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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體制改革的意義范文1
關鍵字：科層管理；扁平化；市管縣；省管縣
一、科層管理理論與扁平化管理理論概述
1.科層管理理論概述。傳統層級結構的管理理論，源于經典管理理論中的“管理幅度理論”。管理幅度理論認為，一個管理者由于受其精力、知識、能力、經驗的限制，所能管理的下屬人數是有限的。隨著下屬人數的增加，可能存在的相互人際關系指數增加，信息量和管理難度也大大增加。當下屬人數增加到一定程度時，就超越了管理者所能有效管理的范圍。由于受有效管理幅度的限制，就必須增加管理層次，管理層次與管理幅度呈反比。正是在這種理論指導下，有些大型跨國公司的管理層次多達18層，甚至二十幾層。如IBM公司就是一例。
不可否認，這種理論確實起過積極的作用，在相對穩定的市場環境中，不失為一種效率較高的組織形式，因為它保持了組織的協調和統一。但是其弊端也是明顯的，因為它的組織結構層次太多，因而信息、指令的傳遞極其緩慢，而且在傳遞過程中難免失真和扭曲，從而導致效率低下;同時，這種結構對快速變化的外部環境的適應能力極差。而目前的現狀是:一是企業組織規模越來越龐大;二是外部環境快速變化。Intel公司總裁葛洛夫有句名言:“現代社會，惟一不變的是變化?！惫芾韺哟蔚谋姸嗑腿狈ψ兓目焖俑袘芰瓦m應性。因此，減少組織的管理層次就順理成章了。
2.扁平化管理理論概述。要克服科層結構的種種弊端，筆者認為，最好的辦法是實行扁平化?？梢赃@樣說，扁平化管理理論就是對傳統科層管理理論的一種否定。其理論體系大致是:(1)強調擴大管理的幅度;(2)企業在分工的同時，更強調系統的觀點;(3)強調分權管理，各層級之間的聯系相對減少，各基層組織之間相互獨立;(4)減少中間層次以使企業快速適應市場變化的需要;(5)信息化和靈活指揮。通過采用上述措施，使組織達到扁平化。
“扁平化”組織結構由于管理層較少，所以，同傳統的組織結構相比，它的信息傳遞速度快、失真少，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組織結構精干高效，管理費用少；便于高層領導和基層人員直接溝通，及時掌握市場和生產經營情況，快速決策；管理幅度較大，有利于下屬主動性和首創精神的發揮，有利于管理人才的培養。扁平化管理理論在現今社會里之所以大行其道，就是因為它適應了快速變化的外部環境，使組織能適時調整自己的對內對外策略，適應了超大型企業管理的需求，適應了新經濟的發展。在現代社會中，一個組織如果不能迅速地調整自己的策略，不能適應這種快速變化的外部環境，不能實行扁平化的管理，公司就會破產，政府將會跨臺，文明也將崩潰，從而回復到野蠻狀態。
二、科層管理理論與市管縣體制的類似性分析
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區域經濟的形成、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市管縣體制所產生的初始效應日趨式微，并逐漸偏離其改革初期之目標，其弊端和現實局限性越來越突出。
憲法規定：我國行政區劃是中央—省—縣—鄉四級制，而事實上，在省縣之間還存在著地級市。從整個體制背景來看，當代中國政府體制可劃分為中央、省區、地市、縣、鄉鎮，層次高達五級。如此繁多的層次所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機構臃腫龐大，效率低下，不僅增加了機構和編制，更重要的是影響國家行政管理體制的正常運行，使得上下級政府之間的信息傳輸和反饋多了道程序，不僅降低了信息傳遞的速度，而且使信息在傳遞過程中受到主觀干擾的機率大大增加，容易導致信息失真，結果不僅降低了政府行政管理效率，而且影響到上級政府決策及中央政策的貫徹執行，并造成多頭領導，人浮于事、相互扯皮的官僚主義現象。大量的理論研究成果表明，行政組織每多出一個層次，信息的失真失落率就會成倍增加。從科學管理角度而言，信息傳遞的中間環節要盡可能減少，以縮短決策層和實施層的行政距離，便于上下溝通，提高工作效率。市管縣體制的設計，人為地制造出一個中間層級，省縣之間權力被層層截留，信息溝通受到阻滯，這在信息網絡高度發達和交通十分便利的今天更是不合時宜。在一定程度上，市管縣體制與企業的科層管理理論具有類似的特點。
財政體制改革需要從外部尋找參照模式。突破現行體制的改革，需要從現行體制外部尋找一種有借鑒或仿效價值的參照模式。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在傳統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之外，尋找到了一種改革的參照模式，即一般意義上的市場經濟體制，由此建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財政體制的改革同樣需要外部的參照模式。企業與政府盡管是兩種不同的組織，但它們之間存在相通之處，企業經營管理體制中某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可以通過一定程度的改造后為政府所借鑒或效仿。從理論和實踐來看，適度參照企業模式改革傳統財政體制有一定的可行性。
作為一個宏觀組織結構，在信息化和知識化時代應建立以“地方為主”(localness)的扁平化模式。根據管理學原理，層次少，信息傳遞速度就快，決策層能夠盡快地對信息加以處理，并及時采取相應的糾偏措施;由于信息傳遞層次少，信息失落失真的可能性較小，這樣也有利于保證國家政令的統一，減少“腸梗阻”，避免官僚主義，提高辦事效率。同時，隨著層級的減少，權力下移，基層權力相應增大，這樣基層就可以根據情勢變化迅速作出反應，同時，扁平化結構還有利于調動基層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目前，少層級-大幅度結構也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實施的管理模式。根據目前世界上191個國家和地區的初步統計，地方層次多為二、三級，約占67%，超過三級的只有21個國家，占11% （見表1）。如印度，實行邦-縣-區三級制;美國國土面積與我國相近，也實行州-市二級制與州-縣-鎮三級共存制;日本是一個有1億多人口的大國，也只有都、道、府、縣與市、町、村二級制。在我國歷史上，秦至民國末2100多年中，290年為二級制，占13.6%;610年為虛三級制，占28.7%;600年為實三級制，占28.2%;276年為三、四級并存制，占13.0%;350年為多級制，占16.5%。 不管是從理論還是現實，橫向比較還是縱向比較來看，宏觀組織借鑒企業微觀組織領域所適用的扁平化理論，這種做法不僅可行而且將會是有效的。省管縣財政體制改革正是扁平化理論的具體運用，來自省級的財政指令不必經過地市一級，而直接下達到縣(市)，從而減少管理層次，增加信息指令的傳遞速度和信息保真。
表1 各國行政層級數統計
層次 無級別 一級 二級 三級 四級及以上
數量 10 32 60 68 21
說明:由于政區的復雜性，同時限于資料缺乏，有些國家的層次可能有些出入，但作為統計結果，基本上可以看出總體狀況。參見劉君德:《中外行政區劃比較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38頁。
參考文獻
[1]黃志明.我國地方行政區劃體制的弊端與改革初探[J].中國行政管理，1999，(2).
財政體制改革的意義范文2
1、市級和縣級之間的利益分配矛盾凸顯。一方面，省財政直接與縣財政掛鉤后，市級財力弱化，迫于支出壓力，市級政府便將主要財力放在如何增強中心城市實力、拓展中心城市功能、增加中心城市影響力上，減少了對縣級財政的利益分配。另一方面，改革后，在收入分成、資金調度、爭取上級轉移支付等方面，市級和縣級財政之間處于平等的競爭關系，是利益分配的直接挑戰方。這種財政博弈，在一定程度上，將內耗政府公共資源，不利于提供跨區域公共產品和服務。
2、市本級下撥的專項補助資金無法納入縣級財政預算管理。在傳統的“省、市、縣”三級財政管理體制下，市本級下撥給區縣的專項補助資金在市本級財政列“補助下級支出”科目，在縣級財政列“上級補助收入”科目。而省直管縣財政體制改革后，省級財政對縣級財政直接下達收入計劃、下撥財政資金、辦理財政結算，而市本級財政與縣級財政之間沒有了資金撥付關系，致使市本級下撥的專項補助資金無法列入縣級財政“上級補助收入”科目，未能納入縣級財政預算管理。
3、區縣稅收征管體制未做相應改革，增加了稅收征管難度。省直管縣財政體制改革后，一些省份調整和下放了部分省級稅收，基本上實現了稅收屬地入庫。但由于省以下稅收征管體制未相應改革，省地稅直屬局、市級國稅直屬分局和市級地稅涉外分局的征管權限沒有相應下放，導致各區縣稅收征收機關不減反增，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稅收征管難度。
4、市級政府財權事權改革不配套，增加了縣級財政負擔。省直管縣財政體制改革后，省集中的財力越來越多，但行政事務權、行政審批權、人事權等沒有實施同步改革，市本級各部門的宏觀職能依舊覆蓋全市，市級政府在有限的財權范圍內仍然承擔著諸多事權。市級政府出臺各類財政配套政策，增加了縣級財政負擔。
1、健全財政配套改革措施。一方面，國家有關部門應進一步研究推進省直管縣財政體制改革的相關配套措施，明確制定關于省財政與市、縣財政在政府間收支劃分、轉移支付、資金往來、預決算、年終結算等方面的指導意見，理順省與市縣、市與區縣之間的財政關系，規范市級財政下撥專項補助資金流程。另一方面，省財政應進一步完善省以下財政體制。省政府及其財政主管部門應以強化基層財力保障能力、提高縣級民生保障水平、均衡地區間財力差異為出發點，加大一般性轉移支付，特別是均衡性轉移支付的力度，確保均衡性轉移支付規模和比重逐年提高，逐步減少和彌補縣級財政支出的缺口，提高民主支出在政府性支出中的比重，保障各項民生政策的有效落實，促進完善分稅制的財政體制。與此同時，規范市級人民政府出臺配套政策行為，按照“誰出政策誰買單”的原則，不再增加縣級財政配套壓力。
2、完善行政配套改革制度。一是逐步推進與省直管縣財政體制改革相適應的行政體制改革，以省、市、縣各級政府的事權劃分為核心，完善行政管理體制，加強各級政府之間的分工與協作，切實提高公共服務的供給效率。二是逐步實現行政管理權和財政管理權相一致，充分調動市縣各級政府發展區域經濟、提供公共服務的積極性，有效緩解市級、縣級之間在利益分配上的矛盾。三是省政府各職能部門提高針對“省直管縣”的管理水平和能力。建立專門面對直管縣（市）的辦事機構和工作機制，保持對市縣的信息暢通。四是調整稅收征管機構設置，理順與省直管縣財政體制改革相適應的稅收征管體制，減少縣級政府組織稅收收入工作的協調難度。
財政體制改革的意義范文3
“財政改革不單單是財政部門的事，還直接關系著行政體制與公共管理體制的改革。在這個過程中，財政是可以率先突破的。河北財政就是在率先突破上做足了文章，這種大局觀很好。”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白景明教授在接受專訪時強調。
差異只是發展中的一個階段
《新理財》：河北一直以來“相對尷尬”，有人說河北是北京的“護城河”，“大樹底下不長草”，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白景明：就我個人印象而言，河北的經濟這幾年發展是很不錯的，去年的地方生產總值都排到了全國第六，自身的發展速度算是很快的了。
我個人不太同意河北是北京“護城河”的說法，它和北京在經濟上實際是兩個板塊，并不算北京的外延。經濟的發展，主要是一個要素流動和優勢互補的過程。但是，與北京相比，河北在人均GDP、財政收入等方面的差距確實也不小。比如說，現在北京的第三產業（在GDP中）占到將近70%，而河北可能還是以第二產業為主。但我認為，這種差異只是河北發展中的一個階段，前景還是很好的。
支出責任劃分改革：
“切入點選得非常準”
《新理財》：河北財政一直在率先改革，比如現在的支出責任劃分改革。您認為這項改革的意義和難點在哪里？
白景明：支出責任劃分改革，我認為河北的這個切入點選得非常準。我一直有個觀點，財政體制改革的邏輯起點應是事權劃分、支出責任劃分，而不是一談財政體制改革就立馬想到收入切分上。但現在的關鍵問題是，支出責任不容易劃清楚。主要有幾個原因：
第一，我國的行政體制是上級領導下級，政府層級多，事權不好劃分，最終造成了大部分事權都是多級政府共擔的格局，反映在財政上就是各級財政支出責任重點不清。
第二，我國的政府結構是“條塊結構”。支出責任劃分改革，名義上是塊與塊（各級政府）之間的關系，但各個“條”的上級部門對下級都有業務指導職能，下級有義務執行上級的支出規劃。這樣的條塊糾纏就讓支出責任不那么容易劃清了。
第三，支出標準的界定權限劃分不清楚。支出責任跟支出標準是套在一起的。比如，義務教育問題，各地財力不均衡，有的地方搞9年義務教育還要中央掏錢，而有的地方可以搞12年了，沒辦法統一。
滾動預算：
“結果導向型預算”
《新理財》：2008年，河北率先開展“發展性支出三年滾動預算編制試點”，他們今年還要擴大試點。
白景明：滾動預算與“周期性預算”（就是隨著經濟周期來安排預算）這一先進的理念是相吻合的。而且，我國預算的一大特點是項目比較多，在有的部門預算中要占到60―70%。很多項目不是一年內能夠完成的，滾動預算可以從更長的周期來判定項目的效果。
更重要的是，這種滾動預算是一種注重綜合、全面績效評估的預算。從本質上講，它是一種結果導向型預算。它不是簡單地看資金的落實情況，而且還要看其社會效果。
縣鄉財改：
民主化、科學化是方向
《新理財》：縣鄉財政體制改革歷來是一個熱點，河北所推行的改革，應該說力度不小。您認為當前的縣鄉財政體制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白景明：就我個人的觀點而言，縣鄉財政體制改革的目的不是解決基層財政困難。古今中外，錢不夠花是一個永恒的問題。有人說現在搞分稅制財政困難，那以前包干時不也困難嗎？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人均GDP都是我們的幾十倍了，但人家政府還負債累累。
我認為，縣鄉財政體制改革的方向應該是：建立與科學化、民主化公共管理模式相配套的財政體制。民主化與科學化是公共管理模式轉變的方向，也應是財政體制改革的方向。
旁站式監督：
“一竿子到底”
《新理財》：河北推行的旁站式監督收到比較好的效果。您怎么看待各種監督“五龍治水”的局面？
白景明：河北的旁站式監督還是很有創新意義的，它向省級部門派駐監察組，向設區市派駐監察員，是“一竿子到底”。但現在，如何監督確實是一個大問題，就外部而言，我們有人大、審計署、紀檢委、輿論等監督；就內部而言，各級財政部門都設有監督局，這也算是監督上的“五龍治水”。
我個人認為，公共支出決策的科學化與民主化才是當前的核心的問題。這個做不好，監督就不會有什么效果。如何提高公共決策的科學化與民主化（尤其是基層），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河北的探索“很有前瞻性”
《新理財》：河北的財政改革在全國屢創“第一”，您怎么看？
白景明：河北的財政體制改革在全國一直是比較超前的，他們進行了很多的有益探索。比如上面我們所點評的這些改革，都是符合市場經濟和經濟體制改革要求的，思路很對，很有前瞻性。
《新理財》：改革很難，率先改革更難，改革無疑有不少困難。您如何評價河北財政改革者們？
白景明：我個人對河北財政系統比較熟悉，我認為他們推行的這些改革，很不容易。在與他們的接觸中，有三個特征讓我印象尤為深刻。
第一，河北財政人做事善于用理論指導實踐。他們善于把先進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他們的理論水平比較高。
第二，河北財政系統所推行的這些改革，它不單單是財政部門的事，它還直接關系著行政體制與公共管理體制的改革，因此，改革需要綜合配套。當然，在這個過程中，財政是可以率先突破的。河北財政在率先突破上是做足了文章的，比如，預算編制改革、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等等，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河北財政系統并沒把財政看作一個孤立的部門，而是整個行政管理體制和宏觀調控體系的一個核心部件。他們的大局觀很好。
第三，河北財政改革做得很細。支出責任劃分改革，我早聽說了，做得特別細，一條一條地捋，哪些省里負責，哪些該市里負責，都特別清楚。細，就有利于改革的推進。而且，他們在做這個改革的時候，很注重民主化與科學化，與下面反復討論，都符合我國財政體制改革的方向。
財政體制改革的意義范文4
【關鍵詞】公共財政制度，改革方向，改革重點，稅制調整
改革開放伊始，伴隨著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的步伐，我國對高度集權的財政管理體制實施了漸進式的改革，經過30多年的財政管理體制機制建設，現已建立起了基本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公共財政制度體系，為我國社會經濟事業全面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要使公共財政制度成為促進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助推器，未來公共財政制度還須在省以下財政體制、結構性稅制調整等方面深化改革。
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確立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財政分配關系的基本框架，而其中如何完善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一直是這一體制運行的核心環節。因為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很不平衡，由此所造成的地方政府間財力差距也十分懸殊，如果沒有一套完善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予以調節地方政府間財力分布格局，就很難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社會目標。在實施這一體制的過程中，由于我國對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的不斷調整和完善，盡管省級政府間的財力差距依然很大，但省級間人均政府財力的差距卻在縮小，這對各地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具有積極地促進作用，表明分稅制的實施，有利于平衡省級間政府財力和推動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社會目標。因此，在近年來加大民生財政制度建設的背景下，要實現全社會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社會目標，在不斷完善的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的前提下，未來對地方政府間財政分配關系的改革方向是繼續推進和深化省以下政府財政體制的改革。
一、推動省以下財政體制的改革
長期以來，我國省以下財政管理體制是以“省管市―市管縣―縣管鄉”的基本架構來設計的，實踐證明，在這一體制架構內對財政資金的撥付和上解所產生的根本缺陷是管理層次多，導致財政資金被截留的現象十分嚴重和財政資金運行效率低下。為消除這一體制的積弊，從2002年起，我國在部分省推行省直管縣財政體制改革試點，鑒于省直管縣財政體制改革是一項非常復雜的系統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循序漸進。到目前為止，基本形成三種改革模式：浙江模式、湖北模式和廣東模式。2009年國家又明確提出全面建立省直管縣財政體制的目標，并先將糧食、油料、棉花和生豬生產大縣全部納入改革范圍，積極穩步推進擴權強縣改革試點，鼓勵有條件的省份率先減少行政層次，探索省直管縣財政管理體制的新模式。由于我國東、中、西部地區差異比較大，各地社會經濟發展情況也千差萬別，不可能搞一種模式，而且推行省直管縣財政體制改革要從當地實際情況出發，因地制宜，穩步實施。因此，從公共財政的角度出發，稅費制度改革十分迫切。（1）根據公共財政理論，普遍的無選擇的服務，其費用的取得只能采取向全體公民征稅的辦法，并以政治權力為基礎，因此在政府收入體系中，稅收是基本財源；對特定公民提供服務，其費用不能也不應當用全體公民繳納的稅收進行彌補，只能對直接享受服務的公民個人采取規范性的政府收費（如規費或使用費），因此在政府收入體系中收費只能起補充和輔助作用。（2）財稅部門一定要統攬政府收支（包括預算內收支、預算外收支和制度外收支），并按照政府政策通過財政收支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和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現行的以費擠稅、費強稅弱和不規范的政府收支管理格局已經成為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極大障礙，因此稅費制度改革迫在眉睫。
二、推進結構性稅制改革
財政體制改革的意義范文5
然而“均等化”三個字背后涵蓋著的不僅僅是美好的目標，專家指出，目前《規劃》的政治意義和戰略意義仍大于它的現實意義，以此目標推動中國的財政體制改革和政府職能轉變，才能使全民享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均等化”標準
《規劃》中所涉及的“均等化”到底要達到什么樣的標準？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胡祖才的表述是：“均等化等于不論貧富、性別、地域都可以公平地獲得基本公共服務，這里面強調的是機會均等，并不是簡單的平均化和無差異化?！?/p>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孟慶國曾經參與了《規劃》前期基本公共服務標準的制定。他對記者表示，目前《規劃》中涉及的“均等化”，是指所有公民均可獲得最低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務，但是服務質量在各群體之間的差異還是會長期存在。
記者了解到，廣東省從2009年開始，在全國率先編制實施了《廣東省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規劃綱要(2009-2020年)》，2012年廣東省確定惠州市為此綱要的綜合改革試點市。
惠州的改革就明確了，“均等化”的實質是“底線均等”，是在承認地區、城鄉、人群間存在差別的前提下，保障居民都享有一定標準之上的基本公共服務。
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副主任丁元竹在接受《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實際上這種均等具體操作起來也比較難。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提法，”丁元竹說，目前國際上幾乎沒有國家提“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而是講“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地方政府的財政能力均等化”。
基本公共服務是由地方政府來提供的，但是其標準卻是中央政府制定的。在全國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地方財力相差懸殊的情況下，中央就要確保各個地方政府有財政能力來實現這個目標。
比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都是在中央政府和聯邦政府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基本公共服務基金”，然后通過一套公式計算出各省的平均財政能力，在平均值以下的省將得到轉移支付，在平均值以上就需要拿出錢來。
然而，《規劃》在所有項目的支出責任一欄的表述，均為“地方政府負責，中央財政適當補助”或“中央與地方財政按比例分擔”，而到底應該如何補助，各級政府分擔的比例如何，并沒有明確指出。
丁元竹表示，用一個五年計劃來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目標是不現實的。在這方面，加拿大走了50年歷程，澳大利亞從真正提出來到寫入憲法，幾乎用了50-60年的時間，其中涉及到了復雜的財政體制改革和行政體制改革。
面對其中最核心的財政體制改革，丁元竹的預測是至少要到2040年，中國才有可能實現財政能力的均等化。
誰來埋單
由于在我國現有的財稅體制下，一直存在著地方政府“事權”與“財力”不匹配的情況。對于越低一級的地方政府，其“事權”與“財力”的矛盾情況越突出。
“這種矛盾最突出的表現就在均等公共服務的領域上，其責任劃分非常不清楚，主要是義務教育、醫療衛生和社會保障領域。”財稅學家、中國財政學會副會長安體富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說。“以義務教育為例，現在基本上是由基層政府來辦。在很多鄉鎮的財政支出當中，教育支出占到百分之七八十?！?/p>
河南省焦作市財政局局長申相臣曾向《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講述過該市的例子。2011年焦作市本級地方財政收入20億元，加上上年結余、體制結算和上級一般轉移支付等預告數，可支配財力是30億元左右，預算安排個人部分支出10億元，剩余20億元可以用到包括法定支出和民生支出等項目支出上。
但當年各部門各預算單位實際申報的項目支出需求是78億元，財力與實際需求相差幾倍，預算安排難度很大。
“地方政府財力有限,這是影響我們公共服務均等化最重要的一個原因。”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研究員趙云旗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說，“因為分稅制的原因，限制了地方政府的財力，而又要推行公共服務均等化的事權又主要在地方政府身上，這是不匹配的。”
趙云旗認為，下一步的財稅體制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理清各級政府事權的責任。
“事權劃分清楚，不是一個容易的事。我們整天研究怎么劃分事權，這是分稅制推行下去一個關鍵的難題?！壁w云旗說，“只有解決了事權的劃分，現在的財力薄弱問題才能解決?！?/p>
《規劃》中也提到財稅體制的改革。其中專門有一章是“增強公共財政保障能力”，從明確政府間事權和支出責任、完善轉移支付制度、健全財力保障機制三個方面進行推進。
彌補財政體制很重要的一個措施就是轉移支付制度，每年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都達到2000多億元，但是依然是提出要繼續加大轉移支付的比重。而實際上，更應該進行的財稅體制改革，是建立地方政府的稅收改革體系，才能真正解決增加地方政府的財力水平。
“現在的分稅制，把主要的稅種都留在中央或者省里，底下的基層政府沒有主體稅種，財力吃緊?，F在探討的，就是從房產稅、資源稅等稅收改革，加大基層政府的收入來源，解決財力問題?！壁w云旗說。
“現在很多地方在加大財政對于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支持力度，但是有一個問題是，績效做得怎么樣？沒有績效來考評。錢的支出效率實在太低?！壁w云旗也說。
政府轉型至關重要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目標的設立，有利益于倒逼財政體制的改革，而同時，政府工作模式的轉型也至關重要。
在貴陽市文化廣播電影電視局掛職擔任副局長的龍希成博士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說，“在工作中發現，一些地方官員愿意把財力投入用來發展產業項目和城市建設，而不愿投入公共服務，這背后建設與其政績觀相關。他們認為發展民生短時間內不容易看到效果?！?/p>
孟慶國對記者表示，一般來講，地方政府出臺了一個規劃，肯定會有配套資金，并明確相應部門去落實，這將從某種程度上給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上帶來一些變化。但是地方政府是不是真正把主要精力，或者一大部分精力拿出來做公共服務，還需要推動政府職能的徹底轉變。
如果各地方政府仍然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大蛋糕”上，那么對于基本公共服務這項花錢又短期內看不到效果的工作就不會有太大的積極性。強有力的考核機制的建立成為《規劃》未來得以落實的重要一步。
《規劃》面臨的現實問題，不僅僅在于未來的落實和監管。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并不贊成底線均等的原則。他認為，均等化就應該是“平均化”，比如所有的公民都應該享有免費的九年義務教育，而且教育水平也應該大體相當。他認為“均等化”不僅僅涉及一個提低的問題，還需要把那些特定地區和群體獲得的過高水平拉下來。
把過多的公共資源集中在某個學校，即使超過了基本標準也在不斷加大投入，這就是對所有納稅人的一種不公平，楊宜勇說。
財政體制改革的意義范文6
【關鍵詞】財政稅收 改革 體制
我國財稅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財稅資源的有效配置問題。在配置方式上，主要是從理順分配關系入手，然后在“集權”與“分權”關系上尋求平衡，最終是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新型財稅體系。當前，我國繼續處在經濟社會發展重要戰略機遇期和社會矛盾凸顯期，改革發展穩定任務艱巨繁重。我們要深刻認識新形勢下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重大意義，立足我國國情，借鑒國外有益經驗，堅定不移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更好為改革發展穩定大局服務。深化我國現有財政體制具體有如下幾個建議：
一、財稅改革必須由“放權讓利”走向“制度創新”
伴隨著改革的逐步深化，原有的財政稅收制度暴露出越來越多的缺點，我們應當從實際出發深入調研，結合我國自身國情和外國先進經驗的基礎上，逐步改革、完善現行的財政稅收體制，才能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做出新的貢獻。經濟體制改革一直是制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道關卡，因此，改革的第一步務必是“放權讓利”。在農村地區應大力推進，充分擴大農民勞動積極性，并實行農副產品的競爭定價，使農民真正得實惠，除此之外，還應調整農業稅收結構，減少農民在稅收方面的負擔等等。在促進地方經濟發展方面，應在適當的情況下提高地方政府的職權范圍，促進他們在發展經濟、組織招商引資、擴大地方生產等方面的積極性，形成地方財政的“承包制”，也就是合理分配中央與地方的財政分配和職權，增強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反之，由于職權和責任過度集中，導致宏觀經濟調控無法落實，這就限制了地方乃至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十四大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歷史證明是切實有效的，因此務必長期貫徹執行，不斷促進制度的創新和發展，最終提高全社會的經濟水平以及前進步伐。
1994年開始的財政稅收制度改革開展到現在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分級財政體制的試行經實踐檢驗是與市場經濟并行不悖的，應繼續大力推廣。下一步工作中，要繼續加強稅制改革，強化職權與利益的分配關系，繼續推進分稅制，規范政府和企業以及個人之間的權力關系。
二、財政職能的轉換必須和政府職能的轉換同步進行
盡管為了使改革順利推進，不得不保持了地方的既得利益格局，在存量上依然存在包干制的痕跡，但在增量的安排上，則傾向于向新的體制過渡，這標志著財政體制改革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
鑒于市場和政府在社會資源配置中所處的地位不同，財稅體制的作用方向和政策效應，主要是解決所謂“市場失靈”，而不是實行過去那種排斥市場、替代市場、政府配置包打天下的管理和政策。與政府角色的這種轉變相適應，財稅體制和政府的財稅政策，也必須從舊體制下那種政經角色不分、職能不分，以干預微觀經濟活動為己任的狀態中徹底擺脫出來，轉到切實分清政府的行政管理職能和所有者職能，以宏觀調控為重點，以彌補市場缺陷、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為基本著眼點，為各種所有制企業、各類市場主體和投資主體創造公平競爭環境，為全社會提供必要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軌道上來，以充分體現政府的“社會性”和政策的“公共性”，體現現代市場經濟中政府應有的經濟角色職能和地位，這樣，分稅制才能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之上。
三、各級政府的財政收入來源、收入機制必須規范化
由于改革是從放權讓利起步的，在改革向前推進的同時，隨著大一統的財政體制的逐漸淡出，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新型公共財政模式并未及時建立，故收入增長特別是中央財政汲取收入的能力受到很大制約；而在支出方面，政府并不能立即從舊體制所界定的職能中退步抽身，并且還要承擔市場經濟體制所要求的新職能，承擔改革成本的巨大需要，致使財政支出節節攀升。為緩解收支矛盾，中央政府只能默許各地方、部門、單位以收費方式籌集公共收入。而這一默許又進一步削弱了稅基，加劇了預算內財政收支的矛盾，從而更強化了對稅外收費的依賴。“亂收費”大面積地制度化，使相關的法定制度形同虛設，社會陷入一個令人欲退不能的體制怪圈，嚴重地損害了政府財政收入來源和收入行為的權威性。
近些年來，在非稅收入絕對額及其增長速度均高于稅收收入增長額度及其增速的情況下，政府真實收入來源的混亂。因此，認真分析這種狀況，盡快改革現存的費稅體制，規范各種政府的財政收入來源，就是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的內容，也是我們應該總結的一條經驗或教訓。
四、正確處理財政與經濟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
長期以來，政府財政過多地介入競爭性領域，以直接投資或財政補貼形式資助國有企業發展，這不僅無助于優化資源配置，導致財政資源在使用過程中的巨大浪費，而且也扭曲了公共財政的目標，無助于促進經濟社會的長期穩定健康發展。從發展經濟學角度看，經濟發展不同于經濟增長，它是一個伴隨著社會成員整體生活質量提高和社會進步的經濟增長過程，是一個綜合性社會指標。公共財政過度注重經濟增長，忽視其他的目標，可能導致“沒有發展的增長”格局。為此，從優化資源配置方式的角度來看，財政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不應體現在財政對競爭性領域的直接投資，對國有企業的補貼，而應按公共財政原則的要求，體現在如何投資于基礎設施和其他公共品領域，如何為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以及各經濟主體的公平有序競爭提供一個適宜的環境，如何促進社會公平，消除二元經濟帶來的不良后果，以此促進社會經濟的結構優化和整體質量的提高，形成財政與經濟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
參考文獻：
[1]王恩胡，鐵衛：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思路與對策.宏觀經濟管理.2009.
[2]胡鐘毅：深化財政稅收體制改革.現代經濟信息.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