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關于青少年睡眠的研究報告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關于青少年睡眠的研究報告范文1
和孩子搞好關系吧,為了他們日后的幸福!
美國的一項研究顯示,青少年時期與父母關系的好壞將影響到他們10年后的戀愛經歷。這一研究結果凸顯了親子關系對日后生活中建立人際關系的重要影響。
在研究中,美國蒙特克萊大學的研究人員對1992―1994年的一份調查數據進行了分析,那次調查涉及近7000對已婚夫婦和他們10～17歲的孩子。在調查中,父母與孩子要對家庭成員間“溫暖度”和“親密度”作出評價,比如與孩子(或父母)在一起時是否相處愉快、是否會緊張不安等。
10年后,當這些青少年成長為20～27歲的成年人時,調查人員再次詢問他們,讓他們回答與戀人間存在多少矛盾、對戀愛關系是否滿意等問題。
結果顯示,與母親越親密的孩子成年后戀愛越順利。而父子關系對此的影響比母子關系要小一些。研究人員認為,這是由于母親通常會承擔更多的家務勞動與照顧子女的任務,孩子與母親接觸較多。研究人員希望父親可以和孩子有更多的交流時間,這樣就能更清楚地看到父親對孩子的影響。
美國《生活科學》
周末,讓孩子們多睡會兒吧!
香港的研究人員發現,在節假日讓孩子多睡些時間有助于避免超重和肥胖的發生。這項結果證實了之前有關兒童睡眠不足和肥胖之間相關的研究。有一個線索表明,超重和肥胖兒童在周末會花更多時間做作業和看電視。另外,還有證據表明睡眠不足的兒童運動量也較少,這或許是因為睡眠不足會讓他們常常感覺到很累,不愿意動。
該研究指出,睡眠減少已是現代社會的通病。與幾十年前相比,人們的睡眠時間已經縮短了1～2個小時。
HealthDay News
漫話
“在孕期服用葉酸能顯著降低胎兒出現嚴重的大腦和脊柱發育異常的風險。哮喘是可以治療的,但脊柱裂之類的疾病卻非常嚴重且會伴隨一生?！?/p>
――英國皇家兒科醫學院主席Terence Stephenson教授
這是Terence Stephenson教授針對澳大利亞阿德萊德大學的一項研究作出的回應。該研究發現,準媽媽在30～34孕周服用葉酸,其所生寶寶在3歲時出現哮喘的風險會增加26%。研究人員分析認為,這是因為葉酸可能會使寶寶的免疫系統對一些過敏原更加敏感造成的。該研究是在英國食品標準署作出所有在英國出售的面包都應添加葉酸的規定1個月后進行的。
在這種情況下,專家指出,葉酸這種維生素已被反復證明對防止如脊柱裂之類的神經管出生缺陷有重要作用。英國醫學研究學會在1991年公布的研究顯示,服用葉酸將脊柱裂之類的出生缺陷風險降低了72%。自從在谷類食品里添加葉酸12年來,美國患有大腦和脊柱出生缺陷的嬰兒數量已減少了1/4以上。因此,專家建議準媽媽,至少在懷孕之前的3個月和懷孕以后的前3個月都需要服用一定劑量的葉酸。
Mother & baby
數字
2800毫升
每天64盎司(約合1800毫升)水是最佳飲水量嗎?不是的!對女人來說,每天要保證91盎司(約合2600毫升);而對準媽媽來說,還要喝更多一點,每天要達到101盎司(約合2800毫升)。這么多的水,該怎么喝進去呢?American baby雜志的營養顧問Tara Gidus給出以下建議:
直接飲水量應至少達到總攝入水量的一半。此外,準媽媽還可以通過喝奶、果汁以及湯等來補充水分。
水果對保持攝入水量來說是很不錯的選擇:一個蘋果大約含5盎司(約合140毫升)的水分,一根香蕉的含水量大約是3盎司(約合85毫升)。
此外,一天中,準媽媽從其他食物里所獲得的水量大約是18～20盎司(約合510～570毫升)。
American baby
讀家
專家認為,母乳仍然是最好的!
最近有研究聲稱,配方奶與母乳在營養方面無甚差別,這引起了科學界的激烈爭論。專家們紛紛捍衛母乳的優勝之處。
今年1月,來自挪威科技大學的Sven Carlsen教授發表了一份關于激素、母乳喂養和嬰兒健康之間關系的研究報告。他認為,寶寶的健康并不取決于是否是母乳喂養,而是由其發育過程中母親子宮的激素條件決定的。
然而,這位教授的研究結果受到醫療專家的抨擊。英國皇家兒科學院教授Charlotte Wright說:“Carlsen教授的理論還不成熟,大部分并未經檢驗,而且似乎沒有任何有力證據來支持他的說法?！?/p>
按照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指南,英國政府仍然建議在寶寶的頭6個月進行純母乳喂養。WHO指出,母乳含有抗體,能夠更好地保護寶寶的健康,而且母乳喂養有助于保護母親免受乳腺癌和卵巢癌的侵害。養育專家Miriam Stoppard博士說:“母乳中的酶能幫助寶寶的消化系統作好準備接受固體食物。母乳有助于嬰兒免疫系統的形成,免其罹患腸胃炎等疾病?！焙芏嘌芯糠磸妥C明,母乳喂養的嬰兒在成年后患糖尿病、癌癥或心臟疾病的風險較低。英國國民保健服務(NHS)發言人說:“母乳對健康沒有益處的說法是毫無根據的。母乳是寶寶最有營養的食物?！?/p>
Mother & Baby
寶寶也能是素食主義者
希望你全家都吃素嗎?目前美國飲食營養學會宣稱,素食餐對嬰兒、小孩和哺乳媽媽都適合。但需要說明的是,某些關鍵營養物在非肉類食物中確實很難找到。因此,你需要注意滿足寶寶對這些營養素的需求:
鐵對造血和大腦發育十分重要。鐵可從谷類、豆類及其補充物中獲取。植物性食物中的鐵相對較難吸收,所以比起肉食者來說,素食者需要使用更多上述食物。哺乳媽媽每天需16毫克鐵,7～12個月嬰兒需20毫克,1～3歲孩子需12毫克。
DHA對視覺和睡眠十分重要。深海魚是富含DHA的重要食物,所以哺乳媽媽需從DHA補充物中每日獲取200～300毫克。嬰兒需要從母乳、DHA強化食品或者藻類DHA補充劑中每天獲取60～150毫克DHA。
關于青少年睡眠的研究報告范文2
我國是世界上自然災害損失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各種災難對公眾的影響正日益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震驚世界的“5.12”汶川地震使得全社會對嚴重災害的關切程度與救助力度都達到了空前的水平。災難引發的各種精神衛生問題，包括急性應激障礙、創傷后應激障礙、抑郁與焦慮障礙、自殺、酗酒等行為問題會在災難后的不同時期相繼出現，其中以創傷后應激障礙最值得關注[1，2]。
創傷后應激障礙（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是一種由異乎尋常的災難或威脅性事件所引發的強烈恐懼、不安、無助、痛苦等嚴重應激障礙，至少會持續1～3個月，其特征為創傷或災難性事件后長期存在持續的警覺性增高、反復出現的闖入性回憶或再體驗以及伴隨的回避反應等，常常引起明顯的心理和社會功能損害，對個體的社會活動、家庭生活和職業功能造成長期的破壞性影響[3]。
1 災后的精神衛生問題
重大災難發生后常常會出現多方面的精神衛生問題。Norris 等[4]回顧了近20年來的160項關于嚴重災難受害者的研究報告，把災后的精神衛生問題分為6類：①特異性心理障礙，如PTSD、抑郁和焦慮障礙等；②非特異性心理痛苦；③健康問題；④長期居住及生活問題；⑤資源耗竭；⑥青少年特有問題。其異性心理障礙最為突出，目前其在PTSD的研究中占68%，其次為抑郁（36%）和焦慮（20%），這些研究中軀體功能障礙、睡眠紊亂和物質濫用等問題占23%。
面對嚴重災難，恐懼、驚慌、無助是人們最初的反應，隨后會出現相應心理行為問題，包括罪惡感、羞恥感、絕望感，敵意和家庭暴力，社會性退縮、信仰缺失等等。軀體問題主要表現為各種胃腸道、心血管、神經肌肉、呼吸系統、皮膚和泌尿系統的功能障礙。盡管災后心理和軀體問題表現形式多種多樣，但絕大多數幸存者都有強大的自我修復能力，能夠調整應對策略，利用社會支持系統，最終理解和接受了所經歷的災難，逐漸恢復正常的心理社會功能。例如，紐約9.11恐怖襲擊的幸存者中，57% PTSD癥狀在襲擊后一年內自行緩解[5]。
2 災后PTSD的臨床問題
2.1 精神癥狀 災后PTSD患者常有對自我、他人和前景表現為負性思維，如“這世界極端危險”、“其他人不可信”、“我太脆弱太不堅強”等等。既往的創傷經歷、精神病史及社會支持不足均可影響負性思維，同時對創傷場景的回避亦會強化這種思維。PTSD患者常常難以阻止對創傷經歷的回憶。在一項功能性PET研究中[6]，PTSD患者對中性詞語刺激信息轉換后的作業記憶更新并不象正常人那樣出現大腦前額葉背外側區和頂后葉的活動增強，而是表現為左半球活動降低，并伴有雙側頂上葉活動增強，推測可能是PTSD患者創傷后無法表達痛苦感受的神經生理學機制。
2.2 生理癥狀 災難幸存者的軀體癥狀常常比心理癥狀更易受到關注，如軀體疼痛、下消化道及皮膚癥狀。睡眠中出現的自傷或暴力行為、睡眠麻痹及睡行癥等睡眠紊亂也常見。有一項研究發現災后PTSD患者中睡眠紊亂可高達70%。此外，即使災后沒有出現睡眠障礙的患者也易演變成PTSD[7]。
2.3 生活質量 患者的生活受到嚴重影響，1999年美國的國家共病調查（national comorbidity survey， NCS）報告[8]，災后PTSD患者的自殺企圖比正常人高6倍，其中19%有自殺行為，同時患者的生活質量和日?；顒庸δ車乐厥軗p。PTSD患者更多出現工作不適應、健康損害和軀體功能紊亂及頻繁的暴力行為。亦有長期隨訪資料顯示，患者酒精或物質濫用及精神科住院次數明顯增多。
3 災后PTSD的病期
災后有相當多的幸存者會出現與應激事件相關的心理生理癥狀，稱為急性應激反應，多數人會4周內逐漸恢復，不會演變成PTSD。PTSD一般不會在災后立即出現，它常常在災難后數日或數周開始發生，可以是早期的急性應激反應未能成功康復演變而來[9]。美國《精神障礙診斷和統計手冊》第四版（DSM-IV）把PTSD診斷的時間界定為精神障礙延遲發生（即在遭受創傷后數日至數月后，罕見延遲半年以上才發生），病期為1個月以上，并以此劃分為若干亞型：并以起病緩急程度劃分為若干亞型，PTSD癥狀在精神創傷后1個月內出現為急性，1~3個月出現為慢性，半年后發生的PTSD為遲發型?！吨袊裾系K分類與診斷標準》第三版（CCMD-3）確定病期為3個月以上?！秶H疾病及有關健康問題的統計分類》第十版（ICD-10）中沒有明確的病期界限，但注明不宜診斷過寬。對于慢性PTSD來說，次生應激源如失去親人、生計問題等在發病中起著更為重要的作用[9]。
Scrignar (1984) 把PTSD分為三期：第一期是對創傷的反應；癥狀持續4~6周以上進入第二期，出現無望和失控感、自主神經喚醒癥狀及軀體癥狀，患者生活在創傷陰影中，生活方式、個性及社會功能發生變化，時而發生恐懼性回避、驚跳反應及暴怒；第三期發展成慢性，患者頹廢，沮喪，軀體癥狀、慢性焦慮和抑郁交織在一起，同時伴有物質濫用、家庭關系紊亂和抑郁，有些患者糾纏于訴訟和要求賠償的行為中。Perkonigg[10]在一項針對災后青少年的大型前瞻性隨訪研究中報告，3到4年后仍有一半的PTSD患者不能緩解。
4 PTSD的共病現象
PTSD是災后最常見的精神障礙，但只是復雜臨床相的一部分，流行病學調查顯示共病是關鍵問題所在[11]，在NCS的資料中，災后PTSD患者中79%~88.3%至少共患一種其它精神障礙[12]。
4.1 抑郁癥（major depression discorder， MDD） 抑郁癥的核心癥狀是情感低落和缺乏興趣。PTSD患者中48%男性和49%女性共患MDD[13]，既往抑郁病史是災后出現PTSD的一個風險因素；共病者癥狀及功能損害比單純PTSD患者更嚴重，且預后較差[14]。對青少年而言，在創傷早期即出現抑郁及PTSD預示以后更嚴重的功能損害[15]。
4.2 廣泛性焦慮（generalized anxiety discorder， GAD） 16.8%男性和15%女性共患GAD[12]。與共病抑郁不同，PTSD多發生在焦慮之后，提示喚醒和回避癥狀可能是創傷后患者的應對機制[11]。
4.3 驚恐障礙 7.3%男性和12.6%女性共患驚恐障礙[12] 。驚恐障礙的恐懼和回避與預期性焦慮的軀體癥狀有關，而PTSD與創傷性記憶和情境有關。
4.4 物質濫用 尼古丁、酒精和鎮靜催眠藥濫用在PTSD患者中常見，創傷后物質濫用對個體的健康有長久的危害。
4.5 軀體化障礙 PTSD患者有許多軀體化癥狀，它對患者的正常功能和病程有顯著影響，PTSD的軀體化癥狀為非PTSD的3倍（27%vs8.2%）[16]，外傷和感染等可導致軀體癥狀，但當原發病被控制后某些軀體癥狀仍持續存在，這可能是創傷性記憶的部分。
5 PTSD的神經生物學研究
5.1 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hypothalamic pituit- aryadvenal axis， HPA） 面對外界環境變化機體保持內環境的穩定，應激狀態引發一系列的適應性反應，此為穩態應變過程。從短期看，這類反應有益于個體，但持久應激，會導致PTSD及其他生理功能紊亂。在應激的急性反應中，HPA起重要作用，研究發現PTSD患者長期HPA功能失調，其中包括腦脊液中促腎上腺皮質激素釋放素增高[17]，尿皮質醇降低，促腎上腺皮質激素對促腎上腺皮質激素釋放素的反應延遲，這些發現預示患者的HPA軸處于高激活狀態[18]。
5.2 交感神經系統 患者對應激的反應失調，自主神經活動過度，在臨床上表現為過度喚醒和闖入性回憶、實驗室檢查發現血清和尿液中去甲腎上腺素增多及男性腦脊液中去甲腎上腺素增多[19，20]，另外在災后一個月內睡眠期心率變異性明顯的人更易出現PSTD[13]。
6 神經影像學研究
神經影像學研究揭示PTSD患者的邊緣系統活動增強和皮質抑制減弱，尤其是大腦的記憶、情緒、空間視覺功能區出現信息加工處理障礙[21]。PET影像學研究顯示：在與創傷相關的聲音刺激下大腦右側邊緣系統和視覺皮質功能區被激活，這與前額葉皮質中部、海馬、視覺皮質聯合區的血流速度減慢有關[21]。Shin等[22]人曾對退伍軍人中PTSD患者進行觀察，當被呈現戰爭場境的表像時，患者的大腦杏仁核和扣帶前回的血流速度明顯增加，而Broca區血流速度減慢，這可能與PTSD患者對創傷場景的重新體驗有關。
Kitayama等[23]對9項有關PTSD患者腦內海馬體積的研究進行薈萃分析，共133名患者和正常對照組相比，海馬體積普遍縮小。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嚴重燒傷患者，不管是否伴有PTSD，大腦海馬體積均縮小[24]，提示海馬體積縮小與嚴重創傷有關。然而，也有一些研究顯示PTSD患者海馬有增大[25]。
PTSD治療前后的影像學研究很少，但是令人驚奇的發現是動物試驗顯示抗抑郁劑能夠促進海馬神經元再生。成年PTSD患者在用SSRI治療1年后，海馬體積增大5%，同時35%的患者病理性“閃回”癥狀得到改善[26，27]。
7 災后PTSD的影響因素
災后PTSD在特殊人群中發病率較高。女性終生患病率是男性的兩倍（10.4%vs5.0%），已婚男性多于未婚男性（6.1%vs1.9%）[12]。特定的個性傾向是PTSD易感的重要因素之一，外傷程度與PTSD沒有明確關系[28]。Norris等[1]的綜述顯示災后PTSD的風險因素包括：災難暴露程度、混亂的社區生活、女性、少數民族、中年人、貧窮、精神病史和缺乏支持系統。Brewin等[29]對災后PTSD的14種風險因素進行薈萃分析，發現各種風險因素作用的強度各異，影響最大的因子是創傷程度、缺少社會支持和創傷后應激程度；而良好的社會支持系統可減緩PTSD 的發生及減輕病情程度[30]。此外，該研究還表明，與急性PTSD相比，慢性PTSD患者癥狀較多，麻木程度深，對刺激的驚跳反應高，伴隨軀體疾病者較多。性別、既往病史與慢性化沒有明顯聯系[29]。對應激源的回避行為在PTSD慢性化過程中有著重要作用，回避癥狀隨時間而加重，而闖入性癥狀卻逐漸減少，回避使患者缺少糾正負性思維的機會，難以形成有效的應對方式。
8 災后的心理干預
災后急性期予以心理撫慰可以有效緩解災難帶來的精神痛苦。但近年來，早期心理撫慰的療效卻受到質疑，需要進一步驗證它的療效，但試驗遇到的難題是方法學的限制和研究結果的相互矛盾。少數研究顯示早期心理撫慰是有效的，而大多數研究提示療效并不肯定[32~40]。Mayou等[41]曾精心設計了一個隨機對照研究，發現同時對災難幸存者中低應激水平和高應激水平者早期進行心理撫慰并設置對照，前者6個月后恢復，后者需歷經3年癥狀才緩解，結果也未能肯定心理撫慰有效。Rose等[42]系統回顧了災后單用心理撫慰的療效研究。在11項隨機對照試驗中，3項顯示有效，6項顯示干預組和不干預組沒有差異，2項長期隨訪研究也未顯示有效。
Chang 等[43]研究了心理應對措施對地震救援者創傷后精神障礙的療效。對臺灣集集（Chi-Chi）地震中參與救援的消防人員共193人進行問卷調查，采用多因素交互分析方法，對各種心理應對措施、職業工作時間、精神障礙出現的形式等進行探討，結果提示：年齡較大、職業工作時間較長(>3年) 與一般精神障礙及創傷后應激障礙都有關。例如勇敢面對、尋求幫助、承擔責任、疏離、回避、有計劃地解決問題及積極評價等心理應對措施，能顯著改善因接觸死亡引發的一般性精神病理癥狀的影響。此外，勇敢面對、疏離和有計劃地解決問題能也顯著改善直接參與救援所引發的一般性精神病理癥狀。結果還提示：心理應對措施并不能緩解救援行動或接觸死亡對創傷后應激障礙的影響。多次采用心理應對措施可能會減少救援行動對救援人員一般性精神病理癥狀的影響。但心理應對措施似乎并不能減少救援行動對創傷后應激障礙的發生。提示心理應對措施可用于預防一般性精神障礙，但不能預防創傷后應激障礙。
目前認為，對災后急性期幸存者進行基于《心理急救》進行的心理危機干預可能有效[44]，重點是防止進一步的次生創傷，要利用家庭資源，提供災后物資、應對策略和通信工具。對于幸存者早期進行心理撫慰的療效是不確定的，對荷蘭警察的一項研究顯示，干預一周后出現更多精神癥狀，盡管一些研究評估心理干預是有效的[45]，但對嚴重應激障礙的幸存者應謹慎選擇心理撫慰治療。
9 結語
災后普遍出現急性應激反應，但人體自身擁有強大的修復功能，多數人能自行康復，過早干預實際上會阻礙個體的自我修復機制。對少數不能完全恢復的個體而言，會出現一系列的精神衛生問題，其中PTSD最常見，而PTSD常共患其它精神障礙及軀體癥狀，共患狀態加重了患者的痛苦和負擔。目前災后心理援助的方式與療效尚存在一些爭議，需設計良好的大樣本對照研究來解決這一難題。
【參考文獻】
1 Jonathan RT. Davidson MD， Alexander C，et al. The extent and impact of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fter disaster[J]. J Clin Psychiatry， 2006，67(suppl 2):9-14.
2 Shalev AY. Acute stress reactions in adults[J]. Biol Psy- chiatry， 2002，51（7）:532-543.
3 Kessler RC， Sonanega A， Bromet E， et al. Post-traumatic stressdisorder in the National Comorbidity Study[J]. Arch Gen Psychiat， 1995， 52（12）:1048-1060.
4 Norris FH， Friedman MJ， Watson PJ， et al. 60，000 disaster victims speak， pt1:an empirical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1981-2001[J]. Psychiatry， 2002， 65（3）:207-239.
5 Nandi A， Galea S， Tracy M， et al. Job loss， unemployment， work stress， job satisfac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one year after the September 11 attacks[J]. J Occup Environ Med， 2004，46（10）:1057-1064.
6 Clark CR， McFarlane AC， Morris P， et al. Cerebral function i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during verbal working me- mory updating: a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study[J]. Biol Psychiatry， 2003，53（6）:474-481.
7 Spoormaker VI， Montgomery P. Disturbed sleep i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Secondary symptom or core feature [J]? Sleep Med Rev， 2008，12(3):169-184.
8 Kessler RC， Borges G， Walters EE. Prevalence of and risk factors for lifetime suicide attempts in the National Como- rbidity Survey[J]. Arch Gen Psychiatry， 1999，56（7）:617- 626.
9 McFarlane AC.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 model of the longitudinal course and the role of risk factors[J]. J Clin Psy- chiatry， 2000，61(suppl 5):15-20.
10 Perkonigg A， Pfister H， Stein MB， et al. Longitudinal course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symptoms in a community sample of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J]. Am J Psychiatry， 2005，162（7）:1320-1327.
11 Brady KT， Killeen TK， Brewerton T， et al. Comorbidity of psychiatric disorders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J]. J Clin Psychiatry， 2000，61 (suppl 7):22-32.
12 Kessler RC， Sonnega A， Bromet E， et al.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the National Comorbidity Survey[J]. Arch Gen Psychiatry， 1995，52（12）:1048-1060.
13 Mellman TA， Knorr BR， Pigeon WR， et al. Heart rate variability during sleep and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J]. Biol Psychiatry， 2004，55 （9）:953-956.
14 Blanchard EB， Buckley TC， Hickling E， et al.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 comorbid major depression: is the correlation an illusion[J]? J Anxiety Disord， 1998，2（1）:21- 37.
15 Zatzick DF， Jurkovich GJ， Fan MY，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posttraumatic stres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functional outcomes in adolescents followed up longitu- dinally after injury hospitalization[J]. Arch Pediatr Adolesc Med， 2008，162(7):642-648.
16 Andreski P， Chilcoat H， Breslau 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 somatization symptoms: a prospective study[J]. Psychiatry Res， 1998，79（2）:131-138.
17 Bremner JD， Licinio J， Darnell A， et al. Elevated CSF cor- ticotropin-releasing factor concentrations i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J]. Am J Psychiatry， 1997， 154(5):624-629.
18 Ehuda R， Boisoneau D， Lowy MT， et al. Dose-response changes in plasma cortisol and lymphocyte glucocorticoid receptors following dexamethasone administration in combatveterans with and without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J]. Arch Gen Psychiatry， 1995， 52(7):583-593.
19 Spivak B， Vered Y， Graff E， et al. Low platelet-poor plasma concentrations of serotonin in patients with combat-relate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J]. Biol Psychiatry， 1999， 45 (7):840-845.
20 Geracioti TD Jr， Baker DG， Ekhator NN， et al. CSF nore- pinephrine concentrations i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J]. Am J Psychiatry， 2001， 158(8):1227-1230.
21 Bremner JD， Staib LH， Kaloupek D， et al. Neural corre- lates of exposure to traumatic pictures and sound in Viet- nam combat veterans with and without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study[J]. Biol Psy-chiatry， 1999， 45(7):806-816.
22 Shin LM， McNally RJ， Kosslyn SM， et al. A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ic study of symptom provocation in PTSD[J]. Ann N Y Acad Sci， 1997， 821(11):521-523.
23 Kitayama N， Vaccarino V， Kutner M， et 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measurement of hippocampal volume i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 metaanalysis[J]. J Affect Disord， 2005， 88(1):79-86.
24 Winter H， Irle E. Hippocampal volume in adult burn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J]. Am J Psychiatry， 2004， 161(12):2194-200.
25 Tupler LA， DeBellis MD. Segmented hippocampal volume in childr- en and adolescents with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J]. Biol Psychiatry， 2006， 59(6):523-529.
26 Bremner JD， Vermetten E. Neuroanatomical changes asso- ciated with pharmacotherapy i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J]. Ann N Y Acad Sci， 2004， 1032(4):154-157.
27 Vermetten E， Vythilingam M， Southwick SM， et al. Long- term treatment with paroxetine increases verbal declarative memory and hippocampal volume i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J]. Biol Psychiatry， 2003， 54(7):693-702.
28 Harris IA， Young JM， Rae H， et al. Predictors of pos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following major trauma[J]. ANZJ Surg， 2008， 78(7):583-587.
29 Brewin CR， Andrews B， Valentine JD. Meta-analysis of risk factors for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trauma-exposed adults[J]. J Consult Clin Psychol， 2000， 68 (5):748-766.
30 Kaniasty K， Norris FH. Longitudinal linkages between 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 Sequential roles of social causation and social selection[J]. J Trauma Stress， 2008， 21(3):274-281.
31 Jenkins GC. Mental disorders in primary care[J]. Br J Gen Pract， 1996， 46(412):685-686.
32 Bisson JI， Jenkins PL， Alexander J， et al.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of psychological debriefing for victims of acute burn trauma[J]. Br J Psychiatry， 1997， 171(1):78-81.
33 Everly GS Jr， Boyle SH. Critical incident stress debriefing (CISD): a meta-analysis[J]. Int J Emerg Ment Health， 1999， 1(3):165-168.
34 Hobbs M， Mayou R， Harrison B， et al. A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of psycholog- ical debriefing for victims of road traffic accidents[J]. BMJ，1996，313(7070):1438-1439.
35 Jacobs AD， Ammerman AS， Ennett ST， et al. Effects of a tailored follow-up intervention on health beha- viors， beliefs， and attitudes[J]. J Womens Health， 2004， 13(5): 557-568.
36 Kenardy JA， Webster RA， Lewin TJ， et al. Stress deb- riefing and patterns of recovery following a natural disaster [J]. J Trauma Stress. 1996， 9(1):37-49.
37 Matthews KA， Berga SL， Owens JF， et al. Effects of short- term suppression of ova- rian hormones on cardiovascular and neuroendocrine reactivity to stress in women[J]. Psy- choneuroendocrinology， 1998， 23(4):307-322.
38 Priest SR， Henderson J， Evans SF， et al. Stress debriefing after childbirth: a random- ised controlled trial[J]. Med J Aust， 2003， 178(11):542-545.
39 Van Emmerik AA， Kamphuis JH， Hulsbosch AM， et al. Single session debr- iefing after psychological trauma: a meta-analysis[J]. Lancet， 2002， 360 (9335):766-771.
40 Watson PJ， Shalev AY.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of adult acute responses to traumatic stress following mass traumatic events[J]. CNS Specr， 2005， 10(2):123-131.
41 Mayou R， Bryant B， Ehlers A. Prediction of psychological outcomes 1 year after a motor vehicle accident[J]. Am J Psychiatry， 2001， 158(8):1231-1238.
42 Rose S， Bisson JI， Wessely 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single-session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debriefing) fol- lowing trauma[J]. Psychother Psychosom， 2003， 72 (4):176- 184.
43 Chang CM， Lee LC， Connor KM， et al. Modification effects of coping on post-traumatic morbidity among earthquake rescuers[J]. Psychiatry Res， 2008， 158 (2):164-171.
關于青少年睡眠的研究報告范文3
關鍵詞：擇校費；教育公平；競爭
中圖分類號：G6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0568（2012）10-0030-03
人們對擇校費的關注，大體上經歷了兩個階段，擇校費最初被人屢屢提及是因為打工子弟在城市的入學問題，過去的規定是兒童應在戶籍所在地入學，因此在城市沒有戶籍的外來人口子女，要在城市入學就面臨交納擇校費的問題，嚴格來說這并非“選擇學?！倍冻龅某杀荆且环N對外來人口的身份歧視，是必須堅決反對的；而如今我們討論更多的擇校費則是家長為了讓孩子享受優質的教育資源而付出的高額費用。
一切資源都具有稀缺性，教育資源同樣如此，因為我們即使能夠實現人人讀大學，也不可能實現人人讀名牌大學。因此誰能享受這些教育資源，就有相應的選擇機制，而無論是憑經濟實力還是考試成績，并不構成對教育公平的損害。
一、擇校費的產生和影響
1.擇校費的產生。在我們國家，大到高考，小到中考、小升初，甚至幼兒園，學生的升學問題無所不在，一直是社會的熱點和難點。 隨著八十年代“嬰兒潮”人口高峰的退潮，城鄉中小學入學人數都正在迎來持續的低谷，在這種情況下，城市小學也紛紛對外來人口子弟敞開了大門。“就近入學”逐漸成為義務教育階段的基本政策，這個時候擇校費開始回歸其字面意思，成為選擇“就近”之外，那些更好的學校而付出的費用。
由于大城市所具有的特殊情況，擇校問題最為突出。以小升初的擇校為例，寒假據說是小升初最好的進補時間，越來越多的小學生在參加擇校考前，會去課外輔導機構“進補”，家長們也不惜使出全身解數。忙，是準備小升初的孩子、家長的普遍狀態。對于小學生來說，如果從六年級開始才為小升初做種種努力，那么說明他的家長不稱職，因為這時間才開始起步，已經遠遠落后于他人。盡管國家規定小升初不需要考試，但要博得重點學校的青睞，文體特長、英語、奧數等，都需要幾年的學習、培訓。小升初考的不僅僅是學生，還有廣大家長的權力、財力、腦力、精力。托門路找關系、買“學區房”、打探消息、為孩子報讀各種培訓班、找家教輔導……
小升初的擇校，客觀上刺激了學生的課業負擔的加重，學生睡眠少、上太多課外班、做各種習題的情況仍然存在，給小學生減負任務仍較重。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從而選擇所謂好的初中，好的小學，乃至好的幼兒園，雖是一種可以理解的家長心理，但它并不符合科學的邏輯。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很多時候是培訓機構的一種宣傳語，不值得進行大肆的宣傳和推廣。人生是長跑，起步早晚并不能決定一個人的一生發展。
2.擇校費的影響。
（1）全國中小學在校生人口減少。教育部前日《 2009 年全國教育事業統計公報》。根據統計，截至 2009 年底，全國小學和初中學校數量和在校生規模比上年都有所減少。其中小學在校生減少 260.04 萬人。廣東情況與全國類似， 2009 年小學在校生較上年減少 68 萬人。
教育部統計公報指出，學齡人口的逐年減少，是小學在校生持續減少的主要原因。目前，全國共有小學 28.02 萬所，比上年減少 2.07 萬所；招生比上年減少 57.92 萬人；在校生比上年減少約 260 萬人；小學畢業生比上年減少約 60 萬人。小學學齡兒童凈入學率達到 99.4% 。
廣東情況與全國相似： 2009 年與 2004 年相比，廣東小學在校生減少 161.97 萬人。
北京市教科院在 2009 年提供的“首都高等教育發展規劃研究報告”顯示，“十一五”期間，北京學齡兒童將呈大幅度下降趨勢。全市小學入學人數在 2008 年至 2010 年預計每年穩定在 7.5 萬人左右，比人口高峰期減少了一半多。與此同時， 2005 年之后北京初中階段學齡人口將發生巨大變化，初中畢業生數量大幅減少，具體如下表顯示：
學生在校人數減少，一方面與人口高峰期的退潮有關，另一方面與過去的入學規定有關，在城市沒有戶籍的外來人口子女，要在城市入學就面臨繳納擇校費的問題，嚴格來說這并非“選擇學?！倍冻龅某杀?，而是一種對外來人口的身份歧視，是必須堅決反對的。
（2）學區房的產生。隨著《義務教育法》的頒布與實施，初中教育的普及，就近入學逐漸成為普及初中地區義務教育階段的基本政策，甚至成為硬性規定：每一所中小學都覆蓋一定的“學區”范圍，只有居住在學區內的居民子女才有資格進入該學校讀書。在學區之外的學生，則因不符合“就近”而被擋在門外。于是“學區房”的概念也就應運而生，人們發現在很多地方學區房都比普通房子貴20%左右，在北京某些“優質中小學”覆蓋內的學區房，甚至可以比馬路對面的建筑條件差不多的非學區房貴五六千元。
然而，既然就近入學，顯然租房者也應該有權入讀離住所最近的學校，而不是只有買“學區房”的人才能入學。對此的辯解也不無道理，“如果不用學區房限制，那么人們都會往最好的學校擠，好學校裝不下”。原因在于，優質教育的資源始終是稀缺的，沒有擇校費，就有學區房，兩者的關系是此消彼長的。
對優質教育的競爭是無法消除的。顯然，禁止擇校費在事實上不能消滅人們對好學校的競爭，甚至也不能減少人們為之付出的代價，同樣還有為了擇校而付出的成本，只是不交給學校，交給政府和開發商而已。
問題是，這些學區房身上的附加值，不是由于社區治理以及房子本身的質量產生的，而是其社區附近的優質教育產生的。嚴格執行學區房而禁止自主擇校的話，學校就不因為其辦學質量良好而獲得激勵，政府和開發商卻因此把房子賣出更高的價格，這是一種資源的錯配。
二、教育公平的概念和實質
1.什么是教育公平。什么是公平？根據世界銀行的觀點，公平的定義需遵循兩項基本原則。第一是“機會公平”：一個人一生中的成就應主要取決于其本人的才能和努力，而不受種族、性別、社會及家庭背景或出生地等因素限制。第二是“避免剝奪享受成果的權利”，尤其是享受健康、教育、消費水平的權利。
在現實的社會中，教育公平是相對的，不同發展階段的教育公平問題的特征和重心不同。伴隨經濟發展和社會民主化的進程，擴大教育公平的主要途徑是：在發展之初，最重要的是普及教育，保障兒童平等接受教育的權利。在教育初步普及之后，追求的是教育過程中的“公正待遇”和更高的教育質量。因此，應當從制度層面全面保障弱勢群體的利益，對弱勢群體不僅要制定平等一致的“游戲規則”，而且要實行對弱勢群體的“優先扶持”。對每個具有相似動機和稟賦的人來說，都應當有大致平等的教育和成就前景，不應當受到他們社會出身的影響。
2.教育公平的實質。教育公正或公平所要規范調節的是公共教育資源的供給或配置方式，包括教育權利、教育機會、教育利益和教育條件等一切由政府通過各種方式直接或間接投入到教育實踐活動中并影響青少年學生發展的人力資源、物力資源、財力資源和信息資源等。教育不公正問題就其實質而言是政府在公共教育資源供給或配置過程中有意無意背離了“應得”原則，損害了“相稱”關系，使得有限的公共教育資源特別是優質的公共教育資源沒有得到平等、均衡、合理安排與有效利用。
現代教育是一個開放的社會系統，在資源供給或配置方面，除了政府投入的公共教育資源以外，還有許多其他的社會主體如企業、家庭、個人等也通過各種渠道提供教育資源。與政府對公共教育資源的投入原則不同，企業、家庭和個人的“額外”教育投入具有更大程度的選擇性，反映了多樣化的教育需求。在此背景下，即使政府在公共教育資源供給或配置過程中堅持了平等的原則，也不能保證各個社會階層實際上享受同等的教育機會和條件。事實上，從世界各國的經驗來看，不同地區、學校、階層乃至性別間的教育差距總是客觀存在的。只要這種差距不是政府政策故意的社會排斥和社會歧視直接造成的，而是由政府以外的其他方面原因綜合形成的，就很難被判定為不公平或不公正。再者，根據公平的原則進行的公共教育資源供給或配置也并不表明結果的完全平等或人人有份，關鍵看其是否滿足了某種“應得”的原則并實現了“相稱”關系。
三、 入學選擇機制無損教育公平
禁止擇校費，或者禁止中小學設立入學考試，則是出于對教育公平和義務教育的狹隘理解，似乎在義務教育階段必須無差別的接受教育，但只要超出義務教育階段，教育的差別就是可以容忍的。
在公認教育公平程度最高的英美，不僅有“名牌中學”和中學入學考試，甚至還有跟大學排名一樣的全國中學排名。學校的競爭并不影響教育公平，它是教育水平提高的促進力量。
政府保障教育公平，也要讓市場保障教育競爭。 解決教育公平，應以消除教育歧視為主。在政府層面平等對待一切學校的同時，也要允許學校自主競爭，而擇校費和入學考試是競爭的必然結果。較為理想的狀況是，國家更多的扶助“弱者”，讓那些交不起擇校費，通不過名牌中學的入學考試的孩子，也能享受到較好的教育。
四、對擇校費和教育公平的解決辦法的建議
1.提供數量充足的義務教育。從義務教育供求均衡的角度來看，只有供給與需求數量嚴格相等的時候，義務教育供給的數量才是充足的。供給數量不足，意味著部分適齡兒童無法享受到義務教育機會；供給數量超過適齡兒童總數，意味著教育供給過剩，存在教育資源浪費現象。雖然當前的義務教育入學率已達 99% 以上，但仍有部分弱勢群體的入學權利難以滿足， “流動兒童”入學難便是一個突出的現象，非戶籍學生的教育需求難以得到流入地政府的重視。教育部門向全體兒童提供足夠數量的義務教育入學機會，既是經濟社會發展與進步的重要目標和標志之一，也是個人合法權益得以實現的必要前提。
2.提供質量均衡的義務教育。從義務教育的概念和內在規定性來看，國家應對每一個兒童提供質量均衡的教育機會，避免教育質量失衡。義務教育不是“精英教育”，而是一種依照法律規定，適齡兒童和少年都必須接受的，國家、社會、學校和家庭都必須予以保障的帶有強制性的國民教育。我國經濟發展的地區差距較大，這種差距反映到教育領域，即義務教育發展的地域不均衡。
另外，現代社會的發展也使得人們對教育品質、教育質量的需求越來越高，人們對教育已經從追求數量轉變為追求質量。因而提高義務教育質量應成為義務教育發展新的推動力。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2屆大會對教育質量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因為“低劣的教育質量將損害以教育為杠桿推動經濟增長和發展的努力”，并在《達喀爾行動綱領》中提出：“確保在 2015 年以前所有的兒童，尤其是女童、各方面條件較差的兒童和少數民族兒童，都能接受和完成免費的和高質量的義務初等教育?！?/p>
3.提供節約高效的義務教育。任何教育活動的開展，都必須消耗一定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等教育資源，因此就存在著資源的節約和浪費問題?！秶抑虚L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 年）》提出：“堅持勤儉辦學，嚴禁鋪張浪費，建設節約型學校?！庇捎诮逃涃M的“充足”只是相對的，財政緊缺狀況將長期存在，提高教育供給的效率對于義務教育發展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提高教育效率是世界上所有國家共同面臨的目標和難題，在中國教育投入相對短缺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如何促進中小學校的內部效率，以便在保持或提高教學效果的情況下減少生均費用？如何不斷地提高教師的教學效率？如何充分有效地發揮各種設施與設備的作用？為了有效地提高教學效率與效果，對目前的教育結構、教育行政、教育服務、教育技術以及學習時間表的安排應作哪些基本改革？目前對于這些問題的回答尚沒有統一答案。要使未來的教育能有效地完成社會賦予的任務，教育部門應當認識到提高效率的重要性并采取相應措施來推動變革。
參考文獻:
[1]鄧銀城,李渺.教育公平的多重涵義[J].湖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報,2011,(3).
[2]郭喜永.教育公平內涵及相關問題研究綜述[J].現代教育科學,2008,(3).
[3]湯平.關于和諧社會視角下教育公平問題的新思考[J].教育研究,2007,(1).
[4]吳華.國家教育公平政策的思路、問題與對策[J].東北師大學報,2007,(2).
[5]田惠生等.以制度設計和體制創新保障教育公平[J].人民教育,2007,(1).
[6]李莉.轉型國家教育公平研究_問題_根源和措施[J].比較教育研究，2007,(2).
[7]余秀蘭.教育改革與教育公平[J].江蘇高教,200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