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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文化治理的問題與反思范文1
《望東方周刊》：就你的觀察，目前中國農村是一個什么現狀？
趙法生：改革開放以來，農村擺脫了饑餓，但進入21世紀以后，城鄉差距進一步擴大。不僅表現在經濟方面，更表現在其他方面，比如教育水平差距等。
我們所調查的鄉村已經沒有了高中，初中也在減少，這大大提高了就學成本，并迫使那些不具備進城條件的農民也拼命向城里轉移。大規模撤并鄉村學校是未經民主科學決策的一次嚴重失誤，它加劇了鄉村的凋敝和城鄉的失衡。
大量村民拋棄鄉土涌入城市，其中有不少人并沒有在城市謀生的技能，這又加劇了鄉村的空心化，成為一個老弱病殘的留守世界。另外，鄉村社會風氣下滑，刑事案件發生率上升，環境污染有后來居上超過城市的趨勢。
總起來說，目前鄉村面臨價值真空、治理紊亂和生態危機三方面問題。這三方面關系到人與心靈、人與人、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如果沒有有效的應對舉措，就有可能演化為一場鄉村治理的全面社會危機。
《望東方周刊》：目前，農民最大的困惑在哪里？
趙法生：那些皈依了基督教或者其他宗教的村民已經沒有了困惑，他們一心信靠耶穌，向往天國，對于現實也不抱希望。那些還沒有皈依宗教的村民最感嘆世風日下，比如認錢不認人，不孝敬老人問題等。
《望東方周刊》：在農村，是否有儒學與基督教爭聽眾的局面？
趙法生：孔子故里的家庭基督教會發展很快。不遠處有一座能容納三五百人的基督教堂，略遠處還有一座，能夠容納2000人。
目前的農村還談不上儒家與基督教爭奪信徒的問題。基督教是嚴格的制度化宗教，從信仰到傳教都有一整套建制化體系，還有圣徒意識和傳教熱情。而儒家傳統的傳播體系已經被破壞，比如過去的宗祠、家廟等，在北方尤其如此。
儒家現在的生存狀態其實是一些生活習俗，自身處于魂不附體的狀態。
儒家文化的根在鄉村
《望東方周刊》：孝悌、友愛這些道理，農民本來是不懂的嗎？還是只是道德水準在滑坡？
趙法生：孝悌、友愛等人生道理，許多農民至今還知道。但傳統的鄉村有一套完整的教化體系，有私塾、宗祠、族長、鄉紳和家教系統，這一系統是鄉村道德養成和自治秩序的基礎，可是今天，這一基礎已經不存在了，所以一些遺存的道德思想碎片也就無濟于事了。
鄉村儒學，目標就是要在國學教育中斷一百年后的今天，重建儒學在鄉村的教化體系，重建鄉村的人生信仰和價值系統，為鄉土文明的重建提供人倫道德基礎。
《望東方周刊》：鄉土社會重建的關鍵是什么？
趙法生：目前，鄉村精神文明面臨的主要問題是，鄉村社會所依賴的儒家教化已被打倒，但現代化的鄉村組織體系尚未實現。道德困境與治理困境俱來，促使我們重新反思儒家文化對于鄉土文明的意義。儒家道德中有一些基本的人倫規范，如孝悌誠信、禮義廉恥，不但不與現代化沖突，反而是現代化的必要基礎。
鄉土文明重建的關鍵因素有兩個：一是文化重建，一個是向法治文明轉型，即傳統與現代的融合，單一方面都不能竟其全功。
《望東方周刊》：從農村入手，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的恰當路徑？
趙法生：梁漱溟80年前指出，中國鄉村最大的問題是文化破壞和倫理失調，所以他意圖通過文化重建來振興鄉村。我們所以首先從鄉村儒學開始，是因為鄉村的文化衰落最嚴重，尤其是孝道的破壞使得眾多老人處于老無所依的狀態，這里對于傳統文化復興的要求最急迫。儒家文化的根在鄉村，老子曰“歸根復命”，儒學這棵歷史巨樹的復活也應該從其根部的復活入手。
自由平等和長幼有序并不矛盾
《望東方周刊》：儒家文化對當今社會有什么作用，它能解決什么？
趙法生：中國傳統文化以儒釋道為內涵，所謂三教合一，又以儒家為主體。儒學是修身之道，修身的目標是成就君子人格；核心思想是“仁”，基本道德是“仁義禮智信”。
現代大儒牟宗三說儒學是生命的學問，能啟發和培育人的內在精神生命。可以說，儒學的五倫和五常維系著中華民族的道德底線，這又是一個民族的生命線。
傳統儒家敬奉的對象是“天地君親師”，以后帝制被，有學者建議改為“天地國親師”，其中包含著中國人的人生價值和信仰。
《望東方周刊》：對儒家文化有一些批評聲音，比如過于強調道德，較少提倡法制，有人指出儒家的綱常倫理不適合現代社會，你怎么看？
趙法生：儒家有些內容已經過時，尤其是與政治相關的部分，無法適應民主法治的要求。但是，儒家主要的道德思想，尤其是修身做人的思想，依然為今天的國人所需要。
近代思想史的一大誤區是將儒家道德與自由平等觀念對立起來。其實，自由平等是政治觀念，長幼有序是人倫道德，并不矛盾。比如，我和我爺爺，到底是平等的還是不平等的？從政治權利上講是平等的，但是，從家族輩份上又不平等，我應該尊重他，給他鞠躬，讓他先坐。把政治問題和倫理問題混為一談，以政治權利的平等否定人倫輩份的差異，進而否定一切傳統人倫道德，這搞亂了整個民族的思想價值系統。
以韓國為例，韓國是一個現代民主國家，但儒家的敬老禮、敬師禮等保留完好，二者并不矛盾，反而相得益彰。東亞最先進入現代化的國家和地區，因為沒有全面否定傳統，所以人心有所依托，現代轉型也比較順利。
我們實驗的村子，一年左右，道德改善了，村里的治安與村風都大大好轉，也證明二者不矛盾，而是存在有機關聯。
《望東方周刊》：余英時曾有“儒學的幽靈”的說法，不過，近年來儒學有復蘇的跡象。
趙法生：儒學的幽魂化是現實，原因在于它的傳播體系被徹底打倒了。最近的儒學復興，首先是因為民眾需要，社會自身需要。一個沒有信仰，沒有道德底線的社會絕不會有幸福和諧，這樣的民族無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儒學之所以打而不倒，因為它的基本人倫之道是發自人心又合乎人性的。當然，最近儒學的復興也與中國經濟的發展有關。
儒家恐怕得走建制化的路
《望東方周刊》：儒家和宗教的區別在哪里？
趙法生：我大體贊同這樣的看法，宗教可以分為建制化宗教和非建制化宗教，前者如佛教、基督教等，后者就是儒家。儒家和其他宗教一樣都有安身立命和教化大眾的功效，但它與以往的組織形式趨于分散和多層次性。
建制化宗教具有強大的傳播力量，非建制化宗教傳播力度較弱。在當代各種宗教激烈競爭的形勢下，儒家只有實現從非建制化到建制化的轉變才有存活下來的希望。
印尼是一個多宗教國家，印尼華僑經過近百年的抗爭，終于建立了印尼孔教，實現了儒家的建制化轉型。儒家恐怕也得走建制化的路子，而且要走民間化的路子，不能重蹈政教合一的覆轍。
鄉村文化治理的問題與反思范文2
當下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路徑引起了國內學者的深刻反思，其發展面臨著尷尬的局面，即出現了嚴重的主體性意識缺乏的困境。這一方面表現在強行地運用西方的社會理論去切割中國的經驗事實，這直接導致了中國經驗研究的碎片化及“去中國化”。另一方面則表現為以中國的經驗去驗證西方的某個社會理論，而非探討中國的問題本身及回應中國自身社會理論發展的訴求。正如方忻所說，這種以中國經驗資源挑戰各種(西方)社會科學理論的研究范式，表面上看是外在于既有之理論，分析了中國經驗的特殊性，但此中國現象之所以能夠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實是因為它和因它而被批評的理論之間的結構關系，至于它在中國的歷史和現實中具有什么樣的特殊位置，反而是研究者沒有關注和考慮的。如此，中國社會科學僅僅只能成其為西方社會理路的“校驗室”，而不能成為自身社會理論的產生地。這與中國自身的國情和地位是不相符的。早在三十年前，哈貝馬斯就曾對中國的知識分子表達了其厚重的寄望，“以你們長遠而深厚的文化傳統，你們應當有更多的貢獻”。但三十年已去，中國知識分子卻遲遲未能完成哈貝馬斯的這種預期。
賀雪峰教授的反思則直接指向了中國社會科學的主體性意識，即當下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特別是中國農村研究明顯地缺乏主體性意識。研究者對于中國經驗的分析往往尋求在西方理論體系中的解釋，其結果往往是在中國實踐中引出的問題變成了對西方經驗的討論，中國的經驗研究變成了西方的歷史研究，而中國的經驗本身則被抽空了。
中國社會明顯不同于產生西方社會理論的歐美社會，其擁有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和農耕文明，這對于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來說是一筆極大的資源。早在80年前，馬林諾斯基在給先生的《江村經濟》作序時就指出應該把中國農村視為一個與西方社會不同的文化體進行研究的，他說：“未來的人類學不僅對塔斯馬尼亞人、澳洲土著居民、美拉尼西亞的特羅布里恩德群島人和霹靂的俾格米人有興趣，而且對印度人、中國農民、西印度群島黑人、脫離部落的哈勒姆非洲人同樣關注?！辈粌H如此，當今的中國社會正在經歷著巨大的社會轉型，這種轉型對于社會歷史的重要性無疑也使得中國社會科學必須能夠承擔更大的學術使命。而中國的農村社會更是處于這種轉型的漩渦之中，中國的農村研究也無疑將進一步承擔起促進中國社會科學本土化的歷史使命。
從形態學的角度來看，當下的中國鄉村社會存在著極大的非均衡性，透徹地分析這種非均衡性，并深入地探討這種非均衡性的誘因及其社會性后果，無疑又將有助于我們更好地從整體上把握中國農村社會的情況，進而形成具有豐滿性的國情意識，這不僅是中國本土性社會科學發育的土壤，同時也是孕育中國社會科學理論的溫床。賀雪峰教授《什么農村，什么問題》一書第一編“農村政策基礎研究”的五篇文章即通過對自上而下的政策、法律和制度在不同區域農村實踐過程、機制和后果差異的調研，深入理解了中國農村非均衡的狀況及中國農村政策、法律和制度的實踐特征。正是這種研究的視角使得其農村研究具有了明確的主體意識，也正是在此基礎上可以廣泛地吸收各種有用的理論和方法來發展和豐富自己的理論和解釋框架。受社會行動理論的啟示，賀雪峰教授在理解中國農村政策實跋的過程中，“行動單位”的分析視角被日漸凸顯出來。所謂的行動單位，在賀雪峰教授看來其與認同單位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其是在日常的生產生活中，農民可以依托解決超出家庭范圍公共秩序和公共事務的合作單位。單就“行動單位”的視角而言，其要義就在于隨著中國鄉村社會由傳統向現代的轉變，原有的中國鄉村社會均質的社會結構被打破了，差序格局出現了非均衡的狀況，而且由于各地的變遷狀況不一樣，因而差序格局的表現形式也有所差別，從而也就構成了中國鄉村社會非均衡狀況的表現之一。賀雪峰教授的這一分析框架不僅直接面向中國的經驗世界，有助于理解當下的中國社會，特別是中國農村社會的特征，同時也進一步拓展了中國傳統社會理論概念“差距格局”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其提出的“行動單位”的分析框架對于中國本土化中層理論的誕生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有了區域的村莊治理的差異，又有了對應的區域性的農民認同與行動單位的差異，我們就可以建構出供進一步實踐檢驗的理論模型。
從動力學的角度來看，中國社會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大轉型，在一個相對短暫的時間序列中能夠呈現這種劇烈轉型過程的場域在當下的其他地方不常見了。這一復雜性的“社會事件”無疑為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機。2006年賀雪峰教授及其所在的學術群體即開始系統地關注家庭結構以及農民生活意義系統的巨變。這種巨變進而又導致了鄉村治理基礎以及鄉村社會結構的巨變。這種因為構成農民行動基礎的意義和價值觀發生的變遷，促使了傳統的以傳宗接代為安身立命基礎的信仰體系正在消解。這是中國社會“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正是這種在地化問題意識的浮現，賀雪峰教授及其所在的學術群體再次將目光透射到“農民價值研究”的話題之上，這尤以收錄《什么農村，什么問題》一書的“農民價值的類型及相互關系”一文為代表。賀雪峰教授將人的行動意義劃分為三個層次，并由此構建了三個不同層次的價值類型，即人的精神層面的價值、社會層面的價值以及生存價值的判斷。由于國家自上而下的政權建設以及消費主義文化和市場化經濟制度等因素的影響，農民的價值觀開始被重塑，其行動的結構條件也正在被改變，由此開始出現申端峰所說的由“治理性危機”到“倫理性危機”的轉向。只是賀雪峰教授在該書中敏銳地捕捉到這一變局之后未能進一步系統地予以分析，且其對于意義系統的分析由于呈現出哲學與形而上學的色彩而使得討論不可避免帶有“玄化”的嫌疑。
中國在轉型，農村更處于轉型的漩渦之中。中國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還是農民，且從本質上來說，中國社會仍然是一個鄉土社會。中國社會轉型的成功也最終是取決于“三農”問題的解決。因此，對于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而言中國農村研究則是其最為重要的部分。中國農村研究可能是中國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契機，也只有中國農村研究實現了本土化，中國的社會科學本土化才有意義。而中國農村研究的本土化首先則是要確立其研究的主位性。以中國農村為主位的研究，其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理解“中國農村”、解讀“中國農村”、認識“中國農村”，從“中國農村”研究“中國農村”，而不是純粹的對話式的農村研究。
鄉村文化治理的問題與反思范文3
中圖分類號：G45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4289(2012)07－0058－03
“如何成為一名好教師”是近年來教育界的一個熱點問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不僅需要理性的思考，更需要從實踐中發現優秀教師的“真面目”。為此，筆者走進了農村學校的特崗教師，以期為“如何成為一名好教師”的問題尋求一些答案。下文我們以對特崗教師小華的觀察與訪談為例來對此說明。
一、無奈的教師職業選擇
人征服自然的欲望，促使人創造了空前的物質繁榮。與此同時，物質財富的分配伴隨產生的是階層，于是就有了“城里人”與“鄉下人”的區別。生活在貧困鄉下的孩子，盼望著到城里人的生活，因為城里不僅僅代表著富有還代表著高貴與文明。因此不難理解壓制人性的高考在農村看不到對它的反抗，無數的鄉下學生無怨無悔地接受壓制，因為他們深知這是他們過上城里人生活的唯一渠道。在追逐“高貴生活”的過程中，只有少數的人考上了大學，進入了他們夢想的城里。
本文中關注的對象小華是幸運的，因為小華正是這里提到的鄉村精英學子。通過不斷的努力，小華幸運地考上了當地高校?？忌洗髮W的時候，小華是信心十足的。他說到：“想當年，我是非常自信的，優等生的榮譽一直保持到大學畢業，只是沒有想到會有現在的境遇”。從小華的此翻言語中無法讀到自信，更多的是失落、無奈與對自信的懷念。
從小學到高中，小華的優秀是不難理解的，這種優秀主要體現在其在僵化的考試制度中取得的良好成績?？墒沁@種評價方式在小華升入大學期間發生了變化，作為評價的標準不再只是考試成績，還有更多的是一些隱性的社會資本，例如學生的家庭出身等。因為決定學生是否優秀更多的是在畢業時的就業層次。在應屆畢業生就業中，除了學生的能力、獲獎證書以外還有家庭背景,有的研究甚至認為，“家庭背景已經決定了勞動者進入的是主要勞動力市場還是次要勞動力市場”[1]。小華也談到了這點，“剛畢業的時候，一個人跑招聘會，很多單位根本不看你的成績。主要是看實習經歷，那些大的實習單位除了家里推薦，像我們這樣的普通大學生很少有人能進。”但小華不服輸，他覺得以他的成績和實力完全可以找到一份非常好的工作。“我相信是金子就能發光”，他這樣說道?？墒乾F實往往不隨人愿，小華始終沒找到滿意的工作。畢業前的那段時間，他一直是憂郁的。他不服，這一路走來為了追求城里人的生活，大學畢業后不甘心像父輩那樣艱苦的工作。直到看到特崗教師的宣傳，他似乎再次看到了希望?！拔以诰W上看到消息后，覺得看到了希望，服務期后，不僅可以考研、考公務員加分，還可以為以后的發展積累社會資本。很多名人都是從西部支教開始的?！?/p>
就這樣，小華選擇特崗教師，其目的也并不是我們想象的為農村教育服務，這對小華來說這只不過是在成為城里人欲望的驅動下，追求“夢想”的過程。但是作為新教師，這種欲望驅使下的行動并不是被動的，小華把主動學習精神帶到了他的教育事業中。他“相信只要不斷地努力，成績肯定會得到認可，這也是為以后的其他工作做準備。”從這可以看出小華的進取精神及其很強的反思能力。但小華忽視了在其行動背后，早就存在一個強大的權力網在向其慢慢張開。他將面臨這張權力網的一系列規訓，并且將始終無法擺脫這張無形的權力網。正如?？滤f的權力無處不在規訓著它想規訓的人們，“是一種精心計算的、持久的運作機制”[2]。
二、夾縫中生存的教師
在學校的選擇方面，小華選擇了家鄉的初中。理由很簡單，“農村成就了我，以后只要有機會，我會回報家鄉，這也是我一直以來所做的努力”。后面的事情都順利，正常的畢業、辦相關手續，然后等到任教學校的開學。小華后來的經歷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的話那就是異化。異化在馬克思的研究中表明的是勞動者在勞動中感受不到幸福，體會的只是精神的摧殘。這種勞動對于勞動者來說就是異化的，“只要肉體的強制或者其他強制一停止，人們就像逃避鼠疫一樣逃避勞動，外在的勞動，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勞動，是一種自我犧牲，自我折磨的勞動”[3]。之所以選擇用異化，就在于初入職的小華將面臨一系列制度化的培訓，從上級的入職培訓、學校的新教師培訓以及經驗豐富的教師的指導等等?！坝龅竭@些，簡直是累死人，但又不得不去接受，我雖然對教書不排斥，但討厭這些沒有實效的培訓，很多培訓只是紙上談兵?！毙∪A雖然討厭，卻不得不直面這些規訓活動并且力圖取得優異的成績。小華一心只想著怎樣通過三年的特崗教師服務期為自己日后的擇業積累更多的社會資本。同時，他想改變像父輩那樣的生活狀態。所以他寧愿選擇放棄自我，因為對于學校來說，重要的只是你在這場培訓活動中是否符合規定標準并取得優異的成績而不是你的思想。對小華來說，重要的不是受到何種權力的規訓，而是對農村的逃離。
在這一系列的培訓中，小華不僅感受到了這些培訓的虛假存在，更意識到了農村教師思想的欠缺。這加劇了他的逃脫欲望，但是要成功地逃脫必須先認真地接受、習慣這種境況，并且要力圖做到最好。我們無法體會這種內心的掙扎，因為沒有經歷過就無法去做評價。但小華的話讓我震驚了，“晚上夢見自己去殺了培訓老師，好痛快。但白天培訓的時候還是笑臉相迎，并且做出虛心請教的姿態?！比绻皇歉∪A的深入交流，我無法相信這是一名優秀的特崗教師說出來的話語。但小華畢竟是具有農村背景的教師，就像前面所說的，他內心中還是存在著對這片土地的熱愛，他也知道自己需要回報這片土地。所以他慢慢習慣了這樣的培訓、慢慢習慣了鄉村教師思想的麻木。他努力地去學習那些能取得更高升學率的方法。在這個過程中，他甚至學會了對學生體罰。要知道，他上學的時候由于經常受到老師的體罰而反感這樣的教育方式?；蛟S這就是文化的力量。如果不深入地去分析，你也許會對他這種前后的變化感到驚訝。就連他本人也說到，“我不知道自己為什么會變成現在這樣，或許是時間的作用吧。”這是小華的解釋，但我們知道，時間本身沒有任何作用，起作用的是外在的力量在時間的流逝中改變了這個人。在這里，我們所提的外在力量就是國家的意志和鄉村的教育邏輯。國家認為一名好的教師需要掌握一系列技巧與標準，所以有了培訓；鄉村的實踐邏輯認為，不打不成材，體罰是為了學生能升學。所以是這些真正影響了小華，而不是時間的作用。之所以這兩股力量在學校中能起到作用，恰恰是利用了小華想脫離農村生活的欲望的結果。他們似乎在告訴小華，只有成為這兩類力量期望的好教師標準才能為離開積累更好的社會資本。
三、學校、鄉村的獎賞與滿足
要想成為一名好的教師，通過小華的案例，我們知道需要做到符合國家的意志與教育的實踐邏輯。小華是幸運的，通過他的持續忍耐與學習，他很快接受、掌握并運用了這些規訓策略。毫無疑問，結果自然是讓人滿意但同時又讓人失望的。小華的努力取得了學校的一致認可，校長認為小華是“年輕有為，以后一定會成為學校的頂梁柱”，縣級的培訓領導也認為他在培訓時的表現非常好，并做了優秀的鑒定。最重要的是，小華的努力是讓鄉親感激的，在鄉村使自己的子女升學是對父母最好的獎勵。這連他自己也承認，“看著這些孩子一個個考上好的高中，我的內心無比的滿足與自豪，我甚至有時候覺得自己真的喜歡上了做農村教師。”這些點滴的改變讓小華漸漸地成為了他之前討厭的鄉村教師，他漸漸地失去但未完全失去自己的夢想。在選擇去留的時候，他做了讓學校、鄉村滿意的選擇。他決定留在學校，繼續從事能給他精神獎勵的教育事業。
如果要解釋這樣的行動，最合適的還是一系列物質與精神獎賞讓小華的內心得到了暫時的滿足，最后導致小華做出這樣的選擇。這恰恰是國家和作為國家代表的學校期望的。因為有了小華這樣的優秀教師在農村學校，是解決教育矛盾的最好辦法。對像小華這樣農村精英學子，在面對強大的社會結構的時候,需要的其實很簡單，那就是一個能提供其實現發展的機會?？墒乾F實并沒有給他提供這樣的機會，而是讓他在農村埋葬了自己的夢想。
就像前面說的，雖然選擇了留下，但他并沒有忘記自己的夢想。只不過是把夢想埋藏在自己內在深處。這種情況直到一次同學聚會。那天對于聚會的同學來說是興奮的，但是這對于小華來說在興奮之余更多的是傷感。昔日同學的發展狀況讓他無法自如地面對與回憶。對他來說，當初選擇的意義已經變得越來越模糊。他明白這么多年，在鄉村學校他付出的艱辛與淚水。也深知這么多年自己的收獲。如果按照“成本—收益”的經濟學范式來計算，那小華絕對是“虧本”的。努力進修、培訓都只為了上好每一堂課?？粗粚糜忠粚酶F苦孩子取得優異的成績，小華心里是滿足的?？墒腔氐缴钪?，面對好友的不解，他內心在掙扎、流淚。他就像踏上了一艘駛向教育天堂的船，無法回頭。他只能接受船上的規矩認真地走下去，同時為了家人、朋友的安心，他努力做到更好。或許這就是生活的邏輯，因為從你選擇的那一刻就已經注定你無法回頭。
四、結論與反思：治理的藝術
或許有人說，我們應該讓更多的特崗教師向小華學習，成為小華那樣優秀的教師。但這里并不想這么做。因為對小華的理解、對特崗教師的理解讓我選擇從另外的角度去讓人們走近小華、走近特崗教師的內心世界。他們的內心無時無刻在吶喊，可是外界嘈雜的聲音實在是太大，以至于我們無法聽見他們的吶喊。這種視角不是告訴教師應該怎么做，而是走近特崗教師，揭示特崗教師背后受到的規訓及其后果。也就是說，我們這里談的不是怎樣成為一名好教師的技藝，而是在揭示國家和教育實踐怎樣讓人成為他們想要的好教師。
這里的規訓其實本質上來說只不過是國家對教育的一種治理術。“治理”問題的系統闡述主要歸功于福柯先生，他在一系列的演講中對治理術做了系統的闡述。其基本含義是為了特定的目的而采取的一系列統治技術的總和。這里的治理術只是一個過程的概念，因為隨著時代的不同，會呈現不同的治理術。同樣運用到教育上，為了實現特定的目的，國家對教育的治理也會采取一定的方式，前面提到的對于“好教師”的標準只是其中的一種形式。
教師在面對國家對教育的治理術的過程中，需要做的不僅僅是因為考慮自己的生存問題而導致的消極應對或無反思地接受。有人或許認為，這種接受只是一種暫時的策略。但本研究的小華告訴我們這是一條有了方向的教育大船，起航了便不能回頭。所以本文認為教師在處理自我與他者的關系的時候應該做到尋求一種超越原有狀態的“自我”而不僅僅是接受并利用這種治理術。這種自我的尋求可以被認為是一種反思的過程。在被治理的情況下抽離出來的自我，將會用不同以往的方式去思考并感知周圍的環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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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文化治理的問題與反思范文4
〔關鍵詞〕鄉村社會變遷；轉型性矛盾糾紛；生活性矛盾糾紛；結構性矛盾糾紛
〔中圖分類號〕C9128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4769（2013）04-0097-07
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矛盾糾紛或社會沖突問題備受關注。關于社會矛盾糾紛問題，目前較為流行的觀念是，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戰略機遇期與矛盾凸顯期并存的發展階段，言下之意就是指社會快速轉型和發展將不可避免導致社會矛盾糾紛的高發。那么，現階段中國社會的矛盾糾紛究竟呈何態勢、有何特征以及與社會轉型有何關系呢？本文旨在基于實證調查所提供的信息基礎之上，從社會轉型論和社會矛盾論的視角，揭示和分析當前中國鄉村社會的主要矛盾糾紛及其轉型性特征和演化態勢，由此提供一個有助于我們認識和理解社會轉型與矛盾糾紛之間關系的新視角。
一、社會轉型與矛盾糾紛的轉型性特征
社會轉型是指人類社會從傳統型社會向現代型社會轉變的過程?！?〕這個意義上的社會轉型類似于波拉尼所說的“大轉型”（great transition），也就是指自近現代化以來的社會結構變遷過程?！?〕目前，社會轉型概念在中國學界廣泛使用，且主要用來指稱改革開放后中國社會的結構變遷過程及其特征，這一變遷過程的核心動力和特征就是經濟體制從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的轉變，也就是倪志偉（Victor Nee）所說的市場轉型帶來了“市場社會”的興起〔3〕；或者像李培林提出“另一只看不見的手”導致的結構轉型〔4〕。因此，當前學界所探討的中國社會轉型，主要就是指自改革開放以后由經濟體制的市場化改革而帶來的社會結構變遷的過程。這一過程雖與市場轉型有著重要關系，但又大大超越于市場轉型；既屬于廣義的社會現代化轉型，同時又具有中國特定的情境意義。
既然中國社會轉型與改革開放過程密切相連，那么社會轉型與社會矛盾糾紛是不是也會密切相關呢？關于這一問題，較多的中國學者都有肯定的觀點或判斷，如有學者認為，“當前，中國正處于‘戰略機遇期’與‘矛盾高發期’并存的特殊時期，因經濟發展和利益調整引發的矛盾正成為社會矛盾的主要形態?！薄?〕這一觀點顯然肯定了社會矛盾與社會轉型之間存在著某種必然的內在邏輯聯系。此外還有學者提出，“社會轉型致使中國正處在社會矛盾的凸顯期，干部與群眾、窮人與富人、管理者與被管理者被認為是當前我國社會最容易發生沖突的群體，官民矛盾被認為是最突出的社會矛盾?！薄?〕即認為社會轉型是當前多種矛盾糾紛的根本原因。還有一些學者在對1990年代中期以來合法形式和非法形式的社會矛盾的變化態勢分析的基礎上，認為“近十多年來，影響我國社會穩定的矛盾呈現出增多的發展特點。這種特點不但表現在矛盾程度輕微的合法形式的社會矛盾日趨增多，而且也突出地表現為社會沖突程度較為嚴重的非法形式的社會矛盾也在大幅增加，在社會矛盾總量中所占比例日趨上升。”〔7〕 在這些觀點的推論邏輯里，都預設了一個基本理論前提：即改革導致的結構變化必然會導致矛盾糾紛的發生。然而，如果辯證地去看改革或社會轉型與社會矛盾之間的關系，那么就可能需要對轉型導致矛盾凸顯的觀點加以更深入的反思?；蛟S，吳忠民提出的矛盾倒逼型改革的觀點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新視角來理解改革與社會矛盾的關系。他認為中國改革是“從摸著石頭過河型改革到社會矛盾倒逼型改革”〔8〕，也就是說，目前的有些改革是為了緩解社會矛盾而推進的，即改革是為了化解矛盾而且也能消解某些社會矛盾，而不僅僅是增加或激化社會矛盾。伴隨著社會轉型，雖可能出現某些社會矛盾糾紛，但不容忽視的是，推動社會轉型的重要動力則可能來自于社會矛盾。當一些矛盾糾紛的對抗力量達到一定程度時，社會系統就必須通過改革或轉型的方式來消解矛盾的力量，使社會系統的不同力量形成均衡狀態。
如果在矛盾糾紛的研究中，把社會矛盾激化和增多與社會轉型聯系起來，那么在應對和治理矛盾糾紛中，我們將會陷入一個兩難困境：究竟是放棄轉型還是放任矛盾呢？然而，如果我們把社會轉型視為當前乃至未來一定時期內中國社會的一種時代特征，假定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矛盾糾紛都可能烙上時代的特征，那么轉型時期的矛盾糾紛就會具有轉型性的特征，而不是轉型或改革導致矛盾糾紛的產生，那么，我們就可以通過考察和揭示矛盾糾紛的轉型性特征來認識矛盾糾紛的演化規律，并可在科學的認識基礎之上建立起有效的矛盾糾紛治理策略，這樣也就避免了轉型與矛盾的困境。
二、社會轉型及鄉村社會關系變遷的
典型特征如前所述，中國社會轉型概念具有特定的時代意義，即指改革開放后社會結構所發生的重大變遷。改革開放首先從農村改革開始，農村改革的全面推進，帶動了鄉村社會結構發生巨大變遷或轉型。鄉村社會轉型促使鄉村社會關系形成如下典型特征：
首先，鄉村社會的個體性大大增強。農村改革的起點為替代生產隊集體經營制，這一經營體制的實質功能就是解放了農村勞動力個體，讓個體勞動及個體農戶有更加充分的自和獨立權，也就是提高了個體性，擴大了個體的自主行動范圍。
鄉村社會個體性的增強不等同于鄉村社會的“個體化”〔9〕，更不是農民的“原子化”之狀態〔10〕。個體性的增強意味著集體對農民約束減少，個人獨立自主的行動增多。與此同時，去集體化后的個體農民和個體農戶，其分散性又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提高。而且，個體性增強也大大推動了鄉村社會的流動性，從而意味著鄉村及農民與外部世界的關系發生了巨大變化。
如果說“基層-調解-化解”策略對化解鄉村社會生活性矛盾糾紛是有效的，那么對于鄉村結構性矛盾糾紛來說，僅僅靠基層化解機制是遠遠不夠的。由于結構性矛盾糾紛的癥結在于制度和結構上的不均衡，因此，要從根本上解決鄉村結構性矛盾糾紛，就必須采用“頂層-調整-解決”的策略。頂層指的就是要從宏觀制度、法律和政策安排上入手；調整是指要調整或調節制度及社會系統結構中的那些不均衡的關系，通過建立起制衡機制，來維持結構的均衡；解決就是指要從均衡結構上去解決容易導致社會關系失衡的問題。
五、結語
對人們習以為常的“戰略機遇期期與矛盾凸顯期并存”的籠統論斷，我們需要從理論和經驗事實兩個層面加以重新思考。社會矛盾糾紛的發生有著自身生成和演化機制，社會轉型并不必然導致矛盾糾紛的增多和凸顯，恰恰相反，現實中的諸多結構轉型，是為了調和社會矛盾而推進的。對社會轉型與社會矛盾糾紛之間關系的認識，需要跳出簡單的因果推論和決定論的認識論陷阱，聚焦于現實社會中矛盾糾紛發生的具體情況，通過揭示矛盾糾紛的轉型性的形態和特征，來理解和認識兩者的相互關系。
改革開放后中國鄉村社會的變遷，農村社會個體性的增強、農民與土地的關系趨于復雜、農民與基層組織關系的雙重性以及農民與政府關系的層級差異等典型的轉型性特征，為我們理解和認識轉型時期鄉村社會矛盾糾紛及態勢提供了宏觀背景。
經驗調查顯示出當前中國鄉村社會的矛盾糾紛整體上呈多元化的特征，其中土地方面的矛盾糾紛有凸顯之態勢?！?7〕在鄉村社會多元的矛盾糾紛里，我們可以將矛盾糾紛分為兩個基本類型：生活性矛盾糾紛和結構性矛盾糾紛。目前鄉村社會較為多發的五種生活性矛盾糾紛依次是鄰里糾紛、婚姻家庭糾紛、醫療糾紛、財產糾紛、債權債務糾紛。五種較為多發的結構性矛盾糾紛依次是土地糾紛、干群糾紛、計劃生育糾紛、用水方面糾紛和環境糾紛。雖然生活性矛盾糾紛較之結構性矛盾糾紛發生比例略高，但總體來看矛盾糾紛發生率依然較低，并未呈現出鄉村社會矛盾凸顯的特征。所以可以說，鄉村社會轉型加速但矛盾糾紛并未凸顯。從一些個案糾紛故事推斷鄉村社會矛盾糾紛凸顯，或農民與政府的矛盾激化，帶有明顯的學術建構色彩。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經驗事實角度看，鄉村社會與制度相關的結構性矛盾糾紛如干群和計劃生育矛盾都有緩和之趨勢，只是與資源相關的結構性矛盾糾紛如土地、水和環境糾紛有增多的態勢。
針對轉型期多元化的矛盾糾紛，鄉村社會在糾紛管理或治理策略方面，首先需要對生活性與結構性矛盾糾紛有所區別對待。〔18〕對鄉村生活性矛盾糾紛，可以用平常心去對待，采取“基層-調解-化解”的管理策略，注重基層民間糾紛化解機制的建設和完善。對結構性矛盾糾紛，則需要審慎對待，要采用“頂層-調整-解決”的治理策略，加強宏觀的結構調整來解決不均衡的結構問題，重視深化改革和制度創新來調和結構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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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文化治理的問題與反思范文5
關鍵詞：政治社會化；家庭；和諧建設；社會治理
中圖分類號：C913.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 ― 2234（2017）01 ― 0091 ― 03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它是一個動態而不是靜態的概念。從歷史的角度看，人類的家庭從古至今先后經歷了血緣家庭、普那路亞家庭、對偶家庭和一夫一妻制家庭形態。然而關于家庭，亞里士多德曾指出家庭是由于男女出于生理的需要同奴隸組合的以滿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立的社會基本形式。但就現在社會，家庭更具融合特質，更加開放多元，成為社會建設的關鍵部分，同時，作為社會大系統的分支結構，反映著社會各方面的基本信息，囊括了社會的生活需求、利益關系、階層結構和社會運行規律，可以說家庭是整個社會的濃縮和體現?，F代家庭和諧牽動著社會的健康與穩定。因此，自十七大以來黨和國家就提出建設“家庭美德”、家庭責任，也包括完善家庭的法律制度建設等方面，同時，黨的十也提出了“加強社會建設，是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保證”。總體而言，和諧家庭建設，對社會穩定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推動和諧社會建設并促進社會治理能力地提升。
一、社會中的家庭轉型
變革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主題之一。家庭是一種特定的社會生活組織形式，因此，家庭也會隨著社會發展而變革。但在中國，家庭變革往往主要是政治力量在起作用。在中國古代，家庭與國家是同構關系，傳統的中國家庭以農業經濟為基礎，并在國家縱向權力結構中發揮著重要的政權控制功能；國家通過戶籍制度的社會管理模式，維系著國家政權對地方的控制和社會穩定，如體現在賦稅、兵役等方面；宗親血緣也是家庭的重要依據，長者地位崇高，且突出父權地位和權威，重男輕女、男耕女織、平均主義等思想構成了傳統家庭主義者的核心理念。
在我國近現代史上，隨著社會結構重組和社會變革舉措的推進，傳統家庭也受到了明顯的沖擊，逐漸從傳統家庭結構過度到現代社會家庭，其中，很大的作用當屬有各時期的運動及婚姻法。比如20世紀50年代左右的實行運動及新婚姻法的實施，引起依靠土地為生的大批人口從傳統集體生活中解放出來，出現了新形式下的分家居住和婚姻自主模式，傳統的家庭權威在一次次的改革中受到削弱或分化，比如家庭權威削弱的一個體現為孩子的婚姻不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獲得婚姻自主等合法權利。隨著社會主義建設，在這一過程當中，農村集體經濟制度的確立，如1958年的的成立推動了農村集體經濟的，這一時期以集體化和公社化為特色，極大的推動了農村經濟的社會公有形態，包括家庭個人的飲食、住房、工作等都以集體的形式承擔，同時，發揮傳統的人口控制作用的家庭也在一步步瓦解，最終形成我國歷史上人口增長最快的時期，這一高度計劃的社會管控一直持續到改革開放?？傊?，農村集體經濟制度地確立對我國傳統家庭的解體是有明顯作用的。
在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推行，同時，伴隨著市場化經濟和城鎮化不斷深入發展，引起家庭規模日益縮小，個體家庭成為趨勢；就家庭組織形式上，也日益多樣化，出現了留守家庭、空巢家庭、組合家庭等多樣化結合形式；就家庭功能上，傳統核心功能向消費、教育、贍養等方面轉變，更多體現在社會的承擔形式，比如各類學校、培訓機構等開始承擔傳統家庭的部分教育功能；應運而生的托兒所、養老院等社會組織承擔起了家庭的贍養功能等。同時，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的戶籍管理制度，也日益成為阻礙社會發展的瓶頸，于是戶籍改革也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可見，家庭中的個體已經逐步由“家庭人”向“社會人”發生轉變，他們的價值取向、道德素養、民主能力等都將在社會公共領域的得到發揮或體現。除此以外，現代家庭觀念的轉變，尤其在經濟發達的地方，人們出于個人價值觀的考慮，樂意成為單身族；由于城鎮化進程，特別是鄉村貧困地區多出現父母常年在外打工的空巢家庭以及隔代的親子溝通與共同成長的問題；也有幼年的心理創傷長大后的犯罪行為及家庭暴力等現象存在。這些問題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對社會穩定的隱患，亟待M早通過社工等組織機制進行治理。所以，家庭與社會的聯系是日益緊密，關聯性更強。因此，對于構建協同式社會治理模式，從家庭自身與外部環境同時著手加強和諧家庭建設是有必要的。
二、和諧家庭建設的內容
和諧家庭是和諧社會建設的內在要求，又是一個動態的協調治理過程。既包括物質層面與精神層面建設的協調，又包括與家庭邊界以外的單元結構的和諧，還包括保障建設比如法律、制度、政策、婦聯組織、志愿者等社會支持保障建設。家庭系統內部各要素與外在社會和自然的關系均衡才能夠實現家庭和諧；而家庭系統的和諧才能夠推動社會和諧。所以，就整體而言，和諧家庭建設必然包含著家庭自身、社會、自然三方融合治理。
首先，家庭與社會是個和諧性相關結構。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過之本在家”。家庭組織是一種經過社會道德和法律認可，以男女婚姻為基礎的血緣關系組合的社會組織。社會作為家庭基本單元經過生產資料私有社會化的演繹形態，從社會形成與對社會沖突的治理中，社會治理與家庭密不可分。在現代社會發展的快節奏和大壓力下，社會生活中更容易出現個體彼此孤立感，而心靈孤獨的精神歸屬離不開幸福家庭的港灣；家庭能夠有效聚集分散的個體，給予家庭成員以情愛的歸屬。家庭固有著社會屬性，它的價值理念、生活方式等內容形成，比如家庭個體的自由幸福觀念、男女平等關系、責任與寬容品格也都受社會影響，體現著社會各方面的價值；同時，家庭共同體結構內在形成的這些諸多方面的因素又反作用于社會建設。不僅如此，由于經濟全球化和市場經濟，現代家庭面臨的是一個風險度不確定的社會，比如作為謀生的職業已不再是一個恒定狀態，家庭成員就業面臨著巨大的勞動競爭壓力，甚至女性由于兼顧兩種生產而遭受就業單位的歧視；再如，由于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尚未健全，這兩年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事關民生領域的子女教育、醫療、住房等方面的家庭成本迅速增加，很多家庭都因經濟重擔而處于貧困邊緣?？傊?，家庭的負載過重是與社會保障體系諸如教育、就業、住房、醫療等方面的不完善有必然的相關性，所以，社會應該從著手通過健全社會保障等相關的制度措施、組織服務等進一步降低家庭在社會轉型面臨的不穩定風險。因此，和諧家庭建設是社會和諧建設的一個體現，也是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內涵。
其次，家庭內在和諧是獲得幸福能力和生活品質的關鍵，包括成員關系與人格和諧。就家庭成員關系而言，這就是要把和諧社會建設的價值導向和基本規定落實到具體的家庭成員互動的關系之中。家庭內部成員關系不像其它社會組織是一種純粹的契約關系，更多是一種以物質關系為基礎的精神層次之間的關系。情感交流是當前各家庭面臨的較為普遍的問題，是家庭和睦的重要內容。愛與責任是融合家庭成員關系的關鍵。愛與責任的建設能夠增強家庭成員的互助精神和擔當意識。就家庭成員的人格和諧，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位老師；人格塑造易受家庭長久積淀的家庭文化的影響。人格特質的和諧即自我和諧既關系到個人自身的健康發展，又深刻影響到到家庭與社會的和諧建設。現代家庭面臨著新的挑戰，比如網絡時代的到來，孩子在價值觀上與父母的差異比較大，比如在中學時代的親子溝通環節，父母對孩子批評過多、理解錯位、觀念之后甚至缺乏溝通，從而形成不良的親子關系，影響孩子的健康成長。在處理親子關系中，父母應該更好地發現優點、學會傾聽、主動溝通，也應該善于學習和反思，同時，也可以以家庭為單位共同參與一些親子游戲，來增進彼此感情，形成良好的現代家庭文化。家庭通過建構良好的親子關系，可以使孩子成長中養成情愛、平等、民主、自由、責任、寬容、進取及科學精神的健全品質，這是現代家庭文明自主治理模式中重要一環。因此，家庭成員關系與人格的和諧是家庭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
最后，家庭與自然和諧是人與自然共存的必要遵循?？v然是家庭成員的社會人，但是前提必然是個自然人，因為自然界的物質資源是生存的基礎保障。人與自然之間是一種生命維系的關系，人離不開自然環境，也不能做自然的主宰，違背自然界的發展規律，因自身享受而過多地向自然索求。自然環境給予人類生存和發展必要的物質基礎，當然，也是我們構建和諧家庭的重要物質基礎。黨的十提出建設美麗中國，而家庭作為政策的重要落實載體，具有神圣的責任，也是現代家庭文化構建的重要內容。因此，和諧家庭建設包含了生態文明建設的內容，必須具備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意識，以家庭理性消費、環保理念、節約行動建設新型文明家庭新模式。
以上論述可以得知，和諧家庭建設既是一個系統化的工程，又是一個以自我和諧為中心的同心圓治理結構，家庭個體成員與內部和諧、社會和諧、自然和諧結構，是一個以個體為中心的外拓形態。家庭治理以尊重自我治理與社會治理相結合，在物質供給、精神文化等方面與社會、自然息息相關。因此，和諧家庭建設對于現代化治理具有深遠意義。
三、和諧家庭建設的治理意義
在我國社會轉型期，社會由傳統型向現代型社會的轉變，傳統的各種結構被打破，而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適應新經濟社會發展要求的治理體系尚未完全建立起來，家庭治理對現代社會治理顯得尤為重要?？偠灾?，和諧家庭建設對規避制度建設周期內的風險和實現現代社會治理的意義體現以下方面：
一是和諧家庭建設塑造良好的民主意識。自古以來，家庭既是生產單位，也是國家實施社會管理的基本單元。個人自出生到長大具備參與政治的行為人，這一過程中，個人的政治參與意識與能力塑造，和國家對家庭的控制理念以及家庭的自主治理而形成的特定文化是密不可分的?，F代社會，個人意識和社會責任感的塑造，也最初來自家庭影響。父母在家庭日常管理中長期形成的專斷或民主作風，會直接影響到孩子走出家庭，參與社會或政治生活的態度，在進入社會或參與政治生活之后形成的政治冷漠除外?？梢?，一個家庭在作為物質供給的同時，在平時的管理上，應該更加適應現代化的要求，體現民主式治理模式，這有利于增強現代化進程中不斷擴大的政治參與與民主制度建設的適應性。
二是和諧家庭對社會弊病具有匡扶作用。中國傳統家庭，非?？粗丶医毯烷T風，很多人物之所以成名與一家教養息息相關。所謂古代王朝的天子，凡是在位期間，善于治國理政，政治清明，百姓樂業，社會富有生機者，大多無不幼時受到良好的皇家教育；再到朝野名臣，胸懷忠君報國之志，自幼便受到家庭的嚴格管教如明朝大儒王陽明。從歷史中，可以看出家庭對于個人的塑造作用。伴隨著社會轉型，社會問題突出，道德滑坡等現象屢見不鮮。此時應該認識到家庭在治理社會問題上的重要性，把家庭建設作為現代化治理的重要工程。通過家庭建設，繼承優秀的傳統文化，塑造孩子幼年立志、修身勤學、友善處世、責任擔當等方面的品質，也在一定年齡傳授些治理家務、人生謀劃等諸多方面的知識和能力，培育全方位的人格和高尚品質，增強個體的道德自覺性和社會責任感，守好做人的常識和底線。從而，通過個體參與社會生活，營造良好的社會精神文明環境。
三是和諧家庭建設對落實家庭政策具有積極作用。家庭是社會的濃縮和社會管理的子系統，國家制定的各項方針、政策落實等最終都會歸結到家庭。m然，傳統的家庭結構被打破，家庭在日益社會化的環境里顯得脆弱，但是，其在現代社會的管理中，事關土地問題、財政稅收、婚姻嫁娶、社會保障等方面都與家庭密切相關，充分表明了家庭在社會治理中的核心地位。我們要堅持以人為本，不斷完善家庭治理的頂層設計，加強法律制度和評估體系建設，堅持家庭友好型社會治理理念和新型文明家庭模式，增強在家庭土地、住房、稅收、養老、戶籍等方面給予一系列可靠保障?？傊?，和諧家庭建設是現代化道路上必然面臨的問題，也是化解或緩和各種社會問題的重大工程，對推進國家整體的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
總的來看，家庭是社會治理的基石。在實現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過程中，家庭的治理角色扮演是不可取代的。作為獨立的家庭單元需充分發揮現代民主的家庭治理方式，同時，在國家和社會層面，也需加強制度供給、婦聯建設、志愿者隊伍等建設。只有內外共同使力，和諧家庭建設才能夠獲得有效推動，緩解社會轉型過程之痛，為基層社會治理網絡構建開拓新的有效治理路徑，促進社會整體治理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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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文化治理的問題與反思范文6
基因治療的倫理反思
威廉姆斯論道德運氣
論當代中國的正義訴求
價值沖突的效應與調適
信息倫理建設論綱
生態文明之定位問題
論康德的道德情感理論
簡論薩特的自由思想
異化勞動的揚棄與人的幸福的實現
論慧能的宗教經濟倫理思想
《論語》中“言”的倫理意蘊
俄羅斯思想中的價值沖突
論價值哲學研究的兩種基本取向
論中國哲學的價值取向
略論德性與幸福的關系
俄羅斯價值觀的系統闡釋
麥金太爾對現代自我觀的批評
康德政治哲學的道德奠基
從德性倫理學到德性認識論
《論語》中孔子的鬼神觀探微
當代大學生戀愛道德觀教育探賾
推進武漢市民公德意識建設研究報告
推進武漢廉潔城市建設研究報告
傳統儒家慎獨學說及其現代價值
《列子》中“子曰”思想的超越價值取向
對西方權利正義論傳統的二維考察
“子曰”文獻中君子“比德于玉”探研
試析《倫理學講座》的中西倫理比較
從事實到價值轉變的邏輯路徑和研究方法
提升武漢城市競爭力的生態文化路徑
湖北省外資企業社會責任倫理探析
論情感教育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亞里士多德“德性的兩個原理”的闡釋
從“子曰”類文獻看孔子心目中“罪”的倫理意義
撞擊語言:一則關于維特根斯坦倫理學的批判性評論
經濟和倫理的內在統一與道德治理的范式轉換
麥金太爾《依賴性的理性動物——人類為什么需要德性》讀解
對康德法權哲學與道德哲學關系的探尋
阿馬蒂亞·森正義觀:基本宗旨與主要特征
民生基線:倫理向度的國家經濟安全——基于風險社會視閾
納米技術的哲學價值和影響——試述科技與倫理的辯證關系
“命”與“道”:略論《大學》政治倫理思想的形而上維度
理解康德的“焦慮”——基于《道德形而上學原理》
公正是具有存在性的理想——對德里達公正思想的反思
轉型期中國鄉村社會的人際信任——基于三省四村莊的實證研究
虛空與生命意義的尋求——《傳道書》視角下的基督教倫理思想
和諧社會需要什么樣的性道德——從李銀河鼓吹的所謂“性權利”談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