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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數字經濟范文1
關鍵詞：供給側；ICT服務增值；數字經濟；實施路徑
中圖分類號：F062.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7）06-0154-05
數字經濟作為世界創新和包容性增長的動力，已經成為世界主要發達國家政府的共識，而數字經濟戰略的制定往往會使得這些國家在數字信息革命浪潮下占據國際制高點[1]（衡量數字經濟主要是基礎技術設施、IT和通信部門投資、電子商務和寬帶普及率等）。2016年舉辦的杭州G20峰會，中國首次將數字經濟列為峰會的一項重要議題，主持并起草了《G20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如今，全球約有25億人連接互聯網，預計2020年互聯網用戶將增加到40億人，2016年G20集F成員互聯網經濟規模達到4.2萬億美元，平均E-GDP增長率為4.2%，超出其GDP平均增長率5%以上。2010―2016年全球E-GDP平均增長率為11%，發達國家為8%、新興經濟體為18%。在數字經濟不斷驅動下，全球有28個國家制定了數字經濟戰略，分別是澳大利亞、比利時、加拿大、捷克、丹麥、愛沙尼亞、芬蘭、法國、德國、希臘、愛爾蘭、意大利、日本、韓國、盧森堡、墨西哥、荷蘭、挪威、波蘭、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西班牙、土耳其、英國、埃及、拉脫維亞和立陶宛。雖然一些國家并未制定整體數字經濟戰略，但數字經濟內容被包含在國家寬帶戰略、電子政務戰略和網絡安全戰略和國家創新戰略之中。數字經濟將是未來增長最快，也最具潛力的領域。
一、全球ICT產品貿易和服務貿易的背離
縱觀全球主要國家信息、通信和技術（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簡稱ICT）產品貿易，其整體貿易中比重普遍出現下降趨勢，這與經濟全球化下生產網絡的片段化和分散化趨勢比較吻合[2]。與此相反，ICT服務貿易占各國服務貿易比重卻普遍呈現上升趨勢，表明ICT服務貿易對各國經濟的促進作用在不斷增強。
貨物貿易方面，從出口看，2013年ICT產品出口占整體出口比重位居前十位的國家分別中國、韓國、斯洛伐克、匈牙利、捷克、以色列、愛沙尼亞、荷蘭、美國和日本（如下頁表1所示）。與2000年相比，有6個國家ICT產品出口占整體出口比重有所上升，分別是智利、捷克、波蘭、斯洛伐克、中國和俄羅斯。從進口看，2013年ICT產品進口占整體進口比重位居前十位的國家分別是中國、匈牙利、斯洛伐克、捷克、美國、荷蘭、日本、愛沙尼亞、韓國和瑞典。與2000年相比，2013年有六個國家的ICT產品進口占整體進口比重有所上升，分別是捷克、斯洛伐克、中國、俄羅斯、印度和印度尼西亞。
服務貿易方面，從出口看，2013年 ICT服務貿易出口占整體服務貿易出口比重位居前十位的國家分別是美國、英國、德國、印度、法國、愛爾蘭、中國、荷蘭、比利時和西班牙。較2000年相比，2013年有4個國家的ICT服務貿易出口占整體服務貿易出口比重有所下降，分別是印度、意大利、印度尼西亞和冰島；而增長較快的國家則分別是愛爾蘭、比利時、巴西、西班牙、中國、芬蘭和盧森堡（見下頁表1）。
二、全球ICT服務業增加值的貢獻
選取上述38個國家的最終ICT服務業需求作為研究對象，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OECD）國家、非OECD國家、中國、印度、美國、韓國等國家和地區的ICT服務業對該38個國家的最終需求的滿足程度進行分析，具體如下：
（一）ICT服務業自我增值貢獻占比偏高且自給自足模式明顯
在全球生產片段化趨勢下，ICT服務業增值的自我貢獻部分占整體需求比重一直居高不下，以OECD國家平均值來看，由1995年的75.73%下降至2011年的71.91%（如下頁表2所示）。雖然呈現出小幅度下降，但是階段性平均值一直在70%以上；相對于OECD國家，BRICS國家（包括巴西（Brazil）、俄羅斯（Russia）、印度（India）和中國（China））ICT服務業增值的自我貢獻占整體需求比重則同樣較高，由1995年的79.75%上升至2011年的82.89%，中國增幅相對較大，由1995年的84.29%上升到2011年的91.86%。ICT服務業的自我貢獻率較高往往代表著該類服務業封閉度相對較高，其國內呈現典型的自給自足[3]。
（二）ICT服務業增值貢獻表現出顯著的區域集中性
以澳大利亞為例，1995年其ICT服務業自我增值為114.22億美元，2000年、2005年、2008年、2009年、2010年和2011年分別為110.44億美元、100.13億美元、159.34億美元、219.25億美元、215.84億美元和292.14億美元，2000―2011年平均增速為20.73%，相對于全球對澳大利亞貢獻的平均增速20.67%基本持平。但是，中國在其中所體現的參與度卻較高，年平均增長率高達151.45%，2011年中國ICT服務業對澳大利亞最終需求的貢獻值達到4.05億美元。OECD國家ICT服務業對澳大利亞整體需求的貢獻年均為7.99%，非OECD國家對其年均貢獻為4.93%，亞太經合組織（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縮寫為APEC）國家則為7.82%，東盟國家是1.93%，北美自貿區國家是2.13%。
（三）發展中國家ICT服務對中國需求貢獻的地域集中度和發展相似度較高
在對中國貢獻較大的國家或集團中，APEC國家、東南亞國家和東亞國家位居前列（如本文表3所示）。相對于1995年的ICT貢獻值，2011年ICT貢獻值排名靠前的國家和地區分別是日本、美國、韓國、澳大利亞、巴西、德國、馬來西亞、英國、中國香港、中國臺灣、印度尼西亞和印度。但從增長速度來看，排名靠前的均為發展中經濟體，分別是巴西、印度、沙特阿拉伯、俄羅斯、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相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發達國家和地區的ICT服務業對中國貢獻的增長速度較慢，如西班牙、荷蘭、法國、日本、美國、德國、中國臺灣和中國香港?？梢?，發展中國家的ICT服務對中國的貢獻增速遠超發達國家經濟體。
三、全球數字經濟戰略的供給側實施路徑
從供給側角度看，上述實施數字經濟戰略的28個國家努力改善、提供通信技術設施質量，促進信息通信技術領域變革[4]，其目標共性主要體現在：支持信息通信技術部門研究和開發，促進信息通信技術標準建立，吸引風險資本投資對信息通信技術投資，加強信息通信技術對外直接投資，促進信息通信技術產品和服務出口[5]。各國數字經濟戰略的供給側實施路接幸韻錄父齜矯媯
一是普遍加強國內ICT基礎設施建設。各國普遍將國內寬帶容量和速度，提高寬帶覆蓋面積進而更好連接較為偏遠的地區。這些國家對未來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都設定了目標，比如，加拿大計劃在未來五年內投入3.5億加元使至少28萬個加拿大家庭的寬帶接入速度達到5兆比特每秒；美國國會考慮60億美元的聯邦撥款計劃，以支持國內建設無線、互操作的寬帶公共安全網絡。提高寬帶基礎設施的彈性和適應性可以增強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6]，這些國家通過建設包括海底電纜在內的國際信息技術基礎設施，或者區域分布數據中心以鼓勵和支持建設互聯網的分布交換和備份系統[7]。
二是加速ICT新技術、商品和服務創新。這方面內容包括加速ICT研究和開發項目的培育，互聯網、云計算和大數據分析是技術投資的優先領域，如開發超級計算機、發展云計算、深化大數據和信息網絡分析；促進區域性或全球性ICT標準統一[8]，例如，歐盟為了實現成員國任何新的IT設備和應用程序、數據存儲和服務的無縫交互鏈接進入，啟動了互操作性標準建設；鼓勵吸引外國資本對ICT領域進行投資，有些國家通過引入全球性競爭較強的風險投資改善ICT產業投資效應，或者鼓勵初創型企業與傳統產業融合發展，或者有針對性支持ICT創始公司在本國設立企業等[9]；擴大ICT產品和服務出口，例如墨西哥數字經濟戰略的目標就是成為全球排名第二的IT設備出口國，并且IT產值要在全球居第四位。
三是建設數據開放和電子政府。數據開放的重點主要是政府以及公共部門的數據向民眾開放，為民眾和企業提供跨境數據服務[10]。通過建設一站式的電子商務網站，能夠確保政府公共部門可以在一定權限下進行數據訪問，實現普通商業數據為國家層面和政府政策的制定提供支撐[11]。一些國家也通過建設數字信任來完善國家管理，例如建立居民數字身份識別和電子審批系統等。
四是開展數字身份和電子認證。公民電子身份體系建設，包括移動數字身份體系、推進公民電子身份識別認證跨境下的可操作性。政府通過投入大量資金來建設高度安全和有效的電子公民身份信息系統，以便為公民和私營部門提供移動設備參與下的高效和可使用性[12]。同時，加強個人和機構數字號碼的分配和設計，以便系統快速準確地對身份識別和驗證。根據目前對于數據需求特征，合理合法設置行業數據知情標準，以確保政府可以對需要了解的關鍵行業數據進行獲取、分析或者公開[13]。另外，開展電子文檔驗證服務，例如數字簽名驗證。
五是維護數字隱私和安全。數字信任是數字經濟戰略的目標和核心所在，而隱私保護是建設數字信任的基礎。上述各國數字經濟戰略幾乎都涉及隱私保護問題，并將隱私保護視同于知識產權保護行為。其做法主要有：提倡公司在使用和公布傳播信息資料的自律性，公布和踐行數字公民行為準則[14]；出臺最先進最有效的法律制度來保護公民和企業的核心敏感資料，比如為保障個人信息安全，專門成立機構來檢測ICT技術的進步和技術形式的變革，及時修訂落后法律和規章制度以符合技術進步要求，并且對已違反法律規定的相關方面實施制裁和懲戒；開展數字風險監測和預防研究，比如，政府與研究機構致力于開發和利用創新的網絡安全監控系統，大力支持網絡安全的相關研究等。
六是促進ICT與教育、醫療和運輸結合。在加強ICT與教育融合方面，利用數字技術提高和改進駕馭系統的有效性，重視對教育機構的數字化建設投入，大規模開放在線課程，推廣和改善在線學習環境，為方便民眾在圖書館使用相關數據而提供的個性化學習輔助或高效快捷的寬帶解決方案。在ICT技術手段與醫療體系結合方面，加速遠程醫療系統建設，提供在線健康和醫療保健預定，全面普及建設老年人等醫療電子檔案，擴大遠程醫療保險和福利范圍，匯總研究和分析遠程電子醫療出現的醫療糾紛以及制約電子醫療推廣的制度障礙[15]。在ICT與運輸物流結合方面，主要是利用信息技術創造一個安全、經濟和環境友好型的道路交通體系。
七是促進信息包容和提升數字職業技能。促進信息包容方面，不斷擴大對寬帶接入服務不足的地區進行扶持，特別是輔助家庭弱勢的社會群體，政府加速推進全民數字素養水平，提高網上風險自我防范意識教育、網上機會識別能力和捕捉能力[16]。提升數字職業技能方面，提升數字化素養以幫助女性回歸工作崗位，以Web為基礎對勞動力進行培訓、加大對數字培訓機構公共資金支持，擴寬與數字技術相關的課程，提高ICT技術培訓課程的數量，提高涉及信息和通信技術領域畢業生數量和水平，以及提高政府公務員數字技能。
四、對中國制定和實施數字經濟發展戰略的啟示
全球金融危機后，新興國家日漸成為世界經濟增長動力，而我國則是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在實施“中國制造2025”“互聯網+”行動計劃等國家重大戰略的同時，應積極從供給側角度制定和實施數字經濟發展戰略，并逐漸推動數字經濟成為國家經濟穩定增長的主要引擎。從以上主要國家實施數字經濟戰略的供給側核心和實施路徑看，可對我國數字經濟戰略的制定有以下幾點啟示：
一是培育國內數字市場。我國應大力培育國內數字經濟良好的生存環境，在數字經濟的管理上，政府監管和引導定位不是放松而是加強，在為數字經濟參與方提供開放數據共享平臺的同時，提供公開透明、法制化的市場環境。通過共享基礎數據源方式促進數字經濟參與方享有平等市場準入地位，進而降低參與的進入壁壘，擴大參與意識和創新意識。
二是大力發展ICT基礎設施建設。這不僅要為數字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寬帶服務支持，更要加快對最先進數字技術的推廣和應用，不斷跨越與發達國家間的技術鴻溝，努力ICT領域形成技術優勢和主導權。建立國內統一的高標準的ICT技術設施網絡，為國內創新型社會建設提供強大的數字信息共享和分享型支持。
三是加速ICT新技術和商品及服務創新。我國應為數字技術的革新項目提供資金激勵，并建設以數字技術為基礎的共享開放式平臺，這要在研發領域率先實現數字和信息的開放共享，降低企業數據重復搜集和數據庫建設的成本。
四是建設強大的數字開放平臺，促進電子政府服務體系的形成，不斷豐富服務層次和內容，全面鋪開數字城市網和智慧民生服務體系建設。
五是開展公民和企業數字身份數據庫建設。大力拓展數字身份的識別和認證體系建設，為深化公民和企業的其他相關數據的采集形成構建平臺。
六是繼續加大維護數字隱私和數字安全。大力開展確保數字隱私和數字安全的技術研發，高度確保對數字經濟參與者的數字信息保護。
七是促進ICT與其他民生領域或產業的融合發展。形成一批切實可行的實用性技術以方便居民的日常生活，利用數字經濟改善民生領域或助推其他產業，如智能制造業發展。
八是通過人力培訓和開發不斷提高數字經濟參與者的數字職業技能水平，強調數字經濟的普惠性，特備是要重視和實現對弱勢群體的數字包容支持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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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數字經濟范文2
人們通常粗略地把引進外資的戰略歸納為“以市場換技術”，即以中國國內市場的潛在價值來吸引外資企業投資，從而使中國企業學到世界先進技術。問題在于，中國市場對外資的開放是否換來了技術溢出？這里涉及到一系列相關的問題：如何度量技術？如何估算技術溢出效果？毫無疑問，中國的技術水平與世界技術的前沿之間至今仍存在相當大的差距，也毫無疑問，中國應當學習國外先進技術。然而，學習國外先進技術可以通過多種渠道：如通過進出口貿易、來料加工契約方式、引進設備、引進人才、購買專利以及共建研發基地等，當然也可以通過FDI。為什么我們要如此強調以FDI的方式來學習國外先進技術？從理論上說(Kinoshita,2001)，引進外國直接投資企業的方式，會通過四種渠道對FDI的東道國企業產生正的技術溢出效應：(1)示范—模仿效應；(2)競爭效應；(3)對外聯系效應；(4)培訓效應，即通過勞動力從跨國公司到本國企業的流動，將外國直接投資企業的先進管理、先進技術轉移給本國企業。在中國的FDI是否通過上述渠道對我們傳輸或溢出了技術呢？
本文利用中國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數據估算FDI對中國制造業的技術溢出效應。中國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是將原計劃在2005年開展的第四次全國工業普查與2006年開展的第三次全國基本單位普查合并，在2005年完成的對中國境內從事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全部法人單位、產業活動單位和個體工商業戶的普查。普查的標準時間是2004年12月31日，時期資料為2004年度。由于資料的可得性限制，我們只獲得加總后按地區（共410個市級單位）與按3位數分類的制造業產業（共190個3位數產業）數據的子樣本。該樣本只加總規模以上的內資企業、港澳臺資企業與外資企業的財務數據與科技活動數據。這里所謂的“規模以上”是指產品銷售收入在500萬元以上的企業。樣本中的中國“內資企業”包括國有企業、集體企業、股份合作企業、國有聯營企業、集體聯營企業、國有與集體聯營企業、其他聯營企業、國有獨資公司、其他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營獨資企業、私營合伙企業、私營有限責任公司、私營股份有限公司、其他內資企業等15類企業；“港澳臺企業”包括與港澳臺合資經營企業、與港澳臺合作經營企業、港澳臺商獨資經營企業、港澳臺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等4類企業；“外資企業”包括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外資企業、外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等4類企業。因此，這里的“內資企業”、“港澳臺資企業”與“外資企業”的劃分是粗略的，無論是港澳臺資企業類中，還是外資企業類中都含有內資的成分。由于數據是時點數據，我們只能做橫截面數據分析。不過，由于該數據包含了迄今最新、最全面的中國境內企業R&D的活動信息，這為我們分析FDI的技術溢出效應提供了最新的第一手資料。
在以下的三節里，第一節討論研究方法，并給出我們的三個估算模型。第二節通過橫截面數據的回歸分析，檢驗FDI對中國制造業的技術溢出效應，我們分地區（410個地級市）與分行業（190個3位數制造業產業）作了OLS分析，以便分析FDI在地區內的技術溢出與在行業內的技術溢出。第三節給出了研究的結論。
一方法與度量
在研究FDI對其東道國經濟的技術溢出的文獻里，最為常用的方法是在生產函數的估算中將FDI列入解釋變量集，考察FDI變量對東道國GDP的影響是否顯著為正。我們在這里不打算綜述關于FDI技術溢出的全部經驗研究文獻，只就近年來與我們的研究直接有關的三種方法作簡單回顧。
一是Aitken與Harrison(1999)的生產函數估算法。Aitken與Harrison運用委內瑞拉1976～1989年企業普查數據，估算了FDI對其經濟的技術溢出效應。Aitken與Harrison(1997)指出，FDI對東道國企業的生產率可能會帶來兩種效果：一是由于FDI進入后擠占了東道國企業的市場份額，稱為“偷竊市場效應”(stealmarketeffect)，這會使內資企業減少產量，內資企業的固定成本分攤到比原來更小的產出規模上，從而最終降低內資企業的生產率；二是由于FDI的技術溢出（通過人員在外資企業到內資企業的流動；通過新產品的示范；通過FDI企業在下游產業對上游的內資企業的訂貨，會對內資企業提供技術支持；通過FDI的出口導向，內資企業可以學到生產技術和營銷技術等等）會使內資企業的平均成本曲線下移從而提高內資企業的生產率。至于這兩種效應哪一種占上風？不同的國家可能會有不同的結果，甚至同一個接受FDI的國家在不同的發展時期也會呈現不同的結果。Aitken和Harrison的論文特別指出，通常關于FDI技術溢出的效果估算存在“識別”問題：FDI往往會投資于東道國內生產率較高的區域與產業，因此，即使在計量上發現FDI與東道國的生產率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也難以說明因果關系。為此，借助于面板數據的優勢，他們控制了地區、時間與產業啞變量，分別考察了FDI在區域內和在產業內的溢出效應。他們的回歸模型中的被解釋變量是取對數的企業產出(lny)，解釋變量除了生產函數中常見的資本(K)與勞動(L)之外，加進了企業i所在的行業t中的FDI份額，與企業i所在的區域j中的FDI份額，FDI份額的變量是用FDI企業就業占全部就業的比重來定義的。這個回歸方法對于企業數據的計量分析是十分貼切的，其好處是可以區分出FDI在產業內的技術溢出與地區內的技術溢出。
二是Sabirianova-Svejnar-Terrell（簡稱SST模型）(2005)對捷克與俄羅斯內FDI溢出效應的比較研究。SST模型在四個方面對我們的啟發：(1)定義了引進FDI的東道國與世界先進水平之間的“技術差距”。這就是假定FDI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TFP[,f])代表國際先進水平，從而用內資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TFP[,d])與TFP[,f]之間的比率(TFP[,f]/TFP[,d])來度量東道國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2)SST模型在估算FDI的溢出效應時區分了FDI份額對內資企業生產率的溢出效應與FDI份額對外資企業本身的溢出效應。(3)關于溢出效應的度量仍然是用FDI的份額對取對數后的產出(t)的回歸系數來度量。(4)SST模型引進了FDI隨時間變化的效應分析，它用FDI存在的時間長度(t)與FDI份額的交叉項系數來度量這一效應。SST模型的經驗結果是，無論是在捷克，還是在俄羅斯，FDI對東道主企業的生產率都產生顯著的負面效應：從1992～1994年這一階段到1995～1997年這一階段，FDI的進入反而使捷克與俄羅斯離世界先進水平更遠了；在1995～1997年這一階段到1998～2000年這一階段，FDI也沒有使這兩國縮小與世界先進技術水平之間的差距。
三是Kinoshita(2001)關于FDI與東道國R&D交互作用而產生技術溢出效應的計量分析模型。SST模型(2005)已經指出，FDI之所以對東道國會發生負面效應，可能是由于東道國的R&D沒能發揮吸收作用。而關于這一點，Kinoshita早在2001年就已經在計量模型中加以考慮。Kinoshita認為，東道國的研發活動具有兩方面的作用：一是研發本身會對企業生產率發生正向作用，這是R&D的“創新”效應；另一方面是R&D對FDI的吸收效應，引進FDI的東道國應該具有與FDI相匹配的技術水平，才能吸收FDI帶來的先進技術，而這種吸收FDI技術的技術水平是由R&D活動產生的。于是，在Kinoshita的計量模型里，引入了()這一變量（為研發支出占增加值的比重），以及()這一交叉項（這里，“FDI”是用FDI企業就業占全部就業比重定義的）。Kinoshita盡管也用FDI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TFP[,f]與內資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TFP[,d]之間的差來定義東道國與FDI企業母國之間的技術差距，并且在文中列出了15個主要產業中的平均值的差，但在估算FDI對東道國的溢出效應時，仍將（即東道國增加值的增長率）作為因變量。Kinoshita運用捷克制造業（1995～1998年）1217家企業的面板數據作回歸，結果發現FDI對東道國的并不具有顯著的作用（且系數為負），但()這一交叉項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說明，盡管FDI沒有對捷克發生直接的技術溢出作用，但東道國企業通過R&D與技術創新仍吸收了FDI的技術。
我們的經驗分析借鑒了以上三個計量模型的方法。依次對以下三個估算模型作了OLS回婦：
在上述三個估算模型中，工業總產值記為Y，TY表示總的工業總產值（普查涵蓋的2004年底的制造業內全部內資與FDI企業的工業總產值）；DY表示內資企業的工業總產值。K與L分別表示企業固定資本量與就業量，同樣，TK與TL中的“T”都表示“總”（內資加FDI企業）；而DK與DL分別表示內資企業的固定資本量與就業量。“FDI”是用FDI企業就業占全部就業的比重度量的?！癟FP”是指全要素生產率，定義如下：
j代表外資企業、港澳臺資企業和內資企業三類企業，從而，TFPDIF（內資企業生產技術水平與外資企業生產技術水平的差距）便定義為：
下標d表示內資，下標f表示FDI，f又分“港澳臺”與外資。
我們之所以將“TFPDIF”作為中國與世界先進技術水平之間的差距，是基于以下兩點理由：(1)一般認為，“TFP”即“索羅余項”實際上代表一國的技術水平或制度因素對生產率的效應；(2)在SST模型、Kinoshita模型中，已經用其來定義東道國與FDI母國之間的技術差距，我們只是在這一定義基礎上，把“TFPDIF”作為估算模型的因變量，旨為發現FDI，內資企業的R&D（我們用內資企業的R&D支出／就業量來定義的交叉項對于中國縮小與世界技術水平之間差距的作用，從而以數字來回答：市場是否換來了技術？
具體的估算過程如下：
在對方程(1)的回歸中，我們把FDI分為兩類，一類是港澳臺資企業，另一類是其他的FDI，我們稱為“外資”企業。所以，對方程(1)的回歸由于變量FDI分為兩類，我們實質上作了兩個回歸。又由于我們的數據分地區（觀察規模為410個地級市）與分行業（觀察規模為190個3位數制造產業），從而我們對方程(1)的回歸便有4個結果。
關于方程(1)的回歸結果可能帶來Aitken與Harrison指出過的“識別問題”：FDI與ln(TY)之間的正相關系數可能會高估FDI對東道國的溢出作用，因FDI一般會流向經濟發達地區。因此，我們在方程(2)專門考察FDI對內資企業生產率ln(TY)的作用，結果也分4種：分地區的港澳臺資溢出效應，分行業的港澳臺資溢出效應，分地區的外資溢出效應，分行業的外資溢出效應。
對方程(3)的回歸基于對內資、港澳臺資、外資三類企業的生產函數中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分別估算，由此我們得到內資與港澳臺企業之間全要素生產率之差的數列，以及內資與外資企業之間的全要素生產率之差的數列。因此，對方程(3)的回歸又可分為兩類：港澳臺資的效應。由于對每一類“TFPDIF”估算又可分地區與行業，我們同樣得到4個結果。
二FDI對中國制造業的溢出作用
（一）FDI對中國制造業總體的溢出作用
我們將FDI分為兩類：除港澳臺資以外的“外資”與“港澳臺資”。然后分別考察它們對lnTY的效應。
表1給出了“外資”對于中國制造業總體生產率的效應?？梢钥闯?，“外資”的直接投資(FDI)在地區內與ln(TY)的系數，在行業內與ln(TY)的系數均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以就業比率定義的FDI份額，在地區內與ln(TY)的系數(1.115)要大于其在行業內與ln(TY)的系數(0.899)；但以資本比率定義的FDI份額在行業內與ln(TY)的系數值(0.871)則高于其在地區內與ln(TY)的系數值(0.841)。無論是分地區回歸，還是按行業數據進行回歸，我們都發現，按就業比率定義的FDI份額對ln(TY)的系數都要高于按資本比重定義的FDI份額對ln(TY)的系數。這意味著，如果正相關系數代表FDI對中國經濟的溢出作用，則在地區內通過就業而傳導的溢出作用要遠大于在行業內通過就業而傳遞的溢出作用；在外資行業內通過資本形成而傳遞的溢出作用要稍大于地區內通過資本形成而傳遞的溢出作用；外資通過就業（人力資本）傳遞的溢出作用要大于通過資本形成而傳遞的溢出作用。
表2給出了港澳臺資企業的FDI對中國制造業總生產率的效應分析。與表1相比較，我們發現，無論是分地區看，還是分行業看，港澳臺資都與外資一樣，在1%的水平上與中國制造業總生產率顯著正相關。如果把“正相關系數”看成是溢出的一種度量，則可以從表2看出，按就業比重定義的FDI份額，在地區內對ln(TY)的溢出效應(1.04)要大于在行業內的溢出效應(0.911)；但若按資本比重來定義FDI份額，則其在行業內對ln(TY)的溢出效應(1.04)要大于其在地區內的溢出效應(0.886)。表2與表1的不同之處在于，港澳臺資通過就業而傳遞的溢出效應不再對通過資本形成而傳遞的溢出效應占優。
（二）FDI對中國制造業內資企業的溢出作用
上一分節所顯示的結果難以說明“因果性”，顯著正相關的系數可能遠遠高估FDI對中國經濟的溢出效應。這一分節我們只觀察FDI對內資企業的總生產率的效應。結果如表3與表4所示。
表3給出“外資”對內資的溢出效果估算。由于在產出、資本與勞動變量中都減去了FDI企業的對應值，只考察外資的FDI份額對內資企業總生產率ln(DY)的效應，我們將表3與表1相比，便可以發現有以下不同：(1)外資的FDI份額對ln(DY)的作用系數值在4列中都顯著變小了。(2)只有在分地區回歸的結果中，外資份額才與內資企業的總生產率ln(DY)顯著正相關，但其顯著性已下降（從99%下降為95%）。(3)若從分行業的回歸結果看，外資份額與內資企業的總生產率之間已沒有顯著的相關性。這說明，即使把正相關系數讀成“正溢出效應”，這種溢出效應在行業內部也是不存在的。(4)外資在地區內通過就業對內資企業的正溢出效應(0.419)仍大于通過資本形成的渠道對內資企業發生的正溢出效應(0.328)。
再看港澳臺資對制造業內資企業總生產率的效應（見表4）則可以發現：(1)與表2比較，港澳臺資份額對ln(DY)的效應在對應的4列中都大大下降了，這說明，無論從地區溢出看，還是從行業溢出看，港澳臺資對內資企業的凈溢出作用都要比上一分節中顯示的效應低許多。(2)表4與表3相比可以發現，港澳臺資對內資企業總生產率的凈溢出作用要大出2～3倍。(3)外資企業在分行業的回歸里對內資企業不再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而港澳臺資企業在分行業的回歸中與內資企業的總生產率仍然顯著正相關。這說明港澳臺資企業對內資企業的正溢出作用要比外資企業對內資企業的正溢出作用強勁。(4)在地區內的溢出中，港澳臺資通過就業渠道對內資企業的溢出效應大于其通過資本形成的渠道對內資企業的效應，但在行業內溢出中，港澳臺資企業通過資本形成發生的溢出效應要大于其通過就業渠道而發生的溢出效應。
（三）FDI對于中國內資企業縮小與外資企業之間技術差距的作用
這一分節，我們考察內資企業與外資企業在全要素生產率上的差距，然后檢驗FDI份額是否對于中國企業縮小與國際先進技術水平之間的差距發生了有益的作用？中國內資企業的R&D活動是否具有“創新作用”或“增進吸收能力”的作用？
我們以公式(3)為基礎進行分析。為了按公式(3)進行回歸，我們首先按地區（410個地區）與按產業（190個3位數制造產業）對內資企業與外資企業、內資企業與港澳臺資企業對應作了4次生產函數的估算，由于外資企業與港澳臺資企業并未全部進入這410個地區與190個產業，并且中國政府對外資與港澳臺資在產業準入上是有區別的，因此，當我們在地區觀察值中刪去外資為零的觀察單位所剩下的觀察單位數與刪去港資為零的單位后剩下的樣本規模是不一樣的；同樣地，在分產業的回歸中，刪去外資為零的觀察值后的樣本規模會不同于刪掉港澳資為零的觀察值后的樣本規模。因此，事實上，我們要對“外資”與“港澳臺資”企業各作分地區、分行業的生產函數估算，共獲得4個數列的“全要素生產率”。同時，按上面這4個數列，我們再對應構造內資企業的子樣本，估算出對應的4個關于內資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的數列。
結果與Kinoshita(2001)的發現類似。當我們將按地區、按行業的外資企業的TFP數列、港澳臺資企業的TFP數列與對應的內資企業TFP數列比較時，發現：(1)這6個數列（分地區的外資、港澳臺資、內資企業的TFP序列、分行業的外資、港澳臺資、內資企業的TFP序列）中的每個數列中都各有正、負數；(2)由上述6個數列構成的關于FDI企業與內資企業之間在全要素生產率上面之差的4個序列中的每一個差序列也各由正負數組成；(3)但令我們驚訝的是，無論是簡單算術平均數，還是加權平均數，外資企業TFP平均數與內資企業TFP平均數之差都是負的；(4)在兩個港澳臺資企業TFP與內資企業TFP之差的序列中，按地區求出港澳臺資TFP算術平均數和加權平均數與對應的內資企業TFP均值之差都為正；而按行業算出的TFP之差的序列中，按算術平均與加權平均后求得的港澳臺資TFP均值和內資企業的TFP均值之差都為負。4個TFP均值之差的平均數的信息如表5所示。
在表5中，所謂加權平均數中的權數W[,ih]為h類資本（h等于外資、港澳臺資、內資三類）中在地區（或行業）i中投入的比率，即。
表5TFP的平均數之差（TFP按含截距的生產函數估算）
我們對TFP估算值所基于的生產函數估算采取了不含截距的方法，以此獲得關于外資、港澳臺資與內資分地區、分行業的6個TFP序列，按表5的方法重新計算FDI類企業的TFP與內資企業的TFP之差，結果如表6所示。
我們可以看到，由于對生產函數采取無截距估算，使TFP序列發生一些變化，結果使外資企業的TFP加權平均數與內資企業的TFP加權平均數之差，無論是從地區的角度看，還是按行業的角度看都為正；然而，若取算術平均數，則內資的TFP仍要高于外資的TFP（見表6板塊A）。港澳臺資的TFP，若按地區平均（無論是加權平均，還是算術平均），高于內資的TFP均值；而按行業看，則加權后港澳臺資TFP均值會高于內資TFP的加權平均數，從算術平均數意義上的TFP來說，港澳臺資并不勝于內資企業。
所以，若以無截距的生產函數作為估算基礎，若對加權平均后的TFP值進行比較，則內資與FDI企業之間是存在一定的技術差距的。
那么，FDI的進入是否有助于內資企業縮小與外資企業或港澳臺資企業的技術差距呢？我們按公式(3)對此作了OLS回歸，回歸結果如表7與表8。
表6TFP的平均數之差（TFP按無截距的生產函數估算）
從表7中我們可以看到：(1)外資的FDI對TFPDIF的作用大都為負（的4個估算值中有3個為負）說明外資份額提高后對于內資企業縮小與外資技術差距是有正面作用的，但作用并不顯著，并且，無論是按有截距項的生產函數估算TFP，還是按無截距項的生產函數估算TFP，外資份額對TFPDIF的作用都不顯著。
(2)中國內資企業本身的研發（人均R&D支出）則對縮小內資企業與國際先進技術水平之間的差距有正面作用（的估算值在按地區估算的模型中顯著為負，且顯著水平為1%）；在按行業估算的模型中，人均研發支出對縮小內資企業與國外技術水平之間差距的作用不顯著。
(3)外資的直接投資與內資研發的交叉項系數的估算值在分地區回歸模型中為正，且在10%水平上顯著，說明外資進入與內資研發之間的交互作用不利于內資企業縮小與國際先進技術水平的差距，意味著外資進入后可能由于“市場偷竊”效應而使內資企業降低了對研發投入的動力。也說明國內研發在增加“吸收能力”方面尚有差距。
(4)盡管估算TFP的值與生產函數中含不含截距項有關系，但表7顯示，在估算FDI份額、研發以及FDI與研發交叉項對TFPDIF的效應時，生產函數中含不含截距項基本上是無影響的。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外資進入的份額對于內資企業縮小與國際先進水平之間的距離方面，即使存在正面效應，效應也不顯著，倒是內資企業的研發即自主創新會顯著地縮小中國企業與國際先進技術水平之間的距離。
我們再看港澳臺資(HFDI)份額對TFPDIF的作用。表8顯示：(1)在分行業回歸的模型中，在10%或5%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港澳臺資的進入倒是會顯著地縮小內資企業與港澳臺資企業在技術上的差距，即內資企業在學習技術上可能更易于與港澳臺資企業融合；(2)人均研發支出對于內資企業縮小與港澳臺資企業的技術差距并無顯著作用，盡管人均R&D投資的作用方向正確。這說明內資企業的研發可能更側重于對付外資企業的競爭壓力，而不太重視將R&D投向縮小與港澳臺企業之間的技術差距。(3)港澳臺資份額與內資企業R&D的交互項作用在分地區、分行業的4個估算模型中都不顯著，不過在按地區回歸的模型中的作用方向正確，說明港澳臺資進入對內資企業的R&D不存在像外資企業那種對內資企業R&D的不利作用。
因此，與表7相比，我們發現，第一，港澳臺資進入會使內資企業在技術上顯著縮小與港澳臺資企業的距離，而外資企業進入沒有這方面的顯著作用；第二，外資進入會不利于內資企業通過研發而縮小與國際先進技術水平之間的距離，但港澳臺資進入則沒有這種顯著的負面作用。
三結論
國際數字經濟范文3
Abstract: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of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and "national fitness", Xi'an venue construction is put forward requirements, which should achieve digitization for sports venue in new era. Digital venues construction in Xi'an should be carried out from basic network, application software, public information services and other aspects. Meanwhile, it is inseparable from comprehensive work and effort of competent department of industry,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training institutions.
關鍵詞： 國際化；數字；場館；工程
Key words: internationalization；digital；venues；engineering
中圖分類號：TU9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2）21-0106-02
0 引言
西安是舉世聞名的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一，居中國古都之首，有著“天然歷史博物館”的美譽。當今的西安是中國中西部地區最大最重要的科研、高等教育、國防科技工業和高新技術產業基地。2009年國家頒布的《關中-天水經濟區發展規劃》中西安被列為繼北京、上海之后，我國第三個“國際化大都市”。在這一背景下，西安將會在周邊興建和改擴建一批現代化的體育場館設施以便服務于社會，同時宣傳健康的理念。數字化的場館設施的建設應當是首選，因為數字化建設在體育場館的新、改建及日常經營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具有良好的數字化設施的體育場館，不僅能夠更有效地滿足各種比賽的要求，創造良好的互動交流環境，還能拓展健身服務市場，有效地提升體育產業的形象，保障體育產業的健康、持續發展。
1 數字場館概念
目前對被處理的對象、事物或問題的信息進行數字量化的過程，稱為數字化。數字化的目的是使用數字電子計算機和數字網絡，快速進行信息的處理，提高工作效率。數字化是信息化的高級表現形式?！皵底謭鲳^”就是用數字化的手段，借助于信息高速公路，最大限度地利用信息資源，變革場館傳統管理方式，實現場館內部業務流程自動化、場館管理智能化、服務人性化的全新體育場館設施。數字場館的基礎在場館內部各種業務均實現數字化，其核心就是要重視信息技術和體育場館產業的結合，通過場館數字化建設，促進場館向城市公共活動中心轉變，改善內部管理，提高服務水平，增強社會競爭力，吸引更多的群眾加入全民健身的洪流中來。數字場館是今后體育場館建設和發展的大趨勢，必將影響今后體育場館建設和發展的思路。
2 數字場館建設的必要性
2.1 “國際化大都市”對數字場館建設提出要求 隨著國家頒布的《關中-天水經濟區發展規劃》以及陜西省政府制定的《西安國際化大都市發展計劃2009-2020》的進一步實施，在通訊、電子商務系統、全民健身信息平臺、社會綜合服務系統等多個方面提出了建設要求。體育場館作為城市形象及對承接國際性比賽的重要場所其地位非常重要。因此，建設“數字場館”等一批高水平的體育場館設施是大西安計劃的重要內容之一。
2.2 “全民健身”呼喚數字場館 目前，包括中國在內的一批新興發展中國家都面臨著生活方式導致的健康問題的挑戰，已經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視。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推行“全民健身行動計劃”，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隨著西安大批體育場館和全民健身設施的興建，西安市民全民健身的硬件基礎和群眾參與健身的積極性會有很大改觀。當群眾的健身熱情被調動起來的時候，完善的信息服務必須跟上。這不但可以促進人們的熱情，而且有利于場館資源、利用的最大化。在這方面，信息技術可以大顯身手。計算機網絡、多媒體技術可以把豐富多彩的健身資訊和場所信息隨時傳遞到人們面前，而且可以各取所需。這樣，人們的意識增強了，才會把健身付諸行動。
2.3 新時代的體育場館要求實現數字化 西安體育場館資源豐富，目前擁有各種類型的體育場館設施，近500余家，為迎合國際化大都市的發展，將會興建大批高水平的國際級體育場館。體育場館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如何最大可能地吸引健身人群進入體育場館進行鍛煉成為了場館管理者關心的問題。通過應用了各種數字系統的數字場館能夠較好地解決這個問題，比賽、管理、健身方面的信息自動處理、，提高了工作效率，提升了場館的形象。
3 數字場館建設內容
國際數字經濟范文4
我國貿易順差連續三年的持續快速增長，是國內國外兩方面原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從國內看，這是國內儲蓄增長快于投資增長的必然結果。從國民經濟運行機理分析，是在國內投資不能吸納國內儲蓄情況下的一種資源（商品資本）流出，但這種資源流出主要是勞動要素，因此對我國是有利的。從國外因素看，它是我國參與經濟全球化條件下，跨國公司對我國產業轉移，實行生產國際化和價值鏈控制的結果，它們把貿易順差留給我國，但拿走了利潤的主要部分。目前我國的國際分工地位還無力改變這種基本格局。因此，我們的減順差任務在上述約束條件下進行，即便是有效的，也不是促進國際收支平衡的根本措施，我國國際收支平衡的根本出路在于不斷擴大我國資本的對外輸出，加深經濟國際化的程度。
一、在統籌國內國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和實行國民生產總值目標下實現國際收支平衡
（一）從我國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分析，擴大我國資本的對外輸出已成為必然趨勢
近幾年，我國企業對外投資迅速增長，增長速度持續超過30%，2006年對外投資額達到161.3億美元，這表明我國開放經濟發展已進入一個新階段。
首先，2006年我國人均GDP已達到1998美元，接近了人均GDP2000美元的指標。在跨國投資理論中，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性收入水平，邁上這個臺階，對外資的需求就開始從以數量為主轉向以質量為主，資金流動從以流入為主轉向流入和流出雙向并重。隨著我國更多的企業走出去，實行海外投資和海外經營，資本輸出和經濟國際化程度必然進一步加深。
其次，2000年以來，我國工業化程度不斷加深，重工業的比重明顯提升，逐步進入了資源消費的上升期；而以住宅、汽車、家電等消費需求為主的消費升級，對資源消耗增大，依賴性強，也帶動了資源消費的增長。由于國內資源供給難以滿足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需求，資源瓶頸的束縛日益突出。因此，確立統籌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的開放經濟戰略目標已勢在必行。
（二）從建立國內外統籌的資源開發儲備體制、實施進出口貿易平衡策略和鼓勵企業“走出去”三方面考慮，我國應在GNP核算體制下實行開放經濟新戰略
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后，人們加深了對GDP指標的質疑，認為其作為地方政府政績指標，不利于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而GNP比GDP能更好地體現國民性和以人為本的精神，可直接地反映經濟增長給本國居民帶來的實際收益，特別是在凈外資流入較大的現階段，加強GNP的核算，強調GNP總量及其增長情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是有利于民族經濟做大做強。通過減免稅費激勵常住居民增加投資，地方政府可以從源頭和市場基礎上擴大有效內需，增強民族經濟發展的自主性；同時，有針對性地吸引外資既可縮小國際收支順差，也有利于優化引進外資的產業結構。
二是有利于加快企業“走出去”步伐。企業投資國外能增加本地的GNP，因此，地方政府既有擴大本地經濟的積極性，又有激勵本地企業走出去對外投資的動力，加速其國際化營運步伐，并通過增加投資者的利潤和對外投資收益的回流，增加本地的GNP。
三是有助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司其職，減少二者的博弈行為。通過統計GDP，中央政府可以精確掌握固定資產投資、最終消費、通貨膨脹等經濟總量的變化，從而進行全局性的宏觀調控；地方政府則追求GNP以提升本地居民生活水平，這樣從源頭上理順中央宏觀調控與地方經濟管理的關系，避免二者在宏觀調控政策方面的博弈行為。四是有利于真實反映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由于我國經常項目有順差，因而GDP大于GNP。用GNP核算，能夠去除經濟增長的水分，便于緩解外國的疑慮和我國承受的外部壓力。
二、相關的政策建議
（一）建立國內外統籌的資源開發儲備體制
我國應從全球的高度出發，根據自身資源儲量和全球資源的分布情況，綜合考慮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以及我國加入WTO 之后的有利條件，在權衡國家經濟安全和維護國內礦業生產正常發展的情況下，合理統籌兩個市場且充分利用國外資源，選擇最佳的投資地點，以彌補我國的資源缺口。這不僅符合國民經濟發展對能源資源數量的需要，更是能源資源儲備和可持續發展的要求。
1.將統籌全球資源戰略納入國家外交發展戰略體系
目前，我國對世界上100多個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實施多種形式的援助，每年的援助總金額達數十億元人民幣。因此，應充分利用我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適當調整國家對外經濟援助政策，努力開展資源外交，與周邊國家和其他資源大國加強雙邊、多邊磋商，簽訂有關政府協議，包括投資保護協定、避免雙重征稅協定、司法協助協定、經濟合作協定等，為企業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同時，在征得受援國政府同意的條件下，利用經援費用，爭取優先安排符合我國產業政策的重大礦產勘查項目，并促使對方提供優惠政策和工作便利，及時妥善解決合作中出現的重大問題。
2.建立科學合理的資源定價機制
市場機制以價格作為資源配置的信息，反映了資源的稀缺程度。因此，稀缺資源的開發利用決策應以價格信息為指導，才能實現資源配置的有效性。此外，合理的資源價格是溝通國內和國際資源市場的橋梁。為了使資源得到有效利用，政府在資源配置的市場機制中應發揮對資源市場價格調控作用。其目的是抑制資源市場的壟斷性，在保證全社會福利得到改善的條件下，使有限的資源產生最大的經濟效益。合理的資源價格結構還必須正確理順資源、原料和產品之間的價格關系。
3.建立資源戰略儲備制度
隨著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我國應及早建立戰略性資源的儲備制度，以保障國民經濟健康持續發展和資源市場的良性循環。根據國外的經驗，制定涉及資源儲備的相關法律制度，其對象應以我國長期依賴進口的短缺資源為主。
一是組建國家儲備經營管理公司，具體負責戰略儲備管理工作。如確定儲備種類和指標、經濟政策和動用規則，安排儲備專項預算和年度儲備計劃等。
二是設立國家資源儲備和企業資源儲備并舉制度。國家儲備是中央政府直接投資、擁有和控制的后備資源，以封存為主，不隨意動用，不以營利為目的；而企業儲備是資源生產、加工和流通企業履行法定義務的儲備量，即保有的最低庫存量，屬于國家資源儲備體系之下的商業儲備。
三是建立資源儲備統計報告制度。通過對資源生產、銷售、進出口、庫存等數據信息的收集、分析，政府可及時跟蹤、監測資源供需形勢和市場變化，對資源儲備規模、應急情況下的儲備投放等進行決策。
四是建立資源儲備建設專項資金。國家儲備應由中央財政直接投資完成，企業儲備費用則由企業承擔，國家采用部分資助、貼息以及貸款等方式給予適當的政策優惠。
五是可用礦產資源特別消費稅作為擔保，由國家儲備經營管理公司向國內外發行長期國家儲備債券。發行的對象主要面向民間投資者，如退休基金、醫療保險基金等。
4.完善礦產資源期貨貿易，獲取礦產貿易價格定價權
一要市場參與主體多元化。美、英等期貨市場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存在各類交易規模巨大的投機者。所以，我們既要不斷促進國內礦產企業進入礦產期貨市場交易，擴大進行礦產期貨交易的投資公司、結算公司和保證公司的隊伍，同時也應該允許國外的套期保值者進入我國的期貨市場，這樣才能進一步擴大市場的容量。對于國內機構投資者，規定其參與期貨市場持有頭寸不得超過其資本金的一定比率來控制風險；對于國外機構投資者，可仿效QFII的相關規定，給予合格投資者一定金額的投資規模，以活躍市場。同時，要提高散戶的準入門檻，將其比率控制在一定規模以下。
二要持續優化我國礦產品期貨交易所布局。根據國內外礦產期貨市場和現貨市場發展趨勢，逐步恢復北京商品交易所、上海金屬交易所、天津聯合交易所等的礦產品期貨交易，并大力發展石油交易所和黃金交易所，不斷擴大礦產期貨交易的類別、品種、規模，獲取規模收益和范圍經濟。
三要建立完善的監管體系。礦產期貨市場的建立和有效的監管是分不開的，我國亟需制定《礦產品期貨交易法》等法律及其相關實施細則，建立并完善一整套由政府宏觀監管、期貨行業協會自律監管、礦產品期貨交易所自我管理相統一的“三位一體”市場監管體系，以強化政府對礦產品期貨市場風險監控力度，確保其保值增值機制有效而適度，防止礦產品期貨交易的過度投機。
（二）增加進口，盡可能實現進出口貿易平衡
“十一五”規劃提出，實行進出口基本平衡的政策，發揮進口在促進我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完善進口稅收政策，擴大先進技術、關鍵設備及零部件和國內短缺的能源、原材料進口，促進資源進口多元化，實現國際收支基本平衡。根據這一要求，我們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實施進出口貿易平衡策略。
1.設立進口貿易發展專項基金和進口金融信貸支持
建議設立進口貿易發展專項基金，用于鼓勵進口貿易企業的進口和進口貿易重點領域的發展。一方面，可以提高企業擴大進口的積極性；另一方面，有助于規范引導。這種鼓勵做法在WTO協定的范圍內也是允許的。另外，貿易發展基金應更多地傾向于擴大進口，中國進出口專業銀行等應通過設立進口信貸，對國家鼓勵進口的產品，提供中長期的貸款或者擔保。
2.調整關稅結構、擴大進口額度
一要調整進出口關稅結構，通過關稅的增減，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產品的出口，鼓勵企業更多地進口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導向和有利于國民經濟發展的資源和商品，如先進技術、關鍵設備及零部件和國內短缺的能源、原材料等。
二要擴大進口額度，減少進口商品限制種類。可考慮對進口商品進行分類指導，劃分為鼓勵類、限制類和禁止類，實行分類管理。
三要簡化進口手續。根據世界銀行《2005年世界發展指標》統計資料，我國清關需要7.9天，遠遠高于發達國家，也高于印度（6.7天）。這表明我國在擴大進口，實施貿易便利化方面，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
3.構建進出口商會等非官方的外貿管理與協調體系
進出口商會、承包商會、外商投資企業協會等“中觀”機構，具有專業性強、聯系面廣、信息靈通的優勢，在政府和企業之間起著重要的溝通橋梁作用。它們既是政府決策的信息提供者和加工者，同時也收集、散發各種進口貿易信息，并作為企業代言人協調進口商品價格、維護整體利益，還可部分代替政府解決糾紛，清查不正當貿易行為，促進市場穩定發展。因此，應在現有進出口商會基礎上，根據主要貿易商品分類改組或建立全國統一的分行業進出口商會，充分發揮其對市場、價格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協調、指導功能。
4.建立政府部門之間的協調機制
應充分調動各部門的主動性，構建商務部、財政部、稅務總局、進出口銀行、海關總署之間的協作機制，形成進口調控的整體合力。一方面，要加強進口貿易宏觀監測與管理，及時各類商品進口數量、價格統計及其發展的趨勢分析，完善進口行政許可制度、制定進口技術法規與標準等措施；另一方面，要制定重點商品的進口參考價格，加強對外資企業進口的監控，阻止其通過高進低出方式向境外轉移利潤。
（三）鼓勵資源型企業“走出去”，保持資本流入和流出的平衡
由于長期以來資本輸出受到嚴格的審批限制，加上我國企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不強，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的發展起步較晚，嚴重滯后于利用外資的發展水平。
1.明確企業境外資源開發的戰略目標和任務
我國海外礦產資源開發的目標任務是：充分發揮地緣政治外交優勢，構建周邊礦產資源合作開發圈，建立一批緊缺資源的穩定海外生產供應基地和資源儲備基地，為國家長期、穩定、經濟合理地利用國外礦產資源提供保障；打造一批具有較大規模和較強實力的跨國礦業集團，培養一批既懂專業又精通國際化經營、國際資本運營和礦產品貿易的企業管理人才，使我國勘查開發世界礦產資源的競爭能力向國際先進水平看齊，加快優化我國礦業結構和建立現代礦業經濟體系。
2.設立國家境外礦產資源風險勘探基金
為了實質性啟動礦產資源“積極走出去”的戰略，建議國家盡快決策設立境外礦產資源風險勘探基金，主要用于海外礦產資源風險勘查開發，扶持企業進行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境外礦產資源勘查開發活動。該基金是以中央財政預算投入為主、多渠道籌集并由政府管理的基金。其中財政預算部分，目前主要可從中央財政增量投入、國土資源大調查專項資金、中央所得礦產資源補償費、海外礦產品返銷國內上繳的稅收和探礦權使用費價款中各拿一塊，總額控制在每年20億元左右，逐年遞增。在基金和管理與使用上，應有償使用與風險投入并舉。對風險勘查項目，實行自籌資金和基金投入相結合，其中自籌資金的比例最高可達70%，最低不得低于30%。項目如獲成功，按項目各方出資比例享受權益；項目失敗，經過基金管理委員會審核批準后核銷。對于境外開發項目、收購或參股項目，按低于同期國家投資銀行利率有償使用基金。通過滾動運作，達到基金安全和保值、增值之目的。
3.構建完善的海外礦產開發的財稅和金融支持體系
促進我國海外資源直接投資的發展，必須在財政稅收、金融外匯、服務等方面形成配套和鼓勵我國企業對外礦產資源直接投資的有效政策體系。
一是把外匯貨幣儲備與礦產資源實物儲備、期貨儲備緊密結合，將礦產期貨倉單視作一種新型外匯組合品種，通過變換資產存在形式來提高金融資產的質量，規避金融風險和匯率風險，提高抵御國際價格大幅波動的能力，增強我國資源安全。
二是給予海外投資開發的礦產品與國產礦石同等待遇，適當減免進口增值稅和關稅，提高海外權益礦產的市場競爭力。
三是允許從事境外資源風險勘探開發業務的企業在境外注冊全資子公司，以防止發生風險追索國內母公司法律責任。子公司有權對外融資并在國外上市。
四是銀行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境外礦產開發項目的政策性貸款利率，原則上應優于國內同類項目。
五是建立海外投資保險制度，即允許中資公司向海外投資保險機構申請投保，一旦發生承保范圍內的風險事故，由海外投資保險機構根據保險合同向海外投資者賠償損失。
六是建立國家海外投資損失準備金制度，參與海外投資的中資企業享受海外虧損提留、國內所得稅減免等優惠政策。
4.組建具有國際競爭能力的大型資源跨國集團
一是打破各種制度約束，對礦產企業進行跨地區、跨部門、跨行業的聯合、重組、兼并，將優質的國有資本打包，培育核心競爭力強的大型礦業公司。
二是進一步理順國內大型礦業企業的組織制度和管理結構，穩步推進公司產權結構多元化，規范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建設，根據國際市場需求導向對公司的生產要素進行優化設計，加快主副業分離，真正實現從管理模式和營運機制上的專業化、市場化、現代化。
三是鼓勵大型礦業集團實施技術創新戰略，不斷增強科技研究和科技攻關能力，開拓找礦新領域和新地區，加強二次資源、非傳統礦產資源如天然氣水合物、深海底礦的開發利用，擴大資源利用廣度和深度，為資源安全提供技術支撐。
四是充分利用我國加入WTO 后的過渡期，在對外開放之前提前對內開放，讓我國的礦業集團真正在市場競爭中得到鍛煉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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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村 人力資本 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
在古典經濟學中，直到20世紀下半葉，舒爾茨等經濟學家提出完整的人力資本理論。他認為，所謂人力資本，是指凝聚在勞動者身上的知識、技能及其所表現出來的能力。中國學者李寶元（2000）指出，人力資本的內涵主要指通過教育、培訓和其他正規和非正規的學習過程，以及通過健康投資、勞動力遷移等手段而凝結在自然人身上的知識、技能、優良品質和所有能夠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能力。
一 中國農村人力資本現狀
1．農村人力資本不斷提升，但存量仍然較低
根據國家統計局2010年《統計年鑒》顯示（見表1），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國城鄉人口數的比重在逐步下降，但由于基數過大，鄉村人口逐年增長。也就是說，農村人力資本積累的人口對象在進一步擴大。
在國家“普九”教育與掃盲教育政策的指導下，隨著各方面教育投入的增加，我國農村勞動力受教育程度不斷提高，農民平均受教育年限逐年增加。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數所占比重穩步增加，不識字或識字很少，以及小學文化程度的人數比例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呈明顯下降趨勢。但總的來看，我國農村人力資本存量仍然偏低。張億鈞（2007）在計算勞動力平均受教育的年限后發現，2003年我國農村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僅為7.33年，比城市勞動力少了3年，不難看出農村人力資本存量偏低。
2．城鄉人力資本差異明顯
從2009年城鄉勞動力受教育程度來看，農村勞動力文盲半文盲率、小學文化程度人口、初中文化程度人口分別比城鎮勞動力高3.5、15.3、13.4個百分點，而高中文化程度與大專及大專以上人口卻分別比城鎮低10.2、16.5個百分點。農村大專及大專以上的勞動力比例僅為2%，而城鎮這一比率已達18.5%，城鄉人力資本差異由此可見一斑。城鄉現實存在的收入差距更主要的是財政在教育投入上的城鄉“二元標準”，造成了我國城鄉人力資本投入的不平衡。據測算，2003年我國平均初中生均教育經費（包括城市學生在內）與農村初中生均經費比是1.38∶1，平均小學生均教育經費（包括城市學生在內）與農村小學生均經費比是1.22∶1。教育投入的不平衡直接導致了城鄉人力資本的差異，農村教育經費長期不足已嚴重阻礙農村教育的發展，阻礙農村人力資源的開發和人力資本的提升。張文璽（2007）指出，在有限的財政資源下，由于城市優先政策造成教育資源在城鄉之間分配上的不平等。尤其是在基礎教育和初等教育方面，投向城市的預算內財政資源要遠遠高于農村，導致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短缺的問題非常突出。
3．農村人力資本地區之間差異大
我國農村教育投入主要來自于地方政府，中央財政預算內投入只占農村基礎教育投入的2.5%左右，因此地方經濟的發展與農村教育投入具有高度的相關性，而農村教育投入的多寡，又直接影響到區域間勞動力接受教育的機會與水平不同，進而引起人力資本的差異。按經濟發展水平從小到大將各省市自治區進行排列，可以看出一個明顯的趨勢，即經濟發達地區的農村勞動力受教育水平普遍高于落后地區農村勞動力的受教育水平。米本家（2009）指出，2006年人均教育經費最高的省份是北京，達3443元，最低的是貴州，僅371元，貴州僅為北京的10.78%。2006年人均教育經費在800元以上的省份是北京、天津、上海、江蘇、浙江、廣東、，除外均是東部省份。
二 農村人力資本與經濟發展關系問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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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角色定位的轉換可以從客觀基礎與主觀意愿兩個方面進行分析，客觀基礎集中體現在中國產業的國際化和中國經濟實力尤其是外匯實力的增長，而主觀意愿則源于能源輸入和商品輸出面臨阻力而帶來的壓力。
然而無論是中石油競購尤尼科的破滅，還是TCL、明基等企業海外并購后的經營挫折，都表明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充滿了風險。
被動對外輸出資本
中國經濟的發展已經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二十多年的GDP高速增長，龐大的外商投資規模，使得中國經濟不但取得了量的增長，同樣實現了質的突破，這集中體現為中國產業的國際化，即中國逐漸成為世界產業鏈上的一環。
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的發展更是強化了這種趨勢，眾多外商投資企業在中國投資的目標除了中國市場本身以外，往往都是利用中國相對廉價的勞動力和資源從事出口導向的生產活動，將中國變為其跨國集團的勞動密集型商品生產基地，為其他國家或地區更高技術含量的生產活動提供初級產品。
事實上，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日本面對國際上的美國與歐洲的產業競爭，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面向東亞進行了產業方面的轉移，造成東亞一定程度的產業國際分工。中國的產業國際化也是從日本的產業轉移開始的。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歐美的企業也開始紛紛向中國進行產業轉移，隨著中國高等教育水平的不斷提高，勞動力素質不斷提升但價格相對歐美仍然低廉，歐美企業開始將一些技術含量較高的產業向中國轉移。
這些產業的轉移不但使中國的GDP的快速上升，同時進一步提升了中國產業的國際化水平，而且推動了中國本土產業資本的發展，同時為中國訓練了向外進行資本輸出的國際化管理人才。經過了十多年的發展，中國的產業資本，無論資本實力、人才儲備，還是技術、管理能力，已經初步具備了向海外進行擴張的實力。
與此同時，隨著出口的持續高速增長，中國的貿易順差也一路上揚，帶來了巨大的外匯儲備。中國自2006年2月起超過日本，成為全球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到2007年3月，中國的外匯儲備達到了12020.31億美元。這樣龐大的資金需要尋找出路，而不是靜靜地躺在央行的金庫里。這成為中國對外進行資本輸出的經濟基礎和動力。
中國對外進行資本輸出包括三種形式：一是政府主導的大型國有企業的對外資本輸出甚至是國家投資，如中石油、中石化和中國有色金屬總公司等能源企業的對外投資，又如即將成立的國家外匯投資對外進行的投資；二是企業主導的對外資本輸出，即中國企業的海外擴張，如華為、海爾、TCL等企業的對外投資行為；三是境外合格機構投資者(QDⅡ)吸納的機構和個人的對外投資。
能源獨立時代終結
一個大國，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會大量消耗能源，必然要求要有大量的能源供應。
2002年11月，中國地質科學院在一份題為《未來20年中國礦產資源的需求與安全供應問題》的報告中指出，今后20年，中國實現工業化，石油、天然氣、銅、鋁礦產資源累計需求總量至少是目前探明儲量的2～5倍。未來20～30年內，中國現有資源的供應將不可持續。
1993年中國成為世界石油凈進口國以來，對世界石油的需求正在不斷上升。國際能源署公布的數據稱，到2030年中國進口石油占石油總需求的百分比將從2002年的34％激增至80％以上。
根據美國能源部的最新預測，在1997年到2020年間，中國的能源消耗每年大約將增加4.3％――大約為歐洲和美國的增長率的4倍。
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國石油消費量顯著增加。經濟快速增長將促使中國石油需求量年均遞增12％。近10年來，我國的石油消費年均增長率達到7％，而同期石油產量的年均增長速度僅為1.8％，油氣供給形勢十分嚴峻。我國進口的石油不斷增加，2003年我國進口原油超過9112萬噸，對外依存度達到了35％。
國際能源機構預測，中國的石油進口到2010年將達到現在日本的水平，日進口400萬桶；2020年達到美國現在的進口規模，日進口800萬桶。
石油的依存度問題是我們判斷某國能源獨立性的一個重要指標。一般來說，石油地緣政治十分注重石油供應安全的兩個關鍵指標，即石油進口依存度和石油供應脆弱性。石油進口依存度越高，石油供應的安全性就越低。然而，盡管進口依存度可以反映石油供應的安全狀況，如果在進口來源上過分依賴某一個產油國或某一個產油地區，特別是政治上不穩定的石油生產國和輸出國地區，就有可能面臨石油供應不安全的危險。這種風險成為石油供應的脆弱性。
隨著每年石油進口量的增加和缺少戰略石油儲備，中國極易受到全球原油價格變化、中東地區戰爭威脅和脆弱的海上航線的影響。一旦出現國際市場供應中斷或價格飆升，中國經濟、社會、國防均會受到較大沖擊。美國可以憑借其強勢的世界霸主地位，侵占伊拉克，掠奪石油資源控制權，以整合歐佩克的石油輸出，來保障本國的能源供應安全。中國顯然沒有辦法采取這樣的霸權手段。
中國必須通過其他運作來保證石油供應為主的能源戰略安全，對外進行資本輸出，控制盡可能多的石油資源及其他資源就成為中國的必然選擇。所以政府主導下能源企業的海外擴張，成為中國最先對外進行的資本輸出。
商品輸出遭遇“反傾銷”
一個經濟全球化的時代里，國家間的貿易摩擦是難免的，但往往當這些摩擦的一方為中國時，中國發展會給世界帶來災難的論調就會被大肆宣揚，這幾乎已經成為中國的“原罪”宿命。
韓國人正在“砸鍋賣鐵”、美國廢鐵商搜遍美國每個角落、英國小偷狂偷井蓋……這些表面上看似毫無聯系的事情，卻被認為都與中國的經濟發展有關聯。世界處在廢鋼供應的集體恐慌中，且矛頭直指中國。
國際貿易的經驗表明，一個國家或地區在經濟崛起和出口迅速增加的過程中，往往會遭遇到較多的國際經濟摩擦。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莫不如是。
中國的進出口貿易額在成倍的增加。當一國與外部世界的聯系越來越緊密，也就意味著發生摩擦的可能性在增大。“槍打出頭鳥”，世界許多國家都把貿易保護的大棒掄向了經濟迅速崛起的中國。
2004年，隨著中國進入WTO后過渡時代，中國和1970年代的日本一樣，開始遭遇大幅度的反傾銷問題。中國商品在海外的處境日益惡化。雖然貿易摩擦是經濟成長過程的必然。但是
對于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而言，這樣的貿易摩擦關系到民族產業的未來，在內需不足的情況下，出口是拉動中國經濟成長的主要引擎，也是中國民族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如何規避貿易壁壘，盡可能降低反傾銷對中國商品出口的影響，成為中國政府和企業家們思考的關鍵問題。
此時，對外投資，變商品輸出為資本輸出就成為必然的選擇。
無法圍堵的中國資本
在獲取海外利益的過程中，企業是拓展海外經濟利益的核心角色，政府則扮演引導和服務的角色。自1997年開始，中石油進入蘇丹的石油開采與煉油項目，并與蘇丹合資設立了煉油公司。1997年，中石油購得哈薩克斯坦阿克糾賓油氣公司60.2％的股權，并成立了“中油?阿克糾賓”油氣控股公司，隨后繼續購入該公司股權，持股總數現在達74.88％。2003年6月中石油又與哈薩克斯坦簽訂了共建輸油管道的協議。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企業的海外拓展將與日俱增。
但是當公司走出國門的時候，該如何保護其投資利益?這取決于簽約方國家是否真能遵守和約、是否真能保護外國企業的財產，也取決于國際秩序對這些國家有無約束力。比如，中石油在蘇丹和哈薩克斯坦的石油股份對于所在國的公民來說，這些是讓“外國人”或“外國公司”控制的股份，相對應的石油資產是被“外國人”占有的資產。既然如此，假如某日在這些國家發生“民族主義”運動，中國在那里的產權就會隨時受到威脅。這種來自“民族主義”的威脅可能以多種形式表現出來。
一種極端的形式是當地政府裸地“沒收”外國公司或外國公民在當地的產權。大規模沒收外國公司財產的“運動”往往發生在一場或革命之后，中國近代史上也發生過類似的事件。
當然，“民族主義”對中國企業海外產權和合約利益的威脅不一定總是“沒收”那么裸，更經常通過稅收歧視、立法歧視的形式表現出來。當地政府有通過立法或行政命令要求外資企業多交稅或者不讓其進入某些項目的。比如，俄羅斯當初邀請中石油于2002年12月參加斯拉夫石油公司股權的拍賣。但在拍賣前的一個月里俄羅斯民族主義意識大漲，迫使俄議會通過緊急立法，禁止任何外資股份超出25％的企業參與俄羅斯國有股份的拍賣。這種立法是俄羅斯的國家范圍，被排斥在外的中石油只能是啞巴吃黃連。
中國能源企業今天能夠找到的海外資源所在地，往往是社會穩定“高風險”的地區，那些法治秩序可靠的國家的資源早已有主。
如何保證中國企業海外投資與海外經營的安全?對此，美國耶魯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陳志武認為應該通過結構性安排規避風險，在于海外投資的結構性安排上，采取全資，合資、無股權但有長期服務合同(通過參與開采從項目產出中提成)，或者采用某種“曲線”投資，中方參股第三方國家的公司，再由后者到資源國直接投資等方式，不同的結構性安排會帶來完全不相同的海外投資風險。
首先，越是在法制不健全的國家里，對投資者權益的保護就越不可靠，于是投資者就越不放心把錢委托給上市公司或任何陌生人去經營管理。既然在同一個國家里投資者權益的保護都還這么困難，那么當我們把資本從中國投到這樣一個國家時，我們的權益的保護之難就可想而知。
其次，在“民族主義”高漲的社會里，外國人全資擁有企業或控股本地企業會給外資方帶來非常高的產權風險。外國人的持股比越高，其財產被沒收的風險也越高，可能隨時會被侵占。與本地企業合資以及無股權的服務合同顯然風險更低，是上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