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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遺傳承的必要性及意義范文1
關鍵詞:價值觀;經濟人;理論邏輯;歷史階段
中圖分類號:F0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656(2006)04―0027―07
關于經濟分析中的價值判斷問題,在西方經濟學界本來也是一個遠未解決的問題｡弗里德曼在1976年發表的《經濟學中的價值判斷》一文中談到,經濟學中不存在價值判斷｡他說:“原則上,經濟學作為一種特殊的學科,所涉及的是環境變動對事件的影響,涉及的是預測與分析,而并不涉及評價問題｡所研究的是這樣一些問題:某些特定的目標是否可以實現,同時如果可以實現的話,應如何實現;但是嚴格來說,它并不研究目標好壞問題｡”[1]所以,在目前通用的正統經濟學教材中,其開篇描述都有一個最為重要的假設,那便是合乎理性人的假設條件｡“理性人”也稱“經濟人”,在一切經濟活動中的行為都是合乎所謂的理性的,都是以利己為動機,力圖以最小的經濟代價去追逐和獲得自身的最大的經濟利益｡在這一點上,使人想當然的以為經濟學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仍將是如此｡
的確,在一個穩定的社會歷史時期,其價值判斷和行為準則是既定的,它們確實可以看作是在經濟學體系之外的外生變量和前提條件,在此條件下進行經濟學的實證分析,解決經濟學上的具體的理論問題;即便是在社會處于變動時期或轉型時期,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變中總有不變,因此,把價值體系與行為準則作為外生的既定的前提條件來考察經濟生活本身,仍然具有其固有的必要性｡所以,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來講,需要保持其一定的純粹性和一定的抽象性,需要與現實保持一定的距離感,需要排除與經濟無關的一切其他因素才能使經濟學的理論范疇更好地把握現實和解釋現實｡“最好的假設并不一定是最接近復雜現實的假設,而是那種盡可能簡單明了,并具有盡可能大的解釋與預見能力的假設｡”[2] 然而,就在經濟學獨立與自身內部分化造就其輝煌與發展的同時,出現了經濟學的話語霸權與經濟學的帝國主義,使經濟學脫離了其他一切社會科學的支撐而獨立和凌駕于它們之上,似乎經濟學能理解一切,解釋一切｡正如貢納爾?繆爾達爾所指出的,專業的經濟學家無法寫出和說出普通人所能理解的東西,專家們只在圈內寫作和相互交談,大大地削弱了社會科學知識的重要性｡ 意大利經濟學家維爾弗雷多?帕累托在其晚年被數理經濟學日益凸顯的狹隘性所困擾,不滿于數學形式化和抽象化的經濟學理論,改弦易轍,認為要想真正地理解經濟,就需要理解經濟事件發生過程中所蘊涵的文化內容和政治內容;有關經濟增長和經濟整體運行的要害問題只能置身于歷史和社會政治環境中去理解｡①
任何經濟理論都處于經濟學這一學科發展的一定的歷史位置上,其理論抽象都離不開與之相對的､作為其思想源泉的現實｡我們回望經濟學的全部歷史,經濟學已歷經多次“變臉”,各學派對經濟學的人性構成有著互不相同的假設｡所以我們再來看作為經濟分析范疇的“經濟人”與價值觀的關系,即作為理論抽象的“經濟人”范疇是否包含價值觀的問題,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不能簡單地以是或否來予以回答,而應當從現實的歷史發展和理論的邏輯發展中予以考察｡
一､古典經濟學中的價值觀:從斯密到穆勒
關于“經濟人”在“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進行理性分析,是古典經濟學的一個十分重要的軸心｡
在歐洲市場經濟全面展開之前,文藝復興及思想啟蒙運動已將個人主義滲透于西方文化｡這種價值觀自然反映在現實經濟生活中,而斯密時代的英國已經開始了工業革命,這一時期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正處于迅速上升期,資本家作為社會生產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在追求利潤､相互競爭方面是非常主動的,并且幾乎所有的經濟行為主體的利益追求都是一致的,價值取向是統一的｡所以,從現實抽象到理論邏輯上,即每一個人在追求自利時,就是“通常既不打算促進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進那種利益｡由于寧愿投資支持國內產業而不支持國外產業,他只是盤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產業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產物的價值能達到最大程度,他所盤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3] 所以,在斯密看來,“毫無疑問,每個人生來首先和主要關心自己”,而他這樣做“是恰當和正確的”｡[4]
在這一歷史背景下, “經濟人”自然就成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不僅是生產者,以及生產領域和交換領域,而且消費者和消費領域都進入了“經濟人”的理論漩渦之中｡使得每一個人都從傳統的封建的人身依附關系中,從宗教對人的身心束縛中解放出來,從人對人的直接依賴轉變為人對物的追逐和對物的依賴,從而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物質財富的創造提供了必備條件｡所以說,一個剛剛從宗教社會啟蒙發端的資本主義社會,作為它的自由市場經濟､尤其是自由貿易理論的擁護者的斯密,很自然地要強調人的自利本性,由此抽象出以自利心為最佳行為動機和一般人性特征的“經濟人”假設｡而此時的“經濟人”實際上就是一種價值觀,不僅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并且這種價值觀可以說在當時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進步,造成了人的自由發展的可能性｡
到了約翰?穆勒那里,他已經非常明確清楚地標示了“經濟人”的含義｡穆勒所描述的“經濟人”是會計算､有創造性并能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同時,穆勒關于“經濟人”能自覺地對達到最大滿足這一目標的不同手段以比較效率為基礎來作出判斷的說法,暗含了“理性”的假設,即“經濟人”能夠通過成本――收益或趨利避害來對其面臨的一切機會和目標及實現目標的手段進行優化選擇[5]｡所以穆勒眼中的“經濟人”更具“理性”價值觀了｡當然,無論是斯密還是穆勒,在肯定自利心對富國裕民目標的實現能夠發揮更有效作用的同時,并沒有將自利心與利他心截然對立起來｡但是,追求自利最大化的“經濟人”假設是構建古典經濟學體系的最為重要的核心｡
隨著社會的發展,古典經濟學家們追隨的“看不見的手”催生了新的苦難一族:產業工人｡財富未能使他們受益,事實恰恰相反｡而且,這只“看不見的手”翻云覆雨似乎反復無常,導致了周期性的生產過剩和高失業率危機｡所以穆勒之后,古典經濟學家的時代差不多走到了它盡頭｡新古典經濟學就構成了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基礎｡
二､新古典經濟學中的價值觀:從門格爾到馬歇爾
從斯密到穆勒,經濟學教科書一般都被稱為“政治經濟學原理”,而從1871年自奧地利人卡爾?門格爾起更名為“經濟學原理”(英國的斯坦利?杰文斯和瑞士的里昂?瓦爾拉斯也作了類似的改變)｡門格爾､杰文斯和瓦爾拉斯的創新不僅僅是給這門學科改了名,它還意味著觀念的根本改變｡這個變化的核心是一個新的經濟價值或事物的價值的概念｡這個新概念就是邊際效用,即多占有或使用的商品給人帶來的愉悅｡
邊際學派的理論明顯包含有對經濟行為與政策的價值判斷,而這事實上已經由韋伯等領導的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家予以了詳盡的論證｡韋伯認為資本主義精神出自新教,“現代資本主義精神,以及全部現代文化的一個根本要素,即以天職思想為基礎的合理行為,產生于基督教禁欲主義｡”[6] 盡管人們反對簡單地宗教決定論,但韋伯從文化的角度論證了持久的文化價值觀影響著今天各種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行為｡在解釋經濟行為中存有價值判斷的原因時,門格爾說:“由于人的知識缺陷,人在判斷應該滿足的需要的重要程度時可能會與實際相反｡甚至那些理性地進行經濟活動的人,那些為了對自己的經濟活動基礎有一個準確的判斷而努力去認識各種需要的重要程度的個人也肯定會犯錯誤的｡”①所以,杰文斯等人分析“效用”時,都十分自然地提到了影響人們判斷決策的“尊嚴”､“榮譽”､“責任”､“自豪感”､“成就感”甚至“道德感”等價值觀的追求｡顯然,“效用”的“最大化”,既不排斥人們追求“精神世界的極大豐富和文化生活的深入發展”,也沒有與“極大化原則”為核心的經濟學“理性”范式相悖,甚至可以實證性地容納“利他”行為的存在｡而當時的歷史已出現了新的問題,已進入工業社會的英國面臨著各種道德沖突｡作為世俗的經濟學來講,從根本上又是有道德缺陷的｡所以到了邊際學派這里的“經濟人”就由利益最大化變成了效用最大化,使“經濟人”內涵的價值觀得到豐富｡
作為新古典學派的代表,馬歇爾綜合了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和以門格爾､杰文斯和瓦爾拉斯為代表的邊際主義經濟學｡追求自身最大利益而又相對最了解自身利益所在的“經濟人”在馬歇爾那里就變成了“社會人”｡馬歇爾在他的《經濟學原理》中寫道:“在這一切方面,經濟學家所研究的是一個實際存在的人:不是一個抽象的或‘經濟的’人,而是一個血肉之軀的人｡他們所研究的人,在他的營業生活中大大受到利己的動機的影響,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與這些動機有關;但這個人既不是沒有虛榮心和草率的作風,也不是不喜歡為做好工作而做好工作,或是不愿為他的家庭､鄰人或國家而犧牲自己;總之,他是一個為喜愛善良生活而喜愛善良生活的人｡”[7] 馬歇爾把人“當作社會組織中一分子”的個人來研究,這樣的個人同樣是利己的,但同時他有“欲望､憧憬和人類本性的其他情感”,而不是追求最大利益投資的“經濟機器”｡正是對“欲望”等“情感”的追求和滿足,使人們產生出經濟活動的動力,也就是說,追求欲望的滿足是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力量源泉｡由此看來,馬歇爾所描述的人是受各種欲望和努力驅使的人｡
所以,亞當?斯密的“經濟人”在馬歇爾的手中,從被“看不見的手”指引著逐利的簡單而專一的人,變成了在情感和憧憬的影響下追求最大效用的人｡這樣,馬歇爾的“社會人”比較斯密的“經濟人”增加了某些品格,即人類的情感因素｡這也正是反映了當時歷史的發展狀況,19世紀30年代,英國第一次工業革命順利完成,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使得英國國力增強,財富增加,社會上出現了追求享樂主義和功利主義的現象｡這就迫切需要確立一個符合日益富裕､消費第一的經濟學｡同時,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以及階級矛盾的激化就對古典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造成了嚴重沖擊｡所以,在此背景下,馬歇爾就承擔起解決經濟學和已進入工業社會的各種道德沖突的任務｡在他的學說中,通過消費尋求滿足的功利人形象成了核心概念,即經濟人對享樂的追求是在他自己尋求愉快最大化的過程中､小心平衡其活動和支出的精打細算中得到補償｡這也就是馬歇爾眼中的已賦予道德價值觀的“經濟人”｡隨著英國工業的沒落以及經濟危機的加深,后期的馬歇爾改變了亞當?斯密“經濟人”假設中內含的自由競爭理念,主張建立壟斷聯合,增強英國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能力｡可以說,馬歇爾對“經濟人”假設的修正的確是對當時社會時代背景的有效反映,是當時社會經濟實踐在思維層面上的凝結和升華,是歷史和邏輯的有機結合｡
三､演進理論中的價值觀:從凡勃倫到哈耶克
可以說,凡勃倫是第一位從非理性的方法論角度構建經濟理論體系的人｡凡勃倫首先證明理性經濟人對享樂最大化的追求嚴重損害了人的率真､尊貴和潛能,他這樣批評道:“人這個享樂計算器是一個只想輕松愉快的快樂――痛苦計算器｡人就像一團渴望幸福的肉,外來刺激推動著他旋轉搖擺,……左轉一下､右擺一下,直到擺動的合力將他擊倒,此時他也跟隨著合力的方向向前趔趄著｡當沖擊的力量消退,他安穩下來,又變成和從前一樣的有自制力的一團肉｡”①凡勃倫相信,人不是放在路上,周圍的力量就能使其飽和的一捆欲望,而是一個力圖使嗜好和習慣在逐步展開的活動中實現并表現出來的統一體｡在凡勃倫看來,經濟學是適合于成長和發展中的機體的“進化科學”,而不是關于物理均衡的靜態科學｡在他的《有閑階級論》中,強調消費者不是作為一個孤立的靜止的個體來追求快樂最大化的,而是社會網絡的一部分｡由此引出他的制度演進理論,從制度分析的角度強調了制度因素對經濟最大化偏離的影響,也使得他開創了制度經濟學的先河｡在凡勃倫的制度演進理論中,將人性理論視為其制度演進的基礎,當人們通過長期的鍛煉和淘汰作用,發展出與生命活動相適應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氣質,并且形成認同這種生活方式和精神氣質的思想習慣｡反過來,某種思想習慣一旦形成,就對人的行為具有指導作用,從而也就具有了某種制度的功能｡顯然,這種制度的演化或變遷是沒有預定的目標,是一種因與果的連續｡由此得知,凡勃倫的思維原點不是“經濟人”,而是人的“本能”和人的“習慣”｡也就是說,社會發展并不是象新古典經濟學那樣把個體設定為“經濟人”來構建制度,構建社會,而是更符合達爾文式的進化論｡
在此之后,另一支演進學派的代表―奧地利學派,拒絕新古典經濟學的均衡模型分析方法,并且對占據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大加批評,試圖建立一種區別于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和分析體系｡他們認為“經濟人”并不具有著完全理性,而是具有著有限理性｡米塞斯､哈耶克作為奧地利經濟學派及演進理性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與蘭格等人就社會主義經濟計算的可能性問題展開激烈的爭論,為經濟學界所矚目｡在這次爭論中,雙方的觀點旗幟鮮明｡米塞斯､哈耶克強調“經濟人”的有限理性,認為既然個人的理性有限,就應當允許每個人充分地利用各自的知識狀況去進行活動,雖然每個人都可能出錯,但千百萬人在不同方向上的發展和試錯,就為整個社會提供了最大的成功可能和機會,每個人的活動都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有益于社會｡米塞斯指出:“所有行為都是人的行為;在個體成員的行為被排除在外后,就不會有社會團體存在的現實性｡”[8]42 而哈耶克所關注的中心問題更具針對性,他考慮的是如何維續一個自由的社會,也就是如何扭轉自由社會向全權社會的轉變趨勢｡為此目的,哈耶克致力于論證西方社會的文明成就､繁榮與創造力乃立基于一套自生自發的整體秩序之上｡這套社會秩序,經由人們共同遵循一般行為規則而追求各自的目標時,自發形成｡而這種一般行為規則又是經由文化､傳統､道德倫理､習俗等承傳,并經群體競爭的進化選擇而得以存續和傳播｡在解答文化是什么的問題上,哈耶克認為,“文化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人為的,既不是通過遺傳承繼下來的,也不是經由理性設計出來的｡文化乃是一種由習得的行為規則構成的傳統｡”[9] 而這種文化傳統的形成是一種優勝劣汰的進化過程的結果｡在競爭中,那些具備新行為方式的群體可以更加興旺發達,甚至社會秩序在很大程度上也不是經由設計而建構出來的,而是通過那些在競爭過程中勝出的更為有效的制度的普遍盛行而逐漸形成的｡米塞斯也認為,“一種思想實驗是從某一事件形成過程中發揮作用的因素,邏輯地發展出這一事件的某個結果的理論抽象｡它是演繹的產物,最終源自行為的基本范疇,偏好或選擇行為……｡”[8]236
可以說,奧地利學派否定了主流經濟理論以自然科學研究范式來使經濟學科學化的努力,強調社會科學不等同于自然科學,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客體的人類行為本身蘊含了人的心理動機,這種動機很難用數量化的方法來加以概括｡對這些問題的思考與論證,實際上構成了哈耶克等人在上世紀30年代與奧斯卡?蘭格等人進行社會主義條件下經濟計算問題爭論的理論背景｡同時,這些理論也透露出他們對當時所處時代的思考｡20世紀30年代,社會主義蘇聯的計劃經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社會主義思潮不斷擴大,加上對世界性經濟危機的恐懼｡所以加強國家對經濟的干預,通過有計劃地管理經濟,實現充分就業和穩定增長等經濟目標的思想成為主流｡而此時的哈耶克親眼目睹戰爭對人類自由的破壞,認為戰后人類自由仍有被多種集權主義剝奪的危險,在他看來計劃經濟忽視消費者,忽視勞動者物質利益,這與他對自由崇仰和對自由主義執著追求的價值觀格格不入,所以,哈耶克從思想上認識到為人類探索自由之路的愿望在純經濟學領域用數量均衡分析方法的努力是遠遠不夠的,于是他便轉向注重從哲學､倫理學以及法學的角度理解自由,并在他的一系列的著作中不遺余力地證明“自由”､“平等”和“競爭”的必要性與重要性｡可以說,哈耶克邏輯中的價值觀的引導和群體競爭的優勝劣汰與他當時所處的歷史背景及他所處的立場是完全一致的｡
四､新興觀點:從阿馬蒂亞?森到諾斯
到了近當代,隨著社會分工在廣度與深度､橫向與縱向上的推進,利益與利益群體的不斷細分,價值觀多元化的產生,不僅要求現實的個人在經濟活動中誠實､守信,弘揚德性,而且作為法人的經濟組織――非自然人的集體性的“經濟人”開始講求誠信,倡導人性化管理與服務,導入各具特色的企業價值觀與企業文化……｡所以,在這種現實生活的迫切需要下,必須要在比過去更高階段的現實基礎上重建經濟學,構建出由片面追求極大化的理性“經濟人”到更加賦予其價值觀的范疇｡現代西方經濟學研究領域和方向上的一些顯著變化正深刻地反映了現實經濟的這一變化｡如福利經濟學更多地著眼于分配的公平､新制度經濟學把包括道德在內的意識形態理論作為制度變遷的三大基石之一,等等｡
阿馬蒂亞?森在他的福利理論當中,對那些將社會福利僅僅看作為個人效用總和的函數,即社會福利依賴于個人效用的觀點進行了批判,他認為單純用效用來衡量福利存在著缺陷｡換言之,每個人獲得的效用的測量值取決于個人的特征及其所處的境況,但如果從道德和政治角度看這些目標,則可能與幸福無關｡他從人的權利或自由的角度闡述人的幸福,以此論證賦有許多超經濟因素的新的發展觀｡
同時,阿馬蒂亞?森還指出,從歷史上看,經濟學有兩個不同的發展源泉,“一個源泉涉及‘倫理學’,另一個源泉涉及可以稱之為‘工程學’的內容｡”[10]66 二者各有其積極的合理之處,完全偏廢其中一個方面,都會影響到經濟學的健康發展｡我們可以看到｡“杰出經濟學家的著述都以不同的比例包含著這兩部分內容”｡[10]66 森嚴厲地批判了把“經濟人”的自身利益最大化等同于理性,然后又把實際行為認同于理的做法｡我們必須承認,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合乎理性的,并不違背理性,但由此而主張除最大化自身利益之外的任何行為必然是非理性的,則是完全荒謬的｡“如果自利在大量的決策中不發揮重要的作用,那才是怪事;的確,如果自利在我們的選擇中根本就沒有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正常的經濟交易就會崩潰”｡[10]69 但自利或追求利益最大化絕不是驅動人類的唯一動機｡“自由市場的成功,根本就不能告訴我們,隱藏在這種經濟中經濟當事者行動背后的動因是什么｡在日本的情形中,倒是有強有力的經驗證據表明,遵循義務､忠誠和善意而對自利行為的系統偏離在工業的成功中發揮了實質性的作用｡”[10]68 因此,阿馬蒂亞?森堅持認為經濟學需要對人類福祉和社會價值判斷作出回答,如果把追求私利以外的其他人類動機都排除在外,我們將無法理解人的理性｡“事實上,資本主義經濟的高效率運行依賴于強有力的價值觀和規范系統｡”[11]
諾斯在分析制度變遷中認識到理性選擇模型中只考慮了要素相對價格變動這一原因,沒有將行動者偏好(價值觀)的變化考慮在內｡如果這樣的話,難以解釋一個社會在正式制度規則上激進的或革命性的變革｡而且,也很難理解人們對信念和理想的追求與獻身精神,而這種帶有獻身意義的行為卻大量存在｡為此,諾斯在人的利益動機之外,引入精神需要的動機,也就是強調人具有表達信念與價值觀的需要｡這樣一來,在諾斯的理論體系之中,人具有兩種不同性質的行為動機,一為物欲動機,一為精神動機｡如何將這兩種動機統一起來?諾斯試圖在這兩種動機之間建立轉換關系｡在諾斯看來,一個人在追求財富與奉行價值觀之間,存在著某種替代關系｡具體來說,當一個人表達自己的信念需要付出很高成本時,他將減少甚至放棄對這種信念的追求;反之,他愿意將資源較多地投入在追求信念上｡也就是說,人的行為受價值觀影響的程度,由表達價值觀的成本來決定｡
諾斯在以利益動機解釋利益導向的制度變遷,以精神需要動機解釋制度變遷偏向價值導向的時候,認為現實的制度變遷同時兼有利益導向與價值導向這兩種特征,需要將這兩種解釋在邏輯上統一起來｡他采用的統一辦法就是,從他的精神底蘊理性主義出發,以價值觀的表達成本來衡量制度變遷偏向于價值導向的程度｡[12]
五､結 語
由于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的復雜性及其與其他社會因素特別是價值觀的不可分割的關系,使得經濟學家在面對其研究對象時,究竟應如何處理其與價值觀的關系,可以說不同時代的經濟學家采取了十分不同的態度｡這里我們明確承認,把經濟學界限于給定的行為準則和價值體系下進行分析,有其固有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是,如果在一個宏大的長遠的歷史視野中去考察經濟學的對象,我們就會看到,行為準則與價值體系并不只是先天具有的,而是不斷生成和轉化的,適應新興經濟形態的行為準則與價值體系迫切需要經濟學從經濟發展的必然性去予以闡述｡特別是在歷史的轉型時期,更是如此｡在這一條件下,經濟學更要對價值觀的好壞作出自己的評價,若非如此,經濟學根本無從獲得自己生存與發展的條件｡
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隨著市場經濟本身在深度與廣度､橫向與縱向上的不斷發展,經濟生活的現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經濟人”這一理論范疇,是否把握了人們經濟生活的本質的､普遍的､規律性的內容,只有回到現實中,運用這一范疇去分析大量的經濟現象才能得到驗證｡所以,“經濟人”范疇的抽象就不能成為一個靜止的､僵死的理論存在,而必須從處于動態變化中的“具體”的歷史現象汲取養料,提煉出“經濟人”范疇的新的內容與規定,以使“經濟人”范疇的理論抽象與現實相一致,從而才能使所謂的理論始終具有較強的解釋力和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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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