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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學和生物技術的區別范文1
本文就找出那么幾對看似是孿生的專業,讓大家來辨別一下。
生物技術 vs 生物工程
這兩個專業都屬于生命科學學院,差別在于“技術”和“工程”,從字面上,基本無法很清晰地分析出區別。它們在學習的前兩年的基礎課程有很多重疊的部分,但是進入專業課的學習后,就開始走上不同的道路。
最大的區別在于,生物技術是理科,而生物工程是工科。前者偏理論,后者注應用。
生物技術學習的是生命科學的基本理論和系統的生物技術的基本理論和技能,學習的內容偏于理論,從微生物到細胞到分子到基因,一切都是為了向更高端的生命科學發展而努力,所以很多學生都會考研或是在研究機構做研究工作。
而生物工程相比生物技術來說,誕生的時間要晚一點。它是以生物科學為基礎,應社會之需要而興起的,所以更注重應用。簡單來說,就是對生物進行創造和設計,在分子、細胞、組織和個體這些不同的層面上,對生命有機體進行新的改造,比如利用固定化菌體或固定化酶來大規模生產果糖漿來代替蔗糖。生物工程需要學習不少藥學相關的課程,很多學生畢業后都進入了生物醫藥這樣的高新技術產業做工藝和裝備的研究、開發和設計工作?;蛘呤沁M入政府的工商稅務、海關、藥檢等部門從事監管工作。
高分子材料與工程 vs 材料科學與工程
想必大家已經發現這兩個專業最大的差別了:“高分子”和“材料”。有機高分子材料是材料中種類非常豐富的一個大類,橡膠和塑料都屬于高分子材料。材料科學與工程的“材料”里并不包括有機高分子材料,它研究的是金屬材料和無機非金屬材料(如陶瓷、水泥、混凝土材料)。
雖然都是材料,不過最大的區別在于,高分子材料與工程和化學的關系緊密,而材料科學與工程和物理相伴。這一點看看它們的課程設置就明白了。前者要學習無機化學、分析化學、有機化學和物理化學,基本涵蓋了所有基礎化學課程。后者則要學固體物理、量子力學和材料物理等課程。在學習的內容上,它們就很不一樣。
就業方面,高分子更注重新型材料的運用和研發,反而是一些和化學沾邊的公司更需要這一專業的學生,比如著名的陶氏化學。當然,說到橡膠和塑料,化工、汽車、電子、航空等行業同樣需要相關人才。而材料科學與工程專業的學生在傳統機械制造類行業更有優勢,比如航天、船舶、重工業的相關企業。
環境科學 vs 環境工程
讀到這里,也許你已經猜到了,這兩個專業最大的區別在于前者偏理論,后者重實踐,理學vs工學。的確,前者更多地注重在科研方面,而后者則注重在工程上。
環境科學專業的學習內容比較宏觀,比如一個地區的生態環境的營造、環保的規劃。學的是理學,對環境化學、環境毒理、環境微生物等方面的研究,偏重于理論上的學習。
相比之下,環境工程屬于工程類專業,它的應用性要強得多,很多課程都是實打實地去學如何控制污染,比如水污染控制、大氣污染控制、固體廢棄物全過程管理,以及環境的評測。
有人開玩笑地說,這兩個專業的區別在于,環境科學是指認垃圾的,而環境工程則是處理垃圾了。這種說法或許不完全正確,但可以給我們參考。
計算機科學與技術 vs 電子信息科學與技術 vs 電子科學與技術 vs 光信息科學與技術
首先,讓我們鎮定一下,千萬別被這一連串的“科學與技術”給繞暈了。這四個專業,都和物理、計算機密不可分,但是細究起來,差別卻不小。
從學習內容上來看,計算機主要學習計算機軟件、硬件和應用系統的學習,學的是計算機。電子信息學的是如何獲取、傳輸、處理和設計電子信息系統,偏重在電路和電子上,它的口徑比較寬,電子、信息技術和計算機都有所涉獵,我們日常生活中所使用到的電信、廣播、雷達、聲吶和導航都是它的應用領域。電子科學與技術是信息科學和材料科學的交叉學科,學習的是各種電子材料、元器件、集成電路等的設計、制造和相關的知識。最后一個光信息則是現代光學和信息科學緊密結合的專業,研究的是如何用光取代電信號對聲音、圖像和數據等信息進行處理,比如光纖通信。
生物科學和生物技術的區別范文2
【關鍵詞】規范術語系統
【中圖分類號】G63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9682(2010)04-0139-03
一、所謂術語
術語(terminology)是在特定學科領域用來表示概念稱謂的集合,是一種特定的話語構成模式,通過言語或文字來表達或限定科學概念的約定性語言符號,是思想和認識交流的工具,是區別一種學說、一個學科最為關鍵、最具標志性的特征,是學科的概念、符號、定律、理論、應用和儀器等特定的、連貫的、科學研究的模型,用以描述、闡釋學科內涵的“符號”系統。就其性質而言,是一種獨特的語言單位以單義性的方式為某特殊活動領域內的某概念命名;就其內容而言,是指某意義已有解釋或已確定了的技術短語、符號的有組織的集合;就其范圍而言,是指在一個專業領域內常用的全部專業詞匯和表達方式以及它們的規則的總和。它是一個學科區別于其他學科的重要標志之一。
生物學作為一門獨立的自然科學,發展歷史不長,實驗性生物學的發展至今不過100多年,分子生物學僅經歷了50多年的短暫歷史。而今生物技術的發展迅猛,大力促進著新的科學名詞不斷涌現和廣泛使用,并不斷地被引入中學生物教材中?,F階段生物學的概念理論體系尚不完備,術語系統尚未完全規范,這給高中生物學的教學帶來了不少困惑。
二、高中生物學概念術語使用過程中存在的不足
新的課程改革針對我國基礎教育的弊端,改變以前過分注重知識積累而忽視對人的能力及人生觀價值觀等方面培養的陳舊方式和傳統死記硬背機械的學習方法。倡導學生主動參與、樂于探究、勤于動手,培養學生搜集和處理信息的能力、獲取新知識的能力、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交流與合作的能力。鑒于此,國家在新課程標準基本要求指導下,推出了多個版本的高中生物新教材。新教材在體現新課改精神方面具有很強的指導性,編寫理念有了較大幅度的跨越,進一步完善了教材的知識結構和內容,對于概念的闡述注意了準確性、嚴謹性,加強了科學史教育,理解科學過程,親歷試驗和探究等。教材的多樣化豐富了知識體系,有助于促進教師“用教材教”,有利于不同層次學生群體的學習選擇。然而教材知識體系的多樣化,不應理解成學科的術語系統也可以有多個版本,否則不利于學習與交流。
1.內容相同而形式不同
由于現行使用的不同版本的高中生物新教材的編寫群體不同,專家們各自擅長的研究領域、知識儲備、對相應知識要求及理論體系都有所不同,加之一些概念體系在學科內尚未完善統一等因素,在不同版本的高中生物教材中,使用的概念術語體系出現較大差異。內容相同而形式不同給初學者的理解記憶增添了不必要的負擔,也影響了學生知識體系的構建。以人教版和浙科版為例,單獨使用每一個版本,應該說是各有特色,都是不錯的教科書。但如果相互參照使用,問題就出現了,剛接觸生物學知識的中學生們會發問“以誰為標準?誰是對的?”如:“物質跨膜運輸的主要方式”人教版分為自由擴散、協助擴散、主動運輸,而浙科版對應的則分為擴散、異化擴散和主動轉運;“細胞代謝”中人教版將光合作用分為光反應和暗反應兩個階段,浙科版將光合作用分為光反應和碳反應兩個階段;“生物變異”中人教版分為基因重組、基因突變和染色體變異三種類型,浙科版將其分為基因重組、基因突變和染色體畸變等。還有,如“T細胞”和“輔T細胞”,“效應T細胞”和“效應細胞毒性T細胞”,“漿細胞”和“效應B細胞”,“年齡組成”和“年齡結構”,“性別比例”和“性比率”等等。這里并不存在誰對誰錯的問題,只是采用了不同的術語體系,但對剛接觸生物學知識的中學生而言,卻是實實在在的困惑,在信息如此發達的今天,學生們不可能不接觸其他版本的教材。初學者需要的是一個個定義明晰的概念,去建構自己的知識概念體系,從而形成自己的興趣和能力?!皩W生來說,知識性內容與生物學基本概念、原理和規律的相關性越高,實現遷移的可能性就越大;其時效性越長久,對學生終身學習和發展的價值就越高”。[1]
2.形式相同而內容不同
作為一門獨立的自然科學,實驗性生物學的發展至今不過100多年,但近幾十年來,生物技術卻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新的科學名詞不斷涌現并被廣泛使用,特別是有關生物工程類的概念名詞爆炸式發展。這些大多通過翻譯過來的“泊來語”。在翻譯、定義和使用的過程中,尚未規范完善,概念的內涵界定不少仍是一個研究課題。以人教版為例,IA模塊必修三“免疫調節”一節中對B淋巴細胞的描述是:“B淋巴細胞是造血干細胞在骨髓中發育成熟的一類細胞”;[6]“B淋巴細胞受到抗原刺激后,在淋巴因子的作用下,開始進行一系列的增殖、分化,形成漿細胞,產生抗體”。[6]在IA模塊選修三“動物細胞工程”――動物細胞融合與單體克隆抗體這一部分內容中則是這樣描述的:“B淋巴細胞能分泌抗體,凝聚或殺死這些病原體”(《現代生物科技專題》P53)?!跋扔醚虻募t細胞對小鼠進行注射,使小鼠產生免疫反應,……又設法將鼠的骨髓瘤細胞與脾臟細胞中產生的B淋巴細胞融合,……這種雜種細胞的特點是既能迅速大量增殖,又能產生專一抗體”(《現代生物科技專題》P54)?!懊庖邔W”定義的B淋巴細胞沒有產生抗體的功能,能產生抗體的是B淋巴細胞分化形成的漿細胞。“細胞工程”則明確地說“B淋巴細胞能分泌抗體”。顯然兩處對B淋巴細胞功能的界定描述存在明顯的差異,引發概念歧義。
“雜種”一詞在教科書中多處引用卻無明確定義,也存有歧義。在人教版IA模塊必修二“遺傳雜交”一節中有這樣的描述:“在雜種后代中,同時出現顯性性狀和隱性性狀的現象叫做性狀分離”。[5]在IA模塊選修三“植物細胞工程”的植物體細胞雜交部分中則有這樣的描述:“科學家們采用體細胞雜交的方法,終于得到了‘番茄――馬鈴薯’雜種植株”(《現代生物科技專題》P36)?!翱茖W家們利用植物體細胞雜交技術,又相繼培育出了煙草――海島煙草、胡蘿卜――羊角芹、白菜――甘藍等種間或屬間雜種”(《現代生物科技專題》P37);在“動物細胞工程”――動物細胞融合與單體克隆抗體這一部分內容中則有這樣的描述:“先用羊的紅細胞對小鼠進行注射,使小鼠產生免疫反應,……又設法將鼠的骨髓瘤細胞與脾臟細胞中產生的B淋巴細胞融合,……這種雜種細胞的特點是既能迅速大量增殖,又能產生專一抗體”(《現代生物科技專題》P54)??梢钥闯?“雜種”一詞,在《遺傳與進化》中是指含等位基因的同種個體,即雜合體。而在《現代生物科技專題》中則似乎是指種間或屬間雜交的產物。在種的屬性上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不同版本的教材之間同樣存在形式相同而內容不同的問題,如“細胞器”在人教版中的定義是“在細胞質中……都有一定的結構,如線粒體、葉綠體、內質網、高爾基體、核糖體、溶酶體等,它們統稱為細胞器”,[4]而在浙科版中的定義是:“細胞器是真核細胞中具有特定功能的結構?!?[7]“細胞核是細胞中最大的細胞器?!盵7]細胞器的內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又如,“基因”在人教版中的定義是“基因是有遺傳效應的DN段”,[5]在浙科版中“基因”定義是:“基因一段包含一個完整的遺傳信息單位的有功能的核酸分子片段――在大多數生物中是一段DNA,而在RNA病毒中則是一段RNA?!盵8]等。如果說概念術語內容相同而形式不同,更多的是給初學者帶來記憶困擾,那么,概念術語形式相同而內容不同,給初學者帶來的是邏輯的混亂。我們在強調概念發生過程和發展性的同時,不能忽視產生的結果。這種“公說公的理,婆說婆的理”,怎么說(定義)都行的現象,會讓學生感覺到科學的不科學。
3.概念術語定義不準確或不定義
各版本的新教材在這方面比老教材中存在的一些不準確的定義有了很大的改進,概念的界定都盡可能的做到科學準確,但仍有不盡人意的地方。如前述“基因是有遺傳效應的DN段”,[5]忽略了RNA病毒的基因存在于RNA之中。又如浙科版“由于激素是通過體液的傳送而發揮調節作用的,所以這種調節又稱體液調節”。[9]將體液調節與激素調節等同看待。其實人體“除激素以外,還有其他調節因子,如CO2”[6]所以體液調節與激素調節概念上是有區別的。
遺傳的分類中“X連鎖隱性遺傳”(人教版語)和“伴X染色體隱性遺傳”(浙科版語),“X連鎖隱性遺傳”從語法上講屬于偏正短語,含義很明確,說明遺傳的基因位于X染色體上的隱性基因,而“伴X染色體隱性遺傳”則為動賓結構,在詞義上存在歧義,若以伴X染色體的隱性遺傳解,則與定義(由X染色體攜帶的隱性基因所表現的遺傳方式――浙科版《遺傳與進化》P43)不符。
另外,高中生物教材中存很多“裸概念”――即不加定義直接在教材中呈現的概念。如競爭、軸丘、基因敲除等,教材中既不定義也不注釋,編寫者似乎在默認學生是自己的已知。但事實上有些很專業的名詞術語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基本未接觸,即使是中學生物老師也未必都熟悉,如“軸丘”,不事先查閱資料,連不少生物老師也不清楚它到底指什么;“基因敲除”更是1985年才奠定理論基礎,1987年建立模型的一項新的基因工程技術,又有幾個中學生物老師能熟知其技術規程?有些雖是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但與學科術語卻存在一定的差異,如“競爭”。
三、規范高中生物學術語系統的幾點想法
1.規范的必要性
學科術語,是一個學科區別于其他學科的重要標志之一。國際上有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和國際電工委員會(IEC)等設有的專門術語委員會,負責組織和協調這方面的工作。我國術語工作也有悠久的歷史,旬子的《正名篇》就是有關語言理論的著作,其中很多論點都與術語問題有關。漢唐時期的佛典翻譯吸收了大量梵文的佛教術語。19世紀下半葉,以、江南制造局為中心翻譯了大量科學技術著作,引進了大量科學術語。到了清末,設編訂名詞館,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審定學術名詞的統一機構。1919年成立科學名詞審定委員會。1932年成立南京國立編譯館,開始集中管理全國科學術語的審定工作,1933年出版了《化學命名原則》。1949年后,術語工作開始了一個新階段。1950年5月,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的領導下組織了“學術名詞統一工作委員會”,下設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醫藥衛生、藝術科學和時事名詞五大組。1956年國務院將學術名詞統一工作交給中國科學院,成立了“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名詞編訂室”(中間曾改為“中國科學院翻譯出版委員會名詞室”)。1978年,國務院批準由中國科學院主持,籌建全國自然科學名詞審定委員會,先后成立了6個分科委員會,召開了一系列名詞審定會和討論會。1985年 4月25日全國自然科學名詞審定委員會在北京正式成立,1996年12月更名為“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委員會的工作范圍涉及廣義的自然科學領域,包括數學、物理學、化學、天文學、地球科學、生物科學、技術科學、農業科學、醫學等。其任務是:確定工作方針,擬訂全國自然科學名詞統一的工作計劃、實施方案和步驟;負責審定自然科學各學科名詞術語的統一名稱,并予以公布施行。這一切都說明我國對術語的制定和規范化方面的重視。
2.規范的可行性
高中生物學科教材中存在的一些術語規范問題,與生物學科研究發展歷史短暫等有關。術語規范是學科發展的必然,我們應該借新課改的契機,以教科書作為規范的樣板,使中學生物學的術語系統不斷完善和規范。對一些有歧義、定義不準確或形式相同而內容不同的概念術語,可以在“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的指導下,由課程教材研究開發中心等權威機構對內容予以恰當的界定、適度的審定,選擇能準確扼要地表達定義的、便于腹詞、不引起歧義的短語,依據“全面規劃,依靠專家,統一協調,科學審定,正式”的方針,統一概念術語的使用,規范中學生物學的術語體系;或者選擇一個版本的教材,在其原有的概念體系的基礎上,進一步加以完善后推廣,其他各教材編寫機構建立術語數據庫,統一規范引用,為學生提供學習與交流的方便。如“物質的跨膜運輸”可定義為“自由擴散、異化擴散(又稱協助擴散)和主動轉運三種主要方式”;“光合作用”可分為光反應和碳反應兩個階段;“雜種”一詞則可在種內統一改稱“雜合子”或“雜合體”,種間則稱“雜種”等?!奥愀拍睢笨筛鶕渲匾赃m當調整其在教材中的有效呈現方式。這不僅有利于中學生物教學、減少對中學生造成的不必要困擾,同時也有利于生物科學的健康發展。
規范術語,是學科建設必不可少的重要環節,其目的不是統一思想,而是為了統一表達。規范不僅是科學研究的必要條件,而且是學科成熟的標志,只有當一門學科的研究者(至少是一部分研究者)形成了共同的規范,該學科才從前科學時期進入科學時期。中學是基礎教育階段,能力的培養關系到學生的潛力發展,而扎實的基礎和濃厚的興趣是其前提。如果在入門階段就讓學生對中學生物學的基本概念無從把握,會嚴重影響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學習積極性。未來的國家競爭是人才的競爭,在生物技術飛速發展的21世紀,我們理應吸引更多優秀的人才投身于生物科學的研究,推動我國生物科學的蓬勃發展。因此,規范中學生物學術語系統迫切而意義深遠。
參考文獻
1 趙占良.普通高中生物新課標教材的設計思路.課程•教材•教法,2004(12)
2 譚永平.國際視野下的人教版高中生物課程標準實驗教材課程•教材•教法,2007(5)
3 金振坤.概念術語規范,學科成熟標志――我對遠程教育中有關媒體概念的思考.現代教育技術,2005(5)
4 生物必修1:分子與細胞.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44
5 生物必修2:遺傳與進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4、55、57
6 生物必修3:穩態與環境.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31、35、37
7 生物必修1:分子與細胞.杭州:浙江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34、41
生物科學和生物技術的區別范文3
關鍵詞:生物傳感器;發酵工業;環境監測
中圖分類號:TP2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09)24-0027-02
前言
從20世紀60年代Clark和Lyon提出生物傳感器的設想開始,生物傳感器的發展已經距今已有40多年的歷史了。隨著社會的進一步信息化,作為一門在生命科學和信息科學之間發展起來的交叉學科,生物傳感器在發酵工藝、環境監測、食品工程、臨床醫學、軍事及軍事醫學等方面得到了深度重視和廣泛應用。
1 生物傳感器的概念
生物傳感器是“使用固定化的生物分子結合換能器,用來偵測生體內或生體外的環境化學物質或與之起特異互作用后產生響應的一種裝置”。待測物質經擴散作用進入生物活性材料,經分子識別,發生生物學反應,產生的信息繼而被相應的物理或化學換能器轉變成可定量和可處理的電信號,再經二次儀表放大并輸出,便可知道待測物濃度。所以生物傳感器結構包括:一種或數種相關生物活性材料及能把生物活性表達信號轉換為電信號的物理或化學換能器,二者組合在一起,用現代微電子和自動化儀表技術進行生物信號的再加工,構成各種可以使用的生物傳感器分析裝置、儀器和系統。
根據生物學和電子工程學各自的范疇,生物傳感器主要有以下兩種分類方式:
1.1 根據生物傳感器中信號檢測器上的敏感物質分
生物傳感器與其它傳感器的最大區別在于生物傳感器的信號檢側器中含有敏感的生命物質。這些敏感物質有酶、微生物、動植物組織、細胞器、抗原和抗體等。根據敏感物質的不同,生物傳感器可分酶傳感器、微生物傳感器、組織傳感器、細胞器傳感器、免疫傳感器等。生物學工作者習慣于采用這種分類方法。
1.2 根據生物傳感器的信號轉換器分類
生物傳感器中的信號轉換器與傳統的轉換器并沒有本質的區別。例如:可以利用電化學電極、場效應晶體管、熱敏電阻、光電器件、聲學裝置等作為生物傳感器中的信號轉換器。據此又將傳感器分為電化學生物傳感器、半導體生物傳感器、測熱型生物傳感器、測光型生物傳感器、測聲型生物傳感器等。電子工程學工作者習慣于采用這種分類方法。
2 國內產業現狀
當前我國自主研發的生物傳感器產品及跨國企業集團在中國推出的產品共存并相互競爭。一些掌握生物傳感器技術的跨國大企業集團,看好被稱為“世界工廠”的中國市場,采取技術輸出的途徑,吸收我國的技術力量和銷售路徑,在我國市場進行生物傳感器的開發、產品制造和銷售。一部份海外留學歸國的生物傳感器專門人才也將自己的成果在中國轉化并設廠辦企業。家用保健類生物傳感器技術已率先較好地實現了產業化突破。取得了顯著經濟效益。固定化酶生物傳感器作為一類多品種的精密科學儀器,支撐了一部份生物技術過程檢測,對傳統生物產業技術改造具有重要意義。我國生物傳感器產業表現的空前繁榮景象代表了當前世界生物傳感器產業的主要潮流。
3 生物傳感器在當前的主要應用領域
3.1 發酵工業
因為發酵過程中常存在對酶的干擾物質,并且發酵液往往不是清澈透明的,不適用于光譜等方法測定。而應用微生物傳感器則極有可能消除干擾,并且不受發酵液混濁程度的限制。同時,由于發酵工業是大規模的生產,微生物傳感器其成本低設備簡單的特點使其具有極大的優勢。所以具有成本低、設備簡單、不受發酵液混濁程度的限制、能消除發酵過程中干擾物質的干擾的微生物傳感器發酵工業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目前已有相關報道在發酵工業生產中將生物傳感器應用于原材料及代謝產物的測定,微生物細胞總數的測定以及代謝試驗的鑒定中。
3.2 食品工業
生物傳感器可以用來檢測食品中營養成分和有害成分的含量、食品的新鮮程度等。如已經開發出來的酶電極型生物傳感器可用來分析白酒、蘋果汁、果醬和蜂蜜中的葡萄糖含量,從而衡量水果的成熟度。采用亞硫酸鹽氧化酶為敏感材料制成的電流型二氧化硫酶電極可用于測定食品中的亞硫酸含量。此外,也有用生物傳感器測定色素和乳化劑的應用。
3.3 醫學領域
生物傳感器在醫學領域也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臨床上用免疫傳感器等生物傳感器來檢測體液中的各種化學成分,為醫生的診斷提供依據;在軍事醫學中,對生物毒素的及時快速檢測是防御生物武器的有效措施。生物傳感器已應用于監測多種細菌、病毒及其毒素。生物傳感器還可以用來測量乙酸、乳酸、乳糖、尿酸、尿素、抗生素、谷氨酸等各種氨基酸,以及各種致癌和致變物質。
3.4 環境監測
環保問題已經引起了全球性的廣泛關注,在發達國家如英國、法國、德國、西班牙和瑞典,在農藥殘留檢測、酸雨監測、水體富營養化監測等過程都采用了生物冷光型的生物傳感器。用于環境監測的專業儀器市場越來越大,目前已經有相當數量的生物傳感器投入到大氣和水中各種污染物質含量的監測中去,生物傳感器因其具有快速,連續在線監測的優點,相信在未來,還會有更廣泛的應用。
4 未來的展望
生物傳感器是一個多學科交叉的高技術領域,伴隨著生物科學、信息科學和材料科學等相關學科的高速發展,生物傳感器的發展將會有以下新特點:
4.1 功能更加全面。并向微型化發展
未來的生物傳感器將進一步涉及醫療保健、食品檢測、環境監測、發酵工業的各個領域。當前生物傳感器研究中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研究能代替生物視覺、聽覺和觸覺等感覺器官的生物傳感器,即仿生傳感器。而且隨著微加工技術和納米技術的進步,生物傳感器將不斷地微型化,各種便攜式生物傳感器的出現使人們面前。
4.2 智能化程度更高
生物科學和生物技術的區別范文4
現代高職教育的宗旨是以培養職業能力為主線,以市場需求和就業為導向。高職生物化學課程的定位要緊扣這一宗旨,樹立“以學生為本、培養學生職業能力”的教學理念,著重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實踐能力和創新思維能力,兼顧學生職業素質、團隊素質、人文素養的培育[2]。作為一門基礎學科,生物化學主要闡述生物大分子的化學組成和分子結構以及在體內的代謝變化。通過本課程教學使學生理解生物化學的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掌握生物化學的主要概念和規律,了解近代生物化學的主要成果;寓綜合職業能力與全面素質的培養于教學之中,培養學生科學思維的能力、運用所學的生物化學知識解釋、分析和動手解決有關實際問題的能力。
2構建高職食品類專業特色的生物化學課程標準體系
生物化學課程在食品科學系食品類專業主要涉及生物技術、食品加工、食品營養與檢測3個專業。這些專業的主要就業崗位包括食品、藥品、酶制劑生產企業等的生產崗位、質量管理崗位、檢驗檢測崗位等。生物化學課程的基礎內容有其自身的學科特點,不同專業對生物化學課程的要求各不相同,如生物技術專業主要向學生傳授生物體的化學組成、結構及功能;物質代謝及其調控;遺傳信息的貯存、傳遞與表達;細胞間信息傳遞等生命科學內容。食品加工專業則側重于生物活性、酶促反應、生物轉化、大分子物質代謝等內容,其中物質代謝是講解的重點。食品營養與檢測專業重點在于對組成成分的定性、定量測定、對被測物的定性、定量及分離、提純,包括對一些儀器如分光光度計、電泳儀、層析儀等的使用。
3課程設計
3.1制定合理的教學大綱和教學計劃
教學大綱是培養計劃的具體表現形式,食品科學系每學年對食品類各專業市場需求和崗位變化進行調研,及時對食品類專業進行論證、調整,以此制定合理的教學大綱和教學計劃,包括教學目標、任務、內容、體系、范圍、進度、教學方法、考核與評價體系等。在制定生物化學教學大綱和教學計劃時,以長三角區域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為宗旨,結合現代生命科學發展方向,將職業道德教育與職業素質教育內容融入課程教學中,加強學生職業能力與職業養成教育。教材內容緊密結合生產實際,并注意及時跟蹤先進技術的發展。更新教學設施和儀器設備,保證學生有足夠時間的、高質量的實際動手訓練,切實提高學生的職業能力,滿足高技能人才培養的需要。同時,根據各專業生物化學課程標準的不同,食品營養與檢測專業生物化學教學學時由原先68學時壓縮為64學時,將實驗課時由原先24學時提高至32學時;食品加工技術保持68學時課時提高總數,縮減理論課時,實驗課時由原先24學時提高至32學時;生物技術及應用(含生物制藥方向)專業生物化學教學學時由原先68學時提高至72學時,整合實驗項目增加綜合性試驗,壓縮4學時理論課并增加4學時實驗課時,由原先24學時提高至32學時。
3.2根據教學側重點,選擇滿足專業需求的教材
根據專業對生物化學知識和技能需求的差異,有側重點地選擇不同專業的生物化學教材。食品營養與檢測專業以檢測為主,選擇十一五高職高專規劃教材、榮瑞芬主編的《生物化學》,重點介紹食品中糖、蛋白質、脂肪、核酸、維生素與酶類等營養元素的理化性質、結構與功能等相互關系,并對其生物代謝過程和色香味化學進行了介紹,理論部分強化靜態生化內容,簡化動態生化內容,突出支撐檢測技術應用的知識點,實驗技術選擇適合產品分析檢測用的基本技能和技術,以培養學生的職業技術能力;食品加工技術選用農業部高職高專規劃教材,劉靖主編的食品類《生物化學》,強化食品加工過程中物質食品加工中的變化及運用,了解生物氧化和代謝過程對食品質量的影響;生物技術及應用(含生物制藥方向)專業選擇高等職業教育教材、夏未銘主編的《生物化學》,結合生物科學的發展和高職生物技術與生物制藥的實際需要,重點介紹糖類、蛋白質、脂肪、核酸、維生素與酶類等結構、生物學功能、代謝規律、相互關系和特點及主要臟器的生物化學等知識點,掌握蛋白質的理化檢測、酶的特性研究、脂肪轉化糖等物質間相互轉化的實驗技能,熟練實驗分光光度計、電泳儀、層析儀等儀器設備[6-7]。
3.3設計優化實踐教學內容
根據高職技能型專業人才培養目標、崗位需求和前后續課程的銜接要求[8],食品科學系通過對相關用人單位、工作崗位的深入研究和調查,在確定實踐教學內容時,減少了驗證性演示實驗,重點突出了生物物質的提取、分析檢驗、代謝加工等內容,并參照公共營養師、食品檢驗工、化學檢驗工等職業技能的要求,在理化分析基本技能的基礎上,將課程的實踐教學與考工考證相結合,重點放在專業必備技能熟練及常規理化分析儀器使用上,課程實踐教學內容涉及的技能包括生化基本檢測技術、分光光度技術、電泳技術層析技術、比色分析技術、酶活力測定、酵母提取技術等。
3.4探索以崗位需求為導向的課程模塊化教學設計
為了更好地服務于專業改革,食品科學系生物化學教學改革建設過程中,結合食品加工技術、食品營養與檢測、生物技術及應用專業的崗位需求調查,認真研究課程教學內容,分析職業崗位的知識和技能構成,整合課程教學內容,將教學內容分為生命科學基本營養素模塊、生命體中的能量變化模塊、生命體中營養素的代謝模塊、生物化學實驗模塊等,結合各專業技能需要,合理設計安排教學內容。同時,根據專業要求和特點,在實踐教學內容中加入了專業針對性較強的生物質提取分析純化等的操作訓練。并且,將實踐教學內容分為基礎模塊和綜合性實驗模塊,基礎模塊是不同專業共選的內容,綜合性實驗模塊則是整合實驗內容,開設出融合多種技能的大實驗(如將單純的酶特性的驗證實驗,整合成酶的發酵生產、提取、分離、提純、性質檢測和生產應用等技能融合的大實驗),供不同專業根據專業特點選擇的內容,整合從而使同一課程體現不同的專業特色。
4增強教師自身素質,不斷提高教學質量
教師是提高教學質量的根本。面對日新月異的生命科學,生物化學知識也在不斷更新。這要求生物化學教師不斷學習,提高自身素質,才能保證教學高質量。教師要不斷增強自身生命科學知識儲備,教師的學術水平直接決定其專業教學質量,而教師專業知識積累則是教學活動開展的前提和基礎。一方面,教師要上好生物化學這門課,就要吃透各專業生物化學重點和難點,自身要有扎實的無機化學、有機化學、分析化學、食品加工、食品營養分析與檢測等學科的基礎理論知識。另一方面,要時刻關注生命科學發展,及時補充和更新各學科生物化學關注的方向,比如僅生物化學檢測技術,不斷在更新、提高。即使是最新版本的教材內容與企事業單位實際的檢測手段和技術也存在一定的距離,如果教師照本宣科,教學就會嚴重脫離學科發展前沿。因而,注重高技能素質人才培養的高職高專教師要站在專業科學前沿,關注本學科研究進展,準確掌握最新研究成果,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應注意理論和實踐、經典與前沿的融合,努力使動物生化課程變得興趣盎然,而不是枯燥無味[9]。教師只有勤于積累,不斷充實自己,厚積而薄發,切實提高自身綜合素質,才能做一名稱職的、讓學生敬佩的生物化學專業教師。
5改革教學手段與方法
傳統的生物化學授課方式是填鴨式的教師授課,學生被動聽課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學生主觀能動性的發揮,不利于學生對課程內容的掌握,時間越久,不但降低了學生的學習效率和能力的培養,也使教師逐漸失去授課的積極性。只有充分調動學生的主觀能動性,積極融入到課程教學中來,才能使教師的教與學的雙邊活動成效顯著[10]。同時,教學過程中教師要積極掌握現代教學多媒體技術,把聲、像、影等技術融合到教學手段中,以生動的語言和多彩的畫面最大限度地展示生物分子的立體結構和化學變化過程,將繁冗的生物化學知識變抽象為直觀,變復雜為簡明,變枯燥為生動,形象直觀地掌握課程的重點和難點。為此,食品科學系教師在生物化學的授課模式上結合多媒體技術采用了啟發式、“寓學于做,做學結合”的發現式教學模式。
5.1啟發式教學的應用
在生物化學教學中,應用啟發式教學,是利用生命科學的知識,引導學生按照認識事物、掌握知識技能和解決問題的思維過程,引導探究,層層深入,直至學生能動地領會和掌握知識技能的方法。在講授課程時,盡量將所講授的內容與生命活動、食品科學、營養與健康等方面的知識聯系起來,通過學生已感知的、感興趣、最常見的實際問題。如講述“糖的代謝:糖酵解”時,提問學生“為什么人在劇烈運動后會感到肌肉酸痛”以引起學生學習糖酵解的興趣;講述“維生素與輔酶”時,提出“為什么有人會得夜盲癥”;講述“生物氧化”時,提出“為什么一氧化碳會致人窒息”等,激發學生學習生物化學的濃厚興趣。通過這些問題的導入,讓學生感受生物化學與生活密切相關,學習生物化學不再是空洞知識,而是生活中時常遇到需要解決的問題,做到學而有用、學而有趣,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主動性和自覺性。
5.2“寓學于做,做學結合”的發現式教學
生物科學和生物技術的區別范文5
內容提要:科學技術是理性的產物,是知識的表現,是文化的成果,它打著正面的、文化的、文明的、理性的、合理的等各種正當的旗號去行使它的權力,所以科學技術對整個社會的嚴重后果有其正面影響與負面影響。這是社會學家對科學技術的文化認識。如果我們把科學技術發展與人類社會變遷作一個歷史性的規律總結,其實科學技術的每一次突出的進步都深刻地體現了經濟的烙印,當前一次科技革命的成果所帶來的社會財富和經濟成果不能繼續滿足社會總需求時,新的科技革命應運而生,它的使命將會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并最終成果社會經濟運行和財富增量的核動力。近年來,現代生物技術的出現和發展,逐漸成為推動世界新技術革命的重要力量,生物技術的產業化也開始對人類社會產生日益重要的影響。然而,同其他科學技術成果一樣,現代生物技術也是一柄雙刃劍,它一方面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和社會效益,向人們展示出解決人類面臨的許多難題(如糧食問題、人口問題、能源問題、健康問題和環境問題)的希望之光,另一方面也逐漸暴露出一些負面效應,如人類生命和健康的安全性問題、生態環境問題、現代生物技術產品使用者的知情權問題、隱私權問題、基因歧視問題以及是否侵犯人類尊嚴問題等。在過去的三次科學技術革命浪潮中,科學技術的社會經濟價值已經為廣大公眾所充分認知,給人類的社會結構、人類的生活和行為方式等帶來了舉足輕重的變化,但是科學技術的“反身性”和“吊詭性”特征也深刻地為廣大公眾所體會,機器、工廠、產品和市場將我們引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風險社會”之中。代表著第四代科技革命的現代生物技術亦不例外,其風險化程度將風險的范疇從人類社會延伸至自然,甚至整個生態系統,因為現代生物技術就是以生物作為研究對象和研究目標的。因此,現代生物技術的出現將包括人在內的所有生物視為必要的價值“目標”,但同時不可避免地將其演繹為一種生動的“工具”。生物安全的立法必要性研究首先從風險社會理論出發,認為現代化的反身性必須在發身性的規律內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和規范。風險社會的現代化要根據其反身性的屬性對原有的個體化特征進行適當修飾和糾正,賦予其在當前社會狀態新的歷史內涵。這種修正的過程同樣需要借助規則秩序的工具性作用予以實現,通過法律的指令性、規范性、預防性等功能將個體化為核心的傳統現代型過渡到集體化和社會化為核心的全新現代性,強調對社會公共利益的維護和保障,通過法律的規范體系預防風險,救濟和彌補風險損失。如果將生物科技所帶來的諸多風險視為現代社會反身性的一種外化,那么生物安全立法則是必要的和緊迫的。此外,在生物安全立法的研究上,文章將立法的利益目標設定在社會公共利益視角之上,認為生物技術本身社會公益性決定了生物安全立法的社會公益性,無論是轉基因生物安全,還是生物多樣性保護,抑或防范外來物種入侵等都需要在公益性法益價值觀指導下,以法律規范的形式揚生物科技之長,避其之短。如果將法律視為一種市場產品,那么立法必然就是一種適應市場的市場供給行為,其經濟學基礎在于人們對于法律產品的市場需求。公共選擇理論認為,風險社會的風險多元化和風險強化性前置了生物安全法律的社會需求,從而導救了生物安全的法律供給,生物安全法應運而生。
自18世紀法國大革命以來盛行的建構論理性主義為立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他們將法學同哲學、社會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學科密切的聯系起來,吸取充分的理論營養成分,抽象出一系列的價值、原則、規則和秩序,以“完全理性的基本假設為基礎創設了整個制度”,創造了法律本身。建構論的立法理念常常以有意識的國家立法為主導,強調對國家立法的必要性、立法價值、立法宗旨;立法決策;立法程序等方面的研究。雖然以哈耶克為代表的反建構論理性主義者將法律與立法作出了明確區分,通過對自生自發秩序與組織秩序的界分闡釋“社會秩序規則二元觀”為基礎的法律理論,但是仍然不能否定和排除有限理性所給予立法創造秩序的重要性。
一、風險社會的立法訴求
(一)現代化的反身性
關于現代性與反現代性的沖突與協調是20世紀社會學理論研究的核心論題。與“現代性終結”相抗衡的“第二現代性”或稱之為“反身性代性”的研究和探討在德國學者UBeck的《風險社會》后變得更加引人注目。他從兩個角度對現代化的反身性作出了說明:一是“以財富和風險生產為例討論反身現代化的連續性和非連續性的混雜”;二是“工業社會中蘊含的現代性和反現代性(modernityandcounter-modernity)的內在矛盾”。Beck認為傳統的現代化和工業社會的現代化是有區別的,一種是古典的現代化(classicalmodernization),是在19世紀反對封建社會、建立工業社會中發展起來的,而另一種是反身性現代化(reflexivemodernization),是在今天的工業社會之中發展的。在工業社會之中,存在著現代性和反現代性之間的沖突,因此工業社會不是一個徹底的現代性社會,而是一個現代的封建社會。在這種半工業半封建社會中,封建性的方面并非傳統的遺物,而是工業社會的產品和基礎。
工業化社會的反身現代性主要起因于工業化過程中個體化崇尚取向,主張個體理性的張揚,強調自我為中心的權利建構。這種個體化的進程主要體現為三種維度:(1)解放維度,即“從歷史地規定的、在統治和支持的傳統語境意義上的社會形式與義務中脫離”;(2)去魅維度,即“與實踐知識、信仰和指導規則相關的傳統安全感的喪失”;(3)控制或重新整合的維度,即“重新植入——亦即一種新形式的社會義務”。在傳統的工業社會中,社會不平等模式是階級模式,即存在著權利的平等,每個市民社會成員作為個人都平等地擁有并享受著某些權利,這些權利的私有化屬性最終成就了工業化社會發展的快速化和社會變遷。但同時這些私有化權利以其自身擁有的形式化外表逐漸掩蓋著實質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將會主要體現在階級之間的不平等,體現為對不平等社會經濟現象的平等化和合法化。如當前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體現出來的市場失靈現象本身就本源于代表個體化法律取向的民事法律制度,從而使得諸多經濟不平等現象在沒有進一步法律規制的前提下而被附上合法化的光環。個體化促使新的社會形成不同的結構和變遷,使階級的社會認同的區分失去了原有的重要性;但社會不平等并沒有消失,而是在社會風險的個體化趨勢中重新定義;不同的群體和團體依據特定的利害關系問題和情境,建立或解散臨時的聯盟;而社會的長久沖突將體現在先賦的特征之上,如種族、膚色、性別、民族、年齡、同性戀、身體殘疾等。
個體化趨勢沒有使得社會的不平等得到實質緩解,相反崇尚個體權益和理性的現代化社會結構和變遷在某種程度上正在加深這種社會內部的不平等,從而造成個體與個體之間,個體與社會之間,甚至群體與群體之間的利益不均衡,從而加速了風險社會的產生。
(二)風險社會與全球化
風險社會概念和理論的提出仍然歸功于烏爾里希貝克的《風險社會》,并隨著切爾諾貝利核泄漏事件和英國瘋牛病事件的爆發而成為西方社會學理論研究的熱點。該理論認為工業文明在為人類創造了豐厚的物質條件的同時也為我們帶來了足以使整個地球毀滅的風險,舊的工業社會體制與文化意識在所謂的現代化進程中已經凸現其內在的反身性和高風險性特征。社會的政治、經濟和個人風險往往會越來越多地避開傳統工業社會中的監督制度和保護制度呈現出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由此出現了以不確定性為基礎的風險社會與不確定性為基礎的現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間的內在緊張。風險社會理論本身作為一社會變遷理論,但與傳統不同的是,風險社會挑戰既有工業社會的認知、發展基礎與典范,并企圖從此種就社會現代化過程中所衍生的災難風險、自危急性建構社會自我翻轉、變遷的功能。
(1)風險的界定。風險是風險社會的基本范疇,對風險的理解構成了風險社會理論的基石。貝克在《風險社會》中指出,“風險是個指明自然終結和傳統終結的概念?;蛘邠Q句話說:在自然和傳統失去它們的無限效力并依賴于人的決定的地方,才談得上風險。風險概念表明人們創造了一種文明,以便使自己的決定將會造成的不可預見的后果具備可預見性,從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過有意采取的預防性行動以及相應的制度化的措施戰勝種種(發展帶來的)副作用?!必惪藢︼L險概念作了8點總結:①風險既不等于毀滅也不等于安全或信任,而是對現實的一種虛擬;②風險指充滿危險的未來,與事實相對,成為影響當前行為的一個參數;③風險既是對事實也是對價值的陳述,它是二者在數字化道德中的結合;④風險可以看作是人為不確定因素中的控制與缺乏控制;⑤風險是在認識(再認識)中領會到的知識與無知;⑥風險具有全球性,因而它得以在全球與本土同時重組。⑦風險是指知識、潛在沖擊和癥狀之間的差異;⑧一個人為的混合世界,失去自然與文化之間的兩重性。
風險與工業社會的反身現代性之間存在著某種程度的統一與連接,互為邏輯上的因果關系。工業社會中個體化浪潮促使以個體權益為中心的社會法律制度得以建立和發展,并以此為基礎不斷推進和張揚個人理性在社會工業化進程中的作用和角色。也同時正因為工業化社會對個體理性和權益的推崇,從而導致了工業化社會在發展過程中衍生更多形式上平等,但實質上不平等的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如企業的排污行為等。以個體利益促進為導向的工業社會市場經濟逐漸形成了自身的規則體系和秩序范圍,體現為建立以契約自由、所有權絕對、意思自治等三大要素為核心的法律體系,并主導當今乃至將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的社會經濟秩序構建。這就是所謂“現代性”的表現。隨著市場經濟和社會工業化進程的深入,出現很多諸如經濟壟斷、信息不對稱、經濟尋租、外部性、環境污染、生物技術安全等等形式上合法,但實質上對社會公共利益構成重大危害的行為和秩序內容。按照貝克對現代性和風險社會的理解,這種在工業社會高度發展時期出現的實質不平等現象就是現代化的反身性的表現。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反身性的現代化在內容層次和范圍層次上更加突出,呈現出全球化的發展趨勢。
(2)風險結構——個體化到全球化。根源于個體化浪潮的反身現代性和風險,其初級表現形式為個體的風險。因為個體化使原有的各種社會關系變得松散和不穩定,個人失去了家庭、鄰里、朋友、伙伴網絡的支持。勞動市場之中流動性加強,締結永久性社會紐帶的可能性降低,激烈的競爭加劇社會群體內部的個人孤獨感,而現代居住方式使個人面對的是陌生人的世界。這種個體的孤獨感、社會紐帶關系的不確定性也隨之體現在經濟領域,體現在個人對財富的追逐和占有。人們從對財富的追逐轉向更多地對無所不在的危險和災難的逃避。在風險剛剛出現時,作為潛在的編輯效應而得到合法性。但隨后風險不再是隱性的,更變成一個全球的問題,成了社會關注和科學調查的主體。在全球化進程中,各種環境污染和各種大的災害問題在風險分配中也跨越國界、跨越階級,造成風險無處不在,人們將無法避免。如發生于20世紀直接著名的公害,以及不斷產生和發現的食品安全、SARS、東南亞海嘯事件、禽流感、瘋牛病、松花江跨界污染、菲律賓泥石流等等無不印證著我們正處在一個全球風險化的時代。
如果從風險結構的維度來認識全球化風險,主要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理解:①從文化的視角解讀全球化風險,主要包含社會政治風險、經濟風險和自然風險,其中社會政治風險還應當包括法律風險,經濟風險主要集中在經濟危機和經濟周期等主要方面。就自然風險而言,包括對自然和社會所構成的生態威脅和科學技術迅猛發展帶來的負作用和負面效應所釀成的風險。瑪麗道格拉斯和威爾德韋斯在其《風險與文化》一書中將社會結構的變革和變遷分別歸結為三種風險文化所釀成的結果,即傾向于把社會政治風險視為最大風險的等級制度主義文化、傾向于把經濟風險視為最大風險的市場個人主義文化和傾向于把自然風險視為最大風險的社會群落之邊緣文化。他們認定正式這三種文化風險類型導致了社會結構走向混亂不堪的無組織狀態。②如果我們歸納綜合風險社會幾個關鍵性結構因素,大概可以從另外三個方面對風險結構予以認知和把握,那就是高科技社會與生態破壞;個人主義化以及全球化危機。此三因素并非各自獨立、偶連性發生的,而是在工業資本主義與現代化過程中,傾向進步開發主義、擴張主義、個體主義及市場自由主義等的發展結果。首先高科技發展的本質原先就是使知識/社會的分化越趨復雜性,知識的分工越來越細密,知識專業的藩籬之墻愈來愈高,更不利于知識的整合;而科技帶動社會分化的領域與速度也日益復雜迅速,往往無奈地打破人們(性別、族群)社會分工認知的基礎和行動的認同范疇。更甚的是,當此種演化乃以工業—科技主義為優先,整個演化所產生的風險結構變成了專家暴力統治意義下的復雜性危機,在專業復雜性與社會功能復雜分化背后,明顯的隱藏著“老大哥”統治的機制,從“知識就是權力”到“權力就是知識”,老大哥夾著工業進步、經濟發展的威力俾倪于世,而將工業—科技進步強行等同于社會進步或純化為現代文明的開展,事實上是將社會推向演化死亡的路向。同時基因科技業和核能科技同時并列為高科技對生態造成破壞風險的例子,以前述基因改造微生物或農作物為例,其在未通過數年嚴格的田間試驗及管制時,若任意釋放入自然界,所造成的生態災難是目前科學所無法估量和補救的。高科技風險已逾越了傳統科技的控制范疇,其具有不可計算、不可控制和損害無法復原補償性的內涵。特別是,以目前全球政經發展的趨勢,高科技所涉及的生態風險也不再是局限于地域的、國家內的,而是透過自由貿易、買賣、境外移轉、生態擴散(諸如汞污染、核廢料、臭氧層破壞等),對生態的威脅已成為全球化的風險。
二、生物技術風險及其解決之道
(一)生物技術風險
生物技術的發展使人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設計、并定向改造某種生物,這種人為改造的生物可以對原來生物的性狀、代謝乃至生命過程產生變革性影響,從而產生新的生物?,F代生物技術產業是高新技術產業,對推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生物技術在農業、醫藥、食品、環保、輕工等部門會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甚至有取代一些行業原有技術和工藝的趨勢,生物技術產業可能成為21世紀的支柱產業之一,有人甚至還認為“基因世紀”即將到來。如,在美國1996年時70%的轉基因Bt棉花不再噴灑殺蟲劑,產量提高70%,每公頃節約140—180美元;美國原來每年約有一半的玉米田(3200萬hm2)受棉鈴蟲危害,喪失金額達到10億美元,但種植基因Bt玉米后,產量提高9%,而經濟效益1996年是190萬美元,1997年達到1900萬美元。②除此以外,生物技術還對解決發展中國家、欠發達國家的糧食、食品供給提供強大的支持。不少人認為基因工程技術,特別是轉基因技術,將是解決21世紀不斷增加人口對糧食需求的唯一途徑。轉基因技術不僅能提高糧食或作物的產量,并可提高其品質。全球每年由于維生素A缺乏導致50萬人失明,100萬兒童死亡,這類事件多數是發生在以稻米為主食的發展中國家人口中,特別是非洲。2001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在其的第12期《2001年人類發展報告》中指出,基因改良技術盡管充滿爭議,但該項技術可能成為發展中國家的突破性技術,在承認需要面對基因改良技術所帶來的環境和健康等方面風險的同時,仍要注意到這一技術在生成抗病毒、抗旱和富有營養的作物方面具有的獨特潛力,這些作物能夠大幅度減少目前仍困擾著全球8億人口的營養不良現象。①就我國而言,目前,我國生物技術已廣泛用于農業、醫藥、環保、輕化工等重要領域,為生物技術創新和產業化奠定了良好基礎。生物技術與產業已經開始從跟蹤仿制到自主創新的轉變;從實驗室探索到產業化的轉變;從單項技術突破到整體協調發展的轉變。
然而,生物技術本身也像其他事物一樣,在功用和價值上存在兩面性,有人將其稱之為“雙刃劍”。它在帶給人類巨大利益的同時,也會帶來其他負面影響。生物技術的發展與應用,最終在不同技術的轉化和連接之上制作或改變一種產品,這種產品既可能與人類自身利益和基因資源休戚相關,也可能與人類賴以存在的生態環境資源(包括動物、植物、微生物以及其他自然資源等)緊密相連,它的效應既可能是積極的,其目的在于實現人類及其財產的增量,但也可能是消極的,其危害在于破壞和威脅合理的生態規律或倫理綱常等。美國華盛頓特區的經濟趨勢基金會總裁杰里米·里夫金所言“歷史上從來沒有一種重大技術革新的引入給自然界帶來良性后果”。學者認為,當代生物技術,特別是轉基因技術的大量應用,對經濟發展、農業生產(包括糧、棉、油、畜禽、水產養殖等)、醫藥衛生、社會倫理都會產生很大影響。目前,對生物技術所可能引起的生物安全問題,特別是對自由研究、制造、引入(環境)、投放(入市場)和排放轉基因有機物或轉基因生物可能產生的環境風險和安全問題,已經引起許多國家的關注和學術界爭論。③從當前對生物技術安全的研究和觀察來看,其安全隱患主要體現在:
1、生態系統安全風險:生物技術的發展在不斷帶來社會經濟貢獻的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并威脅著整個生態系統的安全。所謂生態系統安全,就是指從整個生態系統平衡、穩定的角度出發來判斷生物技術發展所帶來的潛在危險,主要體現在農田生態系統安全、自然生態系統安全兩個方面。生態系統是在一定時間和空間范圍內,生物與生物之間、生物與非生物(如溫度、濕度、土壤、各種有機物和無機物等等)之間,通過不斷的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而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一個生態學功能單位。④按照貝塔朗菲對系統的認識,系統決不是以數的簡單相加,而是具有自身的規定性,它的整體性表現為時間維度上和空間維度上的內在穩定性、適應性、自我調整和內外環境的組織化。任何對系統本身的外在干預,都有可能破壞系統的穩定性和自我調整性。因此,生物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就是通過對生物體內控制其特定性狀的基因作為外源基因按照人為的意思,而非自然的過程,轉入到另一種生物體內并使之表達。所以這種非自然的人為干預和創制行為是對生物本身內在環境以及生物與生物之間構成的相對穩定的生態系統的一種干預,那么這種干預本身可能貴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它會在某種程度上改變或縮短自然生成的過程,也會在原有的生態系統內創制一種全新的物種,也可能造成物種與物種之間的相互影響等,所有這些都將有可能破壞整個系統的內部運行規律,其內在的穩定性將會遭到侵襲,從而改變甚至消滅一個已有的生態系統。
從當前生物技術發展來看,已經造成的農田生系統安全風險包括但不限于增加殺蟲劑的使用、產生新的農田雜草、轉基因植物自身變為雜草、產生新的病毒、產生新的農作物害蟲、對非目標生物的傷害等;對自然生態安全造成的風險包括但不限于花粉和種子的傳播、干擾侵入到新的棲息地、喪失物種的遺傳多樣性、對非目標生物的傷害、生物多樣性的喪失、營養循環和地球化學過程的改變、初級生產力的改變以及增加了土壤流失等。
2、自然環境風險:如果我們將生態系統視為超越于環境的宏觀范疇,那么現代生物技術的自然環境風險就顯得更加具體和客觀,主要包括自然資源破壞風險和環境質量降低的風險。以轉基因生物技術為例,人們將基因食物的負面性視為一種基因污染,這種基因移植工程就等于把自然界不存在的工廠化學副產品,不管有毒、無度,全部流入江河海洋,肆意污染。一些西方人士將以基因強制移植為特征的轉基因技術稱為“擾亂自然和萬物自身的運行”或“篡改上帝的作品”的行為。
現代生物技術的自然環境風險,主要體現在三個不同的階段:首先是生物技術研究階段;在此進程中一切科學的研究手段、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結果都處在不確定狀態,其對研究對象生物的選取、實驗室的安全裝置、以及實驗制劑等各方面均存在隨意性,尤其在實驗室研究階段,實驗室的環境安全措施顯得尤為重要,從而保障實驗生物、實驗環境、實驗排污控制等方面的無害處理。其次是生物試驗階段。所謂生物試驗,就是將生物實驗的結果置放于實際環境中予以檢驗和考察,以確定其研究效果以及實際功用的活動。任何不恰當或不合理的生物試驗都將給當地的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造成破壞,需要就試驗地的選擇、試驗地生態環境的影響評價、試驗方法,以及試驗廢物等進行詳細的研究與判斷。第三是生物產業化階段。產業化發展是生物技術發展的價值終極表現,歷經研究和試驗階段的生物技術的環境安全性并不就此告一段落,相反其生物產品的產業化發展會在更為普遍和廣泛的層面上影響自然環境安全。
需要重點指出的是,生物技術的自然環境風險不僅僅停留在傳統的自然資源的物理表現形式上,生物技術發展的另外一個表現就是將人類對于自然資源的認知延伸至微觀單元載體之上,即遺傳資源。所謂遺傳資源,是指來自植物、動物、微生物或其他來源的具有實際或潛在價值的任何含有遺傳功能單位的材料,具有非常重要的經濟價值、生態價值、科學價值和美學價值。遺傳材料中所記載的遺傳信息構成遺傳資源的價值核心。生物多樣性以遺傳多樣性為核心基礎,遺傳資源的有效保護構成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必要組成部分?,F代生物技術在自然資源風險的預防與控制方面既包括物理形態的自然資源的法律保護,又包括微觀形態的遺傳資源的法律保護,避免生物技術的應用造成遺傳資源的破壞、流失或不當變異。
3、人類健康安全風險:轉基因技術及其他生物技術的發展與應用,為人類解決糧食、疾病、能源和環境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帶來充滿希望的前景,但也可能對人類健康和生態環境帶來潛在的健康安全風險。一方面,生物技術對生態系統本身可能造成的潛在危害,諸如農作物產生新的變異、產生的病毒、動植物產品成分發生重大變化等都將給人類的食品安全帶來嚴重的安全隱患;尤其重要的是這新的變異或病毒的潛在危害是很難在生物技術研發階段就能夠發現或預期的,有的即使能夠得到準確預期,但能否通過現有技術條件采取適當的預防措施也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另一方面,人類也是屬于整個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生態系統的任何變化和變遷都在外在生存環境上影響到人類的生存與發展;生物技術的擴大會給人類生存環境帶來多大程度的影響是很難預期的,因此人類健康安全的風險在生物技術發展的初級階段就已經顯現,并為人所擔憂。如1988—1989年日本一家公司利用基因重組為生物技術生產的乙色氨酸投放美國市場后引起37人死亡;1998年英國Rowett研究所的生物學家ArpadPusztai就鄭重警告人們關注那些未被充分證明其安全性、便急于推廣的轉基因食品(GMF),因為他們可能有潛在風險;美國得克薩斯州ProdiGene公司于2001年在內部拉斯加州一塊約一英畝的田地里種植藥要用胰島素轉基因玉米,在收獲中漏掉三株轉基因玉米以及一些溢出的玉米,2002年種植普通大豆時,結果使100萬斗大豆受到要用轉基因玉米的污染。①
4、社會秩序和倫理風險:現代生物技術的發展不僅加快了一切自然物人化的過程,也同時實現了將人予以物化,如克隆技術、器官再造技術,人體和動物之間的基因交換技術等。當代社會出現的人體器官移植、器官捐贈、買賣、代孕等現象已經將人體的一部分作為物或商品,而克隆人的設計、生產、銷售、儲藏和買賣,則將人本身(而不是人體的一部分)作為物或商品,這有可能引起新的種族歧視、性別歧視、人身商品化、侵犯人的尊嚴等新的倫理道德問題,嚴重的會造成新的社會倫理奉獻、經濟風險和社會動蕩。②生物技術的廣泛應用不斷地證明了人類主觀能動性和改造自然界的強大力量,但是也不得不從社會秩序、社會倫理等角度重新審視生物技術的負面影響。
所有這些安全風險都必須在技術上、制度構建上予以很好地防范,從而揚長避短,發揮更大的經濟和社會效應。
此外,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各國相互間的融合程度以前所未有的趨勢展開,隨而引起的外來物種入侵問題已經成為當前生物安全的重大問題之一。據統計,目前全世界有3億以上的人在處于旅游的過程當中,每天有200萬人在越過國際邊界,每年有50億噸以上的船運貨物越過大洋和其他水道,每天大約有3000至10000個水生生物物種隨全世界船舶壓艙水在移動,并被排放到異地,這些都為世界大部分地方生物的混合創造了條件,④并同時由于物種相互間的排斥和侵襲造成觸目驚心的經濟損失。在外來物種入侵以外,我們還應當從迅猛經濟發展的激情中醒悟過來,要充分重視由于人為活動范圍的擴張而導致的物種滅絕問題。所有這些問題都是現實生物安全研究的核心對象。
(二)生物技術風險的安全立法
風險社會理論一改傳統社會理論對科技至上主義、理性至上主義以及現代性的崇尚和張揚,給繁榮的市場經濟和全球一體化認識提供了一個逆向思維模式,給我們對生物科技發展的負面性和不確定性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思維范式,為我們生物安全立法提供了強大的理論支持。其重要意義在于:(1)風險社會理論為進一步廣泛討論生態危機和生物安全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風險社會的概念雖然還不太成熟,它卻影響著人們的思維方式,打破了注重科技與工業發展的積極作用的傳統思想意識,培養了人們的反思和自省意識,從而,使人類進入了一個反思的時代。通過對現代性反思至少使人們意識到科學必須理性地發展。(2)風險社會理論增加了人們的風險意識,將生態危機與科技發展帶來的風險突現出來。然而,它對未來風險的描述有些夸張傾向,既不可能被計算也不可能被預知,這樣會使人們陷入一種無奈的憂慮,滋生悲觀主義情緒。雖然貝克本人宣稱他不是悲觀主義者,但他的思想仍會使一部分人在風險面前顯得焦慮不堪。為此,威爾金森專門從心理學的角度探討了風險與憂慮的關系問題,寫出《風險社會中的憂慮》一書。(3)風險社會理論在制度層面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在風險社會中,舊工業社會體系已經過時,民族國家已經無力應對威脅整個人類的現代風險,這必然要求并引發社會結構深層的變化和政府制度的變革與角色的轉換。在全球風險社會里,建立全球風險防范體系,最終以承擔風險的基本單元為基礎形成全球公民社會,這是貝克在《世界宣言》中的思想。然而,如何實現從工業社會向風險社會的轉型、如何實現生態民主與保持社會正義都還是擺在人類面前的難題??傊?風險社會理論的主要貢獻就是讓我們利用其關于風險、災害和社會思想的分析重建現代性理論。
現代化社會風險根源于個體化和全球化趨勢中的反身現代性,主要體現在:(1)以形式上的平等掩飾更大范圍內的不平等,以法律規定的合法形式賦予現代性的合法性特征,但無法預測并徹底解決合法性項下的公平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保障;(2)個體化趨勢增加了個體的孤獨感和社會裙帶關系的不確定性,增加了個體生命、健康、安全和經濟利益的不確定性;(3)利益個體化和經濟科技全球化不能提供更為長久的穩定的利益實現機制和公平機制,不能保證人和自然的和諧共生,不能確保生物科學技術的安全性和穩定性。
現代化的這種反身性必須在反身性的規律內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和防范。從規則秩序的視角來看,現代社會的現代性標準在于通過法律規則和規范的形式將這種個體化特征確定下來,主要體現為意思自治、契約自由和所有權絕對。但隨著工業化社會的不斷推進,以個體化特征為核心的現代性呈現出明顯地反身化取向,將人類社會導入風險社會的新型社會類型。當然不能決斷現代化的反身性是否錯誤或者是否正當,但是風險社會的現代化含義和內容中必然要賦予現代化以全新的意義和內涵,即風險社會的現代化要根據其反身性的屬性對原有的個體化特征進行適當修飾和糾正,賦予其在當前社會狀態下新的歷史內涵。這種修正的過程同樣需要借助規則秩序的工具性作用予以實現,通過法律的指令性、規范性、預防性等功能將個體化為核心的傳統現代性過渡到集體化和社會化為核心的全新現代性,強調對社會公共利益的維護和保障,通過法律的規范體系預防風險,救濟和彌補風險損失。這也是現代化的反身性所隱含的必然要義。
三、生物安全立法的社會公益探究
“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科技革命的時代,相較于物理領域的科技革命,此種革命展現出一種全新的、或許還是極不尋常、其所有的后果完全無法估量的局面:生物科技革命?!庇缮锛夹g引發的生物安全問題是當前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主要風險之一,是工業化社會個體化進程發展的高級表現,在彰顯科技至上主義色彩的同時隱藏著不可預知的潛在風險。風險社會的反身現代性一方面追求個體理性和科學技術的無限魅力,另一方面力求通過理性的法律制度和規范體系達到對社會秩序的調整和規制。反身性的過程就是對現代化的批判和反思的過程。生物技術高度發展是現代化進程的顯著成果,但同時生物安全的擔憂和風險又凸顯了現代化的反身性特征。根據上文對現代反身性立法訴求的論述,生物技術的風險回避就必須在法制目標上通過立法徑路予以完善。
對于生物安全的立法研究不同于傳統的、構成工業社會之規范基礎的、以個體利益為內核民商事法律規范。雖然這種傳統私益本位的法律制度體系成就了工業社會快速發展的成果,但是其反身性的屬性也給現代社會秩序構成極大的風險,所以對現代化進程中反身性的克服就必須在法律制度構建以及立法宗旨的確立上有別于傳統的民商事法律,而轉向對集體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保有和維護。
生物安全立法的公益性研究必須建立在對生物安全公益性特征的深刻把握之上。所謂公共利益,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對其進行了分析和界定。美國社會法學創始人羅科斯龐德將利益劃分為個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會利益,但他對公共利益的理解帶有明顯地政治國家色彩,即將公共利益視為涉及政治組織社會的生活并以政府名義提出的主張、要求和愿望;而社會利益則是“即以文明社會中社會生活的名義提出的使每個人都能獲得保障的主張或要求”。傳統功利主義法學家杰里米邊沁認為“公共利益是構成共同體眾多成員的利益的總和”,“社會公共利益只是一種抽象,它不過是個人利益的總和”。日本有學者將公共利益理解為“包括產業利益在內的國民經濟健康發展,或指保護經濟上的弱者。”我國學者孫國華先生認為,按主體的不同,利益可分為個人利益共和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又可以分為人類利益、國家利益、民族利益、階級利益、集體利益、家庭利益等等。也有人將公益性描述為“是一種利益所屬的公共性而非私人性,一種利益分配的公平性而非獨享性,一種利益本位的社會性而非個人性”。鑒于社會公益欠缺統一的理解和認識,在不同的語境和背景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其最根本的分歧就在于對公益之“公共”的內涵和外延存在很大的差別,是眾多私人之集合體還是在私人集合之外的更為廣泛意義上的利益探討?人們似乎自然而然地認為,公共利益在某種利益上講必定是所有私人利益的總和;而如何把所有的私人利益聚合起來的問題,似乎又是一個無法解決的難題。當前對社會公益的不同見解主要仍可歸因于思維的視角和切入點各異,即從不同的語境和研究背景下對社會公益的認識程度會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同,如在民法語境下探討社會公共利益,可能更為主要地集中在對私人之集合的利益依存性;在行政法的語境下探討社會公共利益,就不可回避地與國家利益相關聯;在經濟法語境下研究社會公共利益可能會指全體社會成員的普遍利益,其中同樣包含國家的利益,因為它是在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邏輯基礎上建構的法律秩度體系;對于環境法來說,特別是生物安全立法,其對社會公共利益的研究和考察就應當走出全體社會成員的普遍性利益范疇,而轉向以全體社會成員利益為基準,人類利益關懷以及生態利益的實現和保護,所以這是更為寬泛范疇內的公益性釋解。鑒于此,生物安全的社會公益性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予以深刻把握:(1)利益的整體性和普遍性。從公益性的利益范圍維度來考察,生物安全主體中所關注的是社會成員集體利益、人類利益以及生態利益相整合的,具有普遍性特征的利益范疇;(2)利益主體的廣泛性,生物安全中的公益性研究必須跳出傳統以國家為界限的社會成員集合利益的藩籬,轉而充分關注個人主體之外的其他主體的利益,包括人類、國家以及生態系統(包括生物)等。狹隘的社會觀可能會使得我們對公共利益主體的理解囿于傳統的社會理論觀,但是正如學者在探討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否為社會關系時指出的那樣,“社會是人化的自然與自然化的人的綜合體,社會關系包括人與人的關系和人與自然的關系”。從這點來看,利益主體同樣也可以從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聯延伸至人與自然的利益關系,以及對整個生態利益的關愛。而且在生態倫理學中,生態利益是一個高于人類利益的上位概念,因為我們無法將人類與生態系統完全分割開來,否則將不存在實質性的人類利益,抑或社會成員的集合利益和個體利益。
1、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
轉基因的生物安全主要是指現代生物技術研究、開發、應用,特別是轉基因生物活體釋放到環境中以及進行跨國轉移,可能對生物多樣性、生態環境和人體健康產生潛在不利影響。主要體現在:(1)轉基因生物的重組基因,打破了自然界物種的界限,進而打亂了生物進化的歷程;(2)改變了生物的多樣性和群落結構,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可能會遭到破壞;(3)轉基因生物回歸自然界后,會不會使種植區周圍生物受到危害,會不會影響生態系統中能量流動和物質循環;(4)重組微生物對某些化合物降解后所產生的中間物或最終產物,有的又會對環境造成二次污染;(5)重組DNA進入水體、土壤后,將流向何方?存活多久?他們會不會與細菌雜交,出現對人類有害的、新的致病菌?現在已知DNA在土壤中至少可以存留40萬年;(6)轉基因植物中,如含有對人體有害蛋白或過敏蛋白的花粉,有可能通過蜜蜂采集進入蜂蜜中,最后再通過食物鏈進入人體。轉基因生物的潛在風險首先突出地體現在通過對轉基因生物本身的基因轉變或修飾而對生物內部組成結構、生物特性、生物機能等諸多方面產生的根本性演變,進而影響該生物所賴以生存的其它生物要素和自然生態環境,將其新產生的某種基因特性釋放到他原有的生態環境中去,構成對原生態環境的沖擊和影響,并在時間的長度上修飾和更改原有的生態系統,從而使得原有生態系統中的各自然生態要素的生存環境和能量交換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最終對人的生存健康產生重大的、不可預見的重大影響。由此可見,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就是在生物安全風險的基礎上衍生和發展起來的,也就是說,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突出強調對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公共風險性的充分認識基礎上展開對其公益性的影響研究和對策研究,具體探討生物安全公共影響的深度、廣度,以及針對轉基因生物安全公共風險的防范對策、制度構建、規范設定性的研究。
從目前來看,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主要集中在對轉基因生物的生態安全性研究和健康安全型研究兩個方面。所謂生態安全性研究,是指轉基因生物對任何以生態為單位的安全所構成風險的對策性研究,突出的表現為對以“基因污染”、“基因漂流”和“基因逃逸”等為核心的風險防范研究,從而確保生態環境的自然特性和安全特性。值得注意的是,此處的“安全”不是一個非常狹隘的概念詮釋,而是包括人類的生存安全和健康安全在內的,有關生物本身的安全、生物種群的安全、生態群落的安全以及生態系統的安全。所謂健康安全性研究,是指轉基因生物技術的發展給人類健康所帶來的潛在威脅的對策性研究,包括但不限于人類個體的生命健康、人類生活群體的健康安全、人類社會的健康安全,以及人類社會代際之間的平衡與安全。
2、生物多樣性的社會公益性拓展
生物多樣性是自然界的核心要素,是自然資源的重要組成,也是人類生存與發展不可缺少的或不能替代的伙伴與資源。作為自然資源中最重要的活的資源就是生物多樣性,或者簡稱為生物資源,也像任何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一樣,具有它自身的特征價值,主要體現為有限性、多用途性、可更新性、區域性、可變性和計量的困難性。所謂有限性是指生物資源是有邊界條件的,并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不能無限地供給;所謂稀缺性是指由于人類活動的廣度和深度,以及生物資源本身的邊界條件和有限性決定的資源稀缺性;所謂多用途性是指生物資源及其以生物多樣性為骨架和主干組成的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與用途幾乎是全方位的,在不同的資源搭配和能量循環中起著不同的作用和用途;所謂可更新性是指生物資源在自身發展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繁衍性、自我恢復性和可再生性,但是可更新性具有明顯地邊界特性,因此受到資源有限性的約束,人類對生物資源的開發利用均不能超過資源本身的可更新能力;所謂區域性,是指生物資源和生物物種的分布帶有明顯的區域和地理位置特點,根據區域的水熱條件、氣候因素等,表現出突出的地帶性和區域性,在地理區域的共軛性與相似性的基礎上,又明顯地表現出區域分異規律,即在同化前提下又顯著表征為異化現象;所謂可變性是指生物多樣性及其相應的生態系統在開放的不平衡條件下不斷地同外界交換物質與轉移能量,在不斷耗散的前提條件與進程中,形成有序地自組織的耗散結構,在相對的臨界平衡狀態或混沌狀態下不斷地推陳出新,辯證地前進,其結果可能表現為生物資源的再生、恢復、擴張、萎縮、衰減、退化或消失等;所謂計量的困難性是指生物資源的公共產品屬性、不確定性、條件參數的可變性決定了對其量化的困難性特征。
對生物多樣性的法律保護,其社會公共利益屬性重點體現在對人類社會共同體優良生存環境的保護和對生態系統保持平衡兩個方面:(1)生物多樣性是滿足人類基本需求的基礎,人類的生命維持資源、生活資源、健康資源、財富資源等均來自生態環境,其多樣性決定了人類需求的多樣性,任何多樣性的喪失最終構成對人類生存的威脅;(2)生物多樣性是維持生態系統平衡和創造優良生存環境需求的基本要素;從局部看,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和多樣性有利于涵養水源、鞏固堤岸、降低洪峰、防止土壤侵蝕和退化等;從全局看,它有利于維持地球表層的水循環和調節全球氣候變化,有利于維持生物與生物之間的能量循環和守恒,從而確保生態系統的相對穩定性。生態系統的相對穩定發展和質量保持將從根本上有利于人類的生存和發展。
生物多樣性的社會公共利益屬性在很大程度決定了,當生物多樣性的破壞或削弱構成對社會公共利益危害時,法律的規制和救濟是非常必要的,這也從一個角度說明了生物多樣性立法供給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3、防范外來物種入侵的社會共益性
相對于一個生態系統而言,外來物種入侵是由原來天然存在的區域性生態系統中并沒有某個物種存在,該物種借助于人類活動、自然因素或其他途徑和因素越過不能逾越的空間障礙而進入新的生存環境和生態系統之中,從而給新的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安全性等造成一定影響。人類歷史上發生的外來物種入侵現象主要是通過自然的傳播、人類攜帶、有意引進等多種方式進行,其造成的不利影響也是非常深遠的,主要體現在兩大方面,即生態系統危害和人類健康危害,共同構成了對環境法學上“公共利益”的威脅與挑戰。
在生態系統方面,外來物種入侵給其他物種造成廣泛沖擊,入侵物種通過適應性進化能在定居建群后迅速繁衍,在競爭中奪取必要的營養和生存空間,創建了自身的競爭優勢,造成本地其他物種的減少甚至滅絕;這種競爭一般稱之為“似然競爭”(apparentcompetition),包括占據生態位的競爭和威脅本土物種生存;另外入侵物種還存在化感作用,入侵植物通過向外釋放一些化學物質,影響、抑制或刺激臨近植物的生長與發育,從而對生物多樣性構成極大威脅;此外,入侵物種還會在物種遺傳方面造成物種侵蝕,是生物多樣性和遺傳多樣性喪失,出現某些物種的瀕危和滅絕。就中國而言,我們國家遭受的外來物種入侵威脅主要體現在:(1)生物多樣性喪失;(2)破壞景觀生態的自然性與完整性;(3)競爭并占本地物種生態為,使本地物種失去生存空間;(4)危害生物多樣性和遺傳多樣性。②
在人類健康方面,外來物種入侵在給生態環境造成破壞的同時,威脅到人類的健康和安全。從生態學的視角來看,人類作為生態系統的一個物種和要素,與其他物種之間長期形成一種較為穩定的系統環境,但外來物種的入侵給其他生物物種構成危害的同時,同樣也威脅到人類物種的健康與安全。一方面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和遺傳多樣性的喪失直接給本地居住人口的生存環境構成極大影響;另一方面外來物種入侵也在很大成多上侵占了人類的生活領地和居住范圍,最近報道的紅蟻等外來物種已經嚴重侵害到當地居民的生產生活,有的外來物種已經將原來居民的勞作產所侵占殆盡;第三,最為嚴重的是,外來物種群侵害會造成人類的疾病,使原來深藏于自然生態環境中幽秘之處的某些病毒可能被激活報復或侵襲人類,如“第Ⅳ級病毒”,特別是1976年在扎伊爾、蘇丹等地出現的埃博拉病毒和拉沙病毒就是最惡劣的事例。③除此以外,由動物傳給人類的疾病種類也很多,如擬桿菌署和絲桿菌屬感染;炭疽;鼠疫、沙門菌;SARS;禽流感病毒等。
通過對轉基因的生物安全、生物多樣性和外來物種入侵防護的公益性探討來看,其共同的目標都在于對生態系統安全、人類的生存健康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其公益性之所以與一般的公益性探究有所不同就在于,其間增添了對生態利益、生態安全、生態正義等價值觀的考慮,豐富了公共利益的內涵,從而為生態安全立法的邏輯基礎增加了更多的理論積淀,也為其價值目標的確定和立法本位的探尋發揮了良好的作用。
四、生物安全的法律供給需求
公共選擇理論認為,人類社會有兩個市場組成,一個是經濟市場,另一個是政治市場。在經濟市場上活動的主體是消費者(需求者)和廠商(供給者),在政治市場上活動的主體是選民、利益集團(需求者)和政治家、官員(供給者)。在經濟市場上,人們通過貨幣選票來選擇能給他帶來最大滿足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場上,人們通過民主選票來選擇能給其帶來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在社會的上層建筑中,同樣也存在著市場,以市場的秉性和模式運行。作為維護社會安定、秩序的法律制度當然也可以設定為像市場一樣的運行模式和理論,存在著供給和需求的變換統一。任何一種法律都依存于供求雙方的交換才得以成為法律產品,因為它也具有社會有用性和使用價值,但同時由于法律的公共屬性,決定其在市場產品屬性上有別于經濟學中的私人物品,而凸現公共產品的特點。除此以外,法律市場在主體和效率方面與一般的經濟市場存在明顯的差別和特性,法律市場的供給者主要為國家,其消費需求者體現為廣大民眾,法律市場的立法產品、執法產品、司法產品的主要生產者和供給者都是國家機關,國家機關因此享有立法、執法和司法的壟斷權;正是因為國家機關對法律市場的壟斷才造就了法律市場的低效率。但法律市場的上述特性不能根本改變其與經濟市場在運行模式和構成要素上的統一性,即當前的法律制度不能有效滿足社會穩定和秩序要求,不能保證廣大民眾的多數需求時,亦不能有效滿足國家機關的統治意愿和利益時,法律的需求應然而生,國家為了繼續穩固自身的統治地位和統治利益,保障社會整體的利益、安全和秩序,彌補法律供給之不足,通過立法等法律供給措施滿足社會法律需求;此外,在法律供給中,法律生產要素資源的稀缺性,是制約供給能力的根本原因,法律供給能力的大小取決于法律生產要素的狀況和生產要素資源的配置及資源配置狀況兩個方面,其中法律技術、法律工作者素質的提高、社會物質財富的增長,都會擴大法律的供給能力。
(一)供給需求理論的法律延伸
經濟學中的供給與需求理論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市場的運作原理,通過供給與需求的力量互補和相互作用,產生均衡的價格和均衡的數量,從而達成市場均衡。市場均衡發生在供給和需求力量達到平衡的價格和數量的點上。任何市場的非均衡態都決定了供給和需求的重新組合和排序,或增加供給,或減少需求。供給和需求的博弈永遠處在均衡的此消彼長過程之中,在需求增加的情形下,需求和供給的非均衡決定了相應供給的增加。
在非經濟的法律市場中,同樣存在著供給需求的均衡解。當法律的供給成一定的穩定態勢時,即在現行法律規范體系較為穩定的狀態下,法律市場的均衡將主要取決于法律需求。法律需求決定了法律供給和法律市場的發展狀況。但法律需求的產生主要受以下幾個方面的制約和約束。
第
一、法律市場均衡與法律需求。所謂的法律市場,實際上是按照一般的市場要素和運行規律所擬制出來的以法律作為交易客體和核心的市場環境和市場秩序。法律市場的基本構成及其變換趨勢同樣依賴于市場主體雙方的博弈,以及由此產生的價格因素,亦即在法律需求者和供給者之間因法律的供給和需求所產生的類市場環境。按照市場運行規律來看,相對穩定的市場在供給和需求方面基本持衡,市場的均衡態就要求市場主體雙方在供給和需求上的相對均衡,任何一方發生變化,都會形成供給和需求的非均衡博弈,從而引發市場波動,通過供給增加或需求削減的方式再次達到均衡。就法律市場而言,國家或政府作為法律供給方,應當及時對市場的法律需求狀態作出評估和回應,從而滿足法律市場的要求,達到法律供給需求狀態的均衡。法律的市場供給主要取決于法律制度約束、法律價格因素以及法律物質技術等要素的影響,也就是說在現行憲法的規范范圍內,根據當前市場的守法成本和違法成本的差別比較,以及立法、執法和司法技術等相關因素,決定是否在現行法律體系范圍內增加或修訂法律,從而更大程度地滿足法律市場的需求。其中法律的價格因素客觀地體現為擬供給法律的效用范圍,如果其效用范圍廣,需求者的權益內容和范圍會基于該法律的供給得到更大程度的確認或保護,從而形成守法的受益范圍大于違法的潛在收益,在這種情況下,法律的供給就成為必要。
第
二、法律市場主體的支付能力與法律需求。所謂需求,主要有兩個方面構成,一是需求主體對某種客體的愿望和欲望,一是該主體具有購買產品的支付能力。法律需求的產生同樣具有一般需求的內在要求,其支付能力主要體現為市場主體對國家機關法律活動的支付能力,執法、司法機關對立法活動的支付能力。法律市場主體的支付能力強弱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法律市場主體對自身權益、集體權益的認知程度,認知程度越高,就更大程度上決定了相應法律供給的需求度和必要性。也就是說,法律市場主體,特別是法律需求者對自身和集體權益保護的認識程度愈深,其相應的法律意識愈強,對能夠更大范圍內保障其權益的法律需求愈大,法律的供給市場應運而生,從而相應的立法、執法和司法措施成為法律市場的必然。
第
三、法律價值與法律需求。
人們對法律的需求根源于法律的價值(秩序、自由、正義、效率),而法律的供給,僅僅是確立并實現法律的價值的過程。政府并不能直接供給法律的價值,如秩序和效率,而是通過提供法律,通過提供立法、執法、司法活動來間接滿足人們的終極需求。法律的這種工具屬性,表明了國家機關僅能供給中間產品——法律,而不能供給最終產品——正義、效率等法律的價值和社會目標。在供給和需求之間探究立法的價值,就在于通過法律供給能否在法律的運作過程中實現對法律需求的滿足,確認、維護或保障應當保障的權益,防范或者遏制權益侵害、受損風險的產生。也就是說,立法的供給必須能夠明確確定擬供給法律的價值目標和立法宗旨,從價值目標上可以歸順法律供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
四、法律市場利益與法律需求。市場運作的機理在于交易雙方或供給雙方的利益交換或互補,法律需求的產生必然歸因于某種潛在利益的驅動,期望通過法律供給達到確認、維護和保障權益的目標。鑒于法律是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規范性文件,其供給和需求必然要在基本利益取向上滿足大多數人的需求和意愿。當某一種利益目標變成大多數人的利益指向,相應保護改種權益的法律規范的需求就應運而生,這種法律需求會打破原有的法律市場均衡,從而引發了法律市場的非均衡態,非均衡態向均衡態的發展就依靠保障該群體利益需求的法律供給與以相對應,從而最終實現立法。
(二)生物安全立法的供求邏輯
法律需求屬于制度需求的范疇,是一種將外部性內部化的制度設計,雖然其供求邏輯在制度經濟學的理論下可以被解釋為一種供給和需求的邏輯發展體系,但不可否認的是它不僅是一種非市場需求,而且是一種非物質商品的需求。法律需求根源于需求主體對某種“潛在利益”的期望和追求,是一種在已有的法律制度安排中無法實現和獲取的利益。生物安全的立法需求源發于主體對保障生物安全利益的期望,從當前的法律結構體系和制度體系來看,該種利益期盼是無法予以滿足的。
上述的制度經濟學的立法闡釋,至少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說明生物安全立法的立法邏輯:
(1)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體廣泛。一般來說,法律需求的主體就是法律需要保護的利益主體,它既可能是一般的市場主體,也可能是國家政府,也可能是社會公眾。生物技術的發展所產生的轉基因安全風險、生物多樣喪失風險以及外來物種入侵風險等統一構成了生物安全立法的風險體系和利益保護對象。在上述風險和利益保護的釋解當中,基于對自身生命健康利益和人類世代延續的利益視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體主要體現為一般公眾;基于對整體社會安全和秩序利益的視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體又將體現為國家及其政府;基于對生態系統安全利益訴求的視角,生物安全的法律需求主體甚至可以,也有必要突破原有的法律主體觀念,轉而確認并保護動植物,乃至生態系統的生存和安全利益。
(2)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潛在利益”。法律需求的“潛在利益”一般不能完全在實現的規范體系中得以體現,其潛在性深刻地反映了現實法律制度所建構的利益體系的非完整性。正是因為“潛在利益”的存在,構成了法律制度體系發展的牽動力,形成一個相對穩定,但又不斷地在“需求-供給”中發展的運動模式。
從生物安全本身來看,安全的主體范圍非常明確,一切可以歸屬為生物學中的生物范疇的主體都應當在生物安全法律中得以體現,并由特定的“潛在利益”與之相對應。根據生物安全法律主體的廣泛性,需要通過法律保護的“潛在利益”至少包括一般公眾的生命健康利益,國家政府的安全與穩定利益,一切生物體的生存利益和相互間均衡利益,以及生態系統本身的安全利益。
(3)現實法律制度安排和規范體系尚無法滿足上述“潛在利益”。建立在傳統法律理論體系上的法律制度安排缺少也很難對生物安全利益提供應有的風險防范機制和保護機制:首先,生物科技以及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所帶來的風險只是在20世紀末期才真正被人們發現和認識,科技的兩面性和吊詭性只有在科學技術知識較為普及的情景下,才能被廣大公眾所知曉??萍及l展所隱含的生物安全問題、生命健康問題、生態倫理問題等作為一種潛在的或現實的社會問題時,其重要性和緊迫性才真正上升為多數人的社會風險意識。風險是一個與利益相比對的概念,它意味著主體的某類利益正在或將要被侵蝕或剝奪,當一種風險演化為一種群體性、社會性的風險意識時,相關的風險防范措施必須在整體上予以采納或建構。法律作為一種規則和規范體系,預設人們的行為模式和行為結果,從而在制度層面上提供了一個可知悉、可預見、可防范、可制裁的規范模式,從而加快了主體的立法訴求,也推動了權力機關的立法供給。其次,現有的法律制度設計和安排都是建立在對人類自身利益的確認和保護之上,法律主體的范圍也很難突破對自然人或法律擬制主體的傳統認知,相應地法律的利益主體和權利主體也很難突破傳統之囿。然而,就生態系統而言,彰顯人類利益和智慧的科技現代化正是成就當前生物乃至生態系統風險的主要因素,現代化的反身性深刻地印證了至高無上的人類利益的局限性和短視性,也從風險的角度提出了將人類利益與生物利益、生態利益相融合的利益取向和規范模式。但就目前的規范體系和法律制度建設來看,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譜系(包括人類利益、生物利益和生態利益)仍然任重道遠。
五、立法必要性下的制度安排
工業文明,特別是以生物技術發展為代表的人類第四次科技革命,在為人類創造了豐厚的物質條件的同時也為我們帶來了足以使整個地球毀滅的風險,舊的工業社會體制與文化意識在所謂的現代化進程中已經凸現其內在的反身性和高風險性特征。社會的政治、經濟和個人風險往往會越來越多地避開傳統工業社會中的監督制度和保護制度呈現出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由此出現了以不確定性為基礎的風險社會與不確定性為基礎的現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間的內在緊張。不確定的生物科技和科學技術本身隱含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必須在原有的法律秩序體系框架內重新建立并發展生物安全法律體系和由此產生的秩序體系。此外,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取向和價值取向分析認為,生物安全立法的邏輯基礎在于,生物安全的社會公共性強烈呼喚并要求在法律秩序下重新建構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譜系,將人類安全利益與生物安全利益以及生態安全利益聯系起來,從而將人類的發展與整個生態系統的安全相互聯結,在利益層面確立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如果我們將法律規范體系和制度體系的確立和完善放在制度經濟學的理論背景下加以考察,法律需求和法律供給的辯證統一,以及由此產生的法律體系的均衡給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設定了經濟學意義上的理論基礎。
生物科學和生物技術的區別范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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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幫助學生樹立自信,是學好生物的必要條件
自信心是人們前進的動力,是學生不斷進步的力量源泉。因此我們教師要做到:首先,教師要關心、尊重學生。其次,學會欣賞學生。再次,教師要努力給學生創造成功的機會。在日常生活中,學生如果遇到失敗傷心難過,老師要主動安慰他們,幫助他們分析失敗的原因,以獲得自信。在生物的考試大綱中明確規定,考試的范圍就是教材,只要同學們有學習的信心和毅力,在老師的正確引導下,學好生物是沒有問題的。
二、課外要博覽群書,擴大視野,養成良好的信息素養
現代社會是信息社會,生活中處處蘊涵著信息,如電視新聞,報刊,網絡媒體,旅游科技,綜藝體育等,經常為人們提供大量的知識信息。這些信息中很多是人們普遍關心的鮮活生動的生物知識和敏感具體的生物問題。要善于收集和處理這些信息,不斷補充和豐富生物知識。學生在課外要注意博覽群書,養成良好的信息素養,如走進圖書館、訪問互聯網、參加社會調查實踐等,及時查閱、檢索、處理生物信息。這不僅是生物課堂教學的延伸,也是學生收集資料,獲取信息,充實知識,豐富閱歷的有效途徑。
三、理論聯系實際,提高解決問題的能力
學會理論聯系實際。生物知識內容豐富,實踐性強,應用廣,學習時要緊密結合、密切聯系周圍的事物和現實等,讓學生學習更貼近生活實際,更為鮮活有趣。例如,晝夜溫差大的地區水果為什么更甜?肥胖是因為脂肪吃得太多嗎?還可以調查和觀察環境污染對周圍生物的影響等。學生要盡快走入大自然,親身感受生活中的知識和現象,將從書本上課堂上學到的知識和能力在現實中得到應用,培養觀察分析能力,活學活用,理論聯系實際,提高解決具體問題的能力及交流合作、實踐創新能力。
四、掌握基礎知識,學會綜合分析問題
學習生物不僅要認識和記住一些必要的知識,還要善于通過分析綜合,對比判斷,研究生命現象的特征與成因,思考它們之間的相互聯系,這就要學會思考分析生物問題。如運用綜合的觀點觀察現象,分析聯系,找出規律,比如有絲分裂和減數分裂中染色體和DNA的變化規律;運用對比的方法分析判斷,比較異同,認識本質,如DNA和RNA的區別,有絲分裂和減數分裂的異同,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的異同及聯系等形成鮮明而準確的印象。學生學習時要善于觀察,勇于探索,敢于質疑,做生活和學習的有心人。
五、運用所學知識,解決實際問題
學習生物最終的目的是運用所學的知識、觀點去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因此,學會科學研究生物問題的方法和能力是學好生物的法寶,也是學習和發展中必備的能力。開展研究性學習,是培養學生研究能力的有效途徑。學生學習生物時,要善于在學習生活和社會生活中去觀察問題、發現問題、提出問題,確定研究課題,然后運用所學的生物知識規律、原理、觀點不斷進行分析論證,從中歸納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或觀點。這種全新的學習模式,不僅可以培養同學們科學研究生物問題的能力,而且有助于培養學生勇于創新、大膽創新、樂于合作、團結向上的精神。
六、認真記筆記,提高學習效率
學習生物時還要學會記筆記。筆記是一項技術性活動,學習記筆記不僅要求學生具有一定的書寫、繪圖能力,而且要求學習具有一定的學科知識基礎和提煉筆記內容的能力。剛一開始學習可能跟不上,可適當放慢教學速度,提醒學生記筆記的內容,每節課留適當時間讓學生整理補充筆記。尤其要避免將學習筆記記為教師上課的流水賬,不加選擇的全部都記下來,也要避免將筆記記為教師板書的翻版。上課是緊張的腦力勞動過程。生物課是理科課程,理解是關鍵,因此要教學生處理好聽課、思考和記筆記的關系。如果思考與記筆記發生矛盾,要先跟隨教師的思路思考,對于筆記可采用寫標題留空白課后補充的方法。
七、養成預習習慣,獨立完成作業
預習是對知識的準備,是在上課之前有計劃地、獨立地自學新課的內容,做到對新內容有初步了解,同時通過預習準備好學習新知識時所必需的舊知識,從而為課堂學習掃清障礙。預習不是簡單地預覽課文,而是要針對將要學習的新知識,提出自己不能理解的核心問題,在重點內容上做好標記,在不懂處做上記號,并試著做一做課本上的練習題。上課時帶著疑問和難點去聽,做到有的放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