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渡時期的土地政策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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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時期的土地政策范文1

關鍵詞:房地產業房地產稅收政策長效機制稅制改革

正確認識房地產業及稅收調控的地位

(一)房地產業健康發展需要擺正位置,堅決扭轉“房地產依賴癥”

房地產業從2003年開始,被確認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其地位的特殊性一直受中央和地方政府重視。但房地產業的“過度非理性發展”也會產生一系列負面作用,導致一些地方政府不惜違法用地;房地產業的“過度非理性發展”加劇了人口、土地、資源環境之間的矛盾;房價上漲過快加劇收入分配不公,造成社會不穩定、不和諧的因素;高房價必然抑制居民對其他領域的合理消費,不利于擴內需、促消費;地方收入“房地產依賴癥”對其他產業產生資本和土地的擠出效應,使其他產業可能被忽視,因此不利于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產業優化升級,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然受到影響;大多數中央調控政策的執行最終都要靠地方政府,而對“土地財政”和房地產的過度依賴讓地方政府既無力建設保障性住房,也無心抑制高房價,這可以說是當前宏觀調控政策作用失靈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必須擺正房地產業的地位,房價一味上漲和房地產業“一枝獨秀”的發展絕不是房地產業健康發展的模式,必須從根本上扭轉這種認識和局面。

(二)房地產稅收調控要著眼于建立長效機制,努力改善稅收調控方式

房地產行業具有的“資金密集型”和對土地的高度依賴性特征,決定了土地政策和貨幣政策是房地產市場調控最重要的手段,而稅收調控只能作為一種輔助手段,不宜頻繁使用,相對穩定的稅收體系更有利于行業的健康發展。

在對房地產市場可以采取的常用調控政策中,稅收調控具有明顯的優勢。因為金融、信貸等政策調控往往是“一刀切”,而稅收政策更多是結構性調整。因此,雖然稅收調控只是作為一種輔助手段,但在房地產調控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就稅收調控而言,現在的問題是:當前房地產業的稅收政策,沒有一項是從房地產市場長期發展的角度出臺的。

對前一階段房地產稅收政策的梳理

(一)2005年以來房地產稅收政策的實施情況

我國的房地產稅收政策從2005年以來大致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第一階段,2005至2008年上半年,其間為應對房價偏高、增長幅度偏快等現象,國家出臺了一系列緊縮性政策;第二階段,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底,這一階段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影響,配合國家的擴內需、保增長、惠民生的指導方針,為鼓勵國民購買住房和扶持房地產企業發展,稅收政策以寬松政策為主。從以上兩個階段來看,宏觀調控措施盡管產生了積極的效果,但是從稅收政策看,并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國內大部分城市房價波動較大,同時在總體上延續著不斷上漲的趨勢。第三階段,2009年底至今,為遏制部分城市房價又出現過快增長的勢頭,宏觀政策又開始趨緊,相應稅收政策方面也開始收緊。

(二)2008年以來國家采取的具體房地產稅收政策

2008年3月,為了支持廉租住房和經濟適用房的建設,國家減免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建設和運行當中涉及的有關稅收。2008年11月,為了減輕個人購房者的負擔,促進個人住房消費,將個人首次購買90平米以下普通住房契稅稅率統一下調到1%。同時還規定個人住房買賣的時候可以免征印花稅,個人銷售住房還可以免征土地增值稅。2008年12月出臺的國辦131號文,規定對住房轉讓環節的營業稅暫定一年實行減免政策。規定個人購買普通住房超過2年(含2年)轉讓免征營業稅;將個人購買普通住房不足2年轉讓的,按其轉讓收入減去購買住房原價的差額征收營業稅。個人購買非普通住房超過2年(含2年)轉讓按其轉讓收入減去購買住房原價的差額征收營業稅;個人購買非普通住房不足2年轉讓的,仍按其轉讓收入全額征收營業稅。這次稅收政策調整和原來執行的政策相比,調整了住房轉讓環節營業稅的征免期,同時加大了稅收優惠的力度。通過這次營業稅的政策調整可以降低住房轉讓交易成本,促進二手房市場發展,鼓勵普通住房消費。

2009年1月1日起,國家廢止了《城市房地產稅暫行條例》,消除了內外資企業在房產稅征收方面的“雙軌制”。2009年12月22日,國家下發財稅[2009]157號文,規定自2010年1月1日起,個人將購買不足5年的非普通住房對外銷售的,全額征收營業稅;個人將購買超過5年(含5年)的非普通住房或者不足5年的普通住房對外銷售的,按照其銷售收入減去購買房屋的價款后的差額征收營業稅;個人將購買超過5年(含5年)的普通住房對外銷售的免征營業稅。這次政策調整把個人購買普通住房后轉讓免征營業稅的時間從2年恢復為先前的5年,體現了政策較以前開始趨緊。

下一階段完善房地產稅收政策的建議

(一)盡早全面開征物業稅,改革現行房地產稅制和土地出讓金制度

開征物業稅主要是完善財稅制度的需要,同時對調節收入分配、優化資源配置、完善分稅制體系以及抑制房地產投機也能起到積極的作用。至于調控房價,雖然短期內效果尚待考察,但從長遠來講增加房地產保有階段的稅負、改革現行“土地批租”制度,肯定對房價的合理化和避免過快增長有積極的作用。當務之急是需要認真研究房地產稅制改革的各項現實問題,包括房地產稅的征稅對象和納稅義務人、計稅依據、稅目、減免稅、稅收征管以及過渡時期新舊體制的銜接等具體問題,對這些問題逐一研究解決?？紤]到改革的難度,可以采取分步驟,由易到難的辦法進行,可以考慮先行開征“房屋空置稅”和“土地閑置稅”等簡單易行的稅種,將來再逐步過渡到全面開征物業稅。我國的房地產稅收制度必須改革。中國房地產稅制存在的諸多問題,稅制不合理已經成為制約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2010年“兩會”期間,有委員提出房地產稅費涉及12種稅,50項費,一套房合計征收62項各種稅費,這也是高房價的原因之一。

(二)調整房屋租賃稅負,大力發展房屋租賃市場

理論上,物業稅的納稅義務人應該是房產的所有人即業主,但業主會不會把此稅轉嫁給租戶?事實上,從香港的情況來看,業主普遍會把物業稅轉嫁到租客身上。租戶除承擔租金外,還多交了稅,可以說政府征收物業稅是從租客身上收了一筆錢。為了避免這種情況出現,必須調整房屋租賃時的稅負,降低租賃成本,活躍房屋租賃市場。我國稅法規定個人出租住房要征收六稅一費,不僅稅種多、稅負重,而且在實際征管中偷逃稅款的現象十分嚴重。建議統一稅率,對普通住宅個人住房租賃統一按租金收入的一定比例征稅,以此來盤活空置住房,提高住房的使用效率。

(三)研究開征遺產稅和贈與稅,以配合物業稅的征收

從世界各國財產稅征收的情況來看,大多都會配以完善的遺產稅和贈與稅以使財產稅的征收不至落空或有漏洞。在房主在世時贈與或者去世后由子女繼承的房產征收遺產稅,這樣可以有效降低房產的長期收益預期。聯系到我國的實際,如果征收大額的遺產稅,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會降低富人購置固定資產的原動機。那么相應就應該能起到降低需求的作用,從而起到影響房價的作用。

參考文獻:

1.國務院辦公廳.關于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通知,2010(1)

2.陳真誠.不表態不代表物業稅不會開征.法制日報,2010(2)

過渡時期的土地政策范文2

關鍵詞：房地產業房地產稅收政策長效機制稅制改革

一、正確認識房地產業及稅收調控的地位

(一)房地產業健康發展需要擺正位置,堅決扭轉“房地產依賴癥”

房地產業從2003年開始,被確認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其地位的特殊性一直受中央和地方政府重視。但房地產業的“過度非理性發展”也會產生一系列負面作用,導致一些地方政府不惜違法用地;房地產業的“過度非理性發展”加劇了人口、土地、資源環境之間的矛盾;房價上漲過快加劇收入分配不公,造成社會不穩定、不和諧的因素;高房價必然抑制居民對其他領域的合理消費,不利于擴內需、促消費;地方收入“房地產依賴癥”對其他產業產生資本和土地的擠出效應,使其他產業可能被忽視,因此不利于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產業優化升級,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然受到影響;大多數中央調控政策的執行最終都要靠地方政府,而對“土地財政”和房地產的過度依賴讓地方政府既無力建設保障性住房,也無心抑制高房價,這可以說是當前宏觀調控政策作用失靈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必須擺正房地產業的地位,房價一味上漲和房地產業“一枝獨秀”的發展絕不是房地產業健康發展的模式,必須從根本上扭轉這種認識和局面。

(二)房地產稅收調控要著眼于建立長效機制,努力改善稅收調控方式

房地產行業具有的“資金密集型”和對土地的高度依賴性特征,決定了土地政策和貨幣政策是房地產市場調控最重要的手段,而稅收調控只能作為一種輔助手段,不宜頻繁使用,相對穩定的稅收體系更有利于行業的健康發展。

在對房地產市場可以采取的常用調控政策中,稅收調控具有明顯的優勢。因為金融、信貸等政策調控往往是“一刀切”,而稅收政策更多是結構性調整。因此,雖然稅收調控只是作為一種輔助手段,但在房地產調控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就稅收調控而言,現在的問題是:當前房地產業的稅收政策,沒有一項是從房地產市場長期發展的角度出臺的。

二、對前一階段房地產稅收政策的梳理

(一)2005年以來房地產稅收政策的實施情況

我國的房地產稅收政策從2005年以來大致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第一階段,2005至2008年上半年,其間為應對房價偏高、增長幅度偏快等現象,國家出臺了一系列緊縮性政策;第二階段,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底,這一階段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影響,配合國家的擴內需、保增長、惠民生的指導方針,為鼓勵國民購買住房和扶持房地產企業發展,稅收政策以寬松政策為主。從以上兩個階段來看,宏觀調控措施盡管產生了積極的效果,但是從稅收政策看,并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國內大部分城市房價波動較大,同時在總體上延續著不斷上漲的趨勢。第三階段,2009年底至今,為遏制部分城市房價又出現過快增長的勢頭,宏觀政策又開始趨緊,相應稅收政策方面也開始收緊。

(二)2008年以來國家采取的具體房地產稅收政策

2008年3月,為了支持廉租住房和經濟適用房的建設,國家減免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建設和運行當中涉及的有關稅收。2008年11月,為了減輕個人購房者的負擔,促進個人住房消費,將個人首次購買90平米以下普通住房契稅稅率統一下調到1%。同時還規定個人住房買賣的時候可以免征印花稅,個人銷售住房還可以免征土地增值稅。2008年12月出臺的國辦131號文,規定對住房轉讓環節的營業稅暫定一年實行減免政策。規定個人購買普通住房超過2年(含2年)轉讓免征營業稅;將個人購買普通住房不足2年轉讓的,按其轉讓收入減去購買住房原價的差額征收營業稅。個人購買非普通住房超過2年(含2年)轉讓按其轉讓收入減去購買住房原價的差額征收營業稅;個人購買非普通住房不足2年轉讓的,仍按其轉讓收入全額征收營業稅。這次稅收政策調整和原來執行的政策相比,調整了住房轉讓環節營業稅的征免期,同時加大了稅收優惠的力度。通過這次營業稅的政策調整可以降低住房轉讓交易成本,促進二手房市場發展,鼓勵普通住房消費。

2009年1月1日起,國家廢止了《城市房地產稅暫行條例》,消除了內外資企業在房產稅征收方面的“雙軌制”。2009年12月22日,國家下發財稅[2009]157號文,規定自2010年1月1日起,個人將購買不足5年的非普通住房對外銷售的,全額征收營業稅;個人將購買超過5年(含5年)的非普通住房或者不足5年的普通住房對外銷售的,按照其銷售收入減去購買房屋的價款后的差額征收營業稅;個人將購買超過5年(含5年)的普通住房對外銷售的免征營業稅。這次政策調整把個人購買普通住房后轉讓免征營業稅的時間從2年恢復為先前的5年,體現了政策較以前開始趨緊。

三、下一階段完善房地產稅收政策的建議

(一)盡早全面開征物業稅,改革現行房地產稅制和土地出讓金制度

開征物業稅主要是完善財稅制度的需要,同時對調節收入分配、優化資源配置、完善分稅制體系以及抑制房地產投機也能起到積極的作用。至于調控房價,雖然短期內效果尚待考察,但從長遠來講增加房地產保有階段的稅負、改革現行“土地批租”制度,肯定對房價的合理化和避免過快增長有積極的作用。當務之急是需要認真研究房地產稅制改革的各項現實問題,包括房地產稅的征稅對象和納稅義務人、計稅依據、稅目、減免稅、稅收征管以及過渡時期新舊體制的銜接等具體問題,對這些問題逐一研究解決?？紤]到改革的難度,可以采取分步驟,由易到難的辦法進行,可以考慮先行開征“房屋空置稅”和“土地閑置稅”等簡單易行的稅種,將來再逐步過渡到全面開征物業稅。我國的房地產稅收制度必須改革。中國房地產稅制存在的諸多問題,稅制不合理已經成為制約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2010年“兩會”期間,有委員提出房地產稅費涉及12種稅,50項費,一套房合計征收62項各種稅費,這也是高房價的原因之一。

(二)調整房屋租賃稅負,大力發展房屋租賃市場

理論上,物業稅的納稅義務人應該是房產的所有人即業主,但業主會不會把此稅轉嫁給租戶?事實上,從香港的情況來看,業主普遍會把物業稅轉嫁到租客身上。租戶除承擔租金外,還多交了稅,可以說政府征收物業稅是從租客身上收了一筆錢。為了避免這種情況出現,必須調整房屋租賃時的稅負,降低租賃成本,活躍房屋租賃市場。我國稅法規定個人出租住房要征收六稅一費,不僅稅種多、稅負重,而且在實際征管中偷逃稅款的現象十分嚴重。建議統一稅率,對普通住宅個人住房租賃統一按租金收入的一定比例征稅,以此來盤活空置住房,提高住房的使用效率。

(三)研究開征遺產稅和贈與稅,以配合物業稅的征收

從世界各國財產稅征收的情況來看,大多都會配以完善的遺產稅和贈與稅以使財產稅的征收不至落空或有漏洞。在房主在世時贈與或者去世后由子女繼承的房產征收遺產稅,這樣可以有效降低房產的長期收益預期。聯系到我國的實際,如果征收大額的遺產稅,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會降低富人購置固定資產的原動機。那么相應就應該能起到降低需求的作用,從而起到影響房價的作用。

參考文獻:

1.國務院辦公廳.關于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通知,2010(1)

2.陳真誠.不表態不代表物業稅不會開征.法制日報,2010(2)

過渡時期的土地政策范文3

一、“十一五”是改革攻堅的關鍵時期，政府的制度性公共服務尤為重要和迫切

1、應當對我國的改革進程作出客觀判斷。從總體上說，我國已初步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框架。這里，需要討論的問題是：第一，這個初建的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具有政府主導的特點。這次宏觀調控反映和暴露出的許多問題，比較充分地反映出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體制框架逐步同市場經濟的發展不相適應，并且成為經濟生活中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的根源所在，也是產生政府短期行為、扭曲行為的主要原因。第二，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已初步建立，但改革的任務遠沒完成。并且，近些年由于政府改革的嚴重滯后，有些改革在推進中變形走樣，有些改革由于涉及利益關系難以出臺。

2、改革攻堅的實質性突破，在相當大程度上依賴于政府轉型的實際進程。中央把今年確定為改革攻堅年，時間已過半，總體進展如何？我院的調查數據顯示，46.2%的專家學者認為取得一定進展，35.6% 的專家學者認為改革攻堅尚未破題。在前幾天（9日）我院今年上半年改革形勢分析會上，專家們普遍認為，政府改革滯后事實上越來越制約著其它領域改革的進程，并增加了改革攻堅的復雜性和難度。未來幾年，我國的改革有可能發生幾個重要的轉變，例如：第一，由微觀體制改革向宏觀管理體制改革的推進和轉變；第二，由競爭性領域的改革向壟斷性領域改革的推進和轉變；第三，由經濟體制改革向社會體制改革的推進和轉變。這三方面改革的推進和轉變，在相當大程度上依賴于政府轉型?！笆晃濉睍r期以政府轉型為重點，各項改革才會有新的進展。

3、推進以政府轉型為重點的改革攻堅，迫切需要建立改革的統一領導和協調機構。隨著改革的深化，某些政府部門本身成了改革的對象。從去年的宏觀調控看，政府部門的某些行為，不僅具有部門局限性，還具有較強的自身利益的特點。這樣，就有可能產生各種形式的假改革、不改革，使改革在實踐中大打折扣，并容易使人們對改革產生某些誤解。因此，要在中央政府的統一領導下，建立高層次的改革協調機構，以統籌協調繼續推進改革中各部門以及中央與地方的利益關系，并由此進一步形成對改革的共識和改革的合力，營造良好的改革氛圍，為建設和諧社會提供制度保障。

二、“十一五”要進一步改變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關鍵在于把政府的經濟職能主要限定為經濟性公共服務

1、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已經難以為繼，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從這次宏觀調控看，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越來越暴露出突出的問題：不僅扭曲了要素價格，帶來了資源和環境的壓力，也逐步積累了經濟風險、金融風險，還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機制性腐敗?，F實經濟生活中，一些政府重視招商引資，熱衷以批租土地為主要內容的經營城市，忽略廣大百姓的利益訴求。例如，一些城市房價上漲過快，與當地政府主導和直接參與是分不開的，他們重視征地和建中高檔住宅，忽視經濟適用房和廉價租房。長期以來的這類行為，使政府的公共形象在廣大百姓中大打折扣，并由此引發了新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因此，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的轉變已經成為當務之急。

要把政府對經濟的有效管理和控制，主要限定在公共服務范圍，其基本涵義主要是，宏觀經濟政策和宏觀管理的有效性、經濟信息的公開性、經濟中長期發展規劃的科學性和市場環境的公平性。如果政府主要把這樣幾個方面的經濟性公共服務做好了，會為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提供重要的保障。

2、“十一五”時期是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由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轉變的關鍵時期?！笆晃濉睍r期只有把這樣一個轉變解決好，宏觀經濟中的結構問題、運行機制問題和增長方式問題才能從根本上得以解決，經濟的穩定發展才有好的制度保障。有人提出，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有沒有條件？從現實情況看，應當說有一定的客觀基礎。比如說，我國新增GDP的60％、新增就業的70％都是民營企業提供的。2004年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國。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下，經濟增長方式由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的轉變，不僅不會降低我國經濟增長的速度，而且對于未來我國經濟的持續增長極其關鍵和重要。

3、按照經濟性公共服務的內在要求，進一步改革和完善宏觀調控體系。從我國的實踐看，要防止經濟的大起大落，有效地預防經濟風險和金融風險，就要改革和調整宏觀經濟部門，以加強事前、事中、事后的宏觀調控體制建設。例如：第一，設立國家經濟部，專門負責經濟發展的中長期規劃和經濟政策制定；第二，為確保統計數字的客觀、準確，進一步加強統計部門的獨立性；第三，要進一步加強央行在宏觀調控中的重要地位，以有利于發揮利率、匯率等市場工具對宏觀經濟的有效干預。

4、加快政府的自身建設和改革。從現實的情況看，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第一，加快投資體制與審批體制改革；去年國務院出臺的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是一個重大突破，但投資體制改革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存在較大的偏差，“核準制”沒有得到真正落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審批制”的代名詞。第二，加快壟斷行業改革。十五期間我國本應初步完成壟斷行業的改革，但由于政府自身建設與改革不到位，這個目標沒有能夠實現。第三，嚴格限制各級政府的直接招商引資和以批租土地為主要內容的經營城市。第四，實行政府消費的市場化。隨著我國公共產品與公共需求的不斷擴大，政府消費在社會總消費中的份額越來越大，政府消費的地位也越來越重要。為此，政府消費必須實現市場化，建立高效的政府采購機制。

三、我國已進入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強化政府的社會性公共服務至關重要

1、由于公共需求的快速增長和利益關系的深刻變化，政府轉型面臨新的挑戰。國際經驗說明，一國的人均GDP從1000美元向3000美元的過渡時期，也是該國公共需求快速擴張和利益關系深刻變化的時期。我國正處在從一般溫飽社會向全面小康社會加快發展、從傳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加速轉型的關鍵時期。在這個發展與轉型的特定時期，利益主體和社會結構正在發生重要改變，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日益突出，并已成為世界上收入差距比較大、城鄉差距比較嚴重，就業、公共醫療、義務教育、社會保障等公共需求和公共服務方面問題比較突出的國家之一。這一現實，給改革發展和建設和諧社會帶來許多不穩定因素，給政府擴大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提出嚴峻而迫切的重大課題。

隨著公共需求的快速增長，社會結構進一步分化，社會矛盾更加復雜，不同社會主體之間的利益沖突不可避免，并將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加大社會風險程度。拉美一些國家的實踐告訴我們，這些矛盾和問題如果處理不好，不僅會激化社會矛盾，并會由此導致經濟社會發展的中斷或倒退。因此，適應全社會公共需求的變化，擴大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是保持經濟持續增長、解決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和實現社會穩定發展的關鍵舉措。

2、為有效地解決不斷擴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政府關注的重點應從效率轉到社會公平上。我國市場化改革的新階段，利益關系開始發生兩個大的變化：一是由利益傾斜向利益兼顧轉變；二是由利益調整向利益調整和利益增進并重轉變。這就需要在公平與效率之間尋求新的、合理的協調。從現實情況分析，貧富差距嚴重并不斷擴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政府的社會再分配職能嚴重缺位。當前，由于貧富差距過大，弱勢群體有所增多，改革與多數人利益的問題，已引起全社會的普遍關注。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應當把主要注意力放到協調重大利益關系上，放到社會再分配上，放到著力解決社會公平問題上。為此，在解決市場化分配的同時，要更突出地抓好社會再分配，努力形成兼顧效率和公平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機制，盡快確立和完善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

3、從建設和諧社會的客觀要求出發，進一步明確政府在社會性公共服務中的角色。當前，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第一，研究和界定中央與地方在公共服務供給方面的財權、事權，使財權和事權相對稱，進一步實行有效的轉移支付和強化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務中的作用。第二，要加快公共財政體制建設，使財政支出逐步向義務教育、公共醫療、社會保障等社會公益性項目傾斜。第三，要建立和完善從中央到地方的就業工作體系，把擴大就業作為各級政府的主要工作職責之一。第四，要制定公共服務的最低標準，保證低收入人群能夠獲得最基本的公共服務。第五，要實現政府社會管理理念的創新，穩妥地培育社會民間組織。

過渡時期的土地政策范文4

[關鍵詞]土地輪轉、金融改革、教育改革、社會保障、人口轉移

[中圖分類號]F291

（1）對農業生產中勞動力價值的重新認識以及如何建立農村土地資源的輪轉制度

近來對于農村土地問題的爭論越來越多，多數意見認為土地所有權問題是解決農村問題的關鍵。我覺得明確土地所有權并容許土地輪轉并不是解決農村問題的根本途徑，農村問題主要是農民問題，是多數農民不知道該如何在商業化社會中尋找到適合自己的生存方式的問題。一旦土地私有化，可以自由買賣，大量手頭缺少現金、生活貧困的農民會立即以很低的價格出賣土地，而在出賣土地一段時期之后并不能保障自身生活條件的長久改善，這樣農村問題就不能得到根本上的解決。我們說農村問題的關鍵在于針對中國國情對農村土地和勞動力價值的重新認識。

農村問題的關鍵在于在二元化的社會結構中農村的勞動力價值沒有得到社會的充分認可，農業群體對社會所做出的貢獻沒能得到社會的恰當評價。這牽涉到依據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而形成的理論對發展中國家問題解釋能力的問題，涉及到發展程度不同的國家對相同行業在國家中地位的價值判定是否應該依據相同標準的問題，它的解決涉及到是否要依據自身情況而突破傳統理論的問題。

我國農業成本的低廉不是開放的國際環境下的成本低廉，而是建立在我國社會的二元化結構基礎上的農村和城市兩個組成部分之間的生活水平差距過大造成的相對的低廉。這種低廉是與我們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的相違背的，也是諸多農業問題的根源，急需改變。

參照發達國家農業發展的情況我們可以看到土地集中是在開放的市場環境下減低生產力水平的根本途徑，在我國這樣的農業人口大國土地的集中是需要十分慎重的，如果措施不得力就可能引起社會動蕩。如前所述土地所有權的確定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根據國家的具體情況采取相應的措施解決土地集中以及農民與土地分離之后的生活保障問題。

承認農民對于土地擁有絕對的使用權就可以作為土地論轉的基礎，依此以農民現實承包土地為基礎在鄉鎮范圍內進行具體的土地使用權確認，頒發法律憑證。容許農村現有資金以及城市資金注入成立大型的農業公司，從事種植業為主的農業生產，公司依據法律程序向自愿出讓土地使用權的農民征收土地，采取每年或者每月給與一定現金補助的形式把土地征用款發放給農民，在農民進城時作為基本生活保障。

農民可以按照自身意愿轉讓和收回土地使用權，但對于種植業這樣有一定周期性的行業，隨時交換土地使用權時不現實的，可以采用適當的形式如每年可以在一個特定時間段進行輪轉，或者采用農業公司留取一定機動土地進行輪轉的方式即可。公司在一定時期后對于已經在城鎮安居的農民可以采用一次性支付的方式得到土地長期使用權，政府和農會共同對此行為進行督管。需要國家和地方政府對于公司進行扶持或者補助，以及針對其主體部分對于城鎮化的具體措施采取微調以配合整體戰略的實施。

采取這種方式的優勢是：

a. 實現了土地集中，為現代化農業的實施打下了基礎，給中國農業生產力成本的真正降低創造了條件。

b. 避免了土地所有權的爭論，土地仍然屬于國家所有，但國家不參與對其產業利益的分配，產業利益的分配只在原有使用者和現有使用者之間進行，操作層面僅僅存在土地使用權的轉換。

c. 避免了土地私有化和自由交易可能帶來的農民拋售土地后失去長期保障的現象。土地使用費階段性發放無論是對于進入城鎮的農民還是繼續在農村的農民都相當于一種社會保障。當然這種保障是比較低的，仍然需要農民在進入城鎮后謀求新的職業。

d. 給農業人口城鎮化在農村方面的進行打下了基礎，做了一定的社會保障作用，為農業資本的形成和積累奠定了基礎。

（2）教育改革問題

我們說學校教育的目的是為社會培養和輸送人才，這是從社會角度來說的，它需要我們首先能夠認清社會現實、了解社會需求。在我國現階段需要增加更多的就業機會，這要求可以從直接增加就業機會和增加就業層次兩方面入手。前者在某個層面可以理解為增加企業數量，后者在某個層面可以理解為構建新的就業形式。我們在對人才成長的研究中發現這些能力的產生需要以認知能力和實踐能力的增強為基礎。針對于此要求學校教育的目的應該調整為提高學生的認知能力和實踐能力。這在一方面讓學生能夠更迅速更清楚的看清所處環境的結構，運作機制，另一方面讓學生能夠在具體操作中達到知行統一。那么現階段教育改革的方向就應該是，重新構建教育的評價體系，增加教育層次，增加教育和社會就業的聯系程度。

現有大學生就業難的現象并不是說高學歷的人太多了，更多的是大學生本身和家長沒有從以往人才培養的意識下走出來并忽略了社會發展現狀，從而對大學生能力的認可程度過高。本科多了讀碩士，碩士多了讀博士，似乎高學歷成了保障，事實上這種考試和評價制度下很多學生的認知能力和社會生存能力都不高。這就需要改變教育制度和評價體系。

a. 在社會輿論方面引導整個社會重新認識教育的目的，把大眾從高等教育是為了培養人才的意識下喚回，而真正認識到教育僅僅是社會成員自身豐富并獲得一定認識能力和社會實踐能力的一個過程。而在人才選拔上豐富各方面人才的選拔評價方法，甚至設立專門的人才評價機構。

b. 在學校和教育部門方面增加教學科目設置，觸及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增加教育的深度，特別是把教學科目和現在的科學研究以及文化研究的前沿相結合。這就為就業層面的豐富打下了基礎。同時以學校帶動圖書館，帶動社會形成一個良好的文化氛圍，為接納和承載更豐富層面的供給打下需求的基礎。

c. 增加教育和社會就業的聯系程度，一個很好的方式就是建立高效創業實驗園區，由城鎮與高校相結合，社會各方出資構建一個產業鏈的龍頭，采取共同投資共同受益的方式架構這個產業鏈條。實驗園采取實驗組，孵化器，保障機構以及評審機構相結合的方式，學生可以根據自己所學計劃創業項目，保送評審機構審核，通過審核則啟動孵化器進行創業，實驗園的保障機構給與企業管理等方面的輔助，多方共同獲利。

這些措施讓學生所學是自己所向往的方向，并且能在學校直接和社會相接觸，避免了教育同社會、同就業的脫節，并且為社會生產多元化奠定了基礎。高校創業實驗園與城鎮的合作避免了科研對大城市偏重的現象，更大程度調動了資源。也由于研究成果當地實施的原因，對當地經濟發展，就業問題解決，整體人群文化素質的提高，以及城市建設，提高城市勞動力吸納能力等問題的解決都有利。

（3）資本的啟動和轉移問題

在中小城市和城鎮集團建設過程中，項目啟動資金問題是我們不得不考慮的。我們看到，銀行，保險公司，和其他金融機構以及個人并不是沒有資金，而是我們沒有對這些資金的投資加以很好的引導。我們看到部分省市已經開放民間資本對大型項目的投資，這是一種引導，但是我們說對于城鎮化這樣需要大范圍、全方位投資的建設來說這是不夠的。

我們說一方面進行農村和小城鎮的金融改革，一方面增加城市金融機構的投資范圍，規范投資方式，引導資本向農村和小城鎮方向流動是很必要的。除了金融機構還可以放開和鼓勵民間資本對農業的投資，并給與一定的政策傾斜。對于農業相關產業減免稅收和其它費用，利用金融機構開辦針對優質農業項目投資的基金，深入研究信貸基礎，在增加監管力度的基礎上加大放貸力度。政府撥款籌建大型工、農業項目，發展戰略性投資項目，發展軍工項目，從而帶動所在地區相關產業發展，讓一個項目帶動一個地區，這就是把錢花在刀刃上。同時增加融資手段，建立民間融資機構，使企業閑置資金可以進行自主的投資項目選擇，得到更高的增值空間。

（4）農村，小城鎮金融改革問題

我國農村金融機構的主體是農村信用合作社，長期以來它的操作都不是十分規范，這就帶來了很多爭論。我們看到多數爭論的焦點都在在我國是不是要走合作化道路上。有意見認為應該按照合作制原則改造農村信用合作社，另有意見認為應該組建股份制商業銀行，而雙方都是以現有的合作社不符合合作制為依據。在我國一直存在這樣一種思想，就是用某種理論來規范行為，而沒有意識到理論的存在僅僅是對現象在某個時空條件下的解釋，拿出一種理論，哪怕是一種在發達國家百試不爽的理論對于我們來說也可能是根本沒有借鑒價值的。所以我說農村金融體系改革的問題不在于“合作制”要不要存在，因為這種制度的理論基礎是不是能夠很好的解釋、解決中國現階段的問題本身就是有待研究的，所以我們說農村金融體系改革不在于用如何現有的理論來指導，而在于用什么具體方式解決農村金融所存在的問題，這就是走中國特色道路思想的根本所在。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在金融領域也表現出一些特征。那就是金融總量的擴大，金融機構多元化，和金融體制的市場化。但是我們看到，這種金融總量的擴大在很多農村地區并不是建立在更好地為農民服務的基礎上的，而是為金融機構自身利益服務的，金融機構的多元化對于多數農村地區還是顯得很遙遠的，而金融體制的市場化存在著很大的主觀意識，是為了市場化而市場化，而不是在經濟發展的潮流中根據用戶需求和自身發展的需要自然的向市場化方向靠攏。因此我們說在城鎮化過程中，金融機構要對自身利益的定位進行一些調整，要把長遠利益的眼前利益相協調，把膽子放大，工作做細，從具體的運作方法上回避風險，這就要求在市場化的同時更多的為城鎮長遠發展建設服務，使服務種類和數量與當地的實際經濟需求相適應，在一定時期內淡化某些指標的概念，把城鎮化的金融保障工作做的深入、切實。還可以一方面對信用社進行改革，一方面引入新的大型金融機構，這就從內在改變原有金融機構的結構，又從外部引入了競爭。讓它在新的思路下運作，又在新環境下學會服務的規則，自然而然的向市場化方向轉變。這樣既改變結構又構造環境的方法正好是針對舊有金融機構存在的各種問題開刀，所以能達到標本兼治的效果。

在具體操作過程中要根據各地自身情況，對于經濟基礎較好的地區可以采用把信用聯社改造成為服務性農業銀行的方式，對于經濟基礎比較薄弱的地區可以采用組織較高級別的農村信用聯社的方式，便于更好的控制風險，以及在更大的范圍內調動資源?？傊且詾檗r民、為將要構建的大型農業企業、為城鎮化提供更好的、更周到的服務和保障為前提，有利于這個前提怎么樣行式的改革都可以。這就是解決方法從單一模式向多元化的轉變，這就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方向，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在具體操作過程中，不僅僅要容許組織形式上的多元化，也要容許所有制形式的多元化，容許城市資本對，民間資本對農村金融機構的注入，在各地形成多種所有制形式的農村金融機構。一方面為農村和小城鎮建設帶來了更多的資金，一方面也是構建環境利用市場手段對于閑置資源的有效調動，是為金融領域的市場化轉變營造了大的環境。形成一系列的農村合作聯社，一系列的城鎮商業銀行，讓他們更多的針對個體服務，甚至可以在一定時期以后可以把這種針對個體服務的金融機構組織起來形成一兩家新的農業銀行。

在這個過程中需要注意的是在初期要對這些改革后的金融機構加以保護，對其在市場環境下的不利因素加以控制，在某些方面減少大型銀行對它的競爭威脅；金融機構的自身定位在城鎮化過程中應該更偏重于服務性，讓它能夠在農村城鎮扎根并長期發展；在城鎮化過程中與地方政府緊密聯系，更好地為城鎮化服務，在一定時期以后，城鎮建設初具規模，政府逐漸與其脫離；盡量做好基層工作，對于大項目最好移交大型銀行運作，避免資金上的緊張。

在金融機構的業務開展中一個重要的問題是信用問題，特別是針對農民個人的貸款，經常是并不是沒有錢，而是不敢放貸，很多地方為了避免這種風險可以說是花樣百出?？偟膩碚f是現有的信用基礎有問題。片面的強調自由和法律的作用并不能解決信用基礎的問題，如何解決呢？既然承認勞動的價值，既然在農村和小城鎮又有那么多需要做卻沒有人做的事情，可不可以采用金融機構投資做勞動密集型公益事業的形式來解決？就是說容許金融機構運作一些有長遠收益的公益性項目，和城鄉建設項目，這樣由于項目本身的盈利性能保障金融機構的收益，特別是一些勞動密集型的項目，可以對無力還貸的貸款者優先雇傭，提供必要的生活條件，以其勞動余額償還貸款。這樣就達到了建立放貸信用基礎的效果，緩解了個人貸款中出現壞賬的壓力，并且給小型金融機構以穩定的收益，而且還能建設一部分公益事業，這是四全其美的事情。

在這樣的金融改革過程中，要加大監管力度，特別是對于基層銀行和信用社的內控機制的監管。一方面是保證對于農業和城鎮化的投資方向，一方面是保證資金運作的安全性，一方面是抵制新的腐敗滋長。在這個過程中針對出現的問題逐步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為日后進入市場經濟時代驅除障礙、構造環境。

（5）人口向城鎮的轉移

人口向城鎮的轉移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農業人口的城鎮化過程，一方面是大城市人口的向城鎮轉移的過程。前者的轉移在數量上是主要的，這個過程對于接納城鎮來說是總的需求增加的過程，是我們城鎮化的主要目的；后者在數量上并不是主體，他主要給城鎮帶來技術，思路，方法以及更多的就業機會，只要在資金和政策上給以扶持就可以解決很大一部分勞動力就業問題并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所以對于接納城鎮來說是一個總供給能力增強的過程。

對于人員流動的具體的環境構建可以從以下一些層面進行運做：

a. 大中城市低收入群體及老年群體轉移問題

主要針對人群大致三部分構成，一部分是離退休職工，他們有一定財產，有一些技術經驗，能吃苦對生活要求不高；一部分是初高中畢業閑散人員，沒有什么財產或者家庭可以提供一些小額投資，有一些知識或技術和再學習能力，向往好的生活，不適合大城市激烈競爭；一部分是有一定能力不喜歡大城市緊張生活的人員，有技術可以獨立創業，有一定經濟基礎，喜歡平淡的生活。這三種人在大城市中基本屬于活力相對不足的人群，但是只要給他們適當的環境就可以開發出他們的潛力，改善自身生活水平，并為社會建設出力。

大中城市人員向小城鎮移動的益處是可以解放大中城市中無活力人群對城市資源的占用，降低其生活成本，比如住房交通等，由于他們的讓出使城市能夠更大程度接納農村能吃苦的年輕勞動力，和一部分高學歷就業，提高城市活力，進而加大城市用工需要，進一步促進就業和農業人口非農化進程；同時帶動鄉鎮發展，相當于一部分知識技術資金投資，為農村人口城鎮化增加接收能力，同時也能相對提高這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有利于城鄉交流。

相應措施在城市方面要多方式啟動移民工程，拿出多種針對不同情況人群的具體的操作方式，從生活環境改善和就業機會增加上引導；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對轉移人口給予優惠政策，養老保險等按期撥付；開辟固定財產主要是房產轉讓市場，甚至可以政府接管一些，促進其流動；進行正確的宣傳引導，組織考察團等形式的組織讓有移動意向的群體真正知道好處；開放戶籍制度。在鄉鎮方面提供足夠的房屋，良好的置業政策；提供小額創業貼息貸款；按照自身發展需要引導就業；盡量穩定其工資待遇，解決子女教育等問題。構建良好的交通設施，便于往來。

需要考慮的問題有：

人民群眾的城鄉差別觀念——可以通過宣傳和引導將移動人口實地考察來改變；

傳統的贍養關系觀念——可以通過制度保障，說服來改變；

故土難離的觀念——可以用實際的生活水平提高作為主要引發點，并采取就近安置，提供便利交通來引導；

與政府現有經濟政策有抵觸——可以做戰略上調整；

資金困難——可以啟動一部分民間資本，改造城鎮級金融服務項目，政府做貼息貸款等來實現。

b. 建立高校創業實驗園區

在高校教育改革方案實施的基礎上，采取高校與小城鎮合作創辦創業實驗園的方式，把地方硬件和資金，市場資源直接提供給高校使用，把高校的學術和研究資源直接通過這種形式引入到城鎮建設中。讓就業和社會直接聯系起來。一方面對于學生相當于在就業前直接接觸社會，在這個過程中就將有很大一部分人可以尋找到適合自己發展的方向，大大緩解就業難的問題，一方面對于城鎮總將有一部分學生留在城鎮居住工作，這相當于為城鎮留下了人才，為其日后的發展打下了基礎。高校創業實驗園區的建立還將附帶很多相關的科技文化研究成果，這些將有利于產業多元化和就業層次多元化的實施，從而在根本上改變我國的產業結構，為進入后工業時代打下基礎。

c. 招商引資及建設老教授再創業機制

招商引資就是繼續依靠自身自然資源和構建的資源等條件吸引外來商業投資的過程，這里城鎮的引資主要是在前期以自身自然資源引資，在中期依靠地區產業結構調整時規劃而得來的資源優勢，以及本地高校實驗園研究成果等來吸引投資者。這主要是一個自身經濟環境改良的問題。發動大企業參與到小城鎮建設中來，小城鎮的建設不僅僅是當地政府的問題，不僅僅是移民的問題，而是全國人民共同面臨的發展問題，是中華民族能不能持久維系的問題，是黨的戰略規劃能不能實施的問題，是共同富裕能不能實現的問題。所以我們要把企業投資與地區和全國范圍內的產業結構調整相結合，把對口支援與擴大西部市場相結合，把企業投資和解決城鎮就業相結合，這才是解決農村問題和企業長久發展問題的根本途徑。

我們經常在城市的公園，茶舍看到很多離退休的老專家，老教授，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對于賦閑在家并不覺得舒適，反而喜歡去思考，喜歡融入社會，并且他們往往有獨特的視角，更高的認知能力，以及豐富的社會經驗，如果能夠在大城市人口移動的過程中給他們提供好的生活條件，讓他們在城鎮養老，并且開始自己的第二次創業無疑是給城鎮增加了很大的社會資源。當然對于這一部分老人有身體上和精力上的不足，我們可以通過組建適當的組織結構的形式來彌補這些，并給與一定的項目啟動資金，特別是致力于城鎮社會保障方面的項目要給與扶持。本著自愿的原則，在實現老有所養，老有所為的基礎上更大的開發社會資源，為城鎮建設服務。

d. 創辦政府或金融機構督管下的創業投資咨詢公司以及資金上的保障

很多民間項目無法啟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對市場清醒的認識，這樣也就沒有辦法做投資前景分析，甚至很多小本生意都讓投資者由于彷徨。而民間的投資咨詢公司很少針對中小投資者，能夠疏導的不能得到很好的疏導，這也是造成城市就業壓力的一個原因。

建立政府或者金融機構督管下的針對小型投資者的咨詢公司就能夠很好的解決這些問題，由于從業人員的眼界和專業分析能力能夠對小型投資者的投資給與保障，又能夠適時掌握城市各行業的整體情況，甚至可以指導性的調整，這對于城市產業結構的調整也是十分有利的。在政府或者金融機構的督管下才能保證真正的為中小投資者服務而不是謀求自身利益，并且可以和金融機構在城鎮化過程中為投資者提供的其他服務相協調，能夠更好的保障貸款的安全性。

農業銀行和信用社在加大監管和建立指導性投資咨詢公司的基礎上放寬放貸條件，對有前景和有戰略性的投資項目甚至可以給與政府保障或貼息的貸款。商業銀行和民間金融機構開展相似的高監管力度下的投資性貸款。

e. 構建商務信息平臺

小城鎮經濟生活的不活躍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沒有一個很好的信息交流平臺，不能夠給居民提供很好的信息渠道，不能夠給企業提供更多的商業信息。如果各城市能基于自身情況構建一個電子化商務信息平臺，并在一定區域內達到對各城市信息平臺的連接，那么他就將成為城市對外宣傳的一個窗口，同時使城市的整體商業環境的建設得到一個提升，也為本地企業走出去做好了基礎工作，為日后創業園的產業化打下伏筆。

f. 建立區域經濟合作聯盟制度，促進區域內商品流通，打造區域性品牌。

在建設城鎮集團的指導思想下，依靠區域聯網的商業信息平臺，實現區域內的經濟合作，促進區域內的商品流通，并在此過程中打造區域性品牌，以優質優價以及地域性優勢占領市場。地區各行業保持良好的信息溝通，讓本地區供求盡量在本地區解決，加快產品流通速度和數量，達到資本的本地積累本地化。從城鎮小而全的產業結構向地區大而全的結構轉變。一方面合理保護了本地產業，一方面達到資本積累，為進一步發展打下基礎。

g. 居住和文化方面

在城鎮建設問題上要重視本土文化的延續，各地域要有自身的文化特色，不要都按照大城市的建設方法拉建設。重視生產與環境的關系，營造良好的居住環境，為進一步吸引城市和農村人口創造條件，做到“引其來、使之安”。并且加大城鄉道路建設，便于城鄉交流。

對于個人購房貸款進一步放開，采取多種形式為城市和農村移民在城鎮的定居提供便利。對于農村移民可以由政府和企業來投資進行一部分移民的房屋建設，可以借鑒三峽移民的工作經驗。特別是對于移民和原住民的融合問題，甚至可以把它當作一項政治工作來作，細致到街道、居委會。加大對各地區歷史文化的深度發掘和宣傳教育工作，在教育學習和相互交流的過程中，逐步形成各地于自身的新的文化特質。重視對這種新型文化積累的記錄、分析、整理工作。以居住的小區域為基礎使之成為文化交流的基層載體。

（6）城鎮化過程中的社會保障問題

我們看到農民主要是靠土地、靠子女或者靠自我積累為自己提供保障。這種保障是對傳統思想的繼承，在歷史上對于社會結構的穩定是十分有利的。但是在當前社會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這種保障體系在保障能力上就顯得捉襟見肘。誠然它為我們建設國家，發展經濟做出了重大貢獻，贏得了時間，減小了壓力，但是這是與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實現現代化的目標相違背的。所以在當前這個條件已經具備了的時候就需要著手對它進行改變。

社會保障的作用是為低收入者提供生活保障、維持社會的穩定并縮小收入分配的差距。我們看到我國各個地區的具體情況是很不相同的，這就要求在具體實施中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形式，不要把社會保障在這樣的過渡時期模式化。各地區要根據自身的經濟發展情況，考慮到現階段的經濟發展和長遠發展因素，照顧到社會承載能力等問題來實施社會保障。由于經濟基礎不同堅持采取城市和鄉鎮分制的原則，對于城市和部分經濟發展比較好的城鎮應該盡量把社會保障的相關事務交給市場來運作；對于農村部分根據土地流轉的具體辦法將一部分保障資金以農業公司土地租賃款的形式發放，對于進城的農民再由當地政府扶持就業，這就有了生活保障，當經濟條件逐漸轉好的時候可以把這一部分人的保障交給市場來運作。對于留在農村的農民，一部分將進入農業公司工作，社會保障由公司承擔，國家可以給與一定補貼和政策上的優惠；一部分將仍然作為個體農戶存在，但是將由于整體農村人口數量的減少使收入增加，這一部分人可以采用聯保的形式，再由國家補貼一部分作為醫療，和最低生活保障。

農村人口城鎮化過程中的社會保障主要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最低生活保障、災害與事故保險四個方面。對于養老部分在這個時期應該依然采用社會和家庭相結合的形式，這樣不會給社會造成過大壓力，也由于對親情的提倡利于整體社會的整合。醫療保險可以采用國家補貼，群體聯保的形式來作為過渡。對于最低生活保障的問題由于經濟能力原因可以暫時擱置，只對于個別無勞動能力的進行救濟，在整體經濟發展到更高階段的時候再進行規劃。災害與事故保險要以保險公司為主，大面積鋪開，這需要政府的政策參與和支持。我們看到上海周邊地區的農業投保率是比較高的，其中不乏經濟情況好的因素，但也有很多其他方面的經驗值得我們在城鎮化過程中的災害與事故保險事務中借鑒。

（7）建立市場經濟體制以及政府的退出

我們說在城鎮化過程中要更多的利用政府的指導、調配作用，能夠更好的集中力量辦大事，營造環境。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并不能忽略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這就要求政府意識到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是經濟行為主體獨立化的過程，給生產者，消費者更多的自主性，讓經濟行為主體能夠自己決定自己的經濟行為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對制度改善的參與。要求政府的經濟決策分散化，從微觀決策領域退出，只在宏觀領域起作用。要求政府引導所有制形式向多元化轉變，要求政府逐漸退出產品和生產要素的定價過程，要求在政府的監管下使經濟行為逐漸規范化、制度化、法律化、秩序化、信用化。

我們看到很多社會問題的研究者都對城鎮化問題給出了自己的看法，而且很多看法都是有理論和現實依據的，對于解決城鎮化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是有一定價值的。而城鎮化進程的緩慢在很大程度上是實施者對問題的認識不足或者顧慮太多而帶來的實施力度不夠造成的，這就需要進行一次從中央到地方到基層的思想梳理，使實施者通過這個學習、交流和再認識的過程了解到城鎮化問題的實質和具體運作中可能出現的各種問題，從而能夠選擇適當的方法解決這些問題，確保城鎮化戰略的順利實施。

參考文獻：

過渡時期的土地政策范文5

金融環境決定地方經濟發展

金融生態環境非常重要,這是毋庸置疑的。金融生態環境主要應表現在信用環境、人文環境、管理環境。廣泛意義上講就是金融行業穩定健康持續發展的土壤。包括管理、人文、信用的發展,是綜合性的、立體式的?！白鳛橐患毅y行,對金融生態環境的依靠依附是明顯的,在好的環境里,自然能夠有更好的發展?！泵裆y行昆明分行行長譚萬剛如是說。

如何界定金融環境的好與否?譚萬剛談及,好的環境首先包括信用環境,即政府的信用環境、信譽環境、誠信的管理環境,個人的信用環境、金融機構的信用環境、企業的信用環境。

管理環境同樣有著重要作用,管理環境包括多方面,比如一個政府的法律法規健不健全,是否都按照法律和制度來運行,行業也有自律的管理,如行業協會、商會等的管理措施。管理環境有硬的管理環境,像條約、制度,還有軟的管理環境,就是人們相互之間的誠信和習慣,也就是人文環境的建設。這種管理從信用、從人文進行管理,一個地方的人講不講信用,是人文的一種傳承。從全球來看,信用高的國度,經濟發展必然會較好一些。就拿我國來說,江浙一帶從政府到個人,就比較講信用,而這些地方的經濟發展也就較好一些。這跟受道德約束,以及宗教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經濟發展與金融環境好壞是密不可分的,在經濟欠發達的地方,要想發展金融,難度較大。像海地等發展中國家,其政局不穩定,要想在那里搞金融,就會遭遇諸如、政府衍生出新的債務等等困難。從內部來看,一方面要有好的經濟容量,另一方面要有經濟健康持續發展的模式,這樣才能跟著政府、國家的經濟發展而發展。清楚看到環境與發展密切相關的譚萬剛常常在民生銀行內部會議上講,逆勢而為是可以,但有好的環境就該抓住機遇順勢而上。

隨著GDP和經濟容量的增長,這樣的發展就比較輕松。在逆勢環境中要做到異軍突起就比較難,也有這樣的情況,但比較少。這是譚萬剛對金融生態環境的理解。從中國大環境來看,對金融生態城市的要求越來越突出,苛求越來越大。這樣的環境下就高度強調市場行為、市場規則、市場運行要規范。

目前,金融生態環境的建設在各個地方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視,并且均有了很大的進步。不過,從整個經濟發展來看,各地還是存在差異。客觀地講,中國地大物博,省份也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發展階段也就注定了會有差異。以云南省為例,歷年來,云南不良貸款記錄就比較低,在管理環境都一樣的情況下,這就充分證明了云南省政府、企業、行業、個人的整體環境是比較好的。從政府角度、個人角度看,云南省的金融環境整體不錯。這幾年來還是有變化,比如說昆明的土地抵押在銀行呼吁的情況下,相關管理制度也得到了很好的完善。政府也呼吁,一是要講信用,二是政府部門要以項目來吸引信貸資金,云南省對信貸資金的需求還是比較大,處于大投入階段,政府也沒有強制你要投入那個項目,這樣的管理還是比較好的。對于云南的人文環境,譚萬剛個人比較欣賞和認可。他談及,原來他認為市場經濟行為比較充分的地方,相對而言人文環境會比較好,但現在看起來并非如此,例如金融欺詐事件,在經濟發達的美國并不鮮見。相比之下,以前總是覺得云南發展慢,思路不夠活等,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云南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純樸的人文環境,通俗的講就是“說過的話都算數,不管是政府、企業還是行業”。當然,雖然也有極個別詐騙,但很少。

云南人主要有幾個比較好的傳統,一是宗教文化、民族文化在云南就保留和傳承的比較好,人的包容、平穩、平和的這種心態不會像經濟特別發達之后帶來對人性的沖擊,這是基礎條件。第二是云南省資源特征,使人處于比較平和的狀態,不會因為貧窮而使人比較急于求成,但發達地區,貧窮可能就會使人無法生存,但這里有各種生活狀態并存。第三雖然求發展,有些地方發展不夠快,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因為不太快也不會犯太大的錯誤,造成太多的資源損耗和浪費,這也能使大的環境比較穩定。還有就是,云南雖然是多民族省份,但每個民族都具有一個比較平和、溫和的特點,大家宣揚和傳承的文化是一種“寧虧自己,不損別人”的文化。

譚萬剛還分析道,就經濟生態環境而言,云南的后發優勢還是比較明顯,雖然總量比長三角、珠三角差距還很大,但是從國家政策的扶持逐步落實到位,加之云南豐富的自然資源,還有就是靠近東南亞的大后方,應該算做是東盟的前沿,祖國的后方,這種優勢也得以凸顯出來。一季度云南全省GDP增長是超過15%,昆明在15%以上,在全國也是排在前列的。因為發展的規律也是這樣,縱觀美國的發展也不是一開始就一下子富裕起來,也還是有一個過渡時期。中國也是一樣,最早是珠三角,中期是長三角,然后就是工業的二次轉移,現在發展又轉移到西南地區。云南有很多的優勢,首先是勞動力眾多,人才回流、資金西遷都為云南帶來了很好的發展。這些因素,對云南的金融發展均是利好的。

譚萬剛認為在一個良好的金融環境中,銀行也會得到很好的發展。以民生銀行昆明分行為例,2005年3月民生銀行進駐昆明,目前民生的資產有220個億、存款是170多個億、貸款是210多個億、利潤有5個億左右,人員300多個人,網絡發展從原來立足昆明,到現在已經發展到玉溪、曲靖、紅河以及昆明的郊縣等,網絡和業務的發展,民生銀行這5年里沒有一分錢的不良資產,沒有一分欠息。譚萬剛謙虛地表示,民生銀行能取得這樣的成績,得益于其控制制度、客戶選擇、管理等的嚴謹和縝密,更重要的前提還是云南省金融生態環境比較好,這樣才能夠順勢,做好內部的事。

金融機構“反哺”地方金融環境

良好的金融環境對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功不可沒,同時也為金融機構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反之,如果一個地方的金融機構勇于創新,勇擔責任,注重自身良好形象塑造,也能促使該地的金融環境不斷優化。

譚萬剛表示,構建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首先要從金融機構自身做起。長期以來銀行特別是新興銀行只愿意去做一些大企業、大客戶,他們的抗風險能力,管理手段會好一些,大家不太愿意去做一些微小企業,農村金融做的也不是太多,總覺得風險大。這樣就將一些有發展空間的中小企業拒之門外了,整個社會的進步也會因此而滯后。

譚萬剛認為,發展是從一個階段到下一個階段,是循序漸進。當到了一定時期,大企業已被充分競爭后,那些未涉足的高風險領域,從另一個角度講,可能恰恰是商業的藍海。新興領域機會大、前景好,以民生銀行為例,其正逐步涉足農村金融,并間接涉足了農業企業,比如化肥、花卉等涉農企業。譚萬剛認為,農業產業優點多,風險分散,它不像大企業集中在一個點上。比如農村的小額貸款就分散在千家萬戶,比如一個億的小企業貸款,一家100萬,一家50萬……風險至少可以分散到一兩百家以上的企業。

另外,農村金融也要有擇優的原則,要把好的扶持起來,有更快、更好更高的發展,以一好帶差,從銀行的角度這也是一個原則,這是從農村金融角度自身角度的出發。從外部的生態環境建設來說,有這么幾個好的趨向,特別貧窮的時候環境就不會好,但是富裕了以后環境就會有所好轉,現在就微小企業、農村金融都是這樣,比如農村的養殖戶只有做的好才會有一個更好的發展,從這一角度來說環境也會逐步改善,再比如說在一個村子里誰的信譽不好了都會清清楚楚,所以這樣的話,自然的就會進化和淘汰的過程。當然,這一切是需要政府的引導、倡導、宣傳的農村金融環境。這項業務的發展是大有可為的。

譚萬剛介紹說,民生銀行已經在大力開展中小企業、微小企業市場。在開拓中小企業、微小企業業務時,就需要銀行有一套好的甄別方法去篩選企業,慢慢養成習慣,不好的企業、不好的環境也就會逐步消失,所以從這個角度考慮,銀行自身在選擇客戶的過程中也就起到了凈化環境的作用。

從整個發展過程中還要借助一些社會的力量來共同建設,比如對小型企業的扶持,可以通過稅務、工商、金融等部門聯合來完成,比如一個企業連續三年五年是A級企業,納稅優良,那銀行就可以多少貸款支持,制定一個標準,可以進行這樣的嘗試,也可以是多元化的評估,如信用記錄年年都很好的,同樣可以采取這種措施,經過社會的多維度建設是可以在這種新興領域里面塑造一個良好金融環境。

換一個角度來講,云南的中小企業,包括農村金融都是很實實在在的,像農村的一些養殖、花卉、生物制藥等就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這個也是民生銀行的重點,民生銀行在開拓新的領域建立起很多陣地,來開展業務。作為政府倡導的金融生態環境來說,云南從各級政府、社會各界,都花了很大力氣,一行三局倡導了很多。在構建良好金融生態環境方面,云南政府的重視程度,從客觀上講不亞于一些發達省區。

譚萬剛強調說,僅僅有重視是不夠的,一些主要的政府部門,一些主要的領導必須要敢于承擔責任、敢于協調。從經濟發達的地區來比較,江浙、長三角等地誠信較高,誠信的前提就是人的誠信,更重要的是政府敢于作為、敢于承擔責任,因為他們也遇到特大困難。2008、2009年出口急劇萎縮之后,他們的很多生產型企業對銀行的借款也很多,資金也很緊,企業也瀕臨倒閉的邊緣,據了解,江浙、上海、廣州等地的政府承擔了很大的協調作用,有些涉及幾十個億的資金,多是由當地政府來牽頭,大的財團組織相互之間進行資金調節,共度難關,政府真正承擔起協調、指揮責任,正是有了政府的敢作為,今年外貿出口也逐步回揚,從這個角度,政府起了很好的宣傳作用。

如果遇到一些大的困難,政府應該承擔起共渡難關的責任,建立良好金融生態環境。此外,銀行自身也要建立起一個良好的金融環境,本來我們就是一個得益者,也是一個建議者。因為大家都有這個共識,相互間一起去通力合作凈化市場,共同建立金融生態環境。對金融生態環境的認知是起到關鍵性作用的,這一點老百姓在日常生活當中或多或少都在實踐著。包括金融運行的重要性,比如可以逐層次的宣傳。

過渡時期的土地政策范文6

關鍵詞： 企業集團； 成立方式； 戰略選擇； 演化理論

中圖分類號： F272.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055X(2012)03-0034-06

自Leff明確指出企業集團是一種特殊的組織形式以來， ［1］過去30多年來， 企業集團在新興市場上逐漸成為重要的經濟力量， 也成為研究的熱點。我國政府在20世紀80年代初， 為了實現政企分開、 擴大企業自和打破企業管理上的行政“條塊分割”， 在借鑒已實現經濟騰飛的日本和韓國經驗的基礎上， 引進了“企業集團”這種經濟組織。［2］在我國經濟改革的過程中， 企業集團為實現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 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現在已成為我國經濟的核心組成部分。

一、 企業集團的理論解釋

在整個社會生產或者經濟體系中， 企業和市場是兩種可以相互替代的協調生產的手段， 兩者是處于兩個極端的和最主要的經濟組織形式， 它們既相互獨立， 又相互聯系。［3］176在企業與市場之間存在著不同的制度或契約安排， 被稱之為中介組織， 如戰略聯盟、 動態網絡、 虛擬組織等。企業集團是中間組織的一種特殊形式， 是企業間關系的一種制度安排。企業集團之所以能成為學者們關注的焦點， 在于主要存在于新興市場中的企業集團具有不同于成熟市場中的中間組織的一些特點： 第一， 企業集團是一個法人聯合體， 集團內各企業間主要是產權連接關系， 同時也存在社會、 經濟和法律之間的關系。第二， 企業集團內部的各企業具有很強的認同感和整體意識。在新興市場中， 企業集團內的這種關系在彌補市場缺失、 降低交易成本、 提高企業績效等方面發揮了獨特的作用。［4］79

學者們對企業集團的研究始于20世紀70年代， 眾多學者應用多種的理論， 從理論與實證兩個方面重點研究了轉型經濟國家企業集團的成因、 組織結構、 企業集團的優勢等問題， 取得了豐富的成果。到目前為止， 占主導地位的理論解釋可歸納為三種： 經濟學、 社會學和政治學解釋。［4］82

（一）經濟學解釋

最先被用來解釋企業集團的成因與競爭優勢的理論是來自經濟學， 特別是交易成本等新制度經濟學理論。根據交易成本理論， 新興市場國家的要素市場不完善， 造成了市場失效。Williamson認為由于市場失靈導致了內部組織對市場的替代， 以內部交易代替市場交換能降低交易成本。［3］179企業集團可以在資金、 管理人才、 產品研發、 產品/服務交易、 承擔風險等方面形成內部市場， ［5］因此， 這種組織形式能夠降低交易成本。Keister的研究就表明， 中國欠發達的金融市場使企業融資困難， 而有內部資金、 交易市場的企業集團可以較好地克服這一困難。［6］16因此， 中國企業把加入企業集團看出是難得的機會。另一方面， 國家或中央計劃體制進行資源配置的成本很高。被稱為介于市場分配和計劃分配體制之間的資源配置制度的企業集團， 能夠以較低的交易成本分配資源， 從而支持成員企業在市場中競爭， 增加其競爭力， 進而提高整個企業集團的績效。所以， 企業集團是新興市場經濟中重要而有效的經濟組織。

（二）社會學解釋

雖然經濟學理論是在研究和解釋企業集團時應用最多的， 但很多學者提出質疑。例如， Stein指出， 企業集團的內部資源配置方式， 可能會引起成員企業間的相互競爭， 導致嚴重的問題。［7］而如果企業集團對某個成員企業或者經營項目的投資依賴其他成員企業的資源， 可能由于成本增加或跨經營單位補貼而使效率降低， 從而導致“內部市場失效”。［7］在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中， 韓國和日本的大企業集團就普遍表現出效率低下的問題。而且， 即使在市場運作良好的制度下， 企業為了較低成本地獲得彼此的資源和應對環境的變化， 也可能形成類似企業集團的這種中間組織。［6］15由此， 就提出了一個問題， 為什么在一些國家中， 企業集團這種組織普遍存在？僅僅應用經濟學理論顯然不能很好地回答這個問題， 需要尋找其他理論。由此， 出現了關于企業集團的社會學解釋。

社會學理論認為， 市場交易只是社會交換關系中的一種， 社會中還存在大量的其他交換關系， 組織是其所在的社會中社會關系的表現。企業集團作為一種中間組織， 是“根植于”社會中的， 需要從傳統、 文化和歷史等多方面對企業集團進行解釋。從日本、 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的企業集團發展過程來看， 它們的發展得益于該國（地區）的工業化和經濟的快速發展。在這個過程中， 企業需要解決經理人資源短缺和外部制度環境對企業發展的影響等問題。企業集團由于是繼承了傳統的社會關系， 能夠在各組織之間建立彼此信任、 合作的社會制度， 保證了企業的持續發展。［8］因此， 可以認為企業集團的出現是傳統和社會文化導向影響的結果， 而與市場發達程度的關系不大。［9］501

（三）政治學解釋

社會學從社會關系、 文化、 社會制度的角度解釋了企業集團的行為， 回答了“為什么在一些國家， 特別是成熟市場中普遍存在企業集團？”的問題。但不同學者在研究轉型經濟國家中的企業集團時， 發現政府在企業集團的組建、 發展中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且不能簡單地用經濟學或社會學的理論解釋企業集團在這些國家經濟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10］， ［11］524。因此， 學者們提出了企業集團的政治學解釋。

政治學關注的是政府政策對經濟發展和經濟組織行為的影響， 其研究的重點是相關利益群體之間如何通過權力、 權威施加影響以取得或保護各自的最大收益。不管是采取哪種轉型方式， 經濟轉型國家的經濟特征是顯著地削弱了經濟活動的國家控制， 在過渡時期內， 造成了“市場失靈”。［10］而為了避免國外跨國公司在國內的壟斷和制約， 這些國家會采取一些非市場化的措施， 保護本地弱小企業， 重要的措施就是組建和培育大企業集團， 以此作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引擎。因此， 除了不完善的市場體系和制度環境， 以及社會文化的影響外， 經濟轉型國家的政府職能和能力也促進了企業集團的形成和發展。

政府對企業集團的影響主要有兩個， 首先是國家擴大了企業集團的金融性資源， 相應的企業集團內部市場的作用也隨之擴大。在經濟轉型過程中， 企業集團不僅僅是一種經濟組織， 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具有輔助政府分配資源的作用或作為政府某些職能的， 比如增加就業、 維護社會穩定。其次是國家的各種扶持政策促進了企業集團的多元化發展。藍海林的實證研究就表明， 中國國有企業集團是政府在經濟轉型過程特定階段扶持和依靠的一種有利于同步實現兩個具“沖突”性的目標——穩定與發展——的特殊政治工具， 驗證和支持了企業集團的政治學解釋。［4］79

二、 企業演化理論

雖然， 企業集團的經濟學、 社會學和政治學解釋的綜合運用能較好地解釋企業集團的成因、 行為和競爭優勢， 但存在的一個缺陷是都是針對企業集團某一個截面的分析， 如企業集團的成因、 組織結構、 企業績效等， 而實際上它們之間是存在緊密聯系的， 且有先后的因果關系。而這種針對企業集團的研究， 需要考察企業的整個成長過程， 上述企業集團的三種理論解釋顯然不合適， 需要引入新的理論解釋。

解釋企業成長的理論有很多， 演化理論具有較強的解釋力度。［12-14］演化理論認為， 當環境發生變化時， 企業通過各種各樣的戰略選擇來適應環境的變化。通過自然的選擇， 一些企業逐漸成為市場的壟斷者， 在市場中占據絕對優勢的地位［12］， ［15］，［16］34。這也就是常說的變化帶來生命的延續或稱之為變化的生命力。［12］

演化的觀點為觀察公司增長發展了不同的方法。一方面是強調了解釋企業成長的經濟因素， 例如， 根據效率的合理性或交易成本的最小化［3］176， ［17］155。另一方面， 演化理論將企業成長看成是一個動態的轉變過程， 這個過程中注意力被集中在“戰略變化的速度和途徑上。例如， 組織將以多快的速度， 沿著什么途徑， 或經歷戰略性的重大事件， 如出生、 重組、 產品創新， 合并、 技術變化或失敗， 獲得增長， 提高他們的績效。”［12］因此， 在演化理論中， 企業組織的發展是一個由大量戰略事件組成的動態過程。特別需要指出的是， 企業組織被看作一個適應的系統， 在發展的不同時點上追求不同的戰略和組織結構。

一個組織的創立是最初必須做出的戰略選擇。在那個階段做出的創立條件的選擇對企業組織的活動和結構有長期的影響。［18］105演化的觀點把組織的創立看成是一項引發“烙印效應”（imprinting effect）的社會活動。［19］167正如Stinchcombe指出的， “組織的形式和類型有一個歷史， 這個歷史決定了那種類型組織的現有結構的某些方面”。［19］189成立條件對企業發展的重要性表現在， 當時特定的投資和建立的社會結構創造了企業一組獨特的關鍵資源、 組織技能和能力， 而且對企業的戰略選擇和組織結構的選擇產生重大影響［16］35， ［20］45。另一方面， 一旦企業建立， 關鍵資源、 組織技能等將轉變為非常難改變的組織慣性。［18］103

三、 我國企業集團的成立方式、 戰略選擇與戰略行為

（一）我國企業集團的成立方式

由于， 根據演化理論， 組織的創立是一項引發“烙印效應”的社會活動， 因此， 應用演化理論解釋我國企業集團的行為先從企業集團的成立方式開始。我國企業集團是政府在改革開放特定階段扶持和依靠的一種工具， 造成其形成方式主要有兩種：

第一種： 重組。主要來自兩個方面： 主管企業的政府部門轉制， 如輕工業局整體轉為輕工業集團， 以及政府主導下企業之間的聯合和重組。在計劃經濟中， 各級政府的經濟部門都直接管理著許多單獨的企業， 這些企業的行業特點明顯、 主業突出， 分布在產業價值鏈的不同鏈條上。在改革開放后， 為實現政企分開， 培育市場競爭主體， 搞活經濟， 開始將以直接管理企業為主要職能的政府部門整體轉制成為企業集團， 但保留企業集團的行政級別， 這樣還能繼續保持對國有企業的控制。

第二種： 自我發展。我國有部分企業集團是從小到大、 從單一業務經營到多元化發展逐步發展過來的， 這里面有國有也有民營企業。這些自然成長起來的企業， 為了獲得政府和客戶， 甚至是銀行的認可與支持， 紛紛成立企業集團。因為， 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和文化傳統中， 往往認為“大就是好”， 就有可能獲得更多的資源。與重組方式形成的企業集團不同， 這些企業集團在成立時， 是基于股權連接的， 基本上形成了母子公司結構， 集團總部開始出現， 是西方意義上的控股公司的雛形。企業集團內部的子公司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 有基本認同的組織文化， 企業行為的整合相對也更加容易。

（二）企業集團的戰略選擇

根據演化理論的觀點， 企業成長的關鍵是戰略選擇。［21］126多元化戰略是企業在發展過程中普遍采用的戰略， 主要有兩種類型， 一是相關多元化戰略， 即通過進入具有實質性相關的行業實現增長目的； 二是不相關多元化戰略， 即通過進入不具有實質性相關的行業實現增長目的。企業實施多元化發展戰略， 必須在不同的時點上做出重要的戰略選擇： 企業的核心業務是什么？業務之間的關聯程度如何？采取哪種戰略實施方法， 如自建、 合資還是收購？

在成熟市場中， 收購兼并是企業實施多元化常用的手段。然而， 收購兼并后企業多元化的發展是否成功還有賴于相應要素市場的發展， 企業能從市場中方便地獲得人力、 資本、 技術等戰略資源。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 由于政策環境和基礎條件的限制， 要素市場是逐步發展起來的， 我國企業集團在成長過程中都經歷了很長一段要素市場不完善的時期。在這樣的條件下， 企業集團采取以合資和利用社會關系的方式開展多元化經營。

以重組方式成立的企業集團， 由于有政府的支持， 能夠利用的社會關系眾多， 可以得到很多的與不同對象進行合資進入不同行業的機會。另一方面， 重組后的企業集團， 業務多且沒有所謂的“核心”業務， 還需要經過長時間的各種競爭， 才能真正明確企業眾多業務的不同層級。這使得， 企業集團在進行多元化經營時受到組織慣性的影響相應的也較少， 能夠容易進入完全不相關的行業。因此， 以重組方式組建的企業集團偏好選擇不相關多元化戰略。

自我發展而來的企業集團， 在企業創立的時候， 規模較小， 難以獲得政府的重視和支持， 所能依賴的社會關系主要是企業高層管理團隊成員的個人關系。以自我發展方式成立的企業集團都是由小到大逐步壯大的， 一般都經歷過較長時間的單一業務經營， 是在該業務已經發展比較順利后再進行多元化經營， 進而組建成企業集團的。這種企業集團的核心業務突出， 高層管理團隊成員普遍具有長期的該行業從業經歷， 從他們的價值觀和決策偏好來講， 在選擇多元化發展的新業務方向時， 更愿意選擇與原核心業務相關的行業。因此， 社會關系較少而組織慣性較強的以自我發展方式成長起來的企業集團多采取相關多元化的戰略。

（三）企業集團的戰略行為

演化理論認為， 企業所選擇的戰略在經過市場選擇之后， 將會出現一個結果， 而這個結果又將影響企業的戰略行為。不同類型的多元化各有利弊， 但最終的績效表現存在明顯的差異， 實證研究表明， 適度多元化會增加企業價值， 然而當多元化達到較高水平時， 其的邊際成本會快速上升， 以至于超過邊際收益， 因此， 多元化程度與績效之間呈現倒“U”關系。［22］

以重組方式成立的企業集團紛紛采取了不相關多元化戰略， 在外部要素市場不健全， 企業的戰略資源又比較缺乏的情況下， 當外部市場機會較多、 供不應求時， 企業集團的績效比較好， 但當市場不斷規范、 競爭日益激烈時， 不相關多元化經營的企業普遍出現經營不善， 原因是， 一方面企業集團總部不能為在市場一線競爭的子公司提供足夠的資源， 另一方面嚴格的控制， 使得子公司失去了對市場和競爭的敏捷反應。企業績效是公司管理活動、 資源運用的結果體現， 構成了企業再一次決策的重要參考條件。差的績效在企業變革方面扮演了一個不同的角色， 已有的研究表明當管理者開始采取行動去阻止績效的下降時， 差的績效就是一個組織變革的導火索。［23］65績效差的企業的管理者處在有利的地位去克服改革的阻力， 而且還能夠使得變革合法化， 而這些在其他的時候是非常困難的。［24］以重組方式成立的企業集團在績效下降時， 將主動進行企業的重組， 主要從兩個方面展開： 調整業務組合或者是改變管理模式。企業集團重組的模式有以下幾種： 第一種， 調整業務組合， 管理模式不變； 第二種， 保持業務組合不變， 調整管理模式； 第三種， 業務組合和管理模式同時進行動態調整， 直至雙方面實現匹配。調整業務組合主要是： 第一， 決定進入或退出什么行業， 從而實現業務組合的效益最大； 第二， 決定是采取什么方式調整業務組合； 第三， 調整在不同行業間資源的配置方式。為實現業務組合效益， 企業集團需要建立匹配的管理模式。管理模式主要由五個要素構成： 高管的精神圖、 組織結構、 集分權關系、 激勵機制和控制機制。

自我發展壯大的企業集團堅持相關多元化戰略， 不同業務間能較好地實現資源共享、 協同效應， 提高企業集團的績效。好的績效會強化組織內部的慣性， 一旦績效超過一定的水平， 組織就將會有繼續實施以前建立的方案的趨勢。［16］33好的企業績效也使得高層管理者自我感覺良好而容易忽視外部的變化， “一旦績效是滿意的， 公司將繼續采用他們以前的方式配置內部的資源而不管外部的變化”。［24］所以， 自我發展而來的企業集團實施相關多元化戰略取得成功后， 將繼續強化集團內部的控制和資源共享。企業集團對子公司的控制方式主要有戰略控制、 財務控制和行為控制等三種。

戰略控制是指企業在動態、 復雜的環境中， 以全面的、 預見性的戰略眼光管理不同業務單位， 通過參與和審核業務單位戰略的制定、 影響其實施等方式， 實現企業內部資源配置的優化、 企業價值的整體最大化。戰略控制一般包括三部分的內容： 目標設定、 戰略規劃和控制度的設定。

由于企業集團經營的不同業務的子公司主要是通過產權關系和股權關系聯結的， 因此， 以產權投資形成的財務關系是企業集團內部最基本的關系。企業的財務控制就是在出資者所有權和企業法人財產權基礎上產生， 為保證財務管理目標的實現而實施的統一財務政策與監管活動， 實質是通過對財務活動中利益相關的組織、 人員及資金等控制來協調各方的利益， 并達成企業的經營目標。

行為控制是通過建立全面的規章制度和程序的體系來指導業務單位、 職能部門以及個人的行動。運用行為控制的目的不僅是為了規定具體目標， 而且是使達到這些目標的途徑、 行為標準化。

（四）政府的影響

在中國， 不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均是企業集團建立和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政府可以通過三種途徑對企業集團施加影響： 直接干預企業的管理、 審核企業戰略和資源的配置。［8］一方面企業集團的一部分戰略資源， 比如土地和資金等， 在政府的控制下， 因此， 不論政府是否控制企業的所有權， 他們都能對企業的管理施加較強的影響。另外， 地方政府也能夠通過協調企業與省和中央政府的關系來幫助企業集團獲得支持。

在中國改革開放30年種， 政府對企業集團的影響一直存在， 但影響的方式在不斷改變。目前， 政府更象一個國有企業， 當企業集團績效好時， 政府會支持企業， 他們之間的關系網絡就會產生社會資本。一旦企業集團的表現不佳， 那么政府便會再度行使其控制權。然而， 政府對企業集團并不是只帶來正面的影響， 在轉型經濟條件下， 政府對企業集團的控制會產生很高的交易成本。［25］

圖1 企業集團的成立方式、 戰略選擇與戰略行為

政府對企業集團的影響， 強化了制度權威的作用， 在企業集團的發展過程中部分地替代了市場選擇的作用。演化理論認為， 在成熟市場中， 企業適者生存， 市場在選擇過程中發揮了最重要的作用， 能夠將弱小的競爭者淘汰出去［16］［16］35。但在我國經濟轉型的過程中， 政府在市場對企業進行選擇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有時甚至代替了市場的作用。而隨著當地政府的公司化， 政府在選擇投資對象時， 企業的經濟效益就成為選擇時最重要的指標。

四、 結論

本文運用演化理論研究了經濟轉型條件下企業集團形成與發展的動態過程， 認為企業集團的成長模式主要有兩種， 如圖1所示。一種方式是， 以重組方式成立的企業集團， 采取不相關多元化的戰略， 過度多元化帶來了管理控制上的問題， 并最終導致集團績效下降， 而低績效又促使集團進行業務組合的調整和改變管理模式。另一種方式是， 自我發展起來的企業集團， 選擇相關多元化的戰略， 實現了資源共享和協同效應， 提高了企業績效， 這使得企業集團繼續強化內部控制和資源共享。而在我國企業集團的形成與發展的過程中， 政府發揮了重要的影響作用。本文擴展了演化理論的應用空間， 對從演化理論的視角研究轉型經濟條件下組織成長的相關研究有一定的推動作用， 研究結果也有利于提高對我國企業集團的認識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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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Group’s Foundation， Strategy Choose and Strategy Behavior：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Evolutionary Theory

WANG Liwei， ZHANG Ping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1,Guangdong,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