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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創新經典案例范文1
關鍵詞:風險投資 階段后移 經濟周期 技術創新
中圖分類號:F83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0)08-079-03
1946年“美國研究與發展公司”(AR&D)的成立,標志著“風險投資”這一行業呱呱墜地,開始走入公眾的視野。從AR&D成功孵化DEC(Digital Equipment Company)至今,經過了60多年的發展,風險投資給科技創新所帶來的促進作用逐漸被人們熟知。但是,近年來,幾乎在全球范圍內都出現了風險投資日趨轉向企業生命周期后段的傾向。投資階段越向后移,風險投資就越接近產業投資,愈發失去了它的本色――高風險、高收益的特征和促進高科技成果轉化的功能。為此,經濟學家們進行了很多探索,本文將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提出一種基于本源性的解釋。
一、關于風險投資階段后移問題成因的研究述評
關于風險投資階段后移這一問題,國內外學者進行了大量研究,但是由于各國國情和風險投資行業發展成熟度的不同,各國學者大多基于本國視角分析本國情況,各自提出的觀點也不盡相同。
哈佛大學教授Gompers(1995)研究指出,和監督成本可以影響風險資本投向創業企業的哪個階段。早期階段的企業由于歷史太短,信息不對稱問題嚴重,風險資本家很難去衡量它的價值,因此要求風險資本家付出更大的成本來仔細考察此企業。
關于信息不對稱方面,Amit(1990)認為,創業者的能力對于企業最終和回報率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投資者卻無法精確衡量其能力,所以,產生了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的問題。因此,投資者只愿出到使企業凈現值為零的價格去投資,但是這個價格相對較低,使得一些真正有價值的項目還掌握在創業者手中,不愿出售。這也解釋了Bygrave(1988)所說的風險投資業回報率低的問題。
Black和Gilson(1998)認為,美國從20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間風險投資行業的幾起幾落,基本與IPO市場的運動趨勢相匹配,因為風險投資者可以通過將企業包裝上市迅速獲得高收益。對此,劉曼紅(2006)也作出了解釋,就風險投資與金融市場之關聯來說,重要的也是最為忽視的一點即金融市場為投資者提供了一種預期,而這種預期的大小直接影響風險投資的投資及融資規模。以美國為例,80年代初,由于IPO的低市盈率,風險投資的規模劇減。90年代后,高科技企業的IPO屢傳捷報,網景、思科、雅虎等科技公司上市后,市值增長數十倍、數百倍。這種成功的預期使得90年代來美國的風險投資規模猛增。
對于美國等風險投資業發展較好的國家也出現投資階段后移的現象,還有一種解釋就是投資主體由天使投資者轉變為機構投資者,無論是風險資本總額還是單個基金規模均急劇膨脹,太多的資本追逐太少的項目,大量風險資本投向發展前景趨于穩定、風險相對較小的后期階段。由表1可以清晰地看出,無論是風險基金數還是風險基金規模,無論是風險基金平均籌資額還是風險基金的最大規模,都呈現快速膨脹的趨勢。
Murray(1999)1991年調查分析,英國風險投資業開始的10年中最大的失敗是風險投資家沒有能力支持初創企業使之盈利,尤其是科技背景的企業。小型高科技新興企業本身風險就很大,另外,因為存在投資約束(任何一筆投資不得超過整個基金的10%),所以,任何一輪的投資都可能得要求大型基金進行聯合投資才可以達到投資額。通過數據分析,作者指出,基金規模越大,平均每筆投資額就越大,越不可能投向種子或者初創階段。近些年來英國和美國基金規模的迅速增長,使得投資階段越發向后移動。
Heger(2005)認為,其他歐洲國家如德國,銀行業和銀行體系非常發達,監管體制非常健全,審慎性很高,這樣,提供給中小企業的專項權益資本就有著濃重的銀行擔保、再融資貸款和麥則恩資本的特征和問題。并且在整個投資過程中,政府占據絕對主導地位,這樣很可能排除地方性機構的參與并降低決策的速度并使決策變得剛性。這個聯邦政府所主導的快速的過程使得德國不成熟的風險投資行業特別容易遭受國際市場風險投資行業崩潰的影響。所以,德國本身的金融系統的結構、德國政府對于風險投資的態度和政策和德國整個風險投資行業的氣氛,使得德國投向早期的風險投資不是那么成功。
Masanobu Tsukagoshi(2008)描述了日本風險投資行業的基本情況:因為日本的風險投資基金大都是銀行或公司附屬的,采用公司制,并且在其特有的文化氛圍下,風險投資經理實行崗位輪換,并且其薪酬不與業績掛鉤,得不到很好的激勵,所以日本國內的風險投資家能力較低,屬消極投資者,傾向于創業企業的后期階段。國內學者馬(2002)也認為,西歐和日本的風險投資主要集中在后期的原因是,風險資本的來源主要是銀行,銀行投資偏重安全性原則,因此普遍投向風險小的后期階段。
二、從風險投資行業自身特點看“階段后移”成因
從本源上來看,在風險投資行業發展的進程中,風險資本投資階段后移更主要的原因應該說是來自于自身方面的特點。這里,我們主要從經濟周期和技術創新兩個風險投資特性的視角展開分析。
1.風險投資階段后移與經濟周期的關系。風險投資是由投資方支持技術方,共同創業的過程(成思危,2004)。技術方所擁有的技術通常被稱為知識資本,因此風險投資也就是權益性金融資本與知識資本相結合的過程。但是,知識資本是一種虛擬資本,其價值是不確定的,而且要受到市場競爭、技術進步、產業政策等各方面因素的影響。在開始建立風險企業時,知識資本的價值主要由投資方與技術方協商確定,在風險企業的發展過程中,一直要等到風險資本蛻資成功后才能真正確定其真實價值。由此可知,知識資本的價值主要取決于投資者對未來收益的信心,在經濟繁榮時期,人們對未來的信心普遍增強,其相互影響就使得風險投資得以蓬勃發展。而在經濟衰退時,人們對未來的信心減弱,風險投資的發展也會受到較大的影響。風險投資的五個特性之一的“周期性”,就是指風險投資系統的演化大體上呈現周期性特征,在經濟加速增長時,貨幣與信用逐步膨脹,各種資產價格普遍上揚,樂觀情緒四處洋溢,股價與房地產價格不斷上升,風險投資也隨之升溫,而當經濟衰退時,各種金融指標急劇下降,人們紛紛拋售實際資產及金融資產,風險投資業會急劇降溫。
自從1825年資本主義世界爆發的第一次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就在繁榮與蕭條中交替上升。然而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美國經濟的高增長率、低失業率和低通脹率并存的現象卻與傳統的經濟理論和經典的菲利普斯曲線相悖。1996年美國《商業周刊》首次明確提出了經濟學意義上的“新經濟”概念,其含義主要是指以信息革命和全球化大市場為基礎的經濟,新經濟的運行表現為高增長、高就業、低通脹。除了經濟學家,技術專家和技術經濟專家更多地從技術創新、高技術產業化的角度來看待新經濟,他們認為推動美國新經濟發展的首要因素之一就是技術經濟范式的變遷和產業結構的迅速轉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信息業的快速增長和基于網絡技術的電子商務的發展,新的電子信息技術和信息資源的高度共享和發掘正在改變以物質資源投入為主要支撐的傳統經濟增長模式。新經濟不僅是一種經濟現象,也是一種技術現象,產生了信息技術創新和新的融資模式,歸結為技術因素和制度因素,是技術―經濟的完美結合,而風險投資的內涵恰好與其相一致,所以風險投資是促進新經濟的發展的重要力量。
新經濟的衰退會促使風險資本在推進創新企業初始上市時,更注重質量而不是數量,從而改變了新經濟繁榮后期大量“創新模仿”企業上市的局面(蘇延華,2002)。這樣,風險資本更傾向于支持有重大創新及良好贏利前景的企業上市,推動IPO制度的健康發展。如表2-1,新經濟衰退時,追求短期收益的風險資本損失最大,一年期的風險投資收益下降到了-32.4%,其中種子期的損失最大,收益率降到了-36.3%。而從中長期來看,三年期的投資收益增長到53.9%。特別是初期或種子期的資本收益率增幅最大,達到81.0%。在股市泡沫破滅之后,原有的成功企業不再有很高的利潤率及高回報率,風險投資的注意力就會轉移到可能會產生“范式革命”的創新上來。因此,風險資本家會調整投資策略,越來越多地注重中長期收益,更多地投資于創新企業的初期,投資結構進一步趨于平衡,市場的創新機制將重新啟動。新經濟步入衰退,市場競爭趨緩,產品的生命周期又逐漸延長,企業可以更多地從事下一代技術的研究開發。同時,流向眾多網絡公司的人力資本又流回或流向基礎研究開發的機構,政府會進一步加大對基礎研發的投資力度。那么,同樣地,在新經濟繁榮時期,大量“創新模仿”企業的創建,企業成長周期縮短,更有利于風險資本快速蛻資,從而推動了風險投資階段向企業發展的后期移動。
結合上面的分析和美國風險投資協會給出的各相關年度數據(由表2到表5)可知,進入新千年是互聯網泡沫破滅的時候,此時,截至2001年9月30日的VC收益率全線下挫,1年期的風險投資收益損失最大,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之前風險投資家對網絡產業創業企業投資的盲目性,很多網站沒有特別突出的創意或者可行性不是很大,也能招來大筆風險投資,充分體現了風險資本投向沒有真正創新基礎而只有局部改善的企業的風險有多大。截至2003年12月31日,縱向的1年短期收益率和橫向的初期或種子期的資本收益率情況都有極大的好轉,NVCA主席馬克?黑森說1年期的收益率波動會很大,短期收益率的表現良好說明當前被投資企業被寄予厚望,長期收益率表明風險投資行業將會繼續給予投資者預期的回報。從整個時間序列上來看,2001年到2008年間的10年期收益率,大體可以代表20世紀90年向企業發展后期的風險資本的收益率,由圖2-1可以看出,從2003年開始,無論是投向各個階段還是全行業的收益率都呈下降趨勢,再次印證了風險投資投向后期的增多,收益被攤薄的現象。
因此,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風險投資受整個經濟大環境的影響比較明顯。風險資本市場作為整個資本市場中的一部分,資本市場波動受制于經濟環境變化,風險投資的階段后移也是在整個經濟景氣程度影響下產生的一種理性反應。
2.風險投資階段后移與創新浪潮的關系?！皠撔隆币辉~最早是由美國經濟學家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提出。他明確指出了創新與發明的區別:“創新”不等于技術發明,只有當技術發明被應用到經濟活動中才成為“創新”。經濟增長的過程就是由創新引起競爭的過程:“創新―模仿―適應”。
由于在新經濟中技術的市場不相容性定律,即在當今信息時代,隨著信息技術功能的增加與完善、信息共享程度的深入、信息共享速度的加快和要素流動速度的加快、要素流動障礙的減少,新技術和新產品不僅不會比舊技術和舊產品的價格高,而且還可能降低。摩爾定律即是一個證明。由此可見,信息技術的市場不相容性決定了誰掌握了為市場所接受的先進技術,誰就占據了“贏家通吃”的市場壟斷地位。
正反饋機制①、閉鎖機制②和路徑依賴現象③會阻止技術的創新,原因在于傳統市場機制刺激大量技術創新出現,這些新技術隨即進行激烈的競爭,在一些特殊因素的作用下某種技術逐漸成為主流。這時主流技術在占領市場的過程中形成了正反饋機制,并在高速擴展中演化為新經濟,規模收益在巨大的需求彈性的作用下將轉化為持續的經濟增長,比如,20世紀90年代美國出現的持續高漲。但是,當主流技術及其生產方式在“閉鎖”機制的作用下成為壟斷技術,別的任何方案都無法取代它時,正反饋機制就轉變為扼殺競爭和阻止其他技術創新的直接原因,這時,經濟的整體創新能力就會下降④。
風險資本在成功企業的擴張期的過度投資,進一步奠定了新經濟的“贏家通吃”的市場壟斷模式。新經濟市場中所能存在的就是某種主流技術以及與主流技術存在互補相容的技術和生產方式,其他任何與主流技術相沖突或相競爭的創新很難投入市場,因為他們獲得的種子資本很少,因而創新受到了遏制。同時,市場競爭的壓力也要求縮短產品的技術生命周期。所以,由于較大的技術革新比小范圍的改善所需要的時間較長,風險也大,結果導致基礎或長期研究開發強度不夠,投資不足,影響了下一代技術的深入研究,抑制了私營企業對新一代技術投資的積極性。風險資本的投資階段后移可以看作市場進入熊波特的“創新模仿”階段的外在表現,表現為技術的局部改善而非原創性創新導致普遍的資本收益率開始下降,投資者信心受挫。
因此可以說,風險投資行業是伴隨著資本和技術相結合的方式而發展的,探討風險投資階段后移的原因也需要從“創新”這個視角來分析。從現實情況來看,與20世紀80年代創新模式不同是,90年代的各種技術創新的速度雖然保持了較高的水平,但這些創新80%是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并且各種創新與市場中的產品有強烈的替代關系(Schreyer, 2000)。這說明新經濟的創新模式正在形成“閉鎖”,新的技術范式并沒有出現的跡象。1999年―2001年三個高新技術的“焦點部門”,即計算機及設備、電子和通信服務利潤下滑了40%,而這三個產業也是風險投資在那段時間的“焦點行業”,但其盈利或發展空間已很小,新千年風險投資泡沫破裂或許可以由此解釋。時至今日,根據NVCA給出的數據顯示,在新千年IT產業泡沫破滅以后,雖然投向IT服務的風險資本數和交易數在經歷了劇烈下跌后有所回升,但回升幅度不大,IT行業無重大創新的現狀與風險投資的精神相悖,所以風險投資家多投向創業企業后期去進行虛擬化的資本運作,使得風投行業集聚了大量泡沫并破裂,并且泡沫破裂嚴重打擊了投資者的信心,使得越來越少的風險資本去支持處于早期的創業企業。但是投向生物科技的風險資本數和交易數卻穩步上升,使得生物科技產業在2008年已成為繼軟件業之后集聚風險資本數最多的產業。從圖2可以看出,從總體風險資金規模上來看,軟件行業一直處于領先地位,但同時,風險投資行業在2000年達到頂峰并泡沫破裂以后,軟件行業遭受損失最大,其次是IT行業,而生物科技總體上保持了上升趨勢,基本未受到風險投資業泡沫破裂的影響。從圖3投資案例數來看,投向生物科技的交易數量更是穩步上升,大有超越軟件行業的勢頭。
從風險投資的內在增值需求角度分析,不難得出這樣的判斷:如果科學技術出現新的重大突破,經濟增長再度顯現出強勁的勢頭,技術創新項目的增長空間再度出現時,風險投資行業的投資行為,必然會重新得到回歸,其固有的功能也自然會再次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F今美國風險投資目標行業發生的悄然變化,可能預示著下一個風險投資的增長點。
從上述對經濟周期和技術創新兩個風險投資特性的分析來看,隨著全球經濟的逐漸復蘇和新一輪技術創新浪潮的興起,全球范圍內的風險投資階段后移問題將會有一定程度的好轉,這從歐美發達國家新興產業發展與風險投資目標的耦合度上得到印證。當然,在發展中國家中,由于資金緊缺以及待振興發展或者說供風險投資選擇的行業較多,風險投資階段后移問題的矯正可能需要較長的一段時期。
[本文為上海市政府重大咨詢招標課題(自主創新與國際風險投資結合問題研究,2008-A-08)的部分成果。]
注釋:
①蘇延華.美國新經濟周期的形成機制[J].國際關系學院學報,2002(5)。
①正反饋機制指的是物體之間的相互作用,存在著一種相互助長的力量,它會強化和放大原有的發展趨勢,形成無法逆轉的必然性。正反饋機制的表現是使強者更強、弱者更弱。
②當一種技術成為主流時,別的方案,即使客觀上確實更勝一籌,也無法取代之。
③當一種發展模式成為主流時,別的個體都會采取這種模式。
④雷達,劉元春.新經濟市場失靈與納斯達克效應――美國新經濟周期的制度經濟學分析[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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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創新經典案例范文2
關鍵詞：文化創意產業；城市轉型；新特征；作用機制
中圖分類號：C912.8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5833（2014）02-0066-10
文化創意產業作為驅動城市轉型發展的重要動力，在國際性大都市、后工業化城市的轉型發展過程中有著廣泛的實踐。當前中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呈現出一系列全新的特征和趨勢，并在科技融合、空間融合、產業融合與社會融合四個方面對城市轉型發展形成驅動作用。本文擬圍繞文化創意產業驅動城市轉型的作用機制，并結合一些國內外案例進行討論。
一、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新特征
當前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特別是文化與科技領域的快速融合，使得過去以藝術與文化主導的文化創意產業正在發生著史無前例的變革。文化創意產業的重心越來越由“文化”向“創意”轉移，從生產方式、組織方式、消費模式到跨界融合，再到全球生產網絡的浮現和深化，文化創意產業正在呈現出新的特征和發展趨勢。
（一）生產方式與商業模式的變革
在許多文化創意產業的討論中，都習慣性假設藝術和文化為主導的中小企業是這個產業的核心部門，比如藝術大師的工作室、作坊、小規模個性化定制（小工藝生產者）等等，而似乎忘記了蘋果、迪士尼、時代華納、WPP的存在。事實上，在后者面前，前者在文化創意產業中的份額在統計學上看，幾乎微不足道。在廣告、電影、電視和視頻、軟件、建筑和產品設計等拉動文化創意產業增長的關鍵部門中，無論在生產、組織、消費、商業模式上，與傳統意義上文化和藝術主導的產業部門相比較，都表現出巨大的差異。
文化創意產業在西方發達國家發軔之初，就是對于發達國家進入“后福特主義”時期彈性專業化與“按需生產”的回應，這與中國文化創意產業脫胎于早期文化產業化發展的邏輯起點是完全不同的。中國文化產業化發展的起點和背景是市場化和工業化，而西方創意產業發展的歷史場景是后工業化和信息化。這種對文化創意產業認知的歷史邏輯差異，在早期階段并不明顯。但是隨著近年來互聯網技術與經濟的狂飆推進，基于互聯網、移動互聯網以及大數據支撐的網絡平臺，正在持續并強化生產網絡、社會網絡、市場網絡與消費網絡的通達性、及時性和同步性，這都對早期文化創意產業以生產者（尤其是文化藝術領域）特別是創意者為核心、信息不對稱的商業化模式產生顛覆性沖擊。封閉化、集中化、等級化、權威化正在被開放、分享、平等、共贏、共生的理念和運行方式所取代（詳見表1）。
這就意味著，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并不依賴于某個地區是否有充分的文化資源以及在此種所謂資源優勢基礎上的產品開發，相反更有賴于是否以用戶為核心、有效整合網絡資源形成用戶增值服務并快速傳播。戴勇在基于物聯網技術的文化傳播產業商業模式研究中，針對商業模式創新的實現，提出了三個方面的路徑：（1）以集成化管理為目標，實現文化產品價值網絡優化的商業模式創新；（2）以產品、服務與物聯網融合為目標，實現完整文化傳播解決方案的商業模式創新；（3）以客戶個性化滿足為目標，實現深度文化傳播的商業模式創新?？梢?，開放、集成、融合、互動、參與、分享等才是當前以及未來文化創意產業商業模式創新的關鍵詞。
（二）基于信息技術的無邊界融合
當前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具有高知識性、高附加值、強融合性特征。文化創意產業與信息技術、數字傳播技術等的廣泛應用密切相關，越來越呈現出高知識性、智能化的趨勢。從傳統產業中分離出來的文化創意產業部門，往往也都處于技術創新和研發等產業價值鏈的高端環節，成熟分離后形成的是一種高附加值的產業，在產業鏈和價值鏈中，文化創意產品的附加值比例也要明顯高于其他的產品和服務。
同時，文化創意產業作為一種新興的產業，本身就是經濟、文化、技術等跨界融合的產物，具有高度的滲透性、融合性和輻射力，為發展關聯性的新興產業提供了良好條件。文化創意產業的知識產權屬性以及邊界虛擬化特征，非常適合在當前知識經濟時代特別是以信息技術、網絡通信不斷跨展為基礎的數字內容經濟中發展。
任何能夠進行數字化處理的東西，都能定制，就意味著數字化的不斷深入和生產過程中設計研發的持續投入。正如喬爾?科特金指出的：“當今的信息產業已不再是單純的信息技術產業，而是信息技術與文化內容的交融、匯合，數字內容產業打破了原有文化藝術固有的邊界，橫跨通訊、網絡、媒體、娛樂等各行各業，實現了‘跨界域’的融合重鑄?！?/p>
與此同時，數字內容經濟的大發展，不僅為文化創意產業的各個環節融入科技因素使其產業鏈更具科技創新能力，更使得文化創意產業在一個更為開放的網絡平臺上與其他產業形態交織互融，“一方面，各行各業可以通過與創意資本要素的融合提升自身附加值，……另一方面，創意資本要素可以‘一項創意，多次投入’，獲得倍增效應，大大提高其價值增值力”。無論是傳統的汽車產業、房地產業還是百貨商業、餐飲、旅游等服務業領域，在與文化創意產業的跨界融合互動后均延伸出新的產業形態，甚至在特定的、城市空間形成特定的、大范圍的文化創意產業生態。因而，當前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正在呈現出一種無孔不入、無處不在的業態擴展，未來這種基于文化創意內涵的知識溢出、無邊界的產權交易創造的可能不僅僅是新的產業形態，甚至將催生新的經濟形態和社會形態。
（三）全球生產網絡的浮現與深化
文化創意產業的本質是跨界的創新經濟，其產生和成長的同時也在改變著產業網絡的全球結構。全球生產網絡不僅表現在生產的國際化分工和服務貿易國際分包領域，在近年來特別是金融危機之后，發達國家重新重視先進制造領域以及構筑新貿易壁壘，后發國家加速經濟轉型與結構升級推動世界經濟再平衡，全球生產網絡在深化發展的同時，向更廣泛和更高級的產業領域擴展，文化創意產業的全球生產網絡正在浮現并深入擴張。
以全球影視產業為例，首先，在電影產品生產和制作上，國內像懷柔、橫店等為代表的中國電影制作產業集聚區，正在以其設備、技術、人才、成本、政策支持等積極參與到全球電影離岸制作業務中，加速全球電影產業的國際分工與網絡搭建。
其次，在電影發行與衍生商品消費市場領域，國內院線市場的快速成長，不僅是對中國電影市場爆發式增長的回應，更是全球電影市場和電影商業網絡持續織網與深化的過程，全球性的新技術和新概念在織網擴張的同時甚至藉由商娛空間的建設而影響當代中國城市商業空間、社會空間與新型消費文化的產生。
第三，在全球電影產業的元概念敘事的發聲和傳播領域，從歐美的奧斯卡、戛納、柏林再到遠東的臺灣、東京、海參崴甚至上海，不同層級不同分類的電影節（敘事事件），實質上構筑了全球電影產業的話語體系，甚至引導電影產品發展方向，當然其本身也是全球電影產業最直接的競技場。
第四，在電影產業的資本市場領域，整合全球資本越來越成為電影產業重要的融資環節，特別是新興國家資本的介入，國內外私募基金參與到中國影視產業的投資中，對全球電影產業的價值鏈、產業鏈、商品鏈布局影響深刻?？傮w而言，就全球電影產業而言，無論是以大投資、大制作和大營銷為基礎的高概念電影，還是以小投資、小制作和小眾營銷為分眾電影，或是以微/零投資、個性化制作和網絡營銷基礎的微電影，都需要通過全球性的、專業化的制作團隊、發行營銷、投資、院線市場和后期衍生產品開發，才能有效降低投資風險并實現充分盈利。
文化創意產業全球生產網絡的浮現，與傳統的計算機產業、汽車產業或是航空產業的國際分工不同，其浮現和產生的同時也在改變著網絡的全球結構，文化創意產業的本質是創新經濟，因此，文化創意產業的全球生產網絡從一開始還暗含著全球創新/創意網絡的成分。
二、文化創意產業驅動城市轉型
從整體的經濟發展階段和社會演進的時序來看，近十年來中國通過成為全球制造業中心進入工業化中期，正處于經濟結構轉型的關鍵階段，逐步向工業化后期的過渡。雖然中國的一些大都市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在經濟轉型上獲得較大跨越，但總體而言，中國城市的產業結構與經濟體系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明顯的代差。從驅動城市轉型發展的作用機理上看，文化創意產業與中國城市轉型發展的關系變得越來越緊密。尤其在新型城鎮化的戰略下，低能耗、低污染的高附加值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已成為城市發展的主要方向，文化創意產業不僅自身的發展恰好可以與城市轉型有機結合，同時與先進科技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的跨界融合發展，將在更深的層次上強化城市的創新驅動力，加速城市經濟、社會、空間的全面轉型發展。（見圖1）
（一）科技融合：助力城市創新體系構建
文化創意產業從質態上來說是直接體現創新型經濟特質的產業門類，文化創意產業是知識經濟中對知識、技術、文化集成度最高的產業形態，對城市發展方式轉換、空間功能轉換、空間布局調整、產業區價值鏈升級和經濟發展創新都有積極的貢獻，是城市轉型發展的重要創新驅動力。它不但可以促進城市綜合競爭力的提升，更有助于創新網絡和區域創新體系的形成，對城市創新力的培育和提升大有裨益，有助于形成經濟、社會和生態協同發展和交互推動的良性循環。
文化創意產業與科技創新創業之間非常容易形成共生成長機理，在產業發展層面，形成融合生長、集群擴展的新態勢。尤其是在當前數字技術狂飆突進、數字內容經濟蓬勃發展的背景下，文化創意產業通過與科技、服務等各種領域的融合與滲透，使得文化創意的創造性在各領域激活產生創新行為與創新組織，新創意、新概念、新組合、新商業模式將會使得城市的各個產業領域充滿生機活力。以智能手機領域為例，谷歌開發了安卓系統，而依托安卓所構建出的巨大的智能應用生態系統，則是來自數以百萬計的創意設計團隊和企業，他們與安卓融合所開發出的大量功能應用產品，既構筑了安卓系統的創新生態，同時為相關領域帶來新的發展空間和機會。
文化創意產業在與新興技術的市場應用、產品化、產業化結合過程中，一方面容易加速技術的商業化和數字內容化，張潔就認為文化產業從三個角度對技術創新產生影響：“一是向制造業品牌和營銷環節滲透、二是向制造業生產環節延伸、三是向制造業的研發和設計環節滲透”；另一方面兩者結合的過程也容易引發文化創意產業的新業態，這也從根本上改變了以往文化創意產業發展過度依賴文化資源開發的一般路徑。從“功能城市”向“文化城市”轉型，是國際大都市轉型發展的戰略性路徑。在這個轉型的過程中，要注重發掘、運用好這些城市已經積蘊的“文化資本”。“文化資本”哪里來？不僅僅是原來的“城市記憶”和文化資源，更重要的是文化創意產業、文化創意消費市場的資本化運營機制及營造的創新文化氛圍和創新社會網絡（資本）。以深圳為例，城市的歷史非常短，曾經被稱為“文化沙漠”。但依托于高新技術的動漫、網絡游戲、數字內容產品等方面的強勁發展，崛起了一批創意設計、動漫游戲、新媒體、高端印刷等文化科技型企業。在這一過程中，高新技術企業為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提供技術支持，文化創意產業也為高新技術產業在新的領域衍生出更多的新生業態。
此外，文化創意產業的科技融合還表現出越來越明顯的網絡化趨勢，這對當前的創新型城市建設尤為重要。創新型城市的建設、城市創新體系的建設，關鍵始終在于創新網絡的搭建。長期以來，科技創業和技術商業化過程一直面臨諸多的障礙，導致創新和創業的周期被拉長，其關鍵原因在于創新創業的生態網絡不健全，缺乏有效的跨界創新服務經濟來支持。實質上，新興技術平臺的產生來自不懈的研發攻關努力，而新興技術平臺的應用和集成則需要更多的創意經濟部門來豐富和完善。文化創意產業的科技融合過程，恰恰是一個技術商業化的生態建設過程，一個跨界搭建創新經濟系統、編制社會網絡、強化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的過程。因此，文化創意產業的科技融合，不僅可以幫助城市獲得持續創新和持續繁榮發展的動力，更重要的在于幫助城市在更廣泛的領域中創造具有累積性、持續性、創新性的文化、經濟和社會價值。
（二）空間響應：創造多樣性的城市空間形態
文化創意產業的概念提出，就是由城市空間更新、城市功能復興的轉型升級行動所衍生的，是與城市為突破資源環境的約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理念直接對應的。文化創意產業的空間響應，使其在現代城市的轉型發展中具有較強的系統引導功能。從本質上看，城市既是文化創意產業的發源地，也是文化創意產業的集聚地。文化創意產業與城市空間更新的互動、互融與互促，成為當今城市轉型發展的一個較為顯性的特征。
在知識經濟社會中，沒有哪個產業像文化創意產業這樣依賴城市的空間和資源，也沒有哪個產業像文化創意產業這樣，能夠為城市空間的更新和轉型帶來如此強大的推動力。如同厲無畏所指出：“文化創意產業與城市舊區改造的有機結合，可以避免城市文脈的中斷，不僅能夠保留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建筑，而且通過歷史與未來、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洋、經典與流行的交叉融會，為城市增添了歷史與現代交融的文化景觀，不僅對城市經濟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而且使城市更具魅力，給人以城市的繁華感、文化底蘊的厚重感和時代的生機感?！?/p>
從我國城市的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演進歷程來看，伴隨著城市傳統空間加快“退二進三”以及新空間的快速拓展，文化創意產業的業態快速升級，作為其生長的載體園區也在趨向多樣化，并形成了內涵質態的代際發展特征。到目前為止，國內城市已經發展出三代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園區形態（見表2）。對城市空間價值的發掘和服務功能的提升，呈現出梯次強化的趨勢。
早期的第一代、第二代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基地，多數是對舊有廠房/區、樓宇進行置換，通過設計、展演、市集和辦公功能的發揮，打造集創意設計、影音娛樂、動漫游戲和傳媒藝術等各類主題的空間形態，引導創新主體企業和人才相對集聚，“軟化”同區域或相鄰地界的工業制造廠區的“硬度”。應該說，這些空間響應的努力，為“后福特主義城市”注入更多的創新元素，營造了具有包容性的人文空間，促進城市形成網絡化的創新平臺，滿足和催生更多的個性化生產與消費的需求，并強化城市對先進要素的集聚力、整合力。
如果說前兩代的園區比較注重的是空間改造與開發，那么第三代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則更加注重運用科技手段、信息網絡來促進創意社群與創意生態的營造。園區不僅僅是工作、生活、消費、休閑的空間，還要在相應領域創意生態體的形成和創意社群集聚的過程中，提供系統的功能，實現從園區化、街區化到“社區化”的演進。王慧敏認為，“3.0集聚區表達了一種創意性的生活方式，多元的咖吧文化、活躍的創意社群、頻繁的創意活動構成集聚區的主體單元，創意成為區域內一種普及性、開發式的、大眾普遍參與的活動，創意人才的市民化、城市居民的創意化成為發展趨勢，形成了園區、商區、社區‘三區’聯動的格局”。
如果說在產業的融合與演化上，文化創意產業側重于創意與概念的領引，幫助其他產業尋找新興市場和形成新的商業模式，發展帶動產業升級與提供持續發展潛力。那么在空間的營造與演繹上，文化創意產業以其獨特的生產?消費雙重社會網絡，通過無邊界的產業融合與空間融合，在為城市帶來多樣化的經濟形態同時，“構建多層次的社會網絡體系，形成有效的外循環，促進創意要素的跨界融合，促進園區服務功能的社會化，為城市創造新的產業業態”，塑造更廣泛意義上的創意社會空間，促進創意城市的生成。
（三）產業融合：創造多元城市經濟形態
文化創意產業的核心是人的創新力及所表現出來的系統化的價值引領，但文化創意產業的無邊界性，又會對所有的產業進行滲透和融合。文化創意產業以新興的業態、組織方式與科技、金融和消費體驗的結合，培育出城市新的經濟增長點，促進城市多元經濟體系的形成與創新，為城市的轉型發展、可持續發展，提業引領和產業優化的復合動力。
城市發展取決于所集聚的資源或要素的數量和質量，主要包括土地、勞動、資本、技術、文化、知識六大要素。進入后工業社會的城市發展階段，創意、創新、知識、人才成為城市發展的核心驅動力，城市經濟發展的邏輯發生重要的轉變，從傳統工業文明的線性開發邏輯轉變到后工業時代以“彈性化生產”、“跨界”、“專業分眾”等主要特征的產業多元性成長邏輯，文化創意產業本身的多樣性、跨界性，就在豐富城市的經濟形態。同時文化創意產業的跨界特性，又對各個產業與空間的滲透與影響，有助于城市多樣化經濟體系的培育，增加城市多元經濟的彈性，減輕產業和經濟危機帶來的沖擊。
金融危機的沖擊使得像紐約、東京等以全球高端生產者服務業集聚為特征的全球城市陷入困境，相反倚賴多元化經濟體系的慕尼黑則表現出眾，顯示出強勁的持續繁榮能力。這也為城市經濟發展帶來新的反思：如何避免單一經濟形態的線性發展路徑？特別是近年來曾經風靡一時的城市中央商務區CBD建設紛紛面臨產業空心化與空間兩極化的問題，產業融合與多樣化產業形態的謀劃成為如何破題的關鍵所在。文化創意產業作為內涵與形態最具多樣性、開放性的產業，正在城市多樣化經濟體系形成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憑借文化創意產業與高科技產業的融合，產生新設計、新產品，與服務產業的碰撞，產生新的營銷模式和商業模式，從而產生新產業、新業態和新型產業組織體系。
在制造業領域，由于“退二進三”運動，城區的制造業幾乎全部撤離。然而隨著文化創意產業與制造業在多個環節的結合，以新型“彈性生產”、“個性定制”為特征的新興文化創意工業業態將重返城區，“輕型生產”將成為城區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動力。在生產業領域，生產業的產出是中間服務，文化創意產業同生產業的融合將有效提高生產業的效率，增加中間生產投入的附加價值，延長產品服務過程的價值鏈。特別是在金融產業領域，文化創意產業的介入將擴展金融產品和金融工具的功能。以北京為例，早在2007年北京市就建立了貸款貼息工作機制和文化創意產業投融資信息平臺，促進金融資本與文化產業的對接，國家開發銀行北京分行推出“版權信托+收益權質押擔?！钡奈幕髽I貸款融資模式，并積極與北京首創投資擔保等擔保機構合作。而在深圳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中，資本化運營更是其重要特色。深圳文化產權交易所，作為一個交易服務平臺類企業，打造包括文化產權交易平臺、文化產業投融資平臺、文化企業孵化平臺、文化產權登記托管平臺。這樣的專業化資本運作平臺上，再輔以新興技術的應用與集成，文化創意產業的新業態和新商業模式層出不窮地生長起來，從而帶動生產部門的多元化發展。
文化創意產業跨界后所具有的高增值力，這主要表現為創意賦予商品觀念價值，新經濟的演進規律表明，商品市場價值中觀念價值所占比重越大，其附加值就越高。知識經濟時代，技術交流與擴散的速度大大加快，商品日益豐富并趨向同質化，于是商品中“精神性”的觀念價值所占比重就越來越大。因此，當創意產業向傳統產業門類滲透時，便有利于推動傳統產業向高增值產業升級。事實上，在生活業領域，無論在實體空間還是在虛擬空間，與文化創意產業的融合都帶來顛覆性的商業價值。電子商務對實體商業空間的沖擊，以及消費領域的多元化、個性化需求對生活業既帶來極大的挑戰，又帶來極大的刺激。生活業空間越來越向個性化、體驗式、文化分眾型消費文化靠攏，同時移動互聯等虛擬空間功能應用的疊加，使得文化創意產業對生活業的引導、整合、分化功能被越來越放大。
隨著文化創意產業與各類產業的融合碰撞，城市經濟形態將不再單一、不再割裂、不再對立，在有助于形成城市經濟優化連續生態的同時，文化創意產業還帶來新的組織形式和新的共生網絡，從而使得城市經濟在獲得豐富性同時，形成持續繁榮和共贏分享的能力。
（四）社會融合：創造多樣性的城市社會階層
文化創意產業的集聚性及其對經濟社會的影響與滲透，為“創意城市”提供了長效的動力機制，也為工業化向后工業化轉型的城市培育出了一個新的“創意階層”，使發達國家的城市、大都市區從原來的制造中心、經濟中心變身為創意中心、信息服務中心，孵化和集聚更多的創意企業，在豐富經濟形態的同時，也為城市的社會階層結構帶來了一個新的社會群體。
在過去的三十年里，美國的社會階層結構在構成上發生了巨大的轉變。1970年，服務階層首次超過勞工階層，1999年勞工階層、服務階層和創意階層在就業人口中的比重分別是25%、43%、30%。這種社會結構的演變來源于生產領域發生的巨大變革并擴展到整個社會，不僅影響到社會中所有的其他企業形式，而且通過競爭、效仿和滲透，重構企業之間、國家與微觀主體之間的關系。
2011年，英國的創意產業共有89.7萬個從業人員。此外，還有60.1萬個在其他非創意企業從事創意性工作的人員。倫敦作為英國創意產業最集中的城市，2010年創意產業共有42.9萬個從業人員，以及其他行業內22.9萬個從事創意類工作的崗位。倫敦仍然是全球金融中心，但已經有65.7萬個從事創意類工作的人員，占倫敦勞動力總數的14%。深圳自2003年以來文化創意產業以年均近25%的速度發展，2012年突破1100億元，占GDP比重達9%。文化創意產業成為帶動經濟快速健康發展的重要引擎，創意設計、動漫游戲、網絡內容、數字電視、數字音樂、文化旅游、高端印刷等均占全國較大份額。深圳的文化創意企業總數量達4萬多家，從業人員90萬人。數量日益聚集的創意階層，越來越成為提升城市創新能力、優化城市社會結構的主體力量。
多樣化的產業體系與彈性專精的創新網絡，之所以在應對經濟危機方面具備較強的抵御能力，其關鍵不僅在于扁平分工和彈性網絡，更在于富有豐富性的社會網絡以及社會資本所呈現出的應對變化的適應性。據2008年度的《臺北市文化創意產業指標調查成果報告》介紹，臺北市每5家企業，就有2家從事文創產業相關的事業；每10位工作者就有1位從事文創產業的工作。另外，在全臺灣每10家文創產業，就有3家設立在臺北市；且文創產業總營業額中，臺北市約占全臺灣的60%。即使是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沖擊下，臺北市的文創產業發展，依然逆勢上揚，優于總體產業成長率。臺北“文創之都”發展與抗風險的動力，其中很大一部分就來自于這些創意企業的創造力和由此生成的“文創階層”。
三、文化創意產業驅動城市轉型的實踐啟示
在中國新型城鎮化和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新背景下，文化創意產業肩負著對中國城市整體轉型的戰略引領作用。我們要探索“中國路徑”過程，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與城市轉型多層次聯動起來，助推城市空間、社會與產業的整體轉型發展。
（一）樹立“文化生態觀”：從“文化資源”到“文化生態”
文化創意產業的空間集聚、產業演化是一個復雜的立體生態系統，需要一個多樣性、包容性強的“文化生態”環境。從“文化資源”轉變為“文化生態”，要摒棄就文化資源和稟賦來看待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單一視角，塑造促進文化多樣性生長繁榮的社會環境，是文化土壤的“再整理”和“新播種”。
積極推進外來文化本土化與本土文化外向化發展，在多元對話、認知溝通的基礎上形成共識、理解差異。2010年的“歐洲文化之都”德國魯爾，之所以能實現從“煤都”到文化之都的轉型，與生活在這里的來自全世界140個國家和民族的居民有很大的關系，特別是大批來自波蘭、匈牙利的移民，移民的文化差異大，生活方式不同，但魯爾區則把城市的多元文化特征作為資源要素加以開發利用，創造出了一個包容性的文化環境，讓整個地區充滿創意的活力。
與此同時，要真正做到“以人為本，兼容并包”。根據西班牙電信巨頭Telefonica Digital的最新《創業生態系統報告》，在全球排名前20位城市創業生態系統中，排名靠前的城市，輟學后創業的比例都很高，如硅谷輟學者與研究生（碩士、博士）的比例為1：2.5，特拉維夫為1：2.33。從中不難看出，只有更懷的包容，才能形成更具廣泛性的城市文化活力與創新氛圍，帶動社會整體性的文化復興。
此外，還要鼓勵人們通過創造性工作去創造財富，努力保護創意人才的知識、思想等作為產品的價值，多維借鑒文化生產的商業化經驗，積極培育本土文化的商業化能力，在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在公共政策、文化傳統、教育體系等多方面形成合力，逐步營造涵容內外部文化創意要素、包容文化多樣性成長、適宜多形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都市文化生態。
（二）樹立“文化規劃觀”：從“規劃文化”到“文化規劃”
文化的生命力不僅在于歷史過程的累積和積淀，還在于持續不斷成長和對話。要促進文化的繁榮和發展，關鍵在于文化土壤的改善和文化生態的建設，這需要政府積極營造和民眾的廣泛參與。樹立“文化規劃觀”，是要將文化的思維和思考從以往的部門化限定中解放出來，讓文化的對話、思辨自由貫穿于城市規劃、建設、發展、轉型的全過程。
以臺北為例，立足多元文化元素和創意活力，臺北面向未來十年提出了一整套的“文創之都”戰略，其中包括：臺北亞太地區文化創意產業的“領導品牌城市”建設、推動建立“臺北市文化建設發展基金”、營造文化消費環境推動臺北市文化觀光發展、整合資源提升文化藝術節慶質量及影響力、動員民眾共同參與等五個方面。其主要目的是透過都市更新再生，將更多元、更具活力的創意讓市民共享，是另一種都市更新和轉型計劃的形態。
以文化為中心的角度來考慮和制定各類城市公共性規劃與公共政策，把文化資源置于創新轉型實踐的中心來整合、培植城市的各種資源。在實踐中，不能簡單地將文化資源、要素、資本作為補充性動力投入到推進城市轉型的規劃工作中。特別是在不改變既有的城市規劃邏輯下，實踐中往往會變成“規劃文化”，從以“文化”為中心考慮“發展”轉變為以“發展”為中心干預“文化”，這就容易使得“文化規劃”淪為“添油戰術”下的犧牲品，更會帶來曇花一現、不可持續的文化創意產品，不能成為城市轉型的助推動力，反而成為未來城市轉型的障礙。
因此，一定要從文化創意產業自身持續發展作為出發點，把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與城市轉型多元化、多層次聯動起來。在產業規劃與政策引導層面，以文化的視角，制定和出臺引導和升級各類產業發展的文化戰略，擴展文化創意產業與先進制造業、現代服務業融合的內容范疇，培育和促進各產業領域中文化相關的生產、技術、市場環節成熟化、產業化，帶動城市產業發展的轉型與創新。同時強化文化與城市商業空間、消費空間、社會空間的融合，以文化內容助推城市空間、產業空間與社會空間的轉型發展，營造創意城市空間。
（三）樹立“文化創造觀”：從“走出去”到“走進去”
盡管我國的文化創意產業近年呈現出快速增長的勢頭，總地來看具有核心技術和新商業模式的不多，仍以追隨、復制國外尤其是歐美的技術為主，主要表現為內容原創與技術更新不足，貼牌生產（OEM）較多，自主品牌（OBM）不強，在全球文化創意產業的生產與貿易網絡中，仍然處在低端或末梢，不具備話語權和控制力。如《功夫熊貓》、《人猿泰山》在我國深圳制作完成，但深圳的企業只賺取道微薄的加工費。文化創意產業的這種運行模式，無疑又陷入以往的“中國制造”困境中，與我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新要求是不相符的。
沿用“創異（創造差異化產品，獲得市場生存可能，元創意的早期形態）――創益（通過產品創造市場效益獲得盈利）――創藝（融合新技術創造新技藝或者創造新模式）――創義（創造新知識、新認同、新價值，元創意的最終表現）”四個層級來分析文化創意產業的全球生產網絡（見圖2）。目前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大多是沿用對自身文化資源開發（創異）――適應國際市場規則（創益）――融合新技術（創藝）――謀求成為國際文化消費主流產品（創義）的發展邏輯，這種思考邏輯在實踐中走的很艱難，特別是在最后環節，在國際上難以形成共鳴、共識、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