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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管理綜述范文1
［關鍵詞］ 盈余管理；真實活動盈余管理；應計項目盈余管理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2 . 16. 010
［中圖分類號］ F276.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 - 0194（2012）16- 0013- 02
1 引 言
盈余管理一直是財務會計領域的研究熱點。在盈余管理的相關研究中，會計盈余一般分為應計現金流量和經營性現金流量。因此，從盈余管理方式看，盈余管理可以被分為應計項目盈余管理和真實活動盈余管理。應計項目盈余管理主要是在會計準則允許的范圍內，利用會計政策和會計估計，對公司的會計盈余進行調節。這種方式通常指操控應計項目，這些應計項目不會對企業的現金流量產生影響。而應計項目的回轉性質使得應計項目盈余管理不會對企業的盈余總額產生影響，只會對各個會計期間的盈余分布產生作用。真實活動盈余管理是指公司的管理層通過控制交易的發生時間，或者構造真實交易等方式，來調節公司盈余。這種方式通常既會影響應計利潤，也會改變公司各個報告期間的現金流量，不僅不會增加公司的價值，長期看來甚至會使公司的價值和利益受損。然而，由于真實活動盈余管理較為隱蔽，并且計量有一定的困難，因此大多數針對盈余管理的研究都集中于應計項目盈余管理，對真實活動盈余管理的關注還較少。
2 盈余管理方式
應計項目盈余管理主要包括會計政策變更和操縱應計項目；真實活動盈余管理則主要指公司通過安排實際交易來操縱盈余的方式，如關聯交易、資產銷售等。
2.1 應計項目盈余管理
2.1.1 會計政策變更
企業會計準則規定了很多種會計處理方法，企業可以根據自己的利益來進行選擇。例如在對固定資產計提折舊時，運用年限平均法可以降低折舊提高盈余，而采用雙倍余額遞減法或者年數總和法等加速折舊方法則會增加當期折舊以降低盈余。然而，由于企業會計準則規定，企業的會計政策選擇一經確定不得隨意變更，利用會計政策變更來調整盈余的空間也越來越小。同時，我國會計標準的改革經歷了一個不斷改進、逐步完善的過程，自愿性政策變更和強制性政策變更往往很難區分，對公司盈余的影響也更難確定。
2.1.2 操縱應計項目
企業的會計政策是以權責發生制為基礎，這樣就會產生應計項目和待攤費用。企業的會計人員需要運用職業判斷來對其進行估計。企業可以通過遞延確認費用或者提前確認收入來調高其利潤，反之來降低利潤。企業可以利用計提資產減值準備等方法來進行盈余管理。在公司業績好時可以多計提資產減值準備來作為秘密儲備， 而在業績差時通過少計提資產減值準備來提高盈余。由于會計估計具有很大的主觀性，因此對會計估計的合理和準確性很難進行評判，這就為盈余管理提供了很大的空間。
2.2 真實活動盈余管理
早在20世紀80年代，盈余管理的研究初期，國外學者Schipper（1989）， Healy ＆ Wahlen（1999）等就已經提出了真實活動盈余管理這個概念。Roychowdhury（2006）首次通過實證檢驗了上市公司為了達到保盈目的，更傾向于通過操縱真實活動來進行盈余管理。在此之后，真實活動盈余管理逐漸成為學術界研究的新焦點。
真實活動盈余管理的方式主要有兩種類型。
2.2.1 日常經營與投資活動
（1）操控銷售。如放寬信用條件、價格折扣、異常地降價促銷等。通常情況下，操控銷售會導致當前較高的生產成本和較低的經營現金流量。Jackon ＆ Wilcox（2000）以微盈企業為樣本，發現這些企業會通過在第四季度降價促銷來實現利潤增長，避免虧損。
（2）減少可操控費用。如減少研發支出、廣告支出和管理銷售費用等。Dechow ＆ Sloan（1991）通過研究405家每年發生巨額研發費用的美國制造業公司，發現這些公司的高管在任期的最后一年會通過減少研究費用支出來進行盈余管理。Gunny（2005）以美國1998-2000年的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發現管理層會通過操控銷售管理費用來提高公司短期的經營業績。
（3）生產性操控。如利用規模效應，通過大量生產產品來降低單位產品成本提高利潤。Roychowdhury（2006）通過實證研究發現管理層會通過價格折扣，放寬信用條件和超額生產等手段來進行盈余管理。當銷售無法增加時，公司可以通過擴大生產的方式來降低單位生產成本從而增加利潤。
（4）出售長期資產。當公司的經營業績無法達到預期水平時，公司的管理者可以通過轉讓固定資產、無形資產或者有價證券等方式來獲取收益調節盈余。Bartov（1993）研究發現公司會選擇一定的時機銷售長期資產以平滑盈余減輕債務壓力。陳信元、葉鵬飛、陳冬華（ 2003） 提出我國上市公司會通過出售資產提高公司利潤， 以達到配股或增發條件的行為。白云霞、王亞軍和吳聯生（ 2005） 通過實證研究發現，控制權發生轉移的公司為了達到扭虧為盈的或避免業績下降等目的會處置一部分資產。
實驗室管理綜述范文2
一、盈余管理與中國IPO公司
根據我國《公司法》規定，股份有限公司申請發行新股和股票上市必須具備一定條件，如“公司必須在最近三年內連續盈利”，為達到目的，企業往往通過盈余管理進行財務包裝，以取得上市資格并獲得較高的股票定價。有關上市公司首次公開募股之后經營業績的變動，在國內外已有多項實證研究成果，其中大多數研究發現IPO公司在首次公開募股之前存在著盈余管理，在上市之后經營業績則顯著下降。
Aharony、Lee和Wong分析了上市公司在發行B股或H股過程中的財務包裝行為。他們通過對1992—1995年期間83家IPO公司的研究發現，總資產收益率中位數在上市前的兩年內逐漸上升并在IPO當年達到最高，然后逐漸下降，意味著中國的IPO公司存在著一定的盈余管理行為。同時發現，IPO公司的盈余管理模式取決于每家公司與政府的關系和股票上市所在地。比如，IPO后的收益下降僅僅在非保護性行業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B股公司的收益下滑比H股公司更顯著。
林舒和魏明海借用了與Aharony， Lee和Wong相同方法對中國A股公司IPO過程中的盈利管理行為進行了研究，考察了1992—1995年間A股發行公司在IPO前后的收益表現，發現樣本公司的報告收益在IPO前2年和前1年處于最高水平，在IPO當年顯著下降而非繼續上升或略微下降。這種下降主要是由于工業類公司總體上在IPO前運用盈利管理手段大幅度“美化”報告收益的結果。盡管伴隨著IPO之前利潤總額的顯著增長，測試樣本的應收賬款與操縱性流動應計部分增長明顯，但對于IPO之后的對照樣本來說，在利潤總額未發生顯著變化的情況下，操縱性應計部分的增長依然在5％的水平下顯著，從而就無法得出工業類公司在IPO之前運用了盈余管理的明證。因為無論是IPO之前還是之后的公司，在1995—1996年期間操縱性應計利潤的表現都非常相似，如果說存在盈余管理行為的話，后者表現更為明顯。
二、盈余管理與中國虧損上市公司
在我國資本市場上，虧損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為有著明顯的中國特色，其主要動機是為應對證券監管機構的監管政策，避免被特別處理、暫停上市和終止上市。由于中國正處于經濟轉型時期，而這一時期產生了大量新的問題和現象，為保護廣大投資者的利益，提高整個證券市場的質量，我國證券監管部門陸續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規來規范上市公司的行為，以對上市公司進行監督。按照《公司法》的規定，上市公司如果“最近三年連續虧損”，將由國務院證券管理部門決定暫停其股票上市。上市公司若最近三年連續虧損，且“在限期內未能消除，不具備上市條件的，由國務院證券管理部門決定終止其股票上市”；同時，又規定，“公司決議解散、被行政主管部門依法責令關閉或者被宣告破產的，由國務院證券管理部門決定終止其股票上市”。企業的上市資格是一項寶貴的資源，無論從哪個角度，上市公司的管理當局、董事會乃至主管部委、地方政府都會盡量避免上市公司因“連續三年虧損”而被“摘牌”。為避免這種情況，上市公司存在強烈的動機進行盈余操縱。
孫錚、王躍堂的研究結果表明，上市公司的收益率分布存在著微利和重虧現象，即在虧損邊緣和嚴重虧損區間公司的分布比較集中?！拔⒗F象”的存在，使該特別處理的公司未被特別處理，該被摘牌的公司未被摘牌，結果必然是市場風險劇增，資源被低效或無效占用，甚至被浪費。“重虧現象”存在的后果是扭曲了公司前后期經營的真實情況，誤導投資者的判斷和決策，進而也損害了證券市場的資源優化配置功能。
陸建橋研究了中國虧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為。從研究結果看，在虧損上市公司首次出現虧損年份，公司存在著顯著的非正常調減盈余的應計會計處理；在首次出現虧損前一年度和扭虧為盈年度，又明顯地存在著調增收益的盈余管理行為，表明為避免公司出現連續三年虧損而受到證券監管部門的管制，虧損上市公司在虧損前后年度普遍采取了相應的能調減或調增收益的盈余管理行為，而且這些盈余管理行為主要是通過管理應計利潤項目達到，原因是：一方面管理應計利潤項目是現行會計準則和權責發生制會計所允許的，另一方面，管理應計利潤項目還具有不容易被外部報表信息使用者洞悉的優點。同時，研究發現在應計利潤項目中，虧損上市公司的營運資金項目在虧損及前后年度有明顯的被管理的痕跡，由此可見，營運資金項目——尤其是應收應付項目、存貨項目等有可能是上市公司最主要的盈余管理工具。
三、盈余管理與中國上市公司配股行為
我國絕大多數上市公司均以配股作為最佳融資渠道，但配股需要有比較嚴格的條件。在我國，對上市公司配股有基本條件的規定，如上市公司配股要求“最近3個完整會計年度的凈資產收益率平均在10％以上”，且“任何一年的凈資產收益率不得低于6％”。為達到配股及格線，上市公司會利用盈余管理調整凈資產收益率。此外，上市公司增發新股的定價由承銷商與發行公司協商也會導致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為。
蔣義宏、劉杰、孫錚、王躍堂、陳小悅、肖星、過曉燕等對上市公司凈資產收益率的頻率分布進行了研究，均發現在配股生命線（凈資產收益率等于10％）上，上市公司具有非常集中的趨勢，從而說明上市公司管理當局為達到配股要求，采取了明顯的“盈余操縱”措施，形成我國股票市場獨特的“10％現象”。
蔣義宏指出，上市公司預期在年度報告中EPS會略低于0或ROE不到10％時，就會有強烈的利益驅動，操縱利潤以使EPS略大于0，或使ROE略高于10％，我們將EPS略大于0或ROE略高于10％稱為利益驅動的敏感區域。同時以所有上市公司1997年報中的相關數據為樣本，用統計分析的方法，研究EPS和ROE處于敏感區域的上市公司是否有利潤操縱的行為。結果顯示1997年度EPS略高于盈虧臨界點和ROE略高于配股資格臨界點的上市公司中確實存在利潤操縱的行為。
Haw、Qi、Wu和Zhang從證券管制的角度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方式進行了詳細分析。分析發現，上市公司管理者成功地利用了涉及“線下項目”（在我國的利潤表中具體是指投資收益、營業外收支以及補貼收入等項目）的交易來達到監管部門對收益指標的要求。相對于管制政策出臺前，處在配股邊緣的上市公司來自非經常性項目的收益顯著增加。同時，前一年度發生虧損的公司往往通過涉及這些項目的交易在當年度扭虧為盈，而當年虧損的公司則以交易方式進一步降低報告期利潤。他們發現具有配股權的臨界公司應計利潤總額顯著高于非臨界公司，意味著上市公司存在利用應計項目進行盈余管理的可能。
陳小悅、肖星、過曉燕也對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方式進行了研究。他們按照稅后凈資產收益率將樣本分為5％——9％，10％——12％和12％三組，以5％——9％和12％以上的兩組公司作為對比樣本，考察凈資產收益率在10％—12％的公司是否有明顯的利潤操縱現象。研究結果表明，為獲得配股權利，處于臨界點的上市公司具有強烈的盈余管理動機，利用現有的信息不對稱和契約的不完備性（即僅憑凈資產收益率決定配股權）對利潤進行操縱，從而達到獲取配股權的目的，并得出結論，“配股現象”的存在，其直接后果是證券市場中有限的追加資源被不合理地分散化，因而也就降低了追加資源配置的有效性。
陳曉、李靜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通過財政支持積極參與了上市公司的業績提升行動。我國上市公司的實際稅率遠遠低于33％的法定水平，享受15％實際稅率的公司占了上市公司的絕大多數，并且越來越多的公司從地方政府得到直接的財政補貼。事實上，如果沒有地方政府的支持，許多上市公司將失去配股資格。
四、盈余管理與注冊會計師審計意見的相關性
無論盈余管理是增加或降低財務報表的信息含量，盈余管理本身會增加上市公司的潛在風險，是毋庸置疑的。當盈余管理是一個較普遍的現象時，它與注冊會計師的審計意見之間也就存在相應的內在聯系。如果一家上市公司被認為存在盈余管理現象，其內在的風險將會增加，從風險導向型審計來看，注冊會計師就不應當出具標準無保留意見的審計報告。這樣，有關盈余管理的研究成為審計質量研究的一個中介或橋梁，審計意見是否與盈余管理之間存在統計上的相關性，是判斷注冊會計師執業質量的標準之一。如果我國注冊會計師的職業質量普遍不高，那么，不僅審計意見與盈余管理之間沒有內在的聯系，不同的會計師事務所在審計意見與盈余管理的相關系數上也不存在差別。反之，如果審計意見與盈余管理之間存在統計上的相關性，我們認為注冊會計師的職業質量并不像外界所批評的只是“蓋章收錢”；如果不同類型的會計師事務所在審計意見與盈余管理的相關系教上存在統計上的差別，我們可推斷，不同類型會計師事務所的職業質量存在高低、良莠之分。
張永奎、劉峰對中國資本市場上1998年度被出具非標準無保留意見審計報告的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與審計意見的相關性進行了實證研究，他們分別選取了128家非標準無保留意見上市公司和標準保留意見的上市公司作為測試樣本，進行比較，得出結論：注冊會計師能在一定程度上審計出盈余操縱，上市公司盈余操縱越厲害，越有可能被出具非標準無保留意見。但同時，李東平、黃德華、王振林對審計意見與盈余管理的關系進行了研究，結果發現經過近十年的發展，注冊會計師說“不”的情況越來越多，獨立性得到顯著提高，但這種獨立性表現出不對稱的特點，就是出現事關配股等關系到上市公司切身利益的事項時，面對部分上市公司比較突出的盈余管理問題，注冊會計師仍然出具“清潔”審計意見。最終，導致盈余管理變量與審計意見類型變量沒有顯著的相關關系。因此，當注冊會計師面臨保持獨立性與失去客戶的兩難選擇時，上市公司擁有絕對的選擇優勢，而審計意見的最終決定權實際上變成了接受審計的管理層。由此可見，僅僅設立審計制度對于減少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為遠遠不夠，完善上市公司的審計委托機制，規范會計師事務所的競爭行為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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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管理綜述范文3
關鍵詞：風險管理；全面風險管理
文章編號：1003－4625（2008）10－0105－5 中圖分類號：F833文獻標識碼：A
全面風險管理是目前風險管理發展的最新趨勢，它是一種站在整個公司角度進行的整體化風險管理方式，我們平時見到的公司風險管理（Corporate Risk Management）或整體風險管理（Enterprise-wide Risk Management）也是指全面風險管理。全面風險管理的核心思想是：一個公司的風險來自很多方面，比如，一個保險公司可能會面對由需求變化、利率變化、資產價格變化等帶來的種種不同風險，最終對公司產生影響的不是某一種風險，而是所有風險聯合作用的結果，所以只有從公司整體角度進行的風險管理才是最有效的。目前關于全面風險管理的理論與方法主要有以下兩大類：第一類是基于組織結構體系全面風險標準化度量的全面風險管理方法――ERM(Enterprise-wide Risk Management)。ERM的概念是由美國最大的幾家銀行和證券公司最先提出的。其核心理念是從企業整體的角度，對整個機構內部各個層次的業務單位和業務環節的各個種類的風險進行通盤管理。ERM 要求對市場風險、信用風險、操作風險等各種風險、各種風險所涉及的金融資產與資產組合（利率、匯率、股票、期權等）以及承擔具體風險的各個業務單位，進行全面有效的整合風險管理。第二類是基于風險決策因素的全面風險管理理論――TRM。TRM(Total Risk Management)是從風險決策角度提出的另一種全面風險管理理論，其核心思想是從系統決策的角度出發，引入風險管理策略的三因素概念,這三個因素包括概率(Probability)、價格(Price)和偏好(Preference)因素。風險管理的目標是謀求三要素(3P’S）的最優均衡。目前TRM還只是一個理論上的概念，現實生活中建立如此龐大而復雜的TRM系統現在看來似乎是不可能的。相對TRM理論而言，ERM具有良好的現實可操作性，本文所講的全面風險管理指的是ERM。
一、全面風險管理經典文獻回顧
（一）國內（中文）文獻回顧。陳秉正（2003）在其著作《整體化公司風險管理》中論述了風險管理概念的演進、風險管理與企業價值、風險管理與資本管理以及風險管理的各種策略，并對整體化風險管理進行了展望。文章主要是融合了Shimpi（2001）的《整合性公司風險管理》和Doherty（2003）的《整體化風險管理》兩本風險管理巨著的精華，論述了全面風險管理的基本理論。陽（2006）《金融機構現代風險管理基本框架》一書從金融機構的風險角色分析入手，歸納了風險的概念和性質，并從金融機構的角度論述了現代風險管理的內涵和特征，以及現代風險管理框架體系的構建。該書的特色在于對風險角色的分析和風險、風險管理概念的歸納，但作者只是提出了現代風險管理的框架體系構建，并沒有關于風險管理的實證分析和風險管理框架的具體應用。（美）尼爾?多爾蒂（Doherty, Neil. A.，2003）《綜合風險管理――控制公司風險的技術與策略》，這本由陳秉正，王在2005年翻譯的風險管理著作認為隨著近年來衍生金融市場的快速成長以及金融工程技術的不斷發展，加上保險市場開始重視在保單內容的設計上將可保風險與財務風險相結合，因此，當前風險管理的主要目標是反映公司的理財能力和增加公司的價值。整合型風險管理是結合保險與金融工程技術，利用創新性避險工具來管理公司的風險，包括可保風險（Insurable Risk）、財務風險、營運性風險和事業風險（Business Risk）。Doherty, Neil. A.還認為考察風險的成本是進行全面風險管理的基礎，因此對風險的成本做了深入分析，并考察了容易產生風險成本的公司結構特征，指出改變公司的結構特征同規避風險一樣屬于重要的風險管理策略。該書對如何利用簡單的和復雜的財務杠桿對風險進行管理，包括應急性融資工具的分析在全面風險管理領域是一個創新，增強了全面風險管理的可操作性。賴志仁（1999）在《風險管理與全球保險之未來趨勢》一文中論述了近年來，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國與國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小，產業間的合并和企業并購行為在全球范圍內開展，保險、銀行、共同基金、資本市場之間的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金融商品之間的差異性變小，替代性變強。因此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不能繼續局限于傳統的方式，而應該從公司整體的視角上開發一種綜合的風險處理方法。該文章還指出多種避嫌工具的風險管理策略會成為未來的潮流，但并沒有具體說明企業應該如何整合這些避險工具來處理公司所面臨的風險。潘國臣等完成的文章《整合風險管理與會司價值》（2006）指出，新興風險管理工具有資產避險、負債避險和權益避險三種，這三種避險工具的價格分別為、和，并且三者的關系是＞＞ 。如果采取避險措施之前的資產與負債額分別為與，則在資本結構已經是最優的假設下，采用負債型避險方式對資本結構的沖擊是最小的，其次是權益型避險方式，而資本型避險方式對資本結構的沖擊是最大的。若是分析損失后對公司資本結構的影響，則單純使用資產型或負債型避險工具都是不利的，應該綜合運用多種避險工具。但文章并沒有就該理論進行實證研究。
（二）國外文獻回顧。瑞士再保險公司（Swiss Re.）研究部在其著名期刊《Sigma，No3/2005》發表了《產險業資本承保與價值創造的實踐》①一文，該文章指出：影響產物保險公司的資本成本因素是投資活動與承保風險的組合。而公司價值比較高的產險公司的承保利潤波動較小，這些公司都有較好的風險選擇、風險分散與再保險安排，或者使用了創新的風險轉移技術。這篇文章的特點是從實證角度出發驗證了風險管理提升公司價值的重要作用。Shimpi（2001）年的著作《整合性公司風險管理》中提到：風險就像一頭大象，傳統的風險管理就像盲人摸象，“雖然每個人都摸對了一部分，但總體上來講還是錯的”。書中對于傳統個別的風險管理與創新整合型風險管理做了比較，其中包括：資本管理與風險管理；公司財務與保險；財務長與風險管理人；眾多個別風險與整合風險；眾多個別市場與整合的市場。并對整合前后的風險管理效果進行了論述。該書與Doherty（2003）②的著作是學術界公認的風險管理理論與實踐領域中最經典的兩本著作，兩本書的著重點不同，內容各有千秋。Doherty（2003）主要論述了各種創新型避險工具的運作與風險分析。Meulbroek（2002）在其論文“A Senior Manager’s Guide to Integrated Risk Management”中強調現代風險管理的觀念不應該局限在可保風險暴露單位上，而應該關注會影響公司價值的所有風險，包括營運風險、法律責任風險、財務風險、投資風險、稅收負擔風險、監管及合規風險等。并提出了處理風險的三大基本原則：一是修正公司的營運方式；二是調整公司的資本結構；三是選擇適當的金融工具（包括衍生金融產品）。以此來適應資本市場和保險市場的變化。Meulbroek認為應該用最具成效的方法達成風險管理的目標，使企業在遭受不可預測的意外損失時，可以及時獲得融資資金，以維持企業的正常運轉甚至進一步發展。Culp（2002）的兩篇文章認為，資金管理和風險管理本來是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但長久以來的公司財務處理方法總是將兩者分開來管理，這不僅浪費了資源也損失了管理的效率。Culp建議公司應該采用整體化風險管理，利用創新型金融避險工具來管理風險對企業內部的現金流、盈余與資產負債表的不利影響，并避免非預期損失事件實際發生時對公司的財務狀況產生巨大的沖擊。
二、全面風險管理產生的基礎
全面風險管理涵蓋的范圍很廣，它是在圖1所示的三個理論與實踐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內容涉及保險、財務套期保值、投融資、杠桿管理、薪酬設計甚至稅收管理等多個領域的內容。③
首先是風險管理與保險理論的發展。風險管理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為了管理“可保風險”而出現的。Robert Mehr和Bob Hedhes于20世紀60年代建立了可保風險管理的基本框架。之后，可保風險管理又有了一系列的創新，比如有限風險計劃；保險公司自身的資產負債管理；以及20世紀90年代出現的捆綁式保障保單，這種保單不僅包括傳統的可保風險（財產和責任風險），還包括財務風險（如利率風險和匯率風險），從而打破了保險市場和資本市場之間的障礙。
其次是衍生產品市場和金融工程理論的發展。20世紀八九十年代是金融創新高速發展的時期，其賴以產生和發展的理論基礎主要是馬柯威茨的資產組合管理理論、夏普和羅斯創立的資產定價模型以及布萊克和舒爾茨創立的期權定價理論。衍生產品和金融工程的發展不僅豐富了風險管理用于套期保值的工具，還為公司其他的風險管理策略提供了方便。公司不僅可用衍生產品對特定的風險進行套期保值，還可以將衍生產品嵌入到公司的負債和權益里。而新近發行的巨災債券和非傳統風險轉移工具（ART）則是直接出于風險管理的目的而出現的。
再次是公司風險管理理論的發展。20世紀八九十年代人們開始關注風險對于公司價值的影響，1976年David Cummings通過對資本資產定價模型的進一步分析，說明了公司是如何通過對風險進行保險而實現價值最大化的；Mayers和Smith（1983）又基于風險給公司帶來的摩擦成本，提出了更新的公司風險管理理論（關于風險的成本，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有詳細的論述），即風險的摩擦成本或交易成本可以使風險管理成為一個增加公司價值的過程。針對風險的成本解釋， Doherty Neil A.（1985）又提出了管理風險的“對偶策略”，即公司既可以通過降低風險又可以通過調整財務或組織結構、改變杠桿作用的方式來減少風險的交易成本。
三、全面風險管理框架
這里主要介紹美國COSO委員會和GARP組織提出的全面風險管理框架。
（一）COSO全面風險管理框架①。COSO全稱為“發起機構委員會”（ 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 )，它是一個自愿性質的私營機構，致力于通過商業倫理、有效的內部控制和公司治理來提高財務報告的質量。2004年9月，COSO委員會正式了《全面風險管理――整合框架》(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Integrated Framework)，目前已受到國際企業界、金融界和政府監管部門的廣泛關注。新的《全面風險管理――整合框架》對全面風險管理給的定義是：全面風險管理是一個過程，它由一個企業的董事會、管理當局和其他人員實施，應用于企業戰略制訂并貫穿于企業各種經營活動之中，目的是識別可能會影響企業價值的潛在事項，管理風險于企業的風險容量之內， 并為企業目標的實現提供保證。COSO全面風險管理框架(下稱REM框架)力求實現以下四種類型的目標：戰略目標―高層次目標，與使命相關聯并支撐其使命；經營目標―有效和高效率地利用企業資源；報告目標―報告的可靠性；合規目標―符合法律法規的要求。全面風險管理框架包括八個相互關聯的構成要素，這些要素來源于管理當局經營企業的方式，并與企業管理過程整合在一起。這八個構成要素分別是:內部環境、目標設定、事項識別、風險評估、風險應對、控制活動、信息與溝通、監控。企業風險管理隨著時間而不斷變化，曾經有效的風險應對方式可能會失靈，控制活動可能會變得無效或不再被執行，企業的目標也可能發生變化等。面對這些變化，管理者需要通過控制手段，以確定企業風險管理的運行是否持續有效。監控可以通過持續的管理活動、個別評價或者兩者結合來完成。ERM框架有如圖2所示的三個維度:第一維是企業的目標，即戰略目標、經營目標、報告目標和合規目標；第二維是全面風險管理的八個要素，即內部環境、目標設定、事件識別、風險評估、風險對策、控制活動、信息和交流、監控；第三維是企業的各個層級，包括整個企業、各職能部門、各條業務線及下屬各子公司。ERM三個維度的關系是，全面風險管理的八個要素都是為企業的四個目標服務的；企業各個層級都要堅持同樣的四個目標，每個層次都必須從以上八個方面開展風險管理活動。該框架適合各種類型的企業或機構的風險管理。
（二）GARP全面風險管理框架②。GARP(全球風險專業人員協會)成立于1996年，是在英國老牌巴林銀行倒閉、全球風險重要性開始凸現的背景下由風險專業人士倡議產生的專業組織。GARP認為全面風險管理所要做的是了解從金融機構活動中所產生的全部風險同時去有效地管理這些風險，因而一個有效的風險管理方案會平衡風險管理結構和質量方面的問題?；谶@一認識該組織認為全面風險管理框架應該包括策略、程序、基礎設施和環境四個模組以及它們之間的融合（如圖3所示）。
GARP認為，風險管理任務主要包括以下六點： (1) 把交易策略和風險管理策略結合起來，這樣可以確保企業在預測并分散風險方面的優勢；(2) 建立風險管理過程，這個過程要便于公司組織內部對風險管理的理解和實施，并能主動支持公司的風險管理策略； (3) 通過在組織人員指導和風險行為的支持系統之間的合理安排來提高風險管理的水平； (4) 對各種類型的風險進行理性和動態的劃分，合理地反映公司商業策略和外部市場環境所對應的風險；(5) 建立一個風險和行為的衡量系統，這個系統要透明、可信、及時，并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以實現個人行為與企業目標以及風險管理目標的統一；(6)強化組織的風險管理意識，重視風險管理的質量和持續性,提高企業風險承受的能力，滿足顧客要求和增加股東收益。GARP全面風險管理的四個模組協調合作，共同負責完成以上六項風險管理任務。實際上GARP方案與COSO的ERM框架并無實質區別，GARP方案囊括了COSO全面風險管理框架的要素，即內部環境、目標設定、事件識別、風險評估、風險對策、控制活動、信息和交流、監控，并做了重新組合，更進一步來說，策略是中心，風險管理基礎設施、過程和環境是全面風險管理體系的三大平臺。
四、全面風險管理的四種基本策略①
全面風險管理策略針對的不是單個風險，而是整個公司的風險剩余，它包括下面四個基本策略。不論風險的來源如何，也不管風險是增加了稅收成本還是財務困境成本，只要風險對公司價值產生了影響就可以使用這四種風險管理策略來管理風險。
（一）資產規避策略?！百Y產規避”可以定義為用一項資產為其他資產所存在的風險提供規避。資產規避策略的思想是：一個包括了基礎資產和規避資產的投資組合可以有很小的風險甚至沒有風險。比如投資組合F，一定量的資金$被投資于兩項資產。第一項是基礎資產，每投入的一美元的回報為AB；第二項資產，即規避資產，每一美元的回報為AH。資金$按{1h}分配于兩項資產，并且兩項資產的相關系數ρBH為負，在接近－1的極限時規避效果最好。
資產規避：F= $(AB+hAH) 0>ρBH≥－1（1）
如果ρBH＝－1，則存在某個規避率h*使得投資組合不存在風險，此時COV{ $(AB+hAH) }=0。
再保險保單是保險人采用的一種傳統的資產規避形式。新型的資產規避工具是巨災期權，巨災期權是根據保險公司所要求的指數價值而制定的期權，當指數達到預先設定的指數值（執行價格）時，保險公司就可以獲得一筆支付報酬。資產避險核心思想是當基礎資產遭到損失時可以通過另一項資產的獲取來彌補，當然中間涉及規避費用的問題（再保險保費或期權價格）。
（二）負債規避策略。與資產規避策略不同，負債規避是在資產負債表的相反方面實現的，即用一種負債的免除來彌補基礎資產的損失的風險管理策略。這樣，投資組合包括的就不是規避資產，而是基礎資產和規避負債的組合。
負債規避：F= $(AB-hLH ) 0
如果ρBH=1，則存在某個h使得投資組合不存在風險，即COV{$(AB-hLH )}=0。許多新型的風險管理策略，如目前市場上存在的股票期權和巨災債券都屬于負債規避。
（三）股權規避策略。全面風險管理的目的包括避免風險帶來的各項成本，保值公司對突然損失的融資能力和對投資機會的籌資能力。除了獲得外部資本注入和借債，還有另一種方式可以達到這些目的，那就是損失后的股權融資。當損失事件發生后，公司為損失或投資機會籌措資金的難易程度以及資金使用的成本取決于損失事件的嚴重程度、公司的特許價值以及當時金融市場的環境，而公司所關心的一是資金需求數量和成本，二是損失后的杠桿水平。股權融資可以滿足籌資需要，而且不會增加杠桿率。雖然債務融資也可以達到這個目的，但會增加杠桿率①。當一個公司現有的流動資產無力支付投機性損失（流動性危機），而公司其實還具有一定數量的特許價值，這時候采取的資本調整措施實質上是特許價值的一種變現。
股權規避策略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是簡單的損失后權益融資。這種策略的一個特征就是新的權益資本的可發行價格會由于損失而降低。第二個策略是保險人購買其自己股票的一個看跌期權，這個期權可以在預定規模的損失發生后被執行。這些新的工具已經在市場上發行的“巨災看跌期權”中被使用。
（四）杠桿調節策略。風險的成本可以通過降低風險或減少風險的交易成本兩種方式降低，這是新型風險管理的“對偶性”特征，也是我們進行風險管理策略時考慮問題的兩個基本方向。其中減少交易成本的策略可以叫做風險調整策略，而對杠桿率的控制是最重要的風險調整策略，它可以用于降低任何風險來源導致的風險成本，是典型的全面風險管理策略。杠桿調節策略可以用來處理財務困境成本，貸款人和剩余權利要求者之間成本等。此外，如果發生了突然的損失，公司將發現由于杠桿率的降低使得公司在資本市場上處于有利的位置，或者對已破壞資產進行重購，或者對新方案進行融資都變得相對容易。
杠桿調節策略顧名思義是對公司財務杠桿水平的調節，因此嚴格意義上講，債務融資和權益融資都屬于杠桿調節的范疇，只是由于近年來風險管理領域的創新都集中在新型規避工具的使用上，這些新型工具又都屬于股權或負債型避險工具，所以把這兩種工具單獨拿出來介紹以示重視。除了債務融資和權益融資，杠桿調節策略涵蓋的內容還很多，比如紅利政策的制定、債務和權益間的轉換等，這屬于更廣泛的公司財務管理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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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管理綜述范文4
關鍵詞：客戶知識管理 平衡計分卡 績效評價
21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知識經濟社會的概念逐步深入人心，而企業的營銷模式也由以產品和交易為中心轉向以客戶和知識為中心。在此背景下，綜合吸取知識管理和"以客戶為中心"的管理思想精髓--客戶知識管理這一新興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工具開始逐漸被企業所重視。但是客戶知識管理作為企業的一項前瞻性的投資，由于其本身的復雜性，管理起來較為困難?？蛻糁R管理的有效實施，必須建立在科學有效的績效評價基礎之上，開展客戶知識管理績效評價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一、客戶知識管理的內涵
客戶知識管理是一種新的管理思想，是知識管理和客戶管理的發展趨勢，也是這兩種理論的結合。它研究如何有效獲取、共享、應用和創新企業所收集到的客戶知識來提高企業自身價值和滿足客戶個性化需求，從而使企業長期保持競爭優勢。
目前，對客戶知識管理的定義，主要是從這樣兩個角度出發：
（1）采用知識管理研究的觀點，把知識看成像數據、信息一樣的資源，采用先進的信息技術對客戶知識資源進行獲取、存儲、分析、整合、共享、利用和創造，將知識作為資源的價值發揮到最大。如美國學者Wayland 和Cole在其著作《Customer Connections：New Strategies for Growth》（1997）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客戶知識管理"這一概念。他們認為客戶知識管理是指客戶知識的來源與應用以及怎樣運用信息技術建立更有價值的客戶關系。它是指在獲取、發展以及保持有利可圖的客戶組合的過程中，有關信息和經驗的杠杠作用。Gold A（2001）等認為客戶知識管理是指將知識管理作為手段來處理組織內各部門之間以及企業與客戶之間進行客戶知識的形成、共享以及應用來提高企業客戶關系管理業績的過程。Gibbert（2002）等認為客戶知識管理是綜合運用信息技術與知識管理，促進企業了解自己的客戶，從而使企業在為客戶提高質量的服務中學習的過程。臺灣學者何雍慶等人（2003）認為客戶知識管理是組織成員透過組織學習，將顧客資料、資訊或接觸經驗予以組織有效地運用并擴展客戶知識的廣度和深度，經過有效的管理作為，使客戶知識成為組織的智慧進而提高企業的競爭優勢。
（2）從客戶關系管理的角度出發，結合客戶關系管理更好的來應用客戶知識管理。如Nonaka（1998）認為客戶知識管理是客戶知識社會化過程，與客戶互動的過程中提高自身的親和性，從而獲取客戶擁有的知識。Alan Cooper（2000） 認為客戶知識管理是指通過利用先進信息與客戶互動交流，幫助客戶找出問題及其答案進而適應周圍環境，客戶需求過程與企業的營銷過程有力的交織融合在一起，實施"定制化"服務。麥肯錫的副總裁羅樹忠（2001）認為客戶知識管理就是指有效的獲取、發展和維系有利于客戶組合的知識與經驗，為盡可能的求得最大的價值，客戶、知識、管理必須在一個封閉的循環體系中，企業運用這個循環體系中的客戶知識，從客戶關系中獲得最大收益的行動。高倩（2001）認為客戶知識管理是企業在與客戶互動的過程中所收集到的關于用戶的數據、資料以及交易記錄，經過分類、處理等程序而形成客戶知識，并將其應用到企業價值鏈的各個過程中，從而為企業決策的制定提供依據。傅建球（2005）認為客戶知識管理是指企業從各種既有的或潛在的客戶信息中，萃取轉化出可以用來為企業營銷服務并發掘出有價值的知識的過程。
關于客戶知識管理的概念，通過綜述有關文獻，我們發現國內外學者對客戶知識管理給出了不同的表述，目前還沒有形成統一的定義。但不管如何闡述，如何給出定義，其共同思想可以總結如下：1客戶知識管理是對客戶知識的獲取、共享、應用和創新等一系列流程；2從知識管理以及客戶關系管理兩方面入手，把知識管理作為一種應用工具，融入到客戶關系管理之中，形成客戶知識管理；3客戶知識是企業的一項重要競爭資源，企業通過客戶知識管理，可以增強企業的競爭能力。
二、客戶知識管理績效評價
實驗室管理綜述范文5
一、觀念創新是動力
先進的觀念總會帶來先進的行為方式。觀念支配行為，思維決定出路。
只有當我們的項目經理和項目管理人員，把項目管理看成是一種常建常新的管理科學，而不是看成依行政手段推行的權宜之計，那么就會主動地去參與項目管理的創新。事實上，項目管理是一門年輕而又充滿活力的學科，即工程項目管理學，它的應用性特別強，并在不斷發展。但是，許多項目管理的從業人員并沒有認識到這一點，這樣，就帶來了隨意性管理，有“大干苦干拼命干”的口號型管理，嚴管嚴罰的整頓型管理，聽之任之的自由式管理?？傊?，不是科學管理型的項目管理。
在激烈競爭的形勢下，施工企業經濟效益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工程項目成本的高低，因此，要切實轉變觀念，從粗放式管理向集約式管理轉變。以成本管理為中心環節，加強項目財務、現場、分包和設備管理，規范管理行為，有效降低成本，向管理要效益。
二、制度創新是前提
項目管理制度是施工企業經營管理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建立了科學高效的項目管理制度，項目才能給企業帶來預期的效益，并開拓源源不斷的市場。
審視我們一些建筑施工企業的項目管理，其低效、虧損的根源，管理落后是重要原因，尤其是管理制度的落后，導致了項目管理的失控，“跑、冒、滴、漏”現象嚴重，如現場管理混亂，材料浪費丟失；工程質量管理把關不嚴，返工現象時有發生；人工費超支，工資含量居高不下；工程預結算工作松散，分包工程管理、材料設備管理不到位，使施工企業競爭力受到嚴重制約。所以，通過項目管理制度創新，著力解決項目管理水平低下、項目管理風險加大等問題，已刻不容緩。要創新項目承包考評制度。完善項目承包管理制度，加強對項目責任制的考評，以此來規范項目部及項目經理的責任范圍和行為。要建立健全風險抵押金制度。推行項目經理責任承包，必須逐步建立“自籌資金、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經營機制，由項目經理按工程產值的一定比例，拿出一定量的風險抵押金，對項目全責經營，贏利重獎，虧則重罰，形成一種“責任、風險、權利、利益”四位一體的管理模式。要完善項目成本管理制度。目前的施工企業項目成本管理，基本上停留在“事后”被動控制為主，尚未建立起較科學的成本控制體系。因此，要側重于對實際成本的控制，建立完善內部控制和牽制制度，抓好項目成本管理與核算的基礎工作，強化項目成本費用的日常管理，實施對施工現場成本管理的過程控制，建立成本考核的預警機制，保證項目承包責任制落實到實處。
三、技術創新是源泉
當今的世界，已進入科技昌明的時代。項目管理要創新，離不開技術創新。首先要積極推廣新技術應用。建設部推廣的十項新技術，是國內建筑業技術創新的集大成者，我們在許多項目工程中已應用推廣。昌吉世紀花園工程，2003年榮獲自治區優質工程新疆建筑工程天山獎，因在施工中廣泛應用新技術、新材料、新工藝，被建設部授予“國家建筑節能示范工程”和“國家康居示范工程”。婦保院二期擴建工程，應用了8項新技術，被評為浙江省科技示范工程，該工程繼獲得市優、省優工程后，已申報中國建筑工程“魯班獎”。其次是項目中開展群眾性的QC攻關活動，是技術創新的又一重要手段，我們在這方面常抓不懈，取得顯著成果。到目前為止，已有5項成果獲國家級獎，11項成果獲省級一、二等獎，8項成果獲市級一、二、三等獎。其三是加快人才培養，為項目技術創新提供保證。為適應建設項目領域不斷發展和項目科技含量不斷提高的需要，必須加快高新人才的引進、培養和使用。以重點工程為舞臺，加快培養青年人才群體，委派他們擔任項目經理助理、項目工程師等職務，讓他們在施工第一線掛職鍛煉。
四、方法創新是保障
管理方法創新是項目管理有機處理和協調好工期、質量、成本多項目標的關鍵，是項目管理成敗的重要保證。
進度控制手段創新。作為進度控制來說，任何一個項目都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因此，必須認真編制施工組織設計。只有這樣才能確定工程項目各個階段性的控制點，并從階段性的成功取得最后的成功。
實驗室管理綜述范文6
【摘要】本文分別對國內外關于知識型員工監管激勵的研究做了總結并指出其存在的問題，主要討論有關知識型員工監管激勵的理論淵源、發展情況及存在的挑戰與演化博弈論在知識型員工監管激勵研究中的應用前景。
【關鍵詞】知識型員工 監管激勵 演化博弈 研究綜述
1 前言
隨著全球化競爭和區域競爭的到來和加劇，如何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是關系到企業生存發展的關鍵。但是，就目前在對知識型員工的管理即如何監督、激勵等過程中仍存在不少問題。正是基于此，我們選擇“企業中知識型員工的監管激勵演化博弈分析模型”作為研究方向，針對企業中的實際情況，在考慮到相關職能部門、企業與知識型員工相互博弈以及這三方均具有有限理性的情況下，對知識型員工的激勵機制進行研究;在此基礎上，設計可行的激勵機制，激發知識型員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并期望能為相關職能部門和企業制定激勵政策提供理論依據和決策參考。
2 知識型員工的定義和特征
2.1 知識型員工的定義
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首先提出知識型員工這一概念，即知識型員工是指那些掌握和運用符號和概念、利用知識或信息工作的人。
概括來說:知識型員工是憑借自己所受教育，實用腦力勞動創造價值，與一般員工相比，具備較強的學習知識和創新知識的能力，擁有知識資本和創新能力，利用現代科學技術知識提高工作效率為企業帶來知識資本增值，并以此為職業的腦力勞動者。
2.2 知識型員工的特征
(1)強烈的自我價值實現愿望，他們往往更加在意自身價值的實現，并強烈期望得到社會的認可，他們往往更加熱衷于具有挑戰性的工作，希望展示自我價值。
(2)對權威的蔑視性，知識型員工由于渴望展示自己的價值，往往表現出權威的蔑視。
(3)具有高度的獨立性。由于知識型員工擁有豐富的知識資本，因此往往主觀上不愿受制于人。他們更強調自我控制、自我管理、自我引導和自我發展。
(4)學習愿望強烈，富于創造精神。他們喜歡做前沿性、挑戰性的研究，在易變不完全確定的系統中發揮個人的資質和潛力，創新是他們體現自我價值的方式。
3 關于知識型員工監管激勵的研究狀況
3.1 國外知識型員工監管激勵的研究狀況
美國著名的管理學家彼得·德魯克(2001)提出了知識工作的概念:知識型員工是指“那些掌握和運用符號和概念，利用知識或信息工作的人”。知識型員工一方面能充分利用現代科學技術知識提高工作效率，另一方面知識型員工本身具有較強的學習知識和創新知識能力。知識創新能力是知識型員工最主要的特點。此外，知識型員工的工作主要是一種思維活動，知識的更新和發展往往隨環境條件的變化而有所適應，具有很大的靈活性。所以知識型員工兼具知識型、創造性、靈活性等方面的特征。加拿大的著名學者、加拿大優秀基金評選主審官弗朗西斯.赫瑞比(2000)認為:簡而言之，知識型員工就是那些創造財富時用腦多于用手的人們。他們通過自己的創意、分析、判斷、綜合、設計給產品帶來附加值。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員工監管激勵在管理界已經是一個相當古老的話題，早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出，企業界和管理界就對監管激勵員工、提高勞動生產率進行廣泛而深入的研究。
3.2 國內知識型員工監管激勵的研究狀況
國內學者張伶，張正堂(2008)認為雖然雙因素理論和工作特性理論都說明與工作有關的內在激勵因素對于員工行為重要的激勵作用，但是，雙因素理論因素中關于“激勵因素”和“保健因素”的劃分是模糊的，而不同學者對于工作特性唯獨的劃分也是模糊的，因此，他們基于知識型員工的特性分析，提出內在激勵特性包括工作自主權、晉升機會、上級支持、人與組織匹配等4個方面，并建立了這些內在激勵因素對知識員工工作態度、工作績效影響關系的假設模型和以蘇北地區企業的知識型員工為研究對象，通過實證檢驗發現，工作自主權、晉升機會、上級支持、感知的人與組織匹配通過工作滿意度、組織承諾對工作績效有正向顯著影響。郝敏懷(2009)從如何培訓開發、職業生涯規劃和薪酬激勵等方面針對企業專業技術人才這一典型的知識型員工的人才激勵策略進行了探討，同時認為按照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為滿足專業技術人員各個層面的需求還必須多種激勵方式相結合，實現多渠道激勵。余莉(2009)通過闡述激勵的機制和基本理論，在分析研發人員個性特征和主導性需求的基礎上，提出了針對研發人員的激勵方法策略，其指出在物質激勵中的薪酬激勵的設計上，既要注重剛性工資的競爭性、成本性，更要突出激勵性因素的作用，加大基于績效的彈性工資力度，并且在這方面拉開差距。
3.3 對國內外知識型員工監管激勵的評價
縱觀國內外研究，我們可以看到目前對監管激勵的研究主要是沿著監管激勵的作用機理展開，在分析諸如專業技型員工，科技研發人員這些典型的知識型員工的特征的基礎上，分析激勵因素和激勵過程，建立監管激勵模型，監管激勵模型基本上是在企業利潤最大化和“經濟人”的人性假設，以主客體的博弈研究各種監管激勵機制。但目前對于監管激勵模型的構建大多都是基于傳統博弈論 ，傳統博弈論假設行為主體都是具有完全理性即行為主體始終以自身最大利益為目標，具有各種環境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判斷和決策能力，具有在存在交互作用的博弈環境中完美的判斷和預測能力，不會發犯錯，不會沖動，沒有不理智。很顯然，現實世界中這種假設通常是得不到保證的。同時，縱觀國內外研究，我們發現，在政府相關職能部門、企業與知識型員工相互博弈的情況下，學界對知識型員工監管演化博弈機制尚不多見，因而本課題采用演化博弈論的方法，對行為主體采取有限理性的假設，即行為主體被假設為程序化地采用某一既定行為，他對于經濟規律或某種成功的行為規則、行為策略的認識是在演化過程中得到不斷地修正和改進的，成功的策略被模仿，進而產生出一些一般的“規則”和“制度”作為行為主體的行動標準。在這些一般的規則下，行為主體獲得“滿意”的收益，這與現在情況更符合。因此，我們在考慮到相關職能部門、企業與知識型員工相互博弈以及這三方面均具有有限理性的情況下，運用演化博弈的方法構建知識型員工監管的演化博弈模型，運用復制動態方程對企業和知識型員工的演化穩定策略進行分類討論，找出政府、企業和知識型員工三群體類型比例變化復制動態關系，對如何有效監管和激勵企業知識型員工提出對策和建議。
4 基于演化博弈論對知識型員工監管激勵的研究思路
本課題將通過基于行為主體有限理性假設的演化博弈理論，打開對企業知識型員工監管激勵的新思路。
4.1 演化博弈論基本理論的概述
在傳統博弈理論中，常常假定參與人是完全理性的，且參與人在完全信息條件下進行的，但在現實的經濟生活中的參與人來講，參與人的完全理性與完全信息的條件是很難實現的。在企業的合作競爭中，參與人之間是有差別的，經濟環境與博弈問題本身的復雜性所導致的信息不完全和參與人的有限理性問題是顯而易見的。
與傳統博弈理論不同，演化博弈理論并不要求參與人是完全理性的，也不要求完全信息的條件。有限理性這一概念最早是由西蒙在研究決策問題時提出的，它是指人的行為只能是“意欲合理，但只能有限達到”。威廉姆森在研究影響交易費用的因素時，對有限理性的問題進行了歸納總結人的有限理性是由兩方面的原因引起的:一方面是由于人的感知認識能力限制，它包括個人在獲取、儲存、追溯和使用信息的過程中不可能做到準確無誤;人的有限理性的另一方面則是來自語言上的限制，因為個人在以別人能夠理解的方式通過語句、數字或圖表來表達自己的知識或感情時是有限制的(這或許是因為他們沒有掌握到所必需的詞匯，或許是因為這些詞匯還不存在)，不管多么努力，人們都將發現，語言上的限制會使他們在行動中感到挫折。從這兩個方面而言，完全理性的人根本就不可能存在。
演化博弈論(Evolutionary Game Theory)是近年來博弈理論的新發展，最初產生于生物學領域。它放棄了傳統博弈論的充分理性假說，將生物體視為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的當局者，它們在相互競爭的同時完成自身的進化，合理解釋了某些生物習性的形成。隨后，經濟學家將之引入經濟分析中，將人也視為有限理性的生物體，認為社會制度并非是人為設計的結果，而是大量有限理性的個人在相互博弈的基礎上形成的一種適應環境變化和社會發展的均衡態，它們不斷被保存下來，又不斷向前進化，即在所謂適應性進化(Adaptive Evolution)的過程中產生并發展起來的。演化博弈論的產生、發展在本質上就是起因于博弈論中關于理性行為人的假設與經濟應用中行為人“試驗——失誤”(即試錯法)學習過程相偏離的事實而引發的。
4.2 基于演化博弈論方法的知識型員工監管激勵的研究思路
縱觀國內外的相關研究，在政府相關職能部門、企業與知識型員工相互博弈的情況下，學界對知識型員工的監管博弈機制研究尚不多見。正是基于此在考慮到相關職能部門、企業與知識型員工相互博弈以及這三方均具有有限理性的情況下，構建知識型員工監管的演化博弈模型，運用演化博弈論的方法對相關職能部門、企業與知識型員工之間相互作用時的策略選擇行為進行分析，對知識型員工的監管激勵機制進行深入研究;在此基礎上，設計可行的監管激勵措施，從而能最大程度激發知識型員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并期望能為相關職能部門和企業制定監管激勵政策提供理論依據和決策參考。
5 結語
本文對國內外關于知識型員工監管激勵的研究做了總結并指出其存在的問題，在簡要概述知識型員工的內涵及其特征的基礎上，對知識型員工監管激勵的理論淵源、發展情況及存在的挑戰與演化博弈論在知識型員工監管激勵研究中的應用前景進行了探討。特別需要強調的是，演化博弈理論摒棄了博弈論完全理性的假設，比博弈論能更好的解釋和分析現實中的經濟和管理問題，因此，期望通過對知識型員工監管的演化博弈模型的構建能為相關職能部門和企業制定監管激勵政策提供理論依據和決策參考，從而在對知識型員工的監管激勵機制問題的研究上邁出更加深入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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