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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性質范文1
一、我國土地產權制度現狀
1、土地產權制度模糊內涵
產權的定義很多，一般認為，產權是由物的存在及對它們的使用所引起的人們之間相互認可的行為關系。產權的基本功能在于影響激勵和行為，其主要功能是引導人們實現將外部性內在化的激勵，產權界定不清一般被認為是產生“外部性”和“搭便車”的主要根源。就產權構成來看，大部分學者認為產權是一組包括所有權、使用權、收益權、處分權等具體權利在內的權利束，且物的交換價值主要取決于交易中權利束的大小。根據上述產權定義，土地產權應是因土地的存在及對其使用而引起的權利義務關系，是以土地為客體的所有權、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處分權之和。在產權明晰的條件下，土地交換價值應取決于土地權利內容的范圍和大小。
就制度來說，諾斯認為，制度是一種社會博弈規則，是人們所創造的用以限制和規范人們相互交往行為的框架性安排，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制度體現的是集體行動的規則，也可以說是人們之間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契約關系。進一步理解，制度是一種放大的契約或稱之為群體契約，與個人之間契約不同的是，制度需要明確的是群體內部或群體之間的行為規則。在這種情況下，因契約約束范圍模糊導致的契約邊界模糊便不可避免。布坎南在提及契約對財產的保護問題時，認為在原始契約得到履行的同時，必須制定出一些條款來控制邊界交叉的問題，以認定并懲罰那些侵犯他人已界定的財產權利的人，對制度來說，這個觀點似乎同樣適用。
具體到土地制度而言，它是對人們以土地產權為載體從事的各種行為的約束性規范，也是人們在使用土地過程中產生或制定的規則，一般分為土地所有制和土地使用制，并分別對應土地所有權和土地使用權。但實際上，由于公權力的干預，這種劃分標準及各自作為權利束所包含的內容仍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根據產權理論，由于產權主體在界定、保護或實現權利方面的費用太高以及外來干預等原因，產權往往具有一定的殘缺性。需要明確的是，土地所有權作為一種非排他性或一定范圍內非排他性的所有權，可以認為是一種社團產權。在出現社團產權的情況下，產權明晰只有在對抗社團以外其他人時才能體現，而在社團內部，由于所有者并不唯一，這種產權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是不確定的。而對于土地使用權來說，其權利束所包含的內容受法律規定或土地所有權代表與土地使用權人協商的影響，本身也是不確定的。上述這種不確定性表現在制度安排上，就是制度模糊。
2、我國土地產權制度模糊的原因及表現
我國的土地所有制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從前文分析可以看出，不管是何種性質的土地所有制，只是所包含的權利人范圍不同，但作為社團產權，在其內部都存在產權界定不清晰的問題。當然，從我國實踐來看，這種不清晰還有一個表現，就是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之間也存在一定的邊界交叉，并且受國家發展戰略導向影響，呈現出前者對后者的制度歧視，而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主要有兩點。
(1)制度變遷過程充滿了不確定性甚至過程中斷導致制度模糊。以集體土地所有權的演進過程為例，建國初期，為推動經濟復蘇，促進農業發展，調動農民積極性，1950年6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規定實行農民階級的土地所有制，但實際上，在1952年這場完成之前的1951年底，中央就印發了《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要求在已完成改革的地區實行農業互助合作。后經過農業生產互助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等一系列的制度實踐，逐步在所有權制度層面上抹去了農村土地的私人所有權，至1962年《農村工作條例修正草案》頒布實施，我國農村土地最終確立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所有權制度體系。在1950年至1962年短短十二年的政策演進過程中，實際上貫穿一條主線，即土地產權逐步由明晰的私人產權向模糊的社團產權過渡，并逐步擴大其范圍。從這方面看，既然集體土地所有權是一種“進化不全面”的所有權，產權制度模糊便不可避免。
(2)國家基于發展戰略的制度故意，即戰略性模糊。這種戰略性模糊可以從兩個方面予以說明，其一，源于城市建設和工業發展需要的農村支援城市戰略計劃，即長期的農業支持工業發展及城市建設。從這個角度上講，自1953年開始，一直延續至今的低成本征地制度，至少說明這種產權制度模糊可以大大降低城市建設成本，并使農村土地的資產屬性只能在狹窄的通道內通過改變產權性質得以實現。其二，1978年之后的城鄉土地制度改革開始逐步強化用益物權，所有權在某種程度上成了“空制度”。以城市土地使用權和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為核心的城鄉土地用益物權成為時展與社會性質相妥協的產物。以至于何?皮特(Peger Ho)認為，中國農村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關鍵就在于中央政府經過審慎考慮后，決定將本該成綱成條、沒有任何歧義的農村土地所有權制度隱藏在模棱兩可的迷霧中，即有意的制度模糊。
從實際情況來看，我國土地產權制度模糊至少表現在以下方面：一是不同類型的所有權之間、同一類型所有權內部存在制度模糊。我國《憲法》規定城市土地屬于國有，但由于“城市土地”、“國有”本身就是相對模糊的概念，城市土地的邊界、權利人主體都難以界定，結果就造成城市建設用地面積不斷擴大，集體土地不斷受到侵犯。同樣，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脫胎于過去“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所有權結構體系，所有權主體邊界更加模糊。二是土地使用權制度模糊。以土地使用年期為例，城市建設用地使用年期長期處于調整、總結和實踐的過程，從深圳早期土地出讓年期一般不超過30年到《深圳經濟特區土地管理條例》(1988)規定最高期限不超過50年，到《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和轉讓暫行條例》(1990)區分土地利用類型規定不同的土地使用年期，再到目前提倡的土地出讓彈性年期制，可
以看出，土地使用權的使用年期是不斷調整變化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同樣如此，早在1984年，國家有關政策要求土地承包期一般應在15年，后《土地管理法》(1998年修改)將其調整為30年，《農村土地承包法》(2002)區分耕地、草地、林地將承包期調整為30至70年不等。由此帶來的則是產權不穩定，進而導致土地使用權人預期收益不穩定。
二、產權制度模糊對土地規劃編制、實施的影響
1、產權制度與土地規劃的關系
一般認為，土地規劃是國家利用公權力干涉甚至侵犯私權-利的工具，土地利用規劃出于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或提高整體土地利用效益而獲得合法性基礎。
(1)產權是規劃編制及實施的條件之一。規劃影響產權內容，但同時，既定的產權也影響規劃編制及實施效率。我國新一輪土地規劃修編基本結束，與前兩輪不同的是，這次修編更加強調規劃的公共政策屬性，更加重視規劃對土地布局及利用結構的宏觀指導性，并將規劃作為土地管理的基本公共政策以實現土地利用與環境保護、經濟發展相協調。此外，這次規劃修編更加面向規劃的實施，在這種情況下，土地產權作為影響規劃實施成本的重要因素，必須得到充分考慮。
(2)在一定條件下，產權是產權主體保障規劃落實的動力。土地規劃強調的是土地結構的宏觀布局，賦予土地發展什么、怎么發展的權利，并指導土地利用方向。但產權主體作為理性經濟人，在面臨規劃時他們首先考慮的往往是規劃對土地產權內容、進而對土地價值的影響。不可否認的是，對個體來說這種影響一般是雙面的，甚至可能使私權利受損。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如果實施規劃提高了權利人預期收益，由此帶來的保護力量無疑是最大的。
2、產權制度模糊對土地規劃編制、實施的影響
目前，土地產權邊界不清和主體模糊已成為我國土地管理的突出問題，土地產權制度模糊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規劃實施效率，使規劃控制效果低于預期。在所有權層面上，土地產權邊界不清和主體模糊使規劃控制對象難以明確；在使用權層面上，產權有效期限不穩定導致使用權人存在有效期限內攫取最大利益的沖動，使規劃難以有效保護和落實。
(1)土地產權制度模糊使不同層次的管理主體行為目標不一。我國城市土地屬于國家所有，由國務院負責行使，但問題是，我國現行國家一省一市一縣一鄉(鎮)的五級行政架構中，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具有批地權，實際掌握了土地的部分處分權和收益權。不同層級政府出于多方面考慮，導致規劃實施目標、立場和效果很難統一。對集體土地產權制度而言，也存在大量問題，一方面，自然村、行政村和鄉鎮是三級集體土地所有權主體，但從另一方面來看，一個自然村既是集體土地所有權主體，同時也是其所在行政村和鄉鎮的土地所有權構成主體之一。這種產權主體模糊、邊界不清的問題容易引發不同所有權主體之間的糾紛，并造成上級所有權主體對下級土地所有權主體的權益侵犯，提高了規劃實施成本。
(2)土地產權制度模糊導致主體缺位，公眾監督效力難以體現。主體缺位或虛置是產權制度模糊的直接結果，―方面，缺乏明確的產權主體意味著缺乏明確的被監督對象，從法理角度分析，委托―關系并非意味著權利義務的絕對轉移，在某種程度上，責任主體仍為委托方；另一方面，主體不確定往往更容易導致信息不對稱。土地利用規劃作為專業性相對較強的公共政策，具有一定的理解門檻，增加了受眾的監督難度，而主體不確定進一步增加了公眾獲取信息的難度，加大了信息的不對稱，提高了監督成本。
此外，從當前土地利用形勢和長遠發展來看，探索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規劃編制模式已是必然趨勢，而產權清晰是市場經濟中交換物的基本特征。目前產權制度模糊和市場經濟發展存有明顯矛盾，并成為影響規劃編制效率和編制成本的主要因素。
三、基于推進土地利用規劃編制及實施的土地產權制度改進建議
1、物化土地產權，明確產權制度
一般來說，土地私有制在產權邊界及產權主體方面相對明確，產權保護效率較高，但我國的社會性質決定其不可能實行土地私有制。我國的土地所有制已經超越所有權層面的價值，而被賦予了社會性質的政治意義。但從國外經驗來看，公有往往意味著“都有”或“都沒有”，這明顯與當前的市場經濟發展要求不相適應，也是我國土地規劃編制和實施低效率的制度根源。
結合當前的情況和產權制度發展趨勢，對于集體土地，從短期來看，必須在強化集體土地使用權上下功夫，在使用權層面上逐步強化私有，豐富和固化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宅基地使用權。在明確的產權基礎上，以規劃引導建設，以產權保護促進規劃編制和實施。從長期來看，還是應審視和反思現行以全民所有制和集體土地所有制為構成的土地所有權制度，消除國家對集體土地所有權的歧視性政策，盡快賦予集體土地相對完整、明晰的土地所有權。對于國有土地，一方面，應穩定現有土地使用權使用年限和內容，明確土地使用權在時間維度和空間維度上的邊界；另一方面，要明確土地所有權的法律主體。在當前行政管理和績效考核機制不變的情況下，建議以國有土地地域范圍為依托，明確權利主體和權利邊界。地域范圍的確定應獨立于現在的行政邊界，以區域發展經濟體為主體，并編制區域土地利用規劃，改變地方政府因產權主體模糊而實際獲得近乎所有權的土地處分權現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