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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土地分配政策范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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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土地分配政策范文2
為加大加強農惠農政策力度，要在穩定完善強化現有政策基礎上，健全“三農”投入穩定增長長效機制，積極拓寬“三農”投入渠道。
為提高糧食安全保障能力，要加快實施《全國新增1000億斤糧食生產能力規劃》，優先以產糧大縣較多的地市為單位，著力建設區域化、規模化、集中連片的商品糧生產基地，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
同時，繼續支持新疆優質棉生產基地建設，啟動實施油料、糖料生產能力建設規劃。努力抓好“菜籃子”產品生產，支持海南冬季瓜菜生產基地建設，加強生豬、奶牛、肉牛肉羊標準化規模養殖小區（場）和畜禽良種工程建設。推進農產品質量安全檢驗檢測體系建設。繼續支持遠洋漁船更新改造，加強漁港、水產良種工程等漁業基礎設施建設。此外，要突出抓好以水利為重點的農業基礎設施建設。
今年，要加大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支持力度。鼓勵發展專業合作、股份合作等多種形式的農民合作社，引導農民合作社規范運行，允許財政項目資金直接投向符合條件的合作社。盡快制定新增農業補貼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傾斜的具體辦法。鼓勵地方政府出資設立融資性擔保公司，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提供貸款擔保服務。發展新型農村合作金融組織。完善政策性農業保險制度，不斷提高主要糧食品種保險的覆蓋面和風險保障水平。引導農戶在自愿基礎上，與新型經營主體之間形成穩定的土地流轉關系，發展多種形式的土地適度規模經營。加快健全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市場，鼓勵有條件的地方對流轉土地給予獎補。
農民土地分配政策范文3
關鍵詞：城鄉經濟社會；統籌發展機制；宏觀政策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1723（2013）04-0003-02
一、城鄉統籌發展的若干理論分析
（一）從宏觀全局認識城鄉統籌發展的重大戰略意義
1.統籌城鄉經濟社會是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客觀必然。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引入及發展，我國的城鄉關系發展局面日益增強。但是我國城鄉之間仍然沒有建立起一種良性發展的局面，城鄉之間的矛盾依然存在。在我國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如果不能很好的統籌城鄉之間的經濟發展，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體制，不僅對于社會的穩定不利，更不利于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2.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體現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不光體現在解決了溫飽問題，讓大家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還體現在城鄉之間的和諧發展上，全體公民之間對于公平的感知上。因此，要想建設一個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更全面的、發展比較均衡的小康社會，其重點和難點就在農村。而把全面繁榮農村經濟和促進農村社會進步作為重中之重，由城鄉分治最終走向城鄉一體、協調發展的格局，對于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這一目標具有全局性的關鍵意義。
（二）政府在統籌城鄉社會發展中擔負著重要職責
概括說來，政府在統籌城鄉社會經濟中需要明確以下職責：一是制度支持。政府應該在戶籍制度、土地制度、就業制度等方面，逐漸消除對于農民的歧視，真正做到全體公平的平等。二是政策導向。政府在財政政策、稅收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方面應該加強對于農村的傾向力度，使得農業的發展有政策的支持，有政策的保障。三是強化投入。政府應該更大力氣，更多的投入到農業中去，使得農業的發展有資金的支持，有技術的支持，有人才的支持。
二、當前我國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
（一）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變動不協調，城市化進程中矛盾凸顯
我國產業結構不合理突出表現在大量剩余勞動力滯留在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吸收的勞動力增速有限，第三產業發展緩慢，限制了就業范圍的擴大，無法大量吸收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過剩的勞動力。而就業結構的矛盾又體現在，大量的人才不愿意去從事第一產業，導致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人才的過剩。同樣，這種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之間的矛盾，對于人才的培養和發展也是十分不利的。
正是因為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之間的這種不協調，才造成了城市化進程中的矛盾不斷凸顯。城市化進程可以說是經濟社會的發展的必然趨勢。這里的真正融入，我的理解，不光是農業人口進入城市這種主觀的融入，更重要的是，他們的融入是因為農業的發展不再需要這些剩余勞動力的客觀的融入，是思想觀念上的融入，以及城市的社會保障、社會福利、社會產品供給對于所有居民的一視同仁。但是客觀說來，我國目前城市化進程中還是存在許多的問題，存在很多的矛盾，我國的城市化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化，而是一種表面上的城市化，是一種不成熟的城市化。
（二）宏觀收入分配失衡，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總理曾經說過：“任何一個很小的數字乘以13億，就是一個很大的數字；同樣，任何一個很大的數字除以13億也是一個很小的數字?！币虼私洕偭可系某煽児倘豢上?，也不值得我們驕傲。因為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使得我們的經濟發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這里面就不得不提到收入分配的問題了。宏觀收入分配的失衡，使得社會各主體之間的差距在逐漸的擴大。當前我國城鄉之間反映不平衡的基尼系數已經接近警戒位置，這需要引起我們的注意和重視。
城鄉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一方面不利于促進農民的積極性，改善農民的生活，另一方面也不利于開拓農村市場，不利于經濟的良性循環和健康發展。而同樣的，我國現在經濟轉型，原先依靠出口的外向型經濟要向投資、出口、消費“三駕馬車”協同拉動的經濟模式轉變，重點擴大消費需求，就離不開農村這一龐大的市場。從我國家電下鄉政策推出后家電業的第二春的場景可以看出，農村的消費潛力巨大。而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顯然是不利于開拓農村市場，不利于整個經濟的良性循環和健康發展的。
（三）城鄉社會發展諸方面存在重大差距
1.關于城鄉教育發展的差距。城鄉之間教育基礎設施差別很大。教育的開展，教學水平的提高，離不開一定的基礎設施投入。但是由于城鄉之間在資金、技術以及教育的投入方面的差別，使得城鄉之間的教育基礎設施差別很大。這種城鄉之間在教育基礎設施方面的巨大差異，不僅不利于教育公平的實現，對于提高農村人口素質，進而促進農業經濟的發展，實現城鄉的統籌，都是十分不利的。
2.關于城鄉醫療衛生發展水平的差距。我國現在的醫療保險可以說是實現了全民覆蓋。在城市，有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在農村，有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雖然都是醫療保險，但是二者在報銷比例、所繳數額、財政支持方面還是存在有較大的差距。
三、我國城鄉關系不合理的原因分析
（一）宏觀分配政策有失偏頗，不利于農村經濟的長遠發展
首先就是政府支持農業的資金總量不足。政府財力畢竟是有限的，需要財政支持的方方面面也很多，國家需要用錢的地方很多，要用的錢也很多，有些也確實是迫切需要國家財政支持的，但是也正因為此，讓國家在很多時候忽略到了農業的發展，忽略了農業作為基礎，是需要長期的，可持續的財政支持的。其次就是地方財政農業支出增長不理想。最后是財政支農結構不盡合理。財政用于生產性的支出比重在下降，而用于各項事業費的支出比重則在上升。我們更多地將目光放在了發展區域農業、新型農業、特色農業，還有家庭農場主農業這些新型的模式上，這固然是個好事，但是為了招商引資而帶來的事業型費用，為了單純的政績而帶來的盲目成本，卻給本應該好好發展的基礎農業帶來了不小的損失。
（二）縣鄉財政困難重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缺乏保障
現在很多的縣鄉，雖然建有豪華辦公樓，公務接待費用驚人，但是那往往都是腐敗的原因。事實上，在我國的很多縣鄉，尤其是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縣鄉，其財政問題是重重的，財政困難經常發生。
（三）城鄉分治格局并未改觀，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得以固化
我國自1958年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管理條例》起，就將全國人口截然分成了城市人和農村人。這種戶籍制度的建立和固化，使我國形成了典型的二元社會經濟結構。
四、統籌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政策措施
（一）政府基礎設施投資要向農村傾斜
農業的發展，離不開基礎設施投資。農業的發展，需要全方位、多角度的配合。國家要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要促進農業的發展，切實解決“三農”問題，就需要加大對于農村地區，尤其是偏遠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投資力度。將農村地區的路修寬了、燈點亮了、通信信號變順暢了、河道里的淤泥清干凈了，我想，對于促進農業的發展是大有裨益的。
（二）進一步加大農村反貧困的政策支持力度
首先，要把農村反貧困行動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整體規劃中，國家的產業政策、投資政策、貨幣政策、區域發展政策、勞動和就業政策等宏觀經濟政策要適當偏向于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其次，要繼續增加國家的扶貧開發投入。一是要合理增加財政扶貧資金。財政扶貧資金的增加要與政府職能、國家財力、貧困發生率及扶貧開發需要相適應。中央財政和地方各級財政都有責任增加扶貧投入。二是繼續保持并逐步增加信貸扶貧資金規模。最后，要特別注意宏觀收入分配的平衡，不斷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應該為農村地區的居民提供更加寬廣的投資渠道和獲取報酬的方式，應該鼓勵和引導鄉鎮經濟的發展，鼓勵鄉鎮經濟吸納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同時在收入分配政策上適當向農村地區傾斜，調動農民的消費熱情，進一步挖掘農村市場巨大的潛力。
（三）調整農村基礎教育投入的分配政策
著力調整中央和省級教育的投入結構，進一步加大中央和省級整體基礎教育投入比重，改變現行重視高等教育，輕視基礎教育的不合理狀況。此外，還要建立科學有效的中央和省對下基礎教育轉移支付制度。加大對于農村地區，尤其是偏遠農村地區的教育基礎設施投資力度。要保證農村的孩子不光有學上，而且是在安全的校舍中上課，有整齊的課桌椅，有條件的地區還應該逐步配套有多媒體教學設備，不能讓農村的孩子在一開始就輸在了起跑線上。
（四）切實加強國家對于農村的衛生投入
農村衛生工作的健康穩定發展是農村社會經濟整體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內容，而農村衛生投入至為關鍵。國家應該在新農合的保障范圍，保障力度，保障的穩定性和持續性以及方便快捷性方面再投入力度，保證農民生了病可以快捷方便的實現報銷。同時，國家應該致力于在農村建立一批水平較高的醫院，免去農村看大病要去城市的尷尬困境，切實解決農民的負擔。還有，國家在為農村培養醫務工作者時，應該出臺一系列政策，鼓勵醫科類高校畢業生畢業后投入到基層醫療單位，投入到農村醫療中去，投入到偏遠地區的醫療服務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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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土地分配政策范文4
關鍵詞：城鄉收入差距；產業特性；二元經濟結構；“剪刀差”
農業部副部長尹成杰于2007年9月13日在國務院新聞辦就發展現代農業、促進農民增收等情況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盡管這幾年農民收入持續快速增長，但仍然低于城鎮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的相對差距和絕對差距仍在擴大。2004年和2005年城鄉居民收入比分別為3.211和3.221，2006年擴大到3.281，絕對額的收入差距達到8172.5元。因此，農民持續增收的長效機制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促進農民增收的任務還非常艱巨。
從尹部長這段話中可以看到，盡管農民的收入在逐步提高，但是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還是在不斷擴大的。關于城鄉收入差距存在及其進一步擴大的原因，國內學者都從不同的角度給予了解釋，本文主要針對這些觀點進行簡單的綜述。
一、城鄉收入差距的現狀
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增長幅度也不一樣，因而，必然導致城鄉收入差距呈現階段性的變動。主要表現出以下幾個階段的變化：
1978～1985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呈較快縮小趨勢。1985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比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397.6元，增加了2.98倍，年均增長28.23%；同期城鎮居民收入從343.4元增加到739.1元，增長了115.23%，年均增長16.46%。此階段，農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鎮居民，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從1978年的2.571縮小到1985年1.801。1985年成為改革以來城鄉收入差距最小的年份。
1986～1994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總體上呈逐步擴大趨勢。這一階段，城鎮居民收入增速超過農村居民，同期農村居民收入增速有所下降。1986～1989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較快，城鄉收入差距從1986年的2.121擴大到1989年的2.291；1989～1990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又呈略降趨勢。此階段，農民收入增速高于城鎮居民；1991～1994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又有所擴大，1992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超過了1978年，1994年達到最高點，相對差距為2.861。這一階段收入差距從1991年的2.401擴大到1994年的2.861。
1995～1997年，收入差距再度縮小。這一階段，城鎮居民收入增長了20.48%，年均增長10.24%。農村居民收入增長了32.84%，年均增長16.24%，城鄉收入差距從1995年的2.711縮小到1997年的2.471。
1998～2006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又呈擴大趨勢。這一階段，城鎮居民收入年均增長9.05%，農村居民收入年均增長4.31%，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從2.511擴大到3.281。從2002年開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連續三年均超過3.01，可以預見，若不采取有效調控措施，差距還有進一步擴大的態勢。
總體而言，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呈現出縮小-擴大-再度縮小-擴大的變化趨勢，在將來的一段時期內，這種差距仍將繼續擴大。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種差距的存在并進一步擴大？下文我們將針對其原因進行分析。
二、城鄉收入差距存在并進一步擴大的原因
關于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存在的原因，以及為什么會表現出進一步擴大的趨勢，我國眾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分析，使關于城鄉收入差距的研究更加豐富、全面。關于城鄉收入差距存在并進一步擴大的原因分析，可以從以下幾個角度著手：
（一）產業特性
眾多學者認為，城鄉收入差距之所以存在，并且這種差距逐步擴大是和農業、農民自身的特點分不開的。
1、農業自身的原因。（1）學者于鳳芹認為，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解釋城鄉收入差距的存在并可能進一步擴大的原因：農產品價格持續低迷，農民收入來自純農業收入的絕對數減少；農產品市場體系不完善，農民的信息渠道少，信息滯后（于鳳芹，2003）。（2）學者楊飛虎認為，農業結構不合理也造成了城鄉收入差距的存在。我國經濟的發展使得消費需求發生了變化。但當前我國農產品地區供給差別不大，優質、安全、健康、衛生的農產品和特色農產品供給不足，而且農產品運輸、儲存和深加工增值環節薄弱，多數農產品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楊飛虎，2007）。
2、農民自身的原因。（1）學者曹霞從農民自身素質較低這個角度解釋了城鄉收入差距存在的原因。她指出我國廣大農民自身素質相對較低，知識貧乏，觀念陳舊，這是影響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曹霞，2005）。（2）學者祈林德認為，無論在哪個國家，只要存在工業和農業兩大部門，其收入差距就一定存在。傳統農業技術進步緩慢，不斷增加的勞動力供給的邊際效益會逐漸趨于零?，F代工業使用的資本、技術和設備可以再生，規?？梢詳U大，這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城鎮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農村居民要高（祈林德，2005）。
（二）二元經濟結構的存在
城鄉收入差距存在并進一步擴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許多學者認為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仍然在各個方面制約著城鄉經濟的均衡發展，是城鄉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的主要原因。
1、學者喻曉東認為，二元體制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勞動力流動方面：形成于20世紀50年代并延續至今的戶籍管理制度，在形成城鄉收入差距方面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實物資本投資方面：二元體制下，對農村地區的固定資產投資長期明顯少于對城市的固定資產投資。人力資本投資方面：在二元體制下，對農村地區的教育投資明顯少于對城市地區的教育投資。這些因素都導致了城鄉收入差距的進一步擴大（喻曉東，2006）。
2、學者夏興園、肖文海從市場分割的格局入手指出，市場分割格局是維護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我國市場經濟最明顯的特征就是城鄉二元多等級市場的分割。這種市場等級化格局導致農村市場化程度很低，市場數量少、功能不全、信息閉塞，農民參與市場的交易費用高、生產效率低，維持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夏興園、肖文海，2007）。
3、學者毛克林認為，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實際上是二元經濟結構的反映。農民從事的產業是傳統農業，劉易斯認為只能“維持生計”，農民收入低是傳統農業的產物。城鎮居民從事的產業，劉易斯稱之為“現代產業”，現代產業的勞動生產率高，職工能夠得到較高的工資收入。所以，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二元經濟結構的產物（毛克林，2006）。
（三）其他體制性因素
在城鄉之間由于一些政府性體制的存在，使得城鄉之間差距不斷擴大，所處的地位、擁有的機會不平等，進一步促成了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
1、學者曹霞認為，現行財稅體制加大了農民負擔。我國農村的財政稅收體制，不僅未能緩解城鄉的收入分配差距，反而在客觀上有強化這一差距的趨勢。農民承擔著本應由政府投入的公共產品開支；農民承擔著與其收入極不相稱的高額稅賦（曹霞，2005）。
2、學者魯錦鋒、徐杰指出，城鄉之間承擔改革成本上的不公平也是造成其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我國政府在改革道路選擇上，采取了不觸動城市居民原有利益，讓農民承擔大部分改革成本的次優改革路徑，這也直接導致改革初期稍有下降的城鄉收入自20世紀80年代后期持續擴大（魯錦鋒、徐杰，2006）。
3、學者劉安萍認為，傾斜的國民收入再分配體制也是造成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之一。這主要表現在：農民社會保障缺少；財政支農力度較弱（劉安萍，2005）。
（四）國家經濟政策
由于國家發展的需要，對于城市、鄉村的經濟發展，國家總是采取不同的經濟政策，這也影響了城鄉之間的收入水平。
1、學者李曉妮認為，政府對農副產品價格的控制，導致了城鄉收入差距的進一步擴大。農村居民收入的主要經濟來源是農產品的種植和銷售，農村居民收入的大小與農產品的價格有很大的關系。政府對農副產品價格的控制會直接影響到農村居民的收入增長幅度，從而進一步影響到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李曉妮，2005）。
2、學者江永紅、段若鵬也從國家政策方面分析了城鄉收入差距存在并進一步擴的原因。在改革不同時期，各級政府所出臺的一系列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劇了城鄉差距。這些政策涉及農村醫療體制、財稅、高等教育以及戶籍和土地等各個方面（江永紅、段若鵬，2007）。
3、學者王濤從城市偏向的分配政策的角度認為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呈現W型的變動趨勢，從根本上說，是政府實行“城鄉分治，一國兩策”的城市偏向分配政策造成的。這種城市偏向分配政策主要表現為：政府對生產要素市場的干預；政府實施的直接有利于城市的轉移項目；稅負不公平，成為損害農民利益的重要渠道（王濤，2006）。
三、啟發
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存在，既有客觀因素，如農業自身的特性，也有主觀因素，如農民素質較低；既有歷史因素，如各種體制造成的不公平，也有政策性因素，如國家實行的各種經濟政策。因此，城鄉收入差距的存在是“一連串的事情”，有一定的必然性。
但這種差距又是我們不得不正視的客觀現實，因為它影響了和諧社會的建設以及共同富裕的實現，它更使得農民越來越成為弱勢群體，成為我們國民經濟發展的薄弱環節，因此，我們必須逐步縮小這種差距，實現城鄉統籌、協調、健康地發展，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要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最重要的還是農民自身的努力。通過各種就業方式來提高自己的收入，逐步縮小與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因為農村存在過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和隱性失業，所以我們可以認為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的重大原因是因為過多的農村勞動力，因此，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實現農民就業方式多樣化才是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關鍵所在。這也是我們以后要進一步研究的一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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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土地分配政策范文5
關鍵詞:農民;民生;收入分配;社會保障;政策選擇;制度安排
中圖分類號:F3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15-0034-03
一、改善民生的重中之重:農村居民的民生問題
所謂民生,即民之生存必需,也就是有關國民的生計與生活問題,因而說到底,就是廣大人民群眾最現實的根本利益問題。同時,社會民生同一國的實際國情息息相關,與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密不可分。就中國的基本國情而言,我們還是一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較低的發展中國家,人口基數龐大且增長速度較快,總體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和社會勞動生產效率的進步相對較慢,加之每年規?？捎^的新增人口會抵消相當一部分物質財富的增量,以及經濟社會發展中一些制度不夠健全,其結果是現階段中國城鄉居民的生活水平還不高,在社會民生領域尚存在諸多突出的矛盾和問題。例如,近些年來公眾怨聲較高的“上學難、看病難和住房難”就是比較有普遍意義的社會民生難題。
另一方面,中國又是一個典型的經濟社會二元化的社會,工農差別和城鄉差別較大,而且這種差距仍在繼續擴大。這意味著,就民生問題而言,當前社會民生領域的諸多矛盾和問題,雖然在城鄉之間普遍存在,但農村的民生問題相對更為突出和緊迫。換言之,當前中國社會建設應當以改善民生為重點,而改善民生又應優先考慮農村地區的民生問題,將改善農民民生放在首位。其理由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城鎮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遠遠高于農村地區,導致城鎮居民在收入基數和增長速度方面大幅領先于農村居民,加之長期以來中國在公共財政支出和公共服務體系的建設方面將重點放在城鎮地區,使城鎮居民在社會保障、公共衛生服務與醫療、公共教育等方面享受諸多隱性收益,而農村居民則無法享受。兩相作用的結果就是:城鄉居民之間在經濟狀況、家庭消費和生活質量等方面呈現出城鎮居民領先于農村居民,且城鄉之間的上述差距仍在持續擴大。具體可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分析:
其一,對城鄉居民的社會階層結構分析。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課題組(2001年)的相關研究,他們以職業分類為基礎,以組織資源、經濟資源、文化資源的占有狀況作為劃分社會階層的標準,通過大量的調查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當代中國社會的十大階層。其中,農村居民主要分布于處于社會底層的三大階層中:產業工人階層(以農民工的身份,6%以上);農業勞動者階層(農村居民的主體部分,44%);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階層(1.6%)。可見,占中國國民人口比重達64%的農村居民中,就有近52個百分點的人集中分布于十大階層的最靠后的三個階層。而城鎮居民的階層分布則較為分散,除不足6%和2%的人分別分布于產業工人階層和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階層之外,大多分布于十大階層的前七個階層。由此可見,中國城鎮居民的經濟社會地位明顯高于農村居民,他們對各類經濟、組織與文化資源的占有狀況遠優于農村居民。
其二,對城鄉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生活消費支出的比較分析。結合國家農業部和統計局的相關統計資料來看,在從1986―2006年的二十年中,從人均收入的絕對值來看,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均遠高于農村居民的人均純收入,而且二十年間這種收入差距已從不到2倍擴大到3.3倍;從人均純收入的增長率來看,同樣是在絕大多數年份,城鎮居民的收入增長率都要高于農村居民的收入增長率,且收入增幅差距明顯;從人均生活消費支出來看,二十年間城鎮居民的人均生活消費支出不僅遠高于農村居民,而且這一差距亦在二十年間由2倍擴大到3倍。而且,城鄉居民在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生活消費支出方面現已高達3倍的差距還僅僅是城鄉居民之間的“名義差別”,如果再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對農村居民來說可望而不可即的各種實物補貼,如公費醫療、國家對中小學財政補貼、養老金保障、失業保險、最低生活救濟等隱性收益計算在內,城鄉的“實際差別”將高達5～6倍。當然,城鄉居民的實際生活水平還受各自地區物價水平的影響,但從農業部公布的城鄉消費品零售物價指數來看,城鄉之間物價指數的變化基本趨同,差異甚小,因此這一因素對城鄉居民生活水平對比的影響基本可上忽略。
事實上,中國農村居民不僅僅是在經濟收入和生活水平方面較之城鎮居民相去甚遠,而且在國家的經濟、政治、社會及文化各個領域的規則體系面前較之城鎮居民更處于一種弱勢地位,這是由中國農民在自身素質、社會聯系、組織程度、信息獲取、利益表達等諸多方面同城鎮市民相比所居的劣勢地位所注定的。因而,可以說,中國農民在社會中的弱勢地位既有該群體自身的因素,也有社會制度層面的因素。而且,基于以上各類主客觀因素的影響,尤其是社會制度體系的客觀存在,加之農民群體的弱勢地位,中國農民群體的民生改善較之城鎮居民就存在更大的困難。其根源即在于中國的經濟社會二元化發展格局。
二、改善農民民生的政策與制度體系的構建
對于中國農民群體民生狀況的改善,需要從農民生產和生活的實際出發,全面而系統地予以規劃和論證。從中國農民群體的生活實際而言,他們遭遇的困難主要是:基于自身科學文化素質與專門技能的局限,其生產勞動以農業為主(“大農業”),勞動產出與產品的市場價格相對較低,致使經濟收入較低,且增長緩慢;同時由于中國公共財政資源的配置與投資長期存在重城輕鄉的傾向,農村居民難以像城鎮居民一樣從公共社會服務體系中受惠,加之缺乏必要的社會保障,農民家庭基于其脆弱的經濟狀況無力獨力應對生活中家庭成員生病、致殘、上學等意外風險和大額支出,因病致(返)貧、無力負擔子女上大學等情況在農村地區較為普遍。就生產而言,他們遭遇的尷尬是:從事傳統的農業生產則產出和收益太低,從事現代農業和其他產業又不具備相應條件,進城務工也難以從事高收入的工作。換言之,在生產方面,他們普遍遭遇自身競爭力脆弱和職業轉換困難的困境。
1.第一層次著力解決農民群體的現實生活困難,目標為保障農民群體的基本生活,思路為本著“多予少取”的原則,重點建設針對農村居民的社會保障網絡,同時調整國民收入的分配政策,提高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過程中農村居民勞動所得的比重,減輕農民群體的稅費負擔,實現農民群體“增收減負添保障”的迫切愿望。
在這一層次的政策選擇或制度安排方面,主要是兩大重點:一是參照城鎮居民的社會保障制度的技術框架,建立起覆蓋農村居民的社會保障網絡;二是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的相關政策,進一步取消遺留的農民稅費負擔,將公共財政資源的配置和投入重點由城鎮傾斜到農村地區,讓農民真正享受到“公共財政的陽光”,更多地從政府給予的各項實物補貼和公共福利中受惠。具體在措施方面,需要建立和完善以下具體制度:
(1)在繼續完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基礎上,建立起適合中國農村實際情況的農村居民大病醫療保險制度,并盡快完善農村地區的公共衛生服務和醫療服務體系,解決好農民群眾“看病難、看病貴”的民生難題。當前作為試點推進的農村合作醫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農村居民的門診和常規住院費用負擔,但仍然無法解決農民群眾的大病風險問題。因此,我們不妨參照美國的“醫療照顧計劃”和“醫療救濟計劃”(主要針對無力購買醫療保險的老年人、窮人、殘疾人和重病患者等貧弱群體)的福利性醫療保險項目的技術安排,通過“各級政府補一點,參保者自己出一點”的籌資方式,利用中國農村居民人口基數龐大利于實現保險原理所要求的“大數法則”的便利,建立起兼有福利性和商業性的農村居民大病醫療保險制度。(2)繼續推進農村扶貧工作,重點解決各類特別貧困家庭的基本生活問題。主要制度安排有兩項:一是加快實施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人均收入在接近農村絕對貧困線或其以下的農村居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二是根據“應保盡?！钡脑瓌t,將針對農村困難家庭或人口的社會救助措施制度化、常態化、長效化。在這方面,應該學習英國等西歐國家的濟貧經驗,構筑起適應中國農村地區實際情況的貧困救濟和災害救濟體系。(3)養老保險和生育保險。隨著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農村地區家庭小型化的趨勢已開始顯現,這意味著傳統的農村家庭養老模式將力不從心。為此,需要建立起以國家統一的農村基本養老保險為主體,以農村計劃生育養老保險(針對只有一個子女的農村家庭的老年人)和農村集體退休金制度(視農村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而異,有條件的地區應先行)為補充的,多支柱、多元化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同時,為保障“優生優育”的人口政策目標,應結合農村合作醫療或參照農村醫療保險制度,建立起農村居民的生育保險制度,這也是針對國民健康而進行的對未來的人力資本的投資。(4)深化國民收入分配改革,提高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過程中農村居民勞動所得的比例,減輕或取消針對農村居民的遺留的稅費項目,將公共財政資源的配置與投資重心適度轉移至農村地區,為改善農民民生打好基礎。近年來,中國政府已實施了取消“農業稅”、實行免費的義務教育、實行對農業生產的“三免三補”等多項惠農政策,使農民群體的民生得益甚多。但在政策層面,仍有繼續挖掘的空間。例如,據社科院經濟研究所調查報告顯示,如果把所有農戶的所有稅費全部減免,他們的人均收入會增加5.4%,他們與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會縮小13個百分點。更重要的是,政府所提出的“讓公共財政照耀農村”的新理念必須在實際操作層面轉化為現實的政策安排,切實對農村教育、醫療、衛生、文化等社會事業加大投入力度,真正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城鄉一致的“均等化”,確保農村居民同城鎮居民一樣享有同等的國民待遇和各項權益。
2.第二層次為著力解決農民群體生產中的問題,目標為提高農民群體生產的產出效益和經濟收益,思路為本著“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鄉村”的原則,重點建設旨在發展現代農業、高效農業和農業工業化的農業發展服務體系、農村發展支持體系和產業升級促進體系及農民權益保障體系,實現農民“發展生產、提高收入、改善生活”的發展遠景。
發展生產,提高收入,是改善農民民生的根本途徑。因此,加大對農村地區生產基礎設施的投資和農村生產服務體系的建設,幫助農民群眾提高生產的效率和收益,是改善農民民生的治本之策。在這方面,根據當前中國農村地區生產發展的實際,應抓好農村地區產業結構升級、農業生產資料和農產品價格監管、農業生產社會服務體系及農民創業支持服務體系等幾項重點工作。各級政府應因地制宜地從資金、政策、科技、信息等方面加大對農業綜合開發的支持力度,促進農業高新技術在農村生產中的應用和推廣,引導農民發展能充分發揮地方比較優勢的特色農業和非農項目,積極探索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莊園農業、旅游觀光農業、綠色生態農業、高附加值高效農業的轉變,鼓勵農民進行自主創業,將限額信用貸款和現代風險投資等金融技術手段引入農村農業和非農生產,以項目為中心,加強配套的資金支持、技術指導、人員培訓和信息服務,幫助農民群眾逐步實現產業升級和生產發展,提高其勞動生產率、農業與非農產出與效益,增加經濟收入,進而改善民生狀況。
另一方面,針對中國農村富余勞動力大量向城鎮轉移和近年來農業用地征用速度加快等新情況,各級政府還要切實做好三項工作:一是針對規模龐大的農民工群體,切實建立起城鄉聯動的工作機制,從信息服務、勞動監察、爭議處置和法律援助等方面對近2億農民工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使其在城鎮地區獲得更好的工作條件和生存保障。二是要根據經濟產業結構的調整趨勢,有針對性地加強對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職業技術培訓,提高其進城務工的職業競爭力。在這方面,江蘇無錫等地創造的“學校出菜單、企業出訂單、政府來埋單”的培訓模式就發揮了較好的社會效益。三是要切實保護被征地農民的合法權益,幫助他們取得合法合理的經濟補償與妥善安置,允許并支持農民按現代市場規則將其承包農業用地的土地使用權進行有償轉讓、租賃或投資入股,對各地被征地農民所提出的“土地換社?！薄ⅰ巴恋負Q崗位”及“土地換股權”等呼聲要予以尊重,對其諸如此類的嘗試要鼓勵并予以保護。
3.第三層次則著眼于農民家庭的長遠發展,即通過強化針對農村居民的教育和培訓(包括基礎教育、職業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提高農民家庭“人”的科學文化素質和職業競爭力,同時加大對農村地區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的建設,尤其是有利于實現農村工業化發展的經濟建設投資,為從根本上實現農村地區工業化與城鎮化的終極目標打好基礎。
從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趨勢來看,要從根本上改變農村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滯后的局面,必然要走農村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道路,這意味著農民將轉變成市民。但在農村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民市民化的過程中,農民群體科學文化素質的提高,其職業適應及轉換能力的提高將至關重要。因此,通過教育和培訓來培育農村居民家庭未來發展的競爭力(也是其改善民生的根本途徑)就極其重要。為此,政府要加大對農村教育的支持,切實加強農村地區基礎教育、職業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力度,出臺類似于大學生的國家助學貸款制度之類的農村中高等職業教育學生資助制度,確保農民子弟能夠克服家庭經濟困難順利地完成中高等職業教育或普通高等國民教育階段的學業,為改善農民家庭民生點燃新的希望。
綜上所述,正如總理所言:“教育是民生之基,健康是民生之本,分配是民生之源,保障是民生之安?！边@四句話不僅從人學意義上精辟地闡釋了民生的真諦,也為我們構想中國農民民生保障與改善體系指明了方向。沿著這一總體思路,從中國農村居民的生活生產的實際出發,我們應著力保障其生活、促進其生產、培育其未來競爭力,通過改革國民收入分配政策實現對農民群眾“多予少取”的政策目標、確立公共財政資源配置和投資重點向農村傾斜的政策導向、建立覆蓋農村居民的社會保障網絡、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城鄉均等化、加強農村地區各級各類教育以提高農村人力資源素質等政策途徑,構建起促進農民民生改善的政策和制度體系。惟其如此,中國農民群體的民生改善方可在科學的制度保障的基礎上取得積極的進展,并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與全面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的早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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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土地分配政策范文6
要破解這“四大難題”，需創新以下政策。
政策思路創新，明確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路線圖。一是頂層設計與基層多種方式探索相結合，既要進行全局性戰略謀劃，以統領改革方向和保障穩定推進，又要充分發揮群眾的首創精神，自下而上多種方式大膽探索，尋找可行路徑和獲取有益經驗。二是以“人”為中心進行設計與農業轉移人口自主抉擇相結合，圍繞農業轉移人口的訴求實施政策創新，是否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等問題由其自主抉擇。三是政府職能行使與市場功能發揮相結合，政府通過行使公共權力進行有效引導，并借助市場功能充分調動社會各方力量，保障農業轉移人口在市民化中獲得與城市市民均等的公共服務和福利。
就業與分配政策創新，破解農業轉移人口經濟支撐能力不足的難題。以增強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的生存與發展能力為核心，一是構建“加快經濟發展和結構調整增加就業、扶持創業帶動就業、加強指導疏通就業和按需培訓對接就業”四位一體的就業支持體系；二是創建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員工與企業利益共享機制；三是建立多種方式有償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制度，有效保護和增加農業轉移人口退出農村土地的財產性收入。
城鎮住房政策創新，破解農業轉移人口進城安居難題。以“住有所居”為目標，構建廉租房、公租房、經濟適用房、兩限商品房（限套型、限房價）等多層次的住房保障房體系。根據城鎮化進程調控土地供應和房產開發速度，保障商品房供應。針對各類房地產的不同屬性，運用地價、稅收、金融等經濟杠桿進行綜合調控，形成房地產市場的長效調控機制。
創新成本分攤機制，破解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巨額成本消化難題。按照城鎮化正常發展態勢，重慶每年常態化的市民化人口約50萬人，考慮物價變動的累積性因素，每人的市民化成本約8萬元，每年則需投入400億元。這樣巨額的成本只有通過構建多方聯動的多元主體分攤機制，才能有效化解地方政府財力獨木難支困局。一是中央政府通過財政轉移支付承擔約1/4，主要用于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社會保障配套補助和基礎教育支出。二是地方政府承擔約1/4，主要用于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各項城市基礎設施和管理服務、教育與就業培訓、創業扶持和公租房基建配套等。三是企業承擔部分社會責任分擔1/4，主要用于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中的養老、醫療、住房等配套投入。四是農業轉移人口個人和家庭作為市民化的直接受益者約分擔1/4，主要用于繳納自身就業培訓、社會保障、住房等費用。
居民融合政策創新，破解農業轉移人口融入城市難題。圍繞權利公平和機會均等制定社會融合戰略和創新公民融合政策，保障農業轉移人口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從身份認同、職業認同、組織與管理認同和社區認同等方面全面提升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社會中的主體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