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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周期財政政策范文1
一、國內市場需求不足的原因
（1）長期以來資源配置的失誤（主要是重復建設和效益低下）造成了總量上的供大于求。國家國內貿易局對600多種主要商品的統計分析表明，從1995年起，就有90％以上的商品達到了供求平衡或供大于求。1998年第一季度這601種主要商品中，供求平衡的商品466種占總數的74.2％，供大于求的商品155種占25.8％，幾乎沒有供不應求的商品。
持續了近20年的10％的高年均增長率大大提高了我國總供給的水平，同時也積淀了過度膨脹階段的許多不良籌碼。高速增長階段的一個特點便是粗放經營，只求規模不計成本，同時由于政府和企業投資缺乏遠期理性預測，重復建設和過度投資造成了生產能力的過剩。全國共有鋼鐵企業1700多家，是國外鋼鐵企業總數的一倍，發達國家鋼鐵企業的平均規模為年產量1000萬噸，而我國只有5.4萬噸。當我們為年產1億噸鋼的工業化成就而驕傲時，資料顯示，全球鋼的生產能力已高達10億噸，而到2000年全球需求不到7.5～8億噸。而全國第三次工業普查資料也顯示，我國企業普遍效益低下。1995年工業生產能力利用充分或比較充分的只占主要工業品的6.3％，而能力利用不足的占43.4％，全國900多種主要工業品的生產中有半數以上的生產能力低于50％。
（2）社會公眾和企業預期成為左右經濟的重要因素。首先，物價下降的預期使總需求萎縮。由于政府今年提出的三個目標，更多地關心保8％和人民幣匯率穩定，而對于物價上漲控制在3％以內無人懷疑，可見，社會普遍相信物價將繼續下降。從理論上講，這一方面會使消費者持幣待購。價格比以前低可以誘使消費者購買，但如果認為未來的價格會更低，則大多數消費者會推遲購買。另一方面，投資者預期未來生產的產品價格會更低，因而認為目前的投資在將來投產后，產品價格比現在還低，這導致資本的預期收益率下降，投資意愿減弱，投資需求減少。消費與投資的不足減少了總需求，又使物價繼續下降，從而步入惡性循環。
其次，人均收入增幅回落，收入預期不穩定，以及各項改革措施的出臺，也導致消費緊縮。1993年～1996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在扣除價格因素后呈現連續上升趨勢。依次為2.8％、8.5％、12％、13.8％。1997年增長幅度卻陡然下降，實際增長5.7％，受人均收入增幅回落的影響，同期人均消費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雙雙回落。同時收入不穩定的悲觀預期，迫使居民采取預防性措施，首先是緊縮預算，其次是減少或推遲必要的消費支出。今年1—4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6.9％，比去年同期回落7.8個百分點。同時，由于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時期，各項改革措施陸續出臺，比如住房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未來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因素增加，城鄉居民的危機感和風險意識增強，從而強化了儲蓄與保險，減少即期消費。
（3）消費結構面臨升級，而目前沒有形成消費熱點，市場需求趨淡。目前我國人均GNP剛逾700美元，基本上實現了以家電為主的消費需求拉動階段，理應步入更高一級的消費階段，但由于收入分配不合理，汽車和住房需求短期內難有大的變化。據分析，在5萬億的儲蓄存款中，有1萬億左右屬于“公款私存”和各種形式的“灰色收入”，在通常情況下不構成對于市場的有效需求。另有一萬億存款屬于農村居民儲蓄，人均存款額并不太高，除了滿足即期需求與消費外，只能儲蓄生命周期中一次性的婚喪等未來購買力；其余3萬億元存款中，社會20％富有人員的存款要占儲蓄額的50％以上，對于這些消費者來說，用于生活性消費的數量有限。這樣算來，城市居民中80％以上的消費主體的人均儲蓄余額難以形成對潛在需求的消費者剩余。可見，靠消費結構的升級帶動經濟增長短期內不可能，今后將有一個居民積聚各種財富的階段。
（4）東南亞金融危機直接影響我國的出口，出口需求的減少同時增加了國內的供給。近年來我國外貿出口走勢已顯示出增長放慢的軌跡。1979～1995年外貿出口年均增幅25％，而1992～1995年僅20.1％，1996～1997年外貿出口增長率降到11.2％，而今年又出現了負增長。除了東南亞國家出口的產品類型與我國趨同，這些國家的貨幣貶值降低了他們的出口產品價格，使我國出口產品價格處于不利地位外，我國在高科技、服務貿易、跨國公司生產三方面均水平很低，對于出口增幅的回落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5）基礎設施不健全和消費信用方式滯后，制約城鄉居民消費需求的擴大。雖然我國基礎設施建設步伐不斷加快，但是相對于人民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和經濟建設還相差很遠，也限制了消費結構的升級。如城鎮公路建設和交通狀況難以適應對“行”的需求。至1997年底，全國空有5000多萬平方米的商品房，其中約30％左右是由于市政基建不配套而直接導致銷售不暢。同時由于消費信用方式未從賣方市場快速過渡到買方市場條件下的要求，故不能真正起到緩解生產與消費之間矛盾的作用，而居民長期形成的一次性整體性消費習慣也成為壓抑需求的因素。
二、反周期的財政政策
通過對以上我國內需不足的成因分析，可見深層次的問題是經濟制度的弊病所致。而短期內帶有明顯的周期性特點。從1996年5月1日到1998年7月1日，我國兩年內連續五次降息，并從1998年起商業銀行取消貸款限額的控制，實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這些改革一方面是金融改革深化的開始，使中國的貨幣政策開始具有市場經濟的意義，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過積極的貨幣政策，擴大企業投資需求和居民個人消費需求，但從實際結果看，上半年經濟增長僅為7％，再一次證明了西方經濟學家關于在經濟蕭條時期貨幣政策啟動經濟增長的低效性。
是不是我國出現了凱恩斯流動陷阱呢？即利率水平降到一定低的水平時，人們不管有多少貨幣只想保持在手中，這樣央行就難以實現通過降低利率，增加貨幣供應量的方法刺激投資的政策目標。但從中國的實際情況看，第一，貨幣政策客觀上受時滯影響，不可能在短期內奏效，往往需要一年左右。第二，貨幣政策的宏觀擴張政策同已經或即將出臺的住房、醫療、退休等制度改革而引起居民消費緊縮矛盾，產生政策“抵消”。第三、利率杠桿并未完全失靈，更重要是我國經濟也并非完全蕭條。所以筆者認為目前中國具有“準凱恩斯陷阱”的性質，但并未完全陷入凱恩斯陷阱。既然貨幣政策效果不明顯，完全可以嘗試用反周期的財政政策刺激經濟，以及引導貨幣政策效用的發揮。
反周期的財政政策主要指政府支出和稅收政策。中國財政政策的困難主要是財政收入水平較低，而財政支出負擔日益沉重。故目前中央政府主要通過增發國債，新增1000億元國債用于農林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城鄉電網建設與改造、中央直屬儲備糧庫、經濟適用房六個方面的建設。這一方面是我國經濟發展中解決基礎設施、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對經濟發展的制約（據世界銀行的一份保守的估計，中國因交通設施不足，每年新增的社會成本相當于當年GDP的1％）。另一方面也可以產生乘數效應，拉動需求促進經濟增長。而且由于中國的貨幣需求與利率的內在聯系機制尚未形成，企業投資對利率的變動不甚敏感，所以“擠出效應”不會大，這也能充分保證財政政策的效果。但是對于國債的發行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一是國債的發行量要有一定力度；二是要有風險意識且期望值不宜過高，因為至今世界上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還沒有很成功的例子。從我國的債務負擔率（累計國債余額與全年GDP的比例）來看，1997年底累計國債5928.8億占同年GDP的7.93％，按1998年先后確定的發行數6508.6＝2808.6＋2700＋1000，減到期國債還本1671.45，預計1998年底累計10766億同年GDP的約13.3％，而國際上這一指標不應超過50％，可見國債規模還有力可挖。但從債務依存度（本年國債發行額與本年財政支出之比）來看，按1998年確定的6808.6億元，預計要占調整后的全國財政預算的40.19％，已大大超過了國際公認的20％的限額。
此外，還應注意國債發行收入必須做到?？顚Ｓ?，即投入基礎設施的建設。政府投資應該主要是公益性項目和基礎設施，而且要立足于經濟結構的優化和經濟關系的理順，不要因為要拉動投資而使本來就不合理的經濟結構關系雪上加霜。最后我們還應優化國債的期限與品種結構，降低國債籌資成本。
我國反周期的財政政策還應實行結構性減稅與強化稅收征管及費稅改革并行。
第一，如果我們要想利用稅收減免或優惠發展經濟，必須強化稅收征管。西方國家稅收觀念深入人心，國家普遍建立了嚴格的稅收懲罰制度，用重罰提高人們的納稅意識，體現了稅收的剛性原則。因此，在西方國家，如果實行反周期的財政政策，其減稅效應是非常明顯的?？梢姡愂窄h境的好壞是一個國家采取減稅措施能否發揮作用的必要條件。在我國，逃稅漏稅十分嚴重，這必然影響到稅收政策的發揮。故加強稅收征管一方面可以增加財政收入，另一方面也為減稅的實施提供良好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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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宏觀經濟；內需結構；調控
一、調整內需結構性失衡的宏觀經濟政策有效性分析
研究財政貨幣政策對于內需結構調整的作用，必須要對投資、消費與財政貨幣政策之間的關系進行深入分析。然而這些經濟量之間是一種動態變化關系，基本不可能給出一個明確的因果關系。但我們可以利用已有的歷史數據，分析不同經濟量之間的相互影響程度，以及宏觀經濟政策在什么時候發揮作用和在市場中所能夠持續作用的時間長短。所以本文將建立一個VAR模型，以深度分析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對于投資需求以及消費需求的影響程度，并研究宏觀經濟政策之間存在什么樣的關系，旨在能夠為宏觀經濟政策對總需求的影響提供可信的結論以及合理的解釋。
所謂VAR模型，即是向量自回歸模型。該模型實質上是對被解釋變量與自身、其他被解釋變量之間，若干周期所滯后的值進行回歸。在VAR模型中，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之間并沒有明顯的區別，所以利用該模型可以準確的分析任意一類經濟變量的歷史數據，與模型中其他類型經濟變量的歷史數據之間存在著怎樣的影響程度，以及這些經濟變量之間所存在的相互動態作用。
二、解決內需結構性失衡的財政政策措施
財政政策具有著非常廣泛的結構性調控手段，但是因為我國財稅政策體系的不完善，使得財政政策在治理內需結構性失衡問題中并未發揮其應用的作用，達到應有的政策效果?；诖?，本節就針對內需結構性失衡問題，提出幾點財政政策的改善意見。
（一）實施反周期糧食補貼增加農民收入
雖然我國農村消費需求在近些年有著一定程度的增長，但是增幅還是比較低。加之我國長期以來農民收入水平低、城鄉收入差距較大的因素，消費需求持續增長困難重重。只有從根本上提高農民收入，才是解決農村居民消費需求問題的關鍵，才是解決農民增產不增收問題的關鍵。早在2004年，我國政府就對重點地區、重點糧食品種實行了最低收購價政策，以保證糧食生產安全，穩定糧食市場，增加農民收入，切實保護農民的實際生產生活利益。但通過這些年的實施效果上看，還是存在著一些問題：第一，最低收購價政策雖然一定程度上穩定了農民收入預期，但同時也弱化了糧食產量與糧食價格之間的關聯性，特別是在糧食豐收的年份，政府財政支出的負擔過重；第二，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的執行主體是國有糧食企業，收購的主體非常單一，造成了糧食國有庫存對社會庫存的擠出效應，大大削弱了社會庫存對市場供求的調節能力；第三，政策的執行主體是全國各地的國有糧庫，這就勢必會導致區域性的糧食價格差距較大，大大局限了農民受益范圍。所以從長遠發展的角度來看，我國必須要不斷地完善糧食補貼政策，實行反周期性糧食直接補貼政策。該政策是以糧食市場價格與目標價格的偏離調整作為政策作用機制的，當糧食市場價格高于反周期補貼目標價格時，農戶可以按照市場價格在任意的糧食企業銷售糧食；當糧食市場價格低于反周期補貼目標價格時，農戶仍然可以按照市場價格銷售糧食，國家啟動補貼機制，直接向農戶補貼差價。這樣就更利于發揮市場機制的導向作用，更有利于農民增收。
（二）完善稅種結構增強其經濟調節功能
稅收政策是國家財政政策的一種，在宏觀經濟調控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就目前我國的稅種設置，對于調控內需結構性失衡而言，仍然存在著一些問題，必須要對現有稅種及征收手段進行改革，以增強稅收政策的適應性。
第一，改革增值稅制。我國當前所執行的生產性增值稅，存在著企業固定資產重復征稅的問題，這對于企業的技術進步以及經濟結構調整有著非常大的影響，尤其是對處于第二產業的資本密集型企業而言，生產性增值稅會大大降低企業參與技術革新的積極性。所以必須要盡快實現增值稅由生產型向消費型的轉變，擴大增值稅征稅的范圍，避免產業營業稅與增值稅稅基爭奪問題的出現，有效保證增值稅鏈條的完整性。
第二，改革個人所得稅制度，大力縮小社會貧富差距?，F行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對于解決社會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作用不明顯，高收入人群所執行的個人所得稅申報制度，并沒有發揮應有的效果。所以我國個人所得稅應該實行家庭征收制，這樣不僅能夠擴大稅收的稅基，而且還可以進一步的清除應稅人稅外收入征管盲點。
第三，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提高投資效率。當前我國財政支出政策主要表現為：經濟建設型財政支出傾向明顯，政府財政投資效率較低。要想解決我國內需結構性失衡問題，必須要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提高投資效率，發揮財政政策的有效性。政府要加大公共服務事業的建設支出力度，推進基本醫療保障體制的建設，促進全國城鄉居民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逐漸均等化。政府投資雖然能夠一定程度上拉動我國經濟，但是完全寄希望于政府財政支出上效果畢竟有限，政府必須要最大限度的發揮政府性資金的使用效益，逐步推行以效率為目標的投資方式。
（三）重視銀行間債券市場資本屬性增強對貨幣政策傳導的影響
銀行間債券市場是傳導貨幣政策的關鍵環節，央行在實行貨幣調控政策時，通過銀行間債券市場進行業務回購，吞吐基礎貨幣，嚴格控制貨幣供應量的變動情況，實現對微觀經濟主體的影響。針對于我國當前內需結構性失衡的情況，央行所實行的存款準備金率以及再貼現率調控政策效果并不明顯。所以，央行在今后貨幣政策的制定中應該更多去考慮銀行間債券市場屬性的變化，分析該變化對于貨幣政策傳導效力的影響程度，通過利率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發揮利率在資源配置中所起到的作用，不斷提高利率變化對金融資產價格的影響程度，實現貨幣政策在銀行間債券市場的高效傳導。
參考文獻：
[1] 蔡志遠. 財政政策的周期性及有效性研究[D].吉林大學，2012.
反周期財政政策范文3
內容摘要 :本文運用協整檢驗、向量誤差修正和方差分解技術對我國1993～2006年間實行的能源財政政策的動態效應作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我國財政政策對能源消費具有較強的調控效果;財政政策外生于能源消費,具有較強的獨立性;財政政策存在較長的時滯,有明顯的中期化現象。同時,從開放能源市場、提高市場化程度、增強能源財政政策目標的針對性和形成完整能源財政政策體系等方面,探討了增強其調節效應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財政政策 向量誤差修正模型 方差分解 調節效應
國內關于能源財政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國外經驗的介紹、對能源財政政策體系和內容的介紹以及對節能和增加能源供應財政政策的介紹等方面。這些研究盡管對了解我國能源財政政策具有重要作用,但并沒有對能源財政政策的調控效應進行分析。自凱恩斯以來,經濟學家對財政政策的產出效應進行了大量實證研究,但早期的實證研究方法,如經典的賜-m模型和上世紀70年代起流行的聯立方程宏觀計量模型等,因其主要以定性描述和簡單回歸分析為主,而無法反應財政政策的動態產出效應。為解決此問題,近年來向量自回歸(Vector Autoregression,VAR)模型等動態分析法被用來分析財政政策的產出效應。Blanchard和Perotti(2001)最先用VAR模型來分析美國的財政政策,并對用經濟理論中得出的長期約束進行了結構性估計;Castro拓展了VAR模型,并運用該模型研究了西班牙財政政策的經濟效應;Breitung和Bruecemann系統闡述了VAR模型在財政政策效應分析中的作用,并將脈沖響應函數和預測誤差方差分解引進該分析中,首次形成了完整的分析財政政策效應方法;谷宇和陳磊首先采用結構性VAR模型來估計我國財政政策的影響,認為我國財政政策對產出的效果并不顯著;胡琨、孫磊、毛定祥采用VAR模型對我國財政政策對經濟產出的影響進行了系統分析,得出了很多有借鑒意義的結論。
綜觀國內外相關研究的特點,以往對財政政策的效應研究主要集中在對經濟產出效應的研究,極少對其它領域(包括能源)的產出效應進行系統研究;此外使用VAR模型來分析財政政策產出效應是通用的研究方法。因此,本文嘗試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引入VAR模型對我國能源財政政策的調控效應進行實證分析。
實證模型、數據與方法
VAR模型是一種近年來廣泛應用于宏觀經濟分析中的非結構化模型,主要通過實際經濟數據而非經濟理論來確定經濟系統的動態影響,建模時無需提出先驗假設。VAR模型是有效的預測模型,也被用于分析隨機擾動向量對系統變量的動態影響。使用該方法的前提是兩變量必須存在協整和因果關系。
為了分析的可靠性,本文采用傳統的Granger因果檢驗,盡管它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出于同樣的考慮,本文使用常用的自回歸模型來分析兩者的長期關系,而不使用包含有誤差修正項和協整向量參數的聯合檢驗。利用VAR分析我國能源財政政策動態效應的步驟,可分為定性分析和變量選擇、檢驗變量的協整關系和因果關系、采用VAR模型中的動態模擬技術―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技術,來分析財政政策對能源消費的影響。
(一)變量選擇和樣本數據說明
能源財政政策的調控手段包括能源財政收入和能源財政支出。能源財政收入主要是稅收收入,盡管稅收政策也是調控能源消費的重要杠桿,但由于稅收總額本身就是能源消費總量的增函數,因而稅收本身并不能準確反映財政政策的松緊程度;能源財政支出是政府根據能源經濟發展需要對財政資金進行的具體安排,能通過乘數效應對能源消費產生很強的擴張作用。所以,本文以能源財政支出的大小代表能源財政政策的調控力度。
我國能源財政支出主要有政府直接投資、財政補貼、政府購買、財政擔保和國債投入。由于能源結構、能源金融市場等方面的原因,我國能源財政政策中只有政府的能源直接投資發揮明顯作用。因此,本文選用政府能源直接投資(用INV表示)作為財政政策的代表變量;能源消費總量(用EC表示)是反映我國能源消費情況的最重要總量指標,因此可作為能源消費的代表變量。
本文選擇1993年為起始年,是由于從1993年起我國能源安全尤其是非再生能源安全形勢日益嚴峻,我國開始真正的重視能源政策和安全戰略的研究與制訂,并開始實施完整的能源財政政策;由于數據的可得性,終止年選擇2006年。其中,1995～2004年的數據來源于《中國能源財政政策研究》,1993～1994、2004～2006年數據是作者在借鑒曾曉安方法的基礎上計算得來的,單位是億元;能源消費數據來自于《中國能源統計年鑒(2007)》。
(二)實證模型
本文的實證分析采用向量自回歸模型(VAR)。構建該模型的主要目的是估計能源需求各組分的殘差,這些殘差代表了各自變量變化可能給經濟系統造成的沖擊。
這一模型中,選擇政府能源直接投資和能源消費總量為基本變量,由這兩個變量構成的p階VAR模型可以表示為:
(1)
其中yt為m維非平穩I(1)序列,et為白噪聲向量。
VAR模型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滯后期p的選擇,一般來說可以使用R2、AIC和SC來確定滯后項的數目。利用R2確定滯后項數時是使R2盡量大,利用AIC和SC確定滯后項數時是使AIC和SC的和盡量小,或取AIC和SC同時達到最小時的滯后期為最優滯后期。
(三)脈沖響應函數和預測誤差方差分解
脈沖響應函數(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s,IRF)第i個變量的波動除直接影響第i個變量的取值外,還會通過VAR的動態結構將這種影響傳達到所有的內生變量。脈沖響應函數就是用于追蹤其中某一變量一個標準差的波動對模型中所有內生變量當前值和將來值影響效果的一種分析技術。
Lutkepohl和Reimer證明從式(1)很容易獲得脈沖響應函數(IRF)為:
(2)
其中Φ0= Im,對j > p,Aj = 0。是Φn的第ik個元素,表示變量yt對變量的一個初始波動n期前的反應。
預測誤差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VDC)。預測誤差方差分解提供了每個隨機變化對VAR模型中所有變量的相對重要性信息。第h步的預測誤差為:
(3)
預測誤差方差為:
(4)
(5)
為第i個變量第h期對預測誤差的貢獻率。
實證分析
如上所述,在對兩變量關系進行動態分析之前,要先對變量進行協整和因果關系檢驗。在分析中,政府能源直接投資用INV表示、能源消費總量用EC表示。
(一)平穩性檢驗
本文首先對變量序列用增廣的迪基-富勒檢驗(ADF)來檢驗平穩。由于INV和EC這兩個時間系列均有上升的趨勢,因此對包含有的截距項和趨勢項線性方程進行檢驗。變量的滯后項由Akaike檢驗準則確定。
從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時間序列INV經過一階差分后,在5%和10%的顯著性水平上不存在單位根;時間序列EC則一次性通過檢驗。這說明時間系列iINV和EC均不存在單位根,所以兩者之間就有可能存在協整即長期穩定的比例關系。
(二)協整檢驗
本文使用JJ法進行協整檢驗。表2是對INV與EC關系進行Johansen檢驗的結果。
在表2所列的兩種情況中,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的似然比均大于臨界值,按照LR檢驗的基本原則,可以拒絕兩種情況中5%顯著性水平下的原假設,即INV和EC之間至少有一個協整方程。這說明變量通過協整檢驗,它們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
(三)因果關系檢驗
協整檢驗結果表明INV與EC之間存在動態平衡關系,但沒有說明這兩者因果關系。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和誤差修正模型則能分別反映兩者短、長期關系,所以可以運用它們來反映INV與EC的因果關系。
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本文采用基于VAR模型的Granger檢驗法對諸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進行檢驗。一般來說,由于模型的檢驗結果敏感地依賴于滯后期的選擇,Granger檢驗法大多是按以下法則選取滯后期:首先根據AIC和SC準則,在不能確定的情況下根據內曼•皮爾遜(Neyman2Pearson)提出的似然比(LR)統計量來確定滯后期,但為了全面反映兩者的因果關系,本文反映出滯后4期內的檢驗結果。根據測算,INV與EC表現出較強的因果關系,但INV對EC的影響大于EC對INV的影響。就時效和強度來說,INV對EC的時效較長、強度較大,而EC對INV的影響則持續時間較短、強度相對較弱。
向量誤差修正模型的建立。通過建立能源消費的誤差修正模型檢驗來表示INV與EC之間的長期因果關系。經過檢驗發現,除EC(-3)外的其它變量均通過了檢驗。所以,可以表示出國內能源消費的誤差修正模型:
ΔEC=1376.463-7.343448INV-1.315708
ΔINVt-1-0.9701438ΔINVt-2-0.634494ΔINVt-3
+1.328714ΔECt-1+0.853809ΔECt-2+0.92945
ecmt-1
其中,ecm是誤差修正項,反映INV和EC偏離它們長期均衡關系的程度,0.93說明政府能源直接投資每波動1%,則EC就會偏離長期均衡關系0.93 %。
可見,兩者之間存在著極為明顯的長期因果關系。在數量上,本期INV每增加1%,會使本期EC降低7.34%;1期前的INV每增加1%,會使本期EC降低1.32%;2期前的INV每增加1%,會使本期EC降低0.97%;3期前的INV每增加1%,會使本期EC降低0.63%。同時,EC對自身也存在極為顯著的影響,1期前的EC每增加1%會使自己增加1.33%;2期前EC每增加1%就會使本期EC增加0.85%。誤差修正項的符號與INV系數符號相反,符合反向修正機制。
(四)動態模擬分析
脈沖響應函數的建立。根據測算,在經歷五個周期的同方向變動后,INV的增多會促使EC的減少后逐漸上升;在經歷九個周期的同方向變動后,從第9個周期起兩者才表現出反向變動關系。這說明INV和EC的未來波動對方均會產生沖擊,兩者之間存在著一種動態相互制約關系,其中INV產生的沖擊比EC的影響要更為強烈、效果更明顯、持續時間更長。但這種相互制約作用,不僅是在經歷相當同方向變動后才顯示出來,而且持續的時間較短。這一方面反映了我國能源財政政策制訂的滯后性,另一方面反映了能源財政政策能源調節作用的有限性。
預測誤差方差分解分析。INV和EC的脈沖響應函數說明了兩者之間的互動關系,而通過預測誤差方差分解技術將這種互動關系進行分解,可以了解兩者之間因果關系的強度。根據測算,在從1到10期的預測期間內,INV的變化主要由自身原因解釋。具體來說,第1期INV的預測方差中完全由自己來解釋;第2期INV的預測方差中仍然有97.6%的比例由自己解釋,EC對INV的預測方差中預測方差的貢獻率就由第1期的0%增加到2.36%;到第3期,EC對INV的預測方差中預測方差的貢獻率將為2.14%,INV自身的貢獻率則上升到97.85%;之后EC對INV預測方差的貢獻率不斷波動,INV自身的貢獻率隨之升降;到第9期,EC對INV的預測誤差的貢獻率達到最大,上升為43.32%,而INV的貢獻率則下降到56.68%。到第10期時,EC的貢獻率只有41.63%,INV的貢獻率還維持在58.37%。在長期中,EC對INV的貢獻率維持在41%左右。
在從1到7期的預測期間內,EC的變化先主要由自身原因解釋,到后來則主要由INV來解釋。具體來說,第1期EC的預測方差中完全由自己來解釋;第2期,EC的預測方差中仍然有99.53%的比例由自己來解釋,INV對EC的預測方差中預測方差的貢獻率就由第1期的0%增加到0.47 %;到第4期,INV對EC的預測方差中預測方差的貢獻率上升到16.64%,EC自身的貢獻率則降為83.36%;之后INV對EC預測方差的貢獻率不斷上升,而EC自身的貢獻率則不斷下降;到第10期時,EC的貢獻率只有46.61%,INV的貢獻率則有53.39%。在長期中,INV對EC影響變化會不斷加大,到第20期達到了60%,此后一直維持在60%的水平。
結論及建議
從上述VAR模型的實證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結論:能源財政政策能有效降低能源消費總量,且持續時間比較長;我國能源財政政策不僅外生于能源消費活動,保持著較強的獨立性,而且還存在很長的時滯,顯示出明顯的中期化現象。作為一種反周期的宏觀調控政策,財政政策一般來說應是一種短期政策,這種中期化現象的存在極大削弱了財政政策能源調控效應的發揮。因此,面對新的能源消費形勢,如何制定科學的能源財政政策,將決定著財政政策能源調控效應的大小和能源安全。
針對我國能源財政政策總體特征和調控效應薄弱的原因,結合國際先進經驗,本文提出如下建議:
能源財政政策存在中期化的原因比較復雜,但主要還是體制上的原因。財政政策調控效應的大小取決于市場機制和微觀經濟主體的反應,并最終取決于市場信息傳播的速度和途徑,市場信息傳播的速度越快、途徑越少,財政政策的調控效應就會越大。我國能源資源的所有權和分配權屬于國家所有,國有能源企業代表國家行使能源資源勘探、開發和銷售權,為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這些能源企業大多實行了上下游一體化戰略,這雖然有利于提高企業的整體實力和國際競爭力,但卻降低了能源的市場化程度,使能源消費信息要通過較長時間和繁瑣的中間環節才能到達市場和發揮作用,極大的壓縮了財政政策發揮作用的空間,限制了能源財政政策調控效應的發揮。所以,要消除能源財政政策中期化現象,就必須保證在國家掌握能源資源的所有權基礎上,逐漸開放能源產業市場,使不同經濟成份參與到能源市場中來,提高市場化程度,增強市場自由度,減少中間環節,促使能源消費信息的合理流通,促進能源財政政策調控效應的增強。
變量相互作用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變量之間的關系。我國能源財政政策外生于能源消費,說明我國能源財政政策與能源消費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關系,能源消費的變化只是國家能源財政政策實施的間接結果,這反映出政策內容與政策目標之間的不一致性,直接影響著能源財政政策調控效應的大小和發揮。究其原因,是由于能源財政政策的滯后性和內容上的不合理。職能部門往往是在能源市場中某種現象出現很長一段時間后才開始制定相關政策措施,政策制定的滯后性和發揮作用所需要的時間導致了能源財政政策調控的滯后性,使政策制定目的和所要達到的目標之間產生偏差。因此,為消除能源財政政策的外生性,增強能源財政政策的調控效應,國家不僅要采取有效措施降低能源財政政策的滯后性,增強能源財政政策目標的針對性,還要形成一套完整的能源財政政策體系。
參考文獻:
1.包全永,蘇明,傅志華.健全和改進我國能源財稅政策體系的基本思路[J].經濟研究參考,2006(14)
反周期財政政策范文4
記者：積極的財政政策在擴大內需、刺激經濟增長、優化經濟結構等方面確實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同時也導致國債規模的進一步擴大。何教授，請您談一談對我國國債規模的判斷。
何教授：對于這個問題首先應當認識到：我們的財政政策和國債政策從來都是為實現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目標服務的。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國造成了嚴重的影響，物價水平總下降，經濟增長速度下滑。鑒于此，中央決定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增發國債用于基礎設施建設。1999年又進一步實行積極財政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經濟各項指標下滑的趨勢得到控制。1998年的經濟增長率為7.8%，1999年的經濟增長率為7.1%。
認識我們的債務規模，關鍵就要看國家財政政策所要解決的問題以及實施反周期調節的經濟效果如何。至于在亞洲金融危機得以緩解，東南亞一些國家經濟復蘇以后，我們的財政政策將如何改變，則需另當別論。但從今年的經濟形勢來看，還應當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具體到我們國家，國債規模的大小，我想應該結合我國的現實情況來分析?；\統地說發債空間大小與否，我認為不具體，也是沒有說服力的。我們國家從1993年開始實行宏觀調控，并在1996年順利實現了經濟軟著陸。但是，在軟著陸以后，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中的深層次矛盾也開始暴露出來，這集中表現為結構性矛盾、制度性矛盾和體制性矛盾；而且，這三種矛盾交織并發、錯綜復雜。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也可以說反映了三大風險、三大困境，即國有企業處于困境，銀行處于困境，財政處于困境。鑒于這三大矛盾同時并存，要擺脫困境，當然要從經濟入手，從企業入手。而國民經濟的調整，產業結構的升級，國企改革的深化，都離不開財政和銀行的支持。但是，在這三大矛盾、三大困境同時出現的時候，我們解決問題的回旋余地就不是很大了。面臨著這樣一個現實矛盾，那么，我國的國債規模究竟要搞多大呢？
衡量我國國債規模的大小，既要考慮到我們的財政政策是為經濟服務的，不能夠只求財政平衡而放棄總的經濟目標，又要從客觀形勢出發，考慮到財政自身的運行問題。我們可以用兩個總量指標來衡量國債規模的大小，一是赤字率，即赤字占GDP的比重，按國際標準不能超過3%；二是債務率，即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以60%為警戒線。從公開的數字來看，目前我國的赤字率還不高，好象發債空間還比較大，但是如果考慮到其他一些隱性赤字，就已經接近或超過國際警戒線了。更重要的是，分析赤字率時，我國還有幾點與西方不同。第一，我國的債務余額積累是從1982年開始的，而西方市場經濟國家已有了近二百年的歷史，因而其債務率遠遠高于我國；國與國情況不同，債務率不具有可比性。第二，我們的財政能力也有別于西方市場經濟國家。我國的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12%，而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比重都在30-40%，財政能力比我國要強得多；而我國的財政能力相對較弱，這一點在比較債務率時必須加以考慮。第三，我們的資本市場剛剛起步，還很不發達，發行的國債還不能直接進入資本市場流通。而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資本市場應當說是比較成熟的，無論國債發行多少，都能進入資本市場流通，通過市場的循環消化，債務問題便很難暴露；并且，西方一些市場經濟國家即使沒有財政赤字，也要發行國債，以便進行公開市場操作，調控宏觀經濟運行。所以說，為什么西方國家債務率高于100%都不會出現大的問題，道理就在這里。因此，我們在作國際比較時，必須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從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發債的空間應該說不是很大了；我認為，現在財政已經盡力了。
記者：今年我國仍將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那么國債規模的不斷擴大對我國經濟運行中的財政風險產生了哪些影響呢？
何教授：1998年以來我國適度增發國債，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國的沖擊；二是為了扭轉國民經濟增速下滑的局面，是實施反周期經濟調控的重要舉措。從目前情況來看，亞洲一些國家已經相繼走上了經濟復蘇的道路，金融危機的影響正在減退。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雖然趨緩，但仍保持在較高水平，物價也出現止跌跡象。因此，我們的反周期調節也將告一段落。在經濟運行恢復正常以后，就要注意解決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等深層次的矛盾問題。財政政策，包括稅收政策、轉移支付政策等，都應當以此作為調控目標。這些問題不解決，國民經濟發展和財政運行都會受到很大影響。
但有一種傾向是我們所不愿看到的，那就是不分具體情況，一味地依賴積極的財政政策來解決需求不足的問題。擴張性財政政策與需求不足之間，并沒有必然聯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特別是出現買方市場時，需求不足是一種常態，主要應當靠市場進行調節，宏觀調控政策應當處于輔助地位，其作用效果是有限的。過分依賴財政政策調整市場需求，事倍而功半。處理不好，還會導致債務危機。而債務危機反過來又會對經濟運行產生負面影響。俄羅斯經濟的崩潰就是一個明證：首先是債務危機，進而導致經濟危機爆發。因此，國債政策也是要謹慎使用的。新晨
記者：當前，我國的財政風險已成為財政生活中的重要內容之一，您如何看待我國的財政風險問題？
何教授：企業風險以及銀行風險，這兩種風險在社會上已經達成了普遍共識，而對財政風險問題卻仍然沒有引起足夠重視。在我看來，財政風險比其他任何社會風險都嚴重。首先是財政自身的風險，財政收不抵支的矛盾決定了財政赤字和債務規模將越來越大。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來自社會各方面的風險，如企業的風險，銀行的風險等，這些風險有相當大的部分最終都要轉化為政府的風險，轉化為財政的風險。所以說，財政風險是最大的風險，應當引起全社會充分的關注。
反周期財政政策范文5
判斷財政政策狀況應考慮三個因素：赤字絕對額、赤字占GDP比重和財政自動穩定器。中國自*年至今，事實上已經實行兩輪積極財政政策(*—*年和*年)，并非連續6年都是積極的財政政策。
判斷財政政策狀況應考慮三個因素：赤字絕對額、赤字占GDP比重和財政自動穩定器。根據預算所處的不同狀況，即赤字、平衡和結余，財政政策可分為擴張性、中性和緊縮等三種形態。但是，考慮到長期存在著亦字這一現實，赤字的減少，同樣應被看作是財政緊縮。反之，亦字的增長則意味著進一步擴張。維持原有規模，則是保持中性。然而，引起赤字(或結余)增減的原因，除實施相機抉擇財政政策時主動調整之外，還有財政自動穩定器帶來的變化。如經濟蕭條時，累進制的稅收(主要是所得稅)會相應減少，失業津貼類支出會自動增加，從而擴大財政赤字，自動擴張；相反，在經濟復蘇過程中，所得稅會自動增加，失業類津貼會自動減少，從而減少財政赤字，自動緊縮。因此，判斷財政政策狀況的標準不是實際存在的赤字(或結余)，而是扣除自動穩定功能影響之后的財政赤字(或結余)。這需要進行十分復雜的計算。所幸的是，中國近幾年并未出現真正意義上的蕭條(GDP始終保持7%以上增長速度)，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實際上是一種以應對外部沖擊為主要目標的預防性政策措施。也就是說，在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期間，財政自動穩定器根本沒有啟動的機會。這一點可以從近年來所得稅不減反增的事實得到印證。因此，中國的財政自動穩定功能相當微弱，在判斷財政政策狀況時，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可以用實際赤字及其占GDP的比重作為判斷依據。
根據上述判斷標準，結合財政政策的實際執行情況，我們發現，中國自*年至今，事實上已經實行兩輪積極財政政策(*-*年和*年)，并非連續6年都是積極的財政政策。
第一輪積極財政政策為*年至*年。為了應對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沖擊，*年增發了1000億元中長期建設性國債，赤字規模相應擴大到1673億元，比上年增加542億元。*年經濟形勢仍然嚴峻，當年分兩次增發國債1100億元，同時增加赤字689億元。年初預算只列入600億元國債，年中根據經濟形勢調整預算再增加500億元，說明政府在赤字問題上保持高度謹慎。*年經濟形勢出現好轉，雖然為了保證在建項目的資金需要，繼續增發了1500億元建設性國債，但是，當年赤字只增加129億元，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還有所下降，說明積極財政政策開始淡出。*年年初預算的赤字雖然繼續有所增加，但執行結果卻比前一年減少了22億元。根據前述判斷依據，不難發現，始于*年的積極財政政策已經表現出了退出痕跡。從積極財政政策的出臺目標和實施結果分析，同樣可以證明退出的判斷是正確的。眾所周知，*年政府實行一整套財政擴張措施，主要是為了應對1997年下半年開始的東南亞金融危機造成的外部沖擊。經過連續三年實行擴大內需和鼓勵出口政策，投資、消費和出口均成功保持穩定的增長態勢，說明積極財政政策已經達到了熨平經濟周期的預期目標。同時，得益于美國經濟的強勁增長，東南亞國家以及其它受危機影響的國家也開始逐步復蘇。至*年初，由東南亞金融危機引起的外部沖擊基本消失，客觀上已經沒有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需要。
第二輪積極財政政策始于*年?！?11”恐怖襲擊事件之后，美國經濟走勢呈下拋物線，增速顯著下降，人們對美國及國際經濟不景氣的悲觀看法，使國際經濟形勢再次嚴峻起來。當時，中國經濟雖然并未明確顯現出國際經濟變冷帶來的不利影響，但為了防微杜漸，*年的經濟政策中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國際共識的悲觀氣氛。其中最有力的見證是，財政赤字由前一年韻2473億元增加到3098億元，絕對額增加了625億元；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由2.6%提高到3.0%，提高了0.4個百分點。對于再次大幅度擴大財政赤字，合理的解釋只有一個，即為了應對外部經濟環境的明顯惡化以及入世帶來的新的競爭不確定性，政府靈活運用了相機抉擇原理，再次啟動了新一輪擴張性財政政策。
中期內，中國應堅持穩健的財政政策，即在保持赤字絕對額不增加的情況下，使赤字占GDP比重隨著GDP的擴大而逐步降低。
特型財政政策只是反周期的宏觀調控手段，只能在特定情況下短時間實施。中性財政政策是常態，可以作為中長期政策取向?？紤]到宏觀經濟業已出現的過熱跡象，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已接近3%的國際公認的警戒線，數量巨大的銀行不良資產和社會保障資金缺口，以及普遍存在的非均衡發展問題，中國在中長期內應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即在不出現大的新的不可控因素的情況下，明確提出中期內(3—5年)不擴大財政赤字絕對額，并通過GDP的快速增長相對壓縮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
需要注意的是，穩健的財政政策并非是“不作為”的財政政策，如果設計和操作得當，不僅可以解決當前面臨的一些短期困難，而且可以著眼長遠，解決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一些長期存在的深層次問題。今后五年內，財政應大力調整支出結構，重點解決四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周期性經濟波動的頻繁出現，雖然有外在不可預測因素的影響，但根本原因是經濟結構不合理，是內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結果。*年下半年以來的部分行業投資過熱說明，經濟結構不合理矛盾開始突顯。一些價高利大的行業，如鋼鐵、水泥和電力等，很容易成為投資者追捧的目標。另外一些不易引起投資興趣的領域，如政府大力支持和鼓勵發展的農業、服務業、高新技術產業和中小企業等，由于經營風險較高和價低利薄，僅僅依靠市場力度很難獲得應有的發展。同時，種種跡象表明，這些“過冷”領域在宏觀調控過程中，由于承受著更大的邊際調控效果，往往更容易受到傷害。保護和扶植政府鼓勵的弱勢產業或企業的發展，擴大就業，以實現均衡發展目標，也是一種公共服務，財政應制定相應的政策措施予以支持。
二是支持社會經濟均衡發展。今后五年還應進一步加大扶貧和有利于均衡發展方面的投入，實行益貧均衡的財政政策。由于歷史原因和轉軌經濟的特點所致，一些有利于社會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領域，面臨嚴重的投入不足問題。這些領域包括“三農”、社會保障、扶貧救濟、西部開發、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教育、衛生，以及生態環境保護等。增加對這些領域的投入，既是解決當前問題和矛盾的需要，也是建立公共財政框架所必須的改革。這些問題都是長期存在的，近年來政府一直非常重視這些問題的解決，但解決的程度仍然不夠理想。因此，財政應在制度創新方面有所突破，不能只考慮政府直接掌握的資金，而應綜合運用政府的資源，調動多方面的積極性加速社會發展。
三是支持中小企業發展。在市場經濟國家，中小企業在創造GDP和提供就業機會方面，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各國政府都有專門針對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支持安排，如信用擔保、信息提供、政策優惠等，以改善它們在與大企業競爭時所處的不利地位。中國的中小企業不僅沒有得到政府應有的支持，相反，由于體制和觀念上的原因，中小企業連一些本來可以得到的市場資源都難以獲得，如金融服務和政策信息。為了更大程度滿足市場對政策的期待，中國應實行更為親商的財政政策，重點幫助中小企業解決融資難和政策信息獲取難的問題。
四是鞏固財政基礎，降低財政脆弱度。從財政管理現狀分析，中國的財政基礎并不十分堅實，離建立平衡穩固強大的財政還有相當的距離。首先，財政管理體制還處于分散狀況，預算內與預算外還沒有完全統一起來，在此之外還存在著其它準財政行為，如“三亂”現象尚未杜絕，對壟斷行業或企業的利潤分配和投資行為約束較弱等。其次，對政府財產總量缺乏有效的計量和統計，對政府擁有和可動員的資產家底不清，存在著嚴重的資產資源管理松散和流失損失現象。第三，對地方政府通過借入和各種擔保形成的大量地方債務，目前既沒有正式的統計，也沒有有效的管理機制，更為嚴重的是，使預算法中的有關規定失去了應有的嚴肅性和約束力。第四，大量存在的銀行不良貸款和社會保障資金缺口，很大一部分可能會成為財政的支出負擔。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需要穩固的財政基礎支持。如果這些問題在中期內沒有明顯的改善，一旦新的突發事件發生，財政將面臨嚴峻考驗。應抓住當前經濟與財政承受能力較強的機遇，加速處理包括國有銀行不良資產、地方債務、社保資金缺口等政府或有債務。
*年財政政策應推進六個方面的工作：開征能源消耗稅；逐步推行差別性地區財政政策；增加財政貼息；加大社會保障和社會救濟等針對低收入人群的支出；實行對可再生能源、節能和煤代油的鼓勵政策；進一步完善中小企業擔保體制。
*年是能否成功實現經濟軟著陸的關鍵年，財政政策除了必須考慮上述四個方面中長期任務之外，還應配合宏觀調控政策，有針對性地強化宏觀調控的政策效果?；趯Ξ斍昂?年財政經濟形勢的分析判斷，建議*年采取以下六個方面的政策措施。
第一，開征能源消耗稅。這項措施可以進一步有針對性地強化宏觀調控的政策效果。高耗能行業是引起此輪過熱的始作俑者。然而，事實證明，由于這些行業價高利厚，一般性的調控措施很難達到預期效果。從中國能源供給的遠景分析，限制高耗產業不僅是治理過熱的近期需要，同時還是緩解能源供應緊張的長期戰略需要。
第二，逐步推行差別性地區財政政策。在分稅制財政體制下，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多少主要取決于其經濟發達程度，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之間的財政收入能力差別是顯而易見的。然而，由計劃經濟時期遺留下來的全國統一支出標準卻沒有因此而作出相應的調整。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大頭，如工資、辦公費等，其支出標準不是由地方政府制定的，并不反映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生活費狀況，也不與財政收入能力掛鉤。這種畸型的地方財政管理模式，一方面破壞了“以收定支”財政管理定律，形成事實上的“以支定收”。在收入跟不上和融資渠道不暢的情況下，一些地方政府不得不以拖欠工資和工程款等方式間接舉債，或是亂收費，進而違反預算法和財經紀律。另一方面，也不符合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雇員制度要求。政府管理屬于公共服務，是由接受服務者共同出資雇請專門的管理人員。因此，公務員的工資水平應由當地的經濟和生活水平決定，應與當地的勞動市場的工資水平大致相當。在工資標準全國統一制定的情況下，出現了一些沒有辦法解決的困難：發達地區的公務員工資水平太低，而欠發達地區公務員的工資水平又太高。因此，有必要逐步實行差別性地區財政政策，首先可考慮從工資和辦公費開始。
第三，增加財政貼息和加大中小企業擔?；鸾ㄔO。這是針對“過冷”領域，采取財政對沖措施，軟化貨幣政策對這些領域的邊際影響。扶持對象主要是農業、中小企業等“過冷”領域。
第四，加大社會保障和社會救濟等針對低收入人群的支出。這些支出不僅具有很高的消費傾向(比高收入人群高出40%以上)，而且具有很強的社會穩定功能，也是財政自動穩定器的組成部分。近年來，政府雖然大大增加了這方面的支出，但相對于大量存在的低收入人口總數來說，這類支出仍顯得相對不足。*年應重點考慮實行農村“低?！敝贫?，從根本上解決人均年收入在627元以下3000萬農村低收入人口的溫飽問題。國際經驗表明，當貧困率降至總人口的3%以下時，開發式扶貧的效果將很難顯現。原因是，這些貧困人口大多是沒有自我發展能力的，投入的扶貧資金一是難以保證得到正確使用，二是即使按規定使用，也會因執行能力不足而無法達到預期的目標。因此，這部分貧困人口的根本出路不應是扶貧，而應是救濟。具體措施包括建立農村低保制度，完善社會救濟制度；進一步加大教育扶貧投入，對貧困戶子女實行全免費上學。
反周期財政政策范文6
一、凱恩斯主義者為政府干預經濟提供了理論基礎
財政政策是凱恩斯主義者非常喜歡使用的宏觀經濟調控手段。他們認為,對總需求的調控,財政政策比之貨幣政策更有效,財政政策是一種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它既可以被用來變動總需求,以對付嚴重的通貨緊縮或者通貨膨脹,也可以被用來微調經濟,熨平經濟周期的較大的波動。財政政策的措施十分簡單明了,如果經濟正處于嚴重的蕭條時期,財政政策就采取“減收增支”的辦法,減收就是減稅,增支就是增加政府開支和增加社會福利的辦法。
減稅和社會福利的增加會使漏出減少,注入增加,會很快刺激總需求的增加。減稅和增加社會福利涉及到政府預算的制訂和實施,由于時間間隔較短,效應也就較顯著。在西方國家,減稅,主要是減個人所得稅,既減少漏出,又對個人的勞動和投資有一定的激勵作用。增加支出和社會福利的作用是直接擴大總需求。但是,減稅和增加社會福利究竟會使總需求增加多少,最終使GDP增加多少,很難作出估計。如果人們把減稅和增加社會福利的一部分錢用于增加對進口品的需求,并且邊際進口傾向較高的話,則總需求的擴大就不會很大了。
減稅和增加社會福利,對總需求的擴大作用甚小。增加政府支出是刺激經濟的一種最直接的手段。政府支出可直接作用于總需求,因而有較充分的乘數效應。同時,政府支出可以直接為宏觀調控目標服務,更有目的性和針對性。政府可以把資金用于基礎設施建設,一方面可以擴大總需求,另一方面可以解決國民經濟的瓶頸缺口,增加社會的生產能力。政府可以把資金用于經濟特別蕭條的地區以幫助該地區的經濟走出困境。政府可以把資金用于不太使用進口品的項目上,盡可能以乘數效應增加GDP.政府可以把資金用于增加就業的項目上,以減少失業人口。但是,政府支出如果花在基礎設施方面的話,就會耗費較長的時間,很難立竿見影。當然在對付長期性經濟蕭條方面還是有效的。不過,政府實施的項目往往由于缺乏責任心和管理,工程質量較差,很多被稱為“豆腐渣工程”,弄得不好會勞民傷財。
與解決通貨緊縮缺口的財政政策相反,如果經濟存在通貨膨脹缺口,經濟基本已達到了充分就業,凱恩斯主義者認為,此時就應當實行緊縮的財政政策,即增收節支的政策,增加稅收、減少財政支出。
從近代歷史看,在西方國家,只有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曾經存在過持續的通貨膨脹缺口,這主要是由于戰爭經費支出急劇增加所致。其余時候,基本上都是通貨緊縮缺口存在,通貨膨脹缺口只是暫時性地存在過。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存在過一個怪現象,就是在高通貨膨脹率的同時,失業率也上升,也就是滯脹。凱恩斯主義者把滯脹的原因歸結為在收縮總需求的同時,總供應也收縮了,這樣抵消了通貨膨脹的效應,但國民產出也下降了,結果社會生產能力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失業率上升。
總需求和總供應的同時萎縮會對總供應產生不利的影響。稅收的增加會對勞動和投資產生反激勵的作用,也會進一步推動成本推進型的通貨膨脹。政府支出的削減會對某些依賴政府支出的部門(如衛生醫療部門、教育部門、公共交通部門等)產生嚴重的影響,減少政府對社會的公共提供。對基礎設施支出的削減會影響到國民經濟的長期增長。持續的通貨緊縮政策還會使私人投資減少。所有這些都會使國民經濟的生產能力減少。
經驗表明,對付通貨膨脹并不難,即使有的國家發生過嚴重的通貨膨脹,經過治理,也能平息下來,難的是在治理通貨膨脹的同時不引發通貨緊縮。
凱恩斯主義者認為財政政策或貨幣政策都可被用來微調經濟,只要政府對總需求實行有效的管理。所謂微調經濟是指通過政府實施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干預,以避免經濟周期出現較大的波動。與貨幣政策相比,財政政策作用更為明顯。文武之道,一張一弛。政府針對經濟的冷熱,實施相反的對策(逆向調節),如果政府在經濟蕭條時期采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在經濟高漲時期采用緊縮性的財政政策,則國民經濟的運行就會比自發運行的軌跡要平穩得多。當然,政府要完全熨平經濟的波動是不可能的,也有可能由于對經濟形勢判斷失誤,使國民經濟秩序更加紊亂。
政府調節經濟的的主要問題是時滯。如果時滯效應很長,穩定經濟的政策可能反而會成為“不穩定的經濟政策。”因此,只要對經濟形勢判斷正確,財政政策制定和實施得當,經濟的波動雖然不可能完全消除,但國民經濟一樣可以實現相對平穩的發展。
二、貨幣主義者對政府調節經濟的做法持反對態度
貨幣主義者反對把財政政策作為刺激經濟的手段的主要理由是:減稅或增加財政支出并不會對經濟有什么刺激作用,國民產出不會因此而增加,因為在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貨幣供應也相應擴大了,增加的只是名義的GDP.從長期來說,擴大總需求的財政政策只能導致通貨膨脹。特別是在浮動的匯率體制下,這個結果更為明顯,因為總需求的擴大會使本國的貨幣貶值,從而使進口品和進口原材料價格上升,進一步推動通貨膨脹。在經濟蕭條時期,公共部門的借款需求會增加,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可能會使這種借款需求更高,結果可能會發生社會公眾的信任危機。利率可能會提高到更高的水平,最終會將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效應抵消掉。
貨幣主義者認為,財政政策必須要與貨幣政策相配合,才會產生持續的效應,說白了,貨幣政策是真正對總需求發生影響的因素。弄得不好,財政政策只會造成總需求更大的波動。實施財政政策可能涉及的問題主要是對三方面的效應要作出估計:(1)政府支出和政府稅收的變化對別的注入和漏出的影響程度究竟如何?(2)乘數和加速數的規模如何?(3)時滯效應如何?
貨幣主義者堅信市場的自身調整力量,認為上述的三方面的效應是很難估計的,宏觀經濟中出現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自行得到解決的,所以財政政策是沒有必要實施的。
貨幣主義者認為有兩種不同的財政政策,一種是會引起貨幣供應變化的財政政策,另一種是不會引起貨幣供應變化的純粹的財政政策,兩者是有區別的。前者之所以會引起貨幣供應的變化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積極的貨幣政策往往同時實施,二是在實施財政政策的過程中會連帶出貨幣供應的變化,而貨幣供應與財政政策的同方向變化會抵消財政政策的效果,擴張性財政政策會引起貨幣供應的增加,收縮性的財政政策會引起貨幣供應的減少,結果對國民產出的變化無濟于事。再說,會引起貨幣供應變化的財政政策會對總需求發生影響,但這是貨幣供應變化的結果,而不是財政政策實施的結果。后者對總需求的刺激是有某些短期效應的,但由于時滯存在,要預測人們對財政政策的反應是很困難的,再加上各種復雜的經濟因素都會起作用,很難分門別類,對癥下藥,財政政策不可能把經濟調整到主觀設定的精確位置,微調經濟的目的是很難達到的。從長期來說,純粹的財政政策是無效的,對國民產出是沒有影響的,只會產生擠出效應,就是政府支出的增加會減少私人消費和投資的減少。
財政政策的貨幣效應究竟如何呢?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兩者密切不可分、實施財政政策的時候,或多或少會產生貨幣效應,純粹的財政政策(一點也不影響貨幣供應)幾乎是不存在的;實施貨幣政策的時候,也或多或少帶有財政政策的含義。真可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如果經濟正處于蕭條時期,本來財政預算是平衡的,政府為刺激經濟決定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產生財政赤字。財政赤字的彌補方式有兩種,一種是政府直接向社會公眾發債,社會公眾把錢借給政府,這不涉及到貨幣供應的變化。政府利用財政赤字的同時,既刺激了總需求,也增加了貨幣的交易需求。另一種方式是政府向中央銀行借債,這種國債發行方式結果增加貨幣供應。
政府增加財政赤字,注入增加,可以刺激經濟增長,增加均衡的國民產出。政府支出的增加會使貨幣的交易需求也增加。如果財政赤字增加的結果使貨幣供應增加,市場利率可以因貨幣需求和供應同時增加而保持不變,由于市場利率保持不變,不會對投資產生影響,所以沒有擠出效應。如果財政赤字增加的結果沒有增加貨幣供應,市場的貨幣交易需求增加后使均衡利率上升,利率上升的結果就會使投資減少,產生擠出效應,注入量就會低于期望的水平,國民產出不會增加。
擴張性財政政策在貨幣供應不變的條件下,究竟是否一定會產生擠出效應就要看兩方面的變化情況。一是貨幣需求彈性,即貨幣需求對利率變化的敏感程度。貨幣主義者認為,貨幣需求是比較缺乏彈性的,同樣是靈活偏好曲線水平上移,利率會有較大幅度的上升。凱恩斯主義者認為貨幣需求是較有彈性的,總需求擴張后,對貨幣的交易需求也增加了,貨幣的靈活偏好曲線會上升,結果利率的上升幅度不大。二是投資彈性,即投資數量對利率變化的敏感程度。貨幣主義者認為,利率的變化會對投資額產生較大的變化。而凱恩斯主義者認為,投資額對利率變化通常是比較缺乏彈性的。投資者決定投資與否主要是取決于經濟形勢發展趨勢和所生產產品的銷售前景,而對市場利率的考慮并不放在首要的位置,利率的變化只對投資額產生較小的影響。
凱恩斯主義者認為財政政策的實施只會對利率產生很小的影響,對投資額的影響更小,所以,基本上不存在擠出效應?？傂枨蟮臄U大可能會通過加速器效應使投資額增加。貨幣主義者認為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會使利率明顯上升,從而對私人投資產生嚴重的影響,擠出效應明顯存在。他們的觀點是,政府必須要減少財政預算赤字。從長期來看,假使貨幣流通速度是穩定的話,政府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會完全擠出私人投資。凱恩斯主義者與貨幣主義者由于在上述兩個問題上的分歧,導致兩者對財政政策實施的效應預期發生很大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