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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和實體經濟的關系范文1
破解矛盾和問題，不要胡子眉毛一把抓，而是要抓牛鼻子。當下中國經濟發展主要矛盾的根源是重大結構性失衡。剖開來看，主要表現為“三大失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緊緊盯住這“三大失衡”問題的解決。
一是實體經濟結構性供需失衡。改革開放以來，經過近40年的持續高強度開發建設后，供給體系產能十分強大，傳統產業和房地產相對飽和，鋼鐵、水泥、玻璃等產業的產能已近峰值。
但實事求是來看，相當多的供給滿足的是中低端、低質量、低價格的需求，這同過去大規模投資和大規模出口的需求結構有關。隨著進入個性化、多樣化、定制化的新消費時代，以往那種模仿型排浪式的“你有我有全都有”消費逐步退場，消費結構加快擴充升級，出口需求相對下降，既有的供給結構越來越不適應需求的新變化新趨勢。
從更深層看，伴隨著我國人口結構發生重大變化，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勞動年齡人口減少，中等收入群體加速擴大，對消費不斷提出新要求。然而，供給體系未能及時調整跟進，結果一方面過剩甚至嚴重過剩，生產出來的東西賣不出去，供銷不對路；另一方面消費者對質量高、有信譽保障的消費品需求快速增長，國內供給無法滿足，境外物熱度不減、“需求外溢”。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提高供給的針對性、靈活性和有效性，提高供給的質量。這就要求企業形成自己獨有的比較優勢，發揚“工匠精神”，加強品牌建設，培育更多“百年老店”，增強產品競爭力。如果我們的供給能夠體現高質量高水平，必然會大大提高國內消費市場的活躍度和消費規模。
二是金融和實體經濟失衡。在實體經濟結構性失衡、盈利能力下降的情況下，解決問題的思路主要有兩種：
一種是把結構性供需矛盾當作總需求不足，以增發貨幣來擴大需求。但因為缺乏足夠的回報，增加的貨幣資金很多沒有進入實體經濟領域，而在金融系統自我循環，形成游資尋求一夜暴富。這樣的背景下，金融業在經濟中的比重快速上升，而實體經濟嚴重缺血，導致工業特別是制造業比重逐步下降，一些企業難以維持，甚至選擇歇業和退出。
另一種是不把結構性供需矛盾看作是總需求不足，而是要看到真正需求的存在，關鍵是充分認識到有效需求得不到有效的供給。現實生活中，有大量中小微企業抱怨“融資難”“融資貴”“融資險”，這既有中小微企業自身的問題，也存在金融企業“嫌貧愛富”的問題。破解金融和實體經濟失衡，就是要提高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能力。
三是房地產和實體經濟失衡。伴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房地產業實現了約20年的“黃金增長”，為國民經濟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但衍生出的問題是，在實體經濟結構性失衡的過程中，由于缺乏投資機會，加上土地、財稅、金融政策不配套，城鎮化有關政策和規劃不到位，致使大量資金涌入本來屬于實體經濟的房地產市場，用加杠桿的辦法進行房地產投機，帶動了北京、上海、廣州等一線和熱點二線城市房地產價格上漲。房地產高收益誘使資金脫實向虛，一些地方經濟增長、財政收入、銀行利潤依賴“房地產繁榮”，進一步推高了實體經濟成本。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定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定位，綜合運用金融、土地、財稅、投資、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國情、適應市場規律的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既抑制房地產泡沫，又防止出現大起大落。要堅持分類因城因地施策調控，重點解決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庫存過多問題。
上述“三大失衡”有其內在因果關系，導致經濟循環不暢。如果只是簡單采取擴大需求的辦法，有可能會加劇產能過剩、抬高杠桿率和企業成本。正是基于此，中央強調要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想辦法、定政策，通過去除沒有需求的無效供給、創造適應新需求的有效供給，打通供求渠道，努力實現供求關系新的動態均衡，進而推動經濟發展。
金融和實體經濟的關系范文2
關鍵詞：金融全球化 金融市場渠道 金融危機 新興市場經濟體
對于新興市場經濟體（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以下簡稱EMEs）來說，全球因素對國內金融市場越來越重要。金融市場渠道不僅在全球范圍內更為復雜，而且更加廣闊。伴隨著金融全球化，金融系統的結構和對外部沖擊的反應模式有所改變。防止新興市場的系統風險，防止危機迅速蔓延到其他國家的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還要做很多的努力，因此必須提高金融市場渠道、金融和實體領域的相互依存關系和金融失衡這些變化的透明度。
金融全球化的基本發展趨勢
金融全球化近年來勢頭迅猛，這與全球資本流動的增加緊密聯系。然而，金融全球化包括的內容很多，其性質和結構上的變化意義更大。全球金融傳導渠道的變化及金融體系的結構由基本趨勢驅動。
儲蓄的制度化是金融全球化的主要驅動力。由于大型跨國機構投資者流入的快速增長，投資收益研究，甚至分散風險的方式迫使投資組合經理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工作，引導更多的資金進入與其相關性較低的周邊市場。除了銀行，機構投資者是金融全球化的決定性驅動力。他們不僅集中利用金融市場，還進行新的更復雜的金融工具的創新。這些機構投資者創造的營業額占總營業額的百分比已經上升。更好地了解這些投資者的投資組合策略，能夠提供對市場動態和蔓延及溢出的深入了解，提供對金融部門與實體經濟變化的深入了解。
深入了解和分析機構投資者行為很關鍵，可以為監測全球金融穩定性以減少透明度差距創造重要基礎。簡單地說，如果無法理解全球主要市場參與者的行為，那也不可能理解金融全球化進程，或者在分析金融危機的原因和影響方面取得顯著進展也是不可能的。這不是為了研究個人投資者的投資戰略，而是為了研究主要投資者群體和評估市場動態，以達到更好、更及時的監控。
金融市場化和金融創新與上述趨勢密切相關。貸款和儲蓄活動正越來越多地通過金融市場日益復雜的金融工具的使用而進行。這個過程由于借貸關系的證券化和風險再分配的需要進一步加劇。
金融市場全球化的特征
（一）全球資本流動形勢迅猛
過去的二十年里，許多工業國家金融和房地產的財富增長是GDP的許多倍，并且金融財富越來越多地集中在數量相對較少的跨境機構投資者手中，因此對實體經濟發展的影響比以前更大。這些變化不僅體現在金融危機之前國際資本流入EMEs顯著增加，而且資本流動的結構有顯著變化。這些發展尤其體現在2007年資金大量流向EMEs。特別是2005-2007年，資本流入和流出的量已經急劇上升，流入美國的資金有1921億美元，大約是2005年的2.5倍。
這一時期國際資本流動出現前所未有的結構性變化。這體現在證券投資有顯著上升，在報告期內增長約120%。EMEs成為國際化運作的機構投資者關注的焦點。對投資收益及多元化投資的追求，使資金更多地投資到相對的市場，這些市場與主要工業國家資本市場的價格及收益率走勢相關性不大。國際化運作的投資者在擴大和深化EMEs的金融市場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反過來，他們也使EMEs更容易受到投資者情緒和預期突然變化的影響。
（二）一國金融市場受全球性因素的影響
一國金融市場發展受全球性因素的影響正在不斷增加，特別是對EMEs影響的程度是出乎意料的。隨著金融全球化進程，全球性因素對國家金融市場指標的發展具有更大的影響。不僅沒有因為金融危機的發生而結束，反而增加了。EMEs仍然容易受到突然變化的全球金融狀況，尤其是風險厭惡程度的影響，但適當的宏觀經濟政策和基本面改善對減少收益差異作出了貢獻。
與以前相比，市場結構、投資組合戰略的改變，較高的市場流動性意味著金融市場發展較少地取決于國內的實體或基礎因素。相反，它們越來越受到全球投資組合再調整的驅動，越來越少地取決于基本面，全球金融因素越來越多地取代特定國家的實體因素。這可能是宏觀經濟條件穩定的國家也卷入金融危機的一個主要原因。
（三）EMEs中外國銀行的活動日益活躍
與外資銀行的合作伙伴關系不僅提高了信貸和資本的國際分配，也提高了銀行監管和承諾的國際標準。然而，這種發展掩蓋了對EMEs風險的關注，在一些國家，外資銀行貸款占未償還貸款總額的比例顯著。在新興東南歐，70%的銀行資產被11家外國銀行集團持有。融資區域的集中增加了風險傳染效應。在全球范圍內經營的大銀行，依靠其國外子公司的內部資本市場來緩和國內的流動性沖擊，這對于流動性和資本金危機尤其如此，國際經營的銀行被迫限制或收回貸款。國際杠桿化過程連同資產價格的急劇崩潰已經把這些EMEs放置在信貸緊縮的風險上。
國際化運作的銀行敞口可能是金融市場危機傳導的一個重要因素，特別是對于一些EMEs中母銀行是“共同貸款人”。 在一些EMEs活動的國際銀行構成國內銀行活動的很大比例。外資銀行巨大的敞口幫助傳導工業化國家的緊張情緒。
（四）實體經濟和金融領域的相互依存關系更緊密
金融全球化的中心含義是提高美元利率變動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對此至少有四種解釋：合同多以美元計價的，甚至非美元交易的雙方也以美元計價；許多國家的貨幣釘住美元；在美國金融市場發展中外國投資者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在實體經濟部門，美國國債收益率和利率作為投資者預期的決定因素已經發揮更大的作用。
息差水平的變化正成為越來越重要的全球經濟活動的領先指標。不斷發展的金融結構對經濟增長的預測正變得越來越有益。例如，利差是美國經濟發展的領先指標，這反映了金融和實體經濟部門相互依存關系的強化。
隨著金融全球化及金融和房地產財富的快速增長，財富效應對EMEs的總需求也日益重要。從1990年1月到2008年2月來自14個EMEs的數據顯示，EMEs的財富效應大幅上升。房價上升10%導致消費上升0.25%到0.49%；股票價格上升10%導致消費上升0.29 %到0.39%；金融財富增加10%，消費上升0.41%到0.50%（T.A.Peltonen et al.，2009）。另外，企業被重要的國際股票市場指數的波動顯著引導，尤其是美國股市，形成自己的商業預期。這些商業預期對機械和設備投資有直接影響，許多國家對此的反應非常快速和強烈，因此使經濟實際推動力長期靠邊站，雖然在一些國家有很強的投資活動。
對EMEs不限制的杠桿化過程和動態的貸款過程，不僅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也有力地推動了實體經濟部門的發展。
所有上述方面說明了金融市場發展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強度。
（五）強勁的信貸增長是金融危機的預兆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信貸增長已經很迅猛，達到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金融危機之前的平均增長率。經驗表明，強勁的信貸擴張經常為隨后的金融危機埋下了種子。在過去的十年中，幾乎多數國家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前都有過度借貸的現象。在一些EMEs，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外部借款的國家，細致地分析這些關系是很重要的。
EMEs貸款導致實體經濟相對高度的波動。信貸繁榮的風險在實行固定匯率制或者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的EMEs尤其高，其繁榮之前已經有大量資本流入。EMEs經歷的超過50%的信貸繁榮之前有大量的資本流入，它們和股票及房地產市場的繁榮與蕭條周期的風險齊頭并進。他們還經常伴隨著貨幣危機（68%）、銀行危機（55%）和“經濟突然停止”（32%）（E.G.Mendoza，M.E，2008）。
金融市場渠道的重要性
那么，是什么因素導致2008年的金融危機以如此強大的效果如此快的速度在不同國家和市場傳導。目前的證據反映這是通過金融市場渠道運作的結果。一個很新的因素是一些新興市場銀行對外國大規模資金的依賴有顯著上升，在過去的幾年中大型國際活躍銀行迅速擴大其美元計價的負債，它們通過在美元區的分支機構進行再融資。當這些市場的流動性干涸，來自這些市場的緊張局勢非常迅速通過全球金融網絡轉移到其他金融市場。
許多新興市場的銀行體系為境外資金提供信貸擴張。本地及外資銀行用短期美元或歐元投資本地貨幣資產。當全球銀行同業拆息市場美元借貸的成本增長時，由于受到嚴重的壓力，導致嚴重的貸款延期。
世界銀行的數據說明更密切的跨境關系正影響EMEs，EMEs和發展中國家銀行同業拆借市場的緊張情緒嚴重影響貸款行為。因此，倫敦銀行同業拆放利率或隔夜指數掉期息差10個基點的提高導致給發展中國家的貸款下降3%，倫敦銀行同業拆放利率或隔夜指數掉期10個百分點的提高抑制了發展中國家的信貸增長約1%。
因此，要加強對跨境貸款區域內特別活躍的銀行集團整體行為的分析。然后，當一國家出現危機的苗頭，才能對外資銀行將從穩定的EMEs收回貸款的程度做出更可靠的估計。
未來的挑戰
跨境聯系和溢出效應是否已經增加已不再是關鍵問題。這些僅僅是迅速推進更廣泛的有益的金融全球化所伴隨的狀況，即為了使EMEs和發展中國家獲得更廣泛的長期資本，從而提高它們的生產力。即使現在成本大于利益，這個過程應該不會也不能逆轉。相反，找到以下兩個挑戰的解決方案是非常重要的：一是金融體系如何才能作為一個整體，面對沖擊，工業化國家、EMEs和發展中國家獨立的系統如何能更有彈性？二是這個過程將對金融和實體經濟之間的關系有什么意義？一國如何應付日益提高的靈活性調整的需求，這源于全球化，不僅通過貿易渠道，還可以通過金融市場渠道。
因此需要加強金融市場的能力以便更迅速地返回到平衡。這不僅需要更高的透明度，也需增強責任規則等激勵結構，這些規則也適用于實體經濟部門。另外，需要一個更強有力的監管和監督框架。盡管外資銀行進入可以伴隨著當地監管能力的改善，但全球銀行業規模和復雜性的顯著增加給地方當局提出很大的挑戰。東道國監管者必須仔細評估自己的責任，不能僅僅依靠外資銀行所保證的風險被適當的管理這樣的說法，需要對外資銀行及其附屬公司有更強的資本和流動性要求，這意味著東道國監管具有更多的責任。
全球動態變化傳導渠道的監測是將來重要的挑戰。應該提高此傳導渠道變化的靈敏度。在此背景下，對國際化經營的機構投資者和全球活躍銀行的戰略行為的監管很重要。
因此，金融領域越來越重要，全球金融因素正越來越多地影響一國金融市場的發展?？缇辰鹑陉P系變得更緊密、更復雜，通過金融市場渠道，全球金融因素對經濟活動的影響正變得越來越強。最近幾年，投資組合再平衡的效應和全球信貸活動的增加，已經很少是基于各自國家基本的發展，但對國家有持續的影響，其作用日益重要。因此2008年的金融危機使更多的國家受影響，包括宏觀經濟穩定的國家。如果金融穩健指標的早期預警在危機中不能證明其可靠性，不能預先精確地顯示金融扭曲的情況，那么，這表明多大程度上包括太少或不相關的金融市場指標呢？因此，在現有的程序中，應該考慮跨境金融聯系及其影響的程度問題。
參考文獻：
1.中國國際金融學會學術峰會暨2012年《國際金融研究》論壇（秋季）—改革與發展：經濟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金融戰略.國際金融研究，2012（8）
金融和實體經濟的關系范文3
關鍵詞：減稅；實體經濟企業成本；經營效益
實體經濟在發展過程中需要上繳的稅費相對較多，除了正常稅收外，還有很多服務性費用的支出，這為實體經濟企業的發展帶來的一定阻礙，因此，有必要對現有的稅費進行改革，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為其更好的發展奠定基礎。
一、實體經濟
想要了解實體經濟，首先要對虛擬經濟的內容有一個明確的掌握，虛擬經濟是經濟虛擬化后的產物，其除了融入資本化定價體系外，還加入了一些心理因素和技術要求，從而使價格呈現不同的波動，進而實現盈利目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產業就是金融。而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是相對的，不過在目前并未對其有一個明確的概述，主要是指除金融產業外一切具有法律效力的組織或者個體經濟活動的總和，具有相對的穩定性。
二、減稅在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中的作用
結合實際情況來看，減稅在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負擔時的功效是有一定界限的，且隨著行業的不同，其所帶來的效果也存在明顯差異。第一，稅收作為目前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經濟來源之一，不過為了保證我國各項基礎設施以及服務設施的建設要求，近幾年我國的財政收支狀況逐漸呈現負增長狀態，財政赤字率正在不斷增加，這足以說明我國整體財政收入并不寬裕。在這樣的發展背景影響下，即使國家采取相應的減稅措施，對于實體經濟而言，其所占的比例也是十分有限的。例如，在我國實施營改增試點時，全年實體經濟企業的稅負降低了5700億元左右，不過同全國總體稅收相比，僅占其5%，由此可以看出，通過減稅來降低實體經濟企業的成本負擔是十分有限的。第二，減稅的實施需要以現有的稅收制度為基礎，在一定程度上會受到稅制結構的制約。由于行業的不同，其所征收的稅費情況也不盡相同，當然在制定減稅政策時期其所體現的作用效果也不盡相同。尤其在我國推行營改增試點后，將原有的繳納營業稅的應稅項目改成了繳納增值稅，而原有繳納營業稅的行業只有建筑和第三產業，也就是說這項政策的提出只針對建筑和第三產業實現了減稅效果，對于工業、農業等其他產業來說效果不大。第三，稅收不僅是增加我國財政收入的主要職能，其對于宏觀經濟調控的實施、收入的有效調配也有著重要意義。從某種意義上來講，稅收所起到的經濟調控職能有時要比收入職能要高。其具體體現在了稅制制度的安排上。在現有的稅制結構中，針對不同的治理問題制定了不同的稅收管理制度，如資源稅、消費稅、環境保護稅的制定主要是為了約束污染性、資源消耗型實體經濟企業的；而企業所得稅的制定則是為了鼓勵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而提出的相關優惠政策。不過在利用稅收進行宏觀經濟調控時，很容易受到調控對象經濟活動規模的影響而存在一定差異，影響最終的調控效果。比如，我國在2000年前就已經開始征收一定的礦產品資源稅，不過隨著經濟的發展，對礦產品需求的增加，使得原有征收的資源稅稅額與現今的市場價格存在加大差異，導致資源稅自身限制應稅礦產品消耗的作用無法得到充分發揮。為此，近幾年逐漸將資源稅的征收方式從原有的量征收變成了價征收。由此可以看出，在利用稅收進行宏觀經濟調控時，要想發揮其真正作用，就需要確保其具有一定的規模（稅率不能過低），以免影響調控目標的實現。第四，從稅負的最終歸宿分析，企業承擔的名義稅負與實際承擔稅負不一定呈正相關。在稅負實際歸宿問題上，由兩方面的分析結論。一是從價格彈性理論角度進行分析，稅負與價格彈性存在負相關。即當服務或者產品價格存在較大彈性時，其賦稅是很難通過增加稅負的方式轉嫁的，相反，如果產品或者服務價格彈性相對較低，其是可以通過加價等銷售方式將稅負轉嫁給買方，進而降低自身承擔壓力。二是從稅制設計的角度進行分析。原則上，價外稅和間接稅較為容易轉嫁給買方，而價內稅和直接稅則不容易被轉嫁出去，不過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其轉嫁情況以及能否轉嫁還要結合產品或者服務的價格彈性進行有效判斷。例如，汽油會征收一定的消費稅，而消費稅屬于價內稅的一種，原則上是不可以轉嫁的，但是由于市場中成品油的定價機制不能直接取決于供需關系的變化，所以消費者在接受油價的同時其實已經承擔了一部分消費稅負，可以說是實現了稅收的轉嫁，這時企業已經有原來的承擔者變成了經手人，不會在收到稅負壓力的影響。第五，在現今社會發展中，企業的融資成本、房屋用地成本也在逐漸增加，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與稅負的增加有著直接關系。調查研究可知，現階段金融和房地產行業在稅負上明顯高于其他行業，但是較高的稅負壓力并未影響行業的發展。反觀其他行業，雖然可以將一定的稅負轉嫁出去，但是由于市場發展的特殊性，使得其面臨著高額的金融貸款、房屋租金或者土地租金等問題，并未因為稅負的降低為減輕經營壓力，仍存在一定的危險性。
金融和實體經濟的關系范文4
提出全生態監管是因為隨著金融科技的發展和金融工具的創新，金融業的發展已超越傳統意義上銀證保混業的范疇，因此對監管所提出的要求也已超越混業監管的語境。美國2008年金融危機的深刻教訓表明，只關注傳統金融領域的風險已不足以防范和應對金融危機，如今更需要的是覆蓋金融全領域以及金融與實體經濟交叉地帶的全生態的監管。
這一方面是因為隨著金融市場的深化，各金融領域的業務交叉和相互滲透已越來越普遍;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流動性的總體過剩以及實體經濟回報率偏低，導致各類資金在金融行業內的跨界循環也越來越常態化。
這種交叉滲透和跨界循環是造成近年來中國金融領域泡沫偏多杠桿偏高的原因之一，也容易造成不同金融行業的風險交叉感染甚至產生互激效應，從而加劇風險的聚集和擴散，比如去年股市的大起大落就與各路資金的大量涌入和去杠桿過程中的大批撤離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此外，分業監管的格局不僅不利于防范和應對傳統金融領域內的風險，更不利于及時發現和處理迅疾發展的非傳統金融領域的問題，要么因監管死角的存在和互相推諉造成監管不足不利于穩定，要么因階段性聯合執法造成監管過度不利于創新。
全生態監管有利于調動協調相關各部門的監管資源，能夠更有效防范風險跨界“傳染”和監管套利。與此同時，全生態監管作為一種系統管理，能夠更好地以系統彈性來應對單個行業金融風險累積所帶來的沖擊，也因此能更好地紓解和分流具體行業的監管壓力。
因為重在保障整體生態的穩定，全生態監管可以從全局出發來度量風險，而不必過分糾結和執迷于具體領域和行業在具體時點上的風險，因而也更有利為創新預留充分的空間。一個正常的生態系統從來不會存在于一個無菌的環境中，而是一個鮮花和毒草并存的世界，唯有如此，生態平衡才得以維系。同樣，像“毒草”一樣存在的金融風險的苗頭，有利于人們保持警惕之心，并提醒人們如何“道法自然”，以更符合金融發展規律的方式來進行監管。
全生態監管也更有利于金融領域與實體經濟的銜接和協調，一方面有利于促進金融服務實體經濟，一方面也有利于產業資本反哺金融行業。資本永不眠，在產業和金融周期的影響下，不是金融資本攪動產業格局的重組，便是產業資本分食金融蛋糕，以求達到資源的最佳配置。在此過程中市場的波動無可避免，監管所能做到的無非是將波動限定在一定的范圍內。
當前險資貌似成為“眾矢之的”，但其實不少險企背后都有著強有力的產業資本推手。當實體經濟的回報率下滑時，產業資本進入包括保險企業在內的金融機構是題中應有之義，一方面希望可以借此提升資本回報率，另一方面也擁有了進行兼并重組的資本平臺。而眼下游戲正進入下半場，實體經濟的增量不足以吸納流動性，而金融領域的體內自循環已逼近風險臨界點時，流動性殺入實體經濟存量領域，冀望通過重組存量來獲得預期收益，有其內在的邏輯和動力，而個別行業和企業成為資本眼中的“唐僧肉”，更是有著千差萬別的理由。厘清資金的來源和杠桿率以防范可能的風險是監管部門應盡的責任，但總體而言監管部門宜疏不宜堵。中國實體經濟的再出發離不開金融和產業資本的各種置換和洗牌，如此方能去腐生肌脫胎換骨。
金融和實體經濟的關系范文5
【關鍵詞】 科學技術 經濟危機 產業轉移 虛擬經濟
一、主要文獻回顧
國際范圍內的產業分工及產業轉移都遵循了一定的規律，特別是國際貿易的比較優勢原則，從自由資本主義階段就開始使用了。今天，隨著全球化的蓬勃發展，國際貿易更是在巨大規模上按照這一原則展開。此次全球范圍發生的危機和衰退，乃是全球產業分工體系和國際金融體系內在缺陷長期沒有得到彌補的結果。在此，本文回顧一些學者所做的研究。
產業轉移理論由日本學者赤松要（Akamutsu，1935）較早提出。該理論的研究對象是當時如日本一樣的后發國家，雁行模式是此理論歸納的產業轉移模式。這個模式從理論上揭示了二十世紀中后期東亞經濟內部產業分工與轉移的動態變化過程。但該理論未觸及發達國家的產業發展問題，因此具有片面性。二十世紀末期東亞經濟體發展出現的新變化，減弱了這一理論的解釋力。
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Lewis，1977）從發達國家的角度研究了產業轉移的機制問題。劉易斯認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時期的發達國家，由于人口自然增長率的下降，導致非熟練勞動力不足，造成勞動力成本上升，使某些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逐步喪失，促使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由發達國家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今天審視劉易斯的理論，可知它是不完整的。因為劉易斯沒有涉及資本密集型與技術密集型產業的轉移問題，而只解釋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
相比而言，弗農（Veron，1966）提出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則有更強的說服力。他從發達國家視角，闡述了產業如何由發達國家逐漸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過程。依據產品周期理論，某種產品的生命周期包括產品的“嶄新”階段、“成熟”階段和“標準化”階段三個階段。一般來說，產品和技術的標準化階段開始產業轉移。技術發明國由于受到技術模仿國的勞動成本優勢和其他成本優勢的挑戰，就會選擇產業的大規模國際轉移。這種國際產業轉移，是發達國家企業順應產品生命周期的變化，出于維護自身利益的考慮而做出的理性選擇，同時也決定了國際產業轉移的一般規律：國際產業轉移的類型是從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開始，進而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的轉移；國際產業轉移的主體是從相對發達的國家、地區轉移到次發達的國家、地區，再由次發達國家、地區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國際產業轉移的完成一般都是從加工裝配開始，經過資本、技術、管理經驗等的積累，最終過渡到零配件和原材料的本地化；國際產業轉移的技術水平通常都是進入標準化產業階段的水平。此時產品的技術趨于穩定，成本優勢成為競爭力的主要制約因素。
由此可見，國際產業轉移的發生，并不是政府的經濟政策引導的結果，也不是某些企業的一時之舉，而是受產業發展的客觀規律決定的。這個規律自主地發揮作用，并沒有受西方發達國家的隨意支配。決定這個過程的根本因素就是科學技術的發展。多數經濟學家只注意到了產業轉移過程中的表面現象，而忽視了這個過程背后起著決定作用的科學和技術進步這一因素。
二、科學與技術的相互關系及科學技術革命
1、科學和技術的內涵
科學從其最基本的意義上說，就是主體對客體進行的一系列特定的理性認識活動及作為認識成果的客觀知識體系。科學作為一項認識活動，首先是一種理性活動，它的特點在于用特定的理論方法對我們周圍的客觀世界提供的感性材料加以歸納、分析和抽象整理，以發現材料和現象背后隱藏的客觀運動規律。作為知識體系，科學以知識的客觀性為本質特征，以其特定的形態，來保證知識的客觀性。它一般由以下幾個組成部分構成：第一，實驗事實，它構成了理論和知識發生的出發點；第二，基本概念，這是理論構成的基本元素，它是在實驗事實基礎上，對現象和規律的某個側面深刻抽象形成的一種本質描述；第三，原理和定律，這是科學知識體系的核心，用以表述概念之間的關系，反映著客體運行的規律，是整個知識理論體系的邏輯基礎；第四，是運用原理和定律對客體進行邏輯運算得出具體的結論。
科學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建制出現的歷史并不很遠，技術的產生要比科學久遠的多。技術標志著人類對于自然的改造活動和獲取物質資料活動的能力與水平。如果說科學是人的認識活動和這類活動的思想結晶，那么技術就是人類物質實踐活動中采取的物質手段及方式、方法的總和。既然技術標志著人類改造客觀對象的能力，那么這種能力隨著人類改造客觀世界的實踐活動的深化和人類認識自然能力的提高，自身也必然處在不斷發展和提高的過程中。因此，越是到人類物質實踐活動的高級階段或人類生產的近現代階段，技術與科學的結合就愈益緊密，這既是科學發展的特征，也是技術發展的特征，更是社會生產實踐發展的特征。
2、科學和技術的相互關系
科學和技術二者屬于既聯系緊密可又具有不同涵義的兩類范疇。關于科學和技術之間的區別及其相互關系，很多學者進行了論述：如我國科學家鄒承魯先生曾指出：科學以認識自然、探索未知為目的；而技術是以對自然界的認識為根據，利用得到的認識來改造自然為人類服務。美國著名的技術專家哈維·布魯克斯在其所著的《技術和生態危機》一書中，給技術下了這樣的定義：“技術就是運用科學知識以可復制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币虼耍茖W上的每一個重大突破，不僅將在一定時間內促使影響人類生活的新技術的產生，還必定極大地豐富我們進一步認識自然的技術手段，并使其不斷增加、不斷提高，從而推動科學的進一步發展。英國科學社會學家貝爾納則更加形象生動地說道：“科學發展與具體技術發展之間總是存在著密切的交互作用。它們相依為命，互不可缺，因為要是科學不發展，技術就會老化，變成傳統的工藝，要是沒有技術的刺激作用，科學就會再度變成單純賣弄學問了。”同時，社會物質生產的需要，把科學和技術兩者緊密的結合在了一起，它們結合的深度、廣度和發展速度，無一不是由社會物質生產的狀況決定。如果把社會物質生產活動這個概念用經濟增長需要來代換，那么在現代社會中，科學、技術和經濟增長就成了三位一體的一個結合緊密的有機系統。技術進步直接與經濟的增長聯系在一起，而科學則通過對技術創新發揮作用，從而間接地促進經濟的增長。
3、科學技術革命
科學技術革命包含科學革命和技術革命兩重含義，這也是二十世紀才有的新現象。從科學和技術發展的歷程來看，雖然科學和技術有著密切的聯系，但是科學革命和技術革命有著不同的內涵。科學革命一般是指人類認識客觀世界的質的飛躍，它常表現為新的科學理論體系的誕生；技術革命則是指人類改造客觀世界的新飛躍，表現為生產工具和工藝過程方面的重大變革，它一般以科學革命作為基礎，并成為工業革命或產業革命的先導。而科技革命則是指科學知識或理論加速轉化為技術變革，進而引起生產力的飛速發展。
進入二十世紀以后，由于科學和技術聯系非常密切，使得任何科學的進展都離不開技術手段的支持，而任何技術的進步都必須以科學的發展為基礎，技術的重大突破已經完全依賴于科學理論的發展。所以，對于科學和技術的重大而全面的進步促使的全社會技術體系的變革，我們可以概括成科學技術革命。這同時也說明，以科學的迅猛發展為基礎的技術變革其規模和廣度已經達到了相當的程度，因此，人們把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科學與技術緊密結合造成的社會生產條件發生的根本性變革，特別是微電子技術、新材料技術、新能源技術、生物工程技術、開發空間技術、海洋工程技術等的運用稱為新技術革命。
三、全球經濟危機的實質是科學技術發展造成了世界范圍內的產業分工體系存在內在缺陷
當前，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經濟危機已有五年。各國政府紛紛采取了強有力的經濟應對措施，以延緩經濟的衰退，但效果仍有很大差別，尤其是西方國家成效不佳。其原因在于，這次全球范圍發生的經濟危機是全球產業分工體系和國際金融體系內在缺陷長期發展的結果。探索此次危機產生的根源，分析此次危機的實質，必須要考慮從上世紀初、特別是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科技革命和進步對全球范圍內產業結構調整帶來的影響。
整個二十世紀，由于科學技術革命帶來的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遷，使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經歷了幾個不同的階段。首先，以電力技術革命為先導的產業與技術革命，為生產的壟斷發展提供了物質和技術基礎，也為全球范圍內爆發的資本主義列強為瓜分世界而引發的世界大戰埋下了伏筆。其結果最終導致了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兩次世界大戰和一次資本主義發展歷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其次，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蔓延，為凱恩斯主義實施以政府干預為特點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提供了舞臺，資本主義國家由此逐漸擺脫了經濟危機的困擾。在生產自動化程度迅速提高的基礎上，以企業生產管理的泰勒制和生產技術上的福特流水線被廣泛采納為標志，以大規模生產和大規模消費為特征的福特制社會生產體制逐漸形成。雖然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但資本主義世界還是在戰后開始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然而，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初開始，福特制開始衰落，資本主義的經濟繁榮開始消失，這個階段的技術創新也走入低谷，新的產業部門很少出現，資本的平均利潤率下降，投資機會減少，而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卻雙雙上升，經濟出現了“滯脹”，資本主義發展再次出現了停滯局面。資本主義在經歷了一系列調整之后，借助于科學技術革命提供的契機，又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
信息技術革命導致的信息產業和其他服務業的廣泛興起使資本主義開始重新煥發活力。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由于以計算機技術為主導的信息技術革命開始興起，經濟領域的主導產業迅速轉向了通訊、計算機、生物醫藥和金融、保險、法律服務等服務業。到上世紀九十年代，隨著冷戰的結束，世界市場存在的諸種壁壘逐漸被打破，經濟全球化進程不斷加快，使國際產業轉移的規模空前，從而使服務業發展成為發達國家經濟的主導產業，服務業創造的價值占GDP總量的比例達到了70%以上。在國際產業分工體系中，發達國家牢牢占據了科學技術研發的龍頭地位，壟斷了高技術領域的技術優勢，并通過這種技術壟斷在國際間獲取大量壟斷利潤。這種通過發展服務業、保留核心裝備制造業、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壟斷高技術的創新以獲取技術貿易的壟斷利潤等一系列做法，使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產業迅速實現了轉型，經濟也出現了快速增長。同時，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從這種新的國際貿易格局中獲利。與此相對應，在這場國際產業轉移浪潮中，發展中國家只能依靠能源、原材料和勞動力等方面存在的比較優勢，承接那些勞動密集型和能源耗費高、污染重、生產附加值低的制造產業。這種狀況造成了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產業分工鏈和價值鏈中處于末端地位。
國際產業轉移應遵循比較優勢原則。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水平逐步提高時，產業結構也在不斷升級，因此，繼勞動密集型產業得到快速發展后，產業調整的方向會逐步向第三產業和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發展。國際產業轉移的這種規律性變化，導致發達國家的經濟結構不可逆轉地向以服務業為代表的第三產業發展。這個過程是由世界經濟發展規律所決定的必然趨勢。其結果，就是發達國家在制造業等領域必然出現一定程度的“產業空心化”現象，并導致經濟不斷向虛擬化方向發展。
建立在實體經濟基礎上的虛擬經濟的快速增長，是現代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但是近年來，全球虛擬資本已經大大超過了實體資本。作為虛擬經濟最重要的組成部分，金融、房地產服務業成為發達國家近年來增長最快的行業。據資料統計，金融、房地產服務業創造的產值占美國GDP的比例已經由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11.4%上升到2007年的20.66%，它已經替代制造業成為美國的核心經濟。虛擬經濟過度發展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金融資產和金融衍生品的過度膨脹。1980—2008年，全球金融資產上升到140萬億美元，增長了1166%；金融資產占全球GDP的比重從1980年的100%上升到2008年的325%。全球金融衍生產品總值也從2002年的100萬億美元猛增到2007年年末的516萬億美元，為全球GDP總額50多萬億美元的10多倍。美國是金融創新最活躍的國家，這些金融衍生品的一半以上（近300萬億美元）在美國。
近十年來，引起虛擬經濟急劇膨脹的兩個重要成因是：第一，隨著發達國家向新興經濟體的產業轉移，其國內制造業的“產業空心化”及服務業的快速發展；第二，在新經濟泡沫破滅后，為了維持經濟的繁榮，美聯儲采用頻繁降息的方法導致的房地產等行業的高度泡沫化。以上述因素為主，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就是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比例嚴重失調。
面對這種情況，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只能依靠其全球范圍的經濟、軍事、外交等方面的霸權力量，維持美元在國際貨幣中的優勢地位，對外以不平等貿易結構獲取壟斷利潤，對內以制造金融和房地產泡沫延緩危機的到來。這些舉措，掩蓋了其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間比例的嚴重失調，維持了經濟的虛假繁榮，延緩了經濟泡沫的破裂。而次貸危機的發生，其實質就在于虛擬經濟的畸形發展，使實體經濟難以支撐，最終使美聯儲這些年來精心打造的金融與經濟泡沫破裂。這種狀況也說明，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之間若出現嚴重失衡，最終將不可避免地掉入“產業轉移陷阱”。
對于2007年以來發生的金融和經濟危機，學者們雖然從不同角度歸結出許多的誘致因素，比如有的專家從金融監管的角度，提出國際金融體系因缺乏監管造成了金融體系大的波動；有的學者則認為新型經濟體的產能過剩造成了全球性的經濟危機等等。但是歸根到底，這次全球性金融和經濟危機產生的終極原因，還需要從科學技術創新導致的國際產業分工和國際間的產業轉移上來尋找。資本主義無法抑止自身對利潤的追求，就要不斷地在世界范圍內尋找市場，轉移產業，而這個過程卻恰恰把資本主義拖入了泥潭。這次全球范圍的金融和經濟危機不會是今后資本主義世界類似危機最大的一次，它也無法通過自身調整來根本改變這一趨勢和消除危機發生的根本原因，除非科學技術創新在近期有大的突破，從而導致新的產業部門的大量出現和新的主導產業的形成，否則，資本主義將持續衰落下去。
四、結論
2007年以來發生的全球范圍內的金融和經濟危機，表面上看是由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嚴重失衡造成的，但實質上是與全球范圍內的貿易和生產體系的內在矛盾有關?？梢哉f，正是由于科學技術發展造成的世界范圍內的產業分工體系的內在缺陷促成了這次危機的發生。由于資本的逐利性，導致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流動，而產業分工則伴隨全球化進程的加深在全世界展開，使得產業的國際轉移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這種趨勢的發展，必然造成發達國家產業結構的“軟化”和制造業的“空心化”，于是發展虛擬經濟成了發達國家的唯一的選擇。這也就明確了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畸形發展將是長期困擾資本主義世界的一個難題。
（注：基金項目：長江大學2010年教研項目（JY20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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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和實體經濟的關系范文6
一、 應對錯綜復雜的形勢金融改革刻不容緩
面對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所指出的錯綜復雜的世界經濟的動蕩格局，我們一定要清醒地梳理清楚三種不同性質的矛盾，對癥下藥。否則，不尊重市場經濟規律，盲目行事，不僅事倍功半，而且事與愿違，得不償失。首先是結構性的矛盾。集中體現在全球化紅利、資源紅利和人口紅利開始出現程度不同的單邊衰竭趨勢時，中國現有產業結構和制度安排下的外需主導增長方式是否會面臨巨大的阻力？而跳躍客觀的發展階段和無視稟賦約束下的比較優勢原理來推進企業自律地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是否能如愿以償？其次是周期性的矛盾。集中體現在實體經濟部門企業利潤下滑，融資困難，投資意愿不足；而在虛擬經濟部門卻出現流動性泛濫，價格扭曲，投機行為加劇的現象。雖然這里提到的流動性泛濫是前期泡沫經濟膨脹和事后政府大規模救市所產生的后遺癥，但是，脫離經濟基本面支撐卻被大量“激活”的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今天一起繞開了正在不斷“去庫存”和“去杠桿化”的實體經濟部門，而奔向稀缺的全球資源市場，或去波動的國際金融市場與脆弱的新興市場尋求短期套利的機會，這種投機現象給各國生產部門的復蘇造成了成本上升和銷售環境惡化的不良后果，尤其作為世界制造大國的中國，更是出現了讓宏觀調控政策左右為難的“錢流”和“錢荒”并存的狀況。為此，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立了明年“寬財政、穩貨幣、壓投機”的宏觀調控基調：即通過給企業減稅和增加解決民生后顧之憂的財政支出，來釋放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的潛力。同時，再利用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控制資產泡沫的做法，來引導虛擬經濟部門過度膨脹的資金進入到因“錢荒”而投資不足的實體經濟部門。最后是外部性的矛盾。由于建立在信用基礎上的各國消費、投資、貿易和政府支出之間的“相互平衡機制”被打破，于是針對自己不同性質的經濟結構失衡所帶來的尖銳的矛盾，各國政府都采取了程度不同的救市干預政策，甚至很多向市場注入流動性的貨幣救市政策給發展中國家造成的負面影響要遠遠大于擁有貨幣主導權的發達國家。而且，歐美發達國家更是利用他們在國際金融和世界經濟舞臺中的“話語權”，而不顧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的發展階段對現有 “一刀切”的平衡調整思路的消化能力，一味強化國內貿易保護主義的措施和國外利己性的市場開放要求，以達到緩解他們結構調整所帶來的財政壓力和經濟硬著陸風險上升的效果。這種只站在自己國家利益至上的立場上所推進的缺乏“共贏”的國際政策協調方式，確實增添了世界經濟利益不斷分化的復雜性，給中國這個“務實型”發展模式所造就的世界經濟第二大國來說帶來了不可低估的挑戰。
因此，我們一方面要認識到全球“失衡發展”的格局一旦破裂，上述各種矛盾的疊加效應就會接踵而來，從而不能抱有幻想，心存僥幸，消極應對，而是應該抓緊時間，抓住機遇，從制度改革著手去打造市場活力，化解矛盾，消除矛盾。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要實事求是，尊重科學發展規律，選好調整時機，謀求共贏的國際合作方式。
事實上，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以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為中心，穩中求進，開拓創新”的要求就是主動應對外部嚴峻的挑戰、改變內在增長方式的具體表現。這里我們把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的“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和區域性金融風險的底線”這一要求作為重中之重、刻不容緩的改革任務拿出來，深入討論是基于以下幾大關鍵的因素：一是發達國家抗衡經濟硬著陸的救市政策所造成的“流動性泛濫”的后遺癥，需要由金融部門大力扶持而形成的新一輪充滿活力的實體經濟的發展才能加以吸收。二是只有金融體系健全發展，才能化解全球資產價格大幅波動、融資環境日益惡化的金融風險，才能抗衡在階段性的周期下行調整過程中投機資本對產業資本的擠出效應。否則，改革開放30多年所積累起來的中國經濟的硬實力會因為暫時性的周期調整而出現不可逆轉的產業空心化趨勢，甚至有可能落入當前學術界熱議的“中等收入陷阱”。三是處理好“金融效率”和“金融穩定”之間、“金融創新”和“金融監管”之間的動態“平衡關系”，在當前日益活躍的國際貨幣體系“重組”和全球資產和貨幣價值“重構”以及國際金融資本投資組合“重置”的過程中顯得尤為重要。為此，我們要努力提高中國金融業的核心競爭力，中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中國財富管理的穩健性，以避免因中國金融的脆弱性和“實質不對等”的對外開放要求所帶來的全球范圍內對中國產生的、不公平的收入再分配效果。一句話，“穩中求進”才是我們金融改革應該堅持的總基調。
二、金融改革方案的選擇要繼續立足服務于實體經濟
中國金融的發展從規模和結構上看今非昔比，隨著改革開放30年所創造的豐碩成果的日益積累和金融危機對全球金融體系產生的不對稱沖擊，中國銀行業的資產規模和股市的市值水平等，和中國經濟的生產總值一起都躍居到了世界的前列，尤其是中國加入WTO融入到了全球化體系之后，中國銀行業和資產市場的多元化結構以及金融產品日新月異的創新速度都發生了非常顯著的變化。不僅如此，大量為了分享中國全球化紅利的外資金融機構都紛紛匯聚到中國，從而進一步提升了中國經濟在國際金融市場中的影響力。但是，盡管如此，和中國制造業的國際地位一樣，我們創造高附加價值的金融服務能力和發達國家的金融體系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歐美國家爆發危機的根源在于“金融創新濫用”，我們受到牽連則是因為“金融創新不足”！正像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指出那樣，未來中國金融的發展要為中國經濟的轉型（即降低對外依存度）和產業鏈定位的優化（即增加靠要素回報創造財富的軟實力）做出應有的貢獻。
（一）發揮一線城市金融人才和專業技術的比較優勢，大力培育像美國硅谷那樣的“企業家金融”的發展模式，即靠企業的實際利潤作為金融服務的收益來源，而不是基于企業利潤潛在增長預期所推動的市場資本利得來牟利，這樣才能真正達到扶持“人才主導”的創新型小微企業的成長，實現中國產業的升級目標。
（二）加快中國產業組織的優化調整，強化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民間金融和民營企業之間的合作機制，努力塑造像中韓銀行業那樣的“供應鏈金融”和像德國銀行業那樣的“關系型金融”的商業運作模式，解決中國企業的投資渠道和大量中小型民間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從而有利于解決正規金融體系外的資產泡沫問題，促進產業資本重新回到實體經濟的舞臺。
（三）充分利用一線城市金融市場、金融機構和金融產品集聚一身的明顯優勢，在確保優質企業團隊穩定主板市場價值以及完善和規范各種激勵與風險防范的制度基礎上，營造專業化機構為民理財、協調和造福的現代“財富金融”和“消費金融”模式，從而讓日益增長的財富效應和顧客需求導向的專業化服務來推動中國內地市場的消費水平健康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