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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新常態的基本特征范文1
一、經濟“新常態”基本特征與互聯網金融發展現狀
（一）經濟“新常態”的基本特征
經濟“新常態”是目前國內宏觀經濟形勢最熱門的詞匯之一，“新常態”內涵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是經濟增長速度從高速轉為中高速，經濟增長速度從過去的10%以上過渡到6%、7%。第二是結構發生變化，出口拉動、投資驅動增長模式可能在未來會有一定的轉變。產業結構方面，第三產業逐步成為產業主體，傳統的粗放式經濟發展被轉型升級的經濟發展取代，投資率下降，消費率上升，消費需求逐步成為需求增長的主體。第三是經濟增長動力由以前的政府主導轉變為未來以私人部門和以創新為主導的方式，目前也是在過渡的過程中。
（二）互聯網金融發展現狀
互聯網金融的發展出現了多種模式。廣義的互聯網金融涵蓋了傳統金融業務的網絡化、第三方支付、大數據金融、P2P網絡借貸、眾籌和第三方金融平臺六種模式。其中，傳統金融業務的網絡化模式指各大銀行、證券公司和保險公司等傳統金融機構通過建立網上銀行、網上證券和網上保險平臺實現網上轉賬、網上投資理財、網上資金借貸、網上證券和保險交易等業務的模式；第三方支付指在電子商務交易中由與國內外各大銀行簽約的第三方支付平臺以解除買賣雙方的信息不對稱問題而為雙方提供支付服務的模式；大數據金融指依托電子商務交易產生的海量的、非結構化的數據，通過專業化的數據挖掘和分析，為資金需求者提供資金融通服務的模式；P2P網絡借貸模式指資金供求雙方直接通過第三方互聯網平臺進行資金借貸的模式；眾籌模式指資金需求者在互聯網上展示創意和項目，并提供回報、募集資金的模式；第三方金融服務平臺模式指建立第三方金融服務平臺，銷售金融產品或為銷售金融產品提供服務的模式。
二、經濟“新常態”對中國互聯網金融生態環境的影響
（一）互聯網金融與傳統金融的關系發生轉變
2013年6月到2014年上半年，以余額寶為代表的互聯網基金銷售興起開始引領互聯網金融的創新浪潮?；ヂ摼W金融的“鯰魚效應”迫使傳統銀行業積極創新金融服務方式，逐步實現金融的互聯網化，比如，多家商業銀行正在利用自身在金融數據積累方面的優勢積極部署自己的電商平臺，籌建直銷銀行，甚至與互聯網企業合作或直接進軍互聯網金融，為中小微企業融資提供在線服務，如平安銀行“陸金所”和招商銀行“小企業e家”等。互聯網企業結合自身優勢向金融業務滲透，同時傳統商業銀行也開始推出電商平臺?？梢钥闯?，互聯網金融促使傳統銀行業在社交金融、電商金融等方面作了嘗試。因此，在“新常態”下互聯網金融和傳統金融之間既有競爭也有合作，“競合”將成為互聯網金融與傳統金融之間的主流關系。
（二）經濟增速的放緩加劇了互聯網金融風險
受潛在增長率下滑的影響，中國經濟正處于經濟增速的換擋期，經濟增速放緩已是不爭的事實，這也必然導致各類金融價格的換擋。不良貸款增加、不良貸款率上升以及信貸增速的放緩都是經濟增速回落情況下銀行業等金融機構信用風險增加的必然結果（陸岷峰，2015）。一方面，經濟增速放緩，社會存在大量閑置資金，而銀行存款利息較低，人們不愿把錢存在銀行，并且隨著投資理財觀念的增強，人們更愿意把錢作為收益較高的投資，互聯網金融成為人們閑散資金的很好去處。但是很多互聯網金融機構利用人們的投機心理吸錢、洗錢，增加了信貸風險，人們的權益得不到保障。另一方面，現階段商業銀行和互聯網金融已然“滲透”發展，互有牽連，外界環境的改變對兩者發展的影響幾乎同步到達。因此，經濟增速放緩對傳統金融的影響通過二者的“滲透”關系作用于互聯網金融，加劇了互聯網金融的風險。
（三）互聯網金融監管力度不斷增強
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發展環境中，中小企業是創新最具活力的經濟體，并主要依靠互聯網金融融通資金。相對于傳統商業銀行有形封閉的風險控制，互聯網金融創新風險大、管理弱的問題較為突出，所以隨著互聯網金融的不斷發展，相應的監管措施也應隨之完善。在經濟進入新常態并催生金融新常態的背景下，金融管理部門對互聯網金融的認知逐步完善，政府包容的“觀察期”即將結束，指導互聯網金融創新發展的法律法規即將出臺，以保障互聯網金融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三、經濟“新常態”背景下互聯網金融的發展策略
（一）加強與傳統金融的合作力度
在互聯網金融發展勢頭如此之快的情況下，未來實體商業銀行會更加去應用互聯網思維和技術去嘗試著推動移動金融和電商金融的發展，有條件的銀行甚至會主動與互聯網金融企業合作，為小微企業的融資提供在線服務，更好地服務于經濟的發展?；ヂ摼W金融將不斷地線下化，在新常態下，電商會積極與商業銀行展開合作。以蘇寧云商為代表的金融平臺已經獲得民營銀行牌照，可以完全控制信息流和資金流，這是當前比較成功的互聯網金融與傳統金融相互融合的模式?；ヂ摼W金融在地區應用中還有很大的局限性，未來互聯網金融的發展領域完全可以朝著農村金融的方向發展。
（二）全面深化互聯網金融創新
（1）加快網絡化數據化步伐。金融機構必須更快地進行自身調整，積極以各種形式嘗試轉型，利用互聯網思想和技術創新盈利模式，改善客戶體驗。各機構要通過技術創新和機制創新，大力改進目前業務開展中的信息不對稱性問題，促進信息的雙向良性互動，增強平臺的靈活性、模塊性和智能性。
（2）大力提升內生能力。在銀行等金融機構的互聯網金融戰略中，從金融和互聯網的特性出發，不斷大力深化科技與業務的高度融合，持續提升科技的金融服務能力和創新能力。同時，需要大力完善業務制度與內部控制制度，加強體制機制建設，實現內部業務流程的合理再造，利用互聯網新技術確保提供信息的及時性、全面性、一致性與準確性。內因決定一切，銀行等金融機構只有增強自身發展的內在動力的前提條件下才有可能獲得源源不斷的前進動力。
（3）加大外部開放合作力度。面臨互聯網金融時代的來臨，銀行等金融機構要大力加強與各大電信運營商、金融同業以及監管機構等的全面合作，積極拓展和不斷深化與外部機構的合作領域，建立互利共贏的合作模式，提升互聯網金融的創新能力和發展能力，增強業務發展的合規性。同時，各互聯網企業必須具有國際眼光、世界戰略，積極加強與國際互聯網金融的連接和合作，實現國內外中小企業充分合作。
（三）打造完善的自律體系
互聯網金融從業者要有企業家精神，忠于職業操守，并切實履行對客戶、社會和全民的責任。在傳統經濟發展條件下，互聯網金融企業盲目追求效益，其“野蠻生長”的結果是問題頻發，同時客戶權益受損，是不負責任的自我膨脹式發展，整個行業屬于混亂無章的發展態勢。而在金融新常態約束下，互聯網金融行業要強化責任意識，互聯網金融企業要強化內部控制。同時加強行業自律，不僅依靠互聯網金融協會，更應同時建立各細分行業協會，以便有效發揮行業的自律機制。
（四）加強互聯網平臺的安全保障
為了更好地實施金融監管，保障國家經濟金融運行安全，在互聯網金融迅猛發展的今天，必須首先從政策層面來規范其發展，才能保證我國互聯網金融的持續、健康、規范發展。首先，當前我國相關領域的立法進程與互聯網金融的迅猛發展還極不適應，與互聯網金融相關的法律不多，急需新制定一批引領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法律。同時，有些互聯網金融業務起步早、發展快、涉及廣，早期出臺的如有關網上銀行、網上證券的相關法規、規章已經不再適應形勢的變化，需要廢除或更新。一些涉及網絡支付和網上保險領域的政策雖然內容較為完善，但是貫徹落實還必須加強。涉及網絡借貸和網絡金融超市的監管幾乎為真空狀態，風險點多，涉及面廣，亟待出臺法律法規加強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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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新常態的基本特征范文2
指出：“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在戰術上要高度重視和防范各種風險，早作謀劃，未雨綢繆，及時采取應對措施，盡可能減少其負面影響?！?/p>
新常態是新挑戰，也是新動力和新機遇，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茖W制定戰略戰術，就能化挑戰為機遇，變新常態為新風景。同時，新常態對創新環保工作， 謀劃“十三五”環保規劃編制，具有重大的現實作用和深遠的歷史意義，是環保工作又一次重大理論創新和實踐深化。
要全面把握和深入理解新常態
深入理解和準確把握新常態的內涵，是創新推進“十三五”環保工作的重要前提。新常態就是我國經濟增長從高速進入中高速階段的從容狀態，揭示了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新變化、新特點，強調經濟發展既不能片面追求過去那種粗放的高增長，也還要保持合理發展速度防止經濟慣性下滑。
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我國增長速度由高速轉為中高速，經濟結構由中低端邁向中高端，發展動力由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資源環境要素投入呈現下降態勢。隨著新型城鎮化的推進以及“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戰略實施，我國經濟發展的空間格局也在發生深刻變化。環境保護既面臨新的機遇，也面臨新的挑戰。
我國在總體上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以后，進入中高速增長階段是必然的，是潛在增長率作用的結果。原有的以投資和資本擴張為主導、低要素成本驅動的粗放型增長模式已難以為繼。當一個經濟體成長起來后，總量和基數變大，想要增長一個百分點，其絕對值要比過去大很多，維持永動式的長期高速增長是做不到的，而且資源環境也承受不了。伴隨中國高速增長的不僅是收入水平的快速提高，還有環境持續惡化、能源依賴迅速增強，霧霾、水污染、土壤污染已成為中國人生活的一部分，這種犧牲環境、健康的方式已無法繼續下去。從過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長轉為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是新常態的最基本特征。
新常態意味著經濟增長總量指標的重要性下降，要改變過去以經濟增長速度為目標的思維定式，也預示著長期以來以GDP增長馬首是瞻的政績考核指揮棒將會淡化使用，片面追求速度而不追求質量的經濟發展得到根本性的扭轉。地方政府將更多資源和精力用于民生福祉方面。同時，新常態更加注重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應容忍和主動承受短期的調整甚至陣痛，努力讓民眾享受到更現代化的教育、更公平的經濟福利、更公正的法治環境，這是衡量國家文明程度的最重要標準。
新常態下環境保護的機遇和挑戰
在推進向新常態邁進的過程中，環境保護面臨難得的機遇和嚴峻的挑戰，機遇大于挑戰，如果處理不好，就會讓危機加重，新問題累積，錯失改善環境質量的良好時機。
新常態下環境保護的機遇
改革紅利釋放，環境質量進入改善期。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國明確了轉型發展的路徑和制度保障，建設生態文明的國家意志更加堅定，人民群眾空前關注并積極參與環境保護，全國上下有望統一思想，真正邁入既要金山銀山、也要綠水青山，保護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綠色發展期。
創新驅動增強，經濟增長階段轉換進入關鍵期。長期以來，經濟增長較多地依賴資源過度開發，資源能源高消耗、污染排放高強度、產出和效益低下特征明顯?！笆濉逼陂g，我國經濟發展將從要素、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高新技術產業和裝備制造業增速高于工業平均增速，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投資。
經濟增速換擋，污染物新增量漲幅進入收窄期。GDP增長進入中高速發展通道，重化工業快速發展的勢頭減緩，第三產業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力，總量和結構都在向有利于環境保護的方向發展。粗鋼、水泥以及銅、鋁、鉛、鋅等主要有色金屬產品產量預期在2015年至2020年左右出現峰值，傳統污染物新增量同比下降，污染物排放高位趨緩。
能源消費增速趨緩，污染排放疊加進入平臺期。國際油價連續下跌，為我國能源結構調整創造了機遇，能源消費結構已悄然發生變化。能源需求開始呈現“三低”（低增速、低增量、低碳化）特征，高耗能行業增長緩慢、能源強度控制增強，經濟總量與化石能源需求將逐步脫鉤。APEC會議特別是中美聯合氣候變化聲明簽署后，能源和碳減排任務日益明晰。
新型城鎮化戰略實施，區域經濟發展進入均衡期。我國城鎮化率已跨過50%的門檻，其增長率已從2009年的5.8%下降到2013年的2.2%，跨越了高速增長期，城鄉更加統籌協調，國土空間優化與生態環境壓力緩解的機會窗顯現，環境污染增量的增加相對下降。
新常態下環境保護的挑戰
世界環境利益多元復雜、爭奪加劇?！笆濉睍r期，世界經濟將持續慢增長態勢，脆弱性、不確定性和不平衡性增加，新興經濟體增速放緩趨勢明顯。世界人口增長，糧食、能源、資源、環境等約束加劇，相關博弈將更加激烈。發達國家再工業化及美國重返亞太等經濟政治因素，給我國產業升級、綠色轉型帶來重大壓力。國際上對我國環境履約將持續施壓，“綠色壁壘”需積極應對。
布局性污染點狀轉移面上擴張、疊加明顯。區域發展格局及城鎮化形態發生轉變，國家生態安全格局與區域型環境污染呈現新的特征。東、中、西部環境治理呈現不同特點，區域差異和分異明顯，分區分類精細化管理挑戰加大。產業區域梯度轉移帶來了資源消耗、環境污染空間結構的變化。承接產業轉移地區的環境壓力將進一步增大。既要考慮東部沿海產業升級對污染排放的利好趨勢，又要深刻認識中西部能源重化工產業增長帶來新的污染壓力。傳統與新型環境問題疊加，出現農村環境疊加城市環境、生態退化疊加環境污染、國際環境疊加國內環境特征。
產能化解亟待打破瓶頸、加速轉型。近年來，一些地區新的經濟增長點尚未發展成支柱，結構調整進入攻堅期，許多產能由既落后又過剩轉變為過剩但不落后，長期性產能過剩態勢顯現，進一步淘汰壓減將更多涉及非落后產能，企業有較大的抵觸心理，政府賠償企業損失帶來的財政負擔顯著加重，產業轉型升級難度較大。
污染治理遲疑不決、患得患失。隨著宏觀經濟進入新常態，如何處理好節能減排與經濟增長和就業保障的關系成為難題，環保資金投入和增長的可持續性存在變數。一些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增速放緩、企業效益下滑，政府環保投入長效機制難以為繼，污染治理主體承受力下降，治污決心和行動出現遲疑，有的企業可能不上治污設施、上了治污設施也不正常運行，甚至偷排漏排，監管難度加大。
環境基本公共產品供給不足、效率不高。社會公眾環境權益觀增強，環境公平正義的訴求與環境質量改善的要求快速提升，但環境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與需求差距較大，可達、可行、可接受之間的綜合平衡難度極大。體制機制改革的陣痛可能持續時間較長，財稅體制等改革短期內對基層環保能力、重點問題的專項治理影響大，制度性供給能力亟待加強。
新常態下環境保護的方向
在深化環保工作任務方面，要堅定不移地強化環境質量管理，以解決損害群眾健康突出環境問題為重點，堅持預防為主、綜合治理，強化水、大氣、土壤等污染防治，著力推進重點流域和區域水污染防治，著力推進重點行業和重點區域大氣污染治理，著力推進顆粒物污染防治，著力推進重金屬污染和土壤污染綜合治理，集中力量優先解決好細顆粒物、飲用水、土壤、重金屬、化學品等損害群眾健康的突出環境問題。加大自然生態系統保護力度。實施重大生態修復工程，增強生態產品生產能力。嚴格按照優化開發、重點開發、限制開發、禁止開發的主體功能定位，在重要生態功能區、濕地和海洋生態環境敏感區、脆弱區，劃定并嚴守生態保護紅線。
在健全完善環境監督方面，要強化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完善污染物排放許可制，規范污染物排放許可行為，禁止無證排污和超標準、超總量排污。大力推進排污權交易試點，加快實施各類排污指標的有償使用和交易，加大排污權交易的組織機構和監管能力建設。貫徹實施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健全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要求相符合的法律法規和環境標準體系，改革環評制度，以環評作為結構調整的調節器、綠色轉型發展的助推器，強化源頭管理。扎實構建科學的環境監督體系，將各級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對全國環境保護工作實施統一監督管理落到實處，加強對下級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環境保護工作的監督，深化對企業的環境監督，嚴格環境執法，不斷提升環境監測、預警和應急能力。
在生態文明制度建設方面，要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建立統一監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環境保護管理制度，獨立進行環境監管和行政執法。嚴格環境保護的績效考評制度，建立體現生態文明要求的指標體系、考核辦法、獎懲機制。加快建立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制度，建立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健全生態環境保護責任追究制度和環境損害賠償制度，編制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對領導干部實行自然資源資產行政審計和離任審計。加大環保投入、發展模式和機制創新，大力發展生態金融，建立穩定長期的支持政策和支持方向，大力發展環保戰略性產業。
經濟新常態的基本特征范文3
關鍵詞：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政策機遇；轉型調整；對策研究
一、前言
統籌和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距，尤其是區域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這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標準與原則。從2010年開始，中國經濟逐步邁入新常態階段，具體表現為經濟增速的換擋、經濟結構的轉型、經濟渠道的轉變三個層面，實現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是我國各級政府應對經濟新常態、適應經濟新常態、引領經濟薪酬的關鍵性保障。從經濟新常態的外延來說，經濟新常態意味著中國經濟將在中長期處于一種轉型期，表現在經濟增速上的特征就是中長期“L”走勢和短期“W”走勢。
經濟新常態背景下，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將面臨哪些機遇與挑戰，各區域經濟應該如何促進經濟的平穩、有序、可持續發展，并實現與周邊區域經濟體協同發展，是各級政府應該充分思考的命題。本質重點對經濟新常態背景下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政策機遇與主要挑戰進行分析，探究經濟新常態背景下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對策，這對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具有較大的理論價值與較強的實踐意義。
二、經濟新常態背景下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政策機遇
1.國家層面轉變了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理念、手段與路徑
隨著經濟邁入新常態，中央及時的調整以往關于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基本部署，不斷提高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戰略位置，并在政策制定出臺上有著明確的引導傾向，具體表現在理念、手段以及路徑等方面。在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理念上，強調要將以往的以單個中心城市為核心的區域協調發展轉向省市聯動合作協同發展，構建長江經濟帶、中原經濟區、“一帶一部”等區域性經濟圈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其主要目的就是要通過構建各地區的貿易合作機制、產業協作體系；在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手段上，中央將不再是單純的采用財政激勵政策與行政指導性命令的僵硬方式，而是通過促進各省市的產業結構調整與優化，增強各區域經濟的聯系，使得各區域經濟板塊自發的尋求合作、尋求協調發展；在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路徑上，中央更多的是開始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新型城鎮化建設、產業承接轉移的三部曲推進方式，全面強化區域經濟板塊間的依賴作用、支持作用，真正提升國民經濟的質量。
2.地方層面轉變了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態度、思路與方式
當前，我國正處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最后攻堅時期，是國家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時間節點。在世界經濟復蘇舉步維艱，國際市場不確定風險事件頻發的大背景下，各地方政府充分意識到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好處，只有通過區域間的產業分工協調，國民經濟的韌勁才能增強，才能在國際需求疲軟的外部環境下獲得可持續發展，因此地方層面也逐步轉變了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態度、思路與方式。與此同時，傳統的地區政府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方式是抱團發展，然后爭取中央的政策支持，因此大批的城市群開始涌現，但這基本不屬于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而僅僅是增強經濟聯系而已，更為不幸的是，這種僵硬的城市抱團發展不僅容易引發“城市病”，而且還造成核心城市優先發展的“馬太效應”，進而造成各區域爭搶經濟發展資源的局面，最終不能達到合作共贏的基本目標。在此情況下，各地方政府也在反思區域經濟發展的思路混亂與方式錯位，從初始的優惠政策抱團申請逐步轉向為產業聯系的持續增強，進一步強化經濟的互補性與互惠性，最終實現有內容、有層次、可持續的經濟協調發展。
三、經濟新常態背景下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主要挑戰
1.國際局勢風云變幻，不確定風險事件頻發
國際局勢風云變幻，英國脫歐事件影響逐步發酵，歐洲地區銀行業全面危機，美國加息疑云持續籠罩，美國總統選舉一波三折，全球寬松預期再起波瀾。國際市場不確定性風險頻發，國際需求疲軟，這對于中國這個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來說是非常不利的。在此情況下，我國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附加值低的初級加工產業受到較大沖擊，各區域經濟的發展面臨著艱難調整與轉型。以東莞為例，隨著國際訂單的減少，東莞許多中小初級加工企業開始倒逼，并且隨著人力成本、土地房屋成本的提升，未來東莞的低技術中小企業的經營壓力會進一步提升，這將直接對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帶來沖擊，因為在經濟發展形勢不好的背景下，資源的搶奪、發展的博弈會更加激烈，并且發達地區為了限制風險的傳遞，會進一步降低區域經濟合作的可持續性。
2.國內經濟增長乏力，宏觀經濟呈L型走勢
當前，國內經濟下行壓力極大，各區域經濟體在產業結構、城鎮化、居民就業等方面都存在不少問題，從而導致區域經濟協調的可行性較差。首先，相比于東部地區，我國中西部地區產業結構不優，市場經濟主體的自主創新能力不強問題長期存在，加之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約束不斷加劇，我國中西部地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任務十分艱巨；其次，當前我國給地區的城鎮化水平雖然有較大的提升，但是城鎮化的質量仍然較低，各種城市病難以解決，并且城鎮化過程中農村的公共服務水平有所回落，促進農民持續增收的壓力較大，給地區經濟的協調發展帶來非常嚴重的挑戰，除此之外，當前我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落后于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服務型職能政府建設還相對滯后，政府的自身權力約束機制還存在許多不足和薄弱環節，各級基層政府的社會秩序管理、公共服務提供、區域經濟調控水平仍有待加強。
四、經濟新常態背景下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對策
1.深化對外開放與擴大對內開放并舉
開放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是國家富強、民族崛起、人民富裕的根本之路。在新常態背景下，我國區域經濟要想真正實現健康、高效、可持續的協調發展局面，必須堅持深化對外開放與擴大對內開放。深化對外開放主要目的通過利用對外開放的出口學習效應、技術擴散與競爭效應、FDI的綜合溢出效應來提高生產效率，進而實現區域經濟的高速發展，為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提供基礎；擴大對內開放是通過降低區域市場行業壁壘，強化區域間的產業類型，提升區間產業承接轉移的效率，不斷優化、細分各地區的分工協作標準，最終提升各區域間的整體產業結構與經濟效益，實現區域經濟板塊間的協調發展。
2.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鼓勵自主創業創新并重
毫無疑義，當前我國許多傳統行業都處于一種產能過剩的狀態，產能利用率較低，因此以煤炭、鋼鐵、水泥等行業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趨勢不可避免，各地區必須堅決的執行中央這一高瞻遠矚的產業發展戰略，對于效益差、成本高、對環境污染嚴重的企業要堅決淘汰，不能為了區域個體利益而損壞宏觀經濟全局規劃。與此同時，在當前經濟下滑趨勢明顯，就業壓力增大的大背景下，各地區應該堅持“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大方針，要堅決鼓勵、支持、引導大眾創業，從而提升經濟的活力，要加大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刺激自主創新技術的持續發展，只要各區域經濟板塊的活力起來了，才能創造出更多的協作空間與協調機遇。
四、結語
總而言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我國經濟結構優化升級與經濟驅動順利轉換的關鍵，是實現經濟不斷發展、文化持續繁榮、社會安定和諧的關鍵性目標。中央政府、地方各級政府、各市場主體都應該有協作意識、協同思路，要堅定不移的深化對外開放、擴大對內開發，要毫不猶豫的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大對自主創業創新的支持與引導，以強化我國宏觀經濟的發展韌勁，實現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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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新常態的基本特征范文4
目前我國已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2015年我國國民生產總值同比增長6.9%，首次跌破“7”。經濟發展新常態指經濟增長速度由高速增長轉變為中高速增長，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經濟發展動力由要素和投資驅動轉變為創新驅動。經濟環境的新變化，給企業財務管理帶來了新的挑戰。企業應不斷加強財務管理創新，提高財務管理水平，在新的經濟環境下，通過財務管理為企業的發展帶來新的活力和機遇。
二、我國目前經濟環境現狀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我國經濟從過去的兩位數高速增長，下行到7%～8%的速度，2016年我國GDP增速為6.7%。當前我國經濟的各個方面仍在為適應新經濟形勢而進行著調整。新常態意味著經濟發展進入到了一個新階段。
首先，經濟增長由高速轉變為中高速水平。這是新常態的最基本特征。其次，產業發展結構將不斷優化和調整?！暗谌a業”，“消費需求”，“更多分享改革發展成果”將成為關鍵詞。同時，先進生產力不斷產生、擴張，落后生產力不斷萎縮、退出，既涌現一系列新的增長點，也使一些行業付出產能過剩等沉重代價[1]。此外，創新成為發展的新動力。尤其是制造業，只依靠低要素成本驅動的經濟發展方式已難以為繼，隨著勞動力、資源、土地等價格上揚，科技創新才能帶來新的競爭優勢。當然，新常態經濟也伴隨著新的風險，樓市風險、地方債風險、金融風險等潛在風險也為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挑戰。
三、新經濟環境下的財務管理
我國當前經濟環境的諸多變化，也影響著企業的發展。財務管理作為企業管理的核心，要主動適應當前復雜的經濟環境，使企業在嚴峻的市場競爭中利于不敗之地。
（一）企業成本上升，要加強成本管理能力
?^去勞動力成本低，企業只要引進技術和管理就能迅速變成生產力，但現在人口老齡化日趨加重，農業富余勞動力減少，勞動力成本提高。此外，經濟新常態下，企業發展將更多依靠人力資本質量和技術進步，企業必將投入一定的資金用于環境治理、技術改造、資產重置以及高新技術研發等，這些都將引起企業生產經營成本大大提升，利潤空間縮小[2]。這就給財務管理工作帶來了壓力。企業要普及財務管理系統，縮減財務系統操作人員數量，減少人浮于事的現象，提高整體財務管理人員的專業素質，提高財務管理的效率和質量，可以減少企業職工薪酬支出，減輕企業壓力。此外，還要提高企業成本管理方面的水平，規范企業成本支出和核算，加強成本費用類支出的管理，減少不必要的浪費，推動降本增效，提高存貨管理，為企業減少壓力。
（二）產能過剩加重，要加強資金管控，提高生產和盈利的協調能力
由于經濟增速放緩，企業間的競爭更加激烈，許多行業都存在著產能過剩的問題，尤其是重資產行業，由于其固定資產數額較大，折舊攤銷比較高，企業經常會通過提高產量來降低單位固定成本，這會進一步加大產能過剩，讓企業陷入更加不利的局面。產能過剩嚴重影響著企業的盈利能力。這就要求企業在財務管理方面要加強預算管理，加強資金管控，提高資金使用效率，降低存貨、產成品占用資金。此外，企業要加快自身轉型，提高自身的技術優勢，捕捉新的利潤增長點才能夠實現良好的生存和發展。這就需要企業的財務管理加強協調產量、成本與利潤的能力，提高財務管理中的投資決策能力，識別對企業有利的投資項目，使企業能夠更好的應對激烈的競爭。
（三）資本多元化，要加強投融資決策能力
經濟新常態下，我國經濟也在逐步開放資本市場，吸引許多境外銀行和國外企業入駐我國，這會帶來大量國際資本。同時我國企業也在積極走出國門，尋找企業發展的新路徑。資本加速流動的情況下，我國企業應該抓住有利時機，要加強財務管理中融資決策和投資決策能力。在融資決策方面，要加強提高企業信用等級的建設，為企業選擇適當的融資方式，善于將自有資金、債務籌資以及股權融資相協調，降低融資成本，優化企業資本結構，滿足企業生產和發展的需要。在投資決策方面，要根據企業自身發展戰略，對各業務的投資、成本和利潤進行分析？科學確定投資規模和投資方向？在競爭日益激烈的市場中，為企業找到正確的利潤增長點，優化資源配置，提高企業價值。
（四）市場不確定性增加，要加強風險管控能力
經濟進入新常態，各種風險如樓市風險、金融風險也隨之加大，在這種情況下，就要加強財務管理中的風險預測和風險評估能力，增強財務管理人員的風險管理意識，建立健全企業的風險管理制度，在制度和技術上加強風險控制，降低企業風險發生的概率，確保在充滿不確定性的經濟市場中使企業平穩健康的發展。
總之，經濟新常態下，企業的生存競爭激烈，在這樣的環境下，要想突破難關，就需要企業轉變經營發展方式，高瞻遠矚，找到適合企業的道路。目前我國大部分企業的財務管理工作主要集中在財務核算方面，在投資管理、融資管理以及經營管理等方面的作用發揮的不夠。這就要求財務管理的目標性要加強，轉變財務管理模式，從過去的守財、保值、算賬型的管理轉變為生財、增值、決策型的管理[3]，實行成本領先競爭戰略，加強財務管理基礎工作，提高投資融資的科學性，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目標，使企業在新的經濟環境中煥發出新的生機。
經濟新常態的基本特征范文5
青木昌彥是國際經濟學會主席，在斯坦福大學等世界一流大學任教，于 1998年獲得國際熊彼特學會熊彼特獎。他是最早關注中國經濟變革的世界著名經濟學家之一，深諳中、日、韓等東亞經濟體的發展之道。青木先生4月在京開會期間，《中國經濟報告》特約記者和他就中國經濟“新常態”以及中日經濟改革與比較等領域的話題，進行了深入交流。
與以往不同的新常態
中國經濟報告：世界和中國都在經歷著巨大的變化，在你看來，中國經濟新常態與過去相比有哪些主要的不同特征？
青木昌彥：眾所周知，中國經濟在經歷了前所未有的35年高增長后已進入新常態時代。中國乃至整個亞洲，當下都迎來了一個可以媲美“工業革命”和“計劃經濟體制終結”的重大轉折期。在人口、就業等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的結構上，一些不可逆的變化正在開始發生。這些動向會對未來產生怎樣的影響？思考這一問題時，比起短期的需求面的要素（比如消費、投資、出口，即所謂“三駕馬車”），更要重視中長期的供給面的各種要素。這樣，有關人均GDP增長的人口、制度、經濟的相互關系就會明朗起來。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估計，中國的GDP（以當前價格計）在2009年就已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如果以購買力平價來測算實際GDP，中國的經濟增長成績將更為驚人。中國2013年的實際GDP達16.149萬億美元，大約相當于日本的3.5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測算）。盡管在人均GDP水平上，中國依然落后日本約70%，但根據我利用省級數據進行的估算，中國沿海地區的人均GDP已達13449美元，僅落后日本約60%?！靶鲁B”作為經濟學上持續增長的供給要素的新階段，有著以下的特征。由于農業就業比率的下降促進經濟加速增長的庫茲涅茨效果和由于勞動人口比率的增加促進經濟加速增長的人口紅利的效果逐漸減小，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可能性開始轉向依賴全要素生產率增加的階段。要回應這一挑戰，關鍵在于在人力資本積蓄的同時，進行企業經營和治理的改革。而要實現這些，則需要考慮如何在經濟領域實現法治。在資本收益率高于經濟增長率的少子老齡化社會，中國現階段出現的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的解決之道都取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和與之相輔相成的公司治理改革。
中國經濟報告：你前面提到，中國按實際人均GDP計算已成為中等收入國家，那么中國能否繼續維持與過去相當的高增長率？如果不能，有哪些因素在決定和影響著新常態下的增長機遇？
青木昌彥：這可以用事實來說話。首先來做個簡化計算，把人均GDP增長率分解為不同的供給來源。對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增長可能性的公共政策討論往往集中在短期的需求因素上：出口、投資以及公共和私人消費――俗稱的“三駕馬車”。然而對長期增長潛力的評估卻離不開供給方面的因素。中國在2008-2012年年均8.62%的人均GDP增長率可以分解為如下幾個來源：
（1）工作年齡段（15-64歲）人群在總人口中所占比重的增加，也就是所謂的人口紅利，對人均GDP增速的貢獻約為0.46%；（2）工作年齡段人群的勞動參與率下降（主要是因為學校教育增加），給人均GDP增速帶來的負面影響約為-0.57%；（3）從低生產率的農業部門（A部門）向高生產率的城市部門（U部門）的勞動力轉移，即所謂的庫茲涅茨效應，貢獻值約為3.11%；（4）城市部門員工的人均生產率提高，貢獻值約為5.46%。
在研究中，我曾從歷史和國際比較的視角來看待中國的成績（圖1），這幅圖展示了日本、韓國和中國在過去半個世紀的人均GDP增長軌跡及其供給源頭分解結果（借助各個國家的官方數據）。對三國的柱狀分解圖進行對比，我們能立刻得出如下幾個印象：
（1） 庫茲涅茨效應是三個國家高增長時期普遍發生的現象，日本（1955-1970年），韓國（1970-1990年），中國（1982-1987年，2000-2012）。
（2） 在三個國家的高增長時期，人口紅利也普遍存在。不過這個效應在逐漸減弱，日本在1990年后甚至最終出現負效應。
（3）工作年齡段人群的勞動參與率變化對人均收入增速可以產生不容忽視的正面或負面影響，取決于下面將談到的若干社會因素。
（4） 由于庫茲涅茨效應和人口紅利的減弱趨勢幾乎是不可逆轉的歷程，已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的經濟體可持續增長的可能性將主要依賴城市部門人均生產率的繼續提高，尤其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
中國經濟報告：那么，哪些供給因素決定著經濟新常態的特征？
青木昌彥：圖1所包含的是從國別比較和歷史背景得出的信息，這將有助于我們再來分析各種供給因素對新常態面臨的發展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可以看到，經濟新常態的特征受以下幾個因素的影響：庫茨涅茨效應能否繼續發揮作用，從人口紅利到后人口轉型的成敗，影響勞動參與率的社會因素，全要素生產的增長等方面。
無需為庫茲涅茨效應的消失而惋惜
中國經濟報告：結合一些有此經驗的國家的發展歷程來看，中國的庫茲涅茨效應能否繼續發揮作用？
青木昌彥：歷史上的第三位諾貝爾經濟學家得主、哈佛大學的西蒙?庫茲涅茨觀察到，農業部門在產值和就業比重中的長期下降是“經濟增長的數量特征”。這一實證研究結論是基于其對當時還極為缺乏的歷史和國際比較數據的艱苦的收集分析。法國用了60年時間（1880-1950年）才使農業就業比重下降了19個百分點（從52%到33%），德國用51年（1882-1933年）下降了13個百分點（從42%到29%），美國用40年（1870-1910年）下降了19個百分點（從50%到31%），等等。除19世紀早期引領工業革命的英國外，農業就業人口比重的減少過程都是相當緩慢而長期的。相反，圖2表明，東亞各經濟體的這一過程被壓縮到更短時期完成。中國沿海僅用了20年（1990-2010年）就下降了近28個百分點（從50.0%到23%），內陸也下降了25個百分點（從68%到43%）。1990年，制造業的人均產值比農業部門高出4.0倍，2008年高出5.1倍。因此，大規模和快速的庫茲涅茨效應成為中國在過去幾十年高速增長的極為顯著的促進因素。
從圖2中還能得到一個有趣的對比結論，可能與預測中國未來的增長軌跡有關。日本和韓國的農業部門就業比重分別在1970年和1990年下降至約20%，同高增長時期結束的時點基本吻合。在20%的分界線之后，兩個國家農業部門就業比重的下降變得相當緩慢，主要是通過農村家庭的子女上學而進入城市部門。兩國的農業都主要依靠人數逐漸減少的老一代人來維持，由政府的產品價格補貼政策提供保護。
中國經濟報告：結合中國的情況，新常態下的庫茲涅茨效應又會帶來怎樣的影響？
青木昌彥：由于中國沿海地區的農業部門就業比重目前可能已達到20%的臨界點，內陸也處于逼近過程中，關于庫茲涅茨效應的影響，中國社科院的研究者利用官方2009年居民調查數據測算出，當時仍在農業部門就業的農村居民人數約為2.11億，而離開農村、在城市部門就業的人數約為1.86億。中國政府在2014年確立了一項重要政策，計劃到2020年再從農村轉移出1億就業人口并幫助他們在城市安家。然而2009年的調查發現，仍在農村工作的人口中約70%的年齡已達到或超過40歲。此后數年，肯定又有大量年輕人離開農村，留下的人的整體年齡更為老化。在我看來，為實現上述的宏大政策目標，有兩個議題亟待重視。
第一個議題是，年齡偏大的那些勞動力的技能是否在農村之外有合適的就業出路。社科院的研究者認為有此可能，因為城市就業環境需要高技能與低技能工作的互補。第二個議題是，年齡偏大的這些人是否有搬離農村的激勵？我聽說存在40歲以上的農村移民返回戶口原籍的U型回歸現象。假如這的確是個不容忽視的普遍情況，背后可能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這些年齡偏大的人群對社會保障以及子女上學負擔的憂慮在增加；另一方面他們在農村的土地權利可能有所升值，能部分緩解上述的憂慮。
U型回歸現象本身可能有雙重影響，對城市部門的庫茲涅茨效應產生消極作用，但返鄉農民已掌握的城市部門生產技能可以擴散到農村及其附近區域，是種反向的庫茲涅茨效應。為把兩個方向的勞動力流動的潛在好處都發掘出來，就必須從法律和行政上去除現有戶籍制度對社會保障、入學招生以及農村土地權利的制約。社科院的研究者測算，由此帶來的“改革紅利”可能給2015年的GDP增速貢獻2.03個百分點，此后逐漸下降到2020年的1.61個百分點（由于人口老化，人均GDP的增速可能更低）。如果政策目標實現，這個效應最后也將基本消失。他們的上述測算低于我估計的2008-2012年的庫茲涅茨效應（3.11%）。所以無論如何，庫茲涅茨效應在2020年之后的中國都將變得微乎其微，就像目前的日本和韓國，特別是如果到時候已引入了能促進生產率提高的農村。庫茲涅茨效應是欠發達經濟體在增長階段的獨特現象，無需為其最終消失而惋惜。
中國經濟報告：可否詳細講解一下圖中人口紅利轉型的意義和影響？
青木昌彥：從人口紅利到后人口轉型：圖1顯示了人口紅利的重要影響，其定義是工作年齡段（15-64歲）人群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增加導致人均GDP增速的提升，分別針對日本（1955-1970年）、韓國（1970-1990年）和中國（1982年至今）的高增長時期。這些現象的出現，分別是由于各國在二戰、朝鮮戰爭和災難之后的生育率高峰以及嬰兒死亡率下降所致。先不考慮中國在1970年代引入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隨著日本、韓國這類國家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可持續增長的前景開始更多地取決于勞動力質量的提高，而非數量增加。然而，人力資本價值的提升同時意味著家庭對人力資本投資的增加，包括學校教育、家長的時間和精力以及其他培訓等。結果自然導致生育的子女數量減少，這個現象被人口學家和統一增長理論稱為人口轉型。此外，隨著生產、生活以及醫學的進步，相對于新生兒的數量來說，曾經帶來人口紅利的那代人的長壽會最終導致人口紅利減少，甚至造成負面影響。這個新的趨勢如今被某些學者稱為第二次人口轉型或者后人口轉型，該現象在東亞地區變得尤其突出。
再請看圖3，縱軸上的年份位置根據每個國家進行了調整，使各國的工作年齡段人群在總人口中所占比重的高峰重合：日本是1990年，中國是2012年，韓國是2015年。在此時點后，人口紅利將加速衰減。盡管存在時滯，三個國家在這方面還是表現出了驚人的相似性。不過也有點值得注意的差別――中國在高增長時期之前有著更高的生育率，在隨后至今有更高的人口紅利，在未來的短期內受負面影響的進程也較慢。然而聯合國在2012年開展的預測所采用的總生育率是1.6左右，似乎過于樂觀，超出了2010年人口普查得出的1.4左右的官方估計值（按某些人口學家推算更是只有1.2左右）。如果把這些可能的偏差考慮進來，負面人口紅利對人均收入增長率的拖累很可能更大。徹底取消獨生子女政策或許有助于緩解這一下降趨勢，并增強民眾的個人選擇自由，但影響有限，因為后人口轉型的一個根本原因是收入的增長（壽命延長）以及家庭對人力資本投資的理性計算。
影響勞動參與率的社會因素
中國經濟報告：在負面人口紅利的拖累越來越大的情況下，中國如何才能更好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日本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是否有可以借鑒的經驗？
青木昌彥：如果說庫茲涅茨效應的逐漸消失以及后人口轉型的快速到來是經濟新常態的基本特征，那么要實現可持續的人均GDP增長及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需要提高勞動參與率，并持續提高城市部門的人均生產率。就前者而言，日本近期的經歷可以有所借鑒。有兩個人群對人均GDP增長做出了貢獻，25-39歲的女性人群的勞動參與率在2000-2012年大幅提高，同時總體的生育率也有適度反彈，從2005年谷底的1.26回升到2013年1.43。上述變化結合起來表明，跟隨歐洲國家的腳步，日本女性因為結婚和生育而從勞動力市場退出的習慣到今天可能已經被扭轉。雖然中國的女性勞動參與率在傳統上高于東亞的其他國家，她們對于高技術崗位的更多參與依舊可望成為維持中國人均GDP增長的重要推動因素。
應對傳統意義上的人口紅利下降的另一個可能性，是提高年齡偏大人群的勞動參與率。在2000-2012年，日本的60-64歲的男性人群的勞動參與率提高了2.81%，70歲以上的男性有8.7%仍在工作。中國目前的男性60歲、女性55歲的強制退休年齡也需要采取某種方式相應上調。前面圖1顯示，中國的勞動參與率自1990年來實際有所下降，這似乎與學校教育時間的不斷加長有關。在2009-2013年，高中入學率提高了2.7%，大學及大學以上教育的入學率提高了4.0%。教育投入的增加會在短期內導致人均GDP增長率降低，但如果能與需求匹配，還是對未來人力資本的物有所值的投資。
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是下一步發展的關鍵
中國經濟報告：新常態下用以保持人均GDP增長的關鍵一步是什么？
青木昌彥：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是關鍵，公司治理也同樣至關重要。新常態下保持人均GDP增長的最重要源泉是城市部門的單位員工生產率的不斷提升。城市部門的單位員工生產率等于全要素生產率同資本―產值比（資本密度）的加權之和，權重分別為：1/（1-θ）和θ/（1-θ），其中θ是資本在產值中的比重。由于缺乏與圖1所采用的部門數據相匹配的可靠官方數據，這里暫時無法提供對上述兩部分的估計值。但測算中國各部門全要素生產率的多項學術研究表明，2000年代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有所下降，也就是說人均產值增長主要是依靠資本積累。資本積累如果沒有伴隨人力資本的相應增加，最終將受到規模收益遞減的制約。所以從這個角度看，正接受學校教育的年輕人群的勞動參與率提高會帶來令人鼓舞的效果。
全要素生產率源于無法用直接投入測算的人力資本與實物資本的“新的組合方式”。眾所周知的是，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就是熊彼特定義的“創新”。實現方式之一顯然是通過技術方面的創新，而這需要投資以及增加科技領域的資源投入。不過同樣需要強調的是，人力資源與金融資源在企業組織層面的創新組合也大有可為，可以更靈活地應對新興技術和變化的市場環境。發現和利用這些機遇是職業經理人的任務。
當前，對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政府擁有和控制的控股公司層級進行體制改革，引入混合所有制形式，已被列入重要的改革議題。然而此類所有制改革應該與公司治理結構改革配套實施，以增強企業管理層的職業化程度，根據企業經營標準對其進行考核，擺脫政治因素的干預。目前正在打擊的企業腐敗現象非但在道德上應受到譴責，同時也是效率低下的明證。因此很重要的一點是確保混合所有制企業的董事會根據清晰而公開的規則進行選舉，并且對市場和公眾負責。
中國經濟報告：皮凱蒂撰寫的暢銷書《21世紀資本論》讓我們關注到，西方國家的“超級經理人”獲得了超出其業績的報酬，導致更多財富向少數人集中。他認為這在資本回報率高于經濟增長率的經濟環境下是不可避免的，除非用沉重的財產稅進行矯正。那么隨著中國職業經理人制度的推廣，貧富差距的擴大是否也不可避免？
青木昌彥：有個辦法可能使中國避免這一陷阱，這取決于混合所有制如何構建。如果把目前國有資本的相當部分委托給多家退休基金，在金融市場上進行職業化管理，那么這些基金的受益人（退休員工和現有職員）也可以分享金融資本回報率提高的收益?；蛘哒f，公司治理改革可以取得一舉兩得的效果，既通過高效和創新的企業管理來促進可持續的人均GDP增長，同時為后人口轉型時代提供社會保障的資金來源。
中國經濟報告：你對中國未來更好的發展，還有什么其他方面的建議？
青木昌彥：有人指出，中國和韓國都不可避免會進入類似的負人口紅利的人口變化軌道，步日本、新加坡和臺灣的后塵?；蛟S還有人提到，在日本的公共討論中，盡管傳統的排外心理和反對勢力仍很強大，但通過教育和培訓放松移民引入作為應對后人口轉型可能的解決方案已成為嚴肅的議題。在中國，人口遷移帶來的庫茲涅測效應還可以在未來5年左右填補人口紅利縮減的缺口；然而要想通過勞動力市場的有效運轉來實現此政策目標，就必須對戶籍制度進行改革，并做好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所涉及的各級政府之間的協調。已有的建議包括，即將組建的混合所有制企業中的國有股份可以用來為社會保障服務。
經濟新常態的基本特征范文6
關鍵詞：語文教學；回歸；常態；生活
當前學生很多不喜歡語文課，都說語文課枯燥、乏味，說教的意味很濃，從心底里非常抵觸，導致語文課教師很是頭疼：一方面學校要求提高教學質量，另一方面學生在考試中卻考得一塌糊涂。我認為導致這一尷尬局面的根源在于我們的課堂脫離了學生的生活，從而使語文教育缺乏針對性、主動性和實效性。缺乏針對性必然使得語文教育遠離真實教育情境中的學生，學生的主動性自然得不到充分有效的發揮。我根據二十多年的語文教學體會，談幾點看法：
一、貼近學生生活體驗，讓“生活課堂”常態化
教育不僅需要精品課，更需要常態課?！盎貧w生活”是語文課程改革的基本理念，是語文教育的靈魂，也是新課程的生成點。在新課程標準指導下的語文課堂，應力求讓初中生的學習過程成為其回歸生活的過程。魯潔教授也曾用“回歸生活”來概括語文課程的基本理念。這就要求我們語文教師潛意識里有“生活課堂”的理念，把“生活”引進課堂，把課堂還原成“生活”。生活是課程的本源，學生的常態生活更是教學的主要資源，只有走進學生生活常態，才有利于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構建真正屬于學生自己的知識和能力，在真實生活情境中培養良好的情感，形成良好的品質。
在教學中我們應遵循學生生活的邏輯，以學生的現實生活為課程內容的主要源泉，讓學生生活貼近常態生活。
課堂教學要結合學生的實際，要以學生現實生活為基礎，而不能是書本的簡單講解，更不能回歸成人的生活。只要以實際生活為基礎，關注學生的生活，貼近學生的常態生活，讓課堂源于生活，課堂教學才有生命力。“常態課的評價標準可以概括為6個字――簡單、平實、厚重。簡單就是能讓學生一學就會，平實就是學生一用就有效，而厚重則指能對學生一生有影響。”
二、結合社會實踐活動，讓“社會課堂”常態化
活動性是語文課程的基本特征，活動是語文教學的重要載體和途徑，教師要努力創設適宜活動的環境和條件，組織開展活動教學，引導學生通過活動去體驗、感悟、發現、探究，從而獲得認識、情感和行為各方面的發展。如在教學《消費者權益》一課時，老師事先安排好學生做好課前調查和實踐活動，讓學生走進社會體驗生活。同學們走進超市，有的購買學習用品，有的購買生活日用品，有的購買蔬菜等等。在課堂上，同學們將自己購物的經歷和經驗進行交流和分享。有的同學說，我在購物時注意到盡量購經濟適用的物品，有的同學還介紹了購物時還要注意食品的營養。當老師提問到：購物時還要注意什么？“安全”――不購“三無產品”。師緊接著問：“什么叫‘三無產品’？”同學們異口同聲地說：“無產品名稱及生產廠家的廠名和廠址，無生產日期和有效期的，無產品質量檢驗合格證的就是‘三無產品’?！蓖瑢W們通過走進超市，把教學內容和要求融進了實踐活動中，收到良好的教學效果。
在語文教學中，創設學生喜歡的實踐活動，在活動中激發學習興趣，使學生能產生強烈的求知欲、參與欲，讓學生真實體驗，回到自然生活，感悟常態生活，讓學生真正感覺學習的快樂。
三、善于捕捉課堂資源，讓“真實課堂”常態化
《語文課程標準》明確指出：語文課程承擔著學生語文形成和社會性發展的重要任務，課程資源不限于傳統意義上的教材，要使學生廣泛地接觸和了解社會，就必須充分開發、利用校內外的各種課程資源，以利于課程目標的實現。上好常態課要充分利用教材資源，但也不能重用教材，照本宣讀，一節課書不離手。應該挖掘生活資源、學生資源，捕捉生活中的“源頭活水”。因此，教師及時捕捉到了生活中的“源頭活水”，就會讓語文教學煥發生活的氣息、生命的活力。
在教學實踐中，教師應捕捉課堂“意外”資源。只有這樣，才能在常態的課堂教學中，讓課堂充滿活力。如，在教學《生命的藥方》一課的“說說你的心里話”環節時，×××同學淚流滿面，我被這突如其來的意外“流淚”感到不知所措。立即走到他身旁，用手溫柔的撫摸著他的頭說：“這位同學剛才聽了我的心里話，肯定有感人的肺腑之言要和大家分享?！薄痢痢梁鴾I向大家講述了老師和同學幫助他一家度過難關的真實而感人故事。原來，他的媽媽是某超市一名優秀員工，可不久前檢查得了癌癥，他想給媽媽快樂，每天多陪陪媽媽，能減輕媽媽的病痛……。我聽完他的話，對×××同學說：“孩子別難過，困難是暫時的，堅強些，我們是一個大家庭，大家會伸出溫暖的手來幫助你的。你媽媽有你這么孝順的兒子，一定很開心，她的病會好起來的，我們一起給你媽媽加油！”話音剛落，課堂里頓時響起熱烈的掌聲。一場感人的一幕，一次意外的收獲。老師巧妙地用好身邊的資源，正是因為運用了真實而獨特的教學資源，才有了學生發自肺腑的話語，才激發出他們心靈深處最真摯的愛。
四、善于評價學生表現，讓“發展課堂”常態化
新課程理念下的課程評價就是要變“淘汰性課程評價”為“發展性課程評價”。課標中明確指出：“評價的最終目的是促進學生的發展。”但有的課堂，老師評價的聲音“虛”而“淺”。甚至，學生間相互評價也“少”，有的評價過于形式化。還有的課堂不管學生做得多么漂亮，說得多么精彩，老師送給孩子的只是“好”“不錯”“你真棒！”的評價，沒有啟迪和激勵的話語。這樣有失常態課的要求，更無法激活課堂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