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經濟計劃和計劃經濟的區別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經濟計劃和計劃經濟的區別范文1
【關鍵詞】市場經濟政府經濟調控模式
1.世界各國政府的經濟調控模式
1.1美國的經濟調控模式美國政府主要是以制定框架為主，生產出來的產品必須交稅、質量必須達標。除販毒之類不允許生產的，其他商品允許自由生產，消費者可以自由買賣。這樣供給和需求自發達到一個平衡，美國政府通過貨幣政策（制約企業生產中能夠取得的貸款，通過貸款的限制來限制生產規模的擴大）、財政政策（國家財政投資，一個大工程，帶動多少就業）來調節經濟過冷或者過熱。
1.2日本的經濟調控模式在西方市場經濟國家中，日本的宏觀調控法別具特色，可以說日本是西方發達國家中宏觀調控法發揮作用較為徹底、成功的一個范例。
日本政府首先是主導型市場經濟模式，日本經濟體制的重要特點是政府一直重視和強調對經濟的管理、干預。當代日本的市場經濟模式在資本主義世界中獨樹一幟，這種模式的形成既與日本從明治維新以來所逐步建立的具有東亞特色的市場經濟體制有著歷史的聯系，又是戰后日本學習歐美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經驗，并將其同本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實際相結合的結果。正是這種歷史導致日本的經濟雖為市場經濟，但有著遠比歐美各國更廣泛、更深入和更有成效的國家參與和干預。歐美型的市場經濟模式首先是市場制度自身的運動，政府干預只限于對市場制度自身運動的缺陷進行補充。日本的市場經濟模式則不只限于此，這是由日本特殊的國情及其市場經濟形成和建立時期所處的特定的歷史環境決定的。二戰之后的日本經濟要在戰爭的廢墟上重建，同時要盡快趕超歐美經濟水平，世界經濟發展的壓力和日本自身的國情都不容許它走英美模式發展的漫長道路。為實現超常的發展速度，日本選擇了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模式，將過去那種政府與壟斷資本的密切關系來了個變種，演變為一種新型的政府強有力的指導經濟活動的關系。日本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是在市場競爭的基礎上，由政府出面，積極主動而強烈地干預經濟。這種干預不等于直接管制和行政強制，政府的計劃是導向性的，主要通過產業政策有目標、有步驟地引導資源配置過程，推動經濟發展。其次，計劃法和產業政策法為主導的宏觀調控法，日本的計劃法，歷來計劃與法律，看起來毫無緣分，但兩者間尚潛在著一種本質性的內在聯系，同時在歷史性的發展過程中，計劃在法律上的意義也更加明顯起來。經濟計劃被直接以法律形式表現出來，或者被賦予法律意義，或者以法律規范計劃，還是二次戰后的事。西方國家在二次大戰以后，其計劃與法律的關系就開始日益密切起來。它們往往根據國家計劃制定經濟政策，又根據經濟政策制定有關法律。經濟計劃在日本的宏觀調控法中占有重要地位。
2.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政府經濟調控模式的轉變我國與其他國家總體調節經濟的方式沒有大的區別，區別只在于我國擁有很多國家控股的企業（尤其是命脈行業企業如電力、公路鐵路等），雖然他們壟斷效率低下，但是非常安全和聽話，不用擔心被別的國家收購做壞事，并且國家讓他們提價就提價，讓降價就降價。其他的和美國一樣。我國要在比較短的時間內形成成熟的市場經濟模式和健全的宏觀調控法，必須選擇一個適合本國國情的借鑒對象?，F實的緊迫性決定了中國不能走歐美國家那種漫長的自然發展的道路；國家對經濟干預性強的傳統也與歐美國家的現實存在很大差異。比較而言，日本經驗更為切實可行：一方面，日本具有在較短時期內建成宏觀調控法律制度的成功經驗。戰后日本在恢復經濟后的幾年內就建立了系統的宏觀調控法，經過十九年就使這一法律制度達到比較完備的程度，促進和保障了日本的市場經濟得以按自身規律有序地快速發展；另一方面，在西方市場經濟國家中，日本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作用較強，并且政府對市場機制的破壞作用也較小。兩方面都與中國目前的現實接近，更富有借鑒意義。因此，研究日本如何使宏觀調控法正確反映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宏觀調控法又是如何正確科學地反映市場經濟體制的客觀情況，對于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模式和宏觀調控法律制度建設不無裨益。
2.1政府經濟職能的轉變我國政府宏觀調控模式有效運行的條件之一就是解決它將對“什么”發揮作用，即宏觀調控的對象。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政府經濟職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即由計劃經濟時以對微觀經濟為中心的調控轉變為以對宏觀經濟為中心的調控。
2.1.1我國政府經濟職能“定位”的恰當性我國政府經濟職能不是原來計劃經濟時期那種完全拋棄市場的作用，政府壟斷性的調控，而是市場和政府職責合理分工，二者職能互補。市場和政府都是配置社會資源的工具，凡是市場配置資源能發揮作用的地方如效率、競爭力、活力等市場都發揮作用。同時，由于市場又不是萬能的，凡是市場失靈的地方，政府應充分行使其職能。
2.1.2政府經濟職能“定位”的科學性經濟的發展有其內在規律性，人們遵循其規律就會成功。否則，就會遭到懲罰。掌握經濟規律的關鍵是正確處理市場與政府對經濟發展相互作用的關系。這一點已為中外經濟發展的歷史所證明。在我國計劃經濟時期，由于我們完全忽視市場的作用，一味強調政府的作用，政府的經濟職能無所不包，其結果使我國國民經濟幾乎崩潰。以來，特別是十四大以后，我們逐步突破計劃經濟的樊籬，實行市場經濟，轉換政府職能，充分發揮市場和政府二者協調作用，使我國國民經濟高速、健康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功，世人矚目。
2.2政府宏觀調控行為的轉變所謂政府宏觀調控行為就是宏觀調控主體——政府為了實現其經濟職能而實施的行為。一般有三種形式：一是強制，即政府依靠法定的強制力實現其經濟職能的行為，如行政命令等；二是獎酬，即政府通過給予各種經濟主體（公司、企業）一定的經濟利益的方式來使其自覺接受政府的調控，進而實現經濟職能的行為，如產業政策和部分財政及金融政策等。這些政策的實施不是靠強制性的行政命令而是政策本身所含有的經濟利益，經濟主體為了得到經濟利益而自覺貫徹執行政府的這些政策，即接受獎酬；三是輿論，即政府通過輿論宣傳作用把其意圖施加于經濟主體實現經濟職能的行為，如政府對經濟主體進行的各種精神獎勵等。這些精神獎勵（輿論）只是一種榮譽的稱謂同樣不具有強制性，它們的實施同樣靠經濟主體的自覺接受。由于我國實行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府宏觀調控行為發生了重大轉變：即由計劃經濟時期單一性的強制向以獎酬和輿論為主兼顧強制的轉變。這種政府宏觀調控行為的轉變具有以下特點：
2.2.1政府強制的弱化。就是指政府依靠強制實現其經濟職能的程度弱化。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政府運用指令性計劃這一行政命令調控經濟活動的減少。據有關部門統計，農業生產在1985年就已全部取消了指令性計劃，在農產品方面，1984年國家收購和調撥的商品只有糧食、棉花和某種中藥材等10種；工業生產中，政府實行指令性管理的產品已由1980年的120種，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45％，減少到1994年的33種，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4.5％。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中，政府定價僅占5％，在農業出售的農產品總額中占12％，在工業企業銷售的生產資料總額中占18%.以上表明，政府的強制在數量、范圍等方面出現了弱化的趨勢。另外，政府強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其效力的強弱大大受市場的制約，因為，市場經濟主體的經濟活動以市場規律為準繩，一切行為均以獲取利益為目的，為了利益可以置政府強制——行政命令而不顧，最近一段時期，各種走私活動的猖獗以及其他各種“有禁不止”現象的存在都是政府強制在市場經濟大潮中失靈的佐證。
2.2.2利益是實施政府宏觀調控行為的基礎政府宏觀調控行為是否有效取決于三種宏觀調控行為所含利益在多大程度上被經濟主體吸收。如果利益所產生的誘因足以吸引經濟主體自覺接受政府宏觀調控行為，這表明政府宏觀調控行為產生了效力。反之，其無效或效力弱化。就強制而言，雖然，可以憑借自己法定的強制力迫使經濟主體服從，如企業接受政府的指令性計劃。但是，如果強制——指令性計劃不能使企業因認真貫徹執行指令性計劃而得到滿意的經濟利益，那么，就會出現“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情況。強制因經濟主體按市場規律，追求最大經濟利益而效力減弱。就獎酬性和輿論而言，因自身沒有強制力，經濟主體是否接受這一行為完全取決是否有利可圖，這就決定了利益是獎酬行為的重中之重。目前，嚴重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基礎設施建設，其特點是投資大、效益低，一般經濟主體不愿投資建設。針對這種狀況，政府實施了諸如優惠產業政策、金融政策、稅收政策等一系列獎酬，通過在資金、稅收等方面的優惠，使經濟主體的經濟利益得到保證，吸引它們投資建設，實現國家產業結構的調整，突破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瓶頸”。另外，政府有關部門也開展一系列精神文明活動，授予一些經濟主體諸如“雙文明單位”、“消費者滿意單位”的稱號。通過實施這些輿論，使經濟主體意識到榮獲這些榮譽稱號對于提高自己的知名度，開拓市場具有重大意義。因此，積極參加政府開展的精神文明活動。經濟主體參與這一活動的過程就是貫徹執行輿論的過程，也就是輿論發生效力的過程。
2.2.3市場交換是實施政府宏觀調控行為的方式。如前所述，利益是經濟主體是否接受政府宏觀調控行為的前提，而通過什么方式把政府宏觀調控行為和經濟主體之間連接起來，也就是說以什么為中介把政府宏觀調控行為所含的利益被經濟主體吸收進而實現其效力，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個中介只能是市場交換。政府用宏觀調控行為所含的利益與經濟主體的服從相交換，進而達到交換雙方的目的，即政府由于付出一定利益而換取了經濟主體的服從，使宏觀調控行為發生效力；經濟主體則因服從宏觀調控行為而換取了利益，達到了作為一個經濟人的目的。由此可見，即便是強制，如果不把其實現效力的方式建立在與經濟主體進行交換的基礎上，那么這種強制的效力，在一定程度就會因經濟主體無利可圖而消極服從、弱化或化為烏有。如前所述，社會上大量存在的“有禁不止”現象就是政府強制失靈的突出表現。對于獎酬和輿論，其效力是否實現或效力的強弱則完全取決于它們所含利益與經濟主體服從二者之間市場交換是否成功成交換效果的好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優惠招商引資政策（獎酬），吸引了大量外資，促進了我國經濟建設的發展。這是由獎酬所含利益與外商之間成功進行交換的結果。也是政府獎酬成功案例之一。而最近一段時期，有些政府部門開展的亂評比活動（輿論），各種榮譽稱號多于牛毛，遭到了企業的抵制。其根本原因就是這些評比活動僅僅是為了某些部門謀取利益，導致這種輿論行為不含經濟主體所需利益因素，無法與企業進行交換。這也是政府輿論失敗的案例之一。
2.3政府宏觀調控關系的轉變所謂政府宏觀調控關系是指政府與經濟主體間內在的本質聯系。這種關系一經形成便具有長期穩定性。宏觀經濟調控關系和宏觀調控行為的關系是二者互為前提，宏觀調控行為必然導致一定的宏觀調控關系；穩定的宏觀調控關系又產生相應的宏觀調控行為。在計劃經濟時期，政府采取行政命令等強制行為實現其經濟職能；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則采取以獎酬和輿論為主，強制為輔來實現其經濟職能。因此，政府宏觀調控關系相應也發生了明顯轉變：即由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向服務和被服務的關系轉變。這種宏觀調控關系具有以下特點：
2.3.1政府工作人員必須轉變工作作風，樹立公仆意識。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政府工作人員憑借行政命令等強制推行政令，實現經濟職能。同時，企業處于政府的從屬地位，政府與經濟主體（企業）的關系是領導和被領導的關系。這樣，無論工作人員諸如辦事拖拉、互相推諉、態度蠻橫等官僚作風多么嚴重，經濟主體都必須無條件服從。可以說，計劃經濟時的宏觀調控行為和宏觀調控關系是產生官僚作風的溫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政府宏觀調控行為不再以強制為主，而是以獎酬性和輿論性為主，這就使政府工作人員失去象計劃經濟那樣所憑借的法定強制力這一有效手段來推行政務。換言之，政府工作人員推行政務手段的強制性和權威性弱化。另外，政府與經濟主體的關系是一種服務和被服務的關系，這表明經濟主體與政府處于平等地位，它們不再是政府的從屬物，而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法人實體。經濟主體作為獨立的市場主體，擁有一定自，政府不能隨意干涉其生產經營活動。為此，這就要求政府工作人員克服官僚作風，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公仆意識。
2.3.2企業真正成為獨立具有法人資格的市場主體是政府宏觀調控關系的關鍵。目前，我國政府干涉企業的經濟活動現象之所以屢見不鮮，其根本原因就是企業還沒有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獨立具有法人資格的市場主體。特別是國有企業表現尤其突出。因此，這就要求加快推進國有企業的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按照“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要求，對國有企業實行規范的公司改革，“國家按投入的資本額享有所有者權益，對企業的債務承擔有限責任”，但“政府不能直接干預企業經營活動”，企業則“依法自主經營、自負盈虧”但“不能不受所有者的約束，損害所有者權益。”這樣，企業成為獨立的法人實體和市場主體，與政府地位平等。因此，只有經濟主體成為真正的享有充分自的市場主體，才能建立真正的服務和被服務的政府宏觀調控關系。
3.對我國的經濟有怎樣的影響
3.1行政手段強制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化”也將帶來諸多問題首先，盡管避免了直接的財政風險，但風險并沒有消失，只是分散到了商業銀行和相關債務人的手中，未來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風險有可能急劇上升。其次，由于貨幣政策在為財政政策服務，這將銀行資金更多引向了有政府背景的大項目，而中小企業貸款難的現象將更加嚴重。盡管今年以來，新增貸款已經達到了以往全年的5萬多億的水平，但據工信部部長李毅中透露，中小企業貸款增加額只占不到5%。最后，由于商業銀行有自身的利益訴求，有可能會產生虛增貸款從而讓貨幣供應量虛增的行為，這將誤導宏觀調控。比如票據貼現業務，就既可以讓新增貸款虛增，又可以通過企業繳納的保證金讓存款虛增。而且，如果貸款過多流向了虛擬經濟也將帶來衰退下的資產泡沫，這將傷害實體經濟的復蘇。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經濟從衰退到復蘇需要政府開源節流真正刺激經濟，而不是把風險轉嫁給銀行、企業和公眾。目前中國經濟唯一值得欣喜的指標就是貨幣供應量，可是貨幣供應量增加的同時也是債務人債務的增加，銀行創造了貨幣并沒有創造財富，而終究有人會為此付出代價。
3.2行政手段營造氛圍和趨勢導致股市、房市顧此失彼自年初起，股票市場一反2008年疲軟的態勢走出了一輪強勁的反彈行情。原本反彈是無可厚非的，但是其力度與金融危機下企業的苦難現狀格格不入。此輪行情被稱為“政治行情”，如果說宏觀調控模式上來看，不但沒改變以往立竿見影式的政策刺激，甚至用行政的力量去影響市場。例如地方政府的政策救房市，銀行放貸款對股市注入強心針，這些對市場產生了積極的或者消極的，但是一定是深遠的影響。導致市場平衡被打破，市場規律被違反等。
【參考文獻】
1、張璐《開放導報》2008年第4期
2、《中國經濟新思考》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8-10-01
經濟計劃和計劃經濟的區別范文2
關鍵詞：政府預算；法治性；市場經濟
Abstract:Thisarticledeniedonlysummarizes“thegovernmentbudget”bytheplanningthetraditionalviewpoint,pointedoutthat“theplan”isonlythegovernmentbudgetessentialform,buttheefficiencyalsonon-governmentbudget''''sessence,onlyhas“thegovernmentbylaw”isthegovernmentbudgetbasiccontentandthelivesoul,isdistinguishesbetweenanyotherfinancialcategorybasicnature.Itdecidedbythemarketeconomythatthemarketandthecapitalthroughgovernmentbudget''''slegalauthority,thepositivegoverninggovernment''''seconomiclifeline,havecausedthegovernmenttomovemustserveitsfundamentalinterests.Ourcountryexistinggovernmentbudgetsystemalsohastheverybigdisparitytothegovernmentbylawrequest,forthisreasonmuststrengthenOurcountrygovernmentbudgetthelaw,theplanning,thenormalizing,opennessandthepoliticalproceduralnature.
keyword:Governmentbudget;Governmentbylaw;Marketeconomy
前言
政府預算,過去通常稱為國家預算。[1]法治性是政府預算活的靈魂,是政府預算的精髓和要意所在。市場經濟從根本上決定了政府預算所具有的法治性內容。在市場取向的經濟改革中,必須嚴肅政府預算的法治性,并用以約束政府的財政活動。至今為止,我國政府預算盡管具有法治形式,但并無實質內容,有法不依導致了我國財政工作的極度紊亂狀態。它嚴重地危害著我國財政的正常運行,如任其發展還可能毀掉我國的改革大業。因此,認清政府預算的法治性質,并遵循其要求改革我國的政府預算制度,是有著重大現實意義的。否則,不管人們采用怎么樣的努力,要解脫我國財政于目前的極度困難狀況之中是不可能的。本文將對此問題給出自己的分析和看法。
一、“計劃”僅是政府預算的關鍵形式
我國關于政府預算有代表性的看法主要有:一認為政府預算就是“國家制定的年度財政收支計劃”[2]。這是認為政府預算就是“財政計劃”;一認為政府預算“是國家實現其職能的基本分配手段,是有計劃地籌集、供應資金,制約經濟結構與比例、速度,滿足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的重要工具,反映著主要的財政分配關系。從計劃管理財政收支角度看,國家預算就是國家的基本財政計劃,其收支是國民經濟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3]這是認為政府預算既是“財政計劃”又是“分配關系”。兩類看法都認為政府預算是政府收支計劃,但它們的分歧在于:政府預算除了“財政計劃”之外,是否還是一種“經濟關系”?前者的答案是否定的,而后者則是肯定的。
認為政府預算僅是財政計劃的看法有著充分的歷史和現實依據。從歷史看是封建君主被迫編制年度財政收支計劃,從現實看則是近現代政府每年都編制、執行和審核財政收支計劃,而形成了一種新財政范疇。英語稱該范疇為“Public(Government)Budget”。其中Budget表示如何使用并籌集相應錢款的計劃,冠之以Public或Government,即表示政府財政計劃。該詞中譯為“政府預算”,取中文“預算”一詞的預先計算與安排控制未來經濟活動的財務計劃之意;加上“國家”一詞,就是表示財政計劃。這就鮮明地概括了該范疇的計劃性特征?？梢?將政府預算定義為財政收支計劃是有其正確性的。但如進一步考查則可看出,僅從計劃角度是難以正確概括和把握政府預算的性質與內容的。
財政作為國家或政府的分配活動,其收支規模是巨大的,因而總需要依靠某種計劃來安排和規范。完全沒有計劃而放任自流的財政活動是不可思議的,即使是自然經濟時期的財政也如此。
平頭老百姓居家過日子尚且需要某種計劃,更何況君臨天下的君主呢?我國古代早已存在財政計劃現象,人們還由此得出政府預算不遲于周朝就已出現的結論。[4]可見,財政活動與財政計劃總是不同程度地相共存的。但由此得出政府預算早已產生的結論則有失偏頗,因為那實際上是將政府預算等同于財政了。這無異于取消政府預算范疇。
為此,存在著不同觀點是自然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以前的階級社會,統治者個人的財務收支活動和國家財政的收支活動很難嚴格地區分。因此,不可能有完整、系統的國家財政管理制度。另外,在商品貨幣關系尚不發達的國家財政分配中,不可能有事先進行詳細的收入和支出的計算,在組織收入和支出的工作方面,也不可能有一定的程序和手續,而且封建統治階級國家的各級機構在財政活動上所處的地位也是不明確的。因此,當時尚未形成政府預算制度,即使有些個別的預計收支,也不能叫做國家預算?！盵5]在這里,除了收支計劃外,諸如完整系統的財政管理制度、事先的詳細計算、一定的程序和手續以及確定國家各級機構的財政地位等,都被認為是政府預算必不可少的內容。
筆者認為這一看法是正確的,“計劃”僅是政府預算的關鍵形式,但不反映其典型內容和根本性質。
二、法治性是政府預算的根本特性
正是由于“計劃”僅是政府預算的形式,所以人們在定義“政府預算”概念時,往往還要對其內容加以說明。對此,我國財政理論強調政府預算的經濟性,而西方財政理論強調政府預算的法治性。
政府預算最初產生于封建社會末期的西歐,它伴隨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西歐的產生、確立和發展而逐步形成并鞏固下來。計劃是政府預算直觀的和鮮明的表現形式,全面、系統和完整的計劃,是這一財政范疇的重要特征。到了社會主義社會,由于政府預算這一特征與計劃經濟的根本特征相一致,使得此時的政府預算不僅沒被否定,反而被充分利用了。即不僅其計劃形式被繼承,而且其計劃作用還被發揚光大。它不僅繼續是政府安排自身收支的計劃手段,而且還是國家以指令性計劃直接配置社會資源的財務手段,從而具有了直接作用于經濟的“經濟性”。
但經濟性難以正確把握政府預算的內容和實質。任何財政活動都體現為是一種分配關系,都不同程度地作用于經濟活動,只不過計劃經濟時期政府預算對于經濟的作用極為突出和醒目罷了!這樣,以經濟性來界定政府預算的內容和實質,仍然是不完整和不嚴密的。
在西方財政學中,政府預算通常定義為政府編制的財政年度的財政年度收支計劃?！邦A算在英國每年由財政大臣提交給議會,或在美國由總統提交給國會,它包含著一攬子公共支出計劃及下一年度的稅收立法?！盵6]
西方的政府預算具有以下性質和內容:(1)計劃性。作為政府的基本財政計劃,政府預算依據政府的施政方針編制,財政收支必須由預算安排并遵照執行,不得超越和違背計劃行事;(2)法律性。政府預算通過相應的法律程序確立,既受到法律的約束和限制,其本身又是國家法律的組成部分,具有法律的權威性。違反政府預算是違法行為,將受到法律的追究和制裁;(3)歸一性。除某些特殊款項,所有的財政收支都必須納入政府預算,以確保社會公眾和議會對政府及其財政活動的約束與監督。而那些特殊款項也必須由議會的法律授權才行,否則也將是違法的;(4)政治程序性。政府預算的審議和批準權限屬于立法機構,它通過一系列嚴格的政治程序來完成。即政府預算從草案提出、通過、執行、調整到決算的全過程,都在既定的政治程序監督和約束下進行,要改變該程序只有先改變已有的法律條文;(5)公開性。政府預算應成為公開的文件,其內容應能被全社會所了解,除少數機密外,其數據都應向社會公布,而不是少數人隨心所欲的私下活動。
上述性質可用“法治性”來歸納,其中即使是計劃性,實質上也具有法治性內容。因為預算計劃的制訂和執行過程,本身也就是法律的制訂和執行過程。以往任何財政范疇都不具有法治性,[7]所以法治性是政府預算的基本內容,是政府預算區別于以往任何財政范疇的根本性質。
三、市場經濟從根本上決定了政府預算的法治性
上述分析表明,對于政府預算的性質和內容,中西雙方存在著是經濟性還是法治性的認識差異。這是由各自的經濟體制所根本決定的。
計劃經濟下,企業和個人的獨立自被否定,整個社會以國家為中心形成單一的大企業,以財政為中心形成單一的大企業財務,財政直接集中了整個社會幾乎所有的純收入,從而對全社會的資源進行了直接的計劃配置,這就很自然地利用了政府預算這一計劃形式,決定了當時的政府預算具有“經濟性”內容。
市場經濟下,資本和市場不允許政府利用政府預算的計劃形式去直接干預和決定它們正常的市場活動。此時企業和個人是獨立的市場運營主體,政府財政活動不可能深入到企業財務內部,也不可能直接替代企業開展具體的資本運營。這就決定了市場經濟下政府和財政不能以計劃手段取代市場手段去進行社會資源的配置。因此,西方的政府預算不是國家從事生產建設活動的計劃手段,從而不具有“經濟性”。
相反,市場經濟決定了政府預算的法治性。
眾所周知,在西方,政府預算是新興資產階級褫奪封建君主專制權力的關鍵手段之一,它剝奪了封建君主的基本財政權,通過資產階級議會所確定的預算計劃約束和規定著封建君主的財政活動。此時在政府預算制度約束下的財政與以往財政的本質區別,是它具有以法律形式確定的社會公眾與國家以及國家政權內部的財政分權與制衡內容。計劃本身不是市場的行為,僅有計劃性,政府預算并不符合資本和市場要求,甚至是完全否定市場的。所以,法治性才是政府預算這一新財政范疇的本質性內容,即它具有資本和市場通過議會約束和限制政府政治權力的實質。正是依靠政府預算這一形式,西方國家完成了從自然經濟的家計財政向市場經濟的公共財政的轉化。
在市場經濟下,社會主要經濟活動由無數獨立的私人資本在市場機制引導下展開,政府活動必須符合私人資本的要求并反映其愿望。為此,社會必須找到一整套方法,并建立起有效的監督制度和制約機制,去直接保證作為私人資本總代表的政府不損害市場的有效運行,不侵犯私人資本的根本利益。這只有依靠法律手段才能做到。政府預算這一制度,正是依靠其法治性,先是對封建君主,以后是對資產階級政府的財政權進行了根本的限制與監督,成為資本和市場根本約束政府行為的關鍵性手段。這樣,只要有資本和市場的存在,就必然要求著具有法治形式和內容的政府預算?？梢?西方政府預算的法治性內容,是由市場經濟所根本決定的。
我國在繼承西方政府預算的計劃形式的同時,也繼承了其法治形式,即同樣采用了政府提出預算草案,人代會審議批準通過,政府預算具有法律地位,各級人大會及全體人民監督政府執行政府預算等形式。但又對政府預算這一形式進行了根本改造,極大地強化了其計劃性內容而弱化了其法治性內容,使得企業和個人不可能通過政府預算去決定和約束政府及其財政行為,法治性僅是徒具形式而已。當時的企業是政府附屬物,個人又是企業附屬物,企業和個人并不具備限制和控制政府及其財政行為的獨立經濟能力,社會缺乏以法治方式約束規范政府行為的經濟基礎,決定了當時的政府預算是不可能具備真正的法治性內容的。
四、法治性是政府預算的靈魂
隨著市場取向改革的進展,我國政府預算必將產生的變化是:弱化其經濟性而強化其法治性。這將是有著重大現實意義的。
在市場經濟中,政府和財政活動也將受到資本和市場的根本制約與監督。但是,國家作為凌駕于社會之上的政權機構,有著自身相對獨立的意志,并不都會自動遵循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行事。相反,實踐卻一再證明,國家的具體行為是可以違背經濟進程的客觀要求的,國家的主觀意志在或長或短時間內是能夠得到強制貫徹執行的。否則,諸如“”之類的荒唐事就不會出現于神州大地了。當然,誠如歷史唯物主義所指出的那樣,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現象和行為終究要得到糾正,但這是以經濟進程遭到破壞,是以整個社會付出極大的“學費”,換句話說,是為了少數人的一意孤行而社會大眾受到極大的懲罰為代價的。為此,不是依靠代價慘重的所謂經濟規律的事后糾正,而是依靠法律手段,從具體的政治運行過程入手,形成一整套有效地決定、制約和監督政府活動的政治程序及法律制衡機制,才能真正防止這類慘劇在我國重演。
而要有效制約與監督政府活動,則制約與監督財政活動是關鍵?！百x稅是喂養政府的娘奶”,[8]財政是直接聯系政府與經濟的紐帶。沒有相應的財政收入,就沒有政府及其活動的存在;控制了財政收入與支出,就控制了政府的命脈,而具有了從根本上決定和約束政府活動的能力。這樣,西方法治性政府預算的形成,其意義不僅在于對封建君主的否定,更重要的還在于國家財政的根本權限轉移到了社會大眾手中,使得資本和市場通過議會掌握了政府收支的根本決定權和監督權,能夠以政府預算為手段直接貫徹自身的意志,確保著西方政府必須按照自身的要求行事。這就極大地增強了社會依靠客觀經濟力量阻止和否定政治權力主觀一意孤行的能力,從而能夠避免經濟進程中人為因素產生的災難性后果。隨著我國改革的進展,資本和市場愈益壯大而逐步成為整個經濟的決定性力量,這就需要改造現有的政府預算制度,將實質性內容注入其法治形式中,使政府預算真正成為社會公眾和市場決定、約束與監督政府活動的關鍵手段。
西方市場經濟自發形成于自然經濟母體中,在自我發展壯大過程中憑借自身力量取代了自然經濟,并由此限制了政府的權力。我國市場經濟人為產生于計劃經濟母體中,由于計劃經濟對市場因素的巨大否定能力,市場無力自我發展壯大而依靠自身力量去取代計劃經濟,更談不上剝奪和限制政府權力的問題了。相反,卻是在政府有意識的直接作用安排下,依靠政治力量克服計劃經濟的阻力去建立市場經濟的。然而,政治權力是經濟力量的直接對立物,政府憑借政治權力的活動,從直接的意義上看卻是市場的直接否定因素。因此,直接由政府來建立市場經濟,是一個遠比自發形成要困難、復雜和艱巨的過程。此時政府能否正確遵循市場要求去運用政治權力,就成為我國改革能否順利進行并最終獲得成功的關鍵。但要政府謹慎和正確地運用自己的權力,僅靠政府的自我意識和自我約束是遠不夠的。不受制約的權力將是被濫用的權力。改革導致了財政財力的分散,卻沒有形成相應的約束、規范和制衡機制,各級政府機構和單位之間維護與擴張自身利益的爭奪,導致了我國財政行為的嚴重紊亂,而企業和社會則無力抵制各級政府的不正當財政行為。而要克服這些問題和弊端的唯一可行辦法,只有強化政府預算的法治性內容,而對政府的財力運作進行強有力的法律約束和監督,才能糾正政府的不當行為,避免政府對財力的濫用。這樣,政府預算的法治性就具有了特殊的重要性。
可見,法治性是政府預算活的靈魂。沒有法治性,也就沒有政府預算,就如自然經濟時期那樣;僅有法治形式,政府預算盡管也已存在,但僅是一個空殼,無法發揮應有的作用,就如計劃經濟時期那樣。只有兼備法治的形式和內容,政府預算才真正成其為政府預算而發揮應有的作用。因此,所謂政府預算,就是具有法治性的政府財政收支計劃。至今為止,政府預算僅存在于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體制環境中。
五、按法治性要求改革我國預算制度
我國現有的政府預算制度離上述法治性要求還有很大差距,因此必須進行較大幅度改革:
1強化政府預算的計劃性
在弱化現有政府預算制度的計劃經濟性質的計劃性內容的同時,必須強化政府預算“預先的計劃”的功能。政府預算規范和安排著財政活動,直接體現著政府的政策意向,直接關系到社會經濟運作狀況的好壞,因而必須預先作出周密的計劃和規劃。但幾十年來我國政府預算卻從未真正發揮好這一作用。至今為止,每年都是在預算年度已開始若干個月之后,才完成制訂政府預算的法律和政治程序,此前嚴格地說是在沒有“預算”的狀態下開展財政活動的;就是此后通過的各級政府預算,也大體上是一年預算,“預算一年”,臨到年終還在不按法律程序地更改預算指標。在這種無計劃狀態下要想真正做好財政工作,又談何容易!可見,即使在計劃經濟時期,政府預算本身也難以說是真正有計劃的。而西方的政府預算在預算年度開始之前就必須制訂完畢,否則政府是無權開展財政運作的,因而西方的財政活動本身具有很強迫計劃性,一收一支都是由計劃預先安排的。為此,必須將我國政府預算的編制時間大大提前,大致在上一年年初就開始著手本年度各級政府預算草案的編制和立法審議工作。只有這樣,各級人大會才能有充分的時間對政府提出的預算草案進行討論、修改和審批,從而形成較為成熟的各級政府預算。
2強化政府預算的法律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法制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政府預算卻是其最為薄弱的領域之一。至今為止,知道人大會通過的各級政府預算具有法律性的人不多,愿意遵守的人就更少。在政府預算的執行過程中,隨著增加減少財政收支,亂批條子,亂開口子的現象比比皆是。在種種混亂狀態中,混水摸魚者有之,稀里糊涂過日子者有之。這對處于嚴重困難之中的我國財政來說,無異于雪上加霜。為此,應嚴肅政府預算的法律性,堅決杜絕沒有相應法律授權的財政收入和支出活動發生。美國聯邦政府曾由于國會沒能通過相應的預算而多次部分關門,盡管這不是一個值得提倡的現象,但其中所表現出的法律尊嚴和守法精神,則是值得我國在改革政府預算制度和進一步加強法制建設時借鑒的。
3強化政府預算的公開性
我國的政府預算從來就缺少公開性和透明度。幾十年來我國通過報刊公布的政府預算,從來都只有幾個收支大類的數據。每個數據少則數十億元,多則上百億元、上千億元,其中具體的內容,不要說普通老百姓和非專業的人大代表,就是財政預算部門的工作人員,要弄清楚也是很困難的。這就根本談不上什么公開性。改革開放以來,財政體制改革使地方、部門和機構獲得了愈益增多的財政財力,為了維護自身的集團利益,往往有意采用種種方法和手段隱瞞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的財政財務收支狀況,這就極大地增加了我國政府預算的模糊度。而極端者甚至將預算數據列為最高機密,真實數據只有那么幾個人知道。混水更好摸魚,十余年來我國財政活動中觸目驚心的嚴重浪費、腐敗、失誤、低效等現象,是直接與這種缺乏公開性和模糊狀態相關的。盡管不斷進行反腐倡廉,但實際狀況并無根本改觀。而從西方的政府預算來看,則是將幾乎所有的預算收支逐筆逐項都以預算文件的形式向全社會公布的。公之于眾的政府預算在眾目睽睽之下,是不能不大大減少其營私舞弊現象的,因而西方財政活動中浪費、腐敗、失誤、低效等程度遠低于我國,就毫不奇怪了?？梢?西方政府預算的公開性內容是應當為我借鑒的,這樣才能借助社會公眾和法律的監督去克服這些不良行為和丑惡現象,并使我國的財政支出有一個較大的壓縮,從根本上克服我國財政現存的痼疾。
4強化政府預算的歸一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財政活動日益陷于嚴重的混亂和無序狀態之中,諸如一直為人們所關注的各種費用和基金的違規收取和濫用,預算外和制度外資金的過度膨脹等問題越演越烈。在大量的政府收支游離于政府預算之外的同時,預算內收入占GDP比重卻下降到離奇的水準。該收的收不上來,不該支出的壓不下來,其結果是連年的巨額財政赤字,國債年發行額和累積余額都急速膨脹。表面上這是中央政府難以有效約束與監督地方政府、部門和機構的財政行為的結果,但根本上則是企業和社會,是資本和市場無力約束與抵制政府不良財政行為的結果。為此,必須嚴肅政府預算的歸一性,即除了某些特殊款項外,所有的政府收入和支出都必須納入了各級政府預算,以確保資本(不管是國有的還是私人的)和個人可依法抵制各政府部門與機構的非法收費征稅行為。為社會公眾監督政府及其財政活動,規范財政分配秩序,克服嚴重的稅收流失現象,確保預算內收入占GDP比重有一個顯著躍升等,創造一個基本條件和手段。
5強化政府預算的政治程序性
幾十年來,我國的政府預算制度盡管也具有西方式的一整套運作程序,但具體運作仍然是很不規范的。每年我國的各級人大會大體上只是在短短的幾周時間內,就匆匆完成了從預算草案的提交、審議到批準的全過程,其中極少有關于人大代表對預算草案的質詢、修改和否決的報導見諸報端。此后在預算執行中收支預算的追加追減,完成之后的決算審批等過程中,主觀人為的因素都太強,沒有遵循法定預算程序而亂收亂用的現象屢屢發生,社會公眾和人大會都難以通過預算程序有效規范、約束和監督財政活動。為此,應當承認政府收入的是社會大眾的錢,并不是少數乃至個別人的錢,政府無權超越社會公眾經由人大會履行的財政權限,無權隨心所欲地進行財政收支活動,而必須嚴格遵循既定的政府預算程序。只有這樣,才能真正保證全體人民的當家作力,才能確保我國政府及其財政活動不損害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這點,在資本主義西方尚且能夠較好地做到,在全體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我國為什么反而做不到呢?
20年的改革歷程,也是我國財政陷入愈益困難的境地難以自拔的歷程。在此期間,盡管人們使盡了渾身解數,用盡了一切辦法,財政困難仍然有增無減,其關鍵原因就在于我國的財政和預算行為沒有納入法制的軌道。因此,要真正解決我國的財政問題,唯一的辦法只有強化政府預算的法治性,即一方面通過預算計劃嚴格審核控制各級財政的各項支出,另一方面則通過政府預算的法律性、公開性、歸一性和政治程序性,確保社會公眾經由人大會對財政收入和支出的根本決定、約束和監督,以求得我國財政狀況的全面改善和好轉。舍此別無它途。可以說,我國政府預算的法治性真正形成之日,也將是我國財政真正從極度困難狀態中脫身之時。否則的話,無論人們采用什么方法和手段,都只能治標不治本,都是不可能從根本上扭轉我國財政目前的被動局面的。
【注釋】
[1]“政府預算”和“國家預算”兩詞在很大程度上是通用的,但嚴格地說又存在某些詞義和內容上的差異,但由于這些分歧并不影響和妨礙本文的分析與結論,故存而不論。
[2]許滌新主編:《政治經濟學辭典》(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491頁。
[3]編寫組:《社會主義財政學》(修訂本),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2,34頁。
[4]參見周伯棣先生編著的《中國財政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在該書以“會計制度”或“預算會計制度”或“預算與收支系統”等為標題的有關章節中,提到了“預算制度”、預算“編制”、與預算相關的“決算”等概念。而在第241至242頁中,更是明確指出:“預算制度———唐初,預算為一年一造。……此項預算,是自上而下,逐級包括,最后形成政府預算?！?/p>
[5]麥履康、韓璧主編:《政府預算》(修訂本),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7,1—2頁。
[6]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fd:MartinRobertson,1986,p169.
[7]因為封建社會是人治的社會,其財政也只能是人治性而不是法治性的家計財政。
[8]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中文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4頁。
【參考資料】
[1]編寫組:《社會主義財政學》(修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哈維·S·羅森:《財政學》,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2。
[3]麥履康、韓璧主編:《政府預算》(修訂本),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7。
[4]許滌新:《政治經濟學辭典》(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5]周伯棣:《中國財政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6]張馨:《比較財政學教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
[7]張馨:《公共財政與國家財政關系析辨》,載《財政研究》,1997(11)。
經濟計劃和計劃經濟的區別范文3
關鍵詞：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自主創新；模仿創新
中圖分類號：G30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8772（2013）15-0069-02
一、技術創新及其特征
1、技術創新的含義
技術創新可以說是由關于技術的新構想，經過研究與開發或技術組合，到獲得實際應用并產生經濟、社會效益的商業化綜合過程的活動。其中，“技術的新構想”是指關于新產品、新服務、新工藝的構想。構想的產生可以來源于科學發現、技術發明，也可以來源于用戶需求?！把芯颗c開發或技術組合”是實現技術新構想的基本途徑，其中，“技術組合”是指將現有技術進行新的組合，它只需進行少量的研究開發即可實現。“實際應用”是指生產出新產品、提供新服務、采用新工藝或對產品、服務、工藝所做的改進。“經濟、社會效益”是指近期或未來獲得的利潤、市場占有或社會福利等。“綜合過程”是指從新構想到獲得實際應用的全部過程，包括研究開發、產品工藝設計、生產制造、市場營銷等環節，這一過程如果終止于新設想或研究開發，則不能稱其為技術創新。
2、技術創新的特征
技術創新是一項有自身鮮明特色的活動。
首先，技術創新是基于技術的活動。在社會經濟活動中，存在著組織創新、管理創新和制度創新，它們都能產生商業價值。技術創新要有相應的組織、管理甚至制度的變革相配合，但這種創新與“非技術”創新又存在著區別。這種區別在于基本手段不同，技術創新是一種基于技術的活動。
其次，技術創新所依據的技術變動允許有較大的彈性。技術創新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技術的進步與變動，這種變動不僅包括根本性的變動如技術突破，而且它還包括增量性的變動。從實現方式上看，可以是在研究與開發獲得新知識、新技術的基礎上實現技術創新，也可以將已有技術進行新組合（并沒有新知識和新技術的產生）來實現技術創新。
再次，技術創新是技術與經濟相結合的活動。從本質上說，技術創新是一種經濟活動，是一種以技術為手段實現經濟目的的活動，因而，技術創新的關鍵在于商業化，檢驗技術創新成功與否的基本標準在于其商業價值的實現。
二、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機制的缺乏
1、技術創新的制度環境
技術創新是技術進步的重要源泉，它要求有相應的制度環境與之相適應。這種制度環境的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一是具備競爭條件。在這種環境中，市場競爭主宰著經濟主體的行為和命運，不存在人為阻止競爭活動的障礙，壟斷不占主導地位。
二是市場的完善度高。市場應從兩個方面顯示其完善性：其一，市場機制完善。這意味著“看不見的手”的靈敏度較高，價格信號比較逼真，信息的傳遞迅捷而廣泛。其二，市場體系的完善。包括產品市場、要索市場、金融市場、產權市場在內的各類市場應各得其所并充分發揮其職能。
三是存在自由企業制度。在這種制度中，企業擁有獨立的法人產權，有投資、改造和破產的權利，在實行創新時能承擔相應的風險和得到應有的收益。
四是有一個企業家階層。作為創新的主體，企業家是經濟中最富有活力的群體，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經濟發展的方向和成敗。只有具備了這些制度條件，一個社會才會出現源源不斷的創新活動，才會推動技術進步和經濟持續增長。
2、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中的障礙
時至今日，發展中國家（含計劃經濟國家）技術創新的情況并不能讓人滿意。日本經濟學家速水佑次郎曾分析過中央汁劃經濟缺乏創新機制和企業家精神的原因。他認為，像蘇聯這樣的中央計劃經濟之所以不能維持經濟增長，并不是由于教育和科學研究投資不足，而是由于缺乏創新活動所需的市場環境。在中央計劃經濟中，實行創新的是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員以及國有企業管理者，他們應當負責為人民利益而最好地利用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但由于缺乏利潤刺激和市場競爭壓力，他們的努力必然是松弛的，且偏離使人民受益的目標。
對于一般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其經濟增長大多也是屬于投入驅動型的，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份額較小。發展中國家之所以不能實現持續高效的經濟增長，其根本原因在于創新機制賴以發揮作用的制度基礎存在著缺陷。發展中國家缺乏這種制度基礎，主要又是由兩個方面的原因引起的：第一，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后，人的素質較低，缺乏管理經濟的經驗，從客觀上說難以在短期內建立一個有效率的市場經濟制度。第二，發展中國家受蘇聯經濟增長模式和早期發展理論的影響，強調經濟計劃的作用和政府控制的重要性，而忽視了市場機制的作用。因而，所采取的戰略和政策普遍是反市場傾向的，從而壓制了競爭和技術創新。
20世紀80年代以后，發展中國家出現了市場取向改革的潮流，但是，要建立起發達的市場經濟和健全的企業制度，決非朝夕之功。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建立起有利于創新的制度環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三、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戰略的選擇
企業是實施技術創新的主體，而技術創新戰略則直接決定著企業具體的創新行為。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企業能否選擇和實施良好的創新戰略。直接關系到企業的生存和發展。一般來說，發展中國家企業的技術創新有自主創新、模仿創新和合作創新三種基本戰略思路。
1、自主創新戰略
自主創新是指企業主要依靠自身的技術力量進行研究開發，并在此基礎上實現科技成果的商品化，最終獲得市場的承認。自主創新所需的核心技術來自于企業內部，是企業依靠自身力量，通過獨立的研究開發活動而獲得的。這是自主創新的本質特征，也是自主創新戰略有別于其他創新戰略的關鍵之所在。
中國的中文電子出版系統，就是自主創新的一個成功案例。漢字排版印刷的電子化是中國印刷制業的根本出路，而漢字排版印刷的關鍵核心技術一漢字信息計算機處理技術，是其他國家無法提供的，只能依靠自主開發。1974年8月，中國將漢字信息處理作為國家重大項目批準立項，定名為748工程。在國家有關部門的支持下，北京大學、濰坊計算機廠等單位聯合攻關，發明了規則與不規則筆畫、輪廓加參數的漢字壓縮方案，攻克了漢字電子照排系統的關鍵技術，推出了“華光Ⅱ”型、“華光Ⅲ”型、“華光Ⅳ”型漢字激光照排系統，以及“方正91”、“華光Ⅴ”、“方正93”，“華光Ⅵ”等系列彩色排版系統，從而使中國印刷出版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2、模仿創新戰略
模仿創新是指在率先創新的示范影響和利益誘導下，企業利用合法手段如通過購買專有技術或專利許可等方式引進技術，并在率先者技術的基礎上進行改進的一種創新形式。
模仿創新是一種十分普遍的創新行為，是當今許多企業參與市場競爭的有效方法。應當說，一國經濟的真正強盛最終是建立在技術自立的基礎之上的，但技術自立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尤其如此?？v觀世界經濟發展的歷程，沒有一個落后國家一開始就是通過自主創新推動經濟發展的。大量事實表明，模仿創新是后進國家以較小代價、較快速度實現技術自立的途徑，是實現向自主創新過渡的必經階段。
從歷史上看，美國現代產業的發展得益于對歐洲國家先進技術的模仿創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經濟奇跡般的崛起。相當程度上也是得益于對發達國家特別是對美國工業技術的模仿創新。當今許多以自主創新著稱于世的大企業，都曾經歷過實行模仿創新。踏踏實實地進行技術積累.逐步增強基礎競爭力的過程。
3、合作創新戰略
合作創新是指企業間或企業、科研機構、高等院校之間的聯合創新。合作創新通常以合作伙伴的共同利益為基礎，以資源共享或優勢互補為前提，有明確的合作目標、合作期限和合作規則，合作各方在技術創新的全過程或某些環節共同投入，共同參與，共享成果，共擔風險。
經濟計劃和計劃經濟的區別范文4
關鍵詞：馬克思；價值理論；賣方價格；買方價格；成交價格
一、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都是正確的，但其價格理論是片面的和錯誤的
1、馬克思的價格理論片面性的主要表現與現實經濟的對照
西方經濟學反對勞動價值論，認為價值應是效用，但效用是商品的使用價值受到人們的消費后而產生的需求滿足，所以效用是人的主觀屬性，怎么可以作為客觀商品體內價值的構成因素呢?當然不能。因此，效用價值論是錯誤的。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認為價值是社會必要勞動的凝結，這個結論是科學和正確的。但他的價格理論卻是片面的和錯誤的，主要表現在他認為價格是價值的貨幣表現的論斷上或定義上。事實上價值的貨幣表現僅是賣方價格，效用的貨幣表現則是買方價格，價格或成交價格就是賣方價格和買方價格的統一，這在我們現實生活中是完全可以得到印證的。
我們身邊每天都在發生著無數次的商品交易，只有當買賣雙方在價格上達成一致時，買賣才能成立。現實生活中這個日益習以為常的情理，反映了價格或成交價格正是賣方的出價(賣方價格)與買方的還價(買方價格)的對立統一。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經濟學原理。但是有人說在我國一些明碼標價的商場中和壟斷企業如國有電話和郵政通信部門，就不是由賣方價格和買方價格相等且相交而形成成交價格，換句話說，不是賣價和買價的統一。在這里，賣方有不容置疑的制定價格的權力，買方甚至連還價的權力也沒有，買方價格是不起作用或不存在的。果真是這樣嗎?答案是否定的。首先，賣方沒有制定價格或成交價格的權力。我們不妨假定賣方規定打一次公用電話要收4角錢，這4角錢實際上是郵電部門制定的打一次公用電話的賣方價格，而不是價格或成交價格。如果買方也愿意以4角的買方價格與其成交，即愿意付4角錢打一次電話，這時才能形成成交價格。這時賣方收下的這4角錢，已是成交價格的4角錢，如果買方不愿意付出4角錢，不愿意打這次電話，郵電部門無法強制他，也就形成不了成交價格或價格。因而，“賣方有不容置疑的制定價格的權力”是不存在的。這不是證明價格理論中，區分價格、賣方價格、買方價格等范疇，是十分重要的嗎?其次，在賣價和買價雙方競爭中的主導權或決定權，與賣價和買價必須相等且相交才能形成成交價格是兩個不同事物。在壟斷部門的壟斷賣價與一般買方的非壟斷性買價的競爭中，賣價具有絕對優勢，賣價決定后，買方要么根據賣價付出等價貨幣，用相等的買價與其成交；要么買方只能放棄購買，退出成交。所以要想成交，形成成交價格，必須是賣價和買價相等才有可能；二者不相等的話，其中一方只能退出，也就形成不了成交價格或價格。因此，在賣價和買價的競爭中。誰握有制約對方的決定權是一回事，賣價和買價必須相等且相交才能形成成交價格是另一回事，前者的存在無法也不可能否定后者。所以，價格是賣方價格和買方價格的統一這一結論，既適合一般市場，也符合壟斷及其他市場，具有普遍性。可見馬克思的價格僅是價值的貨幣表現的論斷是片面的，是不符合現實經濟的，或者說是不符合實踐的。
2、馬克思的價格理論錯誤的主要表現與經濟學的暫時冷落
馬克思價格理論的錯誤主要表現在他也混淆了使用價值和效用。
效用和邊際效用其性質雖然是主觀的，但它們都是客觀存在的事物，在經濟學中有重要的作用。西方經濟學對效用和邊際效用都曾經長期的做了研究，但它們對效用的理論分析基本上是主觀唯心主義的，從這點來說，是非科學的。我認為效用則是人們在消費商品的使用價值中得到的主觀上的享受或生理、心理上的需求滿足。使用價值是效用的物質基礎，沒有使用價值就沒有效用，二者有密切的聯系；但二者又有重要的區別，使用價值是商品本身的客觀屬性，效用是商品消費者或人的主觀屬性?？墒俏鞣街髁鹘洕鷮W首先把二者混淆在一起了，他們把效用等同于使用價值，并用效用代替了使用價值，從而拋棄了商品中的使用價值，及使用價值在商品價格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進而否定了商品中創造使用價值的勞動，及勞動的二重性。結果片面夸大了效用的作用，并使西方經濟學陷入了堅持認為價格或成交價格僅是效用的貨幣表現的片面觀點；最終還導致了西方國家的經濟不得不被效用和需求牽著鼻子走，甚至不惜用嚴重的財政赤字的宏觀調控政策來刺激需求和效用，使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或經濟衰退越陷越深，并成為西方發達國家當今出現的經濟增長率下降趨勢的嚴重后果的主要原因。
遺憾的是經濟學卻從相反的方向，也把二者混淆在一起，他們則是把使用價值等同于效用，并用使用價值代替了效用，從而否定了商品的效用，及效用在商品價格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結果使經濟學陷入了堅持商品的價格或成交價格僅是價值的貨幣表現的另一種片面觀點。在指導現實經濟中就產生了片面重視生產忽視需求，而最終導致了或成為了計劃經濟世界性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價格僅是價值的貨幣表現的計劃經濟的價格理論指導下，把價格中的效用的貨幣表現拋棄了，把消費者的需求在價格中的作用拋棄了，其資源配置的價格調節怎么會不是重視生產，忽視需求呢?何況計劃經濟的資源配置還以行政手段并在不顧生產力發展水平下，通過經濟計劃和計劃價格為主來進行調節的，必然使經濟更是雪上加霜。結果一方面許多產品生產過剩，積壓在庫。另一方面許多產品又短缺難求，只得憑證購買，走后門購買，排長龍(隊伍)購買……等等怪現象叢生，嚴重打擊了人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計劃經濟怎么會不在國際競爭中失敗呢?經濟學怎么會不隨著計劃經濟的失敗而被冷落或被邊緣化呢?當然，這里論證計劃經濟的失敗，主要是從經濟方面的因素而言的，把非經濟方面的因素抽象了。
二、馬克思沒有區分賣方價格、買方價格和價格(或成交價格)是他在價格理論上陷入片面性的主要原因
1、價值的貨幣表現是賣方價格
貨幣是一般等價物，執行其價值尺度職能，就可以把商品的價值表現出來，商品中的價值歸根結底是生產者或賣方勞動的凝結。所以把商品中的價值用貨幣表現出來，或價值的貨幣表現，也就是用貨幣把賣方在商品中凝結的勞動表現出來，并用觀念上的貨幣作為商品的標價或賣方的喊價，而成為賣方價格。所以賣方價格就是貨幣執行價值尺度職能時，商品價值的貨幣表現形式。簡言之，賣方價格就是價值的貨幣表現。這是從賣方價格的內在因素來分析的。賣方價格的形成，一般說還要考慮外部因素或外因，如商品供求中的諸多具體因素。但這些外部因素，一般說只能起影響作用，不是決定作用。起決定作用的是賣方價格的內在因素，即價值的貨幣表現，或價值和貨幣這兩個因素。因此，如果我們把影響賣方價格的外部因素暫且抽象了，僅考察決定賣方價格的內在因素，賣方價格的表現形式就應是：x商品價值=y貨幣。這個等式也就是賣方價格公式。但是馬克思價格理論中沒有賣方價格，而且還把賣方價格和價格(或成交價格)混同一起，認為價值的貨幣表現是價格。
難道x商品價值=y貨幣或價值的貨幣表現，真是價格或成交價格的等式或公式嗎?不是。因為x商品價值=y貨幣僅表示用貨幣來表現商品的價值，并不表示貨幣和商品相交換。商品的價值是凝結在商品體中的社會必要勞動，貨幣是無法也不可能直接和商品的價值相交換的，貨幣是一般等價物，以貨幣交換商品的價值，等于以價值交換價值，或以價值購買價值，是悖理的。因此，x商品價值=y貨幣的等式，只是貨幣執行價值尺度職能，把商品的價值表現出來，即價值的貨幣表現，而形成賣方價格。并不表示商品價格與貨幣二者交換，或用貨幣去購買商品的價值，而成為成交價格或價格。
價格或成交價格的公式是x商品=y貨幣，這將在下文加以詳述。它和賣方價格的公式即x商品價值=y貨幣是不同的。
2、效用的貨幣表現是買方價格
在馬克思的價格理論中也沒有買方價格。貨幣用來購買商品或交換商品的使用價值是貨幣的流通手段職能。那么，貨幣的主人或買方愿付多少貨幣購買或交換呢?這要取決于貨幣用來購買商品或交換商品的使用價值能給買者帶來多大的需求滿足或效用。商品或其使用價值給買者帶來的效用越大，買方就愿以更多的貨幣或以更高的買方價格(即買方的出價或還價)來購買商品或交換商品的使用價值。如果商品或其使用價值不會給買者帶來任何需求的滿足或效用，買者是絕不會付錢去購買或交換使用價值的。再如同一種商品或同一種商品的使用價值，對不同的買者會形成不等的效用或需求滿足，因而不同的買者愿付的貨幣或愿出的買方價格也就不同。這些事實都說明了買方價格實際上是效用的貨幣表現，而不是商品或其使用價值的貨幣表現。這是由于第一，買方的貨幣不是為購買商品而購買商品，也不是為交換使用價值而交換使用價值，而是為購買商品或交換商品的使用價值能給買者帶來效用而用貨幣去購買或交換的；第二，商品及其使用價值是形成效用的必要條件，如果商品及其使用價值不能給買者帶來效用。購買商品及其使用價值也就沒有必要了；第三，由于商品是價值與使用價值的統一，貨幣是不會用來購買或交換價值的，因為貨幣是一般等價物，貨幣交換價值就等于價值交換價值，是悖理的。所以，購買商品也就是為了交換商品的使用價值，從而給買方帶來效用或需求的滿足。因此，買方愿付的貨幣或買方價格的依據只能是效用的貨幣表現，不會是商品或其使用價值的貨幣表現，更不會是價值的貨幣表現。所以，效用的貨幣表現是買方價格形成的根據；商品或其使用價值只是買方價格形成的必要條件，買者必須購得商品或交換到商品的使用價值，才能得到效用。
買方價格是商品效用的貨幣表現。這僅是從買方價格的內因來分析的。一般來說，買方價格也要考慮其外部因素或外因，如供求關系中諸多的具體因素。但外部因素只能起影響作用。不起決定作用。
現在我們同樣把影響買方價格的外部因素也暫且抽象了，僅考察決定買方價格的內在因素，即僅考慮買方價格是效用的貨幣表現，用公式或等式表示就是：x商品效用=y貨幣。這個等式同樣也不表示貨幣和商品的效用相交換，不是購買或交換形式，因而也不是成交價格形式，而僅是效用的貨幣表現或買方價格形式。
3、價值和效用的貨幣表現的統一是成交價格
在馬克思的價格理論中雖然有價格或成交價格的概念，但他只承認價格是價值的貨幣表現，或者說他實際上是把價格和賣方價格混淆在一起了。貨幣只有同時執行了價值尺度職能和流通手段職能，同時形成賣方價格與買方價格并達到相等或統一，貨幣也就和商品直接進行了交換，而表現為成交價格。所以，成交價格的表現形式是x商品=y貨幣。這個等式不僅是商品價值的貨幣表現與商品效用的貨幣表現相統一，而且還是商品與貨幣直接相交換的形式。因此，這個等式正是貨幣的兩種職能的矛盾統一的表現，正是商品價值的貨幣表現與商品效用的貨幣表現的矛盾統一。
在x商品=y貨幣的等式中，貨幣為什么必須要同時執行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這兩種職能呢?因為如果只執行購買手段職能，不同時執行價值尺度職能，金是無法購買麻布的使用價值的。這是由于麻布的價值在沒有貨幣執行價值尺度職能的情況下，是表現不出來的。不知商品的價值，也就無法用貨幣去購買它。如果貨幣只執行價值尺度職能，而不同時執行流通手段職能，則僅是表明了價值相等，但無法去購買或交換麻布的使用價值。所以，孤立地執行價值尺度職能或孤立地執行流通手段職能，都是不可能用貨幣來購買或交換商品的，都是形成不了成交價格的。x商品=y貨幣的成交價格形式，必須在貨幣同時執行這兩種職能的情況下，才表現為賣方價格與買方價格的統一從而形成價格或成交價格。
4、三種價格的區分不是人們的臆造
綜上所述，賣方價格就是貨幣執行價值尺度職能時商品價值的貨幣表現，其公式是x商品價值=y貨幣；買方價格就是貨幣執行流通手段職能時，商品效用的貨幣表現，其公式是x商品效用=y貨幣；價格或成交價格就是貨幣同時執行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職能時，商品價值和效用的貨幣表現的統一，即賣方價格與買方價格的統一，其公式是x商品=y貨幣。因此，價格區分為賣方價格、買方價格和成交價格，不是人們的主觀臆造，而是商品與貨幣關系的三種不同形式的客觀表現。所以，人們不得將三者混同，必須科學地如實地反映，是經濟學基礎理論的重要內容。遺憾的是馬克思的勞動價值價格論和西方經濟學的效用價值價格論都沒有將三者加以區分。不僅如此，勞動價值價格論者實際上是將賣方價格和價格混在一起，而誤認為價格是價值的貨幣表現；效用價值價格論者實際上是將買方價格和價格混在一起，而誤認為價格是效用的貨幣表現。
三、馬克思的原話及對價格與賣方價格的混淆
1、馬克思的原話
馬克思認為：“一種商品(如麻布)在已經執行貨幣商品職能的商品(如金)上的簡單的相對的價值表現，就是價格形式。因此，價格形式是：20碼麻布=2盎司金”。這段話是由兩個整句構成的，并用“因此”二字將其連接而成。第一個整句是：“一種商品(如麻布)在已經執行貨幣商品職能的商品(如金)上的簡單的相對的價值表現就是價格形式”。第二個整句是“價格形式是：20碼麻布=2盎司金?！边@兩個整句都表明為價格形式，而且從各自獨立的表現來看，都是對的。但是把兩個整句用“因此”連起來，問題就發生了。因為第一句話的價格形式和第二句話的價格形式，實際上是兩個不同性質的價格形式，用“因此”一詞從中一連，兩種不同的“價格形式”就變成相等或相同的了。為什么這兩句話的“價格形式”的性質是不同的呢?
2、對原話的進一步分析
先來分析第一句話中的價格形式。第一句話就是說：一種商品(如麻布)的簡單的相對的價值，表現在已經執行貨幣商品職能的商品(如金)上，就是價格形式。簡言之，即商品麻布的價值，表現在貨幣商品上，就是價格形式。那么，這是什么價格形式呢?我們把這句話用等式來表示，就是x麻布的價值=y金。這個等式就是上述賣方價格公式，即x商品價值=y貨幣。所以，這句話的價格形式，就是賣方價格形式。其次，再來分析第二句話。即“價格形式是：20碼麻布=2盎司金”。20碼麻布=2盎司金，正是上述成交價格公式x商品=y貨幣的具體表現。所以，這句話的價格形式，就是成交價格或價格(狹義的)公式。
但是，馬克思沒有區分開20碼麻布的價值=2盎司金的賣方價格形式，與20碼麻布=2盎司金的成交價格形式，因而他的那段話中，就將后者的成交價格形式，混淆或代替了前者的賣方價格形式，并用“因此”二字將這兩個不同的價格形式等同起來，這就導致價值的貨幣表現是成交價格或價格(狹義的)形式的錯誤。于是，價格或成交價格是價值的貨幣表現這種不全面的、不確切的價格定義就出現了。在《資本論》中，馬克思的價格(即成交價格)是價值的貨幣表現的不全面不確切的表述，正是在這段話之后提出來的。
經濟計劃和計劃經濟的區別范文5
尤其是對地方財政職能轉換的背景因素展開分析以及對如何轉變進行探討,不僅具有極強的理論意義,而且具有較高的實踐價值。因此,筆者認為,地方財政職能轉換的意義并不僅在其轉變本身,更根本的還在于為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地方公共財政創立前提條件。那么,在財政職能轉變的基礎上如何構建地方公共財政就是擺在地方政府,尤其是地方財政部門面前亟需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本文擬對上述幾個問題談一點自己的看法。
二、轉變地方財政職能的背景因素分析(一)我國傳統體制下地方財政職能的簡單回顧改革以前,我國財政的職能是協助政府組織經濟。當時整體經濟的運行完全被中央政府所控制。中央政府事實上成為整個社會的唯一經濟主體和利益主體,地方政府只是被動的執行國家的統一計劃,自己并不存在獨立的經濟利益。中央政府控制經濟主要依靠行政命令和經濟計劃。集中統一的計劃包攬一切,替代了市場配置,也替代和淡化了財政的職能。在此背景下,地方財政只是按照中央下達給地方政府的分配計劃,把30%～40%的國民收入集中起來,再依次劃撥到社會政治經濟各個環節中去,使經濟運行恪守中央政府確定的范圍和結構。地方財政這一職能的本質特點就是通過對社會剩余產品的強制性集中來配合中央政府強行把資源配置到中央政府認為應該配置的地方。
該過程沒有任何協商或民主色彩,對經濟是一種直接的管制,無絲毫調節性。伴隨著改革開放和財政放權讓利的實施,權力和利益開始走向分層化、多元化,地方政府逐漸成為一級擁有相對獨立利益的主體。在此背景下,中央與地方實施的財政包干制,大大刺激了地方財政片面追求財政收入數量和競相發展“價高稅豐”產業,由此導致的“投資饑渴”、重復建設、結構趨同的惡果至今猶存,而對農業、交通和能源等基礎設施、基礎產業和第三產業的投資和發展則無暇顧及。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以及工業化的推進,完全打破了原有地方財政職能的生存條件,創造出了轉變地方財政職能的多種因素。
(二)市場化取向的改革和工業化的推進要求相應轉變原有的地方財政職能
1市場化取向的改革打破了政府(包括地方政府)直接管理經濟的基礎條件,政府對經濟只能實施間接調控。在市場經濟國家中,市場對資源配置起主導性作用,經濟要素的流向、流動方式和供求結構等的生成和變化主要取決于市場的引導,各類經濟主體的行為依從價格信號和心理預期的變化而定,一切經濟行為的形成和改變帶有強烈的理性和不確定性。當然市場不是盡善盡美的,客觀上存在市場失靈,因此,政府出于維護社會公平和社會穩定以及促進社會進步的目的,必然介入市場失靈領域,通過自己的非市場性活動來矯正市場失靈。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包括地方政府)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政府只能采取間接調控的方式去干預經濟。在此背景下,地方財政收支行為只能圍繞著滿足區域內社會公共需要為核心來安排。任何超越“公共性”范圍而介入經營性、競爭性的活動都是對市場有效競爭的損害。因此,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地方財政更多的是轉向實施間接調控。
2政府不再代行企業職能以及企業從政府附屬物的角色中擺脫出來,使得政企由不分到分開,從而促進了地方財政職能的轉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法人實體和市場競爭主體,追求利潤最大化是其唯一的目標。這就要求企業不能再充當政府的附屬物,以往企業履行的政府職能(如企業辦社會、小而全、大而全)應剝離出去交由政府或社會去做;另一方面,政府代行的企業職能也應還原給企業獨立承擔(如企業虧損補貼),這樣,政府就從統管國有企業、直接插手微觀企業的決策轉到通過制定有效的法律法規和政策為所有的企業創立一個公平競爭的外部環境上來。同時,從企業剝離出來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社會職責政府應承擔起來。因此,政府與企業關系的基本理順,促進了地方財政職能的轉變,為市場經濟條件下地方財政職能的重新界定奠定了基礎。
3工業化的推進和經濟增長引發了一系列社會矛盾并加大了公共產品需求規模,使得地方財政職能的轉變迫在眉睫。工業化的推進和經濟增長確實會加快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但由于效率提高勢必以優勝劣汰為條件,加之有社會成員屬于非資產所有者,而且制度安排中仍帶有諸多排斥公平競爭的地方,因而工業化的推進和經濟增長所帶來的福利并不是被合理的分配,很多人失去了理應享受到的福利,如國有企業兼并、破產、退休職工的社會保障、下崗分流和再就業培訓等。這是市場經濟發展中難免要遇到的矛盾,另一方面,工業化推進所帶來的城市化又極大的擴張了公用事業的需求規模(如公檢法建設的力度要加大,基礎教育、基礎科研、衛生保健以及社會公共基礎工程和服務設施等方面的支出擴大等)。在此情況下,轉變地方財政職能、建立地方公共財政已不容回避。
三、以有利于建立地方公共財政為準則,重新界定地方財政職能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地方財政職能的重新界定應以有利于建立地方公共財政為準則,以滿足區域內社會公共需要為導向,放棄不該管的,把該管的管好,使地方政府及其財政供給的“越位”、“缺位”并存問題得到解決。具體來說,與建立地方公共財政相適應的地方財政職能的內容應包括:(一)資源配置職能1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投入,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和便捷的條件;2充分運用財政貼息政策,調動社會資金,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市場前景看好的不同所有制企業,予以財政貼息;3把財源建設同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結合起來,在所有制結構上,重視支持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在產業結構上,重點支持基礎產業、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4通過實行政府采購制度,提高財政資金支出效益和優化產業結構。(二)收入分配職能1完善個人所得稅、利息稅的征管,盡快出臺遺產稅與贈與稅,加大對高收入階層的調節。2增加中低收入階層的居民收入。
在我國業已形成的買方市場條件下,配合拉動國內有效需求,逐步增加城鄉中低收入階層居民收入。一要視財力狀況,逐步增加財政供給人員的工資;二要支持農業產業化發展,增加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以工代賑”支出,實施“費改稅”以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三要適當加大城市下崗職工社會保障支出。3加大轉移支付力度和財政扶貧力度,擴大扶貧資金中救濟性支出。針對中西部地區因長期貧困多數城鄉居民收入偏低,特別是貧困的農村居民,存在著溫飽尚未解決的問題,必須加大轉移支付力度和財政扶貧力度,尤其要加大對困難戶的救濟性支出,以此促進中西部地區,尤其是貧困農村消費的市場繁榮,并保持地區間均衡發展。
(三)投融資職能地方財政作為區域經濟的社會資金運動的樞紐,具有控制資金流量和結構的功能,影響到貨幣流通及供給,從而成為協調社會資金總供需的重要手段。地方財政投融資(包括財政信用),將有效貫徹國家產業政策(包括結構政策和組織政策),執行區域性經濟政策和政府宏觀管理意圖,消除瓶頸制約。財政投融資主要作用于基礎產業、公共設施以及科技開發或企業無力投資的領域,協調產業發展,鼓勵要素自由流動,培植新的經濟增長點。(四)優化經濟環境(包括監督)的職能作為宏觀調控手段的地方財政,還具有公平社會分配、縮小貧富差距、矯正經濟信息等優化環境的功能,否則宏觀調控是不可能的或無效的。特別是由于市場經濟自身的趨利性、盲目性以及外界對其運行施加的種種影響,必然導致宏觀環境失衡和經濟秩序紊亂,結果帶來整體效率的喪失。財政有一個對經濟起穩定的作用,這就是“內在穩定器”。地方財政是通過對外界影響產生“抗逆機制”,甄別經濟信息而發生作用的,將政府宏觀調控與市場調節恰如其分的聯結起來,消除或減弱不公平競爭影響,實現經濟的有效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的統一。
四、在地方財政職能轉變基礎上,構建地方公共財政體制框架的基本設想(一)提高地方政府各級黨政領導對公共財政的認識,理解和支持地方公共財政的建立地方黨政領導都希望在任期內搞些形象工程,創造些業績,而生產、經營性的經濟建設見效最快,地方黨政領導一般都不太情愿地方財政支出退出競爭性和經營性領域。因此,要想建立地方公共財政,必須加強理論宣傳,提高地方黨政領導對公共財政的認識。
(二)以社會共同需要為標準,合理界定財政支出結構并促進財政支出制度的規范和創新1合理界定支出結構是公共財政的核心,構建地方公共財政需以“公共性”為標準規范財政支出范圍。主要應做到:一是確保政權穩定的公共支出;二是大力支持社會公益事業;三是加大對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的投資;四是加大對農業的投入,支持農業發展;五是加快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確保社會穩定大局;六是改變政府全額投資的大包大攬的做法,主要改用財政貼息的辦法,以財政投資為杠桿,啟動民間投資并引導民間投資的方向。2廣泛推行政府采購制度。政府采購制度是公共財政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西方國家,采購支出一般占財政支出的30%以上,占GDP的比重一般在10%左右。政府采購制度,作為節約財政性資金最直接、最有效的符合國際慣例的財政制度,我國各級政府也應普遍采用。
國際經驗表明,實行政府采購制度,采購費用平均可節約10%。除了節約經費,政府采購還可避免“暗箱操作”,產生良好的廉政效益,可謂一舉數得。3積極規范轉移支付制度。轉移支付是公共財政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各級政府必須按照建立公共財政的要求,參照國際經驗,立足本地實際,積極規范轉移支付制度。要通過建立規范的轉移支付體系,努力實現地區間公共服務均等化目標,進而達到調節貧富差距、縮小地區差別的目的。
(三)轉變財源建設方式,努力提高三個比重,盡快形成“以稅收收入為主,輔之以一定收費”的公共收入體系1財源是財政之本。沒有充裕的財源就不具備建設公共財政的基本條件。公共財政雖然有別于“生產性”財政,但同樣具有建設性職能,要承擔配置資源、發展經濟的重任,不是純粹的消費性財政。為此,必須改善培植財源的思路,加強財源建設,把財政蛋糕做大,為構建地方公共財政準備充足的財力。2著力提高“三個比重”。
構建地方公共財政,必須圍繞質量和效益做文章。而提高財政質量和效益的核心是提高“三個比重”,即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稅收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和本級可用財力占全口徑財政收入的比重。提高“三個比重”不僅是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公共財政的基本要求。
3清費立稅,推進稅費改革。稅費改革的總體思路是,對現有的各級政府及其所屬部門和行政事業單位的收費,區別不同類別和不同情況,采取“一清、二轉、三改、四留”的改革措施。
經濟計劃和計劃經濟的區別范文6
回答這一問題，涉及到會計學科的邊界問題。會計學科是否有一個既定的邊界？會計學科邊界是否能夠擴張？如果擴張，方向在何處？應當如何把握會計學科邊界擴張問題？筆者對這個問題展開討論，以對會計學科研究有所啟示。
一、從會計的價值談起
從社會角度來看，會計究竟能夠發揮什么樣的作用？換個角度，會計對這個社會獨特的價值究竟是什么？為什么社會幾乎每個單位、每個組織都設立了會計崗位？如果以1494年盧卡?帕喬利出版《算術、幾何、比與比例概要》作為現代會計的起點，它的歷史也已經超過500年；一些史學家甚至認為會計的產生可以追溯到人類社會的早期，“腓尼基人創造字母就是為了會計”（Woolf， A. H.，1912）。人們自然要關注的是：為什么會計歷經萬世而不衰？它的不可替代的價值是什么？
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一個重要區別在于：社會科學所關注的很多現象，無法通過實驗室來精確地檢驗。正因為如此，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猜想。通過猜想構建相應的理論，解釋相關的社會現象。理論的優勢就在于其解釋力的高低。從波普爾的樸素證偽主義， 到拉卡多斯的精致證偽主義，就是強調理論解釋力的作用。換言之， 一種新理論提出后， 因為它對現象的解釋能力高過已有理論， 而逐漸得到認可，并取代原有的理論。
傳統的會計研究，是以相對比較發達的商品經濟環境為研究對象，討論會計的產生、發展以及其對環境的促進作用。如Littleton 在《20世紀之前會計的演變》一書中，將主要研究目光鎖定到意大利復式簿記產生的環境下，認為對復雜商業經濟活動報告的需求，促生了復式簿記。遵從這一思路，大部分關于會計產生與發展的學術研究，都將會計定位在事后反映經濟活動的角度。目前主要的會計準則制定者都持這一觀點。比如，2006年我國新修訂的會計準則第21條就明確規定：財務報告應當全面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又如，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的概念結構公告對財務報告目標的討論，也持類似觀點：財務報告應當能夠為投資者提供對他們的決策有用的信息。同樣，主流的財務會計教科書、絕大部分會計理論研究的著作，都從會計事后反映這一定位入手來介紹財務會計方法、討論相應的會計理論問題。 這種觀點還通過大量的上市公司年報得以反復強化。在任意一份年報中，你都會發現其審計報告中有一個標準化的陳述“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報告主體某一時代的財務狀況、某一期間的經營成果與現金流量”。
既然會計被定位在反映報告主體的經濟活動，當經濟活動相對不發達，會計被忽視（這里不包括會計史學家的著作），就是正常的了。按照這種邏輯，會計職業應當是一個“新生事物”，是市場經濟產生前后的事情。但會計史研究者們對會計的討論，又是從史前人類開始的（參見郭道揚教授《會計史研究》的相關論述）。這二者之間的差異，除了觀察角度的不同外，還涉及到對會計認定上的差異。如果以復式簿記方法作為會計的標志，那么，毫無疑問，14世紀之前，任何經濟活動都應當沒有會計的身影在其中。但如果從會計的社會價值與功用角度來討論，那么，對會計的認定就可以上溯到人類社會早期。
二、經濟學達爾文主義：新的解釋工具
人類社會在漫漫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先后產生過很多職業，其中一些經受了歷史的選擇，存活下來，比如教師職業，從孔子、甚至更遠古時期開始，直到現在，仍然存在，并且，在可預見的未來，它還仍然具有生命力；也有很多職業因為不能適應社會變遷的考驗而被淘汰，比如報紙印刷排版工人就被計算機排版系統所取代、電報電話業務員被日益普及的通訊業淘汰；公交車售票員這一一度令人艷羨的職業，被一個簡單的自動投幣箱而取代；一些特定科目的教師如上個世紀60、70年代大學中普遍開辦的國民經濟計劃專業以及相應的教師，因為中國市場經濟改變而逐漸失去其存在的空間；當然，社會也產生了很多全新的職業，如資本市場的出現、互聯網的應用和普及，催生了很多全新的職業。
那么，社會經濟的發展與職業更替之間的內在規律是什么？
達爾文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思想，來自于他對自然界的觀察。1950年， Alchian在題為“不確定性、進化與經濟理論”的論文中，嘗試用達爾文的思想來解釋企業生存的競爭與選擇，由此確立了經濟學達爾文思想。按照經濟學達爾文思想，企業之間的相互競爭，就相當于是自然選擇的過程；為了求得最大限度的生存機會，企業必須學習、選擇最有效的方法或機制；盡管我們無法知道什么方法是最有效的，但可以通過成功的企業都采納的方法這一事實， 來推斷出這些方法至少都是適用當時經濟環境的需要、有效的。
因此，可將這一思想應用到對會計產生、發展的解釋上。我們無法像自然科學的實驗環境那樣，借助嚴密的實驗設計來證明會計對企業成功運營的具體作用與貢獻，但可以從所有企業都一定設有會計部門這一事實，推斷出會計對企業生存是不可或缺的。很顯然，如果將會計僅僅定位于一種事后反映報告主體的經濟活動，將不足以解釋為什么所有組織――甚至包括佛教寺廟――都設有會計。
如果將經濟學達爾文主義所應用的范圍再擴大一點，用來解釋人類社會的發展，那么，同樣可以觀察到人類社會的競爭與選擇，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適者生存”的思想。比如，教師這個職業能夠生存，因為它符合人類發展的需要：人類在幼年、成長過程中，需要學習； 教師的存在，能夠極大地降低人類社會學習的成本。而某些特定內容（如長期盛行于計劃經濟環境下的國民經濟計劃專業或早期的無線電專業）， 因為我國經濟環境在過去二十年的飛速發展，使得這些類型的專業不能適應環境的要求，從而被逐漸淘汰（如國民經濟計劃專業）或取代（如電子信息工程取代了無線電專業）。
基于社會學的達爾文思想，給會計研究提出的問題是：在人類社會初期，人類生存條件惡劣、物資極度短缺。早期人類的任何多余“動作”（包括所謂今天界定的白領職業），都有可能會導致小到個人、大到群體的毀滅。為什么早期人類要“刻木”、“結繩”，并逐漸發展成為今天的文字與數字？文字和數字對早期人類的作用，究竟在哪兒？它們與會計的關系又是什么？這些問題都有待學者進一步的研究。
三、會計的價值：再認識
基于社會演進的達爾文思想，需要關注兩個角度的問題：一方面，僅僅從事后反映經濟活動的真實性，不能合理地解釋為什么會計存在于這個社會一切組織當中，甚至包括家庭；另一方面，人類社會早期發明文字和數字的舉動無法解釋。
會計的價值究竟是什么？為什么每個組織都有會計存在？對那些非盈利組織而言，會計存在的價值是什么？既然會計存在于所有組織當中（小到家庭，大到國家乃至虛擬的聯合國，除盈利性企業外，還包括非盈利的機構，甚至上海紅十字會因為一張超額發票，都引起社會對該組織的非議），那么，可以推測認為，會計在人類社會初期就已經存在了。問題是：在人類社會初期，物資匱乏，每個人都面臨生存壓力，會計的生存空間又何在？
筆者的猜測是：會計是人類發明的、服務于信任的低成本工具。基本邏輯思路是：
――人類社會之初，生產能力極度低下；每個人都要竭盡全力，以求生存。
――早期人類社會所面臨的惡劣環境，迫使人們必須要“抱團取暖”，以共同抵御來自自然界的威脅。
――人們在相互交往中逐漸發現， 人類彼此都是自利的經濟人，都在設法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或者，爭取最大的自我生存機會與空間，在此過程中可能會損害到別人的利益；由此，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就成為群居的人所必須面對、且要設法解決的問題。
――縱觀人類社會發展史，即可發現人類社會在不斷找尋信任的方式，包括通過通婚、交換人質、財產抵押等方式來強化信任。盡管戰爭充斥了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但追逐財富、關注財產的公平分配，仍然是人類社會所面對的主要問題。為了解決經濟層面的信任，就需要一種經濟上有效的方法，這種經濟上有效，既包括成本―效益對比有效（即該方法付諸使用所產生的效益，應當要高過這一方法本身的成本），也包括方法的適用性是否廣，是否能滿足不同規模、不同性質、不同地區組織的需要。
――如果將視野再稍稍收窄，僅僅關注人類歷史中的經濟交往。由于每個人在一定意義上都是經濟動物，都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因此，如何在經濟層面信任他人，也取信于人，是人類社會初期必須要設法解決的問題。
――由于缺乏充足的歷史資料，也缺乏對人類在生產力極度低下環境下的生存方式選擇的具體體驗與體會，我們無法具體考證早期人類社會究竟發明了多少種方法來解決信任問題。但可以想象、同時歷史資料也表明，人類社會早期創設了多種方法，試圖來解決信任問題，如用人（婚姻、血緣關系等）、用物、用組織內部牽制等。當然，會計一定是其中之一，并且是較早出現的方法。很多歷史資料表明，在人類社會初期生產能力極度低下、社會供給嚴重匱乏的情況下，人們發明文字、數字等現代文明賴以存在的基礎，主要目的就是為了記錄當時有限且寶貴的財產，從而達到人與人相互信任的目的。比如，史學家認為，早期兩河流域發明文字，不是為了向后人彰顯統治者的“豐功偉績”，而是一種會計解決方案，用來記錄神廟中的各項財產。
――任何一種方法，都存在效益與成本對比。那些最終能夠經受生存檢驗、得以存活下來的方法，應當是成本效益比占優的方法。我們無法清楚、明確地給出每種方法的成本、效益情況，但從事后的生存狀態可以推測：會計幾乎存在于每一個組織中，這就是一個直接的證據，表明會計作為一種信任機制，不僅成本效益比占優，且適應性廣，能夠適應不同規模、不同區域、不同類型的企業的需求。
將會計的價值定位在低成本信任機制角度，可以較好地解釋為什么會計存在于一切單位或組織之中，同時，也可以用來解釋社會經濟發展與會計方法變更?；诳扑沟慕灰壮杀舅枷耄约斑_爾文經濟學進化論，可以發現，包括信任成本在內的交易成本，是企業競爭與優勝劣汰的一個重要因素。如果某個組織或企業采用了成本更低的信任方法，就能夠在競爭中取得優勢，存活、發展并壯大起來。這可以用來說明：為什么世界500強，都是從家族企業起步的（不包括中石油、中石化等中國的國有企業）；為什么所有企業都一定要設立會計崗位。除了會計職業產生與演化外，會計方法的演變，也能夠得到更好的解釋。早期人類社會的經濟交往非常簡單，人類社會早期“刻木記事”與“結繩記事”等行為，作為一種輔助記憶的方法，可以幫助當時的人們記憶并提高信任度；隨著經濟活動愈加復雜，人們就需要相對更加復雜的方法如復式簿記等，來幫助更好地對經濟往來進行分類；當企業內部的會計崗位不能滿足社會的信任需求、社會經濟交往會受到可能的負面約束之后，人們又發明了審計職業，試圖借助一種獨立性，來提高會計系統的信任功能。如，關于公允價值的研究和討論，就不應該僅僅限于技術方法是否可行或應當采用，而要從該方法所能夠影響的各利益主體及其利益關系來討論。實際上，會計本身就充滿了估計與判斷，公允價值的應用本身所包含的估計、判斷成份，并不是其能否采用的主要因素。
四、會計研究的邊界
現代科學研究的一個特征是學科分類越來越細致。在經濟學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誕生之后，又衍生出多個二級學科如金融、財政、統計等。學科越來越細，學科之間的界限也越來越多。會計學科從早期主要是數學著作的一部分（如帕喬利的《算術、幾何、比與比例集成》、斯蒂文的《數學慣例法》），逐漸獨立出來，成為大學里一個專門學科；隨著會計從業人數不斷增加，會計學科的從業人口也在不斷膨脹。但會計學科無論在研究上，還是教學上，以及會計畢業生未來工作取向上，有形或無形地都存在一個默認的邊界。依照筆者的理解，從研究角度看，會計學科的界限至少應當有以下兩個不同的判定標志。
一是研究內容。區別一個學科與另一個學科的，主要標志之一就是內容。會計學科的傳統內容應當是與財務報表直接或間接相關的，超出這個內容，就有可能被懷疑是會計之外的東西了。如早期實證會計興起之初，就有學者認為，財務數據影響人的行為，不應該是會計的研究范疇（Christensen， 1983）；到現在，很多會計學博士生的研究話題，若在傳統的會計研究范式中，仍然不被認可是會計的一部分，如公司治理、政治關系、大股東性質、估價波動等話題。
二是研究方法。按照 Kuhn 的科學革命理論的描述，任何一個常態科學，都有既定的研究范式和相應的研究方法；一個新的研究范式的提出或一個新的研究方法的產生，初期都會被認為是“離經叛道”。 這時，一些新的課題也就不可能被認可是會計的內容。
按照這種討論，目前大學里的很多會計學博士論文，都經常面臨是否存在“跨界”的疑問；同樣，在一些新興的學術刊物上所刊發的論文，也有跨界的嫌疑。如Ball and Brown （1968） 研究會計信息的市場反應，就被美國會計學會會刊 The Accounting Review退稿，認為這不是會計的范疇；當時的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在刊登這篇論文以及其他一系列被當時主流會計學刊不認可的論文之后，從中脫穎而出，逐漸成為美國非常重要的會計學術刊物；討論會計信息與股票價格的關系以及資本市場能否有效識別會計信息質量等話題，也成為當時會計學界的主流話題。會計學科的邊界擴大了。
在美國三大刊物中，第三本學術刊物是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這本刊物同樣也擴大了會計學科的邊界。
五、拓展會計邊界，打造會計帝國
當年經濟學理論發展相對成熟后，出現了“經濟學帝國主義”的說法。按照張五常的介紹，早期薩繆爾森曾經說過經濟學是社會科學的皇后；1955年，加里?貝克爾在芝加哥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其學位論文《種族歧視的經濟分析》，被認為是經濟學“攻城掠地”的標志；此后，經濟分析方法廣泛用于包括政治學、社會學、法律等領域。Journal of Law and Ecnomics 于1958年創立；1960年，Coase 的 “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公開發表，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法律的架構，讓經濟學成為現代法學的基礎之一。
總體而言，經濟學“攻城掠地”、打造經濟學帝國的方式主要包括：研究人的行為并提出若干關于人的行為的假設，它們可以用于幾乎一切社會科學，因為，社會科學最終都是關于人的科學，都無法回避經濟人等理論；采用可驗證的研究范式，使得研究過程能夠更加規范、科學，社會科學的爭論也更集中。
過去的四十年，會計學研究深受“經濟學帝國主義”影響，包括研究方法、研究話題、理論的應用等，無不體現了經濟學的影響。但如果仔細分析，就會發現，會計學很早就是輸出者，會計學的基本理念早就已經被廣泛應用于經濟學研究了。
不難知道，會計學的核心概念之一就是“收入－成本＝利潤”；這種成本效益分析， 幾乎貫穿著人類所有活動的始終。人們日常生活中所面臨的各種行為、決策選擇，主要考慮因素之一就是成本效益對比。著名的科斯定理，其核心概念就是成本。只不過，科斯把成本概念應用到市場分析，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并成為經濟學的核心概念。假如當年科斯選擇執教于芝加哥大學會計系，那么，我們會不會認為科斯的相關理論就是會計領域的話題？
除了上述這種成本效益分析思路可以廣泛應用于所有社會科學領域外，本文所說的會計帝國主義，還與會計的核心價值有關。按照上文的討論，會計是一種低成本的信任工具，旨在用于解決人類社會的信任問題。很顯然，信任問題也貫穿于人類社會的發展全過程。人們之所以制定法律、建立各種規章制度，都是直接或間接地與信任成本有關；微觀層面，企業競爭在相當程度上就是交易成本的競爭；交易成本可以進一步分解為信息搜尋成本與信任成本。一方面，在網絡日趨發達的現代社會，信息搜尋成本會逐步降低； 同時，由于社會流動性加劇、頻率加快，導致信任成本漸趨提高，信任成本在交易成本中的比重越來越高?？梢哉f，以信任成本為主的交易成本，將是微觀層面所要關注的主要問題。如果這種分析能夠成立，那么，可以認為：會計必將成為未來微觀層面的核心話題。
按照本文的邏輯，會計的產生與人類尋找有效的信任工具有關，那么，可以進而將人類社會的發展或變遷與會計聯系起來，討論會計在人類社會變遷中的角色與作用。是否可以大膽地假設：在遠古人類族群社會，若給定其他條件相同，在導致少數幾個族群更加發達、另外一些族群相對衰落的原因中，會計方法應當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這樣，會計學與人類學相結合，就會出現一個諸如會計人類學的研究話題。
思辨能夠為科學的發展提供一些方向性變革，但把這種設想落到實處、讓其成為科學研究，而不是詭辯與空談，還需要真正的科學研究。凡是科學研究，應當關注現象、方向、研究設計的嚴謹性與可重復性等。這才是會計帝國建設者們下一步應當要付諸行動的方向。
［本文系廈門大學“中央高?；究蒲袠I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20100221095）階段性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1］郭道揚：《會計史研究：歷史?現時?未來》，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8年版。
［2］索科洛夫（前蘇聯）著、陳亞民等譯：《會計發展史》，中國商業出版社1990年版。
［3］張五常：《經濟學帝國主義》，2005年3月3日，轉引自blog. sina. com. cn/s/blog_47841af7010003bf. html~type=v5_one&
label=rela_nextartic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