經濟體制內部改革，畢竟從體制上引入了商品經濟，這在客觀上確立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取向，明確了計劃商品經濟體制的目標。先后國企經歷了兩次帶有市場化取向重大意義的改革：承包責任制和轉換企業經營機制。這兩個機制形成了國企管理創新機制的雛形，為企業管理創新的啟動和發展奠定了體制基礎。由此可見，這一時期的計劃經濟體制導致國企的基本屬性是國家行政的附屬物，國企內部的管理創新機制是次要的存在，只能從屬和響應，而存在于國企之上的政府才是支配管理創新重要推動的力量。所以，國企管理創新動力機制的主導是政府的強力推動，這是轉型早期企業管理創新的顯著特征。
（二）轉型中期國企管理創新動力機制的發展
由于這一時期宏觀經濟體制發生質的變化以及國企改革政策的逐漸成熟和深化，國企管理創新系統發生了巨大變化，將市場化管理作為國企管理創新的主要方向。國企管理創新系統在轉型中期的變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創新系統構成要素和創新系統組成結構。這一時期的國企創新系統由創新環境和創新實施主體兩個部分組成，其中，創新環境的改變主要是初期的計劃經濟體制改為市場經濟體制，國企政策成熟，市場競爭力的出現等；創新實施主體指的是開展管理創新的國企，從創新動力機制上分析，可以細分為多個要素的組合體，這些要素包括開展創新國企的身份、數量、管理水平、經營狀況、未來發展愿景等，與轉型早期比較，企業管理創新系統構成的要素明顯增加了。不僅如此，創新系統構成的性質和組成也產生了質的變化，先經歷了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是我國經濟改革的主要目標，隨后經過金融、投資、計劃、外貿和財稅五項改革使得我國完善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徹底的改變了國企的生存環境和地位，國企經營活動轉變為以市場交換作為活動方式。經過這次質變的轉型，非公有制經濟迅猛的發展，打破了國企壟斷的格局，出現外資、非公有制和國企三足鼎立的競爭局面，對國企改革的深化起到了促進和推動的作用，為了占據市場影響力在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都有重大突破。這一時期起，以政府推動和市場驅動雙層導向為主題，是國企為利益越來越自覺的進行管理創新，這種成熟的創新動力機制使市場化管理徹底的進化，成為了現國企的基本范式。
（三）轉型深化期國企管理創新動力機制的突破
加入國際貿易組織后，我國市場經濟體制進入了完善和深化階段。雖然國企創立創新環境要素和組成要素沒有太大變化，但還是從內涵上改變了很多，從調查情況來看，新時期的國企管理創新動力機制是外部環境和國企自身相互結合產生的，其發展方向也是互相影響和作用的。首先，國企的創新方式和指導思想明確，并確立了科學發展觀，將發展方式的轉變和追求可持續發展作為創新主要任務。其次，政府極力推進的國企戰略目標很強，管理思想先進，發展理念比較明確，在財力和行政的支撐援助下，為管理機制的創新建立雄厚的力量，促成了國企管理創新由自覺主動創新轉變為自主深度創新。最后，國企在創新過程中，不斷發現自身的矛盾和問題，追趕國際水平的同時展開攻守兼備的理念，盡早解決漏洞也是為了將來不會出現更嚴重的失誤，為企業管理創新的穩步深入奠定基礎，將國企管理創新的愿望演變成管理創新的深化活動?？偠灾瑖衅髽I通過管理創新帶來的動力機制，不論是在管理運作特征上，還是組織結構上都有了很大的發展與變化，這些變化為國有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保障。
四、結束語
計劃經濟轉型市場經濟范文5
【關鍵詞】中國經濟 消費 影響
自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就一直在談經濟轉型問題，現今，中國的經濟轉型已經完成從政府命令性經濟（計劃經濟）到政府主導型經濟的轉型，但是從轉型的目標和結果來看，轉型遠沒有結束。從目前來看，從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向市場主導型市場經濟的轉型是今后一個時期中國經濟轉型的主要目標和方向。當然，在實現市場主導型市場經濟的同時，實現從粗放式經濟增長轉型到集約式經濟增長道路也會成為轉型后期令人關注的一個主要問題。
利用市場來對經濟進行調控和實現經濟增長，最主要的一個方式是通過增加國民需求量，刺激消費從而提高生產，拉到經濟增長。下面我將圍繞消費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來談談自己的看法。
在市場經濟下，消費需求是市場的主導力量，對經濟的約束作用和拉動作用都非常明顯，并且作為最終需求的消費需求，其消費規模、消費結構和消費增長速度的變動，均是影響經濟增長的主要條件。具體來講，人們消費需求的變化體現在實際購買力的變動和消費者預期的變動上。由于實際購買力的變動引起消費需求的變動主要表現在消費需求的總量變化和消費需求的結構變化上。消費總量的變化可以引起企業的投資變動，從而引起國民收入即經濟增長的變動，而消費需求結構的變化可以促使產業結構變動，引起資源配置效率的變動，最后促使經濟增長。對于消費者預期的變動，主要是引起現期消費需求的變動，進而引發市場供需矛盾的變動，間接影響廠商產出的變動，最后促進經濟的增長。由此可見，消費需求的確是決定國內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
看看中國經濟情況，長期以來，中國經濟的發展過度依賴“三大馬車”中的投資和出口，對投資和出口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路徑依賴，而消費需求卻嚴重不足，這進一步縮小了國內的發展空間。經濟增長長期依賴于外部需求，受國際市場需求的制衡，而國內消費需求以及發展潛力得不到有效開發，經濟發展動力長期不足。20世紀的中國，國內居民消費率偏低，由于社會保障等的不完善使居民過分傾向于儲蓄，這既不利于社會成員生活質量的提高，也難以實現經濟發展成果的共同分享，這與經濟發展的初衷是相背離的。因此，在過去的幾十年里，消費內需不足就成為我國啟動內需的一大障礙。
現今的中國，在改革開放和經濟體制轉型下，國內的消費需求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消費需求已成為并將繼續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第一引擎。
首先，新增人口及人口結構變化將產生剛性的消費需求，將繼續推動消費增長。人口數量與人口自然增長率發生巨大變動，人口增長模式明顯轉變。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人們生活水平提高和衛生事業的進步，使中國人口年齡結構進入老齡化。教育事業的發展，使人口的文化素質得到較大提高，等等。人口結構的這些變化，有力地推動著內需的增長。
其次，城鎮化進程加快直接提升我國的消費水平提高。有研究標明，城鎮化率提高1個百分點，約拉動最終消費增長1.6個百分點。近幾年我國城鎮化進程加快，已步入了城鎮化的快速發展期無論規模還是速度，都是史無前例的。
再次，社會集團消費隨經濟持續快速增長而快速增長，對國內消費需求增長影響顯著。隨著我國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各種公務性、商務性以及其他社會活動增加，由這些活動引發的各類消費也日漸增多。
計劃經濟轉型市場經濟范文6
關鍵詞：經濟轉型 企業成長環境 政策調控
20世紀90年代末，我國政府出臺一系列政策以保護中小型企業的生存與發展，鼓勵中小企業進行產業調整、自我創新以及參與企業間的良性競爭，進一步完善我國對中小型企業的政策。2003年，《中小企業促進法》的頒發，標志著我國經濟發展模式開始走向成熟。中小企業的發展與生存環境正式納入法制，不僅有助于提高企業的生存率，而且還促進了我國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
中小企業的界定方式及其特點
（一）中小企業的界定方式
一般情況下，當今社會對中小企業的界定有兩種方法，分別是定量界定和定性界定。定量界定主要是對企業的員工人數、企業固有資產額、年營業額三方面進行界定；定性界定在定量界定的基礎上還包括了地區的政策性界定以及學者專家對企業性質的界定。其中定性界定的三個公認標準是：企業獨立所有、企業者自主經營以及企業的市場份額較小（魏先傲，2012）。盡管相對于定量界定而言，定性界定的標準涵蓋更為廣泛，但同樣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對“企業的小份額市場”的界定，由于各國各地區的政策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在市場大小上的界定標準也并不相同。美國在中小企業的市場份額占有標準上，規定 “同行業中不具有壟斷實力”，而大多數歐美國家則直接規定，企業的“市場份額占有”較小即為中小企業。從本質上來說，世界各國對中小企業的界定，均以企業本身的發展規模和經營規模為界定標準。可見，單純以某種方法和標準來界定企業是否屬于中小企業是不可行的，同時這種企業也是不存在的。
（二）中小企業界定方式的特點
本文詳細分析了世界各國對中小企業的界定，總結出如下特點：兩種界定方法反映出，世界各國對中小企業的界定標準在采取同一種模糊標準時，在細節上也有很大不同，因此各國對中小企業所采取的政策也截然不同。中小企業的界定標準根據當地經濟發展水平而定，也直接反映出該地區的發展特點以及政策特點。為了更合理地管理中小企業，使其更快更健康的發展，政府制定并頒發相關政策，無疑更具體化、人性化以及科學化。這些措施同時對各國的中小企業也起到了有效的保護作用。由于各國歷史背景、文化背景、政治背景不同，物質資源以及資源利用技術水平也不同，從而導致對中小企業的界定目的以及界定標準不同。但值得注意的是，定量界定法是目前各國界定中小企業的普遍方法，因為相對定性界定而言，定量界定的界定標準更直觀，也更方便，利于統計和比較。當然，不同的國家采用的定量標準也不同（辜勝阻，2012）。研究表明，單純采用定量界定或者定性界定標準的國家占總數的47.60%，同時采用兩種界定方法的國家占總數的52.40%。而同時采用兩種界定方法的國家在界定標準上也有區別，有的國家要求企業需同時符合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標準，而有的國家則只需企業符合其中一個標準即可。
經濟轉型期中小企業成長環境分析
（一）經濟轉型的特點和內涵
經濟轉型是一種獨特的經濟形態，這種形態主要出現在我國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東歐以及前蘇聯同樣也出現過類似的獨特經濟現象。有的經濟學家認為，社會經濟轉型不僅與國家的發展息息相關，而且也影響整個世界的經濟走向。21世紀初期，全球經濟發展出現廣泛的后社會主義經濟轉型現象，這里的“后社會主義”特指放棄由國家政府主導集權的發展經濟，而轉向以市場經濟發展為主線的社會主義經濟。此經濟轉變時期的起點，是以原有的經濟發展計劃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策略和主線，并配置現有經濟資源作為經濟發展模式，從而進行發展的計劃經濟，其重點是以市場手段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策略，同時利用市場手段配置現有的經濟資源為主要發展方式的市場經濟。顯而易見，這種界定方法主要是從我國社會經濟獨有體制的角度出發和考慮，并著重強調對經濟發展制度的改革。
此外，還有一種觀點綜合了上述兩種觀點的中心思想，即將我國經濟轉型看作是生產方式的轉變，同時又將其看作是經濟體制的轉變。如《2020年的中國》中提到，當今我國社會正處于兩個革命性的轉變過程中：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從計劃經濟模式向市場經濟模式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和經濟發展體制的同時轉變勢必會導致一些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的產生，從這一點中可以看出，我國的經濟轉型雖然起點較高（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體制），但是發展時間較短，且經濟發展模式的理論和實踐都并不成熟，沒有一個清晰完整的發展框架，同時對經濟轉型的界定存在很多不全面、不統一、不清晰的地方（趙忠濤等，2012）。本文采用了第二種觀點，即我國的經濟轉型是從計劃經濟發展模式向市場經濟發展模式轉變或過渡的。
（二）經濟轉型期中小企業成長環境及其特點
1.制度環境。通常情況下，可將制度分為內在制度和外在制度，這兩種制度不僅使得社會秩序相對穩定，同時也使人們的行為模式能夠預期。我國經濟轉型期同樣也存在制度環境，且同時包含了內在制度和外在制度這兩種制度，在經濟轉型初期，由于發展體制和發展理論的不成熟，致使我國的經濟制度也不完善（霍永濤，2012），如部分政策和規章對企業的區別對待。經濟轉型的初期階段，地區也較為重視經濟的發展，所以對大型企業采取了較為優惠的政策，而中小企業的競爭力本來也較弱，在這種情況下，其負擔變得更為沉重（邱艷，2012）。同時這種不成熟不完善的制度也導致了地區灰色經濟的產生，而且也影響了許多外地企業家的投資意向，從而嚴重制約了地區經濟的長遠發展。
2.融資環境。中小企業融資難是世界各國經濟發展中長久得不到解決的問題。其中，出現經濟轉型現象的國家，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的情況尤為突出，主要是因為這些國家大多數經濟發展體制和發展模式都不健全，金融市場也并不成熟，同時經濟體系和金融體系也較為脆弱。銀行為了保證自己的利益，一般只會把資金借貸給國有或大型企業，中小企業很難從銀行獲得貸款資金（張宇，2010）。Pissarides通過調查發現，中小企業融資困難是制約經濟轉型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我國大部分中小企業都屬于服務行業，它們的資金空缺通常較小，即使很小一部分資金也能夠很容易滿足資金缺口，這種發展循環也導致了中小企業的生存環境比較惡劣（李愛香，2009）。處在經濟轉型中后期時，若融資困難問題還得不到解決，大部分中小企業將面臨倒閉的現象。
經濟轉型期中小企業政策的特征
由于經濟轉型現象出現時間并不長，因此出現這種現象的國家，其經濟市場從結構和模式上來看也不成熟，還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且政府對中小企業的發展政策和制度也不完善，所以與發達國家的市場型經濟相比，大部分經濟轉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有自己獨有的特色。我國政府對中小企業的發展政策主要有以下特點：政策的中心思想受傳統經濟體制影響。我國目前還沒有出現制度和發展模式都比較成熟完善的中小企業管理機構，而在美國，專職于中小型企業的政策機構幾乎遍布了每一個行業，每一個中小企業都能夠直接接受此政策機構的管理（厲志海，2008）。我國近幾年開始有意識地采用此發展模式管理中小企業，以浙江省為例，省經委直接管理國有中小企業；省工商聯直接管理商業中小企業；省工商局直接管理私企中小企業；省科技廳直接管理科技型中小企業。采用這種管理模式，使浙江省的所有中小企業有了各自統一的政策主體，并能夠真實反映出企業的利益和需求，運用自己所屬的權力對自己的資源進行管理和保護（尚鴻濤，2008），避免了不同行業因為不同的政策而導致利益矛盾和摩擦，在企業經濟發展中取得了顯著的效果。
中小企業成長環境與政策關系實證分析
（一）樣本企業的基本情況
為了獲得詳細信息，筆者通過網絡以及人際關系以浙江省為調查范圍，對其省范圍內的中小企業進行抽樣調查。本次調查采用問卷調查方式，共發放問卷160份，回收108份。其中，有效問卷96份，剩余12份問卷因部分題目未填或其他原因而剔出分析。在這96份問卷中，大部分填表對象為企業管理者，這是為了保證填表最終答案與企業真實信息的契合度。在這96家企業中，2010年底企業平均正式員工數量在280人左右，企業平均資產為3033.54萬元，2010年底企業平均銷售總額為5280.46萬元，96家企業的平均經營時間為9年。這96家中小企業均是在20世紀80年代之后發展起來的，即均是在我國經濟轉型期開始發展的，與本文的研究議題和研究對象相吻合。
表1是樣本企業的基本信息，根據本文的研究需求，把96家中小企業分為四類產業，即傳統制造業和服務業、新興制造業和服務業。政府對這四大產業的扶持政策和保護措施一般來說并不相同，采用對比分析具有較大的研究意義。
（二）不同類型企業成長環境的方差分析
將不同規模的企業成長環境進行方差分析，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將不同產業類型的企業成長環境進行方差分析，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
結論
在多元化的經濟時代，中小型企業在國家社會經濟發展中有著不可取代的地位，但是由于政策體系的不完善，中小型企業本身的特點和結構導致其生存環境較為惡劣，發展情況不容樂觀。由表2的分析可以看出，小型企業的融資能力跟中型企業相比具有較大的差距，小型企業對制度環境的評價稍微高于中型企業。從表3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新興行業對企業成長環境的評分比傳統行業更高，直觀地表述了新興行業在經濟轉型期更適合社會經濟發展，并且生存能力更強。結合Scheffe和LSD數據分析可以看出，新興產業和傳統產業對企業成長環境的適應能力有較大差異，據方差分析結果顯示，新興行業更適合社會經濟發展。經過多年經濟的飛速發展，我國的經濟結構趨于穩定與成熟，中小型企業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生存環境和發展潛力不應被人們忽視，因此本文分析了中小型企業的各種發展因素，以促進我國中小型企業制度的發展與完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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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趙忠濤，郭炳宏.關于中小企業經濟轉型過程中融資途徑的探討[J].現代商業，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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