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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治理的核心范文1
一、《國際經濟合作》及其法律原則
傳統全球經濟治理模式是二戰后形成的，以關稅及貿易總協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協定》等一系列國際經濟法律制度為核心內容。這一模式雖然促進了戰后全球經濟的發展，但從其誕生的背景到運作的方式、決策體制以及規則體系來看，它完全由美國、歐洲等西方發達國家強勢主導，本質上維護的是發達國家的利益，占世界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只能服從少數發達國家的“治理”，這已導致全球財富分配的嚴重不公。美國著名學者基歐漢曾形容這種模式是一種“多國合作的俱樂部模式”，國際民主明顯缺失：“從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開始，有關治理的關鍵機制就以‘俱樂部’的方式來運行。最初，少數富國的內閣部長及同一問題領域的部長級官員聚在一起制定規則。貿易部長們主導了GATT，財政部長們推動了IMF的工作，國防部長和外交部長會聚北約總部，央行行長則聚首國際清算銀行。他們先秘密磋商，然后將相關協議提交國家立法機關公布于眾?！薄?〕隨著廣大發展中國家經濟實力不斷提升，這種“多國合作的俱樂部模式”的不公正、不合理越發凸顯，已面臨嚴重的危機?！?〕克服這一危機的核心應是擴大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參與權和決策權，“除非發展中國家能夠積極參與新的國際經濟體系治理程序的設計，否則這些組織的重要性與合法性就岌岌可危。”〔3〕發展中國家曾于上世紀60、70年代推動“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運動，對傳統全球經濟治理模式產生巨大沖擊。主要內容包括各國對其自然資源和一切經濟活動擁有充分，改革不利于發展中國家的國際金融制度和貿易條件等。長期以來，西方國家對“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宣言和文件的法律效力表示懷疑，致使宣言和文件的實施效果不佳。〔4〕現如今，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力量對比已發生歷史性變化，為落實“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運動體現廣大發展中國家利益的法律原則提供了機遇。但僅僅解決舊的模式存在的民主缺失問題絕不意味著解決了當前全球經濟治理面臨的全部問題。經濟全球化程度今非昔比，且發展勢頭依然強勁，已導致國際經濟領域出現與半個世紀前截然不同的新特點：網絡密度的增強、制度轉化率的提高、跨國參與的加強等。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并延續至今，造成世界范圍影響和巨大破壞的事實再次表明，經濟全球化及一體化發展給人類帶來的挑戰是全球性的，這對全球經濟治理提出了更高的標準和要求。盡管國際霸權依然存在、世界也并不太平，但近二十年來國際關系的發展和變化為改革全球經濟治理模式創造了有利條件：一方面，國際經濟領域擺脫了冷戰時期的東、西方相互排斥與對抗局面，具備了全面合作、共同發展的政治基礎；另一方面，國際經濟領域更為廣闊、內容更加豐富、性質更為復雜、影響更為深遠，盡管法治化任務十分艱巨，但各國對國際經濟關系的規則化導向卻更加堅定了信心。事實表明，在新的國際背景下，全球經濟治理需要新的綱領性文獻予以指導和規范。當前，應考慮制定《國際經濟合作》，在“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運動創立的法律原則基礎上，構建全球經濟治理的新法律原則。它們主要有三項：
（一）平等及相互尊重原則在國際經濟交往中，各國不分大小和經濟發展階段均應一律平等，這是國際法平等原則在經濟領域的具體要求。這項原則要求改革現有國際經濟組織由少數發達國家操縱決策并制定規則、廣大發展中國家被動接受的不平等決策機制，解決全球經濟治理中發展中國家長期缺乏參與權、決策權問題，建立相互尊重的國際經濟關系。具體表現在三大組織的改革中。WTO實行的“協商一致”原則表面上賦予每一名成員平等的決策權，但實際上發達成員經常運用自身政治、經濟實力影響WTO決策和規則制定，在重大貿易談判過程中，這一特點表現得尤為明顯。例如，發達成員在關乎發展中成員實質利益的“特別與差別待遇”等多哈回合發展議題上至今不肯作出實質性讓步，而在關乎其自身利益市場開放問題上卻強迫發展中成員接受，從而導致多哈回合談判至今停滯不前?！?〕為貫徹平等及相互尊重原則，發達成員應當采取真誠、合作態度，切實考慮發展中成員的重要關切，充分尊重他們的立場和觀點。發展中成員也應進一步加強自身能力建設，培養更多的專門人才參與WTO事務。WTO亦應采取實際行動加強培訓和資助，創造條件令發展中成員的意愿得以充分表達，把平等及相互尊重的原則落到實處。〔6〕在平等原則指導下，WTO應改革現有決策體制，在堅持“協商一致”原則的基礎上增設權重投票機制，充分考慮國家的貿易比重、國民生產總值、外貿依賴程度、人口規模、地區分布等因素，將決策權以公平、透明、平衡、包容方式分配給全體成員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實行的加權表決制本身就是一種不平等的表決機制，它造成的后果就是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金融領域長期處于弱勢地位。〔8〕對于這種“強權”性的決策機制，廣大發展中國家早有怨言，但卻無力改變。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IMF意識到了投票權改革對該組織合法性和有效運行的重要性，已著手開始進行改革，但由于發達國家的態度消極，改革的步伐明顯緩慢?！?〕另一重要國際經濟組織世界銀行的決策更是長期為發達國家所操控，美國及歐洲國家在其中擁有舉足輕重的投票權，廣大發展中國家被迫接受它們提出的各種極為苛刻的貸款條件和制度?！?0〕為貫徹平等及相互尊重的原則，IMF應當加快改變現有投票權分配比例，實質性擴大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其中的決策權。世界銀行也應根據這一原則，增加發展中國家與新興國家的發言權。〔11〕與此同時，IMF和世界銀行應當加大各國間的磋商力度，充分聽取廣大發展中國家對重大決策和規則制定的意見和建議，取得各方對其決策和規則的普遍理解。待條件成熟時，徹底廢除帶有歧視性的“加權表決制”。
（二）實現共同利益的原則人們普遍認為，國家對國際法的尊重是出于對國家利益的考量。國家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遵守國際經濟法規則也是本國的經濟利益使然。但各國國情不同，其追求的利益也千差萬別。如果每一個國家都單純強調自身利益而不顧他國利益，國際經濟關系將陷入混亂。因此，作為需得到國家普遍接受并遵循的制度，全球經濟治理及其法律制度必須建立在實現各國共同利益的基礎上?；鶜W漢曾指出舊模式系霸權主導產生，不利于國際法的發展：“新現實主義強調，國際機制是霸權國一手主導的。這固然反映了國際社會的部分現實，然而霸主在沒有國家一致同意的基礎上，是不能制定和執行規則的。規則的制定必然在同意的基礎之上，這是合法性得以產生的基礎?！薄?2〕但在改變舊模式這一缺陷的同時，應意識到，“同意”不僅僅是國家對自身利益的認可，也是國家間利益相互妥協的結果。各國不論大小、經濟發展水平如何，其利益均應受到尊重，但也應同時考慮和照顧他國利益。在此基礎上，通過充分協商、妥協，達成實現各國共同利益的治理模式和規則體系。經濟全球化發展至今已使得各國成為利益共同體，貿易、投資、金融、人員的跨國流動均決定了國際經濟關系的密切和利益的不可分割。那種只顧自身利益或小集團利益而置他國利益于不顧的思維和行為方式只能導致國際經濟關系惡化和利益的全面喪失，因此，實現共同利益原則也是經濟全球化對全球經濟治理的必然要求。為貫徹實現共同利益原則，各國應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注重利益的不同點，尊重他國合理的利益訴求。在制定全球性經濟政策和法律規則過程中，面對不同的利益訴求，各國應加強磋商與談判。談判意識應從對抗趨向妥協，談判目的應從注重立場到注重利益，談判方法應從以謀略為主轉向運用科學與技巧為主，談判的格局應以雙贏或多贏取代一勝一敗或少勝多敗，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共同利益?！?3〕
（三）促進合作與廣泛共識原則在推動全球經濟發展和繁榮的同時，經濟全球化也帶來了挑戰的全球性金融危機、能源危機、氣候變化、重大自然災害所造成的影響是全球性的，每一個國家不可能獨善其身、獨自面對，以往那種對抗性的或保護主義的政策只能導致危機不斷蔓延。各國必須開展合作、共同應對。因此，在全球經濟治理中，在強調經濟的同時，各國應奉行促進合作與廣泛共識的原則，制定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的方案?！?4〕法治是實現促進合作與廣泛共識原則的基礎，只有法治才能使得合作更加規范、有序以及共識更加公平、有效。如果缺乏共同的法律規則體系，新的合作與共識不但難以實現，原已形成的合作與共識也終將因缺乏保障而無法實現，因此，為實現這一原則應首先創制能有效促進合作與共識的新組織機構和法律框架。英國學者斯蒂芬曾指出：“在所有對國際政治和國際法的廣泛分析中，相關實力、國家和其他參與者的利益以及價值取向都是相關變量。所有這三項因素相互作用并影響著規范的革新。在特定情形之下，這些變量中的一個或另一個在決策中所起的作用更大，但沒有一個可被忽視。有拘束力的法律規范只能通過合法的程序以及具有價值的實體內容的結合而產生?！薄?5〕可見，在創制新的組織機構和法律框架過程中，各國的利益和價值取向均會對其產生影響，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國只能采取包容、合作的態度協調不同的利益和價值取向，尋求對共同遵循的規則體系的最大共識。由于經濟發展階段和發展程度不同，實現促進合作與廣泛共識原則需要發達國家承擔更多的責任，在開展與發展中國家合作時作出更大讓步。而發展中國家亦應充分意識到合作與共識的重要性，著眼于大局和長遠利益，為實現合作與共識做出必要的妥協。為了獲得廣泛的共識，不僅需要各國的外交、經貿部門積極參與，其他政府部門如中央銀行、金融監管部門、經濟決策部門、立法機構乃至民間團體、行業協會以及非政府組織之間亦應開展廣泛的交流與合作。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促進合作并有效達成廣泛的共識?！?6〕平等及相互尊重原則是全球經濟治理的合法性基礎，它要求國際社會每一成員平等參與國際交往和決策并彼此尊重各自立場；實現共同利益原則是全球經濟治理的核心，它要求實現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內的各國共同利益，而不是某些國家或國家集團的自身利益；促進合作與廣泛共識原則是全球經濟治理的指導性方針，只有促進各國間的合作與廣泛共識才能解決全球化帶來的各種問題和挑戰。新制定的《國際經濟合作》應將以上三項原則作為指導全球經濟治理的法律原則，整合包含了經濟、自然資源等合理內容的其他法律原則，共同構建具有最高法律權威和拘束力的國際經濟法原則。
二、“國際經濟合作組織”的基本架構
在確立了基本法律原則后，全球經濟治理另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建立統領全局、具有在經濟領域最高權威的國際經濟組織。這是貫徹和執行《國際經濟合作》、推動全球經濟治理法治化進程的重要組織保障。二戰后以關稅及貿易總協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三大國際經濟組織為基本架構的經濟治理模式是根據當時的經濟發展程度和國際經濟關系特點而建立的，具有分工明確、專業性強等突出優勢。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國際貿易、投資、金融等領域的活動相互交融程度空前提高，三大國際經濟組織凸顯出功能的不充分及相互之間的不協調?！?7〕當前的貿易、投資與金融等領域的國際法規則之間的交叉關系較之以前更為緊密、更加復雜，但由于缺乏相應的協調機制和規則，現有規則的適用時常出現混亂?！?8〕同時，由于受到各自章程、協定以及調整范圍的限制，對于全球經濟活動中出現的一些新領域，例如國際反壟斷合作、電子商務、跨國公司行為規范、證券及金融衍生工具監管等，以上三大國際經濟組織均缺乏有效的管理和規制?！?9〕事實表明，現有國際經濟組織及其規則體系已難以承擔全球經濟治理的重任，必須建立新的、具有更高權威的國際經濟組織，保障和監督全球經濟治理決策及法律規則的貫徹執行。該組織應當發揮統領全球經濟治理的作用，協調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乃至其他國際經濟組織之間的關系，制定規范新型國際經濟關系的規則體系，填補國際經濟領域法律規則的空白。在現有國際組織中，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世界銀行均因專業特點突出、規制范圍有限，不宜作為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組織的基礎。除了以上三大國際經濟組織外，還有一些具有國際影響力且內容豐富的國際經濟組織或論壇，但因其存在代表性不強、包容性不夠等原因，也不宜作為新組織的基礎。例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簡稱“經合組織”，OECD）是國際經濟領域一個重要組織，但它主要由發達國家組成，且功能限于經濟政策研究和分析，并不具備管理國際經濟的能力。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影響日漸擴大，但其成員主要是由亞洲及太平洋地區國家或經濟體組成，缺乏世界范圍的代表性。其他現有國際經濟組織也存在類似的問題。目前看來，建立統領全球經濟治理的國際經濟組織不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當今的國際經濟關系已為此提供了有利條件和氛圍：一方面，國際金融危機后的國際經濟的現實正在逼迫現有國際經濟組織作出變革，另一方面，“20國集團”機制現已發揮了統領全球經濟治理的實際作用，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組織擁有廣泛的政治基礎和客觀條件。為體現合作之精神和原則，新的國際經濟組織可定名為“國際經濟合作組織”。著眼于“20國集團”機制，并在此基礎上建立“國際經濟合作組織”不失為一條便捷而又實際的路徑。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由具有代表性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同組成的“20國集團”已成為當今世界影響力最大的國際經濟論壇，具備了成為國際經濟組織的基本條件?！?0〕在全球經濟治理中，曾長期掌控國際經濟重要決策、由少數發達國家組成的“七國集團”（G7，后為“八國集團”）已為包括中國、印度、巴西、南非等發展中國家在內的“20國集團”（G20）所取代。它定期就全球經濟事務展開磋商，至今已成功舉辦了六次峰會，做出了一系列全球性重大決策，對世界經濟產生了現有國際經濟組織無法比擬的重要影響。近些年來，世界主要經濟體，如美國、中國、日本等國均已表達了將“20國集團”組織化的愿望，俄羅斯還提出將“20國集團”打造成一個常設機構、以便對國際經濟關系產生實際影響的建議。〔21〕因此，在世界各主要經濟體的支持下，在“20國集團”體制基礎上組建“國際經濟合作組織”是完全可以實現的。這一“國際經濟合作組織”應充分貫徹民主、法治原則，總結、吸納現有國際經濟組織成功的經驗，克服其不足，努力成為一個有效、高效并負責任運作的嶄新國際經濟組織。要達到此目標，應注重以下幾點：
第一，“國際經濟合作組織”應具有包容性、代表性和權威性。包容性要求新國際組織最大范圍地吸收世界各經濟體（包括國家或非國家經濟體）作為其成員，不分經濟性質、發展階段、規模大小，只要接受《國際經濟合作》確定的法律原則和基本制度就應予以接納；代表性要求新國際組織充分尊重不同地區、不同體制和發展階段的經濟體的各種立場和觀點，在此基礎上建立一個高效的決策體制，保證作出的決策和制定的規則具有最廣泛的代表性；權威性則要求新的國際經濟組織必須享有對全球性事務的重大決策權和規則制定權，并擁有一套完整的法律機制監督和保障決策和規則的貫徹、落實，以法律手段避免各經濟體自行其是、各自為政，遏制各種投資和貿易保護主義泛濫。
第二，“國際經濟合作組織”應建立一套民主、高效的決策機制?！皣H經濟合作組織”的決策應建立在廣泛的民主基礎上，無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發展中經濟體均應享有平等的參與權、決策權。為了提高決策效率，避免出現類似WTO那樣的決策困難，該組織應對決策事項加以分類，分別制定投票規則：對于全球性的重大決策和規則制定實行絕對多數通過的權重投票機制，但贊成之權重應包括世界各主要經濟體以及各地區具有代表性的經濟體，絕對多數可定為80—90％；對于一般性、程序性決策則應實行在一定時間內的“協商一致”原則。若在該時間內未能取得一致，則可采取多數通過的權重表決制，多數的比例、協商的時間可根據不同的事項加以確定。筆者將這種決策機制稱為“平權加權重表決制”。這一機制既不同于效率低下的WTO“協商一致”表決機制，亦不同于IMF等組織帶有明顯歧視性的“加權表決制”，體現了民主和高效的決策原則。
第三，“國際經濟合作組織”應建立符合“善治”標準的管理體制。斯蒂格等學者對國際組織提出了“善治”的四個標準，即“有效、高效、問責性以及代表性”?！?2〕該標準系在總結現有國際組織的經驗教訓基礎上，依據法治的基本原理和要求提出的，現已在國際法學界取得很大共識。因此，應按照上述原則設計“國際經濟合作組織”的管理體制。為達到“善治”的目標，應在“20國集團”的基礎上建立“國際經濟合作組織”的常設機構，由“20國集團”派出代表參與該機構的日常工作。鑒于現有重要國際經濟組織均設在發達國家，為了體現平衡原則，這一常設機構應設立在有代表性的發展中國家。該機構應定期就全球經濟領域的重大問題開展交流、磋商，對經濟領域發生的重大事件及時作出反應，同時應對全球經濟決策的執行與落實情況行使監督權。對于全球性重大經濟決策和規則制定，該機構有權提出決議案供全體成員方大會決定。該機構內部就一事項作出決定時，亦應實行充分協商基礎上的“平權加權重表決制”，贊成的多數票通過比例可高至80—90％，以體現最廣泛的共識。該常設機構應設置秘書處，負責“國際經濟合作組織”的日常事務，并向全體成員方提供各種信息和咨詢服務，建立與非政府組織、民間團體、企業和民眾之間的聯系，聽取他們對全球經濟決策和規則制定的意見和建議。國際金融危機凸顯了整合現有國際經濟組織、加強各組織之間合作與協調的必要性。因此，“國際經濟合作組織”的常設機構應將整合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現有國際經濟組織資源為己任，建立相應的協調機制，促進各主要國際經濟組織決策和行動之間的協調，最大程度地保證全球經濟治理的目標和重大決策順利實現。在法律規則的制定方面，該常設機構應設置法律部，專門研究國際經濟領域的法律規制問題，盡快制定現有國際經濟法規則未能涵蓋領域的法律規則，改變重要領域法律空白的局面。此外，法律部門還應研究并制定現有國際經濟法規則交叉適用辦法，協調不同領域國際法規則之間的關系，避免出現規則沖突或互不適用的情況出現。建立一個有包容性、代表性和權威性、擁有民主和高效的決策機制并貫徹了“善治”原則的“國際經濟合作組織”是全球經濟治理的時代需要，是經濟全球化的必然要求，對于世界經濟的發展以及全球經濟治理的法治化進程將產生極為重要的推動作用。
三、構建國際經濟爭端解決機制
穩定、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務必建立在規則導向的基礎上，規則導向需要一套有效且具有權威的爭端解決機制加以保障。在這方面，WTO極為成功的貿易爭端解決機制提供了良好范例。相對于WTO的成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的決策和規則明顯缺乏執行力，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缺少強有力的爭端解決機制?！?3〕“20國集團”針對全球經濟事務作出的決策具有指導性，重心在于協調和統一各經濟體的宏觀經濟政策，但缺乏法律規則的可司法性。隨著新的“國際經濟合作組織”的正式建立，許多重大決策將以法律規則的形式固定并加以細化。如金融危機之后的全球范圍內的金融監管問題及為此制定的對策，未來勢必形成相應的國際法規則。此外，除全球性重大決策外，該組織也肩負著在國際經濟關系新領域建立法律規則的重任，特別是要制定那些涉及貿易與金融、經濟與環境保護、金融合作與監管、跨國公司、國際反壟斷、電子商務規范等現有規則未能涵蓋領域的國際法規則。所有這些決策和規則都需要法律機制予以監督和保障，而在建立伊始設計一套強有力的爭端解決機制則無疑是確保其能夠被執行的必要條件。在總結WTO爭端解決機制的成功經驗和不足之處的基礎上，新的國際經濟爭端解決機制應具備以下一些基本內容：
第一，堅持以協商作為解決爭端的首要原則。運用外交手段解決分歧是國際法推崇并使用的傳統方式，通過協商的方式解決國際經濟爭端一向是各國處理國際經濟關系的首選。與一國國內的司法機制不同，國際上的爭端解決機制所面對的大多是享有的國家（或享有經濟的經濟體），這一特點決定了國際經濟爭端解決機制必須將協商解決爭端作為首要原則，WTO爭端解決機制亦奉行了這一原則?！?4〕當爭端發生時，當事方應首先通過協商的方式加以解決，如談判、磋商、斡旋、調解等外交手段，當協商未能在一定時間內取得成功時才能進入正式的司法程序。爭端進入司法程序后，負責審理爭端的專家組、上訴機構亦應本著“息訟解紛”的精神，首先采取調解的方式力促爭端得以解決。不僅如此，在爭端審理的各個階段乃至執行過程中，只要當事方之間達成妥協或表達達成妥協的愿望，審理或執行的司法程序即應終止，以充分體現協商解決爭端。
第二，設立“兩審終審”的程序機制。大量貿易爭端得以順利解決的實踐證明，WTO設置的專家組、上訴機構“兩審終審”程序是成功的，既保證了案件解決的公正性，又體現了爭端解決的司法性。從司法解決程序的合理性和完整性來說，為防止專家組出現失誤、偏差或不公，設置上訴程序是完全必要的。為此，國際經濟爭端解決機制應借鑒WTO的成功經驗，設立專家組、上訴機構“兩審終審”的程序機制。在專家組、上訴機構人員組成方面，應貫徹公正、中立、權威及代表性原則。國際經濟爭端解決機制應當吸收國際著名的經濟學家、法學家等組成專家組。這些人員不隸屬于任何政府或組織，嚴格保持中立，并兼顧各地區、各類經濟體的代表性。該機構可設置若干名固定的法官，并實行任期制。法官的選擇應涵蓋世界各大法系和各大經濟區，從而保證裁決具有公信力和權威性。
第三，確立公開、透明、高效的爭端解決原則。公開即要求專家組、上訴機構的審理過程向公眾開放，允許各方代表、非政府組織等旁聽審理過程，并通過視頻、網絡等現代科技方式吸引廣大公眾參與；透明即要求專家組、上訴機構將案件審理過程中除了涉及商業機密的事項全部予以公布，各方代表、非政府組織以及普通公眾均可及時獲得與審理相關的各種信息；高效即要求專家組、上訴機構審理案件在規定的時限內做出裁決，無正當理由不得拖延案件審理，從而及時化解經濟爭端。也可根據爭端的具體情況，依據“先易后難”原則針對一些具體事項首先做出裁決，循序漸進地解決其他爭端?！?5〕
第四，爭端解決機制的管轄范圍應明確并具有開放性。國際經濟爭端解決機制的管轄范圍包括了除WTO管轄的國際經濟貿易爭端以外的其他經濟領域，可涵蓋金融、證券、投資、網絡經濟、反壟斷、跨國公司等尚未被WTO爭端解決機制所包括的經濟爭端。這一管轄范圍應當是開放性的，隨著科技的進步、經濟的發展以及產業的創新，管轄范圍應逐步擴大，從而保證新經濟領域的規則導向。此外，對與全球經濟密切相關的人權保護、環境保護、氣候變化等非經濟事務，該爭端解決機制也應予以充分關注，運用平衡原則協調經濟發展與上述非經濟事務之間的矛盾，促進全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全球經濟治理的核心范文2
一、開創對外開放新布局
一是支持沿海地區參與全球經濟合作和競爭，充分發揮環渤海、長三角、珠三角等地區對外開放門戶作用，率先對接國際高標準投資和貿易規則體系，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和影響的經濟區，完善對外開放區域布局。
二是加快對外貿易優化升級，實施優進優出戰略，建設貿易強國。促進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融合發展，提高一般貿易和服務貿易比重。
三是擴大經濟金融開放領域，放寬準入限制，引進境外資金和先進技術，提升利用外資綜合質量，完善跨境投資布局。鼓勵外資更多投向先進制造、高新技術、節能環保、現代服務業等領域和中西部及東北地區。鼓勵金融機構和企業在境外融資。支持企業擴大對外投資，深度融入全球產業鏈、價值鏈、物流鏈。
二、建設對外開放新體制
一是建立健全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高效廉潔的政務環境，公開透明的法律政策環境，以及開放包容的人文環境。統一內外資法律法規，保護外資企業合法權益。提高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質量，在更大范圍推廣復制。對外資全面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
二是建立以備案為主、核準為輔的對外投資管理體制，建立健全對外投資促進政策和服務體系。推動個人境外投資，健全合格境內個人投資者制度。
三是擴大金融業雙向開放。有序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推進資本市場雙向開放，提高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對外開放程度，逐步放寬境內機構境外發行債券以及境外機構境內發行和交易人民幣債券。
三、推進一帶一路建設
一是以經濟和人文合作為主線，將中國與不同國家的發展規劃合理對接，建設一個更大范圍的國際經貿合作框架，推動國際經濟貿易和投資秩序向著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發展。
二是建立健全一帶一路雙邊合作機制和多邊合作機制，共同制定推進區域合作框架方案，推動與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規劃、技術標準體系對接，建立以企業為主體、以項目為基礎、各類基金引導、企業和機構參與的多元化融資模式。
三是加強與國際組織和金融組織機構合作，積極推進亞投行、金磚銀行建設，充分發揮絲路基金作用，吸引國際資金共建開放、多元、共贏的金融合作平臺。
四、參與全球經濟治理
一是反對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推動全球貿易投資的自由化和便利化，促進多邊貿易體制發展，形成公正、合理、透明的國際經貿框架。
二是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逐步構筑高標準的自由貿易網絡，積極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商建自由貿易區，加快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中日韓等談判，推動亞太自貿區和中國-歐盟自貿區的相關工作。
全球經濟治理的核心范文3
關鍵詞：全球金融治理；優劣勢；策略分析
中圖分類號：F83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7）01-0074-03
世界經濟的復蘇發展需要變革完善現有的全球金融治理體系。而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為促進世界經濟的穩定發展貢獻了自己的力量，更在改革完善全球金融治理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中國參與全球金融治理的歷程與現實需求
中國參與全球金融治理的過程是一條曲折的“U型曲線”，從最初的被動者、服從者，逐漸發展為參與者、改革者、引領者。尤其自2008年以來，中國積極參與全球金融治理的改革與建設，為促進世界經濟穩定發展貢獻中國智慧和力量。
首先，中國已經成為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參與者。隨著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中國更加全面地參與了全球金融治理調整則和制定標準。至今，中國已參與了幾乎所有國際金融組織或多邊框架。通過這些平臺，中國在國際金融領域，不斷加強多國交流合作，積極參與引導世界金融發展議程，創新發展全球金融治理理念。同時，通過倡議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銀行等積極探索、籌建多邊國際金融機構，完善發展全球金融新秩序。其次，中國逐漸成為重要改革者。自匹茲堡G20開始，中國開始承擔全球金融治理改革者的角色。2009年至今，中國積極推動了IMF的資源補充和份額改革、建立和重啟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人民幣成功加入SDR貨幣籃子等一系列事件，積極推動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不斷發展。再次，中國將會成為重要引領者，中國智慧開始融入全球金融治理的各項工作中。比如，2016年的杭州G20峰會中國發起了綠色金融研究小組，首次把綠色金融列入G20議題。同時提交了《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等重要文件，成為未來世界普惠金融發展的指引性文件。
當前，世界經濟緩慢復蘇，但仍增長乏力。美國加息政策充滿不確定性；受歐債危機之困和英國脫歐的影響，歐盟經濟增長緩慢，失業率高啟；一些國家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不斷通過各種途徑，封閉市場，打擊其他國家貿易的進展，經濟全球化出現一定程度的倒退；新興經濟體和發展較快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出現了大幅度的下滑；國際投資與貿易低迷；資本國際流動加劇，高泡沫、高風險等風險在積聚；金融市場反復動蕩。面對新的挑戰、新的形勢，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更要積極參與完善改革全球金融治理，維護全球金融市場穩定，提高世界經濟抗風險的能力；推動金融體制更有效的支撐實體經濟促進世界經濟增長，助推世界經濟復蘇，為新一輪繁榮增長做出自己的貢獻。
二、中國參與全球金融治理的優劣勢分析
第一，從金融機構的角度來說，中國金融機構在海外實現了大規模的擴張，國際影響力逐步擴大。首先，銀行類金融機構，它是國家金融實力的基礎力量。根據《銀行家》排名，2008年中國有兩家銀行進入了世界前十大銀行之列，中國工商銀行和中國銀行，分別排在第7和第9位。到了2015年，中國有4家銀行入圍，其中中國工商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排在前兩位。表明中國的銀行在金融危機期間進行了國際大規模的擴張。其次，就世界資本市場的主要參與者金融投資機構來說，2015年，中國沒有一家金融機構能排在世界投資銀行的市值前20名。世界主要的投行、私人基金等都在美國，中國在這一方面處于弱勢，與美國差距很大。但在中國，由政府掌握的財富基金卻很強大，總規模排名世界第一，其中中司在世界財富基金中排名第三，這一點在金融投資方面是中國的優勢。最后，國際金融市場越來越重視信用評級機構的作用。信用評級機構掌握大量政府與公司的信用信息與專業知識，具有強大的金融影響力。而國際金融市場的信用評級幾乎全被美國的信用評級公司（標普、惠譽、穆迪）所壟斷，中國在這方面處于弱勢，基本沒有信用評級話語權。
第二，金融市場發展不完善。首先，從資本市場的角度來說，中國的融資方式一直是間接融資為主，資本市場雖有較快發展，但存在市場分割、市場制度不完善、開放程度較低的特點，在規模和發展程度上相較于美國等發達經濟體來說發展不足處于劣勢。就債券市場規模而言，在過去十年中，中國國內債券市場規模雖然擴張了7倍，但2014年仍然只排名世界第七，不僅落后于日本、意大利、英國、法國和德國，而且只有美國的1/10。相對于債券市場規模，中國股票市場的規模成長更快，2014年中國股票總市值超過6萬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二大股票市場，但仍然只有美國股票市場規模的1/4。其次，中國的利率匯率改革雖然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但是利率市場化水平仍然較低，匯率市場化受其他因素的干擾影響比較大，仍需要有序穩步地推進。
第三，從人民幣地位的角度來說。自2008年以來，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不斷推進，至2014年12月，人民幣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貿易融資貨幣、第五大支付貨幣、第六大外匯交易貨幣。至2016年10月，世界已有101個國家使用人民幣作為貿易結算貨幣。2016年10月1日起，人民幣正式加入SDR貨幣籃子，人民幣國際化取得了堅實的進展，人民幣的國際地位逐漸提高。但是也要看到，人民幣自由化使用程度不高，國際化水平不足，還沒有成為如美元、歐元等那樣的真正的國際貨幣，人民幣的進程還要持續不斷地努力。
三、中國參與全球金融治理的策略分析
（一）推動金融體制改革，增強金融實力
首先，繼續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發揮好金融機構、自律組織、央行三道防線的作用，進一步健全利率市場化的形成和調控機制。進一步提高金融機構的自主定價能力，讓利率根據市場的供求關系來自行認定，不斷健全利率市場化的形成機制；完善央行利率調控和傳導機制，疏通利率傳導渠道，提高央行引導和調控市場利率的有效性；針對非理性定價行為做好行業自律和監督管理。
其次，人民幣匯率改革進入新階段。今年以來，受到美聯儲加息、英國脫歐、法國恐怖襲擊、美國總統大選等國際事件的影響，人民幣匯率出現一些波動，但相比較于其他匯率波動較大的國際儲備貨幣，尤其是相較于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貨幣，人民幣匯率還是比較穩定的。中國央行將進一步完善市場化匯率形成機制，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最后，發展普惠金融。中國首次將發展普惠金融納入2016年G20杭州峰會中，中國一直高度重視發展普惠金融，尤其是數字普惠金融，而且取得了顯著成果。對于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今后要平衡創新與風險，構建法律和監管框架，發展基礎設施生態系統，普及金融基礎知識，促進客戶身份識別，檢測發展進程，以實際行動推動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
（二）推動G20逐步成為全球金融治理的核心力量
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G20逐漸成為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進行開放性對話協商的重要機制，逐漸實現了全球金融治理從G7到G20的轉變，中國通過制度突變的方式解決了參與全球金融治理的問題。對中國來說，G20取代G7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為G20是當前在全球金融治理中最能體現“中國智慧”的平臺，它也將在未來深刻影響全球經濟合作。中國能為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爭取更大的發言權和代表性，從而使G20能夠更充分地反映世界經濟金融格局的新變化。
2016年中國在杭州主辦G20第11次峰會，以“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為主題，提出了“平等、開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觀，提出了“創新增長方式、強勁發展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更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包容聯動式發展”四大重點議題，對世界經濟的未來發展走向貢獻了中國智慧，相信必將會對世界經濟的發展與全球金融治理的完善產生深遠巨大的影響。
（三）進一步推動SDR改革
2009年3月，央行行長周小川提出SDR為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提供希望，首次，發出倡議改革SDR 以提升超國際貨幣地位。SDR改革包括貨幣職能和貨幣結構改革兩個方面。首先，改革的核心是提升其國際貨幣職能。SDR是記賬貨幣，發行量小，不能夠滿足世界經濟貿易對國際貨幣的定價、交易等需求。SDR只有具備定價功能，才能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發揮更大作用，如果SDR 在匯率安排中起作用，就能成為貨幣匯率定價的基準，就能成為一種國際貨幣而被廣泛接受和使用。SDR的匯率波動幅度較低，其作為發展中國家貨幣的一種定價基準具有重要的價值，可以提議嘗試建立發展中國家以SDR為定價基準的匯率安排。比如可以選擇某個發展中國家，讓其從使用盯住一籃子貨幣改為盯住SDR，同時能獲得IMF提供的特定的融資支持。其次，SDR的貨幣結構完全由發達國家貨幣組成，不能代表當前全球經濟發展的總體現狀，為增強SDR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必須要增加貨幣籃子的幣種，尤其是經濟發展迅速的新興經濟體的貨幣。人民幣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加入SDR，即是對SDR改革的重大推進，這一歷史性事件將會加快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進程。
（四）加強與新興國家和周邊區域的國際金融合作
第一，強化金磚國家金融合作機制。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型經濟體的快速崛起，使全球經濟格局發生重心的轉移，全球金融治理也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積極推進金磚國家金融合作，有助于拉動世界經濟復蘇增長，有利于提高金磚國家的金融地位，使之更有效地參與全球金融治理并推動其改革。首先，中國須加強區域貨幣合作和增進自身貨幣在貿易中的使用，推動多元國際貨幣體系的建立，制衡美元依賴。其次，有效發揮金磚國家開發銀行、金磚應急儲備機制的作用，使金磚金融合作進入務實新階段。
第二，升級東亞金融合作機制。東亞與中國經濟上有著緊密的聯系，是中國發展的重要戰略環境，東亞金融合作自2008年以來逐步進入深化合作階段，但美元依賴和區內不發達的金融市場等因素仍然牽絆著東亞金融合作的步伐。在全球經濟復蘇乏力，貿易保護主義不斷加劇的去全球化背景下，發展東亞金融合作對于促進亞洲經濟一體化、拉動世界經濟增長有著重要的意義。從長期看，東亞金融合作，首先要加強區內金融風險識別的能力，提高風險防范管理，抵御域外風險沖擊。加強對資本流動的管理，降低對區外貨幣的依賴。其次，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承擔著重要的國際責任，也有提升自身的話語權的迫切需求，中國有能力而且有必要在東亞金融合作新規則制定中發揮引領作用，從參與配合者轉變為領導塑造者。比如，中國可以通過“一帶一路”發展戰略、亞投行的融資體系、人民幣國際化中的東亞貨幣合作等，推動東亞金融合作進入更深的層次。
第三，推動“上合組織”金融合作。“上合組織”大多為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處于工業化進程，發展潛力巨大，合作前景廣闊。首先，需要大力推動成員國之間的貨幣互換，推動雙邊貨幣互換逐步多變化，有利于維護金融穩定和貨幣安全。其次，建立多框架下的區內貿易投資結算支付體系，滿足貨幣經濟合作的需求，嘗試建立上合組織區域債券市場。最后，加快建立上合組織開發銀行，積極發揮上合組織銀聯體的作用，為成員國互聯互通和產業合作拓展融資渠道，創新地使用PPP模式和適合本區域發展的其他融資模式。
參考文獻：
[1] 李巍.中美金融外交中的國際制度競爭[J].國際政治經濟學，2016，（4）.
[2] 王冠群.加強我國參與全球金融治理能力建設[J].全球化，2014，（5）.
[3] 熊愛宗，張斌.中國參與全球金融治理策略[J].開放導報，2016，（10）.
全球經濟治理的核心范文4
關鍵詞：全球經濟；國際化大都市；競爭優勢
一、西安市融入全球經濟的戰略機遇和自身優勢
1.西安市融入全球經濟的戰略機遇
在“一帶一路”戰略帶動下，西安國家一類陸路口岸開放正式獲批，“長安號”實現常態化運行，陜西跨境貿易電子商務服務試點開局，西安高新綜合保稅區、西安綜合保稅區封關運營，西安已成為西北首個72小時過境免簽城市。在三星、美光、強生等龍頭企業的帶動下，2015年，西安實現海關進出口總額1761.9億元，比上年增長15%①。高新區進出口總額突破219億美元，同比增長18.8%②。
與其他副省級城市相比，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全面創新改革示試驗區、國家統籌科技資源改革示范基地等戰略機遇的同期疊加（見表），形成了西安發展過程中獨具一格的戰略優勢，成為西安融入全球經濟，培育國際競爭新優勢的推手和動力。
2.西安市融入全球經濟的自身優勢
（1）科技、教育、人才資源豐富
西安的綜合科教實力位居全國城市第三，軍工實力全國城市排名第一。西安擁有普通高校63所，在校學生75.27萬人③，各類科研及開發機構1684個，各類獨立科研機構460余家，國家級重點實驗室、工程技術研究中心、行業測試中心231個，科技人員16.10萬人，其中，兩院院士60余人。
（2）主導產業優勢明顯
西安是全國重要的新一代信息技術、先進裝備制造業基地?，F已形成以英特爾為代表的IC設計，以三星、美光為代表的半導體封裝及測試，和以中興、酷派為代表的智能終端制造為主體的，具有國際級競爭優勢的半導體全產業鏈。在航空航天設備、電子信息設備、汽車、專用通用設備、高中壓輸變電成套設備等高端裝備制造業優勢明顯。生物醫藥產業方面，已形成以化學原料藥和制劑生產加工為主體，以天然藥物和中藥開發生產為特色，以醫療儀器和設備研發生產為支撐，以新劑型藥物和生物制品為增長點的優勢產業集群。
（3）生態文旅資源富集
秦嶺是全國聞名的“生物資源基因庫”，據《太白山本草志》（1993）統計，共有1412種之多。依托山水生態優勢資源，西安在秦嶺北麓、渭河沿岸、白鹿原等板塊布局建設獼猴桃、葡萄、櫻桃、石榴等時令水果產業帶。友城資源方面，西安現擁有國際友好城市27個，居15個副省級城市第五④。尤其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西安的友城城市總數達到15家。
二、西安市融入全球經濟存在的問題
1.經濟總量較小，產業規模不大，內在質量不高
從經濟總量來看，近年來西安經濟增速雖然排在全國副省級城市前列，但總量優勢微弱，僅為成都的54%，面臨著做大經濟總量、保持較快增速的壓力。從產業規模來看，西安總體呈現出產業大而不強，產業聚集度不高，產業關聯性較弱。三產占比雖然達到55.8%，比成都略高，但成都的三產總量為5125億元，與西安GDP相當⑤。從內在質量來看，2014年西安三次產業占比分別為3.9：40.3：55.8，但內在發展質量不高，二a增速不快，總量偏小，三產中生產業發展較為落后，占比不高，與國際化大都市發展水平不相匹配。
2.國際化程度不夠
從西安融入全球經濟的現狀分析可知，作為絲綢之路經濟帶對外開放的重點城市，西安的國際化程度與各項國際化大都市發展指標，比如外國使領館入駐數量、世界500強企業進駐數量、舉辦國際會議次數、吸引國際入境游客人數等指標差距較大。
3.城市承載能力不強
航空物流發展方面，國際航線數量偏少，旅客吞吐量、航空貨運吞吐量較低，無法滿足城市發展的需要和建設國際化大都市的要求。服務業方面，以金融、交通運輸與倉儲等為代表的生產業發展相對較慢。城市涉外公共服務水平較低，為外籍人士在西安工作、學習、生活提供的保障不完善。生態承載能力方面，人均占有水資源量僅為277立方米，遠遠低于全國人均的2069立方米和陜西省人均的1133立方米，屬于極度缺水城市⑥。此外，人均綠地覆蓋面積為11.2平方米/人，與全國城市人均公園綠地面積12.64平方米相比仍有一定差距⑦。
三、西安市融入全球經濟的總體思路和政策建議
1.總體思路
西安市融入全球經濟的總體思路為：通過制造業智能化升級推動“絲綢之路經濟帶創新之都”建設進程，使西安成為全球知名的先進制造業基地，工業互聯網新興產業策源地之一；通過軟件和信息服務業卓越化提升，打造“全球設計之都”，使西安成為全球重要的軟件技術創新基地、新興產業孵化基地。發揮“世界古都，華夏之根”的資源優勢，使西安成為彰顯華夏文明的世界歷史文化名城和國際一流旅游目的地。依托秦嶺及渭河的生態資源優勢，實施全球品牌化戰略，使西安成為世界知名的溫帶水果出產地和全球技術領先的低溫果汁產業聚集地。
2.西安融入全球經濟的政策建議
（1）培育產業的國際競爭新優勢
借助《中國制造2025》和“互聯網+”產業發展規劃的逐步實施，以構建現代產業體系為重點，推動產業結構調整，以培育龍頭企業、延長產業鏈、形成產業集群為核心，以開發區為產業發展引擎，實施“大集團引領，大項目支撐，集群化推進，園區化承載”發展戰略，培育國際競爭新優勢。
（2）加大對外開放程度
以“一帶一路”戰略布局為依托，加大向西開放的力度，通過開展國際產能合作、國際孵化、信息共享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拓展向西開放的深度和廣度，實現能源、科技服務、產能等優勢資源輸出，提升西安的吸引力和輻射力。統籌推進“引進來”和“走出去”合作創新，實施“優進優出”戰略；提升勞動、信息、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效率和效益，為西安加快融入國際經濟提供強有力支撐。
（3）優化提升城市功能
積極構筑智能交通物聯網體系，依托機場、鐵路、高速公路、城內道路，將西安建成大型無縫智能綜合交通樞紐。推動服務創新，提高服務業水平。積極推動智能化服務在服務業領域中的應用，推動服務產品創新、業態創新、管理創新和理念創新，提高服務業整體發展水平。完善社會治理，提高城市精細化管理的規范化、數字化、常態化水平，實現城市管理的智能化、精細化、網格化。提升契合國際化大都市要求的城市精細化管理和社會治理水平。
（4）提升城市文化軟實力
總結和提煉西安城市精神，形成城市核心價值觀，用城市精神來促使市民形成普遍的城市自豪感和認同感。注重提高市民的綜合素質，加強對廣大市民文化水平、文明程度、道德修養、法律觀念和公民意識的教育和培養。精準城市定位，找準城市宣傳的切入點，打造西安城市文化名片，提升文化軟實力，提高西安在國際文化上的影力水平。
（5）提升資本供給能力
拓寬貸款渠道、豐富信貸產品、創新貸款模式、加強信貸機構之間的合作以及完善貸款保障措施，建立多元化的資本供給體系。完善以政策性信用擔保為主體、商業擔保和互助擔保相互支持的多層次擔保體系。通過支持企業上市融資、鼓勵上市企業增資擴股、構建多層次股權融資體系。
（6）健全人才保障體系
加強與國內外知名高校、各級僑聯機構以及國際化人才中介機構的合作，鼓勵領軍人才的引進。加強專業機構人才培養能力，推動企業與高校聯合開展專業人才培養，提升專業人才的國際化水平。
總之，西安市應當充分利用自身優勢，聚焦重點產業、加大對外開放、建設智慧城市、加大城市營銷、強化資本保障、健全人才體系，在《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指導下，按照建設國際化大都市的要求，在更大區域和更高視野下，培育國際競爭力，推動西安快速融入全球經濟。
注釋：
①數據來源：西安市201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②數據來源：海關統計資料.
③數據來源：西安統計年鑒2014.
④數據來源：中國國際友好城市聯合會.
⑤數據來源：魏民洲書記《關于西安市“十三五”發展的幾點思考》.
⑥數據來源：西安市節約用水辦公室.
全球經濟治理的核心范文5
當下，《巴黎協定》正式簽署，世界能源體系面臨重大挑戰，全球經濟形勢嚴峻，中國大力推進結構性改革，加快新舊發展動能轉型。在“十三五”開局之年，工商企業高度關注新時代下的新機遇，致力于通過科技創新、管理創新和解決方案創新實現低碳發展。
2016年4月20日，以“綠色低碳發展之路”為主題的中國可持續發展工商理事會（CBCSD）第十二屆可持續發展新趨勢報告會，探討了新的時代背景下可持續發展的新情況、新問題、新途徑。
隨著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新興經濟體以及中國經濟結構和發展方式發生的顯著變化，全球資源治理越來越需要中國的聲音。面對日益嚴峻的資源供需形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近兩年圍繞中國與全球資源治理展開了深入研究和國際合作。國研中心研究員魏際剛在報告會上詳細論述了中國與全球資源治理的相互影響，他指出：“全球資源治理規則亟需改變，中國應利用好自己的獨特地位，積極參與全球資源治理，探索切實可行的選擇以改進對話和信息溝通?！彼Ｍ袊軌蛟凇笆濉逼陂g制定國家資源戰略，推動中國與全球的資源革命。BP公司中國總裁楊恒明從《BP世界能源展望（2016年版）》出發，分享了BP對于未來世界能源需求趨勢以及中國與世界能源消費結構變化趨勢的研究結果。他提出了推動溫室氣體減排四措施，即提高能效；增加天然氣在能源結構中的占比；加強理論與技術研發；各利益相關方積極合作和參與。自然資源保護協會（NRDC）高級研究員楊富強則在會上分享了他們對于中國煤炭消費總量控制和“十三五”煤控規劃的研究并提出了促進煤炭需求下降的建議。
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進程中，2015年12月達成的《巴黎協定》具有重要歷史意義，中國也于去年提出了國家自主貢獻目標，積極參與全球氣候治理并取得一定的成果和影響。國家發改委氣候司副司長蔣兆理在發言中提出，企業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細胞和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力量，是經濟社會轉型的發動機和先鋒隊。他希望企業能夠在發展戰略上更多考慮碳約束、能源約束、生態等發展因素，注重精細化管理，推廣先進適用的低碳技術和低碳產品。清華大學段茂盛在會上詳盡解讀了中國碳市場建設與碳交易規則。中國建筑材料集團董事長宋志平、巴斯夫全球高級副總裁鄭大慶也在會介紹了各自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理念以及綠色低碳，氣候保護的優秀實踐。
在此次會議上，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國家住建部城鄉規劃管理中心處長張艦，普華永道風險及控制服務合伙人葉F還從不同角度探討了“新型城鎮化與工商業解決方案”。
全球經濟治理的核心范文6
收獲了“容易采摘的果子”
“巴厘一攬子協定”是多哈回合的“早期收獲”，共囊括十份文件，包括貿易便利化、農業以及發展相關議題，簡化海關及口岸通關程序、允許發展中國家在糧食安全問題上擁有更多選擇權、協助最不發達國家發展貿易，是一攬子協定的主要內容。
貿易便利化、加強海關與其他機構合作、簡化清關手續、盡力建立“單一窗口”，是“新加坡議題”（即投資、競爭政策、政府采購透明度、貿易便利化等議題）中到目前為止惟一達成一致的內容?！鞍屠逡粩堊訁f定”決定盡快成立籌備委員會，就協定文本進行法律審查，確保貿易便利化的規則、特別是特殊和差別待遇條款在2015年7月31日前正式生效。發展問題涉及了最不發達國家的貿易支持措施，協定同意為最不發達國家出口實行商品免稅、免配額制；將最不發達國家的出口原產地規則進行簡化，簡化最不發達國家出口產品的認定程序；允許最不發達國家的服務優先進入發達國家市場，此為最不發達國家的“服務豁免”；建立對發展中國家的特殊“監督機制”，對最不發達國家享受的優先待遇進行監督。農業議題難度最大，協定同意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一系列與農業相關的服務，并在一定條件下同意發展中國家為保障糧食安全進行公共儲糧。本次談判從最易達成的內容突破，評論普遍認為是收獲了“容易采摘的果子”。
背后的沖突與妥協
1993年12月關貿總協定（GATT）烏拉圭回合達成協議決定成立世界貿易組織，1995年1月WTO正式成立。2001年多哈WTO第四次部長級會議正式啟動多哈回合談判，旨在塑造更公平的國際貿易環境，堅持開放的貿易體制，解決全球貿易不平衡問題，達成跨部門、跨問題的多層次協定，使發展中成員享受到全球貿易帶來的好處。談判涵蓋了農業、服務貿易、知識產權、爭端解決等多個領域。至今多哈回合已經歷了六輪談判，時間長達12年，過程曲折，難度極大。談判的難點和焦點體現出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構建國際經濟秩序和貿易政策上的尖銳矛盾。
WTO發達成員和發展中成員之間、發達成員之間、老成員和新成員之間的利益分歧，主要表現在農產品關稅削減和出口補貼等方面，特別是美國和印度之間的分歧，導致2003年和2008年談判幾乎陷于癱瘓?！罢少復该鞫取焙汀百Q易便利化”議題成為2003年9月的坎昆會議失敗的直接導火索；以印度、巴西、中國為首的21國集團要求歐盟、美國等發達成員取消高額農產品出口補貼，同時削減國內支持；發達成員則要求發展中成員進一步開放服務貿易市場。農業問題更是貫穿多哈回合談判的始終，根本原因在于發達成員和發展中成員立場和主張沖突。
此次“巴厘一攬子協定”是各方相互妥協的產物。談判中，印度堅持要在農產品協議中為其預留過渡期，保證其國內農業補貼幅度超過10%時免于處罰，否則印度的“一票否決”將導致多邊談判的全面崩潰。最終，印度獲得了“不確定期限”豁免條款?！叭菀撞烧墓印眳f議達成如此艱辛，一攬子協定反映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同床異夢”的表象合作。下一輪談判觸及貿易議題核心內容，更是困難重重。
巨型FTA和區域性大國集團的挑戰
歐盟、日本、美國之間啟動建立巨型自由貿易協定（FTA），地區性大國為核心的區域集團沖擊著WTO的地位，WTO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面臨著被架空、被邊緣化的威脅。
首先，從經濟體量和影響力上看。目前，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談判國已擴至12個，其GDP占全球經濟總量的40%，貿易額超過全球貿易的40%?？绱笪餮筚Q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一旦達成，將成為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覆蓋世界貿易額的1/3，占全球GDP的1/2。2013年3月，歐日“經濟合作協定”談判正式啟動，一旦建成其將占世界經濟總量約1/3。TPP和TTIP主要面向高收入、中高收入國家，提出了“高標準”、“高度自由化”的新時期貿易規則。當前TPP和TTIP成員國共39個，約占WTO總成員的1/4，占全球經濟總量約60%，并且不排除今后擴容的可能性。
如此一來，WTO未來是否將成為一個“不發達國家”成員俱樂部，或只是一個仲裁解決機構？顯然，缺少美、歐、日等大國的WTO，堅守和維護國際貿易規則制定權的核心地位將成為空談。
其次，從談判議題和規則制定權來看，TPP和TTIP完全體現了以美國為主導的發達國家的利益，突出其對國際經濟規則和貿易秩序主導權的控制。TPP、TTIP涉及新的貿易“橫向議題”，主張的投資保護、市場競爭政策、政府體制透明化、阻止企業壟斷等，都是“新加坡議題”下發達國家關心和主張的問題；勞工標準、環境保護等也由發達國家提出過。這些問題早在多哈回合啟動之初就曾設想將其納入談判的內容，但遭到了發展中成員的反對，因此被排除在談判議程之外。于是以美國為主導的發達國家“另起爐灶”，在雙邊和區域的自貿區平臺上進行談判，意圖建立起有利于美歐等發達經濟體的新時期貿易規則。一旦區域自貿協定達成了貿易新議題的規則，而WTO框架下對于這些問題的標準為零，那么TPP、TTIP將會成為“WTO Plus（附加）”，WTO將喪失其國際貿易規則治理惟一的核心地位。
可見，后巴厘島會議時期，“早期收獲”余下議程以及過去20年間出現的各類新問題仍將被持續爭論下去，如何能避免WTO和WTO Plus分庭抗禮的局面？WTO如何才能抵御壓力、重拾其權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