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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人口流動趨勢范文1
城市化對人口統計的影響
1、總人口與流動人口統計。
城市化的過程意味著人口向城市的空間集聚過程,其中一個顯著特征就是城市內流動人口的迅速增加。據2000年“五普”統計結果,廣東省流動人口(指常住半年以上的非本市戶籍人口)達2105萬人,接近全省總人口的1/4(24.4%)。其中流動人口較多的深圳、東莞、廣州的流動人口分別達到585、492和331萬人,分別占這些城市總人口的84%、76%和58%。
由此可見,對于城市化發展迅速的地區,做好流動人口的調查統計工作對于人口統計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流動人口的調查統計可以通過人口普查獲取相對比較準確的結果。問題是我國人口普查10年一次,即便是小普查也要5年一次,因此如何在非普查年份搞準流動人口的統計數字顯得極為重要。
據調查,廣東多數地區流動人口數據主要由公安部門提供,而公安部門主要是根據辦理暫住證的人數來統計流動人口的,那些未辦理暫住證的流動人口則無法統計,因此,所獲得的流動人口數據往往低于實際流動人口數字。對于城市化發展較快的地區來說,流動人口統計已成為重大難題。
一個地區人口統計數字的準確與否直接影響人均經濟指標的準確性。調查顯示,廣東各市目前尚未有統一的標準計算人均GDP,其中深圳市采用常住人口作為分母進行計算(其常住人口與普查數字也有較大出入),而東莞、清遠等市則按戶籍人口進行計算。在剛剛結束的2003年全國統計工作會議上,國家統計局提出今后各地人均GDP的計算均按常住人口計算。
因此,目前準確計算各地人均GDP關鍵的問題在于,在非普查年份,如何搞準各地的流動人口數字。
2、“城鎮”人口與“農村”人口。
關于我國城市化水平的統計,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城鎮”、“農村”的界定,即哪些地區屬于城鎮,哪些地區處于農村。過去幾十年來我國城鄉的劃分大多出于行政管理的考慮,并經歷了多次變化,各地情況也不盡相同。
從廣州市的情況來看,1999年及以前是按照地域結合戶口性質劃分,城鎮人口為市區的全部人口加上縣級市的鎮的非農業人口。從“五普”開始,城鄉人口的劃分是根據國家統計局1999年制定的《關于統計上劃分城鄉的規定(試行)》的劃分標準和方法,超過1500人/平方千米以上的地域的常住人口(包括外來人口)均統計為城鎮人口。
據廣州市統計局反映,非普查年份,在實際的統計工作中,城鄉人口劃分的基礎數據即人口密度數據難以準確取得。一方面是取得土地面積,即各區、縣級市轄下分街道、鎮的實有土地面積的數據資料比較困難,因為行政區劃隨著城市管理體制改革不斷發生變化,很難取得行政區劃變動后的新區域的土地面積;另一方面,市公安局一般不能全面提供各區、縣級市分街鎮及居(村)委會的人口數,況且公安局提供的只是本市戶籍人口,不包括居住本市半年以上的外來流動人口,而戶籍人口也只是按所在戶籍地統計,無法按照常住地統計。這種方法對外來流動人口占1/3的廣州市來說,顯然是不準確的。
此外,城市化過程中各地行政性地增設城區依然會影響城鄉人口的準確統計。據對廣東經濟相對較落后的清遠市的調查,該市政府設立“三化”目標,即“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
其中城市化的一大舉措就是將現有的鎮改為或合并為街道,村委會相應轉變為居委會。比如:洲心鎮與小市街道辦事處合并為洲心街道辦事處。據調查,合并后的洲心街道辦事處80%的人口仍是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但若按“五普”標準,則該街道辦事處地域內的所有人口均計為城鎮人口。
3、城市化對就業統計的影響。
與人口統計相關,城市化的發展給就業統計也帶來了巨大的挑戰。據對廣東的調查,對于城鎮從業人員的統計,統計系統可以控制的僅是行政企事業單位這一塊,而城鎮私營和個體從業人員的統計有賴于工商局的資料。問題在于工商局的從業人員數據主要依據企業登記注冊時填報的職工人數,至于企業運營過程中的從業人員人數的變化,工商局并不掌握,因此該數據有可能產生較大誤差。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企業改革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國有、集體企業改制為股份制和私營企業,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企業和個人創辦私營企業和從事個體工商活動,因而城鎮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的從業人數比重將不斷增長,如2002年廣州城鎮私營、個體從業人員占全市城鎮從業人員的比重接近1/3。如何搞準城鎮私營企業、個體工商戶從業人員的調查統計對全面完善從業人員的統計工作至關重要。對于個別地區,如東莞市,其從業人員的統計中不包括流動人口,這對于一個流動人口3倍于戶籍人口的城市來說,顯然是不合理的。這一案例也反映了目前地市一級的從業人員統計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可比性。
4、城市化對城市住戶調查的影響。
城市化的發展,同樣也給城市住戶調查帶來了研究課題。據調查,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廣東省城市住戶調查主要存在以下幾個問題:一是樣本點尤其是國家樣本點主要集中在老城區。如廣州的300戶國家樣本點全部集中在老八區(全市共12個區、2個縣級市);深圳市100戶樣本全部集中在4個特區,而人口占一半以上的寶安、龍崗區沒有國家樣本;東莞的50戶國家樣本全部在莞城區,150戶地方樣本也有100戶落在莞城區,其他31個區、鎮沒有國家樣本,只有50戶地方樣本。一般來說,老城區為城市核心地區,其居民的收入水平往往與其他地區有一定的差異。比如,廣州國家樣本點居民可支配收入就比地方樣本點數據高出90元,東莞也有類似的情況。因此,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僅用老城區的樣本已不能滿足整個城市的代表性。
二是調查樣本目前還是以戶籍人口為主。
深圳的600戶調查戶中,有400戶為戶籍人口,200戶為流動人口,而按2000年普查結果,深圳市流動人口大約是戶籍人口的5倍;東莞市住戶調查樣本絕大多數是本地戶籍人口;珠海市將抽到的非戶籍住戶從樣本中剔除。如此帶來的問題同樣是樣本在反映流動人口的生活狀況時缺乏足夠的代表性,因此對全市的代表性是有偏的。
三是樣本戶基本上是家庭戶,不包括集體戶,也不包括租房戶。事實上,對于城市化發展較快的地區來說,以年輕人為主的集體戶的比重往往較大;而城市化的發展,流動人口的增加,租房戶比重也有增大的趨勢。樣本中缺少這部分信息,代表性是不全面的。
城市化趨勢下完善相關統計方法的建議1、關于城市化水平。需要進一步加強對城市化水平計量的研究。使用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計量城市化率,基本上是從“量”上反映城市化程度,而且總會受到城鄉區域劃分和城鄉人口定義的影響。同樣的城市化率,其實質上反映的城市化程度,比如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情況,服務業發展情況,市民文化素質,科技創新能力,醫療衛生情況等,可能會有很大差異。因此,需要加強對城市化“質”的研究力度,研究設計出具有較好代表性的真正體現城市化發展方向的綜合指標體系,從“質”的方面對各地的城市化發展水平進行測評。
考慮到從“質”出發計量城市化水平具有針對性強、通用性差的弱點,應將這一綜合指標體系與作為目前流行的反映城市化水平“量”的大小的城市化率指標結合起來使用,這樣既可以避免把城市化率簡單地當作一個城市現代化的指標來追求,在城市化問題上玩數字游戲,同時可以通過這兩種指標的不同組合,總結出城市化發展的不同模式和路徑,從而引導城市化向重視質量、重視可持續發展的更科學、理性的方向發展。
2、關于人口統計。鑒于非普查年份的人口統計工作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公安系統的力量,根據廣州市公安局在非農業人口統計方面的改革經驗(即非農業人口由過去長期以來沿襲的按戶籍性質分類統計轉為按地域屬性統計),建議國家統計局與公安部門合作,從全國的角度共同研究規范、標準的城鄉劃分標準和流動人口調查統計方法,并將公安系統的流動人口稽查工作與統計系統的流動人口調查工作結合起來,充分利用公安系統龐大的網絡和統計系統的統計力量,共同做好非普查年份的流動人口調查統計工作和城鄉人口統計工作。
關于城鄉的劃分,由于在城市化過程中各地在確定鄉鎮“城區化”(比如將縣改為市或區,將鎮改為區或街道,村委會改為居委會等)方面缺乏規范統一的標準,因此,對于街道辦事處地域仍應有其他相關指標作為城鄉劃分的參考。
比如,建議增加從事非農業生產人口比重(比方說將這一比重設為70%)作為一項劃分城鄉的附加控制指標,即可避免完全因行政性“城區化”改變地區城鄉屬性情況的發生。
關于人均GDP的計算。國家統計局最近已發文明確規定各地人均GDP的計算要使用常住人口而不是戶籍人口,而要做到這一點需要全國各地的統一協調,尤其是要做好人口流入流出的調查統計,否則在計算中容易產生重復或遺漏。目前各省基本可以通過每年一度的千分之一人口抽樣調查統計出人口流入、流出的數據,但地市一級的流動人口統計無論是流入地區還是流出地區都存在一定的困難。為此,建議各地市在計算人均GDP前應將使用的常住人口數據上報省統計局,由省統計局根據全省流入、流出數據調整后再進行計算,避免出現系統偏差。
城鄉人口流動趨勢范文2
關鍵詞：人口狀況 城鄉關系 城市化
中圖分類號:C92-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1）11-008-03
一、從人口分布特征看中國城鄉的區域差異
（一）四大區域城市規模結構的差異
根據中國城市的地域特點，我們將其劃分為四個區域進行研究，分別是：東部（包括河北、北京、天津、山東、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廣東、海南），中部（河南，山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西部（重慶、四川、貴州、云南、廣西、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內蒙古）以及東北三省地區（黑龍江、吉林、遼寧）。
根據《2009中國統計年鑒》，截止2008年末，中國內地（不包括港澳臺地區）共有287個地級城市。其中，東部地區有87個地級市，占全國地級城市總量的30.3％；中部地區有81個地級市，占28.2％；而西部地區有85個地級市，占29.6％，東北三省地區有34個地級市，占11.8％。
目前我國城市規模的劃分，主要是依據市區（不包括市轄縣）非農業人口的數量。20萬人口以下的為小城市，20萬至50萬人口的為中等城市，50萬至100萬人口的為大城市，100萬人口以上的為特大城市。
從城鎮規模結構上分析四大區域的差異。首先，從整體上看：特大城市主要分布在東部，在全國122個特大城市中，東部占41.0％（50個），中部和西部各占27.0％（33個）和24.6％（30個），而東北三省占7.4％（9個）。大城市在四大區域分布較均勻，差異較小。中等城市主要分布在西部（51%）和中部（23.5%）。而小城市也主要集中在西部（75%）。
其次，從各區域內部結構看，四大區域也存在著明顯的結構差異。東部地區以特大城市居多，占到57.5%，且擁有如北京、上海等具有強大輻射帶動效應的特大中心城市（400萬人口以上，也稱超大城市），城市結構呈倒金字塔狀。中部地區大城市與大型城市數量基本持平，中小城市所占比例較小，但缺少具有強大帶動作用的特大中心城市。西部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數量幾乎均等，但中小城市較多。東北地區是老工業基地，因此以大城市為主。
綜合來看：東部地區城市體系較為先進，帶動作用明顯，發展迅速；中部地區地域緊湊，城市規模發展差別不大，形成了穩健的發展勢頭；西部缺乏大型城市的帶動作用，發展較為緩慢。東北地區雖然大型城市所占比例較高，但考慮到當時該地區老工業基地建設對大城市形成的影響和推動，并不能完全體現出城市化水平，并且該地區城市數量明顯偏低。城市規模結構上的差異，表現出不同的人口分布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地區發展水平。不同的發展水平，對于城鎮化進程的作用是不同的，進而產生了不同的城鄉關系。
（二）四大區域城鎮化水平差異
通過對2008年中國各省市區的城鎮和鄉村人口所占比重計算得出，各地區的城鎮化水平差異較大，東部和東北城鎮化水平較高, 中部和西部地區城鎮化水平接近，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中國社科院報告稱，截至2009年，我國城鎮化率為46.6％，未來15年內，我國仍將處于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笆濉逼陂g，我國城鎮化水平預計超過50％。從表3中可見，目前東部和東北地區城鎮化水平已經超出“十二五規劃”的目標，而中西部則還處于落后水平。在新一輪城鎮化進程中，我們面臨著一系列挑戰，諸如怎樣擺脫對土地資源的過度依賴，如何有效維護征地農民利益，怎樣確保新增城鎮化人口獲得同等社會權益等。
“十二五規劃”提出：城鎮化工作應該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積極穩妥的推進城鎮化。盡管如此，由于不同的城鎮化現狀和目標，各地的發展策略會有所差異，進而對城鄉關系產生不同影響。
東部地區由于經濟發達且城鎮化水平較高，正逐漸由中心城區的單極化發展過渡為大都市圈的多極化城市群，或把周邊的小城鎮納入城市圈內，或構筑以城市中心與副中心相結合、市區與衛星城相連接的現代城鎮體系，緩解中心城區的壓力。因此會更注重城鎮化的質量，而伴隨著城鎮化速度的穩定甚至適度放緩，城鄉之間的差異會趨于減小，城鄉居民生活水平差異將會降低，城鄉關系也會趨于和諧。東北地區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曾在我國工業現代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也遺留了很多問題。該地區城市建設較早，城市公共基礎設施較為落后，制約了城市化的進一步發展。在中西部地區，由于當前城鎮化水平和未來五年的目標仍有較大差距，因此正在加快城鎮化速度以減少和東部發達地區的差距。中部地區缺少特大型城市，因此要大力發展城市群的建設，促進城市群內的資源優勢互補。在西部，則要依托縣城發展壯大一批中小城市，發揮中小城市和小城鎮進入門檻較低、居民生活成本和就業成本便宜的優勢。在追趕東部的過程中，中西部地區的城鄉摩擦將會加大，城鎮化問題將會較多。在西部，主要是因為收入水平較低導致矛盾凸顯；而在中部則主要因為土地資源的緊缺和生活成本的加大。
（三）人口密度差異
從人口密度看，東中西三大區域人口空間分布區別較大，區域內部人口密度差異明顯。根據《2009中國統計年鑒》統計數據，截止2008年末，全國總人口132802萬人，全國平均人口密度為138人/平方公里。其中，西部地區總人口36523萬人，平均人口密度為53.2人/平方公里。中部地區35466萬人，平均人口密度345.2人/平方公里。東北地區10874萬人，平均人口密度138人/平方公里。東部地區47964萬人，平均人口密度523.4人/平方公里。
不難看出，各地域人口空間分布差別較大。整體來看，東部和中部人口密度較大，東北地區人口密度與全國平均水平持平，西部則較低。東部區域人口密度最高，內有較多地區，人口密度均遠高于全國水平，一些地區甚至達到全國平均水平的十倍乃至數十倍。中部地區人口分布相對平均，各省人口密度差異較小。西部地區人口稀少，地帶內部人口密度差異較大。
人口密度直接影響到城鎮化進程的順利與否。過高的人口密度為城市的進一步擴張帶來阻力和困難，增加了城鎮化進程中的城鄉摩擦；過低的人口密度也不利于城鎮化，因為這將導致人力資源的稀缺，也不利于人口在城鎮的集聚。因此，從人口密度角度分析，我們認為中部地區處于城鎮化的有利階段。該地區既不缺乏必要的勞動力和人口，也不會因為過大的人口密度導致城鎮化副作用。
二、從人口變化特征看城鄉居民的福利水平差異
中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為廣大人民群眾提供了日益豐富的物質保障，極大促進了中國城鄉人口數量的增長、人口質量的提高以及人口文化程度的提高。同時，人口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經濟的發展水平以及社會所能提供的福利水平。
（一）從城鄉人口文化教育水平的變化看城鄉差異
衡量福利水平的一個重要指標是人均擁有圖書數量和圖書消費。據新華網報道，截止至2009年6月，我國在農村地區已建成9.2萬家農家書屋，中央也在2009年給農家書屋加撥13.954億元財政補貼。但是，這13億人民幣具體分攤到每個農民頭上，則仍顯得杯水車薪。盡管在過去的30年經濟發展迅速，但農村人均擁有藏書量仍顯匱乏，農民人均圖書擁有量不高，除去學生課本不計，農民人均一年只有0.1冊書，也就是說10個人一年才有一本書。而據《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09》有關數據，2008年我國地級市市轄區人均擁有公共圖書館藏書1.1冊，為農村人均擁有圖書量的10倍，即使將市轄區擴大至全市范圍，城市人均擁有圖書藏書量也有0.57冊。在圖書購買消費上，城鄉也存在較大差距。我國13億人口中, 有9億多是農民, 城市人口與農村人口的比例大致為1:3。但近幾年城鄉圖書銷售卻一直在3:1左右的比例徘徊, 城鄉間的人口比例與圖書銷售的比例呈現出嚴重的顛倒現象。
教育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國家財政的支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從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四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出發，提出了“優先發展教育，建設人力資源強國”和“科教興國”戰略，頒布和實施了九年義務教育政策，并大力發展職業院校和高等院校，中國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據《2009中國統計年鑒》中關于2008年中國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樣本數據分析得知，與2007年相比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人口所占比重都分別上升了一個百分點。
從1985-2008年農村居民家庭勞動力文化狀況一覽表中可以看出，農村受教育情況也明顯得到改善。詳見圖1。
從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發現，中國城鄉教育水平整體上均有明顯的上升，接受教育的層次有很大提高，初高中表現明顯。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出，城市接受較高層次教育的人口比重大于農村，尤其在高中及以上層次的教育水平。產生這種差距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對城鄉教育投入的差距性；城鄉家庭收入中可用于教育方面支出的貨幣數差距；城鄉居民對于孩子接受高層次教育的觀念差距；城鄉學生自身的文化知識構成的差距。
隨著我國老齡化社會的到來，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速度日益減緩，農村剩余勞動力總規模已經從1.5億~2.0億減少到2000萬~3000萬，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勞動力總量優勢趨于下降乃至最終消失。因此，我國經濟競爭力越來越仰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歸根結底在于教育發展的支撐。
（二）從城鄉居民出生率、死亡率看城鄉差異
近年來，我國醫療衛生事業取得了很大的發展，醫療技術不斷提高和醫療設備日益完善，促使我國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長率出現一些變化。1990年至2008年中國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長率皆呈下降趨勢，而2002年至2008年中國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長率又呈現穩步發展。
在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長率都呈下降趨勢的同時，城鄉出現了很大的差距。據克羅地亞全球衛生中心的研究人員的調研報告得知，從1990年到2008年中國兒童死亡率已經從每千名嬰兒中出現64.60人死亡降至18.5，下降了71%，但農村地區的兒童5歲前夭折的可能性是城市地區的3至6倍。
同時，《中國人類發展報告2007-2008》中指出，2000年，城鎮居民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為75.2歲,農村為69.6歲，中國城鄉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分別為13.8‰和45.7‰,農村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比城市高出3.3倍，中國城鄉孕產婦死亡率分別為29.3/10萬和69.6/10萬,農村孕產婦死亡率比城市高出2.4倍。2005年，城鄉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分別為10.7‰和25.7‰, 農村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比城市高出2.4倍。城鄉孕產婦死亡率分別為25/10萬和53.8/10萬農村孕產婦死亡率比城市高出2.2倍。
（三）從城鄉人口離婚率和結婚率的變化看城鄉差異
中國人口受多種因素影響，離婚率和結婚率在不同程度上有所變化。城鄉人口的結婚率在不斷增加的同時，離婚率也有所提高。相對于結婚率而言，離婚率的變化更大。據2010年2月3日的法制晚報報道，2007年，離婚登記的同比增長率高于結婚登記的數據，而2008年兩者持平，到2009年，再次出現離婚登記的同比增長率高出結婚登記的同比增長率。2009年，我國民政部門辦理離婚登記的夫妻有171.3萬對，比上年同期增長10.3%, 高于辦理結婚登記9.1%的增長率，結婚和離婚人數均連續3年呈現增長趨勢。另據中國民政部門統計，1980年中國離婚對數為34.1萬對，1990年為80萬對，2000年為121萬對，2003年為133.1萬對，2005年為161.3萬對。2008年民政部門登記離婚160.9萬對，2009年前3季度，民政部門結婚登記744.7萬對，民政部門離婚登記117萬對。從上述的絕對離婚對數的數據可以看出，中國離婚人數增加趨勢迅速。
離婚人數的增加主要集中在城市區域和經濟發達區域，農村地區或者偏遠山區的離婚率較低。城市離婚率高于農村地區，可能主要由于以下幾方面的因素所造成：第一，城市生活環境的變化較農村的更大，城市居民更易受到外界的影響；第二，城市居民的思想更加開放，經濟獨立性更強，而農村居民尤其農村女性仍存在大量的傳統觀念，對于家庭的依賴性更大。
（四）從城鄉人口流動情況看城鄉差異
人口的遷移往往受到經濟、政治、文化和環境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加大了對沿海地區的政策扶持力度，加大沿海城市和重點城市的開放力度，引進外資，極大促進了東部地區的發展。而中西部地區的發展受到地理環境的影響，發展相對緩慢。城市的擴展，尤其沿海城市產業的繁榮使城市地區擁有更多的就業機會；城市擁有更好的醫療設施、更好的教育資源以及更好的人居環境等，這些必然促進大量中西部地區的勞動力涌向沿海東部地區。1982年我國流動人口規模不過3000萬人，到2005年已經達到14735萬人。根據國家統計局2008年農民工檢測調查摸底數據和我國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推算，截止2008年底，我國城市外來人口規模已達1.75億人。
流動人口以農村人口為主，2008年城市外來人口中，來自農村的占74%，來自城市的只占26%。這主要是因為，自農村實行以來，隨著農業科技水平的進一步提高，農村家庭所需勞動力開始減少，農村出現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農村剩余勞動力恰恰滿足了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由于東部沿海地區城鎮化進程較快，因此農村勞動力出現了由農村地區遷往城市地區，由中、西部地區流向沿海地區以及由落后的農村地區遷入到較為發達的城市的趨勢。
據最新的《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09》測算，2008年，東部地區的城市吸納了67.4%的外來人口，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城市分別吸納了16.1%和16.5%。自2003年至2008年農村外出勞動力數量在呈現出逐年增加的明顯趨勢，常住戶外出勞動力數量也在逐年上升。流向東部地區的農村勞動力人數基本維持在70%，中西部地區的勞動力吸納人數仍然只占較少部分。
同時，還可以計算出，目前勞動力外出的比例呈下降趨勢。這可能是由于在城鄉二元結構中，城鄉勞動力轉移已經到達了“拐點期”。
（五）從恩格爾系數看城鄉差異
恩格爾系數（個人食品支出總額占消費支出總額的比重）是衡量生活水平的一個重要指標，根據中國農業部的統計數據，1978至2009年我國城鄉居民生活恩格爾系數如表5所示。由表5還可以得到城鄉居民恩格爾系數的趨勢圖，如圖4所示。
可以由表5和圖4看到，我國城鄉恩格爾系數均呈下降趨勢，但二者之間長期存在著較大差距，尤其是在2000―2005年間，長期徘徊在8.5之上。較高的城鄉恩格爾系數差會加劇城市化進程中的摩擦與矛盾，不利于城鄉一體化進程。與此同時，近年來國內物價一直面臨通脹壓力，尤其是食品類商品的物價飛漲。在此背景下，恩格爾系數較高的農村地區抵御通脹的壓力會更大?？上驳氖?，近年來這一差值正在逐漸縮小。在新的“十二五規劃”中，減小城鄉收入差距是一個主要目標。
在上述分析中，我們發現，無論是城鄉受教育程度、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存活率，還是城鄉人口的結婚率和離婚率、人口的流動，以及城鄉恩格爾系數差值都反映出經濟水平對人口變化的巨大影響。經濟水平對于人口享受的社會福利有著巨大的制約作用，而福利水平又影響著人們的衣食住行等各個方面。因此，要想改變人口變化的城鄉差距，必須要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財政支持力度，提高該地區的福利水平，以改善人口的居住環境、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條件、提高人口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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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人口流動趨勢范文3
關鍵詞：學前教育；資源需求；學齡人口預測；
作者簡介：黃媛媛，西南大學教育學部博士生，四川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師；
《教育規劃綱要》提出，要“積極發展學前教育，到2020年，普及學前一年教育，基本普及學前兩年教育，有條件的地區普及學前三年教育”；黨的十進一步強調，要“辦好學前教育”?？梢?，學前教育的發展已經成為國家教育發展的重要任務?！秶鴦赵宏P于當前發展學前教育的若干意見》也對學前教育發展提出了明確要求：“結合本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和適齡人口分布、變化趨勢，科學測算入園需求和供需缺口，確定發展目標”。因此，為實現我國學前教育發展目標，需對學前教育階段學齡人口的變化和教育資源需求進行預測。本研究在對我國2013—2020年學前教育階段城鄉學齡人口數量進行預測的基礎上，對未來幾年全國城鄉幼兒園、專任幼兒教師和保育員、學齡人口人均經費以及硬件設施等需求量進行推算，以為政府制定學前教育發展規劃等提供科學可靠的參考依據。
一、學前教育階段學齡人口預測
國內已有對學前教育資源配置問題的研究，提出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大多通過某一地區的實證調查來分析學前教育階段的幼兒園數、經費、師資等資源配置情況[1]，而對全國范圍內的整體需求研究卻較少。二是對人口與教育關系的研究主要放在義務教育和高等教育階段[2]，而對學前教育階段人口與教育發展的研究涉及甚少。三是對各類教育的學齡人口預測，大都是對總量進行計算[3]，鮮有區分城鄉學齡人口的。本研究是采用人口預測軟件、公式對我國城鄉學前教育階段學齡人口進行預測，預測未來幾年學前教育人口數的城市、農村變動趨勢，從而合理配置城鄉教育資源，促進教育公平，為政府決策提供科學依據。
(一)學齡人口預測工具與方法
本研究采用人口預測軟件(CPPS)的公式為預測工具，并根據公式所涉及的幾個要素，進行推測統計分析。
1.預測年齡段。
根據《幼兒園工作規程》規定，幼兒園適齡幼兒為三周歲至六周歲，幼兒園一般為三年制。因此，在預測2013—2020年某一年段學齡人口時，將當年應為3—6歲的幼兒作為預測年齡段。
2.測算基數。
(1)以2009年中國統計年鑒的全國城市、縣鎮和鄉村分年齡、性別的人口數據作為預測基點，根據是否有城鄉戶籍和本研究的需要，將城市與縣鎮的數據統一歸為城市數據，鎮以下的數據視為農村數據。(2)出生數采用統計年鑒公布的2009年度數據。聯合國2003年對我國總和生育率(totalfertilityrate，是指該國家婦女在育齡期間，每個婦女平均生育子女數)設定值為1.83—1.86之間，國家計生委公布的2000年總和生育率為1.80左右，綜合考慮，本研究將基期總和生育率定為1.8。[4]
3.預測工具。
年齡人口數量變化取決于三方面因素，即進入、退出和死亡。其中，進入和退出由年齡因素和遷移因素來決定。[5]本研究除預測我國學前教育階段學齡人口總數外，還要對城鄉學齡人口分別進行預測，因此需要考慮城市化率和農村學齡人口遷移率。人口測算使用人口預測軟件(CPPS)，參照CPPS人口預測公式作為學前教育階段學齡人口預測工具(公式)如下：
式中x的取值范圍是3—6歲；由于教育政策(如《教育規劃綱要》)制定的時效性，t的取值范圍截止到2020年；nPt1(x)是在t1時刻年齡在x歲至x+n歲的人口數；nPt2是在t2時刻年齡在x+n歲至x+2n歲的人口數；nMPt1(x)為在t1時刻年齡在x至x+n歲的農村遷出人口數或城市遷入人口數(本研究在預測城市學齡人口時，取nPt1(x)+nMPt1(x)；在預測農村學齡人口時，取nPt1(x)-nMPt1(x))；nL(x)是確切年齡在x至x+n歲的隊列存活人年數；nL(x+n)是確切年齡x+n至x+2n歲的隊列存活人數。
nFPt1(x)為t1年度內x至x+n歲的農村學齡人口數；nMIG(x)為年齡類別人口遷移率。
第五次人口普查顯示2000年全國3—6歲年齡段流動兒童約為223萬，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10年全國流動人口約2.3億，[6]數據整理得到3—6歲年齡段流動兒童約為512萬。通過這10年的平均人口增長速度推算，2011年3—6歲學前教育階段流動學齡兒童比上年增長5.64%。同時，依據我國目前到2020年的城市化發展特征，假設學齡人口的遷移是從農村向城市單向遷移模式，其遷移率的增長速率與城市化率的增長速率一致。[7]已有預測研究表明，2009年到2020年，我國城市化率年平均增長1.03%。[8]因此，可以算出2013—2020年學前教育階段學齡人口遷移率預測值。
4.根據已有文獻研究發現，人口預測通
常采用高、中、低三種方案進行，得到三組不同結果。中方案被認為是最可能的方案，所以本研究將采用中方案所得結果。
(二)學前教育學齡人口預測結果
1.總體概況
2013—2020年我國學前教育階段學齡人口數總體上呈現先升后降的趨勢，2015年達到峰值5852.62萬，從2016年開始逐年下降，到2020年全國學前教育階段學齡人口為5640.43萬人。這種現象主要是在我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后，生育率持續下降后的結果。
2.城市和農村概況
由圖1可以看出，2013—2020年我國城市和農村學前教育階段學齡人口的變化趨勢有差異。其中，城市學齡人口數從2013年的2489.42萬增加到2020年的2757.77萬，增長率為10.8%。農村學齡人口數則由2013年的3234.23萬下降到2020年的2882.66萬，減少了351.57萬。城鄉學齡人口數量在2020年基本接近。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跟隨父母進城或在城市中成長起來的學前教育階段學齡人口越來越多，呈現出城市學齡人口增加與農村學齡人口下降的趨勢。
二、城鄉學前教育學齡人口預測結果對學前教育資源的需求
根據以上我國2013—2020年城鄉學前教育學齡人口的預測情況，本研究對學前教育發展資源需求，如幼兒園數、在園幼兒數、幼兒園教師數、教育經費數和硬件設施等進行探析。
(一)城鄉在園幼兒數和幼兒園數需求預測
基于《教育規劃綱要》提出的2020年“學前三年毛入學率達到70%”的發展目標，本研究對2013—2020年全國城鄉學前教育在園幼兒數進行推算。同時，參照《城市幼兒園建筑面積定額(試行)》中關于幼兒園規模的規定，計算出未來幼兒園的需求數，進而得出幼兒園數量上所存在的供需缺口。
1.在園幼兒數
2010年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數據顯示，我國學前三年毛入園率為56.6%，根據《教育規劃綱要》中的學前三年毛入園率發展目標，研究假設城市和農村的學前教育三年毛入學率年均增長1.5%，雖然實際上不可能每年都是這個水平，但考慮到本研究屬于趨勢性研究，這種誤差對結論的影響可忽略不計。由公式(學前教育毛入學率=在園學生人數/戶籍所在三周歲以上六周歲以下適齡兒童總人數)可以算出2013—2020年城市和農村的在園幼兒數。
2013—2020年我國在園幼兒數整體呈逐年上漲趨勢，到2020年將達到4038.55萬人，比2010年的2976.67萬人[9]增加了1061.88萬人。其中，城市在園幼兒數增幅較大，增長約30%。農村在園幼兒數則從2013至2017年逐年增加，2018—2020年呈緩慢下降的趨勢，2020年城市為1974.56萬人，農村為2063.98萬人。
2.幼兒園需求數
根據辦園規模要求，本研究將每所幼兒園規模定為6個班，每班30人?；谠趫@幼兒的預測結果，可以得出2013—2020年所需幼兒園數：2020年幼兒園需求總量為22.44萬所，與2010年幼兒園數15.04萬所相比，供需缺口達7.4萬所。
2010年，我國城市(含縣鎮)幼兒園7.88萬所，農村幼兒園7.16萬所。[10]預測結果表明：城市幼兒園需求量呈逐年上漲的趨勢，到2020年，達到10.97萬所。為“彌補”供需缺口，城市每年需新增幼兒園約3000所。而農村幼兒園需求量也呈現出先增后降趨勢，2017年需求量最大，為11.56萬所，2020年下降到11.47萬所，但仍比2010年的增加了4.31萬所。
(二)幼兒園教師需求預測
入學人數的統計是教育投入目標的基礎，而師資則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教育投入部分，對于師資的預測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師生比。[11]2013年1月教育部新頒布的《幼兒園教職工配備標準(暫行)》中規定“全日制幼兒園每班配2名專任教師和1名保育員，或配備3名專任教師?！北狙芯吭陬A測需求時，按每班30人，平均每班配2名專任教師和1名保育員的標準來計算。
1.幼兒園專任教師需求量
從圖4可以看出，2013—2020年我國幼兒園專任教師和保育員需求總量均呈增長趨勢。2020年專任教師需求數將達269.24萬，與2011年的131.56萬名專任教師相比[12]，每年需新補充約15.52萬名。
預測結果表明，2020年城市幼兒園專任教師需求量為131.64萬，與2010年城市(含縣鎮)的86.84萬相比，每年需補充約4.48萬名。農村幼兒園專任教師需求量在2017年最多，而后逐年下降，到2020年需求量為137.60萬，而2010年我國農村幼兒園專任教師數僅有27.58萬，每年需要增加約11萬名。所以，未來幾年我國幼兒園專任教師的補充工作重點在農村。
2.幼兒園保育員需求量
到2020年我國學前教育階段需要保育員134.62萬名，與2010年的16.03萬相比，供需缺口為118.59萬。另外，2010年城市(含縣鎮)幼兒園保育員為12.11萬，預測結果顯示，2020年城市保育員需求量為65.82萬，為達到需求量，需要按年均5.37萬人的速度進行補充。而農村保育員需求量從2013年的需求量65.22萬增加到2020年的68.80萬。2010年我國農村幼兒園保育員僅有3.93萬，所以每年需補充近6.49萬名。
(三)幼兒園硬件設施需求預測
根據國家教育委員會(現教育部)和建設部出臺的《城市幼兒園建筑面積定額(試行)》規定，幼兒園建筑面積主要分為園舍建設面積(活動及輔助用房、辦公及輔助用房、生活用房)和用地建筑面積(建筑占地、室外活動場地綠化及道路用地等)。本研究將這兩方面作為幼兒園硬件設施的計算指標，根據每園180人，生均園舍建設面積9.9平方米，生均用地建筑面積15平方米的規定，又基于在園幼兒數量預測結果，可以得到2013—2020年幼兒園園舍建設面積和用地建筑面積需求量。
2009年我國幼兒園用地建筑面積22257.38萬平方米，園舍建設面積11693.24萬平方米。[13]根據預測，我國2020年幼兒園用地和園舍面積需求量分別為60578.25萬平方米和39981.65萬平方米。
2009年我國城市(含縣鎮)和農村幼兒園用地建筑面積分別為14193.14萬平方米和8064.24萬平方米；園舍建設面積分別為8787.19萬平方米和2906.04萬平方米。從圖6和圖7顯示的預測結果看，無論是用地面積還是園舍面積，城市幼兒園的需求量均為上升趨勢，而農村需求量依然是在2017年達到最高后，之后開始下降。到2020年，城市和農村用地面積需求量分別為29618.40萬平方米和30959.70萬平方米；城市和農村園舍建筑面積需求量分別為19548.14萬平方米和20433.40萬平方米。
(四)學前教育生均經費需求預測
由于我國對各級教育的生均經費并未制定一個相對統一的標準，國際上也無可以參照的標準，因此，本研究選取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生均經費指數(Ce，即生均經費/人均GDP)這一指標來計算學前教育生均經費[14]。
首先，對我國人均GDP進行預測。以2010年人均GDP達30015元[15]為基數，結合我國未來經濟發展目標和人均GDP年均增長8%的預測值[16]，可以得出2013年至2020年我國人均GDP值。結果表明，2013年和2020年我國人均GDP將分別達到37810.26元和64800.31元。
其次，2010年我國學前教育生均經費821元[17]，因此可以算出學前教育生均經費指數為0.03。假設該指數從2013—2020年保持不變，便可以推算出2013—2020年學前教育生均經費。結果顯示：2013年和2020年學前教育生均經費分別為1134.31元和1944.01元。在現有基礎上，2013年至2020年學前教育生均經費平均每年需增加10.05%。
為預測城鄉學前教育生均經費的需求，先要計算出城鄉人均GDP值，由于統計年鑒中人均GDP值沒有區分城鄉，本研究將東部和西部的人均GDP平均值分別作為城市和農村人均GDP值。2010年我國城市和農村人均GDP分別為44195元和16615元，按每年增長8%計算，到2015年城鄉人均GDP分別達到64937元和24413元；2020年城鄉人均GDP年分別達到95414元和35871元。
教育經費統計年鑒中也沒有區分城鄉學前教育生均經費統計數據，因此也將東部和西部的生均經費平均值分別作為城市和農村生均經費值。2010年我國城市和農村學前教育生均經費分別為1497.24元和705.62元，按生均經費指數0.03和已推算出的城鄉人均GDP值，可以得出2015年城市和農村學前教育生均經費分別為1948.11元和732.39元；2020年城市和農村學前教育生均經費分別達到2862.42元和1076.13元。
三、城鄉人口結構變化下學前教育資源優化配置的建議
根據學齡人口的預測，本研究提出了我國2013—2020年學前教育資源配置需求的構想，為進一步科學合理地解決城鄉學前教育資源需求問題，我們提出如下建議。
(一)探索多種辦園模式，滿足城鄉學齡兒童入園需求
積極發展公辦園，大力扶持民辦園。2013—2020年我國幼兒園需求量較大，只是依靠政府的力量辦園，是非常有限的。除了發展公辦園外，促進民辦園發展也十分重要。2011年，我國民辦園11.5萬所，占幼兒園總量的69%，民辦園已成為辦園形式中的重要力量。因此，要繼續加大對民辦園的支持，如減免租金、以獎代補，民辦公助等，保證其獲得公平的發展機會。
探索多種辦園模式，滿足入園需求。若按全國60多萬個行政村300多萬個自然村為基數來計算，到2020年基本普及學前三年教育，至少需要建設幾十萬個農村幼兒園。[18]其中，要重點推進沒有中心園的鄉鎮建立中心幼兒園，滿足當地兒童的入園需求。采取村與村聯合辦園、小學舉辦學前教育班等多種形式來方便當地幼兒就近接受學前教育。
(二)重視對教師的培養和待遇提高，穩定農村幼教隊伍
我國學前教育師資普遍存在“量少質差”的問題，而隨著學前教育的迅猛發展，這個問題會更加凸顯。因此，補充教師數量和提高教師質量十分重要。在對重慶、貴州等地的農村幼兒園調查中發現，師生比大都在1∶50和1∶60之間，且代課、兼任教師數量居多，沒有配保育員。為達到國家規定的配備標準，2013—2020年需大量補充幼兒園專任教師和保育員。2009年全國學前教育本、?？普猩灿?.2萬人，中職招生24.4萬人，[19]三類總和才達到總需求量的1/10左右，因此需要通過多種途徑來補充幼兒教師。
主要通過“轉”和“引”補充城鄉學前教師資源。當前農村中小學校由于義務教育階段學齡人口大量減少，對教師的需求也隨之減少?？梢詮闹行W富余教師中挑選學歷合格人員，通過轉崗培訓充實到幼兒園；另外，可以大力發揮中等職業學校農村幼兒教師定向培養的作用，保證農村幼兒園師資來源數量。此外，還可通過發放津貼、貸款減免、住房福利等措施吸引一批畢業生到農村幼兒園工作。
保障教師合法權益，穩定現有師資隊伍。針對農村幼兒教師收入低、環境差、流失嚴重等問題，政府應出臺激勵性政策，給予農村幼兒教師額外補貼和創造專業發展機會。適當放寬優秀農村教師參與職稱評定的條件，制訂符合農村教學實際的職稱評定標準和選拔程序，提高獲評比例，激發農村幼兒教師的工作積極性，從而達到保留農村師資的目的。
(三)規范布局調整，做好幼兒園標準化建設
根據預測結果，2013—2017年我國農村幼兒園用地面積和園舍面積需求量均不斷上升，因而大量補充幼兒園用地，加快建設是該階段的主要任務，但應該注意，2018—2020年農村幼兒園的建設用地需求量開始緩慢下降，新建、改擴建工程就應進行相應調整。
目前，城市中存在著大量高標準、高配置、高收費的幼兒園，而農村又普遍存在室內外活動面積小且有安全隱患的民辦園。對于城鄉幼兒園硬件設施上的差異，地方政府應根據具體情況，做好幼兒園的標準化建設，特別是要出臺針對農村幼兒園的建園標準，嚴格依據該標準，定期對幼兒園進行檢查評估，消除幼兒園的安全隱患。對農村“危房”幼兒園進行改建，重點是將幼兒園規劃建設與城鎮化建設和新農村建設結合起來，做到同步規劃、同步建設、同步到位。[20]
(四)增加政府學前教育經費投入，合理分擔成本比例
城鄉人口流動趨勢范文4
一、城鎮化健康發展要扭轉一個觀念，破解三大問題
（一）扭轉一個觀念
關于城鎮化和經濟發展之間到底是“因”還是“果”的討論一直存在。從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來看，城市是產業結構演進和經濟發展自然結果，而不是原因，這讓很多人不理解當前我們將推進城鎮化作為經濟增長動力的一個重要原因。事實上，當前提出的將城鎮化作為“新四化”之一，并不是要超越這一規律，而是要補課，因為按照常住人口計算，2012年我國的城鎮化水平是52.6%，如果把2.6億流動人口扣除以后則是35%。顯然，如果能把這2.6億人以及每年增加的一千多萬流動人口逐步穩定在城鎮，其經濟意義是非凡的。
（二）破解三大問題
當前，在推進城鎮化的進程中很多問題可以歸結為“人、地、錢”三個問題。對這三個問題的認識將直接影響戶籍制度、土地管理制度以及地方融資平臺等改革進程。
一是城市要“地”不要“人”的根本原因在于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的發展依靠的是高資源、高投資，農村人口的富裕使得勞動力并不是一個現實的制約因素；另外，在我國東部城市的發展過程中，加工貿易的體量很大，加工貿易的“兩頭在外，中間在內”的產業結構所需要勞動力的年齡結構相對穩定在18—35歲，也就是說不是城市排斥大量的農村人口進入城市，而是總體上的經濟結構無法容納增速太快的城市人口，至少這個過程是緩慢的。近年來，城鎮化進程中人地兩張皮的經濟基礎正在發生變化，這一變化最突出的就是“民工荒”的頻繁出現以及以擴大內需為重點的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因此，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將成為一個順勢而為的重大政策突破點，但是也要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二是城鄉分割的土地管理制度是很多經濟問題的病根所在。當前，城鄉分割的土地管理制度的弊端已經顯現，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經濟落后的偏遠農村宅基地的閑置問題，據統計，全國農村10%的宅基地是廢棄的，空心村現象已經更加突出，這與城市建設用地的緊缺形成明顯對比；城市近郊的“小產權房”現象愈演愈烈，事實上，“小產權房”現象是城市居民面對城市高房價和郊區農民應對城鄉土地“剪刀差”的結合。高房價的危害不僅僅體現在房地產泡沫侵蝕實體經濟，還會制約服務業的發展，而服務業的發展對于經濟結構調整，擴大就業等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據不完全統計，我國當前的建設用地中，城市占1/4弱，而縣城和小城鎮約占1/4，而農村則占了將近1/2，顯然，在推進城鎮化的進程中，實現有效的城鄉建設用地的轉換以及建設用地和耕地之間的占補平衡極其重要。
三是土地財政的痼疾不除，經濟發展方式難轉。在過去的10多年中，中國城市的面貌煥然一新，土地財政功不可沒，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這種體制寅吃卯糧的弊端就更加顯現，是城市房價“越調越高”的根本原因。隨著當前地方融資平臺風險越來越大，要破解這一難題已需盡快提上議程。除了盡快出臺房產稅等財產稅增加地方政府稅收來源，完善財稅體制實現財權和事權的對等以外，盡快創新城鎮化融資模式，推進民間資本進入城鎮建設將是一個更加迫切的議題。
二、幾點建議
（一）城鎮化模式選擇需遵從經濟規律
我國未來應著力于三種不同的城鎮化模式，分地區分類型制定政策即服務于引領中國經濟全球競爭力提升的特大城市及其城市群，服務于大規模流動人口返鄉后創業定居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鎮以及服務于傳統農村地區人口高度聚集以后，自動享受城市經濟文化輻射的就地就近城鎮化。
（二）要善于借鑒國際發達國家的城鎮化經驗
一是要強化中央政府制定和執行城鎮化戰略規劃的主導作用，二是要走公共交通導向的集約緊湊型而非小汽車導向的無序蔓延型城市建設道路，三是適時大力推動城市群和城市圈的發展并要防止地產泡沫的形成，四是重視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作用，五是城鎮化推進要擇機提速也要防止過度，六是城鎮化離不開農村的健康發展等等。
（三）推進更加吸納高質量就業的城鎮化
城鎮化健康發展的核心是不斷創造更多的非農就業機會。如果沒有更多的高質量的就業機會，結果就是走向了一條高城市化率，但是低城市化質量拉美化的道路。在各地的實踐中，以創業帶動就業是一個很好的經驗，將更多制約群眾創業的不合理法規廢除，鼓勵更多民間資本開辦小微企業，是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推進城鎮化健康發展的關鍵。
（四）加大城鎮化投融資的創新
擴大城鎮化的融資渠道的創新勢在必然，尤其是在當前流動性過剩的情況下，將社會資金穩步吸引到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以及養老、教育和醫療設施建設應該加大力度。有利于吸納過剩的流動性，也會將城市建設的資金缺口問題逐步彌補。讓地方政府逐步回歸到公共服務的本職上來。
（五）破解大城市不“大”，小城市不“小”的難題
大城市的交通擁堵、空氣污染等問題的根本原因是大量高端產業和醫療教育等都集中在城區，這些功能擴散不出去，北京等大城市應該繼續開放戶籍制度，向更多的高技術人才、更多的懂技術的人放開，繼續通過更快捷的交通等方式與河北、天津等連接，把城市的空間和功能繼續擴張。不僅僅可以緩解城市內部的人口和交通等壓力，還可以帶動整個都市圈的發展。也就是說，就當前階段而言。我們還是要承認一點，就是讓大城市更大，以便形成擴散效應，形成城市群。而小城市則適度控制空間擴張速度，讓更多的人氣和產業集聚，避免土地財政推動下的“鬼城”現象的繼續蔓延。
（六）構建城鄉聯動的系統化改革
城鄉人口流動趨勢范文5
關鍵詞：表格形；柱狀形；折線形；條狀形
初中思想品德課的圖表題是培養學生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情感、樹立主人翁觀念的內容之一。通過此項練習，可以使學生掌握圖表題的解題方法，學會透過現象看本質，培養學生從圖表中提取和分析信息的能力，提高學生理論聯系實際的能力。筆者根據自己從教多年的經歷，將圖表題的解答方法小結如下。
一、典型例題分析
2016年1月20日，國家統計局我國經濟增長數據：
問題：“圖表”（含注）反映出哪些經濟信息？（從四個方面回答）
1.教師引導學生共同歸納例題答案
看圖表縱向比較發現，城鄉居民2015年收入比2014年高，得出信息：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增加。（看“圖表”，和自己縱比，看趨勢。）
看圖表橫向比較發現，城鄉居民2014年和2015年收入有差距，得出信息：我國城鄉人均收入存在差距。（看“圖表”，和別人橫比，找差距。）
看標題明確我國經濟發展迅速得出信息：我國經濟增長迅速，綜合國力顯著提高。（看“注”和標題，補充）
透過現象看本質縱橫比較得出信息：我國現在達到的小康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發展不平衡的。（透過現象看本質）
2.教師引導，師生共同小結圖表題答題思路
（1）看：尋找答題的角度。一看“標題”：確立主題，選擇有關思品原理。二看“內容”：和自己比看發展、進步或提高；和別人比找差距、問題。三看“注”：補充、解釋，這個信息不可忽視。四看“本質”：課本知識即問題本質，可參考標題或者小注中內容得出。
（2）標：尋找圖表與教材的聯系。標出與知識點有關的關鍵詞；標出體現題型的關鍵詞；標出體現回答問題切入點的關鍵詞。
（3）落實：落實答案。落實答案要點數量（可以根據分值判斷）；落實表敘方法：用思品原理表達、用規范語言文字表敘（忌用口頭語、忌抄圖表中數據）；落實答案：先寫現象（圖表直觀表現的東西）再寫本質（思想品德課知識）。
二、跟蹤練習一：關注過去五年青島城鄉居民收入情況
根據上述表格回答問題：上述圖表告訴我們哪些可喜的變化？圖表中還告訴我們社會發展中存在什么問題？（從兩個方面回答）
教師引導學生參考例題，縱向和橫向比較回答。然后給出參考答案：過去五年青島地區生產總值、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大幅增長，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
三、跟蹤練：觀察“農村人口與城鎮人口比例圖”
問題：觀察“農村人口與城鎮人口比例圖”（含注），試著用自己的語言表述我國人口比例變化情況。
教師引導：做思品題要做到兩點：一是聯系思品課本知識；二是要遷移運用基本原理。
學生分組討論然后回答問題。經過分析共同歸納出參考答案：看表格內容，得出要點：1949～2011年間，我國農村人口比例下降，城市人口比例上升。觀察2008至2011年城鎮人口增減特點得出：2008年―2011年間，二者比例基本達到1：1。通過此線狀形圖表透過現象看本質歸納得出：圖表信息說明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城鎮化水平提高。
城鄉人口流動趨勢范文6
摘 要：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不僅是發展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也是我國經濟發展中一個最為重要的問題。本文從理論和經驗兩個方面，對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動因的最新研究進行綜述，并藉此提出新的研究思路。
關鍵詞：勞動力轉移；動因；研究進展
當前，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是減少農業剩余勞動力、解決“三農問題”、提高城市化水平、增大城市人口規模、增強城市集聚效應的必由之路，也是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徑，成為擺在我國政府面前的最重要問題之一。而要想順利轉移農業剩余勞動力、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維護社會和諧穩定，我們就必須弄清楚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動因及其影響因素，本文將對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動因的研究進展進行綜述，藉此提出新的研究思路。
一、基于劉易斯-拉尼斯-費景漢模型的研究
在理論研究方面，學者們基于劉易斯-拉尼斯-費景漢模型對勞動力轉移動因進行了拓展研究。盧萬青和李未無（2010）[1]著重考慮企業勞動力需求因素，修改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認為勞動力轉移的動因為城鄉收入差距，但沿海與內地收入水平不同，且中低端勞動密集型企業與高端勞動密集型企業和資本技術密集型企業所能提供的工資待遇也不一樣，進而得出“民工荒”問題不是總量問題，而是結構問題。但其基本沿襲了劉易斯-拉尼斯-費景漢模型的缺陷：農業工資不變，外生給定城鄉收入差距。姚先國和來君（2005）[2]認為民工到城市打工的動力不是簡單的兩部門工資差異，而應使用城鄉生活效用差異來度量，同時，農民收入也會隨農民數量的減少而提高，并以此修正劉易斯-拉尼斯-費景漢模型發現，盡管兩部門工資率仍然存在差異，但“民工荒”現象可能意味著均衡狀況已經出現。但仍然是外生給定非農部門工資高于農業部門，沒有建立起一般均衡模型以內生決定部門間收入差距，進而深入解釋農業勞動力轉移動因。
在經驗研究方面，學者們也以事實和數據為依據，對劉易斯-拉尼斯-費景漢模型進行了拓展與檢驗。周平（2008）[3]以劉易斯模型為基礎，用區域生產總值概念，以向量內積的形式建立簡單計量模型，實證揭示了區域間收入差距是勞動力轉移的要因；人口流動的主方向是人均區域生產總值較低的區域向較高區域的移動。劉建民和賀彩銀（2010）[4]從中國勞動力市場分割現實出發，將民營出口貿易引入拉尼斯-費景漢模型，并運用1996-2007年省級面板數據進行經驗分析，結果表明：具有自生能力的民營非農業部門是容納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主要經濟部門，其對外貿易是促進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重要因素；民營進口貿易在推動自身發生技術創新和加深勞動力使用偏向方面有正向作用，進而間接加快了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這些經驗研究雖然基于中國現實考慮不同因素對勞動力轉移的影響，但它們都忽略了制度這一重要因素對勞動力轉移的影響。
二、基于托達羅模型的研究
在理論研究方面，學者們引入遷移風險和戶籍制度等因素對托達羅模型進行了拓展。汪小勤和田振剛（2001）[5]認為Todaro模型忽視遷移風險對勞動力轉移決策的影響，建立了考慮城市就業、定居城市、城市收入等不確定性的勞動力鄉城轉移決策模型，認為導致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結果不確定性的主要原因是城市就業概率、轉移者的擇業能力等，由此提出選擇合適經濟增長方式、加大人力資本投資等對策。廖淑華和余光英（2004）[6]指出，由于戶籍及勞動力就業保護制度的限制，使得中國城市勞動力市場形成了典型的城鄉分割的二元勞動力市場，決定農村勞動力鄉城轉移的原因不是Todaro模型的城鄉預期收入差距，而是轉移的預期凈收入；并認為中國二元勞動力市場造成的工資歧視及勞動力進入成本不能解決城市的失業問題，相反會造成城市就業容量的損失。但上述研究都沒有考慮農業剩余勞動力問題，這與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現實不符。周天勇和胡鋒（2007）[7]則考慮農民流回農村的理性，即農民在城市里找不到工作時會流回農村，城鄉人口流動一直保持均衡狀態。同時假設農民遷移決策是家庭理性決策行為，一國勞動力和失業人口在農業部門、城市非正規部門和正規部門的分布始終保持一種均衡狀況，由此改進托達羅模型，得出相反結論：發展城市不僅能改善城市失業，而且能提高工資收入；而發展農業只能帶來非常有限的收入增加，并會在農村積累更嚴重的隱蔽性失業。遺憾的是，其仍然是外生給定非農部門工資高于農業部門，沒有建立起一般均衡模型以內生決定部門間收入差距，進而深入解釋農業勞動力轉移動因。
在經驗研究方面，馬穎和余官勝（2010）[8]將哈里斯-托達羅模型擴展到存在貿易開放的情形，認為如果一國的比較優勢為制造品，貿易開放將會減少就業，利用我國省際面板數據也驗證了其理論結論：當不考慮勞動市場剛性時，由于中國的比較優勢是勞動密集型產品，貿易開放能增加就業；而當勞動力市場剛性較大時，勞動力轉移過程反而促使貿易開放減少就業。然而他們都沒有考慮制度因素這一重要變量對勞動力轉移動因的影響。席恒和周明（2008）[9]將農民工面臨的制度歧視成本引入托達羅模型，并通過對烏魯木齊市農建食品有限責任公司的調研數據實證分析，發現：決定農村居民轉變為農民工的根本動因在于比較轉移前后的家庭收益和各種制度約束下的成本；制度性歧視對農村居民的遷移決策產生影響，最終造成了整個社會福利的損失。但其對于制度歧視成本也側重于定性描述而沒有量化。
三、基于推拉模型的研究
在理論研究上，程名望等（2006）[10]通過動態宏觀經濟學遞歸方法建立推拉模型表明，城鎮的拉力、特別是城鎮工業技術進步，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根本動因。基于宏觀經濟變量的logit模型和基于微觀經濟變量的描述性分析都很好地驗證了該結論。研究同時表明，加強農村基礎文化教育對農村勞動力轉移具有深遠意義，性別、家庭收入、區位等因素的差異也對農村勞動力轉移有明顯影響。由于程名望等僅僅建立了宏觀理論模型而沒有考慮微觀行為，故也未能內生地解釋農業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
經驗研究上，周孝坤等（2010）[11]基于城鄉統籌發展視角，利用重慶1997-2008年數據，針對“推”和“拉”的因素分別建立模型定量分析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影響因素。結果發現，農村人均耕地減少和農業生產現代化的提高是影響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重要“推力”，而城市較高的收入和現代化水平是影響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重要“拉力”。此外，Li（2004）[12]運用重力模型，利用1990年人口普查和199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對全國人口流動和城市化進行分析，發現：外商直接投資對人口鄉城轉移具有推動作用，而城鎮失業率及工資水平的作用不顯著。然而他們都沒有考慮制度因素這一重要變量對勞動力轉移動因的影響。
四、基于新勞動力遷移經濟學的研究
在理論研究方面，Chen等（2003）[13]考慮工人的異質性建立了一個遷移模型，發現，即使遷移者的收入更低、風險更大，遷移也可能會發生。但仍然沒有建立微觀基礎以內生地說明城鄉勞動生產率差距，未能深入解釋發展中國家的農業勞動力轉移動因。
經驗研究方面，朱明芬（2009）[14]基于在杭州務工的543名農民工1995-2008年的追述式抽樣調查數據，分析農民工家庭人口遷移態勢、特征及其影響因素發現：以新遷移理論為依據的家庭因素對農民工家庭人口遷移行為有較好的解釋能力，在近14年中，杭州外來農民工家庭人口遷移發生率總體上呈逐年上升的態勢，夫妻攜子女遷移的情形日益增多，人口遷移間距越來越短，入遷居住方式更加城市化。然而論文沒有考慮制度因素對勞動力轉移動因的影響。盛來運（2007）[15]利用新勞動力遷移經濟學理論從個體、家庭、社區和制度（使用家庭轉包出的耕地面積占承包面積的比重來反映土地流轉情況的制度變量）等多個層面對中國農村勞動力外出的影響因素進行了系統分析，提出了相關因素影響勞動力外出可能性的16個假設，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勞動力外出決策模型，利用中國農村住戶調查34000戶樣本數據，對這些假設進行了實證分析發現：新經濟遷移理論在中國具有一定實用性。對于農民家庭來說，家庭相對剝奪感和市場流動性差增加了農民外出務工的可能性，對于家庭所在社區來講，一個基礎條件好和社會資本豐富的社區有利于推動農民外出，但過高的非農產業發展水平會降低本地勞動力外出的可能性；此外，土地制度對勞動力外出具有顯著影響。但正如他本人所說“制度變量又是最難度量的，很難找到能充分體現制度影響的合適的制度變量放入模型?！?，我們試著在模型中放入一個反映土地流轉情況的制度變量”，可見，這種使用家庭轉包出的耕地面積占承包面積的比重來反映土地流轉情況的制度變量也是比較粗糙的。
五、總結性評論及啟示
對于農業勞動力轉移動因的最新研究，在理論上，大多是對劉易斯-拉尼斯-費景漢模型、托達羅模型、推拉理論或新勞動力遷移經濟學的進一步深化，但都不能內生決定城市工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高于農村農業部門，農業勞動力轉移只是外生力量作用的結果，因而無法深入解釋農業勞動力轉移的動因；經驗上，大多忽略了制度這一重要因素對勞動力轉移動因的影響，即便少數研究考慮了制度因素，但其對制度因素變量的選取也比較粗糙。事實上，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是工業化過程中的普遍現象，農業-非農業之間勞動生產率差距是其直接原因，但農業-非農業之間勞動生產率差距并非外生給定，而是內生決定的。因此，如何闡釋農業-非農業之間勞動生產率差距，進而深入解釋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動因是我們將進一步研究的課題。同時，如何更合理地度量制度變量進行經驗研究也是我們以后需完善的工作。（作者單位：貴州財經大學中國西部現代化發展研究中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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