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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教育支出概念范文1
關鍵詞：公共財政；支出；績效評價
中圖分類號：F812.4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14-0146-02
一、公共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的基本概念
公共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理論是隨著公共財政體系和公共支出管理理論的產生而產生，并伴隨著公共支出管理實踐的發展而發展的?？冃Ч芾淼拿妊吭诠糯统霈F了，但具有現實意義的公共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理論和實踐是在20世紀40年代產生的，并在20世紀70年代以后逐步發展和完善起來。
對于衡量財政支出結果，一般選用績效這一概念?？冃У膬群诵?、產品與服務、質量與數量、機構所做的貢獻與質量，包含了節約、效率和效益。運用績效概念衡量財政支出行為，不單純是一個政績層面的概念，主要包括財政支出成本、支出效率、公共服務的數量與質量、政治穩定、社會進步、發展前景等內涵。評價是為達到一定目的，運用特定的指標、標準和方法，對事物發展結果所處的狀態或水平進行分析判斷的過程。其特征：一是評價依據合理性；二是評價標準客觀公正性；三是評價方法科學性；四是評價結果可比性。
綜合以上分析，公共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是指運用科學、規范的績效評價方法，采用特定的績效評價指標體系，對照統一的評價標準，按照績效的內在原則，對財政支出行為過程及其效果進行的科學、客觀、公正的衡量比較和綜合評判。
二、開展公共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的意義
對公共財政支出實施績效評價可以加強財政管理，在很多發達國家都設立了財政支出評價分析機構，制定評價的制度、標準與方法，對財政投資項目追究行政責任，有效的提高了財政資金使用效果。通過評價財政分配資金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可以了解財政支出在相關領域行業所起的作用，能夠客觀的反映財政支出政策的科學性和合理性，為提高財政投資決策水平提供可靠的參考依據，所以，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是提高財政決策水平的有效方法。
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是從財政支出經濟性、效率性和有效性的總體要求出發，科學、客觀、公正地衡量比較財政支出的行為過程，支出成本及其產生的最終效果，并對其進行綜合評估，績效評價方法要求科學和規范，評價標準統一制定，這樣，可以在事前、事中和事后都能多方面控制財政資金。在財政支出安排和實施的全過程中都存在財政支出績效評價，它綜合評價了財政支出效益、管理水平和投入風險等方面，使財政調控功能充分發揮，使財政資金安排的科學性也大大提高，促進了實現財政支持社會的經濟目標。
財政支出績效評價工作的開展，促進了財政支出的規范和依法理財。（1）既增加了公共支出透明度，又提高了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度；（2）對重點項目建設非常有利，能夠及時提供有價值的信息給運行中的項目，促進了項目管理；（3）財政執法和監督約束效用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益也能大大提高；（4）資源得到了合理的配置，財政資金能夠得到節約，供求矛盾也能緩解，促進了資源的有效配置。
三、我國公共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研究現狀和實踐分析
近10多年來，我國在財政支出管理領域進行部門預算、政府采購制度、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收支兩條線等財政四項改革，這些變革深刻地觸動了傳統的財政支出管理思想與模式。
2002年7月，財政部在內蒙古呼倫貝爾市舉辦了全國首次“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理論與實踐研討會”，國內高等院校、研究機構和財政部門的專家學者就公共財政績效管理問題進行了討論和廣泛交流。
2003年，財政部頒布了《中央級教科文部門項目績效考評管理試行辦法》和《中央級行政經費項目支出績效考評管理辦法》。2004年6月，財政部預算司在青島召開績效預算國際研討會，提出部門預算深化改革就是要建立完善的績效預算管理體系，提高政府管理效能和財政資金有效性。2005年5月，財政部印發了《中央部門預算支出績效考評管理試行辦法》；同年10月，湖北省財政廳出臺《省級部門預算項目支出績效考評管理試行辦法》，對省級部門預算中28個項目進行績效評價試點。2003年以來，全國先后有湖北、湖南、河南、廣東、遼寧、北京、江蘇、浙江、河北、內蒙、廣西、福建等省、市、自治區開展績效評價試點，這個時期的績效評價工作的重點轉到以項目支出績效評價為主，評價對象和范圍進一步延伸和擴大。
四、我國公共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的不足
在我國績效評價開始的時間還比較短，對于公共部門來說更是如此。近年來，國際社會都普遍重視績效評價，在公共財政教育支出領域，我國財政部門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實踐探索并初步取得成效，但不足的地方也逐漸暴露了出來，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評價指標設計過于注重支出分配而忽視了支出后績效
目前，我國財政支出預算目標的完成情況與執行過程的合規性是現行評價關注的重點，但還沒有開始實施或剛剛開始探索支出后的經濟性、效率性和效能性評價。如果預算撥款或者對現行規章制度的遵守情況是公共財政支出績效觀念局限的內容，那么，真正使用公共財政資源的目的肯定會被誤導會只重手段而忽視目的的“文化”，忽視公眾和神化了的官僚思維會出現，社會的真正效率必將遭到損害。
（二）缺乏科學性和系統性設計的評價指標
我國現行的公共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指標是由財政部門根據通用的財務規則對自己而設立。以公共財政教育支出績效評價為例，公共財政教育支出總量及其占GDP的比重、公共財政教育支出結構、教師總量、學生總量和結構等量化指標等，這些都是主要采用的指標，但這些指標過于簡單，只追求了定量化，即使再具體和具有很強的操作性，也不能對現實績效進行全面客觀地反映。幾乎沒有反映出公共財政教育支出的根本使命和職責實現績效，對整個公共財政教育支出績效評價及其支出本身的發展易產生誤導的影響。
（三）很難實現績效預算
績效預算管理從建立到全面實行需要一個過程，在項目預算中，前期項目論證不科學，在中期又局限于先確定資金再對項目進行論證的現象，而且記錄也很少，財政管理上對績效的關注非常少，過多地存在了合規合法性監督，部門和單位在一定程度上還存在不講績效、只管要錢的現象，這些問題對財政資金的使用績效有著嚴重的影響，極易造成違規操作，績效評價工作的進一步開展也受到了制約。
（四）缺乏約束有力的支出評價結果
目前，還沒有健全的財政支出績效評價工作體系，沒有法律規范，因此，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結果不能直接約束到財政資金支出項目中的成績、問題與相關責任，也沒有約束到項目執行過程中各環節的責任人，而只作為了各有關部門項目建設檔案保存，或是成為了有關部門加強新上項目管理的借鑒和參考，對財政支出績效評價工作的權威性有著明顯的影響，財政支出績效評價工作也只是流于形式。
五、對公共財政支出實施績效評價工作的建議
（一）參照國外先進經驗，盡快建立適用于評價的指標體系
由于財政支出績效評價工作在我國剛剛起步，因此應該參照國外的先進經驗，本著先易后難、分布實施的方針。首先，要跟蹤國外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理論與實踐的發展方向，及時掌握國外先進的工作方法和經驗。其次，考慮到部門和綜合評價難度較大，目前應盡快建立適用于評價的指標體系的標準值。最后，通過試點逐步建立有關的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逐步完善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指標體系和標準。
（二）應建立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的標準
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標準是以一定量樣本數據為基礎，利用數理統計的原理進行測算而得出的標準數據。按照可計量性分為定量標準和定性標準，評價標準是和評價的指標體系相匹配的，標準并非是固定的和一成不變的，會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客觀環境的變化不斷變化。為提高有關評價標準的權威性，財政部門可以仿效企事業績效和國外績效評價標準，定期有關評價標準。
（三）建立財政支出績效評價工作信息庫
這個信息庫的建立，不僅有利于收集、查詢項目資料和及時反饋評價結果，而且可以為培養持續、有效的財政支出績效評價工作能力提供有力的技術支持；有利于進一步完善全國預算單位會計決算體系，改進數據采集的方法和途徑，為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提供詳盡、全面的基礎數據資料；有利于收集支出項目立項決策、建設實施、生產經營等全過程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數據，選定不同行業、不同類型的重點財政支出項目的有關數據并做好數據信息的分類管理，為支出評價指標和標準的設置與測定提供依據。
（四）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指標體系的建立要科學與合理
一套完整的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指標庫的形成，這是設置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指標體系的目標。在理論上進行探索和研究，這是指標庫的形成所需要的，它的逐步完善和健全則要依賴于實踐。要分別建立財政支出項目績效評價、部門財政支出績效評價、單位財政支出績效評價和財政支出綜合績效評價指標庫，這樣才能全面科學的評價，得出的結果也才科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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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教育支出概念范文2
關鍵詞:教育支出;民生財政;改革路徑
中圖分類號:F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0)17-0090-01
如今科學技術是生產力已成為人們的共識,而這些知識形態的科學技術在沒有被勞動者掌握之前,它僅是一種潛在的生產力,通過教育被勞動者所掌握并運用于生產實踐后,才能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所以說,教育是政治建設、社會進步的原動力,是形成長期經濟增長效應的核心力量。從宏觀社會效益上來看,與現階段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教育支出能夠為我國的人力資源建設提供有力支持;對于公民個人而言,加大教育支出力度有利于保障公民受教育的權利得以更充分的實現,提高整體國民素質。
1 現階段教育支出存在的問題
1.1 公共財政用于教育支出的總量偏低
一般情況下,我們用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來衡量一國教育支出的規模,因為它可以直接反映該國有多少資源用于教育。自我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后,教育支出絕對數額大幅增加,但是相對數目卻增長緩慢,教育支出占GDP的份額始終徘徊在2%左右,甚至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一度出現下降趨勢。我國在1993年頒布的中規定――“籌措教育經費的主要措施:逐步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在20世紀末達到4%,達到發展中國家八十年代的平均水平”。同時在2004年教育部制定的《2003―2007年教育振興行動計劃》和《國家西部地區“兩基”攻堅計劃》中,提出要確保在2007年使教育財政支出達到GDP的4%,并力爭在2010年達到5%的目標。但如表1所示,截止到2008年,中國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僅為2.99%,遠低于預期目標。
1.2 教育支出結構失衡
1.2.1 三級教育支出結構失衡
據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情況的資料,在10個市場經濟工業化國家中,初級教育的社會收益率為15%,高于中等和高等教育的11%。在26個發展中國家中,初級教育的社會收益率為28%,高于中等教育的17%和高等教育的14%。因此,初級教育從社會角度看是最大的投資形式。因此,對于處于在發展中國家行列中的我們來說,政府應在基礎教育中起主導作用,而在高等教育中起輔助引導作用。
為反映每位學生的平均教育經費支出,我們引入生均支出的概念,三級教育支出結構由生均支出的比例表示同時,根據國際通行的標準,人均GDP600―2000美元的國家三級教育生均經費比例應為1:2.5:9.2,我國的數據為1:2.6:20.6,遠超過標準。這一方面顯示了我國高等教育的投入畸高,基礎教育過于薄弱,另一方面也體現出我國高等教育發展水平較低,籌資渠道單一,辦學效益不高的弊端。
1.2.2 地區間教育投入結構失衡
第一,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同中西部不發達地區之間差異明顯。這一點尤其表現在基礎教育上。2006年,預算內教育事業費指標最高的上海市小學生均預算內經費為9409.78元,初中為10325.89元;最低的河南省小學948.57元,初中1195.42元,相差近10倍。
第二,由于我國二元經濟結構明顯,所以我國教育投入基本上走了一條先城市后農村的道路,導致城鄉教育支出差距顯著。但是我國有80%以上的小學、64%以上的初中設置在農村。從公平原則看,城鄉學生的生均政府教育投入應當相等。但事實并非如此。當前我國農村教育資金嚴重不足,以2004年為例,全國的各項教育經費投入,占40%的城市人口獲得了其中的77%,而占總人口60%以上的農村只獲得了其中的23%。而2006年,我國基礎教育生均預算內教育公用經費全國普通中小學是648.42元,而農村中小學是594.04元。這種地區之間教育投入的差異直接導致了各地人口受教育水平的差異,極大地影響了公民整體素質的提高,不利于社會的發展。
2 民生財政的視角下教育支出改革的有效途徑
2.1 繼續加大教育支出規模
《教育法》中規定,教育經費必須確保“三個增長”,即中央和各級政府教育財政撥款的增長應高于財政經常性收人的增長,生均教育經費要逐步增長,教師工資和公用經費要逐步增長。這對我們調整支出規模顯然有重大意義。我們應轉變政府職能,在制定預算時,科學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在有限的財力中確保教育支出的優先增長,并且根據經濟發展狀況,將財政收人超收部分更多地用于教育投人,確保教育支出的穩定增長,做到“存量調整”與“增量調整”相結合,切實保障每個人都獲得受教育的機會。
2.2 大力提倡社會力量辦學我國對教育的迫切需求,在積極提高公共教育支出的同時,應該大力提倡社會力量辦學。政府如果包辦一切教育,不允許社會力量辦學是不合理的,因為在一個社會中,總有一部分比較富裕的人對教育有更高的要求,而私立教育可以滿足他們的這種需求。同時,私立教育的存在可以促進公立教育水平的提高。只要政府對私立學校加強管理,私立學校一方面為國家節省了大量教育經費,特別是對我國來說,可以把有限的教育資金用于最需要的地方,另一方面又促進了教育水平的整體提高,是一件對國家對個人都有利的事情。
2.3 合理安排教育支出結構
首先要合理調整三級支出結構。一是基礎教育,對于我國而言,加大基礎教育的投入有利于促進知識的普及,降低文盲率,提高整體公民素質,保障社會穩定,經濟健康發展。二是高等教育,主要由受益者個人承擔資金,財政以助學政策和助學貸款的形式予以資助。為了切實把高等教育的重點放在提高質量上,財政拿出專項資金來支持高等學校深化教學改革,提高教學質量。同時對私立大學給予政策的支持和適當的財政補貼。三是職業技術教育,由于其與物質生產領域有較直接的聯系,帶有明顯的商業收益性,因此其資金來源基本上由市場機制決定。在我國應由地方政府、行業和企業或受益人承擔。但是為了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加快人力資源開發,促進就業、再就業,消除貧困落后地區接受教育機會不均等的問題,我國政府也應不斷加大對職業教育的支持力度,增加財政對職業教育的投入。
其次是合理安排地區之間教育支出結構。現在我國基礎教育主要由縣和鄉兩級負擔教育經費,中央和省一級財政支出比例過低,而各地區經濟發展的差異,直接導致了教育支出水平的不同?，F階段中,我國應加大中央、省兩級財政教育支出力度,把重點放在中西部地區,同時加大地區之間轉移支付力度,以東部帶動西部教育事業發展。就教育結構而言,財政教育支應在中西部地區應把重點放在初級教育方面,而在東部發達地區,由于中、高級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較高,這些地區教育財政支出應重點放在中、高級教育方面。就城鄉而言,我們應繼續推行農村免費義務教育的政策,彌補農民對于教育的投入不足。
財政教育支出概念范文3
關鍵詞：高校；共享經濟；生均成本；核算體系
據教育部統計，全國高校的儀器設備有20%完全閑置，170所高校價值25億元的23種精密分析儀器，約40%的年使用時間不到500小時[1]。原本就缺乏的教育資源沒有合理利用。共享可以有效解決這一短缺與浪費共存的問題。
我國高校主要通過財政資金撥付維持運行，生均成本的合理計算有著重要意義。首先，根據《高等學校收費管理暫行辦法》規定，“高等學校學費占年生均教育培養成本的比例最高不得超過25%”。高校學費收取是否合理，取決于生均培養成本的測算是否準確，這一點備受關注①。其次，財政撥款多以學生數量為基礎，如果生均成本核算清晰，財政撥款就不會與高校真實合理需求相背離。最后，高等教育漸趨產業化，高校再不能不惜成本投入，必須重視成本管理。
盡管作為高等教育經濟學核心概念之一的生均成本如此重要，迄今不論是理論層面，還是實際操作，都缺乏統一的核算框架或模型[2，3]。本文旨在構建高校資源共享框架下的生均成本統一核算模型。
一、高校資源共享模型
共享經濟是指利用任何有價值的閑置資源創造新的價值，是一個建立在人類和物資共享基礎上的社會經濟系統。美國經濟學家杰里米?里夫金在《零邊際成本社會》中定義了共享經濟，并指出，“我們的經濟正以協同共享的模式替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交易模式”。[4]
假設某主體的全部資源包括K個子類，即資源向量Xi=（xi，1， xi，2，…， xi，K），其中xij表示i的資源j，N主體共享系統的資源向量。價格體系Pi=（p1， p2，…， pK）是系統中各類資源的公允價格。主體i用于共享的資源稟賦，資源稟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共享主體對系統貢獻的程度。整個共享網絡的資源稟賦。[5，6]
任何資源的獲取都有成本。資源共享的成本包括為實現共享的初始不變成本和由資源量決定的可變成本， ，其中， 描述了參與者貢獻單位資源的成本，體現為預處理成本； 即初始投入，包括軟/硬件投入、安裝費用等。
引入共享系統的受益人數S，定義共享收益：
假設ti（l）為常量， 且pi，j（l）p且ci，j（l） c，則上式簡化為：
其中，R表示每個共享者效用與變動成本之差，T代表不變成本。注意到，首先，根據上式，只有當資源共享的收益高于成本，該資源用來共享才有意義。其次，共享范圍越大，投入的成本就會增加。因此，R與T應表示為R（l）和T（l），近似為傾斜的曲線。這意味著，隨著資源共享范圍的增加以及使用率的提高，總收益增加，但邊際收益遞減，總收益與共享范圍不再線性正相關。因此，我們得到如下結論：
（1）共享范圍達到n1（）時，資源參與共享后的收益剛可以彌補成本，即超過n1，共享資源才有意義。
（2）共享范圍達到n2（）時，資源共享范圍恰好在邊際點上，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共享該資源可獲最大收益。
可見，并非所有資源都應參與共享。如高校定制化的包括教學管理在內的各種后勤管理系統，其使用范圍有局限性，共享不會產生經濟效益。可見，把高校資源劃分為共享性教育資源和獨享性非教育資源對于共享模型來說有著重要的意義，在對生均成本的分析中，我們將看到針對這兩類資源的支出分別對應于高校系統的成本和費用，因此這種劃分在生均成本核算中同樣具有重要意義。
二、共享模型下生均成本的核算
前面的分析基于產出端，對于財政撥付，更關注成本分析。
假設一個最簡單的共享模型，即高校A和高校B間共享一項資源。高校收入包括財政撥款、學費、共享收入和其它。定義高校的支出包括教育支出和非教育支出，即C=Cedu+Cnon-edu。定義高校學生數量（簡化為僅有本科生）為N，因此，全口徑下的生均成本即，顯然更具意義的生均成本是，首先，只有真正用在學生培養上的成本才更符合生均成本的含義；其次，共享框架下，非教育類支出沒有共享效益；再次，教育類和非教育類支出有著完全不同的優化策略。
注意到如此計算生均成本應以權責發生制為基礎，但按照現行《高等學校會計制度》，只能以當年發生的成本作為計量基礎，因此，在實際操作中，應采用會計調整法，即將收付實現制的會計計量基礎調整為權責發生制下的計量結果。[7]
借鑒高校財務報表中支出明細，定義高校培養成本。一般包含三類：人員支出、公用支出和固定資產折舊。劃分成本和費用的基礎為共享性和教育性，教育過程是可以標準化、數字化，從而共享的，而管理相關的過程是非標準化的，不具有共享價值。
根據表1，將學?？傊С鰟澐譃槌杀竞唾M用，即C=Cedu+Cnon-edu，其中前一項對應成本，后一項對應費用。在這個框架下，由于口徑一致，我們可以在具有同等性質的高校之間進行橫向比較，成本表征了對教學的投入力度，是財政教育撥款的依據，費用則對應著管理的效率。
定義Cinter-edu為校間購買共享資源的支出項，即對方實施共享資源銷售的收入項。對每個高校來說，表征生均成本，對系統來說，表示生均成本的是，
表示生均費用的是。注意到只看公式，引入共享項后，對于主管部門而言，生均成本絕對值增加了，但在共享框架下，可以考察共享收入，因此，盡管單個高校成本有所變動，系統總成本并沒有增加。即，靜態看，共享的價值即在于不增加成本的情況下，最大化產出，動態看，共享的價值在于不影響產出的情況下，最小化成本。教育資源共享是在成本約束下優化資源配置的重要手段。
三、模型的優勢和后續研究展望
高校資源共享框架下的生均成本核算模型區分了成本和費用，一方面為教育管理部門確定收費標準提供依據，另一方面，通過校間/校內部門間、橫/縱向比較，提高資源分配效率。
由于高校財務數據的封閉性，本文沒有獲取到足夠的數據進行進一步實證分析。后續在實證的基礎上，可以發現許多真實環境下的問題并進而展開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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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教育支出概念范文4
[關鍵詞] 居民收入比重 路徑 國民收入 分配格局
一、改革開放以來居民收入分配比重的變化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國民收入分配在政府、企業、居民三者之間的比例呈現此消彼漲的變化。從資金流量核算結果來看，以1995年為分水嶺，我國國民收入分配出現了向政府和企業傾斜的現象，政府和企業部門可支配收入占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不斷上升，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由上升趨勢改變為逐漸降低狀況。
統計數據一:1978年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為56.5%， 1991年躍升至75.3%，1997年下降為64%。
統計數據二:2002年和2006年，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分別為64.6%和60%；企業的收入比重為14.9%和16.2%；政府收入比重為20.5%和23.8%。其中, 居民收入所占比重比2002年下降了4.6個百分點，企業所占比重上升了1.3個百分點，政府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提升了3.3個百分點。且自1998年以來，由于稅收收入的超長的增長，使政府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分額以年均近一個百分點的速度不斷提高。
統計數據三:2002年至2006年,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長6%，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9.3%,而同期財政收入年均增長19.6%。2007年政府財政收入的增幅為32.4%，企業利潤增幅為36.7%,而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幅只有12.2%，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增幅只有9.5%。由此說明，整個GDP的國民收入分配向企業利潤和國家財政集中程度提高,分給老百姓的份額不斷下降。
根據世界各國的發展經驗，個人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都在60%以上,多數國家則在70%以上。由于我國是發展中國家,在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居民收入所占份額高于發達國家,政府收入所占份額低于發達國家才比較合理。如果政府部門可支配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繼續不斷上升,不僅違反國際社會經濟發展常態，還將對我國提高居民消費和實現經濟的持續發展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
二、提高居民收入分配比重的路徑選擇
1.提高勞動者的工薪收入。目前,我國勞動收入在整個國民收入中比重不斷下降,而且已經降到警戒線。個人收入比例偏低且增速偏慢，特別是近期CPI增長過快使職工工資進一步縮水,要改變現狀可采取的措施是:一是多渠道增加農民收入,確保農民工工資按時足額發放，適當提高扶貧的標準。二是提高企業職工工資的水平,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和支付保障機制。推動企業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完善工資指導線制度,健全并落實最低工資制度。改革國有企業工資總額管理辦法,加強對壟斷行業企業工資監管。
2.實現居民財產性收入的平穩增長。近幾年,伴隨著城鎮居民財產性收入比重上升，一些問題在現實中日顯突出:（1)財產性收入向少數人集中。2006年最高收入10%家庭人均擁有的財產性收入為1279.28元,而最低收入10%家庭人均只有35.29元。(2)城鎮居民財產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比例較低。2006年,僅為2.1%。（3)取得財產性收入的渠道較少，主要是通過出租房屋收入所得、股息與紅利收入所得。2006年城鎮居民人均出租房屋收入占全部財產性收入的51.8%，人均股息與紅利收入占22.9%。為實現居民財產性收入的平穩增長,讓更多的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今后主要措施是:（1)規范和完善儲蓄、債券、保險和股票等多種市場，積極拓寬群眾財富的增長渠道。(2)完善法治環境，健全有關的法律制度，嚴厲打擊侵犯公民私有財產的行為，保障公民的合法私有財產。(3)要依法行政，放權于市場,打擊腐敗現象,避免與民爭利。
3.建立規范的轉移性收入制度。要確保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的基本生活費和離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隨著社會化程度的提高，退休費用不僅在市、縣范圍內的企業之間進行調劑，而且在地區之間進行調劑，逐步由市、縣統籌過渡到省級統籌；根據社會經濟中物價的變化情況，及時調整生活補貼。
4.調整財稅結構實現稅收收入與GDP增長速度的協調發展。1995年至2007年的10年間，我國稅收收入的彈性系數在1.5以上，2007年高達1.8。按照稅收彈性理論判斷，我國稅收已超常增長，必將使政府收入快速增加。根據目前的現實，要依據國家政策，深入研究稅源的所有制結構、產業結構和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調整完善現有財稅結構，把握好稅收收入彈性系數的合理比例，使稅收收入的平均增長速度應等于或略高于GDP增長的速度。
5.將非稅收入納入預算內管理。近年來，我國非稅收入增勢迅猛，規模龐大，不僅影響宏觀調控效果，而且滋生“三亂”(亂收費、亂罰款和亂攤派)和腐敗，引發群眾強烈不滿。因此， 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要逐步淡化預算外資金概念，盡快樹立非稅收入新理念，建立規范化的征收管理體系，強化收支兩條線管理，完善賬戶管理，及時監督各項收入繳入財政專戶情況及支出使用情況，以提高資金使用效益。
6.加大與民生有關的財政支出比例。一是加大財政經費投入，開發就業崗位，有針對性地提供免費的技能培訓，提高下崗人員的能力素質，鼓勵他們積極創業；二是充分發揮社會保障的“安全網”、“平衡器”、“助推器”和“穩定器”四大作用，為勞動者建立各種風險保障措施，幫助他們消除和抵御各種市場風險，解除他們的后顧之憂；三是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提高財政教育支出水平，提高我國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GDP的比重，有效遏止受教育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成本的不斷增長的狀況；建立專項教育財政轉移支付制度，重點解決辦學、教學條件的改善等問題；進一步完善獎學金、助學貸款、勤工助學、特殊困難補助和學費減免等制度，以保障貧困學生與其他家庭的子女享受同等受教育的權利。
參考文獻:
財政教育支出概念范文5
異地高考 負外部性 治理路徑
一、北京市異地高考改革背景和現狀
出于以人為本和資源均衡配置的政策理念考量及外部社會力量的積極推動，2012年8月教育部聯合公安部等四部委共同出臺《關于做好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后在當地參加升學考試工作意見》，要求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政府因地制宜制定隨遷子女升學考試具體政策，這是中央人民政府首次對“初級行動團體”關于“異地高考”呼聲以“原則上肯定”的形式的積極回應。但囿于具體資源動員和多元配套政策自主設計能力的不足[1]，頂層設計中未對異地高考方案的具體化和操作化作出明確說明，各?。ㄗ灾螀^、直轄市）出臺的異地高考政策呈現出較大的區域差異性。與完成異地高考精細化設計、積極推動具體制度安排縱深發展的兄弟省份形成鮮明對比，北京市異地高考制度改革，在利益相關者的矛盾與沖突中舉步維艱，受城市自我保護意識的影響而停滯不前，在對現存制度產生的“路徑依賴”制約下陷入改革困局。
二、解讀“異地高考”政策困境的核心概念
“外部性理論”作為現代經濟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因交往范圍的擴大和相互聯系的增強而產生的正面或負面影響具有普遍的解釋力和說服力。經濟學家曼昆（Mankiw）對“負外部性”的定義有一個較為精致的界說：所謂“負外部性”是指一個人的行為對旁觀者福利的無補償的不利影響[2]；換句話說，當一個人作出某種行為選擇的成本不完全是由他自己承擔，而是將一部分成本轉移給其他人且不進行補償時，“負外部性”就會產生。就“異地高考”改革而言，其產生的“負外部性”是指非本地戶籍考生因在流入地參加高考而帶給當地考生、居民及政府一系列的額外成本，正是由于異地高考政策的實施會帶來一系列的負面影響，才導致異地高考政策在利益相關主體的博弈中陷入僵局，實質性內容被利益沖突各方所消解，淪為不解決實際問題的象征性文字符號。本文以經濟學中的外部性理論為分析框架，對異地高考政策實施過程中的“負外部性”問題進行深入剖析，并積極探索問題解決的措施和途徑，以期為異地高考政策有效推進提供可資借鑒的經驗。
三、北京市異地高考改革的“負外部性”
1.提高了地方教育部門防范“高考移民”的風險成本
“高考移民”是指在臨近高考前從錄取率低、錄取分數高的地區遷移到錄取率高、錄取分數低的地區，利用省際間教育發展不平衡與高考錄取率的差異攫取高等教育C會的社會現象[3]。在報名條件為“學籍+戶籍”的現存高考制度環境中，北京市教育部門依據戶籍這一信號篩選機制，付出較低成本既可實現移民考生與本地考生的“分離均衡”。而異地高考改革旨在剝離戶籍制度附加的高考報名功能，實現高考錄取由戶籍向學籍轉變，這將給如何科學有效地鑒別“異地高生”與“移民考生”帶來技術上和操作上的難題，這無疑會提高處在信息不對稱環境下的地方政府防范“高考移民”的風險成本，即控制風險的成本和風險損失的實際成本，前者包括辦理和審核“穩定住所”“穩定職業”“社保證明”和“居住證明”等材料的制度運行成本和機會成本，后者是指失范行為發生后的治理成本及對當地考生正當權益的損害。
2.增加了流入地政府的公共教育財政支出成本
綜觀30個?。▍^、市）公布的異地高考改革方案，高中學籍及三年連續學習經歷是異地高考學生準入的基本條件[4]，流入地政府在賦予外來戶籍學生高考權利的同時，還應保障他們在當地享有平等接受中等教育的權益，然而目前流入地以戶籍人口為基數的教育資源供給顯然無法完全滿足隨遷子女“異地教育”需求。為解決流動兒童的教育問題，實現教育資源供求平衡，北京市政府及教委面臨兩種選擇：其一，繼續挖掘既有學校教育資源的潛力，在不影響教育質量的前提下實現“規模經濟”，增加學?？山蛹{流動兒童的相對數量；其二，規劃和新建學校，以增添學位的方式擴大教育資源供給總量，提高學校可容納隨遷子女的絕對數量。由于異地高考制度配套的經費責任分擔機制的滯后性和“兩為主”政策實施的慣性，流動兒童教育經費籌措和分配的財政壓力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擔，無論選擇哪一種方式，都會增加北京市政府公共教育財政支出成本。第一種選擇會增加政府財政預算內生均教育經費和公用經費的支出，第二種則會導致北京市政府大規模的教育基礎建設費用的投入。
3.提高了當地考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成本
計劃經濟體制下“趕超戰略”的實施和地方政府財政實力的懸殊，導致地區間高校分布失衡，以重點大學為例，北京市共有“211工程”大學23所，“985工程”大學4所，分別占全國“211工程”和“985工程”大學總量的10%和22%，北京考生考上北大的幾率是廣東的37.5倍，是安徽的41倍，是全國平均的53倍[5]，北京市不僅本科院校多，而且重點高校所占比例大，在豐富的高等教育資源及較高的招生比例雙重因素作用下，北京市當地考生付出與其他地區考生相同的時間與精力可以考入質量更好的學校。假如“異地高考”政策全面放開，外來考生勢必會擠占本地考生錄取名額，加劇北京市高考競爭壓力，如果保持省內招生計劃保持不變，那么一本錄取率降低為10%，本科錄取率降至31%，這種情況下，北京市當地考生為確保自己被高校錄取的幾率不受異地高考政策的影響，不得不放棄一些休息和娛樂時間用于提高學業成績，其考入普通院校和重點院校的“機會成本”顯著提高。
4.增加了本地居民獲取“準公共品”的比較成本
雖然異地高考改革帶來的壓力主要是在教育領域，但其引發的連鎖反應對流入地“準公共品”的生產和使用同樣產生了顯著影響。2015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已達2170.5萬人，迫近城市適度人口容量2300萬人的“紅線”[6]，假如異地高考政策付諸實施，將會有更多的農村留守兒童向隨遷子女轉化，人口流動模式也將由“候鳥式遷徙”向“舉家式遷徙”演化，北京市未來人口調控任務將會更加艱巨，一旦超出城市適度人口容量，將會對當地“準公共品”的供給和消費造成嚴重沖擊。目前北京市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只有300立方米，僅是全國人均水資源占有量的1/8，遠遠低于國際公認的人均1000立方米的缺水警戒線[7]，外來人口無限制的涌入將進一步加劇北京市用水的緊張局面；其次，北京市優質的醫療和衛生資源將會在過度分配中被稀釋和沖淡。
四、異地高考改革的“負外部性”治理路徑
1.設置合理的準入標準，使進城務工人員及其子女將部分外部成本“內化”
北京市政府可以借鑒“糾正稅”的基本原理與合理內核，通過設置合理的“準入標準”來引導外來人員承擔起自身行為選擇給他人帶來的額外成本。首先，對學籍屬地和異地就學年限作出明確規定，從而降低市教委防范“高考移民”的風險成本?？紤]到北京市資源承載力和最佳人口容量，筆者以為異地就學年限設定為6年為宜，但應向外來考生開放本科院校，這樣既可以實現符合條件的隨遷子女的考試和錄取權益訴求，還可以保障學制的連貫性和完整性，也有別于在高考前夕遷到北京進行考試的移民考生；其次，要求隨遷子女及父母有居住證和穩定居住場所，一來便于政府建立以常住人口登記制度為依托的準公共品供給模式，二來利于降低因外來考生隨意流動給學校教學秩序帶來的不利影響；最后，隨遷子女父母還應擁有穩定工作且繳納社會保險達到一定年限，給予那些為北京市經濟社會發展做貢獻的外來人員的子女以在京參加高考的權利，“以貢獻換機會”的利益平衡機制在適度維護京籍考生既得利益的同時，激勵進城務工人員為醫療等準公共品供給成本承擔部分責任。
2.中央人民政府采取多種措施和途徑對相關主體進行“補貼”，減少他們承擔的外部成本
中央人民政府在督促北京市盡快出臺正式的異地高考改革方案的同時，還要運用行政和經濟等多種手段對流入地考生、地方政府等利益相關者進行補償，減少因異地高考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帶給他們的外部成本。首先，教育部應根據各?。ㄊ小⒆灾螀^）實際高考報名人數重新調整招生計劃，預留異地高考招生專項指標，提前把異地考生在原戶籍地的指標預撥出來，將原本屬于流出地的招生名額拿出適當部分配給流入地[8]，努力使各省在異地高考政策實施前后的高考錄取率維持不變。其次，中央人民政府以財政專項轉移支付的形式對公共財政教育支出進行援助和補償，緩解和減輕北京市政府的財政壓力，進城務工人員作為人力資本載體為當地經濟的發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貢獻，作為受益方的北京市政府理應與中央人民政府共同承擔滿足其隨遷子女教育需求的義務，二者經費投入責任的具體比例劃分可以參照義務教育經費成本分擔機制，中央財政承擔流動兒童教育經費的40%左右，省級財政負擔40%左右，市、縣級財政負擔剩下的20%左右，考慮到地區間的不平衡，其他地區的分擔比例應視地方經濟發展水平和當地政府財政實力而定。
3.流入地政府提供“借考”服務，減少京籍考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成本
由于作為地方行政區劃中最高一級行政組織的行省與市場經濟基本構成單位的企業在組織結構和職能行使有本質的區別，不可能通過簡單合并省級行政單位的方式化解異地高考產生的“負外部性”難題，但可以通過不同省份之間的合作將高考報名和考試一體化，即“地借考”的方式最大限度地減少外部成本。2016年全國共有26個?。ㄊ?、自治區）選擇統一命題，有助于克服不同省份間高考分數轉化的技術性難題，增強了“異地借考”方案的可操作性和可行性，此外，我國早已制定統一的國家課程標準，教育教學目標的要求是相同的，各省應該采取一致的評價標準。因此，北京應盡快加入“全國卷”的使用之列，為“異地借考”制度的實施完善相應的技術配套工作。
4.發揮市場機制在公共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減少當地居民獲取準公共品的比較成本
我國在準公共品的生產制度安排中，政府長期占據壟斷地位，公共資源配置和利用效率過低，無法滿足或無法完全滿足城市人口對公共品或公共服務的需求，導致社會公共福利水平的降低。為減少當地居民因異地高考改革而增加的獲取準公共品的比較成本，北京市政府除加大財政投入力度，還應改變產權單一的市場結構，實現公共服務系統中公域產權和私域產權有機結合，使私人部門和市場機制在融合產品有效配置中充分發揮作用[9]。以教育這一準公共產品為例，應打破公立學校對教育的壟斷，實現辦學主體多元化和辦學模式的多樣化，有效挖掘民間閑散資金和閑置資產，鼓勵民間資本從低效領域轉移至教育領域，從而有效地增加了教育供給，滿足隨遷子女的教育需求。
“一直行走在路上”的中國教育公平之路不可能一蹴而就，隨遷子女異地教育訴求的合法性并不等于訴求的可行性，如果異地高考徹底放開，就會因外來人口的無節制涌入而帶來巨大的外部成本，不僅會抵消城市擴容增質空間的釋放效應，還會導致城市公共服務的全面崩潰[10]。因此，真正理性的異地高考改革是在擴充教育資源增量的同時設置合理的準入門檻，既改變外來人員單純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激勵，又能對流入地的利益相關主體承擔的外部成本進行補償，從而使雙方在妥協中消除分歧，實現二者共贏的“正和博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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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教育支出概念范文6
關鍵詞：節約資源；績效評價；出誤區
中圖分類號：F810.4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07)03-0086-03
進入新世紀，隨著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的日益緊張，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已經迫在眉睫。節約資源，不是簡單地控制資源的投入，而是要注重資源的使用效益，力求“花小錢，辦大事”。從財政的角度來看，節約資源，意味著要講究財政支出的績效，提高支出效率，實現財政資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當前財政支出占GPD的比重越來越大，它的任何一個細微調整都將對某個領域產生舉足輕重的作用，它的一舉一動都與全體公民的利益休戚相關。面對這么巨額的資產，不論是什么性質的國家，都必須建立一套科學的財務管理體系來運作和經營，以實現最大的效益。
近年來，我國先后進行了部門預算、會計委派、國庫集中支付和政府采購等一系列財政支出領域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要表現為預算執行得到了強化，支出效率顯著提高。但距離建立公共財政體制，實現財政資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的目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特別是財政支出績效管理的理論和實踐較為滯后，嚴重影響了我國財政支出效率的進一步提高。因此，大力推進財政支出績效評價，不斷提高財政支出管理水平已成為當務之急。
一、我國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的現狀
1.積極開展試點工作，為全面推行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積累經驗。早在1949年美國就提出了績效預算改革的設想。1951年美國聯邦預算局據此編制了基于政府職能的聯邦政府預算，第一次明確地使用了“績效預算”概念，為日后開展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打好基礎。1982年，英國政府公布了著名的“財務管理新方案”，開創了績效評估實踐的先河。[1]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財政支出績效評價工作起步較晚。近年來，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財政在經濟管理中的資源配置和調節作用越來越突出。為了適應形勢的發展，財政部提出了“積極探索建立財政支出績效評價工作體系”的工作思路。2001年湖北省率先在該省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選取了5家單位進行試點，拉開了我國財政支出績效評價試點工作的序幕。次年，又在全省范圍擴大試點，湖南、河北、福建等地也相繼進行了小規模試點，積累了一些經驗。
2.確定了開展財政支出績效評價工作的原則。一是堅持公正、客觀原則。保證項目決策的科學性和績效評價結果的真實性。二是堅持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相結合原則。[2]對于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在講求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統一的同時，要更加注重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特別是經濟社會發展和城鄉協調發展的項目。三是堅持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相結合的原則。以定量分析為主，結合定性分析科學地進行評價。
3.科學地劃分評價對象。按照財政支出績效評價主、客體的不同，將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的對象分為財政支出項目績效評價、單位財政支出績效評價、部門財政支出績效評價和財政支出綜合績效評價四類。
4.摸索出一套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指標體系和評價標準。評價指標是財政支出效益評價的載體，也是財政支出效益評價內容的外在表現?，F在已經形成共識的是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指標體系主要由財政投資性支出評價指標、財政政府運轉支出評價指標、政府采購支出評價指標、財政社會保障支出評價指標、財政科學事業支出評價指標、財政教育事業支出評價指標、財政衛生事業支出評價指標、財政支農支出評價指標等幾類指標組成。評價標準則是對評價對象進行科學分析、評判的標尺，可分為行業標準、計劃標準、經驗標準和歷史標準，并且每一類指標都有相應的評價標準。
5.逐步形成一系列實用的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方法。主要有成本―效益分析法、因素分析法、專家評審法等。[3]
二、現行財政支出績效評價存在的誤區
由于項目效益比較容易量化，項目績效評價的可操作性強，各地進行績效評價嘗試時大都先從項目績效評價入手。縱觀各試點地區的做法，可以發現普遍存在著幾點誤區：
1.“重腳輕頭”，注重事后“結果”的評價而輕視事前“源頭”的把關，把項目績效評價的重點放在項目完工后的“問效”上。[4]然而，作為政府管理經濟事務和實施宏觀調控的手段之一，政府部門預算的編制和批復都必須經過一套嚴格的程序，具有“鐵預算”的特點，一經批復，如無特殊情況不得追加、調整或變更。因此，在預算審批階段對所有項目進行的預期績效的評估和比較才是重中之重。
2.割裂了項目預期目標與項目實施結果的聯系。沒有把項目實施的結果與目標進行對比，造成“結果”與“目標”脫節。項目預期績效的評估，包括可行性研究、項目目標的確定等只作為一種“要錢”的手段，而沒有真正融入績效評價體系當中。
3.項目績效評價較為片面。只注重局部，不注重整體；或只看重短期效益，不放眼未來，沒有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導致評價的結果不能真實地反映項目的績效。[5]有些項目就其在局部或者短期的作用和地位而言，也許不顯山露水，但相對于全局，或從長遠來看，對整個地區日后的經濟發展卻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就好比一部機器中的一顆螺絲釘，單就其價值進行衡量，不值幾個錢，但一旦沒有它，整個機器都難以正常運轉。
4.會計核算基礎帶來的誤區。由于行政事業單位會計的核算基礎是收付實現制，財政資金的使用不進行核算成本，經濟效益難以評定，導致許多地區把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的側重點放在支出的“效率”而非“效益”上，使績效評價名不副實。
三、完善我國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的對策建議
1.從源頭上把好關。根據我國預算編制的規律，特別是預算一經批復即成定局的特點，把項目績效評價的重點前移，移到項目預算申報和審核過程之中，也就是要輕腳而重頭。一是要結合本年度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總體目標和本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規劃進行評審；二是借鑒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做法，根據部門的職能和項目的內容，結合項目對社會、經濟的實際影響和項目的可持續性等方面，合理確定項目的預期目標，這些預期目標就是項目安排的參照標準；三是建立跨部門的項目評價體系，不僅要對同一部門的不同項目進行評價，還要對各部門之間的項目進行橫向比較，根據項目的輕、重、緩、急來確定預算優先安排的項目。
2.建立以成果為導向，以追求最大績效為根本目標，以實現既定績效目標為根本要求的績效預算管理模式，加強“結果”與“目標”的有機對比。項目的預期目標，不僅應該作為項目安排的依據，還應當是項目完工后績效評價的主要參照標準。通過將依照各項績效評價指標計算出來的結果與這些標準進行比較來衡量項目的實施效果。作為評價結果的重要依據，撇開項目的預期目標談財政支出績效評價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3.建立一套科學的綜合評價體系。由于財政支出范圍廣泛，既包括直接的、有形的、現實的支出，也包括間接的、無形的、預期的支出；支出效益既要考慮經濟效益，又要考慮社會效益、生態效益；既要考慮短期效益，又要考慮長遠利益；既要考慮直接效益，又要考慮間接效益。因此，必須改變觀念，樹立大局觀、發展觀，建立一套科學的綜合評價體系，該體系不僅要考慮經濟效益，還要涵蓋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不僅要考慮局部效益還要兼顧整體效益；不僅要能夠評價短期效益，更重要的是能夠評估長遠效益，做到這幾者的有機結合。
4.引入權責發生制準確核算項目成本，為評價項目經濟效益提供必要的信息。當前西方各國的政府會計或多或少都引入了權責發生制，歐洲大多數政府都采用權責發生制進行某種形式的產出計量，而且不同程度地確認為預算的組成部分。在德國，大部分地方政府已部分引入了權責發生制，實行權責發生制與收付實現制并行的雙軌制，其中巴伐利亞州的慕尼黑市、紐倫堡市等都在積極進行相應的改革，對可以量化成本的公共服務領域，包括居民供水、垃圾的運送和處理等項目使用權責發生制進行核算。我國可以借鑒西方國家的先進做法，采取先易后難的方式，先選取部分項目進行試點，待成熟后再行鋪開。
5.建立健全的財政支出績效評價體系。進行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最終目的是為了提高財政支出效益因此財政支出績效評價體系還必須包括績效評價信息反饋制度、激勵機制和獎懲制度等內容。一方面通過績效評價信息反饋制度及時了解各項目的實施情況和實施效果；另一方面通過建立激勵機制和獎懲制度，改變現行預算制度只重視資金分配、不重視資金使用的狀況。首先，把對項目預期目標的績效評價結果作為預算編制和批復的重要依據，從源頭上控制沒有績效和低績效的項目；其次，實現財政預算管理上的兩個轉變，即預算撥款由傳統的按預算撥款轉為按績效撥款，從過去對預算的重過程管理轉變為重結果管理；第三，將本年度績效評價的結果作為下年度預算安排的重要依據。
6.積極探索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模式?？紤]到財政支出績效評價工作的復雜性且剛剛起步，與此相關的法律法規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迅速徹底地建立科學完整的財政支出績效評價體系尚不具備條件。因此，我國的財政支出績效評價工作應采取循序漸進的實現方式，由易到難、由重點到一般逐步展開，堅持定性評價和定量評價、事前評價與事后評價、定期評價和經常性評價、當前評價與長遠評價、自我評價與外部評價相結合，形成評價工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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