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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結構理論范文1
關鍵詞：二元經濟結構；城鄉二元體制；劉易斯拐點；倒逼機制
中圖分類號：F12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4074(2012)01010504
作者簡介：許經勇（1938），男，福建惠安人，廈門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2003年以來，我國勞動力市場一反常態，即由以往的勞動力供給明顯大于勞動力需求向結構性勞動力供給短缺轉變，并開始出現局部性的“民工荒”。伴隨而來的是“劉易斯拐點”便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值得指出的是，“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并不是一件壞事，它既是一種挑戰，又是一種契機，它將會驅使我國經濟發展方式乃至城鄉二元結構體制發生根本性的變革。即形成越來越強化的“倒逼機制”。而分析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結構理論，以及其如何被扭曲為城鄉二元結構體制和城鄉二元勞動力市場，有助于我們深刻認識“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將會引發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方式發生那些深刻的變化。
一、劉易斯二元經濟結構理論與我國城鄉二元勞動力市場
1954年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威廉?阿瑟?劉易斯，在其《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一文中，提出著名的二元經濟結構理論。根據二元經濟結構理論所設計的模型，農業部門與非農業部門的二元就業結構，是與農業部門與非農業部門二元生產結構的變化相一致的。即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工業化進程的推進，工業部門的產值和利潤會相對上升，所需要的勞動力會越來越多；而農業部門的產值和利潤會相對下降，所需要的勞動力會越來越少。劉易斯以后的發展經濟學家（如錢納里）的研究成果發現，伴隨著現代部門（相對傳統農業部門）的擴張，對吸納勞動力就業而言，更為重要的不是工業部門，而是服務業部門。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過程表明，工業領域就業的增加量遠遠低于農業領域就業的減少量。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業領域轉移，將越來越多地發生在農業部門和服務業部門之間。根據劉易斯所創立的要素配置模型，由于在農業部門中存在著過剩的或者近乎無限供給的勞動力，如果能夠創造條件向工業部門轉移，就會有效地抑制工業部門勞動力價格上漲，促進工業資本的積累。而伴隨著工業資本的積累，又會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進一步吸納和有效利用從農業部門轉移過來的近乎無限供給的勞動力。與其相對應的，在農業部門中，由于過剩勞動力的減少，而產量沒有減少甚至還有可能增加，農業勞動的絕對生產率和相對生產率就會提高，農業勞動的效益和報酬也會跟著提高，農業勞動與非農業勞動的比較利益就會趨于平衡，勞動力在農業部門與非農業部門的轉移，就會逐漸減緩下來，直至相對穩定下來。這就是所謂的“劉易斯拐點。”我們可以把“劉易斯拐點”概括為勞動力供給過剩向勞動力供給短缺的轉折點。即在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業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逐步轉移，農業剩余勞動力逐漸減少，直至枯竭。其理論邏輯是，經濟發展過程是現代工業部門相對傳統農業部門的擴張過程。這一擴張過程一直持續到把沉淀在傳統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全部轉移完畢，直至出現一個城鄉一體化勞動力市場為止。
劉易斯二元經濟結構理論，是著眼于剩余農業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即依靠城鄉之間的外部分工，來轉移過剩的農業勞動力。而且這種轉移是建立在自由放任的基礎上，不受任何外部制度性因素的干擾。在目前我國2.45億農民工中，異地轉移的有1.5億以上。這種轉移的結果，雖然也給轉移者帶來收入增加的效果，但不僅沒有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反而擴大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這就有悖于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結構理論的。一個難以理解的奧秘是，20世紀90年代以前，當著我國勞動力等生產要素不能流動時，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相對比較?。?986年為1:1.7）；而20世紀90年代以后，當著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可以流動時，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反而不斷地擴大著（2010年為1:3.3）。這是因為，包括勞動力在內的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的流動，不是建立在自由競爭基礎上的真正的等價交換，而是受制于城鄉二元結構體制，始終處于被扭曲了的狀態。理論意義上的勞動力市場，勞動力在各部門、各地區的配置，是以市場信號為導向，以市場競爭為動力，以勞動力的自由流動為條件。這種純粹由市場力量決定的勞動力在各部門、各地區的流動，形成了競爭性勞動力市場。在這種市場上，勞動力的供給者必須是一個具有理的自由人。所謂“理”，指的是勞動力的供給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動機。所謂“自由人”，指的是勞動者即勞動力的所有者是自己的勞動力的自由所有者，沒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關系，不存在著任何超經濟強制。而勞動力的需求者則必須是獨立自主的經濟人。所謂“獨立自主的經濟人”乃是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動機，正是這個動機決定著廠商對勞動力的需求。
長期以來，人們都把注意力放在競爭性勞動力市場的研究上。但是，當人們用這種理論解釋活生生的社會現實時，就會從以往強調勞動力市場的競爭性，轉而強調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屬性。即強調制度性、社會性、政策性因素對勞動就業和勞動報酬的重要影響。早在20世紀60年代，彼德?多林格爾和邁克爾?皮奧雷就提出“雙重勞動力市場模型，”他們摒棄了勞動力市場競爭模式，并對人力資本理論發起挑戰。人力資本理論的一個重要論點，即勞動力市場上勞動者的收入直接取決于人力資本含量。而提出“雙重勞動力市場模型”者則認為，僅僅用人力資本理論來論證勞動者收入高低是不充分的。在當代勞動力市場上，由于制度性原因，導致勞動力市場分割或勞動力市場歧視，即使人力資本含量相當，勞動者收入差別也會相當懸殊。由此可見，影響勞動者收入的因素，除了人力資本含量的差異，還有制度性原因，也可以說是“制度偏好?！眲趧恿κ袌龇指罨騽趧恿κ袌銎缫?，是對競爭性勞動力市場理論的修正。當競爭性勞動力市場轉化為勞動力市場分割，即形成二元勞動力市場，市場機制所固有的公平競爭原則，就被不公平的歧視所代替。當任何兩部分人的平均勞動報酬的顯著差別不能由人力資本含量來解釋時，就是勞動力市場分割或勞動力市場歧視的具體表現。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在我國實踐中的特殊表現，就是被制度化為市民勞動力市場與農民工勞動力市場。一般而言，制度是指具有激勵、約束和資源配置功能。我國城鄉二元勞動力市場的功能，有利于實現向城市傾斜的資源配置。
二、劉易斯二元經濟結構理論與我國農民工勞動力市場
劉易斯二元經濟結構理論在我國的現實生活中，被扭曲為二元經濟結構體制，即把二元經濟結構制度化。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在實現經濟趕超過程中，政府主導型的財政政策發揮著重要作用。在發展經濟的起步階段性，發展中國家既可以選擇模仿發達國家，又可以選擇自主創新。如果是選擇前者，就必須實行扭曲要素價格的財政政策。即依靠政府強制性制度安排，人為壓低勞動力價格、土地使用價格、資本使用價格。并以此為代價承接國際資本流動和產業轉移，實現經濟的高速度增長。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的國民經濟之所以能夠以年均9.7%的速度增長，沒有承接國際資本的大規模流入和國際產業的大規模轉移，是不可能做到的。經濟學的基本理論揭示這么一條定律，就是在其他生產要素投入不變的情況下，某一種生產要素投入的持續增加，所帶來的收益是逐漸遞減的。而資本與勞動力是維持經濟快速增長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兩類生產要素。如果經濟發展中僅僅有資本要素的積累，那么，不可避免地就要受報酬遞減規律的制約，經濟發展速度就會趨于下降。相反的，如果經濟發展過程和人口紅利產生過程相吻合，則可以通過勞動力要素的積累，延緩資本報酬遞減階段的到來，從而創造出有利于經濟快速增長的條件。我國農村勞動力的近乎無限供給和農民工勞動力市場，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應運而生的。與扭曲的要素價格體制相聯系的財政制度與政策，導致勞動力市場出現制度性的分割狀態，在城市中表現為市民勞動力市場和農民工勞動力市場分割。即使同等素質的勞動者以及付出等質等量的勞動，由于制度性的原因，其報酬和福利差別卻很大。這種二元勞動力市場分割的界限，主要體現在由于制度性歧視而造成的勞動報酬和福利待遇的差別上。據有些專家測算，目前全國農民工的工資福利待遇與市民的工資福利待遇約相差5倍左右。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以來，農民為工業化、城市化提供資本原始積累，除了尚未完全消失的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還借助于農村勞動力的近乎無限供給，和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的格局，把農民工的工資福利強制性保持在很低的水平。這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我國工業化戰略的延續。我國工業化戰略的一個重要政策，就是通過城鄉二元結構體制，強制低價收購農產品，以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形式為加快工業化提供積累。這種政策強化了城鄉二元結構體制，從而也強化了工業化的勞動力低成本優勢。這就為我國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創造了條件。當前經濟全球化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產業在全球范圍內重新配置。在這個基礎上所形成的產業分工表現為垂直專業化分工。垂直專業化分工的特點是，同一個產品從研究、開發、生產到銷售、消費等往往要通過數個國家的生產與經營環節。從產業環節看，高端環節主要集聚在發達國家，而產業的低端環節則主要集中在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在這種背景下，我國加入國際經濟大循環的主要形式是“三來一補”。所謂“三來一補”是指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組裝和補償貿易。在當時的背景下，如果不從國外（境外）引進原材料、技術設備和銷售渠道，是很難迅速形成新的生產能力?！叭齺硪谎a”正好把這三大要素送上門來。這些要素與我國廉價勞力、土地結合起來，形成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這種發展模式是建立在以農民工為主體的勞動力低成本的基礎上。它既是以勞動力低成本為基礎，又強化了勞動力低成本優勢。要從這種路徑依賴的慣性中擺脫出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況且，當前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還只能說是一種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體制，相當一部分資源還直接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中。當地方政府還擔負著經濟建設職能，即還沒有從經濟建設型政府轉變成為公共服務型政府，必然要把效率放在第一位，“重城市輕農村”、“重工業輕農業”便是不可避免的。在這種背景下，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扭曲狀態、農村居民在收入分配格局中處于不利地位，也是不難理解的。工業化與財政支出的“雙重城市偏向”以及“城市化先于農村”的發展戰略，使得城鄉之間的差別以及農民工與市民的差別一直處于剛性的膠著狀態。
三、以農民工勞動力市場為基礎的低附加值產業結構的局限性
以農民工勞動力市場為基礎、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載體的低端產業從發達國家和地區轉移到中國，雖然給我國帶來了經濟總量的迅速增長，解決了大量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但卻不可能帶來國民經濟的持續增長和國際競爭力的不斷提升。20多年前，我國廣東和東南沿海的一些省市，通過市場取向改革和擴大對外開放，承接國際（境外）低端產業的大規模轉移，成為低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云集地，吸引了數以千萬的農民工，使“中國制造”與“世界工廠”名揚全球。但是，如今，隨著勞動力成本的迅速提高、能源和原材料價格的上漲、人民幣的大幅度升值，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是很難消化資源成本和勞動力成本大幅度上升所造成的虧損。況且，國家加工貿易政策的轉型、出口退稅率的下調以及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日益給這類企業帶來越來越嚴峻的挑戰。使得這類企業不僅難以持續實現擴大再生產，甚至連簡單再生產都難以為繼。還有一部分企業面臨關閉破產的窘境。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以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為載體的加工貿易增長速度顯著高于非加工貿易的增長速度。在我國對外貿易中，加工貿易一般都是處于順差狀態，而非加工貿易一般是處于逆差狀態。我國對外貿易的持續順差，給我國積累了超過3萬億美元的外匯資金。這固然有利于增強我國國際支付能力和防金融風險能力，以及進口大量資源和設備，但也帶來一些負面效應，這具體表現在：(一)外匯占款成為我國基礎貨幣發行的主渠道，以及由此引發的流動性過剩和貨幣的超經濟發行，導致物價較大幅度上漲和資產價格的非理性上漲；(二)巨額的外匯儲備加大人民幣升值壓力，使得當前的宏觀調控陷入減輕人民幣升值壓力與抑制貨幣供給過快增長難以兼顧的“兩難”境地；(三)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我國，保持巨額的經常性項目盈余，不僅面臨極大的金融損失風險（如當前的美國信用危機），也意味著資源的低效率利用。即窮國通過輸出資本，為富國的消費與投資融資。更何況我國的“雙順差”是以付出高昂的成本為代價，即通過管制價格，人為壓低勞力、土地、資源、環境等價格。也可以說是我國在為全球提供財政補貼。這種產業結構注定是要走到盡頭的。
與資本密集型產業、知識密集型產業相比而言，一般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是屬于低附加值產業，其價值增值能力較低。勞動密集型產業大都以流水作業為特點，對勞動力素質要求較低，因而其勞動力成本也較低。與其相反，資本密集型產業與知識密集型產業對勞動力素質要求較高，因而其勞動成本也較高。權衡勞動力比較優勢，不能只看成本還要看效率。勞動力的比較優勢應當是勞動力資源成本和勞動力資源效率的綜合體現。而目前我國相當一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所表現出來的情況是：伴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勞動力資源成本呈迅速上升趨勢，而勞動力資源效率則呈下降趨勢。這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現象，客觀上要求產業結構升級。但是，產業結構升級的過程，是企業素質與勞動力素質同步提升的過程。問題在于，作為低端產業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其所固有的低素質勞動者，是無法替代產業升級所需要的高素質勞動者。況且，由于勞動密集型產業處于產業鏈的低端，而產業鏈的高端即研究開發、產品設計、市場營銷等又被發達國家所壟斷，必然導致我國生產業發展的嚴重滯后。這也會影響著我國產業升級。
以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體的溫州民營企業，由于不愿意（有的企業是沒有能力）投入足夠的資金于研制開發和企業升級，就把經營重心轉到火爆一時的房地產業。在目前百強溫州民營企業中，就有過半數由制造業轉向房地產業。做服裝的現在賣房子，做電器的也賣房子，包括康奈、奧康、報喜鳥、莊吉、喬頓、法派、高邦、德力西、人民電器等很有影響的企業，都不約而同地加入房地產行業。盡管實體業（制造業）的利潤微乎其微，為了保證企業資本的正常運營，許多企業必須依靠“殼”來獲得銀行信貸資金，在做賬、稅務等方面也有便利之處?！爱a業空心化”的現象越來越嚴重。不僅如此，隨著國家對房地產宏觀調控力度加大，炒房的空間明顯萎靡不振，這些深度介入房地產買賣的企業，又要為此付出巨大的代價。溫州民營企業正在面臨著轉型過程的劇烈陣痛。
四、“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倒逼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方式的轉變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之所以能夠依靠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出口導向型經濟，拉動國民經濟長達30多年的高速度增長，在相當程度上是由于我國正處于人口紅利的時期。所謂人口紅利，指的是一個國家在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轉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過程中的某段時期，社會總勞動力在總人口中出現較高比例，再加上出生率的下降，形成總人口中“中間大、兩頭小”的結構。人口年齡結構的這種變化，將帶來勞動力比重提高、儲蓄率提高的效果，從而引起的經濟高速增長，就稱為“人口紅利?！焙喍灾叭丝诩t利”是指人口年齡結構中，勞動年齡人口占較大比重，相反的，撫養人口比重較低（1982年至2000年我國總撫養比例下降20%）。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這種人口結構更有利于經濟的快速增長。
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寬松的人口生育政策加上期間的無政府狀態，造成我國人口出生的高峰期。這個期間出生的到80、90年代，大量勞動力進入就業期，同時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嚴格節制生育政策導致出生率的迅速下降，使得這部分勞動力需要供養的子女明顯減少。而勞動力的充足供給、低撫養率帶來的高儲蓄率，為我國經濟的高速度增長提供最重要資本條件和勞力條件。勞動力的充足供給（供大于求），輔以城鄉分割的勞動力市場壓低農民工勞動力價格，使企業能夠在低成本的基礎上獲取較高利潤，刺激著企業擴大生產經營規模，拉動經濟的高速度增長。由于人口紅利帶來的低勞動力成本和高儲蓄率，使得高儲率帶動高投資率進而帶動高增長率的經濟增長過程得以維持較長時間。雖然目前我國還處在人口紅利時期，但離開劉易斯拐點已經不遠了。2007年我國新增勞動年齡人口首次出現負值。即新增的勞動年齡人口由2006年的1 491萬人，猛降到894萬人，并以此為轉折點，呈下降趨勢。據研究人口問題的專家預測，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總量減少的時間，大約出現在“十二五”末期到“十三五”初期。這就不難理解，2003年開始出現的“民工荒”，暗示著我國已經從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時代，轉變為“結構性選擇”的時代。2010年，我國新增的農民工人數僅在200萬人左右，這就必然強化未來企業普工短缺的趨勢。勞動力供給短缺必然帶來勞動力價格和勞動力成本的提高。2010年，我國農民工工資比2000年上升1倍以上。農民工工資的較大幅度提高，首當其沖的是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因為在勞動密集型行業就業的主要是農民工，其平均工資水平的不斷上漲，對其勞動力成本的提高必然產生推動作用。況且，在勞動密集型行業的總成本中，勞動成本所占的比重很大，對勞動力價格變化的反映特別敏感。農民工工資的較快增長必然成為“倒逼”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推手。即隨著普通工人工資的持續上漲，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競爭優勢逐漸削弱，產業升級便是不可逆轉的趨勢。
當著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著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轉變，必然會對勞動者素質提出更高的要求。這就必須加大對包括農民工在內的產業工人的培訓力度，以適應勞動力市場的需求。但是，要實現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轉型，對社會所帶來的沖擊也是相當大的。地方政府必然采取各種措施延緩這種轉型的過程。我國當前出現一種特殊的現象，即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與產業結構相脫節。這種脫節現象表現在勞動力受教育的程度，明顯超越于產業轉型升級的速度。從1999年開始，我國高等學校大規模擴大招生，此后每年以平均兩位數的速度遞增著，2008年招生規模達到599萬人。從2010年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受教育水平結構看，高中程度的勞動力供給1 000多萬人，全日制大學畢業生供給630多萬人。高中以上的文化教育程度已成為勞動力市場供給的主力。但企業對初中教育程度以下的勞動力需求仍然居高不下。這就反映了勞動力人力資本投資增長速度超前于企業的需求速度，出現鮮明的反差。這就不難理解，2003年以來，一方面是農民工的供給越來越短缺；另一方面是大學畢業生就業難越來越尖銳。當然，大學畢業生就業難與大學專業設計與勞動力市場需求相脫節，也有一定的關系。
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已經強調了10多年了，為什么一直轉變不了呢？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制度性的變革嚴重滯后。既然我們所建立的市場經濟，是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政府不僅直接控制著很大一部分資源，還仍然直接干預微觀經濟活動，資源、要素的價格依然是由政府直接控制的，而不是由市場機制決定的。政府出于某種需要，依靠尚未變革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某些環節，強制壓低資源、要素價格，導致企業即使不轉型升級，經濟發展方式不轉變，照樣有可觀利潤可賺，何樂而不為？這就告訴我們，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必須深化資源價格體系改革。建立能夠反映資源稀缺、環境成本、供求關系的資源價格體系，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驅動器。而在勞動力無限供給的背景下，政府可以借助于城鄉二元結構體制，即借助于制度性的差別，強制壓低農民工的勞動力價格。如今，我國勞動力市場上開始出現局部性的農民工短缺，政府再借助于城鄉二元體制，強制壓低農民工的工資，就招不到工人了。從這個意義上說，“劉易斯拐點”的到來，意味著農民工開始“用腳投票了”。迫使政府必須較大幅度提高農民工工資，必須加大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改革的力度。而伴隨著農民工工資的較大幅度提高，在我國占主導地位的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產業，就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強制性地“倒逼”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Lewis’s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Theory and China’s Reality
XU Jing-yong
(College of Economics,Xiamen University,Xiamen,Fujian 361005,China)
經濟結構理論范文2
[關鍵詞]產業結構系數 經濟增長 結構調整
[中圖分類號]F061.2；F12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09)07－0097－06
一、文獻的回顧與問題的提出
在西方經濟增長理論中，許多經濟學家在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的關系上進行過深入的研究。其中有代表性的經濟學家有：庫茲涅茨、錢納里和羅斯托。庫茲涅茨提出：經濟增長因素主要是知識存量的增加，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和結構方面的變化。這里的結構方面的變換主要是指產業結構的變動趨勢。錢納里把經濟增長過程看作國民經濟結構的一組變化，國民經濟結構的變化主要還是指產業結構的變化。羅斯托認為：現代經濟增長在本質上是一個產業部門變化的過程，它植根于現代技術所提供的生產函數的累積擴散之中，這些發生在技術與組織之中的變化只能從產業經濟部門的角度來加以分析。離開了對現代經濟增長中產業經濟結構的分析，也就不能解釋經濟增長發生的原因。
在國內，研究產業結構的優化和經濟增長的也不乏其人，但主要是從實證的角度進行研究。例如，朱慧明、韓玉啟(2003)研究了產業結構的調整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因果關系，經過Granger因果檢驗，認為產業結構的調整促進了經濟增長，但經濟增長不能影響產業結構的變動。劉建平(2006)“以廣東省為例來研究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的關系，結果發現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之間是相互作用的關系。毛健(2003)以典型國家的經濟增長軌跡，對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變化進行了綜合分析，認為產業結構的優化，既是經濟增長的客觀要求，又是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
綜觀國內外的研究成果可見，產業結構的優化與經濟增長實際上是互為因果的耦合關系，經濟增長將導致產業結構發生變化，而產業結構變化又能促進經濟增長。反之，產業結構落后也必將制約經濟增長。在國外的研究中，產業結構效應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已經在理論上證實，但是其作用的大小至今沒有可以衡量的方法。在國內的實證研究中，也沒有體現產業結構效應的作用及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以往研究的缺陷，也就是本文想嘗試解決的問題。為此，筆者引入產業結構系數的概念，主要從產業結構之間的協同效應所產生的產業結構系數的角度去研究經濟增長。產業結構系數是蘊藏在經濟體產業比例之內的，并不能直接通過計算所得，而只能通過間接的驗證來推算其大小。其存在與否，是本文首先要解決的一個問題。如果存在，那么它的大小和影響機制，就是本文需要深入研究的第二個問題。基于上面的考慮，本文將利用廣州市和海南省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產業結構經濟體進行對比驗證，從產業結構系數來考察產業結構變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以拓展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的新視野。
二、產業結構系數與經濟增長分析
本文采用目前研究產業結構理論最主要的三次產業分類方法。雖然三次產業分類法是一種有效的產業經濟理論分析工具，但是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人類經濟活動的日益復雜化，這種分類方法的缺陷也越來越明顯，很多產業的歸類存在著爭議。在統計學意義上這種分類使得各產業之間是相互獨立的，體現不了產業之間的相互作用。為了便于數據的統計，我們研究產業結構問題以三次產業分類法為基礎，但試圖在經濟增長模型中體現產業結構之間協同效應所產生的作用。
假設：(1)在整個經濟體中，只有第一、二、三產業，這三類產業包含了所有細小的產業門類，也就是國民經濟的所有產業。每個產業的資源依賴程度不同，資源的依賴程度由產業特性來決定，這里就暫不做詳細闡述。(2)經濟體的產出都需要使用三種生產要素即資本、勞動和自然資源，對于自然資源的約束暫時不納入考慮范圍。(3)人口在長時間內保持基本不變。在不考慮不同產業結構對生產影響的條件下，生產函數關系式如下：
Y=F(X1，X2，X3，A) (1)
其中，Y是國內生產總值，X1、X2、X3分別表示第一、二、三產業的產值。A表示經濟制度和技術水平。對于該式中的任何一種產業都有： Xi=f(L，K，R，a) i＝1，2，3 (2) 其中，L是人力資本，K是資本，R是自然資源，a是技術進步。對于第三產業而言，也在很大程度上間接地利用自然資源，它割舍不了與第一、二產業的聯系。對每一個產業內部來說，技術進步是內部影響因素。如果單純把X函數帶入到(1)式，則沒有了產業結構概念，更沒有產業結構的痕跡。而
Y=b F(x1，X2，X3，A) (3)
其中，b為產業結構系數，作為產業結構變動狀態的一個指標，它對整個生產函數產生影響。產業結構系數反映經濟體的三次產業之間相互作用所產生的協同效應，進而對整個經濟體的產出產生影響，從而影響經濟增長。b有可能大于l，有可能小于1，有可能等于l，但是大于O。
產業之間的結構不協調，使得總體的生產過程不順暢，就會有資源浪費或者資源利用不足，三次產業的整體協作能力不強，此時OO但是不等于1的情況，就像點與線的關系：b=1只出現在一個時間點上，很難捕捉與驗證，而其他的情況則是出現在一段時間內，具有持續性。另外，b也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并沒有產業結構絕對好壞的標準，產業結構的好壞要根據經濟體的發展階段、經濟基礎、自然資源的狀況、技術進步等等因素而言。兩個不同的經濟體有不同的產業結構，把一個經濟體的投入放到另外一個經濟體內生產，如果產出大于該經濟體的實際產出，則說明另外一個經濟體的產業結構要優于該經濟體。通過產業結構系數，可以看出產業結構的優化對于經濟增長起重要作用。對此，可以從圖1直觀地看出，如圖1所示。
投入的生產要素在三次產業之間進行配置，影響國民生產。三次產業之間也有生產要素和產品的流動，從而相互之間的協同效應共同影響國民生產，這種影響通過產業結構系數作用于整體的產出。在產業結構合理化的過程中，b的大小是逐漸改變的。一個經濟體的產業結構系數也有可能從大于1變成小于1，這跟當地產業政策、資源、技術水平有很大的關系。參照不同經濟體的產業結構，可以為該經濟體的產業結構轉型和優化提供指引。
余江、葉林(2008)認為，在存在資源約束的情況下，如果各產業的技術進步率相同，那么經濟體中對資源依賴程度大的產業比重越大，則經濟體的增長速度越慢。但是，如果產業的技術進步率存在差異，那么產業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具有不確定性。以中國為例，余江(2006)的研究顯示，雖然中國1999年開始出現的重工業比重上升導致了能源消耗強度上升，但是這一時期重工業在節約能源方面的技術進步也是最快的。該時期中國能耗強度上升不僅僅是由于能耗強度大的重工業比重上升造成的，輕工業和其他的節能技術進步率趨緩也是重要的原因。因此，除了產業結構變動以外，加大節約資源方面的技術投入，也是有效降低資源消耗的重要途徑。三次產業的影響因素眾多。從靜態來看，三次產業比例要協調，這也是經濟進一步發展的條件，產業之間有投入要素的競爭，也有產品之間的相互需求，更有勞動力之間的流動。我國的城市化進程中，伴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勞動力的流動從第一產業轉向第二、三產業，產生了極具中國特色的“農民工”，而第二產業發展也提高了第一產業的生產率。從動態看，各類產業內部及三次產業之間的增長與發展的速度要相互協凋，不能“一產獨大”。馬克思的社會生產理論也證明，生產資料部門和消費資料部門是相互需求的，其中一個部門的擴大再生產與另一部門對該部門產品的需求有密切的聯系。總之，三次產業雖然被人為地劃開，但是其內部的經濟聯系是不能割裂開來的。
綜上所述，產業結構協調與否肯定會影響到經濟增長，這種影響主要是通過資源的消耗利用率、資源的配置、技術進步、產業比重來作用于經濟增長。這些影響，通過產業結構系數可以間接反映出來。
三、從產業結構系數分析經濟增長的實證案例
對經濟增長的計算，Romer認為，長期經濟增長是由技術進步(含經濟制度的變遷)貢獻的，而短期經濟增長則是由資本和勞動等要素投入的增加所貢獻的。然而，資本、勞動和技術是在一定產業結構中組織在一起進行生產的，對于給定的資本、勞動和技術，不同的產業結構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成為人們關注的一個主要問題。對于產業結構變動及其系數的大小，并沒有一個確切的數值，本文主要通過現實值和預測值的比較，從側面反映產業結構系數的存在。
本文選取廣州市和海南省作為研究對象。我們并沒有選取兩個省份作為研究對象，是因為我們主要是想從不同的產業結構中得出產業結構系數的存在。只要具有兩種不同的產業結構，省份和城市并沒有多大的影響。廣州市與海南省產業結構明顯不同，廣州市產業結構是“三、二、一”，海南省是“三、一、二”。從對比中我們希望可以發現產業結構系數的存在，并初步估算其大小，為產業結構的合理化提供數據支持。以廣州市的1978-2007年的數據和海南省1982-2006年的數據為基礎，利用計量經濟分析方法，爭取對以上的理論進行驗證。
本文主要運用第一、二、三產業的產值對國民生產總值的影響來計算。由于計量經濟模型無法直接體現(3)式中的b的存在，而b是個常數，這對于經濟增長的模型并沒有很大的影響，所以我們還是采取經典的經濟增長模型，∞公式如下：
Log(Y)=α+β1Log(X1)+β2Log(X2)+β3Log(X3)+ε
其中，Y、X1、X2、X3為國民生產總值、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產值，a為常數項，ε為隨機擾動項，主要采取對數模型進行回歸。在模型中并沒有體現出產業結構系數，我們會對數據對比分析然后進行檢驗。以第一產業的產值為基數來計算廣州市和海南省第一、二、三產業的比例關系，從而可以看出廣州市和海南省的產業結構的比例關系，如表1、表2所示。
由以上的比例數據可以得出圖2、圖3。
從表1、表2和圖2、圖3中，我們可以得出：廣州市的產業結構變動主要在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之間。1987年以前是第二產業居于主要地位，1987年以后產業結構變動加快，這個過程一直持續到1994年；1994年以后第三產業居于主要地位，而第二產業也穩步上升，但是速度小于第三產業。海南省則是從第一產業比重最大直接過渡到第三產業比重最大的階段，第二產業所占比重最低。對于這種產業結構，產業結構系數是存在于產業結構的比例之中的。對廣州市的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可得出廣州市的GDP與三類產業之間的關系式。該關系式是從廣州市歷年的產業結構變化中得出，其中必然隱藏著產業結構系數的身影。把海南省的三類產業的產值代人該關系式就會得出另外一個GDP，我們暫且叫做預測GDP。預測GDP是海南省在三類產值固定的基礎上，投入到廣州市的產業結構中進行綜合作用的結果。則有：(1)預測GDP>實際GDP，則說明b>l，海南省的產業結構與廣州市相比不夠合理；(2)預測GDP
不過從表1、表2和圖1、圖2的圖表中我們可以看出，第三種情況是不可能發生的。接下來我們可以進行計量經濟分析。對于廣州市的數據，我們以1993年作為分界線，分別對兩段數據進行分析，再對總體進行分析，則有表3。
由以上回歸的結果的檢驗可知，效果很理想。D，W統計量表明沒有明顯的序列自相關存在；R2項也有力地說明了三次產業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解釋程度相當高。在第一階段第一產業對經濟增長起促進作用，而從第二階段和整體來看都是一種負作用。這也充分說明了產業結構變動以第二和第三產業為主，而廣州市的農業對廣州的經濟發展呈現延滯的作用。第一階段第二產業的貢獻最大，當第二產業產出增長1％，國內生產總值就會增長0.5301％；第二階段貢獻率降低為0.460677％，而整個過程中第二產業貢獻率為0.575236％。第一階段第三產業產出增加1％的時候，國內生產總值增加0.381326％，第二階段上升為0.5222023％，第三產業總體貢獻率為0.440864％。從分階段來看，產業結構已經從第二產業占主導轉向第三產業占主導，但是從總體來看，第二產業居于主導地位，第三產業的發展空間很大，第三產業在廣州市還處于加速發展階段。廣州市的產業結構變化基本符合世界產業結構的發展趨勢。
我們接著把海南省的三次產業產值數據代入到廣州市的關系式中，估算b的大小，有表4。
從表4可見，把海南省的三次產業的產值放在廣州市的產業結構中，就會得到高于海南省實際的GDP，即預測GDP。把預測的GDP除以實際的GDP，就可以估算出產業結構系數b的大小。隨著歷年產業結構的變化，b的大小也隨之發生變化，但b都大于1。由此可見，產業結構優化的作用蘊藏于回歸的結果之中。
以上實證分析表明：產業結構系數的確存在，并反映著產業結構對GDP和經濟增長的影響。廣州市的產業結構比海南省的產業結構合理，雖然產業結構系數都大于1，但廣州的系數大于海南的系數。
雖然兩個產業結構都是以第三產業的比重最大，但是廣州市以第二產業支撐第三產業的發展，第一產業的比重最小。而海南省的第二產業比重最小，這種畸形的產業結構不利于海南省的經濟發展。海南省的產業結構不合理是海南省經濟落后的最主要原因。廣州市的產業結構趨向于“經濟服務化”，正在步入“后工業經濟”。而海南省的產業結構雖然第三產業比重最大，但是其結構不合理，直接導致了其生產要素和經濟效益的流失，不利于經濟增長，迫切需要產業結構轉型。如果不大力發展第二產業。將使海南省的經濟發展有可能陷入惡化的境地。
四、結論
從以上實證研究可以得出四個結論。第一，由模型Y=b F(X1，X2，X3，A)可知，產業結構系數是在內部各個產業確定的情況下，反映宏觀的產業結構協調程度對總產出和經濟增長的影響。其具體的機制是：兩個不同的產業結構對比肯定會有不同的系數，該系數也是隨著產業結構的變動而變動。第二，廣州市的產業結構調整是符合世界產業結構變動趨勢的，且正在逐步向著合理化和高級化方向發展。隨著產業結構系數的逐步變大，從而產業結構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也在不斷增強。廣州市正在進行更深層次的產業結構調整，第三產業的比重正在加大，第二產業正向高加工、高附加值產業發展，這使得廣州將迎來新一輪的經濟高速增長。第三，海南省的產業結構則嚴重阻礙了本省的經濟發展，需要在以后的經濟發展中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大力發展第二產業。海南省的經濟增長一直處于低速增長。遠遠小于其本來應有的經濟增長速度。由海南產業結構系數較小可見，產業結構的合理與否，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不可小視。第四，第三產業的發展必須以第二產業的發展為基礎，跨越以第二產業占主導的階段而直接發展第三產業，將可能對經濟增長產生阻礙作用?？傊?，產業結構對于整個經濟體的作用是客觀存在的，產業結構系數可以反映出產業結構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程度。產業之間協調可以使得產業之間生成協同效應，從而更好地促進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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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結構理論范文3
關鍵詞：內涵不變性；外延無關性；完全可替代性；關系論轉向；描述性轉向
中圖分類號：F01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0-176X(2006)04-0003-08
在正統經濟學選擇理論對選擇行為的分析中，決策者基于給定的心理法則――偏好關系公理假設――進行判斷和選擇，在資源約束下追求效用最大化。正統經濟學理論范式隱含了三個基礎性假設：
1．偏好或主觀效用的內涵不變性假設。決策者有預先得到完備界定的選擇集和基于其上的偏好關系。在行為過程中，這些偏好關系只是被顯現出來，但內涵不會發生變化。
2．偏好或主觀效用的外延無關性假設[1-14-21]。當決策者追求主觀效用的最大化時，他是在基于預先給定的選擇集和選擇集上的偏好關系進行理性計算。這意味著，決策者在面臨具體的選擇時，偏好關系與選擇的描述方式無關，也與選擇的引出方式無關。
3.經濟資源的完全可替代性假設。決策者把給定的資源配置到各種商品組合的過程中，用于購買各種商品的資源是完全可以替代的。無差異曲線給出了資源完全可替代性的形象說明。
在行為經濟學推進的心理現實化過程中，價值載體從狀態量轉為變化量，正統經濟分析中隱含的絕對價值判斷被相對價值判斷所替代，而這一隱含的技術假設既適用于決定性世界的效用理論，也適用于非決定性世界的預期效用理論[5]。這個基本原則的轉變，使得行為經濟學對正統經濟學的反對迅速從非決定性世界擴展到了決定性世界，從技術層面擴展到了基礎層面。正統經濟學選擇理論隱含的基礎性假設――偏好的內涵不變性假設、外延無關性假設與經濟資源的完全可替代性假設――與現實的嚴重背離逐漸凸現出來。
一、結構化效應與相對價值判斷
在行為經濟學家看來，正統經濟學的理性選擇理論存在一系列與心理現實背離的假設，包括：偏好關系的基準無關性，即財富總量的微幅波動對偏好關系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偏好關系不受選擇問題表述方式變化的影響(描述不變性假設)。預期效用理論對風險選擇行為的描述功能的缺陷被系統揭示后，在與人類感知系統的類比中，行為經濟學完成了相對價值判斷的系統建構[5-10]。對相對價值判斷更加系統而深入的研究，構成了結構化效應[11]的實質性內容。
我們先看看幾個結構化效應的行為實驗。
1．亞洲疾病案例[8]。設想美國準備應付將要爆發的一場不同尋常的亞洲疾病，預計將殺死600人。決策者面臨A、B兩個應付該疾病的方案。
(1)積極框架下的方案表述及相關試驗結果如下：
如果方案A被采用，200人將獲救；如果方案B被采用，有1／3的可能，600人都獲救，2／3的可能沒有人獲救。你將選擇哪種方案?實驗表明，絕大多數被試會選擇方案A，表現出風險厭惡。
(2)消極框架下方案表述及相關試驗結果如下(在兩種表述中被試不同)：
如果方案A被采用，400人將死去；如果方案B被采用，1／3的可能沒有人會死，2／3的可能600人會死。實驗表明，大多數被試選擇方案B，表現出風險追逐。
注意，僅僅改變對同一個問題的陳述方式，卻引起了偏好逆轉。
2．背景效應(context effct)。在Tversky(1969)的試驗中，許多被試選擇(06，$8)①(03， $18)，(1，$4)＞(0．6，$8)，但是卻選擇了(03，$8)＞(1，$4)，出現了偏好循環。實驗表明，在第一次、第二次比較中，人們更加關注概率比較；而在第三次比較中，人們更加關注彩頭。就理性選擇而言，被試應該充分利用概率與彩頭的信息，實現概率與彩頭的平衡。但從試驗結果來看，被試在試驗中大多基于單一屬性進行比較，而忽略了其他屬性的影響，由此導致多維屬性選擇的偏好關系循環②。SimonsonandTversky[13]指出，對某一特定選擇子集的偏好順序常常受選擇子集被置于什么樣的選擇集中的影響，這違背了標準偏好理論的假設――對特定選擇的偏好獨立于不相關選擇的假設。
3．錨定效應(anchoringeffect)。在ArieLy，LovewensteinandPrelec(2003)的試驗中，對被試提出是否 愿意接受以他們的社會安全號后兩位作為購買價格的問題后(無論回答是或否)，在對無線鍵盤的定價中，社會安全號后處于00-20的被試的平均定價為016．09，而處于80-99的被試的平均定價為855．64。行為實驗表明，由于被試對無線鍵盤的價格信息了解不充分，在與無線鍵盤定價不直接相關的陳述中，被試會形成賴以進行判斷或選擇的基準――就像拋錨形成的基準位置，從而影響了價值判斷。
對上述案例的分析表明，選擇問題被呈現于決策者的方式，將影響決策者對選擇賴以評價的參照系的選擇。在亞洲疾病案例中，兩種陳述給出了不同的參照系：在救人的表述中，隱含地假設了以現有人口減去600以后的人口總數作為基準，將兩個方案的結果轉化為收益；而在死人的表述中，隱含地假設了以現有人口總數為基準，將兩個方案的結果轉化為損失。在背景效應中，不同的選擇背景突出了價值評價的不同維度，實際上改變了選擇被評價的參照系的結構，有的以概率為主，而有的以回報為主。而在錨定效應中，隨機的錨定卻實質性地影響了評價基準的選擇，引起了決策者偏好關系的系統偏移。
結構化效應揭示了偏好對選擇問題呈現方式的依賴性。選擇問題的呈現和決策者認識選擇問題的結構隱含了一個重大的事實，決策者評估和選擇的對象并不是現實世界中自在的客體，而是經由我們的智力轉化并呈現的客體③。因此，決策者在選擇的時候并不同時產生一個關于選擇問題的客觀的、中立的陳述。決策者和選擇問題呈現方式之間的相互影響決定了決策者對選擇問題進行陳述的基本框架。而這個基本框架永遠都不可能是絕對的，它可以將收益結構化為損失，也可以把損失結構化為收益，甚至改變各種因素的相對關系。結構化效應揭示了一個對正統經濟分析的基礎構成重大挑戰的事實，不同的問題呈現方式將為選擇者提供不同的參照系，從而將選擇問題映射為不同的問題。選擇行為與選擇問題的形式、背景高度相關，離開決策者所處的背景，離開選擇問題呈現的具體形式，是無法討論偏好關系和選擇評價的。
由于選擇問題的不同陳述隱含地假設了不同的參照系，決策者在分析選擇問題時，應該首先解決參照系的選擇和轉換問題，才能進行比較。就正如在地球上稱重量與在月亮上稱重量或者在水中與真空中稱重
注解：
① (0.6，$8；0.4，$3)表示結果集為{$8，$3}，各結果的發生概率對應為{0.6，0.4}的選擇。當結果。時，簡記為(06．$8)。
② 這與Tversdy(1967a，t967b)對概率與效用的獨立性研究結果相吻合。研究表明，概率與效用的獨立性得到溯支持。作為判斷和選擇的兩個核心變量，概率和效用滿足獨立性，隱含了一層不可忽略的含義：決策者進行概率判斷時，不進行效用判斷，也不考慮效用判斷；反之亦然。這為在不同的背景下突出不同的決策維度提供了可能。
③ 這與古希臘智者普羅泰戈拉的觀點完全一致。普羅察戈拉由于看到感覺世界不存在永恒性、普遍性而轉向了懷疑論，而行為經濟學家則從沒有一對敵的心理世界轉向了描述性。
量，在對兩個重量進行比較時，必須首先進行引力參數或浮力參數的調整。忽略隱含的參照系假設問題，勢必導致正統經濟分析與行為現實發生系統偏差，在考慮參照系問題后，無論決策者是否采用同樣的參照系，這種偏差都會不復存在，決策者需要討論的是他們該選擇何種參照系，然后才是做何選擇。
二、偏好關系的程序依賴――偏好的引出效應
在早期關于偏好逆轉的研究中，SlovicandLichtensteint[15]較早注意到偏好引出方式對偏好順序的影響，揭示了人們在比較選擇(makinschoice)和匹配定價(settingprice)過程中價值判斷和偏好順序的矛盾：在比較選擇中被偏好的選擇卻在匹配定價過程中被給予了更低的價格。此后，行為經濟學家陸續進行了一系列的行為實驗研究確認了偏好關系對偏好引出過程的依賴性①。
在中東高速公路方案民意測驗案例12中，方案A(投入1100萬美元，交通事故人員傷亡從每年的600人減少到570人)，方案B(投入5500萬美元，交通事故人員傷亡從每年的600人減少到500人)被兩種不同的民調方式進行比較。第一種民調方式是進行直接比較，結果2／3以上的人更加偏好D；第二種民調方式是價值匹配，方案B的投入被隱去了，要求被調查者在方案A基礎上對減少100人員傷亡的方案B所需要的投入進行評價，結果90％以上人的投入估價低于5500萬美元。按照價值匹配的方式，將會有更多的人偏好A。
在隨機世界②的選擇情形中，正統經濟學家遭遇了同樣的偏好逆轉。將P賭局(8／9，4$)和$ 賭局(1／9，$40)按照兩種方式進行比較。采用比較選擇時，71％的被試選擇了P賭局；而在要求被試作為賭局的提供者對兩個賭局進行匹配定價時，67％的被試對S賭局的定價高于P賭局[36]。Tversky，Slovic，andKahneman(1990)提供了涉及時間的選擇情形：L(2500$，在5年之后兌現)與S(1600S，在1．5年之后兌現)。當進行比較選擇時，74％的被試選擇了S；而在進行匹配定價時，75％的被試就L給出了更高的現值。
上述案例中的偏好逆轉可能被歸于三種原因：標準經濟分析的偏好傳遞性假設，或者標準經濟分析對程序不變性的隱含假設，或者回報安排獨立性假設。為了確定導致發生偏好逆轉的主要原因，Tversky，Slovic，andKahneman[20]進行了實驗研究，研究表明，程序不變性假設是導致偏好逆轉的主要原因③。這樣，選擇問題的引出過程對偏好順序就有實質性的影響。人們在比較選擇(好比用天平比較兩個物體的重量)時做出的選擇卻在匹配定價(好比用彈簧秤分別稱重)中被賦予更低的價值。這些偏好逆轉對標準的經濟學理論隱含的程序不變性假設提出了嚴重質疑。
為什么人們會高估低概率、高回報的$賭局，而在進行比較選擇時卻選擇高概率、低回報的P賭局呢?Slovic，Craffin，andTversky[16]基于刺激一反應相容性④概念的擴展提供了解釋，即度量相容性假設⑤：外部刺激對人們判斷選擇的影響力受到其與人們反應模式的相容性的實質影響。當外部刺激與反應模式不相容時，建立對應關系的額外思維操作將削弱其影響力；而人們特有的反應模式則提 供了結構化外部刺激的框架，這使得具有相容性的刺激被突出。我們可以在SmithandWdker(1993)提出的認知勞動理論⑥中看到類似的分析：思維活動就像體力勞動，而人們好逸惡勞，因此不喜歡努
注解：
① 需要指出的是另一偏好引出方式導致系統偏差的研究――通過正統經濟學預期效用理論內蘊的確定性等值技術確定效用函數。根據預期效用理論，可以采用鏈式確定性等值技術導出效用函數。但是Kannarker(1974；quoted from Camerer，1995)、MeCord andde Neufville(1983；quoted from Camem，1995)、Hersjey and Sehoemake，(1985)發現，使用概率p和確定性等值所導出的效用函數存在系統偏差。
② 中東高速公路案例屑于決策性世界的選擇問題。關于決策世界的分類，參見(馮燮剛、李子奈，005)。
③ 在Tversky，slovic，abd Kahneman(1990)的實驗研究中，不可逆轉性能夠解釋10％的偏好逆轉，而程序不變性則能解釋66％。 Loomes，Starmer，and sugden(1991)則表明，不可逆轉性能夠解釋20％的偏好逆轉，如Loomes and Taylor(1992)則得到了25％的 偏好循環。這樣，不可逆轉性或過程依賴性在偏好逆轉的解釋中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④ 比如一個具有四個燃燒器的爐子，若四個燃燒器按照方陣排列，那么按照方陣對應排列控制按鈕要比按照直線排列控制按鈕要便 于控制(Tveeaky and Thaler，1990)。
⑤ Tverky，Sattath，mdSlovic[21]對比較選擇和價值匹配兩種過程的比較研究中，揭示了比較選擇的字典排序特點：即兩維選擇中更 突出的維度在比較選擇過程中比在匹配過程中產生更大的影響。顯著性效應實際上是度量相容性原理的一個推論：某一維度的權 重將由該維度與反應模式的心理相容性決定。
⑥ 值得注意的是，Camerer對認知勞動理論持謹慎態度。在他看來，把所有的認知過程細節都壓縮到高度概括的“努力”(effort)， 是從認知心理學范式(將大腦比作計算機的信息處理范式，是20世紀60年代以后的主導心理學范式)向行為主義心理學范式 (將人比作一個刺激一行為反應器，主要研究人對各種刺激的反應，人的大腦被比喻為黑箱，而認知過程的細節則被忽略了)的 倒退(1995)。
力思考。更多的思維努力總是服務于更強的刺激，更大的思維投入將降低反應的可變性。在上述賭局 選擇的案例中，當進行賭局定價時，由于需要確定賭局的現金價值，按照反應模式相容性原理，賭局 的回報維度被突出，而概率維度被弱化，因此低概率、高回報的$賭局被突出。而在進行賭局選擇 時，獲得的可能性則由于同樣的原因被強化，因此高概率、低回報的P賭局被選擇。同樣的原理可 以解釋高速公路建設方案與延時回報選擇案例。
總的來看，這些偏好逆轉以及其背后的反應模式相容性機制是標準經濟分析無法面對，也是無法忽視 的。選擇問題的啟發程序會改變選擇各個維度屬性的權重，這使得“決策者有一個固定的偏好順序”的傳 統假設受到了嚴重質疑。正統經濟分析中程序不變性假設的取消，直接產生了值得深思的結果：偏好的程 序依賴性意味著決策者并沒有事先確定的偏好關系，偏好關系是在問題展開過程中被塑造的。
三、動態演進的偏好――占有效應
行為經濟學對結構化效應和引出效應的系統分析，取消了正統經濟分析中關于偏好關系外延無關 性的假定。偏好關系對于選擇問題被呈現的背景框架和呈現過程的依賴，正是偏好關系在特定背景 下、特定過程中被塑造的間接表述。這取消了正統經濟分析的邏輯起點――有一個預先界定好的選擇 集和基于其上的偏好關系。行為經濟學對占有效應(Endowmenteffect)的研究，則從另一個角度取 消了偏好關系事先得到完備界定的可能性。
在正統經濟學理論中，對給定的商品，決策者的買價和賣價應是同一的。但許多實驗研究表明，在買 價和賣價之間存在較大的差距。環境經濟學家HammackandBrown[6]在上個世紀70年現了買賣價格差 距。他們發現，獵鴨者愿意支付2478以保持某一濕地適于鴨子生存，但卻要求1044$作為放棄該濕地的 補償。Thaler[17]給出了著名的例子：一個消費者以$5單價購買了一箱葡萄酒，幾年后，葡萄酒商愿意以 $100單價回購但被其拒絕了，盡管他現在決不會以高于$35的單價購入新的葡萄酒。
Thaler利用局部選擇理論[10]對此現象進行了解釋：購入新的葡萄酒的價格在經濟學上被解釋為 葡萄酒的機會成本，而出讓自己收藏的葡萄酒的價格卻不是機會成本，而是讓渡成本(out-of- pocketcost)。前者對應葡萄酒的獲得，后者對應葡萄酒的損失。根據局部選擇理論，消費者將是損失 厭惡的。因此，由于消費者購進葡萄酒后，改變了消費者資源配置的初始狀態，將葡萄酒的增加或減 少轉化為收益或損失的基準發生了變化。與獲得的機會成本相比，放棄的讓渡成本必然被賦予更高的 價值，即放棄帶來的痛苦要大于獲得帶來的快樂，此即占有效應。換句話說，人們對自己擁有的東西 的估值要高于他們不擁有的東西，占有效應將改變人們的喜好。由于讓渡成本和機會成本的不同，占 有效應取消了新古典經濟學范式中無差異曲線的可逆性，這同時意味著兩條無差異曲線可能相交[9]。 Tversky and Kahneman[19]的研究揭示了由于占有效應的影響形成的基準依賴的偏好結構，并對科斯定 理提出了質疑：即使交易成本為零，由于占有效應，相對其它沒有獲得的物品，人們提高對已經獲得 的物品的評估價值。這樣，資源的最初配置狀態引起經濟主體內在喜好的變化，引起無差異曲線的系 統移動，對資源最終配置產生實質性影響。
在上述案例中，占有效應主要通過改變消費者對占有物的價值評估，而改變了對占有物的偏好， 從而引起消費者對特定商品空間相對偏好關系的變化。
LoewensteinandAdlerL[19]進一步對人們是否能夠預知占有效應對他們自己喜好的影響進行了研究。 研究發現，由于兩方面的原因，人們在預知自己的喜好變化上存在系統偏差。第一，占有效應引起的 喜好變化是如此迅速，以至于人們無法預期，這阻礙人們從長期的獲得、占有、放棄實踐中了解喜好 是如何變化的；第二，僅當面臨放棄占有物的情形時，人們才會表現出對占有物的迷戀，而獲得和放 棄通常具有時間間隔，人們一般無法獲得迷戀占有物的反饋。對最初評價的遺忘進一步對這種反饋產 生了干擾。這樣，人們在無意識中受到占有效應的影響，在不知不覺中進入了自己選擇的陷阱，對自 己選擇的可逆性存在不切實際的想法。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們看到，選擇問題呈現的特定背景(結構化效應)和特定過程(引出效應) 的不同會引起決策者的偏好關系發生逆轉，這就好像具有特定面貌的人在不同的哈哈鏡中看到了不同 的影像。決策者經過學習、訓練后，可以讓選擇問題背景隱含的參照系、讓不同的引出過程透明化， 確認哈哈鏡之間的轉化關系，外部環境對決策者偏好關系的影響可以因此被削弱直至消除。但是占有 效應的影響卻是實質性的，它通過改變決策者的資源邊界條件，對決策者選擇用以感知收益和損失、 痛苦和歡樂的參照系產生了實質性影響，從而改變了決策者的偏好關系。占有效應不像外在的哈哈 鏡，而更像生物體的生長過程，對特定商品的選擇和放棄，就好像生物體的消化吸收和排泄活動一 樣，對消費者的內在的偏好關系結構產生了實質性影響。這樣，預先界定的偏好關系被顯現的內涵不 變性假設遭到了行為現實的根本消解。
這樣，在決策者與其所在的環境的互動過程中，隨機性的選擇背景和引出過程使決策者暴露在一 個高度不確定的選擇環境中。在隨機性的結構化效應和引出效應的作用之下，決策者的現實行為是高 度隨機的。但隨機性的選擇行為卻會產生實際的選擇結果，而實際選擇結果將進一步因占有效應對決 策者的喜好產生實質性影響。這樣，偏好關系不僅是動態演進的，而且完全是一個隨機過程。我們既 沒有預先給定的偏好關系，也無法對動態演進的偏好關系進行預測，人類喜好或偏好并不是人們主動 選擇或理性計算的結果，而是在與環境之間的高度隨機的獲得、占有、放棄實踐中被塑造。這樣，占 有效應、結構化效應和引出效應的結合，完全取消了正統經濟學的內涵不變性和外延無關性假設，正 統經濟學分析的前提和基礎受到了致命的質疑。
四、經濟資源的不可替代性――思維會計
在正統經濟分析中，用于購買各種商品的資源是完全可以替代的。這意味著，就決策者千差萬別 的選擇評價或行為描述而言，盡管每一個決策者的主觀感受不同，但卻可以由中性的經濟資源去客觀 度量，完全可替代的經濟資源提供了一個客觀度量主觀感受的經驗框架。在這個經驗框架下，我們只 需要關注經濟資源的配置情況。描述性轉向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發現，在于揭示了決策者在處理各種交 易活動時的思維會計原理，對經濟資源的完全可替代性提出了無可辯駁的質疑。
根據Thaler(1999)，思維會計(mental accounting)是指個人或家庭為了跟蹤資金流向，控制支 出，而像財務或管理會計那樣，在思維中將個人的財務活動進行記錄、總結、分析和報告的會計活 動。思維會計由三個部分組成：思維會計系統為決策者知覺或經驗事件結果、進行事前或事后的成本 一收益分析提供基礎；像真實的會計系統一樣，思維會計會將資金的來源和使用進行分類，歸入不同 的思維賬戶；思維會計系統會以不同的頻率評估各種賬戶，使賬戶每天、每周、每月、每年或以其他 頻率，在較寬或較窄的范圍內進行平衡。對各種交易活動而言，把交易行為歸入思維賬戶的過程，實 際上就是確定該交易行為賴以進行評價的參照系的過程，從而決定了決策者如何把交易行為結構化為 損失或收益，對實際的選擇行為產生實質性影響，
我們看看兩個行為試驗：
1．驅車購物案例[11]
情形1：你打算在附近某個商店購買一件價值125$的襯衣和價值15$的計算器。你被計算器銷 售員告知，在車程20分鐘以外的分店，計算器價格為10$。你是選擇在附近商店買，還是驅車去分 店買?試驗結果表明，大多數人選擇去分店購買。
情形2；你打算在附近某個商店購買一件價值15$的襯衣和價值125$的計算器。你被計算器銷 售員告知，在車程20分鐘以外的分店，計算器價格為120$。你是選擇在附近商店買，還是驅車去 分店買?試驗結果表明，大多數人選擇就地購買。
2．看戲案例[11]
情形1：你購票以后前去看戲，但在快動身前，你發現票丟了。你是重新購票前去，還是放棄? 試驗結果表明，大多數人選擇了放棄。
情形2：你打算前去看戲，但在快動身前，你發現丟了部分錢(恰好可以買一張戲票)。你是購 票前去，還是放棄?試驗結果表明，大多數人選擇購票前去。
在看戲案例中，人們在丟失了票的情況下，比在丟失了同樣數額的錢的情況下，更不愿意重新買 票。思維會計原理給出了這樣的解釋，購票支出被歸入看戲思維賬戶之下，丟失票的損失記入了該賬 戶，而丟失同等數額的錢則沒有歸入相應的賬戶。因此，戲票丟失后，重新買票，則使看戲變得非常 昂貴；而丟失同等數額的錢，則與看戲無關。在驅車購物案例中，購買計算器和襯衣的支出以及驅車 前往成本被分別記人了不同的思維會計賬戶，在第一種情形中，在計算器的思維會計賬戶中，就近購 買計算器價格要高出33％，是一個很難接受的交易①；而在第二種情形中，就近購買計算器價格僅僅 高出4％，是可以接受的。
在上述案例中，消費者的行為與正統經濟分析的結果是完全不同的。在正統經濟學范式中，預算 內各種賬戶的錢是完全可替代的，時間也是可以完全替代的，也就是說在任何活動上的時間投入的邊 際價值都應該是相等的。在思維會計分析中，人們可以發現這兩種替代性都是站不住腳的。在看戲案 例中，人們丟失了票與丟失了同等數額的錢，卻產生了差異很大的選擇行為，前者不愿意再購票，后 者則愿意。在驅車購物案例中，人們可以為了一件小商品驅車20分鐘以節約5$，但卻不愿意為了 大宗商品驅車20分鐘節約5$。
Camemreld．[3]則在對出租車司機工作時間的研究中發現，正統經濟學關于工作時間和薪酬的替代性假設是存在問題的。研究發現，司機們一般根據租車費等設定每天的工作目標，一旦達到目標， 就停止工作，這直接導致他們在生意好的日子里工作時間短，而在生意不好的日子工作時間長。這違 背了正統經濟學關于工作時間和薪酬關系的標準解釋：薪酬越高，工作時間越長，人們愿意放棄更多 的閑暇。從思維會計的角度來看，出租車司機每日確定目標的工作方式，實際上是一天進行一次思維 會計賬戶的評估。
就思維會計而言，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決策者何時啟用某個賬戶，何時關閉它，即選擇歸并問 題：決策者何時把某一思維會計賬戶中的交易活動進行歸并。經過歸并后的思維會計賬戶的狀態將為 后續交易活動的評價提供參照系，先行選擇的結果由此才會對后續的選擇行為施加影響。與選擇歸并 相關的著名案例來自于股票投資之謎(Mehra，Prescott，1988)。從美國的數據來看，股票投資和國債 投資之間的收益差距是非常巨大的，從1926-1998年的70年間，股票投資的年收益率約為6％， 1926年的10股票投資到1998年變成了1800$；而與此對應，1G的國債投資只能得到15$(一半 被通貨膨脹吃掉了)。風險厭惡并不足以解釋股票投資之謎；BenartziandThaler[3]利用思維會計原理提供了說明。人的風險態度將取決于他們重新設置評價基準的頻率，即他們多么頻繁地重新評估他們 的資產組合②。他們的研究發現，投資者一般每13個月評估：―次他們的資產組合③。這樣，股票投資與債券投資在長期中的巨大差距被忽略掉了，這正是行為經濟學家對股票投資之謎的解答④；
綜合來看，思維會計原理反映了決策者在進行選擇評價時的幾個重要特點：(1)決策者進行選擇評價的參照系是多維參照系，同一個選擇問題的不同方面補歸入了參照系的不同維度，在參照性的不同維度上被結構化為收益和損失。由于參照基準的不同，結構化后的結果不同，不同思維會計賬戶中的經濟資源失去了可替代性。(2)決策者以某種頻率不斷地進行思維會計賬戶的選擇歸并，從而不斷地調整參照系，選擇問題的評價基準因而發生持續的變動。(3)決策者參照系的調整周期是不定的，被特定的情形決定。
在局部選擇理論[16]中，價值載體從正統經濟學的財富狀態量改變為財富變化量，由此引入了一維的參照系。作為行為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思維會計研究表明，不同背景、不同過程、不同形式的財富變化量
注解：
① Thaler(1999)引入了交易效用(tramactionutility，被定義為實際支付價格與參考價格(通常價格)的差距)概念，來解釋人們對交易公平性的偏好。對同一物品(比如價值10的啤酒)，人們可以接受在高級酒店中的高價(4$)，但不會接受在雜貨店中超過2$的高價。
② 注意在局部選擇理論中，由于人們基于一定基準確認收益或損失。與此相伴的必然還有財富狀況評估的頻率，或者決策者評估富狀況的周期。每一次新的評估都將確定新的基準。另外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是，基準本身的相對性。按照Thaler(1999)對歸并行為的研究，賭博贏家不會在一天之內根據當天的輸贏調整基準。
③ Benartzi and Thaler關于資關組合評估周期的研究說明什么呢？不是投資者的思維會計法則決定了人們一般會以年為評估周期，而是地球季節變化的周期性，與此相關的人類活動的周期性決定了年度的評估周期。
④ 這種思維會計行為被他們稱為短視的損失厭惡(myopic loss aversion)。Kahneman and Lovallo(1993)給出了一個更加一般化的解釋――狹隘的結構化(narrow framing)：決策者一次只處理一個問題，而不是把該問題作為一部分納入一個全面的、完整的分析框架。這樣，由于基準置頻率的影響，在長期來看可行的投資策略在短期內卻被忽略了。
所承載的價值并不相同。思維會計實際上是多元的結構化過程①。多元結構化效應對正統經濟學分析是破壞性的，一向被視為中性的、可以相互替代的貨幣或時間等經濟資源的可替代性被取消了。
五、結 語
在行為經濟學家看來，現代風險決策理論是從賭局的邏輯分析上發展起來的，而不是從風險和價值的心理分析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此，現代決策理論所建構的是理想決策者的規范模型，而不是對真實決策者行為的描述[19]。行為經濟學研究在心理現實化方向的深入，逐漸觸及到了正統經濟學的基礎性假設，為我們揭示了偏好關系的動態演進圖像――偏好關系在決策者與其身處的環境之間高度隨機的互動過程中被塑造，取消了偏好關系預先得到完備界定并在行為過程中保持一致的可能性。行為經濟學由此跳出了正統經濟學設定的基本框架，放棄了正統經濟學先入為主的規范性理想。
從經濟學及心理學創建以來，學者們關于實體意義的心理基礎一直處于永無休止的爭議之中。在單極化的本質主義思想傳統[5]之下，行為經濟學與正統經濟學及心理學一樣，試圖通過心理現實化在決策者一極確定普遍永恒的行為依據。這樣建立的理論，要為決策者和其身處的環境之間關聯互動的行為現實提供說明，理論解釋與行為現實之間必然產生系統偏差。事實證明，行為經濟學家心理現實化后建立的理論并沒有取得比預期效用理論更加好的行為解釋力[7]。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行為經濟學放棄了先入為主的規范性理想，在描述性轉向的形成過程中，開始遠離不可觀察的心理世界，越來越接近我們生活經驗的現實世界。
雖然行為經濟學放棄了找到永恒普遍的心理法則框架――完全理性的自我――作為選擇行為終極依據的規范性理想，但他們并沒有真正放棄規范性理想，他們追尋的仍然是某個具備描述的心理法則框架――有限理性的自我。只是在描述性轉向后，行為經濟學放棄了完全理性，而轉向了有限理性[12]；放棄了事先完備界定心理法則的先驗玄想，而在決策的背景中、過程中去確定。描述性也好，規范性也罷，一顆觀察、判斷、選擇的心，仍然是經濟學微觀理論的基礎。在行為經濟學的研究成果中已經清楚地看到，心理現實化和描述性轉向真正指向的并不是心理，而是現實，即行為現實化。經濟學理論在向現實世界開放的過程中，逐漸融入了現實世界，更加深遠的經濟學理論范式變革――關系論轉向[5]已經非常清晰地展現出來：在決策者和其身處的環境互動過程中發生的行為的依據，既不可能單一地來自于自我(無論是完全理性的自我還是有限理性的自我)，也不可能單一地來自于自我所處的現實世界，更與自我和現實世界之外的第三者(某種結構的本質實體，比如意志、直覺、潛意識、心靈、靈魂、上帝等)無關，而必然在自我和現實世界的關聯互動過程中被確定。 決策者不是設計者，也不是觀察者或自動機或理解者，而是參與者，決策者與現實世界之間的關聯互動構成其行為的全部。在關系論轉向后，正統經濟學的微觀心理基礎問題乃是在根深蒂固的單極化本質主義思維模式下提出的虛假問題，既無法界定，也無須界定，更不必回答[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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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① 根據Kahneman and Tversky[17],當面對多屬性的選擇時，決策者會基于多個維度的參照系(multiattribute reference state), 建立多個思維 賬戶(mental account)對選擇的利弊進行多個維度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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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Foundation of Orthodox Microeconomics
FENG Xie - gang, LI Zi - nai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jing 100084, China)
經濟結構理論范文4
1.1團隊人力資本測量的研究從“投入說”、“產出說”到“內容說”，人力資本的內涵與外延不斷發展。學術界和產業界普遍贊成知識、技術、技能、素養等是人力資本本質要素的觀點。但由于其難以測量，常用簡單、客觀、便于操作的顯性指標作為替代，學歷、職稱、年齡、性別等的百分比便成為測量團隊人力資本結構的選擇。但這種方式對團隊人力資本的反映是表象的而非實質的，對具有相同人力資本結構的團隊價值創造不同的現象缺乏有力的解釋。
1.2團隊匹配內容及機理的研究在人員匹配內容及機理方面，按照匹配對象主要分為人－崗匹配、人－團隊匹配、人－組織匹配三類。人－崗匹配是從崗位分析出發，員工的技術、知識、能力與崗位需要之間的匹配［16］;人－團隊匹配是個人和團隊其他成員在目標、價值觀、特質等方面的匹配;人－組織匹配是指個人的人格、價值觀、目標、態度與組織的文化/氣氛、價值觀、目標、規范的匹配，以及組織提供的資源、財政、物質、心理、機遇、任務、人際等與個人供給的資源、時間、努力、承諾、經驗、人際等的匹配［。現有人員匹配主要圍繞個人匹配展開，但對于把團隊視為整體與工作對象匹配問題的研究也有所涉及，例如:孫銳等(2007)分析了知識型團隊與知識工作任務的匹配關系，探討了知識型團隊的動態能力構建機制［25］。馬衛華等(2012)通過實證研究表明學術團隊的研究偏好與產學研合作項目越匹配，產學研合作將有助于提升團隊的學習能力［?，F有將團隊作為整體與作業對象匹配的研究已初見端倪，主要是針對某一背景，研究團隊匹配對組織關注內容的作用關系，對如何實現匹配的方法類研究還有待深入，因此，將揚長避短的分工思想引入團隊管理，考慮不同團隊與不同作業對象之間優勢供需一致的工作安排，以期盡可能地發揮團隊優勢。
1.3雙邊匹配模型及算法的研究這部分研究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一般性的雙邊匹配模型算法的研究，雙邊匹配思想起源于指派問題，通過多目標多指標決策、數學建模與優化等方法對以滿意度、穩定性為目標的方法及決策支持系統等雙邊匹配問題開展研究。從GordenforsP(1975)提出偏好匹配以來，人們從序值信息的雙邊匹配決策模型及其穩定性判斷方法、隨機分布序值偏好的Gale-Shapley匹配算法等，構建了基于偏好的匹配模型?；趦瀯萁Y構的匹配是一種特殊的偏好匹配，但更加具體深入，因為它定量地刻度了優勢與劣勢。一類是具有實際背景的雙邊匹配決策研究，例如:“人－設備”匹配主要是通過生理學、醫學、人體測量學、美學等，研究負荷與職業健康、作業方法等內容，劉建剛等(2009)基于“任務－團隊匹配矩陣”及“任務－團隊效率矩陣”提出了任務智能化分配法［41］。但缺少將優勢與劣勢嵌入到匹配決策的思想。已有研究推動了人力資本理論和匹配決策理論的發展，豐富了雙邊匹配決策模型和方法。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現有對團隊人力資本結構的測量主要是面向顯性結構，該種方式對團隊整體人力資本缺少實質性表述，與人力資本的價值創造本質脫節，難以反映團隊的優勢與劣勢，對揚長避短的團隊任務指派缺少決策支持，也不利于團隊人力資本效用的充分發揮?；诖?，本文開展以下研究:(1)提煉面向隱性結構的團隊人力資本競優結構的概念及構建其測量方法;(2)鑒于現有團隊任務分配較少考慮團隊優勢，提出基于團隊人力資本競優結構的“團隊－工作對象”匹配模型，以期實現多團隊多作業對象之間的科學分工，實現團隊價值的優化，通過算例驗證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2基于人力資本競優結構的“團隊－作業對象”匹配模型
2.1團隊人力資本競優結構概念本文把團隊人力資本結構分為顯性結構和隱性結構，顯性結構是基于對團隊個體的累計百分比，可直接觀測、計量，以年齡、性別、職稱、教育程度、級別的比例關系結構。隱性結構是把團隊作為一個整體，基于人力資本的內質指標集，團隊的各項知識、素質、能力、技能、觀念等指標實際值強弱相對比較結構。顯性結構能反映團隊基本的勝任素質，可以作為能否參與多個團隊與多個作業對象匹配的基礎，需要說明的是，在組織的管理實踐中，常?；谄胶庑钥紤]，使得各個團隊的顯性人力資本結構差異不大，這也導致通過顯性結構無法實現團隊與作業對象之間的最佳指派，也就是團隊盡其才、物盡其用的指派。而隱性結構由于其刻畫了自身優勢與劣勢，彌補了顯性結構的不足，考慮到作業對象對團隊人力資本優勢與劣勢的偏好差異，在對團隊與作業對象匹配的決策過程中，顯性結構和隱性結構要結合起來，首先通過顯性結構作為是否可以參與匹配決策的依據，也就是通過顯性結構達標程度，保證團隊人力資本滿足工作對象的基本要求。然后把隱性結構作為如何配對的根據，實現有利于團隊發揮最佳效能的指派工作。團隊人力資本隱性結構是在以團隊作為整體的條件下，在成員個體人力資本及團隊成員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及知能交叉影響下，以團隊為整體的人力資本各項指標值之間相互比較的強弱結構。以挖掘和充分利用團隊人力資本價值為手段和目標，從而提高團隊價值創造力的方式即“競優”，團隊人力資本競優結構是從最有利于認可團隊價值的角度識別的一種隱性結構。通過識別團隊人力資本隱性結構，尤其是競優結構，能夠了解團隊的優勢與劣勢，為團隊人力資本提升、作業對象匹配等決策提供支持。團隊人力資本競優結構的內涵與相關概念區別如圖1所示。
2.2團隊人力資本競優結構的測量方法源于人本心理學的需求層次理論，被最大程度認可是人們的永恒追求。競優結構是能最大程度反映團隊價值的參數結構。團隊人力資本競優結構識別方法是基于效用函數，依據團隊各項人力資本指標信息，以優化技術為依托，實現團隊人力資本價值最大化的指標價值參數確定方法，它能夠對各項人力資本指標相對優劣程度刻畫、分析、判斷并給出推斷結論。本文選取具有目標引導作用的距離效用函數，以優化模型的價值參數為決策變量，以效用最大化為目標，模型的價值參數最優解即團隊人力資本競優結構的數學表達式。具體而言，就是在團隊人力資本內質指標體系(x1，x2，…，xm)的基礎上;根據團隊各指標實際值，以指標價值參數(w1，w2，…，wm)為決策變量;通過優化表現團隊人力資本價值的效用函數Yi=f(wi，xi)，i=1，2，…，m，競優結構的數學表現形式是實現MAX(Yi)的(w*1，w*2，…，w*m)，w*j為指標j的團隊人力資本優勢度。鑒于人力資本內質指標需要通過專家評分法獲得，模糊數形式較能反映專家評分思維模式，用模糊距離函數表示團隊人力資本價值，則團隊人力資本競優結構的測量模型。
2.3“團隊－作業對象”競優結構相似度測量方法“團隊－作業對象”競優結構供需匹配度越大，團隊人力資本發揮的空間越大。用相似度大小表示二者匹配程度，優勢結構相似度按公式(3)計算。
2.4基于競優結構匹配度的益損值團隊與作業對象的人力資本競優結構匹配度越大，越有利于人力資本創造價值，把團隊指派給該作業對象的人力資本效能收益為。
2.5“團隊－作業對象”匹配指派模型設yij表示0－1決策變量，yij=0表示不將團隊pi指派給工作對象gi，yij=1表示將團隊pi指派給工作對象gi，建立如下指派決策模型。其中，zA為團隊人力資本損失，zB為工作對象的損失。FA為團隊成本矩陣，FB為工作對象成本矩陣。通過上述分析，可得基于人力資本優勢結構的“團隊－工作對象”匹配流程為圖2所示。
3算例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鋼鐵企業設備組成與功能越來越復雜，個體由于認知能力的限制，在設備安全運行上常常需要團隊去完成單個個體難以解決的問題。在企業管理過程中，如何實現團隊與重大關鍵設備這一作業對象的匹配優化是提高生產效率、增強安全水平、提升員工滿意度的重要途徑之一。當團隊的人力資本優勢與劣勢與所作業的設備優勢與劣勢偏好一致時，團隊的工作效率就更高，團隊績效就更好，事半功倍。否則就會事倍功半、帶來人力資本浪費。因此，實現鋼鐵企業生產一線團隊與設備之間的匹配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RZ生產線是AG集團的生產重地，分為加熱爐區域、粗軋區域、精軋區域、卷曲區域四個區域，每個區域有完成相應功能的重大關鍵設備群，每一個設備群可以視為一個作業對象。該廠主要有四大團隊，團隊由生產人員、點檢人員、協力人員組成，主要包括機械專業人員、冶金專業人員、軋鋼技工生產協力，鉗工、電工、配管、電焊、氣焊等專業的設備協力組成，年齡結構主要分布在28歲到45歲，性別多為男性，職稱按照高級、初級、中級的比例為10%，60%，30%;學歷結構為研究生10%，本科生60%，?？粕?0%。根據各個團隊的顯性人力資本結構以及各個設備群對于工作團隊的基本要求，通過專家討論，認為團隊2無法勝任設備群2的作業需求，團隊3無法勝任設備群4的作業需求，故在匹配成本矩陣中通過匹配成本為無窮大來體現，以保障排出將團隊2匹配給設備群2的可能性，團隊3匹配給設備群4的可能性?；趯︿撹F企業的實地調研，發現6類團隊人力資本質量指標對于設備安全運行尤為重要，團隊及設備在各指標的指標值是以訪談方式獲得，以區間數形式給出。團隊的人力資本指標值如表1所示，設備群的人力資本需求指標值如表2所示。依據模型(1)、(2)、(3)得到團隊人力資本實際競優結構合設備群人力資本理想競優結構，如表5和表6所示。根據公式(4)、(5)、(6)，設團隊與設備匹配損失具有對稱關系，“團隊－設備群”匹配的人力資本效用損失值為表7所示。根據公式(7)、(8)、(9)、(10)、(11)，基EXCEL于目標規劃的匹配模型求解，得到“團隊－設備”匹配方案。將團隊1匹配給設備4，將團隊2匹配給設備，1，將團隊3匹配給設備2，團隊4匹配給設備3。
4結論
經濟結構理論范文5
【關鍵詞】法權結構；現代經濟法；權力；權利
【正文】
一、法權結構的界定
1．法權結構中的“法”。法權結構中的“法”包括三個層面：一是主體認知的“法”，主要是從學理角度而言的，包括學者對規則及制度的價值追求、一般民眾對于規則及制度的普遍向往，主要體現為學理性的著述、大眾的信念；二是法律規定的“法”，主要是指成文制定法，即由國家機關、國家授權機關制定或認可的規范性文件；三是現實表現的“法”，主要是指制度生活的行動者實際確立、維護并遵守的實踐規則。以上三個層面分別構成法權結構的不同形態：應然態、法定態和實然態。[1]
2．權力和權利。根據政治哲學和社會學晚近的研究成果，權力更強調一種“控制權”，而權利則意指一種“行動的自由”。[2]權力和權利的本質利益屬性，也不再局限于單純的經濟利益或資源，而擴大到了幾乎一切形式的資源。在當今社會，由于資源形式多樣且數量巨大，任何公民個人、團體、國家機關等等都可以享有一定的資源，若是在一定的范圍內獲得了廣泛的同意，自然就會產生強制性的支配和控制能力。[3]同時，權力與權利除了數量上的比例關系，還存在其他多種形式的關系。包括二者相互的影響、二者在一定的社會情勢下發生的互相轉化、二者在具體場域中的不同組合，等等。
總體而言，權利與權力二者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可以分為兩個極端：互侵與互動。所謂“互侵”，包括兩層含義：一是指單極化的權力（國家權力）對個體權利的吞噬；二是指分散化的個體權利對國家權力的反對或者武力反抗，以及個體權利對原屬于公共權力領域的侵犯。所謂“互動”，同樣是從兩個方面而言：一是指多元化的權力（國家權力與社會權力）對社會個體權利和團體權利的尊重與信任；二是指有組織的、自治的社會個體權利和團體權利對公共權力（國家權力與社會權力）的監督與信從（一種建立在信任和信念基礎之上的配合與服從）。一般說來，法權結構不是靜態的，而是常處于變動不居之中。就人類歷史的總體發展趨勢而言，法權結構表現為由“互侵”到“互動”的變遷。權利對權力的態度以及相應的行動，也從屈服、盲從，逐漸演變為反對、暴力反抗，到理性思考、有限參與，再到追求自治、積極參與、嚴格監督，等等。當然，這是理想的變遷描述，實際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某些反復甚至倒退亦在所難免。
二、經濟法的法權結構
法權結構是指包含于法之中的權力與權利的關系，經濟法的法權結構就是包含或體現在經濟法之中的權力與權利二者之間的關系。由于這里的“經濟法”存在應然、法定、實然等多個形態，相應的法權結構即經濟法中權力與權利的關系也存在應然態、法定態和實然態三個互相聯系又互有區別的層次。
筆者將法權結構在性質上界分為傳統和現代兩種。傳統法權結構最突出的特征是權利與權力之間的“互侵”，與之相對，現代法權結構最突出的特征是“互動”。以此為基礎，“傳統法權結構和傳統經濟法”與“現代法權結構和現代經濟法”可以形成對應的關系。所謂“傳統經濟法”，從理念維度分析，最基本的特征是“互侵”。在中國計劃經濟時代表現為奉行單向度的“國家干預”的集權思想和“全權計劃”理念，對國民經濟進行幾乎無所不包的計劃和安排；在西方社會則表現為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崇尚的絕對自由和對公共權力的絕對排斥。所謂“現代經濟法”，最基本的特征則是“互動”，表現為秉承“協調互動”的理念，包括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經濟民主與政府管制的“協調互動”等，在促進和張揚公平的市場競爭秩序、體現和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的基礎之上追求政府的有限干預和市場的有限自治。當然，與傳統法權結構和現代法權結構一樣，傳統經濟法和現代經濟法都只是一種大致的、籠統的理論概括。
三、現代經濟法的法權結構的基本層次
（一）應然態：從共生到協調的經濟法理念
應然態的法權結構是主體認知的法權結構，主要是從學理角度而言的?，F代經濟法互動式的法權結構表現在應然層面，體現為經濟法理念對于互動的詮釋。經濟法的理念即經濟法的宗旨、基本精神和價值追求。筆者以為，經濟法的互動理念從法理角度看體現為共生，從制度角度看體現為協調。
經濟法權力與權利之間的互相融合、互相轉化、相輔相成等關系，在法理層面都是共生的反映與體現，是權力與權利之間互動的高級形態，在有些場合，經濟權力與經濟權利甚至是互以對方為條件、須臾不可分的，比如在商會的組織運作中，商會對成員的組織、管理的權力與商會成員參與商會運作的權利互為條件、互相依存。協調作為一種理念，其內涵也在于強調各個因素之間的互動和共生。作為制度層面的理念，協調強調的是互動的制度化的理論表達，包括主體的協調、行為的協調、責任的協調等等。主體的協調是指分享經濟法權力的主體與分享經濟法權利的主體在機構設置、資格認可上的對應；行為的協調是指經濟權力主體行為與經濟權利主體行為之間的配合；責任的協調是指權力主體因違法的經濟權力行為所承擔的責任與權利主體因違法的經濟權利行為所承擔的責任之間的匹配。
（二）法定態：經濟法制度間的功能組合
法定態的法權結構是實體法及程序法規定的法權結構，主要是從立法角度而言的?，F代經濟法互動式的法權結構表現于法定層面，主要體現為各種經濟法制度之間的功能組合。
法律功能的組合就是按照一定的原則和目的，在分析不同法律各自具有的功能的基礎上，尋求功能之間的組合以形成協同效應。就經濟法制度之間的功能組合而言，即是針對具體的經濟問題，主要通過經濟立法將體現不同理念和原則的經濟法律規范進行組合，并通過執法、司法、守法等法律實施環節予以落實。實現經濟權力與經濟權利的互動，在法定層面上最關鍵的就是完善經濟法制度間的功能組合。比如在城市管理、規劃行為中，政府的土地征用、房屋拆遷規劃等經濟權力必須與民眾獲得生活保障、獲得再就業和再發展的經濟權利相共生、相協調，才能發生互動的效果，這就需要土地征用制度與失地農民的生活保障制度、發展制度之間的組合，需要城市房屋拆遷制度與拆遷公民的生活安置和再就業發展制度之間的配合。
（三）實然態：從“互侵”中探尋通往“互動”之路
實然態的法權結構是指社會現實的經濟生活體現出來的權力與權利二者的關系，與應然態和法定態的法權結構不同，它是法權結構在現實層面的終極表達。從功能的意義上講，只有這個層面上的法權結構才真正體現了現代經濟法的法權結構實現互動的范圍和程度，因而這個層次的研究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但法律的現實運行會受到很多不確定因素的影響，因此對實然態法權結構的分析也具有更大的難度。
從經濟權力與經濟權利的現實生態來看，經濟法的法權結構在實然層次上存在很多的不協調，準確地說，在性質上離互動還相差甚遠，“互侵”的現象反倒更為常見。比如商會組織不健全出現內部人控制的問題，反映了經濟權利和經濟權力之間的不協調、不配合，甚至相互侵占、職能錯位、功能失效等狀態。因此，對實然態的法權結構進行分析，真正的價值還是在于從權力與權利之間的不協調入手，從二者之間的“互侵”入手，分析不協調和互侵的成因，以此探尋實現“互動”的路徑。這一路徑最關鍵的問題是必須理順法權結構三態之間的關聯，使得經濟法的法權結構在應然、法定和實然三個層次之間彼此互通、信息和資源共享，實現良性循環。
四、現代經濟法的法權結構的具體特征
（一）經濟權力的多元化和“經濟元權力”的制度化表達
現代法權結構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公共權力的多元化，不僅權力的職能要分散化，權力的主體也必須多樣化。經濟權力主要包括“經濟組織權力、經濟支配權力、經濟強制權力、經濟處罰權力、經濟監督權力”，[4]隨著權力多元化和社會化理論的發展，經濟權力的行政性色彩日漸淡化，個體、社會與國家在對公共經濟事務的支配上都具備了現實性與可能性，特別是在主體上，經濟權力的分享機制可以包括政府的經濟權力、專門性機構的經濟權力社會中介組織的經濟權力、以及社會成員的經濟權力等等。
經濟權力的多元化帶來了經濟權力生態的繁榮，也帶來了潛在的風險，在現代經濟法的法權結構中構建一個針對多元化權力本身的監管機制就變得極為重要。這個監管機制中最為核心的一點應是“經濟元權力”的創設及其制度化表達。所謂“經濟元權力”，也可以稱作“經濟權力的權力”，即創設經濟權力的權力，它是所有個別的、具體的、社會化的經濟權力的合法性和經濟性的基礎，是經濟權力在制度化設置及運作中的終極性的價值標準。經濟權力是特定主體對國民經濟運行施加支配性、強制性影響的資格和能力，特別是對于經濟行政主體而言，其享有的經濟權力在本質上是一種經濟權力，其從事的經濟干預（如宏觀調控與市場規制）行為本質上屬于一種經濟行為。[5]規范經濟權力、約束經濟行為的關鍵在于為相應的權力和行為尋求憲法、意義上的合法性，這種尋求的實踐進路則是探索“規則”、“元規則”[6]在經濟權力和經濟行為領域的制度化表達。只有確立并遵循“經濟元規則”及其衍生的“經濟元權力”，各種具體的、分散的經濟權力才能在根本上獲得合法性，才能在經濟權力社會化、泛化的同時保持自身的規范與正當，從而實現與經濟權利的互動。
（二）經濟權利的自治化與規范化的制度構建
一般認為，經濟權利是經濟法主體依據法律規定或合同約定所獲得的，實現經濟目的的，滿足物質利益需要的權利。事實上，經濟權利的發生往往并不依賴于經濟法律或經濟合同的規定及約定，特別是在大多數場合下，實然態的法權結構都包括了經濟權力及與之相對應的經濟權利。
與經濟權力不同，經濟權利不需要“經濟元規則”、“經濟元權利”的制約，相反，最大化地實現權利、發展權利才是經濟權利的本質內涵，也是互動式法權結構的根本要求。經濟權利的問題在于私權的濫用同樣會造成法權結構的失衡，在經濟權力缺位、越位、錯位的場合下，個體的經濟權利往往會因為空間的無限和監管的缺位而擠占公共空間，結果或是個別的權利主體實施不正當競爭侵犯了其他權利主體的利益，或是若干權利主體通過不正當聯合或結盟實行壟斷、限制競爭，比如價格卡特爾等，從而損害互動的法權結構，損害整體的社會福利。顯然，同權力一樣，權利自身也要具備實現互動的要件，因此必須通過制度構建實現經濟權利的規范化，即對私權濫用的制止。比如經濟法中宏觀調控的功能之一是彌補市場主體力量之不足，市場規制法則主要是對越出正常范圍和幅度的私權進行糾正或懲戒。規范和監管等作用方式主要是消極、被動的，互動式法權結構還要求實現經濟權利的自治化，促使個別、零散的經濟權利主體由分散走向自治。自治即自理，是經濟權利主體獲得更大的自由空間、積極參與公共領域事務、監督經濟權力行使的必然要求，一個有組織的、自治性很高的權利網絡還可以自發地形成自我規范，有效地節約權利監管和規范的成本。
（三）社會經濟權力和權利的權限制約機制的型構
社會經濟權力和社會經濟權利，即社會中介組織掌控及享有的經濟權力與經濟權利。社會中介組織在結構上連接經濟行政主體和市場主體，其重要的功能一是作為經濟行政主體的替代實現對市場主體的自治性管理；二是通過信息制造及傳輸以產出中立、客觀、社會性的經濟評價。前者的代表是形形的商會，后者的代表是各種各樣的信息咨詢和信用評級組織。但社會中介組織的問題在于容易發生行政化和內部人控制。[7]行政化是指社會中介組織變成政府的代表，淪為經濟行政主體的經濟權力觸角的延伸，典型的比如各種官辦產業協會；而內部人控制則是指商會組織內部發生經濟學上的“道德悖逆”和“逆向選擇”，淪為個別成員謀求私益、掌控話語權的工具，社會經濟權力被個別權利主體挪用，社會權力的空間被個別權利主體擠占。
社會中介組織同時具有經濟權力主體和經濟權利主體的資格與能力，這一點使它在現代經濟法的法權結構的互動之鏈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因此，社會經濟權力和權利的勃興是實現及保障現代經濟法的法權結構的關鍵。然而，這種雙重的資格與能力也造成了對其進行規范和完善的重大難題，因為單向的權力制約和權利監管機制此時已經難敷其責。要完成這個目標，最重要的一點應是經濟權限制約機制的型構。我國學者認為，經濟權限是“經濟法主體依法享有的經濟權力、經濟權利和承擔的經濟義務的總和”。[8]經濟權限強調在經濟義務基礎之上的權力與權利的復合，事實上是看到了在經濟權力與經濟權利之間的互動關系中，僅有經濟權力主體與經濟權利主體之間的制約是不夠的，而必須通過另外一個支點完善法權結構內部的互動機制，這個支點就是義務。通過將義務同時附著在經濟權力和經濟權利之中，實現了經濟權力和經濟權利的強制性倚賴，保障法權結構的互動格局。因此，經濟權限本質上是一種法權結構的保障機制，建立健全經濟權限制約機制，是解決社會中介組織的社會經濟權力及權利監管難題的關鍵。
【注釋】
[1]李步云：《走向法治》，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17頁。
[2]（美）丹尼斯·朗：《權力論》，陸震綸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頁。
[3]郭道暉：《權力的多元化與社會化》，載《法學研究》2001年第1期。
[4]劉瑞復：《經濟法：國民經濟運行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頁。
[5]單飛躍：《經濟哲學論綱——經濟法哲學基礎的建構》，載《西南政法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第29頁。
[6]規則，又稱“規則的規則”，參見（澳）布倫南、（美）布坎南：《經濟學》，馮克利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中文版序，第1頁。
經濟結構理論范文6
關鍵詞：循環經濟；嫩江流域；產業結構調整
過去百年中，世界以環境為代價贏得了工業產業的迅速發展和社會財富的短期內暴漲，但隨之而來的一系列環境問題、社會問題使世界各國都陷入了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危機之中。面對世界經濟發展的慘痛教訓，中國經濟發展也面臨新的問題與挑戰，作為東北亞經濟圈內一支潛在經濟力量的嫩江流域，其產業結構的調整也迫在眉睫。本文在立足于循環經濟理論的基礎上，對嫩江流域的環境、生態與經濟發展進行研究和探討，探索資源開發、循環及無害利用的有效途徑，形成一條新的流域經濟發展之路。
一、循環經濟探討
“循環經濟”即物質閉環流動型經濟，是指在人、自然資源和科學技術的大系統內，在資源投入、企業生產、產品消費及其廢棄的全過程中，把傳統的依賴資源消耗的線形增長的經濟，轉變為依靠生態型資源循環發展的經濟。其目的是通過資源高效和循環利用，實現污染的低排放甚至零排放，保護環境，實現社會、經濟與環境的可持續發展。簡言之是指資源投入的循環利用，即資源投入――產品生產――產品消費――廢棄物――轉化成資源――資源再投入，形成物質流動的閉合環，不產生有害排放、環境污染的負作用。
當前，循環經濟正處于研究和實踐的初級階段，其研究核心是以物資的閉路循環和能量梯次為基礎，實現物資自然生態循環，以推動社會、經濟、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其實現路徑大致分為三類：
第一類，資源的高效利用。以礦產資源為例，在傳統產業結構中，我國礦產資源的開發附加值極低，產品生產主要是礦藏的開采和初加工，生產成本高、對環境的影響大，而獲得的利潤少，且隨著世界經濟局勢的變化，一些國家“關稅壁壘”政策的實施，我國礦產資源的投入和生產效益更是面臨嚴峻的危機。因此，只有尋找新的途徑，提高資源的利用率，增加產品的附加值，才能在市場經濟中贏得一席之地，才能使資源投入和產品效益成正比。
第二類，資源的循環利用。這是循環經濟實現的重要途徑，通過現代科技實現廢棄物的再利用，對于節約資源、保護環境都有積極的意義。例如，城市垃圾的回收利用，改革傳統的填埋式、焚燒式垃圾處理方法，變廢為寶，利用垃圾進行發電，實現資源的創新開發，這一類型的資源利用必須以強大的科技作為支持。
第三類，無害排放。人類在現代化工業帶來嚴重環境污染后痛定思痛，總結經驗教訓形成此類認識。我國的工業化發展較晚，更要重工業發展過程中的環境污染問題，以求人類發展與自然環境的和諧共存。由此可見，循環經濟就是在人與自然、環境、科技共存的大環境中實現物質協調、有效、可持續發展的流動型經濟。
二、嫩江流域產業結構調整的必要性和現狀分析
過去幾十年里，全國經濟發展經歷了一個曲折、回環、艱難的發展之路，雖環境污染受到一定關注，但破壞及污染環境的產業發展模式還是大范圍存在。嫩江流域作為我國重要的資源型地區，水力資源、礦產資源、森林資源、文化旅游資源在我國乃至世界都具有重要地位，為經濟協調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從各類資源分布概況、資源開發的產業構成情況來看，在合理開發多類資源的基礎上，利用資源分布的具體情況對該地區進行合理的產業布局，不僅有利于擴大該地區資源的使用效率，而且對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實現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有積極作用。但長期以來，嫩江流域農業產業仍沿用傳統生產模式，生產方式落后、產量低，大量的農藥、化肥的應用對當地水土資源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工業方面，“工業學大慶”的口號至今還很響亮，一方面說明嫩江流域工業發展在全國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使人看到，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大局勢下，大慶等工業老區經濟發展面臨著嚴峻的形勢， “大油田”發展理念的提出和實踐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這一地區面臨的嚴峻發展形勢，給傳統工業的發展帶來了新的契機，也使我們認識到可持續發展需要創新、需要重視環境保護、需要開發資源利用的更大潛力。
根據《黑龍江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中提出“堅持科學發展、主動作為，大力實施‘五大規劃’發展戰略，著力構建‘龍江絲路帶’，扎實推進十大重點產業，經濟社會發展取得重大成就”的要求，發揮嫩江流域獨特的資源區位優勢，帶動整個東北經濟區發展，這無疑是使東北地區經濟彰顯生機與活力的最優舉措之一。
當前，嫩江流域產業結構存在的普遍問題大致如下：第一，產業較為分散，難以實現統一管理，綜合運營效率低，大市場中綜合競爭能力低、抗風險能力不強。例如嫩江縣的大豆產業，其發展雖然有了不小的成績，但產業的綜合發展規劃滯后，產業品牌意識落后，在全國市場競爭中還沒有取得絕對的優勢，在世界市場環境中更是顯示出其發展的不足和巨大的進步空間。第二，產業鏈短，產業的可持續發展后勁不足，產品的附加值還有待進一步提升。第三，傳統的行政區劃對產業綜合發展影響較大，不同省區產業發展的基礎建設重復，發展模式缺少創新，產業發展中缺少合作、共贏。第四，產業發展的文化支撐不夠，很多企業的企業文化建設意識滯后，區域內特有的文化元素難以融入產業發展當中。
三、循環經濟理論對嫩江流域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與啟示
循環經濟理論使世界認識到經濟發展的持續穩定與環境保護之間的密切關系，在這一理論的啟發下，結合嫩江流域所在的三?。ㄗ灾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本文構建其產業結構調整的具體思路如下：
第一，認清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形勢，在循環經濟理論支持下對嫩江流域的產業進行科學整合，實現產業集中發展。如打破原有的行政區劃對產業基礎建設的限制，不同地區可相互合作、扶持尋找共同發展之路，避免產業鏈初級設施的重復建設，將產業鏈發展到更高形態，不斷地提高產業的綜合效益，實現資源利用的最大化和重復利用性。
第二，積極地推進綠色產業的發展，加大對生態園區的投資和建設。例如，嫩江流域有耕地面積近七十萬公頃，2007年底統計嫩江流域農林牧漁總產值為89.24億元，而2015年，嫩江流域的耕地面積并無太大變化，但農林牧漁的總a值卻翻了一番?？梢姡诂F代社會生產力、科技對于資源開發的程度有很大影響。因此，嫩江區域產業機構調整要看清形勢、抓住機遇，延長產業鏈，發揮當地優勢，使當地產業得到穩定、持續發展。
第三，在嫩江流域經濟發展中扶植一批龍頭企業，帶動區域內經濟的發展。一方面，產業結構要有特色，能夠體現地方文化和地方特色，如農產品相關產業的發展中，將地域文化融入產品品牌和包裝中，既是宣傳產品，也是弘揚地域文化，使產業發展依托文化元素走得更遠。另一方面，注重產業品牌建設和宣傳，引導企業樹立品牌意識，拓展產品市場，使企業發展走出地區、面向世界。正確定位嫩江區域產業發展方法，優化產品的營銷策略，使產業結構調整的同時企業產品能夠在大市場站穩腳跟。
第四，地方政府政策需加強協作與整合。嫩江流域是一個以經濟聯系、社會文化聯系以及生態聯系為核心的一體化區域，由于它并不是一個完整的行政地域單元，因此在推進產業結構調整的進程中，還需進行跨地區、跨地方的政府政策的協調與合作，對已經被行政體系“碎片化”了的市場關系進行重新梳理，對相互沖突、相互內耗的政策體系、分散制度進行重新協調與整合，提高制度安排的一體化水平和效率，促進嫩江流域產業結構的進一步發展與升級。
嫩江區域產業結構的調整要以資源的高效利用、循環利用、無害使用為指導，結合循環經濟理論實現該地域經濟發展的持續、穩定上升。同時注重因地制宜，結合當地的自然條件、資源類型、人文特色等，建立綜合開發、發展觀念，樹立民族產業品牌意識，使當地的經濟走向持續、穩定發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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