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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性財政政策范文1
［關鍵詞］綠色財政稅收政策;綠色工業;綠色農業;征收管理制度
1前言
對于我國綠色財政稅收政策的推行，存在一些問題，無法確保政策推行足夠順利，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國家長久發展。所以在綠色財政稅收政策推行期間，要選取科學的方式加以優化與整合，盡可能地增強綠色財政收入政策的推行效果，調整實際工作情況，通過綠色財政稅收政策推行工作，帶動國家綠色產業持續化運行，取得更為理想的稅收管理效果。針對綠色財政稅收政策推行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以下是筆者給予的相關信息和建議。
2綠色產業發展概述
最近幾年，我國經濟水平快速提升，時常會產生環境污染以及資源浪費的情況。隨著全球化環境問題逐步增多，綠色環保長久發展是重點內容，現階段環保類的產品備受關注，越來越多的人強調，環境節約資源的開發，可以說綠色產業逐步和社會范圍接軌。針對綠色產業，重點是存在于生產環節、運輸環節以及消費環節中，通過綠色無公害和環?？茖W技術，實現社會資源的節約目標，保護好自然生態環境，發展綠色生產的優質化格局。即便最近幾年，我國已經取得綠色產業的管理成效，然而在環境污染以及資源浪費等問題的出現背景下，我國加大力度關注綠色產業的發展，實施綠色財政稅收政策，要求綠色產業在實際生產期間做到資源節約以及控制環境污染，以先進的生產技術為主，為生態環境持續發展奠定基礎。綠色產業是在實際的生產與運行和消費過程中，節約能源與保護環境促進企業發展，由此給人們提品與服務的高效率部門。然而，綠色產業發展時間比較短，可是我國經濟技術的發展促使部分企業過于追求效益，破壞自然生態的完整性，因此政府要轉變經濟管理模式，通過集約管理方式替換以往的粗放管理方式，促使財政去收得到更多支持，繼而把企業零污染持續化的發展優勢轉為經濟成功轉型的關鍵手段。
3綠色財政稅收政策推行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綠色財政稅收政策的推行過程中，表現出諸多問題，主要問題如下。3.1缺少綠色工業以及綠色農業支撐，稅種問題顯著。在實際的綠色財政稅收政策推行中，沒有石油和綠色農業以及綠色工業的發展情況提供條件支持，形成的政策內容表現出不足。第一個層面是發展綠色產業過程中，沒有結合農業發展要點進行政策補貼與投資，無法保證綠色農業，朝向良好的方向轉變。第二個層面是綠色工業發展過程中，沒有充分按照綠色工業的發展傾向優化與編制優惠政策，無法提供優惠方案，阻礙綠色工業前進與發展的腳步。與此同時，綠色財政稅收政策推行中表現出顯著的稅種問題，即便我國越來越關注環境保護作業，然而實際的綠色財政稅收政策推行期間，工作時間比較短，不能在有限時間內積累豐富的工作經驗，無法保障全面性，進而產生政策推行的問題。另外，稅種政策規定的內容不夠完整，不能在推行期間帶動綠色企業前進發展，減小政策推行的效果，甚至阻礙綠色環保時代順利發展。3.2征收管理制度不夠完整，政策宣傳不夠廣泛。綠色財政稅收政策推行期間，沒有及時設置完整的征收管理方案，對應的管理制度不夠完整。第一個層面是在實際的征收管理過程中，相關人員沒有設置全面的監督工作流程，在實施工作上表現出隨意性，不能切合實際的控制征收問題。第二個層面是在具體工作中缺少完整的漏稅與偷稅有問題處罰制度，不能時效性的管理好偷稅以及漏稅現象，無法適應政策推行的需求要點。除此之外，綠色財政稅收政策推廣范圍比較狹隘，也就是說，沒有完整的政策宣傳制度，無法借助多種宣傳手段與宣傳途徑等指引相關企業對稅收政策進行了解，這樣企業管理者不能全方位了解政策內容，無法結合優惠政策的要點，引進生產技術以及設施，勢必會引起綠色財政稅收政策推行的滯后性，無法保證在社會發展中貫徹政策推行，繼而影響企業長久運行與發展。
4完善綠色財政稅收政策推行中存在主要問題的策略
4.1增強對綠色產業以及工業的支持，打好綠色財政稅收政策推行基礎。對于綠色財政稅收政策的推行，應該加大力度對綠色工業以及農業進行支持，結合農業與工業的發展需求，落實綠色財政稅收政策的推行，確保高質量達到工作目標。對于綠色農業的發展，要進行政策補貼支持，適當增加農業補貼的農民產值，強化金融投資，保障給綠色農業的生產與經營提供資金支撐，構建相對完整的資金鏈。并且科學增加綠色農業生產期間設備的補貼，保障能夠結合綠色農業的發展需求建設工作設施，提供補貼支持。在此期間，要確切對補貼比例進行劃分，針對性進行工作，通過足夠的資金扶持綠色項目開展，體現綠色農業生產的規范性。除此之外，綠色工業發展期間，立足于綠色工業的發展理念，貫徹優惠政策，提供對應支持，通過免征個人所得稅的手段，引導工業領域引進綠色技術，促使綠色生產的質量與效率得以提升，調整目前工作情況，為綠色工業的持續發展做好鋪墊。4.2增設與完善稅種，處理稅種問題。因為現階段我國在推行綠色財政稅收政策方面取得的成效不夠顯著，因此在實際的政策推行期間，要主動開發新的稅種，重點對環境進行保護，確保依托新稅種的優勢帶動綠色產業發展。科學增加新稅種，立足于環境保護與環保節約的要點，目的性設置稅種，針對綠色產業發展過程中存有的排放與水污染現象，結合具體情況增加水污染稅種，全方位檢測生產過程中排放污水是否達標，尤其是關注污染物指標以及有毒物質含量指標。并且增設多個級別的稅率檢查標準和污染稅起征點，由此控制污水排放數量，保證實際生產期間水資源處理成效以及綠色生產標準相適應，實現預期的轉型目標。或者在建筑管理中產生的噪聲污染情況，增加噪聲污染稅種，不只是能夠控制噪聲污染問題，還可發展綠色生產的促進體系。與此同時，完善現有的稅種條款，以增加新稅種為前提，全面思考政策是否存在不清晰的情況，確定稅種調整的內容足夠合理與科學，帶動政策順利推行。對于環境資源稅種調整，適當增加征收對象，把非礦藏資源以及礦藏資源的開發和資源稅務征收工作結合起來，由此控制非可再生資源的開發，以免產生環境資源枯竭結果，體現綠色稅收政策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相關人員還應該結合三廢原料生產的角度進行優惠政策提供，引進環境治理投資政策與環境保護投資政策，增強環境治理以及環境保護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適應現階段綠色產業發展的要點。4.3整合稅收管理，健全稅收管理結構。要想順利地推行綠色財政稅收政策，以獲取更好的稅收管理成效為目標，要整合稅收管理流程，確保政策推行的任務有效實施。即便在實際的綠色財政稅收政策推行期間能夠處理環境污染以及資源浪費的問題，此種狀態下，相關人員要健全稅收管理結構體系，確切規定多個類型稅種在征收實施方面的標準、日常工作方案以及崗位工作責任等，全方位對偷稅現象和漏稅現象進行監督和檢查，配合運用懲處手段，將偷稅問題和漏稅問題的產生概率最大化減小。除此之外，保證管理體系足夠完整，增強財政稅收的體系優化水平，以免產生漏繳稅款的管理問題，使得稅務征收工作時效性開展，更好地推行綠色財政稅收政策。4.4擴展政策宣傳范圍，提高政策推行質量。我國要想高效地對綠色財政稅收政策進行推行，要拓展政策宣傳范圍，通過多元化宣傳手段，促使企業對政策逐步深入與確切的了解，保證政策順利實施，起到引導企業運用綠色技術與管理技術開展工作的作用，促進綠色產業得以發展。在征稅期間給企業介紹政策內容，發放對應文件，保證企業管理者對政策內容形成確切的了解，并且創造政策推廣與宣傳的平臺，發揮信息技術的優勢，強化管理者對稅收政策的認識，引導企業積極運用綠色生產技術，構建綠色生產框架，凸顯企業管理和運行的可靠性與持續性。需要注意的是我國目前處于經濟轉型的發展過程中，因此國家應調整整體結構，延伸綠色產業的服務范圍，健全營業稅以及增值稅機制。在營業稅征收過程中，把全額征收模式轉變為差額征收模式，可以有效地降低企業營業稅，幫助企業減小納稅負擔，最終把企業服務征稅的情況進行調整，規范抵扣稅收數量，更加全面的提高綠色財政稅收政策的推行水平。
5結論
綜上所述，由于我國推行綠色財政稅收政策期間表現出一些問題，無法確保政策時效性推行，缺少稅種制度規定，沒有形成監督管理體系，宣傳效果不佳，所以在實際的綠色財政政策推行期間要關注稅種的增加，健全現有稅種類型，明確征稅管理監督制度，通過多樣化渠道，拓展宣傳教育的范圍，強化宣傳教育效果，全方位貫徹綠色財政稅收政策的推行，引導企業通過綠色生產技術完善生產與管理模式，不斷給企業帶來更多的經濟效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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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性財政政策范文2
一、加快支出進度，盤活存量資金
財政資金是政策實施的有效載體，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出臺的很多穩增長、調結構、促轉型的政策，最終都需要通過預算執行、資金撥付和使用來落地生根、開花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支出執行進度的快慢，不僅體現了財稅管理的水平，更從一個方面反映了貫徹落實各項決策部署的執行力，也直接影響著政策的實施效果。對此，應高度重視，加強管理，使財政資金及時有效地發揮作用。
加快支出進度。今年，省財政廳嚴格按照新預算法的要求，在規定的時限內下達預算資金。目前，省級專項轉移支付已分配下達197？郾70億元，占預算金額的68？郾9%。各地在收到資金后，應按照有關規定，及早落實具體項目和實施單位，并及時上報資金撥付、使用情況。同時，應按照新預算法的要求，加快本級預算的批復和下達?？傊撓逻_的資金要盡快下達，該使用的資金要盡快使用，堅決不能因為預算執行環節的問題，影響積極財政政策作用的發揮。
健全長效機制。加快支出進度、激發資金活力，短期靠督促，長遠還得靠制度。應按照新預算法的要求，建立健全預算資金及時下達的長效機制，暢通從預算到執行、從政府部門到最終受益者的全過程的資金通道，特別是要打通資金落地“最后一公里”，避免“腸梗阻”現象。深化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優化資金審核流程，減少中轉環節，有效防范資金滯留。完善支出進度通報制度，分部門、分地區、分科目、分業務處（科）室，定期通報預算執行情況。
盤活存量資金。全面核實存量資金基數，限期辦理收回、交回手續，有效避免“資金供給不足與大量資金沉淀”并存的現象。對統籌使用沉淀的存量資金，應制定任務清單和時間表，用于增加公共服務供給以及亟需資金支持的重大領域和項目。建立財政存量資金與轉移支付安排、地方政府債券發行、庫款調撥等掛鉤機制。將分散、沉淀在部門間的資金“喚醒”、盤活，變“零錢”為“整錢”，變“死錢”為“活錢”，形成集聚效應。
二、創新支持方式，加快建立產業基金
2014年以來，省財政按照“四單一網”建設和“兩個一般不”的要求，建立了專項資金管理清單，進一步厘清公共財政運行邊界，專項資金逐步從競爭性領域退出，但退出并不意味著財稅對經濟發展的不作為、不扶持，相反，應大力探索產業基金等市場化運作模式，實現更積極、更有效地扶持。
與傳統的專項資金相比，產業基金具有六大優勢：一是有利于更好地促進市場公平競爭。產業基金改變了以往專項資金“點對點”的直接扶持和行政性分配，遵循市場規律，主要靠市場發現和培育新的增長點，有利于更好地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二是有利于營造創業創新的氛圍。我省民營經濟發達，民間資本充裕，大眾創業創新的積極性很高，但也存在投資難、融資難等問題。產業基金主要投向創業創新型領域，通過政府引導、示范，可穩定市場預期，緩解“兩難”問題，從而更好地激發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熱情。三是有利于更好地促進經濟發展?；鸬淖畲髢瀯菰谟谄涓軛U效應，通過母、子基金傳導放大，吸引帶動金融資本和社會資本增加投入，最終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而且，基金變行政性分配為市場化運作，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在項目甄選、資本運營、進入退出等方面更加精準、更加專業、更加貼近市場，可有效解決項目落地“最后一公里”問題和“劣幣驅逐良幣”現象，提高資金使用績效。四是有利于增強財政資金統籌能力。以往專項資金項目過多、過小、過散，存在“撒胡椒面”和“九龍治水”等情況?，F在把分散的資金整合起來，設立產業基金，通過市場方式分配，有利于增強財政資金統籌能力，維護各項產業政策的延續性和協調性，同時也更有利于集中財力辦大事。五是有利于盤活存量資金。通過設立基金，將趴在賬上的存量資金盤活，用于建立、充實各類產業基金，支持經濟發展，切實發揮財政資金在穩增長、調結構、促轉型中的積極作用。六是有利于化解財政風險?；鹂蓾L動、循環使用，實現財政資金積累，在價值形態上是客觀存在的，相當于建了一個資金“蓄水池”和“風險池”，有利于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債務等財政風險。
建立產業基金是省委、省政府的重大決策部署。今年，省財政將在20億元信息經濟創業投資基金的基礎上，擴大基金規模，并在全省積極推廣運用產業基金模式，支持信息經濟、環保、健康、旅游、時尚、金融、高端裝備制造等7大產業以及農業農村發展。各地應從深化財稅改革和促進經濟發展的高度統一思想、提高認識，切實改變“分錢分糧”的慣性思維，按照國務院和省政府的要求，積極盤活、籌措資金，結合本地產業發展現狀，加快建立、充實各類產業基金，全面推進基金的市場化運作，通過專業團隊尋找具有發展前景和潛在價值的企業或項目，形成省與市縣共同參與、母子基金相互配套的良好局面，把基金優勢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來。
三、簡政放權、優化服務，激發市場主體活力
服務也是生產力，環境也能創造效益。對企業來說，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高效便捷的行政服務，有時比真金白銀的財政補貼更為寶貴。財稅部門要科學把握清理規范稅收等優惠政策的節奏和力度，在依法依規的前提下，用足用好結構性減稅、普遍性降費等財稅政策資源，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發展。在此基礎上，更應繼續做好簡政放權和優化服務兩篇文章，以環境“高地”來構筑區域競爭新優勢。
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全面清理現有行政許可和非行政許可審批項目，進一步減少財稅審批事項。對國務院、財政部、稅務總局明確取消的審批項目，各級財稅部門的初審事項和對應的審批項目一律取消；對沒有法律法規依據，未按規定批準的行政審批性質的財政管理措施，一律予以取消。
創新公共服務供給方式。加快推進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通過財政補助等政策激勵，引導和拉動社會資本進入收費公路、城市供水供氣、道路橋梁、公共交通基礎設施等市政公用領域，以及教育、衛生、養老等民生領域，進一步釋放民間投資潛力。建立健全政府購買服務制度，加大教育、就業、社保、醫療衛生等基本公共服務領域政府購買服務力度。
優化財稅服務。堅持問題導向和需求導向，發揮財稅大數據和信息技術優勢，為納稅人精準“畫像”，提供“店小二”式的個性化服務。組織開展十大“便民辦稅春風行動”，建立“創業創新財稅服務直通車”，深入基層、深入企業開展財稅政策宣傳和納稅輔導等活動，收集企業需求，協調解決企業發展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
新常態下服務新發展，除了要有好的政策、好的工具外，還要有好的作風、好的狀態。全省財稅干部應當認清肩負的重任，強化為民服務、勤政廉政、敢于擔當、主動作為的工作作風，積極營造努力干事、奮力發展的良好環境，為經濟社會發展助力。
一要適應新常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給財稅工作帶來新的機遇和挑戰。要科學分析新常態下財稅領域的趨勢性變化，正確把握做好財稅工作的新要求，切實轉變慣性思維和舊的路徑依賴，以新作為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
積極性財政政策范文3
關鍵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財政政策；經濟
當前由于我國經濟還在轉型時期，發展還不完善，這個過程中也會產生許多不確定因素，干擾經濟向前，所以為使經濟轉型成功，深化改革和創新是必須的，目前傳統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思想已經落后，創新的供給側管理強調從勞動力、土地、資本、制度、創新出發作為“動力源”來支持經濟長期增長，在本文討論中，我們著重強調我國農村農業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財政政策，以此為例，反映當下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優劣。
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必要性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指的是我國政府為滿足人民的需求，對于當下人民生活水平進行調查，對還未達到的要求提煉出來放入制度中并加以強化。以農村扶貧政策的實施為例，由于我國某些地區的經濟發展不完善，導致貧困地區的出現，所以扶貧政策應運而生，這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體現，根據我國當前的政策來說，對于農村精準扶貧項目的重視程度是非常高的，在進行脫貧攻堅的過程中，還要同時兼顧金融扶貧，并且還需要將金融扶貧放到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來進行發展。不僅僅是銀行業需要配合精準扶貧，還需要推動其他行業對于精準扶貧的重視，集結各方力量來實現精準扶貧，提升對于農村精準扶貧的效率，近幾年，我國的精準扶貧項目在保險行業的共同努力了下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同時期已經形成了一定的體系，這些都為精準扶貧做好了準備。
二、財政助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面臨的挑戰
本文通過實際的調查分析發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下制定的農險精準扶貧項目還僅僅在初期建立階段，其相對于我國的其他省份來說已經走在了前列，但是目前還沒有一套系統完整的體系來對其進行專業方面的指導以及完善。因此，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還需要進一步完善發展，這要對于改革的主要目的以及方式進行具體的發展分析，同時還可以采用層次化的方法來對于改革涉及的相關的農業項目進行綜合分析評價，進而使得優化改革的結果更具有說服力。實際上研究分析改革針對農業項目如扶貧工作對于研究改革本身有更強的實際意義與說服力，對于農業方面的問題進行細致化、客觀化、科學化的分析探討也可以反過來進一步促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目前我國面臨如下挑戰。
(一)當前制度體系的不完善就現階段的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管理的企業部門來說，行政國企管理在開展相關工作的過程中，還存在著對自身問題的不重視，從而導致企業財務部門整體對于工作的控制能力不足的問題。我國的行政單位財務管理部門還沒有將供給側改革下的管理制度體系進行完善，而且相對科學的管理模式還沒有構建完全，以及財務部門的本身的核算工作上科學性、規范性還不足，這些因素的疊加最終導致相關工作不具有足夠的執行力度。除此之外當前我國的行政國企改革工作還缺乏落實力度，并且現階段監督考核體制還有欠缺，這就讓長效財務會計的控制機制還沒有得到落實，這樣讓財務審計工作還存在相當嚴重的缺乏規范的問題，這些現象都需要我國政策長期的不斷修正以及相關政府部門的努力去改變。
(二)相關人員能力素質不足當前政府負責供給側改革部門還對本部門從業人員有相關的規定，這些人員需要有對相關政策深入了解，并且還需要具有專業能力以及更高的職業道德素質的養成。但是，當前政府部門的某些從業人員的素質能力還需要進行提高，并且我國供給側結構改革下的行政國企管理部門的內部控制人員還對自己的認識不清楚，并且企業不結合實際改革要求，導致內部控制的問題得不到相當充分的發揮。
三、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強有力措施
(一)區域經濟學理論區域經濟學指的是對于經濟和地理進行的統一的規劃管理，其可以成為區域經濟學或者簡稱經濟學。這些理論對于地區的經濟發展以及相關的獨立性因素等等方面都有很強的影響以及相關的各個方面的作用。本文通過對于區域經濟學理論的借鑒以及相關的研究區域進行綜合分析管理下，進而對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支持下的農業保險的提供和供給兩個方面進行綜合的分析管理。在進行管理的過程中，首先可以通過不同的角度對于農戶進行精準的分析管理進而對于農戶的各個方面的需求進行綜合的分析探討，進而從不同角度對于農戶的各個方面的管理以及對于農產品的價格等等方面都有一定程度的增長。應用區域經濟學說對于不同的地區采取不同的經濟分析來進行綜合管理，從而是實現農業方面的精準扶貧。
(二)國家干預與市場機制理論在進行進一步的管理分析來說，可以根據其在市場經濟中所依靠的不同的體系來對于一系列的政府政策進行綜合的分析管理，進而從不同角度來實現對于政府政策的了解以及在未來對其的應用以及宣傳。在進行精準扶貧的過程中需要對于農民的經濟水平有具體的了解，并且從實際情況出發，對其的不同方面的需求進行綜合的分析管理，進而從不同的方面實現其精準扶貧的目的。在達成這種效果的過程中需要對于不同的農民的需求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進而從具體的體制上體現出來，同時也是農民精準扶貧過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還需要廣大農民對于精準扶貧的需求來進行資源的分配管理，可以說農業保險是具有雙重性的，并且其對于需求的內部以及外部的理解也是有一定缺陷的。
(三)公平與效率理論在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行過程中，公平和效率都是同樣重要的，公平和效率在理論上是有一定的關系的，同時由于當前的社會形勢下，我國農業發展也在追求公平平等的方式來進行相關改革，并且當前我國對于這些方面的研究還是相當多的，另外這對于我國社會提升社會生產的效率有很重要的作用。在我們進行公平的追求過程中，社會的生產效率對其都有一定的影響，但是在實際情況下，我國的社會生產效率對于相關的各個方面都有很強的影響。如果在進行公平的過程中，過多的注重其效率就會導致相關的各個方面都受到很嚴重的影響。當我們在進行效率的過多追求的同時還可能導致其他的問題產生，進而導致社會的發展有不良的影響。因此，在盡心建設以及發展的過程中，需要注意對于其平衡方面的綜合管理和控制。通過供給側改革實施農業保險來對于農業相關的各個方面進行管理控制以及助力精準扶貧，對于其社會的生產效率以及對于相關的各個方面的綜合控制和相關的影響等等方面都有不同的作用。農業保險的施行在一定程度上對于農民的利益是有很強的維護作用的，但是其發展過程中還需要有更加細致的方面進行綜合管理以及調控，從而使其控制效率可以達到最高。通過農業保險進行精準扶貧的政策，不僅僅可以對于社會的公平有積極的影響，還可以對其效率有一定的關注，從而真正實現社會生產效率以及社會公平的協調發展以及綜合控制，這也對改革的成功起到了促進作用。
積極性財政政策范文4
通過若干數量指標衡量國債政策可持續性及財政風險具有重要意義。其一，進一步準確認識國債政策可持續性及財政風險的基本含義；其二，明確國債政策可持續性的數量標準和界限，為 經濟 決策提供依據；其三，對國債政策實施可能帶來的財政風險因素進行合理的評價，并對相關的財政風險或危機狀態進行監測及預警。
如何評價國債政策可持續性及其財政風險程度，也就是說通過哪些指標來評估國債政策是否具有可持續性以及由于國債擴張帶來的財政風險程度，仍然是一個較難解決的問題。我們認為國債政策可持續性及財政風險度量需要在確定一定原則的基礎上進行，指標的選擇要具有層次性、代表性、簡明性和相關性。既然國債政策的不可持續性直接導致財政風險（危機）的局面，那么影響和決定國債政策可持續性的基本因素也就直接決定了財政風險的形成和發展。因此，我們可以依據這些因素確定評價原則，并選擇相關指標?？疾靽鴤呖沙掷m性的基本原則包括：國債收益大于成本原則、國債的代際公平負擔原則、國債擴張的限制性原則以及國債政策的靈活性原則。根據這些原則，我們可以選擇如下指標或 方法 ，用來衡量國債政策的可持續性及其財政風險程度。
一、內部因素引起的可持續性及風險問題
所謂內部因素是指由于國債發行本身引起的可持續性及風險問題，是從國債發行的經濟效應和經濟負擔兩方面考察國債的可持續性及財政風險問題。相關指標包括：赤字比率、國債負擔率、外債償債比例、國債利率和國債資金的資產形成率。
l、赤字比率
赤字比率是財政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財政赤字是一年當中財政支出大于財政收入的差額。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定義：財政赤字（盈余）＝（總收入+無條件贈款）－（總支出+凈增貸款）?！皣鴤c財政赤字密切相連，國債是彌補赤字的基本手段，因此，長期高赤字必然導致高債務。這是因為債務的利息支出是財政支出的一項 內容 ，赤字擴大需要發行國債，發行國債需要償還利息，從而引起赤字的更大幅度增加并推動國債的膨脹，影響國債的可持續發展。所以，赤字比率不能長期保持在高位上。從經濟周期的 規律 看，赤字比率應該與經濟增長率保持負相關關系。這是因為在經濟衰退時期，國家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財政支出增加，赤字水平提高，債務規模擴大，隨著總需求水平提高和國民收入增加，財政赤字減少甚至出現盈余，債務規模趨于減小。這種發展趨勢顯示國債政策進入良性發展軌道，財政風險減弱。
2.國債負擔率
國債負擔率是指國債余額占gdp的比例，該指標反映了國家債務存量總規模，是衡量國債風險情況的基本指標。從 理論 上講，國家財政支出的需求壓力和償債能力、居民的收入和儲蓄水平以及國內生產總值規模都是制約國債發行規模的重要因素。但是這些因素都可以通過gdp的規模反映出來。這是因為gdp越大， 社會 資金總量就越多，財政的償債能力就越強， 企業 和居民的應債能力也就越強。因此，對國債規模產生約束和限制，以及國債是否會對未來造成沉重負擔的主要方面就是考察國債余額與gdp的相互關系，即國債負擔率是否適當。但是，到 目前 為止，國內外經濟理論及實踐經驗并未對國債規模的合理界線作出明確和 科學 的解釋。即使是歐盟國家簽署的馬約中規定的國債負擔率60％、赤字率3％的國債規模安全線標準也是非常不準確的。因為馬約標準只是為了形成共同的市場條件，并有利于協調成員國之間的利率和匯率水平，促使達不到目標的國家必須努力達到相關標準，反映的是歐盟當時經濟發展程度下的一個平均水平和經驗數字。因此，其他國家國債規模合理性的判定如果只是比照這一標準，則有生搬硬套之嫌。但是，我們仍然可以運用國債負擔率指標對國債規模的合理性及國債政策的風險性進行 分析 。當一國政府的財政赤字增加成為不可控制時，就可能導致債務負擔率的持續上升，或者大幅變動，就可能在短期內積累債務風險；如果利率水平高于經濟增長率，即使赤字為零，也會出現債務增加導致利息增加、利息增加導致債務持續增加的惡性循環，從而使國債負擔率快速上升。
3、外債償債比例
薩繆爾森在他的《經濟學》中指出：內債是一國政府欠本國公民的錢，許多人認為內債不構成負擔，盡管這種看法過分簡單化，但它卻表現出一種真正的洞察力。而外債是一國政府欠外國人的錢。這種債務確實導致債務國公民可支配資源的凈減少。外債利息的沉重負擔，意味著一國消費水平的降低。因此，外債對國債政策及財政穩定性的影響或威脅可能會更大。一國經常帳戶赤字表現為凈債務的增加，而在開放經濟中，國民收入核算恒等關系表示為：經常帳戶赤字＝（投資－儲蓄）＋（政府支出－稅收）。因此，任何引起投資相對于儲蓄上升的因素，任何引起政府支出相對于稅收上升的因素，都可能引起凈外債的增加。舉借外債對于一國彌補國內儲蓄不足，以及實現國際收支平衡都很重要，但這并不說明任何規模與結構水平的外債都是適宜的。因為，如果經濟的長期增長都依賴于外債流入，那么外債不斷增加就會對未來償債造成壓力；如果外債被用作有利可圖的項目或用于進口高檔消費品，那么外債的利用就不會增加出口行業的產出能力，也就不可能改善經常項目收支狀況，從而給外債的償還帶來更大的困難；如果政府政策過分壓制國內儲蓄率，還會造成過度舉借外債。盡管很難通過單一指標判斷一國外債的最優水平，但是人們認為償債比例（債務償還額占出口收入的比例）是實用的。若它很高（例如在25％以上），則表明該國對外貿或國際利率水平的逆向變化是脆弱的。由于償付外國貸款是一國的基本義務，政府可能需要提高國內利率，削減重要的進口，而這會使該國經濟績效受到損害。
4.國債利率
國債利率直接影響舉債成本，如果在市場利率水平較高的時期大量發債，勢必增加未來時期的付息負擔，形成還債高峰，并可能使赤字持續增加。所以，國債利率上升會導致財政融資成本增加，從而削弱國債政策的可持續性。國債利率上升有可能是國債規模超過資本市場容量產生的結果。由于資金的稀缺性，國債的過度發行會引起市場利率上升，從而導致國債成本上升，如果在利率持續上升之后，仍然不能滿足政府的融資需要，就可能導致國債貨幣化融資，從而使基礎貨幣增加并擴大貨幣供應量，增加通脹壓力。通脹水平上升，又會迫使國債利率上調，進一步增加舉債成本，形成惡性循環的局面。因此，國債利率持續上升可能是國債政策出現問題的重要表現，也是財政風險相應增加的表現。國債利率高低也是政府信用狀況的反映，包含了資本市場對政府債務風險程度的評價。如果政府信用狀況好，投資者所要求的風險溢價水平就低，國債的市場利率相應就低，國債價格趨于上升；反之，則國債的市場利率就高，國債價格趨于下跌。在國債市場上，如果國債利率持續走高，國債價格持續下跌，仍然難以吸引投資者購買，那么國債政策的可持續性也就無從談起了。
5、國債資金的資產形成率
如果通過國債籌集的資金用于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能夠給人們提供應有的效用，能為私人投資創造良好的條件，國債形成的政府支出就具有生產性。由于政府債務融資并非完全用于消費性支出和轉移支付，而是有相當一部分用于公共工程和基礎設施投資，這便形成了政府所擁有的各種“可再生性資產”。如果國債資金純粹消費性支出越少，可再生性資產越多，則通過資產增值實現債務償還和負擔減輕的能力就越強，國債政策的可持續性也就越強。更進一步考慮，如果國債資金用于諸如 教育 、培訓等方面的經常性支出，形成人力資本，將會產生正的外部性，提高財政支出的 社會 效益，增進后代人的收益或效用，類似的消費性支出活動將不會造成后代人的凈負擔，從而有利于國債政策的可持續性，并降低財政風險。因此，只要國債形成的政府支出是用于與公共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形成有關的項目，就將有利于國債政策的可持續性。
二、外部因素引起的可持續性及風險 問題
如果 金融 體系出現問題，銀行不良資產大量增加；如果國有 企業 虧損嚴重，債務負擔嚴重，需要進行資產重組；如果人口老齡化帶來養老金赤字迅速上升，中央政府都會出面援助。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缺乏必要的市場機制化解的話，上述隱性及或有債務就可能導致國債的較大增加，在轉軌 經濟 國家此類問題尤為嚴重。因此，各類隱性及或有債務的存在，盡管不會對國債政策產生直接、顯性的 影響 ，但其風險轉嫁作用也將使國債政策受到顯著的約束，政府也將面臨更大的財政風險。通過一定指標對這些外部因素進行評價與描述，有助于我們更準確地掌握相關因素對國債政策及財政風險的潛在影響。
l、銀行不良資產比率
銀行貸款損失增加、不良資產水平高時，表明銀行體系較為脆弱，抵御風險和危機的能力木足。銀行體系的脆弱性會從收入和支出兩方面影響國家的財政平衡。從收入方面看，貸款損失增加，將使銀行可被征稅收入減少，銀行稅收也就減少；中央銀行對銀行體系的流動性支持會給政府帶來直接成本，或者降低中央銀行的利潤轉移；中央銀行對銀行不良資產的接管，將導致中央銀行的利潤下降和稅收減少。從支出方面看，由于國有銀行實際承擔了財政的部分職能，因此，銀行不良資產化解的最終責任者只能是政府，也就是說很大程度上要依賴政府出資為銀行彌補資產損失，補充資本金。這些銀行不良資產已經成為政府的負擔，政府只能通過發債的形式籌措資金，從而逐步改善銀行的資產質量。因此，對國債規模的判斷必須充分考慮龐大的銀行不良資產的因素。銀行不良資產的規模制約和削弱了財政為其他公共消費和投資支出繼續擴大債務規模的可能性。國際經驗表明，銀行不良資產占總貸款的比例在10％以內，銀行體系是比較穩健的，而超過該比例的銀行不良資產比率變動也就成為我們判定國債政策可持續性及財政風險的重要指標。
2.政府對國有企業或公共部門支持和參與程度
在一些國家，尤其是 發展 中國 家，國有企業的虧損也通常是政府財政赤字增加的原因之一。盡管中央政府的財政帳戶不能反映公共部門的財務狀況，但是，大部分國有企業的虧損最后是由中央政府承擔了。在許多國家，由于管理薄弱和公共部門缺乏財務責任，政府支出得不到適當控制，這些支出也不一定能被有效和公平地分配到社會急需的地方。政府支出被用于支持具有強大 政治 勢力的集團，或只使少數人受益。在亞洲新興 工業 國，國家干預分配信貸的現象十分普遍，金融機構受到政府的多種保護，使銀行業為爭取客戶不惜降低貸款審查標準，大搞人情貸款和優惠貸款，結果造成不良貸款的迅速膨脹。由于大企業與政府的聯系緊密。政府對銀行間接融資實施嚴格控制，難以避免地形成了經濟腐化和金錢政治，造成了貸款運用效率低下。在發展中國家，政府部門對公共或基礎設施建設貸款進行擔保是普遍現象，因而形成了政府的顯性或有債務。由于缺乏其他融資渠道，基礎設施債務依賴型的融資模式使地方政府債務規模不斷增大，利息負擔沉重，有些連利息也難以償還，只能借新債還舊債。盡管有政府信用作為保證，但是，由于政府項目的還款困難，銀行也相應調低了該類項目的資信程度，使政府信貸再融資的成本提高。上述政府對國有企業或公共事業的財政支持，加重了未來財政支出的負擔，是財政深層次風險的體現。
積極性財政政策范文5
一、引言
自從我國強調運用經濟手段調節宏觀經濟以來，財政政策一直是調節經濟的主要工具之一。2010年隨著宏觀經濟形勢的明顯好轉，但財政政策沒有與貨幣政策一起“雙退出”，因為四萬億財政刺激政策的效果尚待鞏固，一些投資項目仍在進行中。尤其在外部環境變化的背景下，內部經濟復蘇還有一定的不穩定性，需要總體積極的經濟政策，而在貨幣政策轉向的背景下，需要積極財政政策對沖貨幣政策轉向的壓力。
在此背景下精準測算財政政策乘數，對于我國下一步經濟政策選擇、經濟形勢預測具有重要意義。我國財政政策效應的研究有一些成果，其共同特點是：都是利用IS-LM模型來測算。[1][2]IS-LM模型是同時考慮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的均衡，是宏觀經濟學中的基本模型和核心模型，應用這種模型測算財政支出乘數從理論上是一個大的進步。IS-LM模型中的IS曲線表示產品市場均衡時收入和利率的組合，LM曲線表示貨幣市場均衡時收入和利率的組合。
其中，Y為國內生產總值，M為實際貨幣供應量，P為價格，CG為政府支出，E為人民幣兌美元匯率，T為稅率，d(·)為居民消費函數，x(·)為出口函數，m(·)為進口函數。
假設稅率T和貨幣供應量M為外生變量，將IS和LM曲線結合起來，可得到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同時達到均衡時的產出和利率值。對(1)、(2)式全微分，將兩式聯立，用矩陣表示為：
(4)式是利用IS-LM均衡計算出來的財政支出乘數，也就是利用產品市場均衡和貨幣市場均衡計算的財政支出乘數。我們可以發現應用IS-LM模型沒有考慮價格市場、國際收支市場、勞動力市場均衡對財政政策的影響，因而有非常大的局限性。
二、宏觀經濟計量模型和財政政策乘數的理論分析
(一)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的理論框架
宏觀經濟均衡是社會總需求與社會總供給在總量與結構之間的基本平衡，宏觀經濟政策的基本目標是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國際收支平衡和充分就業，各種資源的利用程度反映宏觀經濟運行質量的高低。宏觀經濟模型考慮產品、就業、價格、貨幣需求、利率的市場均衡，主要用以下六個函數表示：
(5)式是“產出——物價”菲利普斯曲線，指的是物價上漲率和“現實產出水平對潛在產出水平的偏離”呈現正相關關系。這一“偏離”表明一定時期內社會總供給的缺口和物價上漲之間的壓力。在這里，潛在經濟增長率是指在各種資源正常地充分利用時所能實現的經濟增長率。在現實中，表現為在經濟波動的上升期，隨著需求的擴張，現實經濟產出對潛在經濟產出偏離上升，物價上漲率隨之上升；在經濟回落期，隨著需求的收縮，現實經濟產出對潛在經濟產出的偏離下降時，物價上漲率隨之下降。(6)式表示勞動市場均衡，和古典經濟學的工資決定勞動力供給不同，現實中勞動力供給、經濟生產和物價決定工資，因而(6)式表示需求決定工資。(7)式是貨幣市場均衡函數，也就是LM曲線。(8)式表示國際收支均衡函數，就是所謂的BP曲線。(9)式表示產品市場均衡，也就是IS曲線。(10)式是生產函數。
在(10)式中代入(6)式的L，假設CG、T、M為外生變量，對Y、P、W、R和E微分，得到以下矩陣：
(11)式是在標準的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的基礎上，在價格市場均衡、勞動力市場均衡、產品市場均衡、貨幣市場均衡、國際市場均衡的前提下，對于國內生產總值、價格、工資、利率和匯率變化推導的矩陣方程，(11)式是計算我國財政政策乘數的基礎。
(二)貨幣供應量、匯率一定的場合下的財政政策乘數的理論推導
現實中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是調節宏觀經濟的兩大重要手段，兩者總是被同時使用，但是為了計算的簡單，我們控制貨幣供應量和匯率的變化，也就是說，在本文宏觀經濟計量模型中，把M(貨幣供應量)和E(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視為外生變量，在此前提下分析財政支出的效果。假設ΔCG=1、ΔE=ΔT=ΔM=0，以矩陣(11)為基礎，計算財政支出政策對國內生產總值的影響，得出在貨幣供應量、匯率一定的場合下財政政策乘數：
三、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的主要內容、特點和結構
(一)模型特點和主要內容
本文的宏觀經濟計量模型吸取以往研究的經驗，構建吻合我國經濟發展的宏觀經濟計量模型，具體特點如下：第一以分析財政政策為重點的宏觀經濟模型。模型側重于財政政策的變化會對經濟產生什么影響，以及如何產生影響，模型對財政政策的傳導機制進行了描述。第二是建立在國民核算體系下的需求導向型宏觀經濟計量模型。[3]第三選擇了中國開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時間區間。數據樣本為1980-2007年年度數據，在該段時間內中國已經開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濟的各組成部分已進入市場經濟的角色，數據相對穩定。第四采納了動態建模理論，通過交替運用理論與數據信息，不僅對經濟理論的適用性進行深入探討，同時也利用現實數據尋找實際經濟運行規律。為此，我們以現代經濟學理論為指導，同時較好地兼顧了中國經濟轉軌的特點，從最廣泛的影響因素入手，本著“檢驗、檢驗、再檢驗”的原則，從“一般到特殊”逐步簡化，模型設計簡潔，操作規范，減少了變量過程的隨意性。
(二)模型結構
本文的宏觀模型是一個小規模的需求導向型的宏觀經濟模型，產出由需求決定。模型涵蓋了宏觀經濟模型分析所涉及的主要方面，共分為需求、供給、收入、財政、價格五個模塊，由10個行為方程、19個恒等式組成，共包括33個內生變量和10個外生變量(限于篇幅，略)。圖1為模型結構示意圖。
注：陰影部分為外生變量。
圖1 模型結構示意圖
四、我國財政政策乘數測算
本文重點考查的是財政支出乘數，也就是財政支出變化引起的國民生產總值變化的倍數。從財政政策乘數的作用機理來說(見圖2)：當財政通過增加財政投資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時，需要進行政府采購和雇用勞動者來從事生產，從而拉動政府消費和企業收入、居民收入的提高，企業和居民收入的提高將促進居民消費和投資，最終帶動經濟增長①。
圖2 財政支出乘數
具體步驟如下：假設2003-2007年期間連續一次性追加1單位財政支出。宏觀經濟計量模型運行結果(限于篇幅，具體過程略)顯示第一年(2003年)財政支出乘數是1.883，并在其后四年 (2004-2007)對GDP有影響，其乘數分別為0.47、0.291、0.136、0.011。如果從2003-2007年期間連續每年追加1單位財政支出，財政支出乘數分別為1.883、2.497、2.903、3.017、3.025。這表明現階段我國財政政策乘數是連續上升。
五、四萬億投資政策效應測算
四萬億投資結構見表1，我們可以看到四萬億主要用于政府消費(文教衛生)和政府投資(住房、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
因為四萬億投資計劃開始于2008年年底，其經濟效果將在2009年開始，因此我們假設兩個投資方案：A方案，2009-2010年每年追加2萬億投資；B方案，2009-2011年每年追加1.333萬億投資。兩個方案對2009-2014年經濟影響為(具體計算過程略)：如果實施A方案(2009-2010年每年追加2萬億投資)，2009年將拉動國內生產總值增加33185億元，政府消費增加9313億元，居民消費增加9016億元，固定資產形成增加29718億元，進口增加2077億美元，出口減少266億美元。其作用將持續影響到今后幾年，到2014年國內生產總值共增加101602億元，政府消費共增加20776億元，居民消費共增加35868億元，固定資產形成共增加91433億元，進口總額共增加7122億美元，出口總額共減少1434億美元。
如果實施B方案(2009-2011年，每年平均投資1.33萬億元)，2009年國內生產總值增加22097億元，政府消費增加6211億元，居民消費增加6038億元，固定資產形成增加19728億元，進口增加1377億美元，出口減少181億美元。其作用將持續影響到今后幾年，到2014年國內生產總值共增加94691億元，政府消費共增加20496億元，居民消費共增加33936億元，固定資產形成共增加83819億元，進口總額共增加6928億美元，出口總額共減少1395億美元。
從模擬結果可以看出，我國在2008年10月采用的四萬億刺激方案對于“保增長”是積極有效的。財政政策是經濟調節的一個有效工具，從實施時間分布來看，兩年計劃和三年計劃的經濟效果不會有太大區別。同時，我們也驗證了政府投資不僅提高政府消費也拉動內需。
六、結論和政策建議
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各國財政紛紛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在危機時最有效的措施莫過于財政政策。因為企業和家庭在“危機”面前，傾向于采取儲蓄、調整和解雇雇員等的措施，對于家庭和企業來說這也許是正確的選擇，但對于整體經濟來說，這些措施會使經濟形勢進入停滯不前的惡性循環。所以當經濟出現停滯的兆頭時，即使財政政策乘數較低，大多數國家還是會動用財政政策。比較典型的例子是日本，在2008年金融危機時，即使很多人指責“公共投資效率太低”，但財政政策仍然是有力的經濟干預手段。[4]財政政策的影響不僅在于當年，還要看到2年后、3年后，甚至5年后對經濟的影響。
本文利用宏觀經濟計量模型推導出財政政策乘數，并從實證角度估計我國財政政策乘數大約在1.88，且目前階段財政政策乘數呈上升趨勢。本文還測算了四萬億財政刺激方案的經濟效應，發現財政政策是調節總需求的重要杠桿，這對我國當前加強宏觀調控、擴大經濟增長具有以下的政策含義：
1.在社會總需求持續小于總供給的情況下，公共投資大幅度增加會直接提高總需求，緩解供求矛盾。這就是常說的公共投資能成倍地創造收入(乘數效應)，從而增加總需求的“需求效應”。同時，公共投資通過增加經濟中的資本存量，提高經濟生產潛能，從而具有“供給效應”。[2]
2.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農業、交通和城市基礎設施這些部門作為公共投資的重點不僅推動結構調整，還為今后的經濟持續增長奠定基礎。同時，公共投資通過在西部落后地區、四川受災地區的公共工程建設，帶動西部地區的投資，為我國地區經濟均衡發展，調整經濟結構打下基礎。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實證研究，都表明越是經濟不發達地區，公共基礎設施投資的效益越大。
3.增加公共投資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狀況。政府雖然可以通過稅收和一次性轉移支付等措施來緩解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狀況，但往往受政治和社會因素的限制，提高收入取決于整體經濟形勢②。
積極性財政政策范文6
［關鍵詞］ 流動性；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雙穩健政策；經濟結構；收入分配；儲蓄―投資結構
［中圖分類號］ F810.451［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3－3890（2007）12－0011-08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作為政府宏觀經濟調控的兩大重要政策工具，兩者協調性研究近年來取得重大進展。從1998年下半年至2004年末中國實施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是兩大政策協調配合的重大實踐，對中國經濟的穩定增長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的搭配使用，主要是針對內需嚴重不足而實施的總量調控。從2004年開始中國經濟出現新的特征，經濟產生局部過熱、宏觀經濟總供求的諸多結構性矛盾日益顯現。經濟運行中流動性膨脹、貿易順差過大、外匯儲備、投資增長過快等問題突出，嚴重制約了中國經濟健康有序的發展，同時也影響了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針對上述問題，國家宏觀調控目標開始發生變化，由過去偏重GDP的增長轉向對經濟結構的調整。與此同時，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也由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轉變為穩健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雙穩健的政策在具體操作中重點體現對經濟結構的調整，屬于結構導向型的宏觀調控政策，這是兩大政策協調搭配在實際中的又一次重要運用，必將對中國經濟產生新一輪的影響和效應。
一、現實背景：財政和貨幣政策的重大挑戰之一――流動性過剩
流動性（Liquidity）一詞在經濟學上有兩層含義：一是指貨幣（Money）的流動性，主要用于央行貨幣政策層面和金融機構體系層面，指的是貨幣供應量或金融機構體系的資金頭寸狀況；二是指資產（資本）的流動性，即資產的變現速度以及變現成本。不同層面的理解，使得流動性成為包容性很強的一個概念，因而流動性膨脹也是一個綜合性較強的經濟現象，是貨幣和資金（資本）問題混合而成的經濟現象。流動性膨脹如果是純粹的貨幣問題，則意味著貨幣投放過多，貨幣超經濟發行，出現產品價格全面上漲，從而引發通貨膨脹，一般用廣義貨幣M2占GDP的比重等貨幣指標衡量。如果從資金或資本的角度來看流動性膨脹，資金過多，則會引起市場利率下降，從而導致資產價格的普遍上漲。從中國目前的整體經濟情形來看，流動性膨脹應該既包括貨幣投放過多，也包括資金過多，兩者兼而有之，屬于混合復雜的經濟現象。當前流動性過剩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貨幣供應量過多
貨幣供應量過多不僅表現為絕對量增速較快，更表現為相對量（M2/GDP）增長過快。首先，各個層次貨幣供應量近年來持續快速增長。2003年末中國M0、M1、M2分別為219 226.8億元、84 118.81億元和219 226.8億元，到2007年6月末分別為26 881.09億元、135 847.4億元和377 832.1億元，年均同比增長率分別為13.1%、17.1%和17.2%，三個層次的貨幣供應量始終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2007年7月末M2同比增幅達到18.48%，為今年來的月度最高值，在上半年出現回落趨勢后，貨幣供應再度顯現增長勢頭，可見流動性偏多局面仍然嚴峻。其次，廣義貨幣M2增長速度快于GDP增長速度。除2004年外，2003~2007年6月M2增長率均高于同期GDP名義增長率，GDP年均增長率為13.7%，M2增長率比GDP名義增長率平均高3.5個百分點。貨幣供應量的快速增長使得M2占GDP的比重不斷上升，2003年為1.629，2004年有所下降為1.589，2005年為1.632，2006年上升為1.65，達到近年來的最高值（如圖1所示）。
（二）金融機構存貸款差額日趨擴大
近年來，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增長速度始終快于貸款增長速度，2003~2006年存款增長比貸款增長平均高2.4個百分點。存貸款增速的差異導致存貸款差額不斷擴大，2003年末存貸款差額達4.91萬億元，2006年末這一數值已上升到11.01萬億元。2007年存款增長速度所有減緩，貸款增速首次超過存款增速，但存貸差仍有擴大趨勢，第一季度末存貸差達11.4萬億元，第二季度末達11.8萬億元。如圖2所示金融機構存貸款差額持續擴大，使得金融機構存在大量閑置的資金，金融機構可運用的資金規模相當大，大量資金滯留于金融機構間市場，有效金融資源得不到合理利用。
（三）金融機構間資金拆借利率水平較低
自2006年以來，盡管人民銀行多次調高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率，收緊金融機構的流動性，但金融機構間資金拆借利率變化不敏感，這表明金融機構的資金面是相當寬松的。2003年銀行間資金拆借利率2.44%，2004年為2.80%，2005年下降為2.26%。2006年，人民銀行3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累計上調幅度達1.5個百分點，而金融機構間資金拆借利率為2.27%，僅比2005年上升0.01個百分點。2007年人民銀行又多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目前存款準備金率已達12%，而銀行間資金拆借利率下降為1.74%，達到近年來歷史最低水平。①
（四）資產價格上漲過快
主要表現為房地產價格居高不下、股指屢創新高。一方面，流動性膨脹導致人們對房地產需求的急速增加，由此造成房地產價格快速上漲。2004年全國房地產價格漲幅為9.4%、2005年為7.6%，2006年為5.5%，三年累計增長28.4%。②盡管2006年以來，中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限制房價過快上漲的政策，但房價上漲的勢頭依然不減，2007年第一季度，全國房地產價格漲幅為5.6%。另一方面，流動性膨脹還表現在股票市場上，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上證綜指年度最高點從2006年的2 698.90點竄升至2007年的5 209.51點，深證成指年度最高點由2006年的6 481點上升至2007年的18 128.74點。③房地產價格和股票指數的持續上揚，容易產生資產價格泡沫，發展下去勢必會推動實體經濟價格的上漲，帶動社會需求快速增長，加大通貨膨脹的壓力。
（五）物價持續走高，通貨膨脹壓力顯現
從2003年下半年開始，物價出現了上漲趨勢。特別是進入2007年，價格上漲壓力持續加大，1~7月份CPI平均上漲3.3%，其中7月份上漲5.6%，創下34個月以來的最高點，已經連續第4個月超過央行3%的目標。④雖然CPI主要由食品價格特別是豬肉價格上漲帶動，食品價格上漲占整個物價上漲的80%，剔除食品和能源等非核心因素后的核心CPI僅上漲0.9%。但由于中國居民的恩格爾系數較高，食品價格在中國CPI中的比重約為1/3，而且糧食價格波動是導致CPI波動的主要力量。因此，食品價格的持續上漲高位運行，會增加居民的生活成本，誘發通貨膨脹預期，可能導致成本推進型的通貨膨脹。與此同時，食品價格短期內的上漲，推動各個行業生產成本上升，資源要素價格也存在上漲壓力，會帶來價格總水平一定程度的增加。
二、經濟內外失衡：流動性過剩的成因
一般認為，導致中國流動性過剩的原因在于中國長期的對外貿易順差，外匯儲備激增以及國外熱錢的大量涌入。毋庸置疑，這些都是導致中國流動性過剩的關鍵因素，但深入剖析可以發現，真正造成流動性過剩的原因除了諸多外部失衡因素之外，深層次的原因在于中國經濟的內部失衡，即經濟結構不合理。
（一）直接原因――經濟外部失衡
近年來，在中國對外經濟貿易迅速增長同時，商品進出口不平衡，對外貿易順差較大的問題越來越突出。2003年中國實現貿易順差254億美元；2004年緩慢增加，貿易順差額為321億美元；2005年貿易順差急速增加，達到1 020億美元，比上年增長3倍之多；2006年貿易順差進一步擴大，達1 658億美元（如圖3所示）。
貿易順差擴大帶來的外匯占款增加是形成流動性膨脹問題的直接原因。超過1 000億美元的巨額貿易順差推動外匯儲備大幅增加。2003年末中國外匯儲備達4 032.51億美元；2004年末為6 099.32億美元；2005年增加2 000多億美元，年末為8 188.72億美元；2006年10月份外匯儲備突破萬億美元大關，達到10 096.26億美元，年末增加到10 663.44億美元。⑤
與此同時，在大量貿易順差和人民幣預期升值的作用下，國際資本不斷輸入、大量熱錢涌入中國，產生了與央行投放基礎貨幣相同的效果。目前尚且無法精確測算出究竟有多少熱錢流入中國，但可以推測，2003~2006年，中國外匯儲備新增額為6 630.93億美元，而同期貿易順差額為3 371億美元，占50.8%，也就是說新增加的外匯儲備有大約一半來自于同期貿易順差的貢獻；而同期非貿易順差外匯流入則占到了49.2%，這其中來自外商直接投資的數額為2 439.3億美元，⑥其余估計與熱錢流入有關。由于中國外匯儲備超常增加，中央銀行需要大量投放基礎貨幣以吸收這些外匯，為此央行投入了超過3.6萬億元的基礎貨幣，如按5倍的貨幣乘數計算，則形成18萬億元的廣義貨幣，比同期M2的15萬億元增長額還高出3萬億元。
（二）根本原因――經濟內部失衡
長期對外貿易順差、外匯儲備激增、大量熱錢涌入中國，增加了中國貨幣和資金的流動性。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經濟的外部失衡對本國經濟提出了嚴峻的考驗。但是經濟的內部失衡不容忽視，隱藏在流動性背后的是經濟內部失衡，即國內經濟結構不合理。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國內經濟諸多結構性矛盾導致整個經濟不能良性發展，從而加劇了貨幣和資金的流動性。經濟結構性矛盾表現在很多方面，但引起流動性膨脹主要是國內總需求結構以及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等因素。
1. 總需求結構失衡。中國總需求的結構失衡主要是呈現出高投資、低消費的格局，這種需求結構不利于經濟持續穩定的發展。研究經驗表明，在拉動經濟增長的幾個因素中，消費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最大，消費每增長1個百分點可以帶動GDP增長1.05個百分點，而投資增長1個百分點只能帶動GDP增長0.44個百分點（閻坤，2007）?？梢?，真正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的因素是消費而不是投資，而且消費對經濟增長同樣具有乘數效應。再看中國的實際情況，卻與上述結論相反，2003年最為突出。2003年中國投資對GDP的貢獻率為6.4%，而消費對GDP的貢獻率僅為3.5%，⑦說明這一時期中國經濟增長大部分是靠投資而不是消費拉動的。投資高速增長不可能長期維持，因此依靠投資刺激經濟持續增長的方式也不能長期存在。在經濟總體穩定增長的同時，必須看到需求結構存在的問題。
首先，投資―消費結構失衡體現在國內消費率不斷下降，而投資率卻不斷上升。從2000年開始，中國國內消費率呈現持續下降的趨勢，由2000年的62.3%下降至2006年的50％，達到近年來最低點，而同期國內投資率卻由35.3%上升為42.7%（如圖4所示）。消費水平持續走低的原因在于儲蓄率過高。2006年末城鄉居民儲蓄存款突破16萬億元大關，達到161 587億元，比上年增加14.6%。⑧儲蓄存款的過快增長意味著居民即期消費欲望不足而預期消費支出增加。中國的經濟體制正處于一個轉軌時期，這使得居民更多地面臨著未來收入和支出的不確定性，為了應對未來的這些不確定性支出，大多數居民選擇減少當期消費，這就將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加大居民的未來支出預期，進而迫使居民進行更多的預防性儲蓄，導致儲蓄剛性增長。
其次，投資―消費結構失衡還體現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大大快于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速度。投資的高速增長從2003年開始顯現出來，2006年中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為109 870億元，這一數額2003年為55 567億元，4年間幾乎翻了1倍，2003~2006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分別為27.7%、26.6%、26%和24%，年均增長26%；比較而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速度緩慢，2003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52 516.3億元，2006年為76 410億元，2003~2006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率分別為9.1%、13.3%、12.9%和13.7%，年均增長12.25%，遠遠低于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如圖5所示）。
投資增長會造成新的供給，而新的供給要靠新的消費消化掉。如果沒有消費提供支撐，投資就可能在帶來經濟增長的同時帶來產能閑置、效益低下，最終影響經濟正常發展。因此，要解決投資過高的狀況，主要不是抑制投資的增長，而是要促進消費的增長。
2. 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一個社會要想擁有充足的消費需求必須首先擁有相對均衡的收入分配結構。所以說，中國總需求結構的失衡又是來自于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不合理?，F代社會能夠符合社會穩定和發展要求的收入分配結構應該服從正態分布，也就是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這意味著中等收入者占全社會多數、而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占少數。但是中國目前還沒有形成這樣的一個收入分配結構，相反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還有不斷拉大的趨勢，馬太效應逐步顯現。目前中國的基尼系數已達到0.47，超過國際公認警戒線0.4的水平，可見，中國正在轉變為一個收入差距較大的國家。在世界銀行2005年發展報告中列出數據的120個國家和地區中，由低到高的順序排列，中國的基尼系數位居第85位，已經接近某些社會分化嚴重、經濟增長停滯的拉美和非洲國家的水平。收入分配差距過大不利于擴大消費需求，因為高收入者的消費只占其收入的一小部分，而低收入者卻由于收入不足在消費愿望無法轉化為現實需求，因此差距過大的分配結構不利于全社會消費需求總量增加；另一方面，收入分配狀況惡化對社會公正和公平提出了嚴重的挑戰，將導致社會沖突增加，影響社會穩定，進一步可能制約經濟增長。
三、貨幣政策：治理流動性過剩
（一）貨幣政策的主要實施內容
近年來，中國實施了穩健的貨幣政策，面對流動性膨脹問題，貨幣政策穩健中開始適度從緊。中國人民銀行主要采用三種貨幣政策來解決流動性過剩問題，即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提高利率、向市場發行央行票據。
1. 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為治理流動性膨脹問題，央行頻頻使用存款準備金這一貨幣政策。中國人民銀行2006年3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由7.5%上調至9%，增加1.5個百分點。特別是進入2007年，人民銀行幾乎每月調整一次存款準備金率。截至2007年9月份，7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目前為12.5%，增加3.5個百分點（見表1）。據測算，當存款準備金率每上調0.5個百分點，就能凍結商業銀行資金1 700多億元。⑨這樣，如10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累計達到5個百分點，就能夠凍結商業銀行資金8 500億元，減少商業銀行的可用資金，削弱商業銀行的信貸擴張能力，有利于加強銀行體系流動性管理。
2. 提高存貸款利率。中國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實行了低利率政策，并對利息所得開征20%的個人所得稅，目的是為了刺激消費。然而，該政策非但沒有收到啟動消費的效果，還加劇了投資和消費結構不平衡。低利率影響流動性膨脹的傳導機制是：低利率―高投資―國內產出膨脹―低價出口―對外貿易順差過大―外匯占款―流動性膨脹。所以，提高利率可以緩解流動性膨脹的壓力。為此，央行動用利率貨幣政策平衡內外經濟結構。中國人民銀行繼2007年3月18日、5月19日、7月20日三次加息后，2007年8月22日起又第四次將金融機構存款基準利率上調0.27個百分點，貸款基準利率上調0.18個百分點；2007年9月15日又將金融機構存貸款基準利率上調0.27個百分點，這是央行自2007年以來的第五次加息，其中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由3.60%提高到3.87%，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由7.02%提高到7.29%。
3. 向市場發行央行票據⑩。中央銀行從2003年起運用發行央行票據來收回流動性，主要有以下舉措：一是配合上調存款準備金率政策，保持央行票據發行力度。截至2007年6月末，央行票據余額為3.8萬億元，比上年末增加0.8萬億元；二是適時延長央行票據期限。為緩解央行票據集中到期投放流動性的壓力，重啟3年期央行票據，與3個月期和1年期央行票據相互配合，收回銀行體系多余流動性。2007上半年，3個月期、1年期和3年期的央行票據分別發行6 230億元、12 700億元和7 480億元；三是市場化發行央行票據與定向發行央行票據相結合。在保持市場化發行央行票據力度的同時，央行于2007年3月上旬、5月中旬和7月中旬對部分貸款增長較快、且流動性充裕的商業銀行定向發行3年期央行票據3 030億元，既有效收回了流動性，也對信貸增長較快的機構起到警示作用；四是引導央行票據發行利率適度上行。2007上半年，3個月期、1年期和3年期央行票據發行利率分別上升24個、30個和52個基點，影響市場利率走勢，發揮市場利率調節資金供求關系的作用。
（二）貨幣政策的局限性
1. 就近年來的實際情況而言，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已經成為中國貨幣當局最為看重的常規工具，但這是一種多少有些無奈的選擇。在西方成熟市場，自20世紀90年代起，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已大大降低，一些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國家，如英國、加拿大等，其央行甚至已完全取消法定存款準備金制度。反觀中國的情況，卻是頻頻使用存款準備金率政策以控制銀行體系的流動性。2002年下半年以來，由于國際收支不平衡不斷加劇，截至2005年末，因外匯占款而投放的基礎貨幣已經占到當年基礎貨幣凈投放的326%，這種情況下，央行所能使用的、較為簡便直接的工具只能是存款準備金率。一方面，盡管通過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回收流動性資金的成本最低，但對商業銀行的影響是非常有限的。如前所述，10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累計達5個百分點，凍結商業銀行資金8 500億元，這與商業銀行13.1萬億元的存貸款差額相距甚遠，貨幣政策傳導效果不明顯；另一方面，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對居民儲蓄沒有影響，對改善經濟結構、增加居民消費起不到什么作用。
2. 央行票據工具正在面臨難以為繼的尷尬局面。2003~2006年底，央行票據余額從3 000多億元急劇上升到30 000多億元，如此龐大的規模，發行央行票據，不僅使得財政負擔與日俱增，而且也意味著央行增加了市場上對資金的需求，這無疑加大了央行在貨幣政策操作的兩個主要對象貨幣供應量和利率之間進行協調的難度。同時，發行央行票據的成本高、時限又比較短，最長為3年期，這些票據到期后，再次形成貨幣投放的巨大壓力，流動性將再次回到市場。央行不可能無限期地滾動發行票據，票據到期，市場流動性所帶來的經濟和金融問題就會再現，也正因為如此，央行轉而頻繁使用存款準備金率這一工具。
3. 由于中國利率市場化剛剛起步，利率既不能反映也不能調節資金供求狀況，因此，中國并不適合將利率用作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而是采用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利率政策實際上使貨幣政策于兩難境地：一方面，流動性膨脹意味著貨幣供給多，使利率面臨下降的壓力，低利率不僅刺激了投資，導致投資和消費的失衡，還加劇了生產膨脹。生產膨脹又要求通過擴大出口來實現產品市場均衡，導致貿易順差、增加外匯儲備占款，進一步強化流動性膨脹，形成流動性膨脹和利率下降的惡性循環。另一方面，投資增長過快、經濟過熱和資產泡沫需要通過提高利率加以解決，而利率提高以后又會使貸款需求下降，存貸差進一步擴大，流動性膨脹加劇?？梢姡诮洕鷥韧馐Ш鉅顟B下，不論利率上升還是下降，都會惡化流動性膨脹的狀況，利率政策面臨兩難困境。
此外，有專家認為在目前情況下，緩解流動性膨脹最有效的工具是匯率政策，但是目前央行還不能輕易使用。因為如果人民幣匯率一次提升到位，勞動力、土地、資本、原材料等生產要素的價格將大幅度上漲，企業的成本陡增，對中國企業沖擊太大，對經濟產生不利影響。
流動性膨脹表面是金融領域表現出來的問題，但實際上是整個經濟結構不合理導致的。要解決流動性過剩問題，不應該僅僅從銀行體系這個角度來考慮，而應該從整個宏觀經濟平衡這個更為廣泛的視角去分析和研究。這意味著僅僅依靠貨幣當局，沿用現有的貨幣政策手段來應對流動性膨脹，難以根治問題，貨幣政策難以保持穩定性和持續性。這就要求政府同時運用財政政策配合貨幣政策，雙管齊下，從根本上解決流動性過剩問題。
四、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
流動性膨脹是中國當前經濟中的突出矛盾，這一矛盾的存在，是容易導致中國經濟由偏快轉向過熱的一個重要內在因素。因此，當前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是要把遏制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控制通貨膨脹壓力。作為政府宏觀調控的兩大政策工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都是促進經濟穩定發展，但兩者在諸多方面存在差異。特別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調節功能有所不同，財政政策的調節功能更多地表現在結構調整和資源配置方面；而貨幣政策的調節功能主要表現在調控社會需求總量上。這一特征差異，決定在當前中國經濟結構失衡的情況下，要更加注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解決經濟結構性失衡的關鍵在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推動經濟結構性調整，實現國民經濟中儲蓄、消費、投資等宏觀比例關系的協調與均衡，促使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向消費與投資、內需與外需協調拉動轉變，這也是從根本上緩解流動性偏多、促進國際收支趨于平衡問題的途徑。從整體上講，這一階段中國宏觀經濟政策是“雙穩健”的政策，即同時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穩健的財政政策核心在于調整經濟結構失衡問題，緩解流動性膨脹除了運用貨幣政策之外，必須配合以財政政策，擴大消費需求、建立消費主導的良性經濟發展模式，是應對流動性膨脹的治本之策。
（一）調整公共支出結構
從2004年開始中國財政政策開始轉型，當年減少國債發行額400億元，財政赤字比上年減少844.28億元，這表明積極財政政策開始淡出，取而代之的是穩健的財政政策。政府開始從總量調控轉向結構性調整，并致力于建設公共財政體制。公共財政體制的重點之一是對財政支出范圍作出限定，同時優化公共支出結構。中國目前已經建立了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公共財政支出格局。但是，應該看到中國政府職能在諸多地方存在著“越位”和“缺位”的現象，這必然導致財政支出范圍和結構含糊不清。例如經濟建設費用，在整個財政支出中的比重雖下降，但很多支出仍然屬于競爭性的建設性支出；社會文教費用的增加，只是數量的變化，沒有發生質的改變，政府在公共衛生、社會保障、基礎教育方面的投入力度仍然不足。政府在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勞務方面的職責缺失，使得人們不敢輕易消費，增加儲蓄以應對不時之需。因此，中國需求結構以及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失衡在很大程度上來自財政支出結構的不合理。
面對如此局面，財政支出要進一步進行結構性調整。對與經濟過熱有關的、直接用于一般競爭性領域的投入，財政支出要逐步退出；相應地，財政支出應從投資領域轉向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教育等公共產品領域。在社會保障方面，中國社會保障制度依然存在諸多問題，覆蓋面過窄、養老保險基金空賬運行、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嚴重不足等，都與財政投入過少息息相關；在教育方面，財政對教育整體投入嚴重不足，直接后果是城市里的子女教育費用主要由家庭負擔，農村則在很大程度上由農民自己辦教育；這些領域的改革嚴重滯后以及明顯失衡，在短期內向通過增加消費來擴大內需難以獲得顯著效果。而明確政府在提供公產產品和公共勞務中的職責，加大財政投入力度，解決居民消費的后顧之憂，這些都將直接減低國民儲蓄和投資，促進消費，真正改善社會總需求結構、收入分配結構等。
（二）繼續深化稅制改革
近年來，中國對稅制開始進行調整，但都屬于局部的微調。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合并、增值稅轉型、消費稅調整、農業稅的取消、出口退稅制度調整、提高個人所得稅費用扣除額、降低利息所得稅率等都已逐一展開。財政政策利用稅收工具調整經濟結構，特別是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其重點在于所得稅制和財產稅制的改革。
1. 繼續深化個人所得稅改革。針對宏觀經濟形勢以及個人所得稅存在的問題，近期政府從三個方面對個人所得稅實施了部分調整：一是從2006年1月1日起，對個人所得稅工資薪金所得的費用扣除標準進行上調，即由原來的每人每月800元提高到1 600元；二是對個人轉讓居住不滿五年的住房所取得的個人所得征收個人所得稅；三是從2007年8月15日起，對下調利息所得的個人所得稅稅率，由原來的20%下降至5%。這些方面的改革是政府運用個人所得稅財政政策調控經濟的重要手段。提高工資薪金費用扣除標準，是要解決工薪階層成為個人所得稅納稅主體的尷尬局面，真正體現個人所得稅調節收入分配、縮小貧富差距的作用；對個人轉讓住房征收個人所得稅則體現了政府在控制房地產市場中使用的財政政策；降低利息所得稅率，實質上體現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使用，中國同時宣布采取加息和降低利息稅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這“一加一減”將回收流動性膨脹，調節和穩定通脹預期。但應注意到，這些調整都是局部的微調，并沒有觸動個人所得稅制度的根基，舊的個人所得稅法所暴露出來的問題，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個人所得稅的改革不應僅僅關注費用扣除額、稅率等這樣的技術問題，應當對其整個體制進行全面的改革。首先要改變稅制模式，由分類課征模式逐漸改為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課征模式，分類所得稅制模式不利于社會公平的實現，不符合稅收量能負擔原則；而綜合所得稅制模式稅基寬，因此可以達到調節納稅人之間稅收負擔的目的，并實現一定程度上的縱向再分配。建立一個更科學更合理的稅制模式，是合理調節個人收入分配、改善國民收入結構的基本前提。其次，在確定稅制模式之后，就要對稅制結構進行改革，如科學界定應稅收入、簡化稅率水平、費用扣除額實行“指數化”等等。
2.省略/~yangdy/data/link2.htm.2007年5月22日。
②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6）。
③2007年上證綜指和深證成指最高點為2007年8月以來的最高值。
④數據來源：stats.省略。
⑤數據來源：sate.省略。
⑥數據來源：2003~2005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06）、2006年數據來自《2006年統計公報》。
⑦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6）》。
⑧數據來源：中國人民銀行2006年第四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
⑨田俊榮：《貨幣政策為何頻頻亮劍？流動性膨脹仍較為突出》，《人民日報》，2007年8月13日。
⑩此部分內容主要參考中國人民銀行2007年第二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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