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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主體范文1
對一個國家來講，它的宏觀經濟目標包括促進經濟增長，維持物價穩定，降低失業率和促進國際收支平衡。為了實現這些目標，政府在宏觀經濟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無論是出于協調本國經濟發展的需要還是出于穩定物價、擴大就業的需要以及參與國際競爭、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需要，政府干預經濟或參與經濟在世界大多數國家早已成為現實。
一、政府在宏觀經濟中的作用
市場經濟自發性、盲目性與滯后性的天然缺陷使市場失靈在所難免。高效的政府調控是市場正常運作的必要保障。因而，現代市場經濟應該是市場調節與政府宏觀調控有機結合的經濟。
政府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其宏觀政策的選擇與應用上。宏觀經濟政策是指國家或政府為了增進整個社會的經濟福利、改進國民經濟的運行狀況、達到一定的政策目標，而有意識、有計劃地運用一定的政策工具來制定解決經濟問題的指導原則和措施。宏觀經濟政策包括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及收入分配政策和對外經濟政策等。
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一）財政政策
1.財政政策的含義
財政政策是政府為了達到一定的宏觀調控目標，對稅收、政府購買、政府轉移支付進行調整以影響總需求，進而影響國民收入和產出的政策措施。財政政策包括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緊縮性的財政政策。簡單地說，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是增支減收，緊縮性的財政政策是增收減支。
2.財政政策的傳導機制
以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為例，它發揮作用的傳導過程是：當政府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時，可以通過減稅，增加政府支出（如增加政府購買或增加轉移支付），以及增加投資津貼來實現。假設增加政府購買，政府購買作為總支出的一部分，增加了總支出（Y = C+I+G+X-M， G，Y）；而當產品市場均衡時，總收入應該等于總支出，由此，總收入也增加。因此，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可以引起國民收入增加。而政策實施同時也會產生反作用：當國民收入增加時，人們對貨幣的交易預防需求隨之增加，在貨幣市場均衡的條件下，投機需求就必須減少，而投機需求與利率是負相關的關系，因此利率上升；利率作為投資的成本，導致私人投資下降；而私人投資作為總支出的一部分，帶動總支出的減少，從而引起國民收入的下降（G， L=k*Y-h*i， Y， L，i，I，Y）。政府購買增加導致私人投資減少的作用，在經濟學中被稱為“擠出效應”。同理，政府運用另外兩個工具，即稅收和轉移支付，其變化會引起個人可支配收入的變化，從而影響消費，而消費作為總支出的一部分又影響了整個支出與收入。當然它們在實施的過程中同樣具有一定的反作用，而反作用程度的大小直接影響財政政策的實施效果。
3.財政政策的決定因素與實施效果
財政政策的決定因素與IS和LM線密切相關。在IS線斜率不變的情況下，LM線越平緩，財政政策越明顯；反之，LM線越陡峭，財政政策越不明顯。在LM線斜率不變的情況下，IS線越平緩，財政政策越不明顯；反之，IS線越陡峭，財政政策越明顯。而在特殊情況下，在古典主義極端情形下（長期，LM線為豎直的直線時），財政政策完全無效；在凱恩斯主義極端情形下（短期，LM線為水平的直線時），財政政策完全有效。
擠出效應也是影響財政政策的因素之一。當擠出效應效果大時，貨幣政策不明顯；擠出效應小，則效果明顯。擠出效應體現在圖形上就是IS與LM線的斜率，IS線平緩，LM線陡峭，代表著較為顯著的擠出效應。因而擠出效應對財政政策效果的影響在本質上仍可歸結為IS和LM線的問題。
（二）貨幣政策
1.貨幣政策的含義。貨幣政策是政府為達到一定的宏觀調控目標，通過中央銀行對貨幣供給量進行調整來改變利率，進而影響國民收入與產出的政策措施。貨幣政策也分為兩種：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緊縮性的貨幣政策。簡單地說，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是增加貨幣供給量（放松銀根），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是減少貨幣供給量（緊縮銀根）。具體實施時，央行可以通過調整（再）貼現率，調整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以及公開市場操作來實現。
2.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以擴張性的貨幣政策為例，貨幣政策對國民收入的傳導作用是：當央行擴大貨幣供給量，利率就會隨之下降，以利率為成本的投資便會增長，從而拉動總支出，使總收入增加（Ms，i，I，Y）。與財政政策相似，貨幣政策的實施同樣具有反作用：貨幣供給量的增加導致人們手中的錢增多，從而交易預防需求增加，交易預防需求與收入是正相關的，因此貨幣需求也增加，貨幣需求的增加，又使得利率上升，利率的上升導致私人投資下降，私人投資作為總支出的一部分，帶動總之出的減少，從而引起國民收入的下降（L= k*Y-h*i，L，i，I，Y）。
3.貨幣政策的決定因素與實施效果
貨幣政策的決定因素同樣取決于IS與LM線。在IS線斜率不變的情況下，LM線越平緩，貨幣政策越不明顯；反之，LM線越陡峭，貨幣政策越明顯。在LM線斜率不變的情況下，IS線越平緩，貨幣政策越明顯；反之，IS線越陡峭，貨幣政策越不明顯。而在特殊情況下，在古典主義極端情形下（長期，IS線為水平的直線時），貨幣政策完全有效；在凱恩斯主義極端情形下（短期，IS線為豎直的直線時），貨幣政策完全無效。
綜上，從直觀角度講，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實施的效果與IS線及LM線的斜率密切相關。一般情況下，若一國IS曲線比較陡峭，而LM曲線比較平坦，則財政政策效果好；若IS曲線平坦，而LM曲線陡峭，則貨幣政策效果好。
三、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執行過程中產生的一些實踐性的問題
總的來說，我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實施在宏觀經濟的調控中取得了較好的效果，然而在執行過程中還是存在一些實踐性問題：
1.執行政策的時機問題。從理論上講，執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應該“逆經濟風向行事”，即在經濟低迷時一般執行擴張性的政策，在經濟過熱時實施緊縮性的政策。而實際執行過程中，即前面所述的傳導過程，在實際經濟中真正發揮作用是需要時間的。也就是說，從政府意識到經濟中存在的問題到制定政策再到實施政策及政策發揮效果，其間存在時滯。每個國家都有經濟低谷與高峰交替的經濟周期現象，如果在經濟低谷時執行了擴張性的政策，而政策時滯時間長，經濟已經向高峰邁進的時候才充分發揮作用，那么擴張性的政策將推動經濟的過熱，這違背了政策實施的初衷。因此，準確地預測好時滯，把握好政策實行的時機，非常重要。
2.執行政策的綜合運用問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綜合運用往往可以達到更好的效果。然而在實際操作中，不可避免的會出現過度使用其中一種而忽略另一種的作用。如片面強調財政政策，通過過多的政府支出來調節經濟，忽視相應的貨幣政策的運用，往往會造成人為的經濟失衡。
3.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實施的微觀基礎不夠健全。經濟結構不合理，導致政策的傳導機制的作用發揮緩慢，政策的不確定性比較大。
4.金融市場不夠健全，利率機制的調節作用有限。由于金融市場的不完善，監管水平低，政策的實施效果有時會大打折扣。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其他因素影響政策的實施效果，如貨幣政策效果會因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化而變化，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難以避免等。
四、提高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效果的建議
1.政府盡可能的提高決策的效率，減少各環節占用的時間，盡量減少時滯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負面影響，提高經濟調控的效果。
2.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有機結合起來。這樣更有助于發揮政府對宏觀經濟調控的有效性，僅依靠其中之一是不全面的。比如，在一般蕭條的時候，政府會使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如增加政府購買或減稅來增加國民可支配收入，拉動經濟，同時會采取較為溫和的貨幣政策甚至是緊縮的貨幣政策來防止政府拉動經濟可能帶來的通脹。
3.改善微觀基礎。健康的微觀經濟主體能夠減少政策實施的不確定性，使政策效果更為充分地發揮。因此，要提高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果，就必須重視和充分發揮企業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建立起與市場經濟體制相容的微觀運行機制，強化它作為市場主體的性質和功能。同時要優化經濟結構，無論對于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而言，其效應的形成機理都是在一定經濟結構內，通過最初政策變量的改變與其他變量的相互作用而產生的。如果經濟結構不合理，即使是適當的財政、貨幣政策也不能發揮應有的效果。因此，要促進傳統部門的產品升級換代，促進新興產業部門的發展，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4. 完善金融市場。金融市場是貨幣政策以及政策傳導和發生作用的重要條件，培育健全的金融市場，是實施有效地財政、貨幣政策的前提和內容之一。在前面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實施的傳導機制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貨幣市場上諸多因素如利率等對于政策實施效果有著顯著影響。完善金融市場，逐步實現市場化的利率機制，讓利率真正成為資金的“價格”，充分發揮調節作用，對于財政和貨幣政策的有效實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時，要注重開發金融產品，鼓勵和引導各種金融機構進行產品創新和有利市場化改革方向的制度創新，提高金融市場監管水平，使金融市場向著完善、穩定的方向發展，保障政策實施的健康環境。
5. 提高、刺激消費的有效性。財政政策的實施中，消費作為總支出的一部分拉動國民收入的作用不容小覷，要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就要使刺激消費的作用更加充分。而人們最終是否會增加消費，取決于消費能力和消費傾向。因此，要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來增加他們的消費能力，高收入階層的消費傾向，這些是加強消費刺激作用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要健全社會保障制度。當前，城鎮居民消費傾向偏低，儲蓄傾向偏高，與我國教育、醫療、養老、失業扶助、貧困救濟以及住房制度改革都有密切關系。人們緊縮即期消費，為未來儲蓄，是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滯后造成的結果。必須加快建設社會保障制度，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框架，建立和完善公共教育、公共衛生醫療、就業扶助、貧困救濟和養老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提高政府對這些方面的支持力度，擴大城鄉居民的受益范圍，消除消費者的后顧之憂，這樣才會有更多的資金流入消費領域。
總之，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之中，人類選擇了市場，但市場機制的發展必然以高效的政府管理為依托。政府在宏觀經濟中的作用是舉足輕重的，必須要引起各國的高度重視與思考。
參考文獻：
[1]曼昆，《經濟學原理》第三版，機械工業出版社，2003年版。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主體范文2
【關鍵詞】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財政支出 擴張 協調配合
一 問題的提出
財政支出的擴張在中國是一個長期趨勢，如何把握好擴張度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面對歐債危機、世界實體經濟衰退和國內經濟下行壓力，我國政府在2012年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手段。面對如何把握財政支出擴張“度”的難題，有必要從全局著眼，從政府政策手段綜合平衡協調的角度去考慮財政支出擴張性。財政支出擴張到什么程度，必須充分考慮貨幣政策手段運用到什么程度，必須充分認識貨幣手段的主觀目標和客觀效應對財政支出擴張的影響程度，并基于此，來把握財政支出擴張度。
二 財政政策不是孤立的，應與貨幣政策相互協調配合
由于我國本輪經濟的收縮期與世界經濟的收縮期疊加在一起，又由于金融危機的作用導致了收縮的時間延長和幅度加大。使得當前我國面臨的經濟問題既有短期性的，又有中長期性的；既有總量方面的，又有結構方面的。面對現實問題的復雜性及政策傳導機制的局限性，很顯然，只采用一項經濟政策絕不可能實現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項經濟政策都難以獨立承擔起推進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重任。同時，不同的經濟政策，其目標和實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又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存在著某些矛盾。在綜合運用各項經濟政策時，需要處理好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使各項政策之間相互協調，才能夠治理中國經濟中存在的各種問題，達到既治標又治本，使中國經濟運行實現良性循環的目的。
1．在儲蓄動員方面，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
一個國家的財政支出擴張和貨幣供給擴張是有內在協調性的。財政支出擴張刺激需求，擴張有兩個途徑：一是通過發債實現儲蓄動員；二是向中央銀行借款，轉而投入實體經濟，增加總需求。貨幣供給擴張刺激需求，擴張也有兩個途徑：一是增發基礎貨幣，二是通過降低利率實現儲蓄動員，增加派生貨幣。顯然，從結構角度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有著此消彼長的關系。特別是在儲蓄動員方面，在儲蓄規模既定的條件下，兩者的效應不可能同步、同等程度實現。同時啟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兩者都在“爭奪”儲蓄資源，都有可能引起基礎貨幣供給擴張。在增發貨幣方面，理論上講，兩者可以同等程度放大，但問題是誰也無法承受由此引發的通貨膨脹。因此，貨幣供給的擴張會對財政支出擴張客觀上起到限制作用。貸款增長幅度反映的是間接融資的儲蓄動員效應的放大程度?，F在我國的儲蓄動員由于股票市場低迷、嚴控企業債券發行，起主導作用且操作簡便的就是銀行信用擴張。對財政來說，貸款增長會壓縮國債發行空間。對高利潤追求的本性使得機構投資者不會過多持有國債，銀行當然也樂于放款。所以，不能認為財政擴張支出時發行國債沒有硬障礙。而且，貨幣供給擴張時，資本市場會被激活，大量資金會流入證券市場，特別是股票市場。另外，近年來我國居民消費資金來源結構已發生變化，消費信貸成為居民重大支出的資金來源。從今后趨勢看，房價如果下調，購房者會借低利率之機介入房市，此時，房貸規模自然膨脹。這些因素，實際上都是儲蓄動員，當然會壓縮國債發行的空間，也會抬高國債發行成本。
因此，在全面啟動增長上，貨幣政策顯然有作用空間。貨幣政策的切入點是直接刺激市場投資需求，而市場主體積極性的強化是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在貨幣供給擴張過程中，調低利率、放松貸款限制的直接效應是限制財政支出擴張。
2．財政政策具有結構特征，貨幣政策具有總量特征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都能對總量和結構進行調節，但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更強調資源配置的優化和經濟結構的調整，有結構特征。而貨幣政策的重點是調節社會需求總量，具有總量特征。只有財政和貨幣兩種手段都充分發揮各自優勢，相互協調配合，才能把政府配置資源和市場配置資源結合起來，做到在有效刺激需求的同時兼顧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目標的實現。
財政政策通過變動收入和支出來調節經濟結構。由于稅負及支出規模的調整涉及面廣，政策性強，直接關系到國家的財政分配關系，并受國家財力的限制。因此，財政赤字或結余都不能太大，這使得財政政策對需求總量調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相反，財政政策對社會供求結構的調整作用要大得多。市場機制可實現經濟資源的最優配置，但要付出一定的代價。為了減少資源浪費，需要政府運用財政政策進行干預。財政政策對經濟結構的調節主要表現在：通過擴大或減少對某行業的財政投入，來“鼓勵”或“抑制”該行業的發展。即使在支出總量不變的條件下，政府也可通過差別稅率和收入政策，直接對某行業進行“扶持”或“限制”，從而達到優化資源配置和調節經濟結構的效果。
貨幣政策擴張的優勢在于既可充分調動存量貨幣，又可直接增發基礎貨幣，這對投資和消費的擴張具有無可比擬的誘惑性。其本質上是把更多的儲蓄吸收過來注入到實體經濟，反過來又使貨幣供應量按乘數效應增加。從總需求擴張誘導的角度看，利率下調對投資主體和消費主體的吸引力最強。我國現行制度基本不允許實施財政貸款，財政對投資的支持，要么是無償撥款，要么是貼息，但這兩者資金額都比較小，而且不可能大幅擴張，因為財政支出主要是保公共產品供給。貨幣供給擴張恰好打消了人們對財政資金的期望。現在刺激總需求，從引導全社會投資和消費角度看，沖擊力最大的還是貨幣供給擴張。但貨幣政策調節社會供求結構和國民經濟比例關系方面的作用相對有限。中央銀行運用法定準備金率、再貼現率、利率、信貸規模、公開市場業務等各種工具來增加或減少貨幣供應量，從而達到調節社會總需求?？墒?，因為銀行信貸資金是追求盈利的，其在帶動資源配置方面要體現市場原則的基本要求，政府不能指望信貸資金能直接按照政府宏觀調控的目標投入預期收益率低的產業，特別是公共產品產業。如果真有銀行信貸資金做到了這一點，則其背后往往有財政的支持。
為了更好地解決社會經濟結構矛盾和總量矛盾，必須根據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目標的側重點不同，要求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財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經濟結構，間接作用于經濟總量；貨幣政策直接作用于經濟總量，間接作用于經濟結構。
從財政政策調節看，對總供給的調節首先反映為社會經濟結構的調節，如財政運用稅收、貼息和投資政策，引導貨幣流向新興產業和瓶頸產業，優化產業結構；對總需求的調節主要通過擴大或縮小財政支出，以結構調節為前提，以刺激和抑制社會總需求。貨幣政策對社會總需求的調節主要是通過中央銀行投放貨幣和再貸款等手段控制基礎貨幣量，通過準備金率和再貼現率等控制基礎貨幣乘數，以有效控制社會總需求。同時，中央銀行在控制社會總需求的基礎上也會對社會經濟結構產生一定的調節作用。
一般來說，運用財政政策啟動經濟較為直接、迅速，對推動經濟增長的作用較為明顯，往往起的立竿見影的效果，適用于公共性和難以取得直接回報的項目。貨幣政策需要通過商業銀行以及整個金融體系間接作用于社會，其效果的顯現通常存在著一定的時滯，適用于那些在比較短時間內能夠得到直接回報的項目。同時，為提高國際競爭力所需的技術改造和為解決就業所需的量大面廣的中小企業的發展， 主要不能靠財政手段，而要更多地依靠信貸手段的支持?；A設施建設視其回報情況的不同，有的可用財政手段來啟動，有的也可吸收非財政性的資金，包括信貸資金來實施。正因為財政手段與貨幣手段各有長短，所以兩者必須緊密配合，在實現社會供需總量平衡的前提下，加快社會供需結構的優化和升級。這樣才能相互揚長避短，共同促進社會經濟全面協調穩定發展。
三 結論
財政政策不是孤立的，我們應注意避免財政政策在作用的發揮上與貨幣政策發生沖突、相互抵銷。財政支出擴張究竟應該到什么程度，要受多種因素約束，可以把握的原則是讓財政政策在貨幣政策作用不足的領域內發揮獨特作用。當貨幣政策已發揮出刺激需求作用時，可考慮壓低財政支出擴張度。
參考文獻
［1］李超.財政與我國金融穩定關系初探［J］.中國行政管理，2011（10）
［2］李.財政赤字觀和美國政府債務的分析［J］.經濟學動態，2011（9）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主體范文3
財政支出的擴張在中國是一個長期趨勢,如何把握好擴張度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面對歐債危機、世界實體經濟衰退和國內經濟下行壓力,我國政府在2012年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手段。面對如何把握財政支出擴張“度”的難題,有必要從全局著眼,從政府政策手段綜合平衡協調的角度去考慮財政支出擴張性。財政支出擴張到什么程度,必須充分考慮貨幣政策手段運用到什么程度,必須充分認識貨幣手段的主觀目標和客觀效應對財政支出擴張的影響程度,并基于此,來把握財政支出擴張度。
二 財政政策不是孤立的,應與貨幣政策相互協調配合
由于我國本輪經濟的收縮期與世界經濟的收縮期疊加在一起,又由于金融危機的作用導致了收縮的時間延長和幅度加大。使得當前我國面臨的經濟問題既有短期性的,又有中長期性的;既有總量方面的,又有結構方面的。面對現實問題的復雜性及政策傳導機制的局限性,很顯然,只采用一項經濟政策絕不可能實現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項經濟政策都難以獨立承擔起推進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重任。同時,不同的經濟政策,其目標和實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又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存在著某些矛盾。在綜合運用各項經濟政策時,需要處理好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使各項政策之間相互協調,才能夠治理中國經濟中存在的各種問題,達到既治標又治本,使中國經濟運行實現良性循環的目的。
1.在儲蓄動員方面,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
一個國家的財政支出擴張和貨幣供給擴張是有內在協調性的。財政支出擴張刺激需求,擴張有兩個途徑:一是通過發債實現儲蓄動員;二是向中央借款,轉而投入實體經濟,增加總需求。貨幣供給擴張刺激需求,擴張也有兩個途徑:一是增發基礎貨幣,二是通過降低利率實現儲蓄動員,增加派生貨幣。顯然,從結構角度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有著此消彼長的關系。特別是在儲蓄動員方面,在儲蓄規模既定的條件下,兩者的效應不可能同步、同等程度實現。同時啟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兩者都在“爭奪”儲蓄資源,都有可能引起基礎貨幣供給擴張。在增發貨幣方面,理論上講,兩者可以同等程度放大,但問題是誰也無法承受由此引發的通貨膨脹。因此,貨幣供給的擴張會對財政支出擴張客觀上起到限制作用。貸款增長幅度反映的是間接融資的儲蓄動員效應的放大程度。現在我國的儲蓄動員由于股票市場低迷、嚴控企業發行,起主導作用且操作簡便的就是銀行信用擴張。對財政來說,貸款增長會壓縮國債發行空間。對高利潤追求的本性使得機構投資者不會過多持有國債,銀行當然也樂于放款。所以,不能認為財政擴張支出時發行國債沒有硬障礙。而且,貨幣供給擴張時,資本市場會被激活,大量資金會流入市場,特別是股票市場。另外,近年來我國居民資金來源結構已發生變化,消費信貸成為居民重大支出的資金來源。從今后趨勢看,房價如果下調,購房者會借低利率之機介入房市,此時,房貸規模自然膨脹。這些因素,實際上都是儲蓄動員,當然會壓縮國債發行的空間,也會抬高國債發行成本。
因此,在全面啟動增長上,貨幣政策顯然有作用空間。貨幣政策的切入點是直接刺激市場投資需求,而市場主體積極性的強化是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在貨幣供給擴張過程中,調低利率、放松貸款限制的直接效應是限制財政支出擴張。
2.財政政策具有結構特征,貨幣政策具有總量特征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都能對總量和結構進行調節,但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更強調資源配置的優化和經濟結構的調整,有結構特征。而貨幣政策的重點是調節社會需求總量,具有總量特征。只有財政和貨幣兩種手段都充分發揮各自優勢,相互協調配合,才能把政府配置資源和市場配置資源結合起來,做到在有效刺激需求的同時兼顧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目標的實現。
財政政策通過變動收入和支出來調節經濟結構。由于稅負及支出規模的調整涉及面廣,政策性強,直接關系到國家的財政分配關系,并受國家財力的限制。因此,財政赤字或結余都不能太大,這使得財政政策對需求總量調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相反,財政政策對社會供求結構的調整作用要大得多。市場機制可實現經濟資源的最優配置,但要付出一定的代價。為了減少資源浪費,需要政府運用財政政策進行干預。財政政策對經濟結構的調節主要表現在:通過擴大或減少對某行業的財政投入,來“鼓勵”或“抑制”該行業的發展。即使在支出總量不變的條件下,政府也可通過差別稅率和收入政策,直接對某行業進行“扶持”或“限制”,從而達到優化資源配置和調節經濟結構的效果。
貨幣政策擴張的優勢在于既可充分調動存量貨幣,又可直接增發基礎貨幣,這對投資和消費的擴張具有無可比擬的誘惑性。其本質上是把更多的儲蓄吸收過來注入到實體經濟,反過來又使貨幣供應量按乘數效應增加。從總需求擴張誘導的角度看,利率下調對投資主體和消費主體的吸引力最強。我國現行制度基本不允許實施財政貸款,財政對投資的支持,要么是無償撥款,要么是貼息,但這兩者資金額都比較小,而且不可能大幅擴張,因為財政支出主要是保公共產品供給。貨幣供給擴張恰好打消了人們對財政資金的期望?，F在刺激總需求,從引導全社會投資和消費角度看,沖擊力最大的還是貨幣供給擴張。但貨幣政策調節社會供求結構和國民經濟比例關系方面的作用相對有限。中央銀行運用法定準備金率、再貼現率、利率、信貸規模、公開市場業務等各種工具來增加或減少貨幣供應量,從而達到調節社會總需求。可是,因為銀行信貸資金是追求盈利的,其在帶動資源配置方面要體現市場原則的基本要求,政府不能指望信貸資金能直接按照政府宏觀調控的目標投入預期收益率低的產業,特別是公共產品產業。如果真有銀行信貸資金做到了這一點,則其背后往往有財政的支持。
為了更好地解決社會經濟結構矛盾和總量矛盾,必須根據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目標的側重點不同,要求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財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經濟結構,間接作用于經濟總量;貨幣政策直接作用于經濟總量,間接作用于經濟結構。
從財政政策調節看,對總供給的調節首先反映為社會經濟結構的調節,如財政運用稅收、貼息和投資政策,引導貨幣流向新興產業和瓶頸產業,優化產業結構;對總需求的調節主要通過擴大或縮小財政支出,以結構調節為前提,以刺激和抑制社會總需求。貨幣政策對社會總需求的調節主要是通過中央銀行投放貨幣和再貸款等手段控制基礎貨幣量,通過準備金率和再貼現率等控制基礎貨幣乘數,以有效控制社會總需求。同時,中央銀行在控制社會總需求的基礎上也會對社會經濟結構產生一定的調節作用。
一般來說,運用財政政策啟動經濟較為直接、迅速,對推動經濟增長的作用較為明顯,往往起的立竿見影的效果,適用于公共性和難以取得直接回報的項目。貨幣政策需要通過商業銀行以及整個金融體系間接作用于社會,其效果的顯現通常存在著一定的時滯,適用于那些在比較短時間內能夠得到直接回報的項目。同時,為提高國際競爭力所需的技術改造和為解決所需的量大面廣的中小企業的發展, 主要不能靠財政手段,而要更多地依靠信貸手段的支持?；A設施建設視其回報情況的不同,有的可用財政手段來啟動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主體范文4
關鍵詞：通貨膨脹；財政政策；貨幣政策
中圖分類號：F015文獻標識碼：A
2007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華爾街風暴，演變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機，世界主要經濟體為促進經濟復蘇，紛紛采取了包括金融救助方案、擴張性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以及推行各種產業促進政策在內的一系列應對措施。這些措施對市場信心的恢復和加速經濟回暖能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否會同時帶來通貨膨脹的問題，成為各國關注的焦點，本文嘗試從貨幣數量方程出發，對此問題做一些研究。
一、通貨膨脹有關概念
通貨膨脹是指在紙幣流通的條件下，貨幣供給大于貨幣實際需求，也即現實購買力大于產出供給導致貨幣貶值而引起的價格水平的持續上漲。用通貨膨脹率來度量，通貨膨脹率就是物價水平上升的百分比。
貨幣數量方程＝＋－，其中是貨幣數量的變化率，是流通速度的變化率，是產出的增長率，是價格的變化率，也即通貨膨脹率。在上述各因素中，完全由中央銀行決定，取決于生產函數的技術進步速度和投入要素的增長速度，由社會制度和技術因素決定。
由方程可以看出，決定經濟通貨膨脹率的因素有三個：（1）貨幣供給的增長率；（2）貨幣流通速度的增長率；（3）實際GDP的增長率。
二、宏觀經濟政策
通貨膨脹被普遍視為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是各國政府經濟工作的主要任務。為應對通貨膨脹，可采用宏觀經濟政策，包括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財政政策是利用政府支出和稅收來消除通貨膨脹缺口和通貨緊縮缺口，以保持經濟穩定的政策。財政政策劃分為擴張性財政政策、緊縮性財政政策和中性財政政策，是根據財政政策調節國民經濟總量和結構中的不同功能來劃分的。
財政政策的內容包括：社會總產品、國民收入分配政策、預算收支政策、稅收政策、財政投資政策、財政補貼政策、國債政策、預算外資金收支政策等。
貨幣政策是中央銀行為實現既定的經濟目標，運用各種工具調節貨幣供給和利率，影響利息率及經濟中的信貸供應程度來間接影響總需求，進而影響宏觀經濟的方針和措施的總和。
運用貨幣政策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有7個方面：控制貨幣發行、控制和調節對政府的貸款、推行公開市場業務、改變存款準備金率、調整再貼現率、選擇性信用管制、直接信用管制。
三、金融危機下的各國經濟政策評述
2007年美國的次貸危機引發了一場嚴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機，為應對突如其來的經濟下滑和危機，各國均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以阻止經濟的下滑，促進經濟復蘇。
（一）擴張型的財政政策。各國的經濟刺激方案包括減稅、增加公共投資等內容。
在美國，繼布什政府出臺1，680億美元減稅方案后，奧巴馬政府又通過了總額為7，870億美元的美國復蘇與再投資方案。在刺激方案當中，減稅約占35%。奧巴馬經濟刺激方案中的公共投資和公共支出項目，有著短期和長期雙重戰略目的。一方面是盡可能地在短期內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防止經濟進一步下滑；另一方面是為未來的增長奠定基礎，有智力、技術和社會穩定方面的保障。
歐洲的財政刺激措施，主要包括增加政府投資、減稅、對弱勢群體的補貼等三個方面。英國的方案主要以減稅為主，其他國家的方案則基本為綜合方案。歐盟各國均增加了對基礎設施投資的支持。
日本在保增長方面主要依靠財政政策。從2008年8月到2009年4月，日本共出臺了四項經濟刺激計劃，計劃支出規模達75萬億日元，占GDP的5%左右。這些支出主要用于：向全國家庭發放2萬億日元的補貼、通過政府擔保幫助中小企業獲得貸款、高速鐵路建設工程、學校建筑防震、環境保護、兒童和老人護理等社會福利計劃。
在中國，大規模增加政府支出，擴大內需。中國政府推出了以財政支出帶動社會投資、總額4萬億元的兩年計劃，規模相當于2007年中國GDP的16%，主要投向保障性安居工程、農村民生工程、鐵路交通等基礎設施以及社會事業、生態環保建設和地震災后恢復重建。中國政府還推出了大規模的減稅計劃，一年可減輕企業和居民負擔約5，000億元。
就其作用來說，短期內采取擴張型的財政政策有利于保增長、促就業、為弱勢群體提供幫助、維持社會穩定。從長期來看，又可以扶持新興產業，加速結構調整，為全社會投資環境的改善，為國民經濟后勁的提高和增強創造良好條件。
（二）寬松的貨幣政策。在金融危機中各國采取的貨幣政策主要有：
1、大幅度降低利率。2008年12月以來，美聯儲宣布將聯邦基金利率長期保持在0～0.25%之間；英格蘭銀行五次下調基準利率350個基點至1%，歐洲央行下調325個基點至2011年5月的1%。2008年10月31日，日本央行決定將銀行間無擔保隔夜拆借利率由現行的0.5%下調至0.3%。
2、通過購買金融資產，繼續向市場注入“流動性”。美國實行的“數量寬松”政策包括為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等提供流動性的TAF（期限拍賣貸款）、PDCF（重要交易商信用貸款），也包括向貨幣市場和資產證券化提供支持的商業票據融資貸款、TALF（期限資產支持證券貸款）等。2009年3月，美聯儲更是破天荒地宣布購買3，000億美元長期國債，將對MBS的購買由5，000億美元增加到1.25萬億美元，以及購買2，000億美元機構債。
英格蘭銀行已經于2009年3月25日開始購買公司債，以啟動一項750億英鎊的數量寬松政策。歐洲央行5月份也開始實行數量寬松的貨幣政策計劃，購買600億歐元的資產擔保債券。
2008年7月份以來，中國人民銀行根據國務院統一決策部署，針對國際金融危機加劇、國內通脹壓力減緩等情況，統籌兼顧，進一步加強對經濟金融運行的監測分析，及時調整金融宏觀調控措施。調減了公開市場對沖力度，連續兩次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三次下調存貸款基準利率，取消了對商業銀行信貸規劃的約束，并引導商業銀行擴大貸款總量。同時，堅持區別對待、有保有壓，引導新增信貸資源向重點領域和經濟薄弱環節傾斜。
就其作用來說，增加貨幣供給量，降低利率，放松信貸控制，提高社會總需求，減少了投資的成本，刺激投資增長和生產的擴大，促使經濟繼續發展。
四、現行經濟政策與通貨膨脹
由貨幣數量方程＝－，我們來分析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積極的財政政策與通貨膨脹是否會發生。
（一）寬松的貨幣政策。寬松的貨幣政策帶來貨幣量的增長，各國通過降低利率、購買金融資產向市場注入大量資金，形成了?薺M的增長。從前面的分析來看，增長的貨幣大部分不是轉化為居民的存款，就是投入了股票債券市場。貨幣數量雖然在增加，但造成的貨幣乘數在下降，代表居民消費的M1雖有所增長，但增長緩慢，商業信貸的增長也沒有明顯改善。從短期來看，寬松的貨幣政策對居民消費和投資的刺激效果甚微；但從長期來看，銀行向市場投放的大量貨幣勢必會引發一系列的問題。
（二）擴張的財政政策
1、公共基礎建設。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投資大，建設周期長，建成后所需維護人員數目少，短期內確實能為社會提供大量的就業崗位，但從長期來看，基礎設施的建設多是政府行為，中、小型企業參與機會不大，對一國GDP增長所起的作用也不明顯，同時由于工作的不穩定，民眾對未來的前景不看好，消費熱情難以得到提高。因此，公共基礎建設只會帶來的緩慢增長。
2、減稅政策。減稅政策在于增加民眾的可支配收入，能夠用于投資和消費，以帶動需求的回升。但由于經濟大環境的影響，一直攀升的失業率和企業利潤的下滑，一些國家尤其發展中國家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相對滯后，民眾對未來預期收入和保障悲觀，通過減稅所得到的收入往往很少能用來投資和消費，大部分又轉化為準備金放入商業銀行，導致居民儲蓄率居高不下和內需增長乏力。如果在長時期內民眾的消費觀念得不到轉變，市場的需求難以得到提高，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又將陷入危機。
3、擠出效應。根據凱恩斯經濟理論，政府作為投資主體，以大規模的財政資金投資于基礎建設，必然排斥經濟主體進入部分具有競爭性的基礎建設項目，抑制了民間投資需求的有效增長；同時，大規模的信貸資金對財政資金的配套，客觀上減少了商業銀行對中、小型企業信貸資金的供應量。占就業主體的中小企業總體由于信貸難以跟上，不僅增加了企業生存的難度，也限制了企業的發展和擴大，在收入沒有明顯增加和預期不明朗的情況下，內需消費很難有新的增長，由此帶來的國家GDP的增長要落后于貨幣供應量的增長，會帶來通貨膨脹的風險。
4、財政赤字。增加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減稅、弱勢群體的保障措施等一系列財政政策需要大量的資金作為后盾，這無疑會給各國政府帶來巨額的財政赤字。從數據來看，美國2009年的財政赤字猛增至1.42萬億美元，中國2009年的財政赤字將增至9，500億元，英國財政赤字也可能達到創紀錄的1，750億英鎊，各國的赤字率或是逼近、或是超過國際上3%的赤字警戒線。為彌補各國不斷增長的巨額財政赤字，政府將不得不通過出售國庫券或政府債券向公眾借錢，或是通過增加貨幣、發行量，造成貨幣數量的增加。過度的融資使大幅提高，在經濟增長率暫時不變的前提下，導致物價水平相應走高，通貨膨脹難以避免。
（三）世界經濟一體化帶來的風險。當今世界的各個經濟體系之間，隨著進出口貿易的不斷加深和擴大，一個國家的經濟政策不僅會影響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同時也受到其他國家的影響和制約，一個國家的貨幣發行量往往也不是本國的銀行能完全決定的。此次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各國采取的應對措施阻止了全球經濟下滑，但由于歐美國家大量投放貨幣加速了美元貶值，對一些出口依賴型國家產生了巨大影響，出口量的減少帶來了經濟的普遍下滑，影響了這些國家GDP的增長，同時內需難以得到很快的提高，依靠內需拉動GDP也暫時難以實現。一邊是國內大量的貨幣供給和國外資金的涌入，一邊是增長緩慢的GDP，不僅會造成通貨膨脹風險的加劇，也會造成全球經濟的失衡。
五、結論
綜合以上分析不難看出，在短期內由于需求的不足，積極的經濟政策所帶來的貨幣供給量的增加和GDP的緩慢增長，能夠穩定全球經濟，雖然貨幣供給量的增長帶來了物價的上漲，但同時也帶來了GDP的增長，因此在兩者相互的作用下，物價不會有太大的變化，暫時不會帶來全球性的通貨膨脹。但隨著經濟形勢好轉，市場信心恢復，投資和需求的大幅增長，持續的擴張型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可能會導致資產泡沫和其他不穩定因素，高漲的和相對穩定的將引發的走高；同時，國際上大宗商品價格的提升最終會反映到各個生產要素上，導致物價大范圍上漲。因此，伴隨著經濟的好轉，通貨膨脹也會隨之而來，各國根據經濟形勢適時對經濟政策進行調整是勢在必然。
（作者單位：華僑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
主要參考文獻：
[1]黃亞鈞.宏觀經濟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主體范文5
關鍵詞：開放經濟；財政金融政策；米德沖突；挑戰
中圖分類號：F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848-2007(06)-0010-07
開放經濟條件下，中國財政金融政策面對多方的挑戰，當前尤其要關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條件在中國是否從完全不具備到逐步具備的問題，畢竟微觀經濟主體對政策變量的靈敏反應和傳導機制的通暢是財政金融政策有效發揮作用的前提。
本文的主要觀點或研究結論為：在多重宏觀政策目標下，米德沖突不可避免，內外平衡目標之間的沖突將成為中國財政金融政策面對的首要挑戰；開放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具有不同的效能和作用區域；時至今日，中國仍不完全具備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條件，利用傳統的分析方法可能會得出錯誤的結論。
一、米德沖突：多重宏觀政策目標下
的國際政治經濟學
在國際社會對近年來全球經濟失衡及其調整尚未達成共識的情況下，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決定將更加復雜化。宏觀經濟政策的決定不僅要考慮內部平衡目標，而且要考慮外部平衡目標，但是這兩個目標常常會發生沖突。另一方面，全球經濟金融一體化的發展使得針對本國國內的政策常常引起其他國家的連鎖反應，從而削弱政策效應的發揮。我們認為，內外平衡目標之間的沖突將成為中國財政金融政策面對的最大挑戰。
(一)在多重宏觀政策目標下，米德沖突不可避免
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米德(J.Meade，1951)在其名著《國際收支》中，以凱恩斯和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論為基礎，研究了一國要同時實現內部均衡(物價穩定與充分就業)和外部均衡(國際收支平衡)，需要什么樣的政策組合的問題。米德認為，一國如果只立足于本國的經濟利益，其經濟政策目標有兩個：內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內部平衡是指通過控制總需求水平而使本國經濟處于充分就業、通貨穩定的狀態。外部平衡是指通過控制總需求水平而使本國的國際收支處于平衡狀態，既沒有逆差也沒有盈余。米德將所有的政策組合分為三種：(1)金融政策，包括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前者是指銀行體系通過提供額外的貨幣供給量以放松資本資金借款條件，或通過限制貨幣供給量以嚴格資本資金借款條件，而促成資本資金借貸條件的變化(米德將此變化稱為利率的變化)，后者是指財政部門為了影響國內總支出，而促成稅率或政府支出額的變化；(2)價格調整政策，這里的價格調整是指貨幣工資率和匯率的調整；(3)直接控制，米德將直接控制分為金融控制、商業控制，對資本流動的控制，對進出口的控制等等。
米德認為，一國可以通過以上三種政策去調節國際收支平衡。金融政策的目的是影響總需求水平，從而影響進口商品需求和出口產品的供給。價格調整政策是通過國內貨幣成本的膨脹或緊縮或者通過匯率調整來影響一國相對于另一國的價格與成本。金融政策和價格調整政策的共同特點是：通過改變兩國間的一般經濟關系以實現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不直接觸及具體的國際收支項目。
為了便于討論，米德將直接控制劃分為金融控制和商業控制。金融控制包括貨幣控制和財政控制。貨幣控制是指外匯管制和多重匯率；財政控制包括國際收支定項目的稅收和補貼。商業控制主要包括數量控制、關稅限額和國家對貿易的壟斷。
假定一國(D國)出現赤字，另一國(s國)出現盈余。米德認為，D國和S國之間的資本流動所產生的影響，取決于兩國的特定經濟政策。資本控制是否有必要，需要考慮不同的政策組合。
在金本位制度下，如果D國的國際收支出現了赤字，在匯率保持不變的情況下，D國的國內總支出將會下降，S國的國內總支出將會增加。當兩國需求彈性的總和大于1時，D國對勞動力的需求不足而s國對勞動力的需求過度將使D國的貨幣工資率、成本和價格的總水平下降，而s國的貨幣工資率、成本和價格總水平將會上升，此時，D國的貿易差額得到了改善。因此在金本位制和匯率不變的情況下，資本的流動通過國內總支出變化引起價格的變化，再引致貿易進出口的變化，從而促使國際收支自動恢復平衡。
如果D國和s國都采取謀求內部平衡的金融政策，那么它們以本國通貨表示的總需求將保持不變。在這種情況下，D國和S國之間的國際收支平衡只能通過匯率的調整來消除。在D國和s國的進口需求彈性大于1的條件下，D國的貨幣貶值會改善它的貿易差額。貿易差額的變化將使D國恢復外部平衡。
米德認為，上述兩種制度，通過價格和收入的調整能夠同時保持兩國的內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因而是“完全的制度”。在“不完全的制度”下，如果沒有某些直接的干預，要同時實現兩國的內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則是不可能的。
米德還特別討論了短期資本突然和大規模地從一種通貨轉變為另一種通貨的情況，也就是所謂的“熱錢”(hot money)問題。在金本位制下，資本如果從D國流向S國，將引起D國的黃金儲備流失到S國。米德認為有三種可供選擇的政策，第一種是D國采取緊縮的政策，使D國的貨幣工資成本向下調整；第二種方法是建立外匯管制制度，以阻止資本從D國向S國流動；第三種方法是D國政府或者D國和S國合作將S國通貨售出，將D國通貨買進。使匯率保持在黃金輸出和輸入點之間。
這三種政策各有利弊。第一種政策需要D國經濟的緊縮，如果價格是剛性的，這種調整不一定有效。緊縮的政策會造成大量的失業。重要的是，D國價格的下降不會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這種政策的可能結果是既沒有影響到D國向S國的資本流動，又會導致D國的經濟衰退。第二種政策可以避免第一種政策的弊端，但是這種辦法的有效實施需要有龐大的官僚機構。第三種政策可以避免上述兩種政策的弊端，但它需要s國當局的充分合作。因為這涉及到S國能否提供給D國足夠的S國通貨。盡管這在技術上是可能的。因此，按照米德的解釋，如果遇到短期的，突發性的資本流動，最好的政策是資本流出國和流入國之間進行合作來消除它們之間國際收支的不平衡，其次是應用外匯管制的方法。萬不得已，才采取犧牲國內經濟的方法，采取緊縮性的政策。
如果資本流出和流人的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D國和S國都采取穩定內部平衡的金融政策，并在兩國貨幣之間實行可變匯率，此時有什么辦法應付D國向S國的資本外流呢?米德認為有三種政策可以采用：(1)讓兩國之間的匯率自由浮動，即D國的
貨幣貶值，S國的貨幣升值；(2)D國實行外匯控制的方法阻止資本外流；(3)D國政府或者D國和s國合作將s國通貨售出，將B國通貨買進，以保持匯率在黃金輸出和輸入點之間。
米德認為，如果D國實行外匯管制來阻止D國到S國的資本流動，可以在貿易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保持它的外部平衡。如果D國不對資本轉移加以限制，而是使用價格調整的方法來保持它的外部平衡，貿易條件發生不利于D國的變動是必然的。
米德指出，除了S國的名義收益高于D國的名義收益會導致資本從D國流向S國外，如果D國對資本或資本收益征收特別重的稅，而S國沒有這樣做，那么D國的居民可能會將他們的財產轉移到S國以避免D國的稅收。即使D國所產生的實際收益高于在S國得到的實際收益時，這種流動仍然也會發生。當存在上述情況時，如果使用外匯管制的方法去限制資本的交易或流動，而又不影響經常性的支付，那么外匯管制的范圍就要擴大到所有的對外支付，否則要想嚴格限制資本流動是不可能的。因此，外匯管制當局將面臨區分資本支付和經常支付的困難。
以上是對米德沖突的理論分析。對日益融入全球經濟的中國來說，宏觀經濟政策同樣會面臨“米德沖突”這樣的兩難選擇。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和中國加入WTO組織時的承諾，資本項目下將會逐漸實現可自由兌換，屆時中央銀行要維持外匯市場上匯率的穩定，就難以根據國內市場的要求實施調控政策。研究表明，1994年以來，中國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出現了三次明顯沖突：1994年至1996年，外匯儲備快速增加和較高的通貨膨脹之間的沖突；1998年外匯儲備增幅快速下降和物價持續下降之間的沖突；1998年至1999年，匯率穩定和本外幣利差倒掛之間的沖突。例如當外匯儲備增幅較快時，貨幣供給量本該相應增加，但由于國內經濟又出現了通貨膨脹，中央銀行不可能繼續擴大貨幣供給助長通貨膨脹的壓力，必須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結果造成內外市場上需要實行兩種相反的貨幣政策，使中央銀行陷入兩難的境地。
(二)內外均衡沖突的形成機制
內外均衡沖突主要有三種形成機制。
1．外部經濟沖擊。包括實物沖擊和金融沖擊兩大類
(1)實物沖擊。由于某些因素造成商品市場的異常變化，導致國際商品貿易、貿易差額和貿易條件發生變化，從而對宏觀經濟運行形成沖擊。傳導的途徑有：首先，與國際市場有著直接聯系的對外經濟部門因受到沖擊而發生變化；其次，與國際市場沒有直接聯系的國內經濟部門，因貿易部門受到沖擊而發生變化；最后，對外經濟部門和國內經濟部門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均衡。在走向新的平衡的調整過程中，內外均衡之間可能會發生矛盾和沖突。實物沖擊的主要類型包括：國際貿易條件變化帶來的貿易條件沖擊；國外收入水平波動帶來的收入沖擊；國際商品市場價格劇烈變化帶來的供給沖擊。
(2)金融沖擊。金融市場的變化導致資產價格和資本流動發生變化，從而對有關國家的國際收支和國內經濟運行產生不利影響。國際資本流動常常把經濟波動從一國傳遞到另一國，其傳遞速度很快，影響范圍更廣。對內外均衡影響巨大的金融沖擊主要有利率沖擊、投機性資本流動沖擊以及自我實現的金融危機預期沖擊等。
2．經濟體內部的自我調整力量
包括：
(1)技術進步。技術進步能夠帶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本國生產能力及競爭能力的增強。技術進步對國內經濟的影響是經濟增長率提高和產出水平增加，但同時會產生通貨膨脹的壓力。技術進步對國外經濟部門的影響則是，通過增強本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促進出口，從而產生本國國際收支順差。于是就會形成米德式的內外均衡沖突。
(2)轉軌過程中的結構性變動。市場取向的改革釋放了過去被壓制的物價上漲壓力，這種因體制改革而產生的結構性通貨膨脹換來了較高的經濟增長率。與此同時，外資因看好國內的市場機會和經濟增長的前景而大量流入，從而形成通貨膨脹、國際收支順差和本國匯率升值并存的局面，造成內外均衡的矛盾。
(3)自發性消費或投資的變動。如果經濟處于內部均衡而經常項目存在逆差的狀態，此時若自發性消費或投資減少，會造成總需求的減少，經濟可能會走向衰退，這就要求政府采取擴張性的財政金融政策刺激經濟恢復，而擴張性財政金融政策會進一步造成經常項目收支的惡化，形成內外均衡的沖突。
(4)消費者偏好的變化。如果經濟處于內部均衡而經常項目處于順差的狀態，這說明消費者的偏好從國外產品轉向了國內產品，于是國內產品的需求增加，進而引起總需求的膨脹，帶來通貨膨脹的壓力，此時要求政府采取緊縮性的財政金融政策進行調整。其結果只會進一步增加經常項目的順差，這顯然不是外部均衡目標所希望達到的目的，經濟又將產生內外均衡的矛盾。
3．國際經濟政策的不協調。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性增強，一國的經濟政策會對他國產生“溢出效應”和連鎖的“反饋效應”。各國的經濟政策均有其各自的特點，對不同的經濟政策目標存在著不同的效應。一些政策工具主要在國內經濟部門發揮作用，一些則主要在外部經濟部門發揮作用，更有不少工具對兩個部門同時發生方向相同或相反的作用。因此，保持政策之間的協調配合非常重要。如果政策之間出現不一致、不協調，就會產生內外均衡目標的沖突。除了“米德沖突”之外，“費爾德斯坦定理”也對政策協調失敗有較好描述。費爾德斯坦通過對20世紀80年代擴張性財政政策對經濟內外均衡影響的分析，得出如下結論：國內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以刺激需求，財政赤字通過國債發行來彌補，造成國內利率水平上升；高利率吸引國外資本流入，造成本國貨幣匯率升值；匯率升值抑制了本國產品出口，導致國際收支出現逆差；國際收支逆差壓制了國內需求，使得財政政策的努力失敗。因此，“費爾德斯坦定理”強調只有財政政策和匯率政策相互協調，才能實現預期的政策目標。
二、開放經濟條件下財政金融政策
的效能與作用區域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包括內部平衡與外部平衡兩部分，因而政府不能仍像封閉經濟條件下單純運用對社會總需求進行調控的政策。為避免內外平衡之間的沖突，開放經濟條件下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必須要有新的思路。
在運用政策搭配以實現內外均衡的方案中，蒙代爾提出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搭配和斯旺提出的支出政策與匯率政策的配合最有影響。蒙代爾認為由于財政政策在協調國內均衡上具有比較優勢，而貨幣政策在協調外部均衡上具有比較優勢，因此政府應當以財政政策調節內部均衡問題，以貨幣政策來調控外部均衡問題。斯旺以支出轉換型政策與支出增減型政策搭配來討論政府對內外均衡的政策協調。斯旺認為政府的支出增減政策可以明顯影響國內支出水平，本國貨幣實際匯率的變化可以明顯
地影響國際收支狀況。因此政府應采用支出增減型政策來解決國內均衡問題，而外部均衡的任務則交給支出轉換型的匯率政策。
與封閉經濟條件下的情況相比，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的作用機制、政策效果等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迄今，分析開放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力的主要工具仍然是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該理論認為，在浮動匯率制度下，利用貨幣政策增加國民收入較為有效，而在固定匯率制度下，財政政策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有力工具。從各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來看，除了部分國家試行短期的浮動匯率外，許多國家還是實行固定匯率制度，我國是實行有管制的浮動匯率，一般而言，追求充分就業的國家最好還是重視利用財政政策。
但是，一個國家除了要實現充分就業目標外，在穩定經濟政策上，還要取得國際收支平衡。這就涉及到為了實現內部平衡和外部平衡時財政一貨幣政策如何進一步配合的問題。
所謂內部平衡是指國內的總有效需求正好等于充分就業下的總供給，所謂外部平衡是指固定匯率制度下，資本凈流出等于貿易出超時的均衡狀態。
假定國民收入水平由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決定，也就是說，國民收入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函數。用g代表財政盈余的數量，用i代表利率，則：
y=y(g，i) (1)
在一般情況下，國民收入是財政盈余的減函數(aY/ag
如果用B代表國際收支余額；用E代表出口凈額；用F代表資本外流，則
B=E-F=E(y)-F(i) (2)
一般來說，出口凈額是國民收入的減函數(aE/aY
在圖1中，E點是YY'曲線和BB'曲線的交點．表示內部平衡與外部平衡同時達到平衡。YY'曲線和BB’曲線把該圖劃分為四個區域，表明四種經濟狀況。在固定匯率制度下，一國如果實現了內部平衡而存在外部不平衡時，表示實際經濟情況在YY'曲線上。比如，日點就表示，在內部平衡的情況下，國際收支存在盈余。這時，政府首先應當采取能夠降低利率的貨幣政策，旨在引起資本外流以平衡國際收支，使H點向左移至H'點。在H'點上，外部平衡雖然達到了，但又有國內經濟出現膨脹的可能性。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可以采用提高財政盈余的財政政策，實現內部平衡。從上述簡單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財政政策是解決內部失衡的有效工具，而貨幣政策則是對付外部失衡的有力武器。
在近年來全球經濟失衡與調整的大背景下，過去只側重于解決內部平衡問題的中國宏觀調控模式必然會受到外來的各種沖擊，如經濟條件的變化，國際間經濟波動的傳遞，國際游資的投機性沖擊等，從而產生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的矛盾。中國財政金融政策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第一，隨著我國市場化程度的加深，人民幣匯率的市場調節逐步完善，國際收支的巨額順差必然造成人民幣的升值壓力，而升值對于拉動國內經濟增長具有重要貢獻的出口部門的發展極其不利，同時出口波動還會影響到國內有效需求，可能進一步加劇目前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不利狀況。雖然順差增加了國際儲備的數量，并通過中央銀行的基礎貨幣放大而導致國內信貸量的擴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國內需求的增長，但在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的情況下，順差必然惡化國內的經濟狀況，所以政府必須在順差和匯率等方面進行適當的政策調節。
第二，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信息技術在全球范圍內的迅速發展，使得信息傳輸的數量、質量和速度都大大提高。在此背景下，居民和企業等微觀經濟主體對信息的處理能力較過去大為增強。微觀經濟主體的預期行為趨于理性，必然對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效果產生影響，在某些極端情況下，宏觀經濟政策可能因微觀經濟主體的理性反應而變得完全無效。為改變微觀經濟主體與政府之間的“動態不一致”狀況，關鍵在于政府應建立和維護執行宏觀經濟政策的信譽。政府承諾在政策制定方面遵循一定的規則，從而以其信譽的存在來改善微觀經濟主體的預期，由政府與微觀經濟主體之間動態不一致的非合作博弈轉向動態一致的合作博弈。因此，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在信譽方面受到了微觀經濟主體預期模式改變的沖擊，政府必須對宏觀經濟的調控模式加以選擇。
第三，中國加入WTO組織以后，其的多邊規則對中國實現內外均衡的方式和政策均有一定的約束。一方面，WTO組織對國際收支的調節存在著約束，一般不允許采取緊急限制進口等直接管制辦法。隨意提高關稅以限制進口的措施受到約束，直接補貼原則上被禁止，在運用匯率和外匯管制等措施調節國際收支時，也必須要符合WTO組織的規則。另一方面，WTO組織規則對國內財政，稅收、金融、科技、環保以及產業政策的實施方式也有一定的要求和規范。因此在加入了WTO組織以后，中國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都將受到WTO組織規則的直接或間接的約束，中國必須對宏觀經濟調整的模式加以改變，以適應這些規則與約束的要求。
第四，在全球經濟調整過程中，提高國際競爭力始終是各國努力的方向。發展中國家知識與技術的積累與國際競爭力的提高是通過誘致性制度變遷的方式來實現的。遵循這種技術軌跡的國家的共同特征是，知識與技術的積累是漸進和緩慢的，國際競爭力也是在一次次的技術創新中經過漫長的積累而形成的。在國際競爭日益激烈，全球知識存量迅速膨脹的今天，國際競爭已轉向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的競爭，而中國要構造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不能通過漫長的誘致性變遷機制來實現，而必須通過對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來實現，從要素投入型的增長方式轉向重視科技和教育的要素效率增長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因此，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的競爭對全球經濟調整中的宏觀調控模式提出了挑戰，中國的財政金融政策應該具有促進知識積累和技術創新的激勵機制。
四、中國尚不完全具備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條件 --微觀基礎與傳導機制的缺失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存在著如何進行宏觀經濟分析的問題或爭論，這種爭論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爆發一次。盡管每次大的爭論都能夠把人們對宏
觀經濟分析和宏觀經濟政策的認識引向深入，但是每次爭論的焦點問題并沒有解決。這個焦點就是，如何將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理論與中國的宏觀調控實踐結合起來。
經濟學是求真與致用之學。然而，西方現代主流經濟理論除了在少數概念(如稀缺、供給、需求等)和分析工具(如邊際分析、彈性分析、定量分析)上具有實用性外，在整體上是一種既不求真(即不能告訴我們經濟中的現實情況是什么)，也不求用(即不能告訴我們在經濟生活中怎么去做)，而只是求形式之美(即在以經濟人為核心的一系列假定下證明市場經濟可以達到完全競爭和一般均衡狀態)的學問。為了保證其理論體系的完整性和形式上的對稱性，同時為了堅持市場經濟理念的完美性和教育上的方便性，西方現代主流經濟學試圖將復雜而生動的社會經濟現實通過一系列嚴格的假定，建立起在市場交換行為基礎上的簡單總量均衡關系。問題的關鍵是，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理論試圖以這種簡單總量均衡關系來替代其他各種經濟關系對現實宏觀經濟問題的影響和解釋，并且試圖給出政策處方。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主要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有關宏觀經濟分析和宏觀經濟政策的觀點，即使是在西方發達國家也是倍受質疑和常常碰壁，對于像中國這樣的市場經濟關系更加復雜的發展中國家來說，運用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理論時必須更加謹慎。盡管從學術入門來看，了解這種高度抽象的簡單總量均衡關系及其模型十分必要，但是用基于這種關系的認識來直接指導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和實踐，則有可能使人誤入歧途。
很長時間以來，在對中國宏觀經濟問題的理論和實證研究中，人們一般都會采用IS-LM模型及其擴展形式IS-LM-BP分析框架。然而，IS-LM-BP分析框架是建立在一系列前提假定基礎之上的：需要有發達而完善的市場體系；微觀經濟主體行為市場化；利率能充分反映市場資金的供求狀況：生產、消費、投資和儲蓄等經濟變量對利率反映較為靈敏，等等。如果前提假設在中國的現實情況下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備，那么簡單地利用該框架來研究中國的經濟問題，就可能會得出錯誤的結論。
雖然中國目前已經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制度基礎的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依然不完善。中國以增量促存量的漸進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觀經濟基礎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國有企業--基本上是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建立起來的，它們具有產權明晰的特征，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較為靈敏的反應，其行為由市場機制調節，是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一國有企業--雖然歷經不斷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但其積重已久的深層問題并非短期內能得到徹底解決，無論在產權結構還是在治理結構中，國有企業都存在著明顯的政企難分的特征，因而其行為具有對市場與政府的雙重依賴性，是不完全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經濟主體。國內經濟學界對這種二元格局的另一種流行劃分法是所謂的體制內的國有企業與體制外的非國有企業。實際上，這是相對計劃經濟體制而言的，如果相對市場經濟體制而言，則體制內的就應該主要是非國有企業，而體制外的是傳統的國有企業。
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除了要有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微觀基礎外，還有賴于政策傳導機制的暢通。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率是解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最重要變量，它通過多種途徑傳導并影響到實體經濟。但利率的有效傳導須以利率市場化為前提、并以相對完善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為基礎。嚴格地說，中國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確定，并不能反映市場資金的供求狀況。利率傳導機制的市場化前提不存在，IS-LM-BP分析框架就失去了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意義。
即使政府確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場供求，被認為是一種準市場化的利率，在資本市場受到嚴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場被分割的情況下，金融市場制度基礎的局限也極大地制約著利率機制的有效傳導。謝平和廖強(2000)明確地指出了利率傳導機制的資產結構調整效應與財富變動效應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國的非貨幣金融資產與貨幣金融資產、金融資產與實際資產之間的聯系不緊密、反饋不靈敏，金融體系與實際經濟體系各經濟主體和運行環節之間遠未銜接成一個聯動體。非市場化的利率使中國的貨幣政策在總體上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經濟的政府安排，實體經濟難以對其作出靈敏反應。
市場體系的不完善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主要是通過信貸機制來進行的。斯蒂格利茨認為，信貸的可得性是影響貨幣政策效力的關鍵因素，“影響經濟活動水平的是私人部門獲得信貸的條件以及信貸數量，而不是貨幣數量本身?！本椭袊默F實情況來說，體制內外不同的微觀主體的信用可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非國有企業)因金融市場的制度歧視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相對于它們是一種外生的安排，效應當然無從談起。市場體制外的微觀主體(國有企業)的反應則可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是，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它們并非惟一地依賴銀行借貸渠道融資，即使這類主體不受市場的制度歧視，而且金融機構也愿意與它們發生借貸行為，但貨幣政策對它們的效力相當微弱；另一方面，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不良的主體，由于它們存在嚴重的道德風險和過大的監督成本，金融機構出于自身穩健經營的要求，又往往不愿與其發生借貸行為，所以形成銀行普遍的“惜貸”現象，貨幣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也不明顯(只是較大地減輕了它們的利息負擔)。由此可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并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問題。
與貨幣政策一樣，中國財政政策也缺乏一定的微觀基礎和傳導機制。1998年以后，面對國內通貨緊縮的狀況，中國政府實行了積極的財政政策。盡管以增發國債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在擴大基礎設施投資進而從拉動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但作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種宏觀調控政策，財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僅僅體現在擴大支出的直接效應方面，而在于通過政府支出的擴大去拉動民間投資的間接效應方面，否則，財政政策就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投資沒有什么兩樣。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主體范文6
摘 要 本文在對我國應對金融危機的政策概覽的基礎上,運用凱恩斯理論對我國當前采取政策及其效應進行了分析,認為應對金融危機,財政政策更為有效,貨幣政策可以配合財政政策進行。
關鍵詞 凱恩斯理論 國際金融危機 政策 效應
一、引言
為了促進我國經濟持續穩定的發展,2008年以來,我國政府加大了宏觀調控,采取了積極財政政策、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和產業振興政策等。從國家統計局2010年1月份公布的數據看,2009年國內生產總值335353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8.7%,四個季度增長分別為6.2%、7.9%、9.1%、10.7%。從數據看,我國經濟實現平穩較快增長,未出現大的衰退,經濟運行中積極因素不斷增多,表明前期出臺的應對金融危機的貨幣、財政政策對經濟回暖起到了明顯的作用。本文根據凱恩斯理論分析我國應對金融危機的政策及其效應。
二、我國應對金融危機政策概覽
(一)積極財政政策
為應對此次金融危機我國利用多種財政政策工具,如預算、稅收、貼息、減費、增支、投資、國債、轉移支付等若干財政政策工具組合起來一起使用,其目標是重民生、保增長、促消費。主要內容如下:
(1)擴大政府投資和優化投資結構。2008年國務院常務會議上確定了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十項措施,投資總額將達4 萬億,重點投入領域為:民生工程、基礎設施建設、節能減排重點工程、企業技術改造和兼并重組領域、災區恢復重建;(2)推進稅制改革,實行結構性減稅。全面實施增值稅轉型,完善出口退稅和關稅政策,調整證券(股票)交易印花稅征收方式為單邊征稅,降低住房交易稅,免征利息所得稅,減輕企業和居民稅收負擔,擴大企業投資,增強居民消費能力;(3)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財政補助規模;(4)調整優化財政支出結構,促進社會保障和改善民生,其中重點是“三農”、教育、醫療衛生、保障性安居工程;(5)大力支持科技創新和節能減排,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6)減輕中小企業負擔。為促進中小企業發展,中央財政大幅度增加了用于支持中小企業信用擔保的資金,總額達到18億元;安排資金19億元,專項用于支持中小企業科技創新和技術進步;安排資金12億元,支持中小企業走出去,開展國際經濟合作;同時加大各種收費的清理力度,進一步減輕中小企業負擔;(7)增加國債發行量。2009年國債發行1.64萬億元,2010年計劃國債發行量1.8萬億元、地方政府債發行2000億元。
(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
貨幣政策的工具主要有公開市場操作、票據貼現、存款準備金、利率等,我國為應對金融危機采取了一系列的貨幣政策工具。
(1)利率政策,截止2008年年底,央行5次下調金融機構存貸款基準利率,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累計下調1.89個百分點,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累計下調2.16個百分點,同時下調再貸款、再貼現利率;(2)存款準備金率政策,自從2008年9月份以來,四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從17.5%下調到15.5%;(3)貨幣供應量政策,2009年年初,國務院提出全年M2增長17%左右,新增貸款5萬億元以上;(4)信貸政策,2008年8月初,央行調增了全國商業銀行信貸規模,以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和擔保難問題,8月中旬,央行又將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小額貸款的最高額度從100萬元提高到200萬元,9月中旬,央行決定從9月16日起下調人民幣貸款基準利率和中小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進率,以解決中小企業流動資金短缺問題。
三、基于凱恩斯理論我國應對金融危機政策分析
凱恩斯理論認為,市場不是萬能的,市場也有失靈的時候,由于市場中的某些價格具有剛性,不能根據外部經濟的變化迅速變動,不能平滑地調節經濟,從而使市場力量受阻。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調節,政府所實施的這些穩定性政策能夠很好地彌補市場力量的不足,認為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有效。
我國此次應對金融危機上也主要是利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主要是配合財政政策,很多時候都是在財政政策出臺后,根據當時的經濟形勢適當出臺貨幣政策進行平穩經濟形勢。我國政府通過擴大其財政支出,用公共投資來彌補私人投資之不足,增加社會公共設施的投入和生產來創造需求以彌補社會總需求的不足,通過擴大投資的途徑來增加社會就業。這些政策充分體現了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政策主張。
四、我國應對金融危機政策的效應分析
(一)2009年國民經濟主要變量變化分析
1.經濟增長持續回升,2009年國內生產總值335353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8.7%,從當季同比增速看,經濟增速在逐季加快;
2.工業生產增長強勁,企業利潤不斷增加。2009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11%,1-11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年主營業務收入500萬元以上的企業)實現利潤25890.8億元,同比增長7.8%。
3.國內需求穩定增長,國外需求有所改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224846億元,比上年增長30.1%;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25343億元,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6.9%;
4.物價全面企穩回升,房價快速上漲。CPI同比在連續下降9個月后,11月份首次轉為上漲變化,12月份上漲1.9%,居民消費價格(CPI)比上年下降0.7%;2009年3月份以來,房屋銷售價格環比已經連續10個月正增長;
5.城鄉居民收入穩定增長,就業趨勢好于預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9.8%。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5153元,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8.5%。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統計顯示,2009年城鎮新增就業較2008年減少11萬人,達到1102萬人,遠超過全年新增就業900萬人的目標;
6.貨幣供應量增速加快,貨幣流動性增加。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貸款余額39.97萬億元,按可比口徑同比增長31.7%。2009年貨幣供應量明顯過度增長,四個季度分別為25.51%、28.46%、 29.31%和32.4%,12月末貨幣流動性(M1/M2)為36.3%。(數據來源:中國人民銀行、中國統計局)
從以上數據看出,2009年中國經濟經受了國際金融危機的嚴峻考驗,國民經濟企穩向好,投資快速增長、消費市場活躍、居民收入增加、進出口在下半年快速回升,工業生產明顯恢復,貨幣供應量和流動性增加。與此同時,房地產價格上漲較快,通脹預期增強。從國民經濟的各主要指標中可以看出我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果開始顯現,效果較好。
(二)積極財政政策效應分析
1.擴大政府投資促進經濟增長的效應分析
根據凱恩斯理論,政府投資主要是通過乘數效應刺激經濟增長。擴大政府投資主要是靠財政支出和轉移支付兩個方面,政府投資直接形成有效需求和購買力,一方面政府投資以乘數級的增加國民生產總值,另一方面通過轉移支付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從而增加他們的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政府投資對于當前增加就業機會和促進經濟增長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我國為應對金融危機進行4萬億投資,2009年第一季度開始大規模實施4萬億投資計劃,這些政府投資引導和帶動社會投資增長,從而刺激經濟增長,為我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2.擴大國債發行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財力支持
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很重要一點是擴大政府投資,而又不能增加微觀主體的稅負負擔。而這時只能靠發行國債來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為了應對金融危機,我國增加了國債的發行量,并且允許地方發行地方債券進行融資,增加地方投資。至2007年末,我國國債余額占GDP的比重僅為22%,低于國際公認的45%警戒線,而美國同期為71% ,歐元區為67%,日本為16%,即就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而言,我國國債負擔率相對較低,以往幾年我國經濟保持9%左右的增長速度,財政收入保持20%左右的增長速度,存在較大的發債空間。一般來說積極財政政策實施會導致財政赤字增加,但目前我國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在0.5%左右,財政赤字率多年來一直低于歐盟3%安全警戒標準,沒有超越我國綜合國力的承受范圍。綜合我國經濟增長速度、財政赤字、以往國債發行規模,通過擴大國債發行規模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可以擴大我國政府投資和促進經濟增長。
(三)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的效應
1.利率調整效應
央行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多次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通過下調利率,一方面可有效降低企業用資成本,另一方面保證銀行體系有充分的流動性,能夠給全社會提供寬松的貨幣環境,鼓勵企業進行生產經營。央行還對商業信貸規劃不再加以硬約束,可以有效釋放銀行資金獲利,為經濟增長注入新動力。
2.存款準備金率調整效應
存款準備金率政策是貨幣政策力度最大,較少使用的政策,但是我國頻繁使用,但其效果不大。這有可能因為我國銀行的超額準備金率較高,調整存款準備金率對銀行的信貸資金影響不大。
3.貨幣供應量調整效應
2008年前三季度央行抑制經濟過熱的貨幣政策,使商業銀行的放貸熱情受到抑制,9月份國際金融危機全面爆發以后,央行雖然出臺了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雙雙下調的利好政策,但對銀行和投資者的信心打擊很大,造成了銀行的慎貸行為,使得2008年四季度貸款并未按照利率調整的幅度相應增加。2009年第一季度開始大規模實施4萬億投資計劃,銀行放貸的積極性大大加強,貨幣供應量明顯過度增長,四個季度分別為25.51%、28.46%、 29.31%和32.4%,這正是商業銀行大規模投放信貸造成的乘數效應增強所導致的結果。2009年第一季度至第二季度,貨幣政策發揮的作用逐步增強,在增加貨幣供應量層面上成功地對沖了2007-2008年上半年抑制經濟過熱的貨幣政策的時滯影響和金融危機對M2的沖。不過貨幣供應量過快增長,流動性增加過快,與當初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初衷嚴重背離。
五、小結
綜上所述,我國應對此次金融危機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符合凱恩斯理論,并且較快扭轉了經濟增速下滑的局面,率先實現了國民經濟總體回升,為我國快速平穩的渡過此次金融危機起到積極作用。我國也為世界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參考文獻:
[1]李東衛.積極財政政策效應回顧及取向.廣東經濟.2009(2):29-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