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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的美范文1
一、自然美的內涵及本質
自然美是指存在于自然界的事物的美。“所謂自然事物，也是指自然發生而不依存于人或社會關系的純自 然的事物。”（注：蔡儀：《美學原理提綱》，廣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頁。）如雄偉的峨嵋、嫵媚 的西湖、幽雅的雁蕩、神奇的泰山等。它包括單個自然物與自然現象的美，也包括由多個自然物與自然現象所 組成的大自然的風光美；它既包括春光明媚、色彩柔和、奇花異草組成的、給人以賞心悅目的自然界的優美， 也包括烏云翻滾、雷鳴電閃、狂風暴雨、奇山異水所組成的自然界的壯美。自然美是與社會美相對而言的，并 與社會美共同組成現實美。
自然美的內涵的豐富性，決定自然美的本質的多元性。關于自然美的本質，有很多不同的說法，筆者根據 自然美在語文課文中的表現，認為至少有如下特點。
第一，自然美具有物理屬性。自然美與社會美不同，它是側重于形式美的，由一定的自然物質屬性構成的 自然美的形式，它是客觀的、不依人的意志而存在。也可以說，課文中美的自然景物是對社會現實中具體的自 然景物的描繪，離開了社會現實中自然物的物質特性本身，就無法描繪出自然美?！短焐骄拔镉洝分刑焐降貐^ 的靈山秀水、奇葩異卉、珍離異獸，都是不依附人類而獨立存在，具有自然的特性，沒有這些特性，碧野就無 法描繪出天山自然美的奇特。既使像楊朔描繪的虛無縹渺、變幻無窮、氣象萬千、絢麗多姿的仙境——“海市 蜃樓”，也是對自古以風景優美著稱的蓬萊城和生活在當地漁民的歡樂勞動和幸福生活的描繪。
第二，自然美還具有社會屬性。自然美雖以自然物的物質屬性為基礎，但最根本的還是因為它是社會實踐 的產物。作者對現實中自然美的描寫，不是純客觀的描摹，而是對自然物的物理屬性進行選擇、想象、加工過 的，這些自然物的物理屬性必然帶有作者的主觀色彩，是人的本質力量在自然界對象化的自然，成了人與自然 關系的產物，人與人類社會實踐的產物。課文中的自然美不僅僅反映了現實自然景觀的形態，而且反映了作者 對現實自然景觀的認識和評價，反映了作者組織語言藝術符號系統的方式特點，再現現實自然美的技巧，更反 映了作者的審美情趣，因而帶有作者鮮明的情感性和創作性。同一自然景觀，由于作者選擇描寫的角度不同， 作者的經歷、身份和當時的情感不同，描繪出來的美也會不同。如看荷花，由于作者心情不同，反映出來的美 也會不同，楊萬里看到的是荷花的色彩，“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反映了作者歡快的心情；而 周敦頤看重的是荷花的氣質，“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表現出作者在混濁的世界中不同 流合污，孤芳自賞的思想感情。
第三，課文中的自然美是由語言藝術符號描繪的。它不像繪畫、雕塑等那樣直接展示出自然景物的形狀、 色彩、變化形態，缺乏形象的鮮明性和確定性，就必然產生把握自然美的間接性、模糊性，需要讀者利用自己 以往的生活經歷，見到自然景觀，聯系起來在腦海中浮現，才能達到理解，常常因讀者的生活經歷不同，見過 相似的景觀不同，重新組合的表象也不同。
二、自然美的審美教育
1.入景。自然美的審美教育，首先要引導學生“入景”。葉圣陶先生說：“作者思有路，遵路識斯真；作 者胸有景，入景始與親。”（注：葉圣陶：《語文教學二十韻》。）“入景”是欣賞自然美的第一步，只有入 景，才能感受到課文中的自然美，才能受到自然美的熏陶。如教學《天山景物記》，讓學生反復朗讀，然后入 景，才能感受到課文中描繪的那如詩如畫的美景。由于課文中自然美具有間接性、模糊性的特點，不一定每個 學生都能夠欣賞到它的美，有的學生領會語言文學能力差，有的學生在以往的現實生活體驗中沒有這樣的經歷 ，那么需要教師給予引志啟發，并適當帶學生到風景區去實地參觀，讓學生身臨其境，增強直觀體驗，真切地 感受課文中的自然美。入景的具體方法有很多。
朗讀法。一些優美的詩歌、散文，語言精煉，富有節奏感、音樂美，寫景狀物也出神入化，教師應指導學 生加強朗讀。有聲有色的朗讀，能渲染氣氛，激感，能變無形為有形，變抽象為具體，變平面為立體。如 教學《，你在哪里》，這首詩選擇巍峨高山、遼闊大地、幽深森林、浩瀚海洋等自然景觀作為尋覓呼喚 總理的處所，展現了一個博大、雄渾、壯闊的空間，朗讀時，要把深沉的哀思、如潮的激情與博大、雄渾、壯 闊的空間聯系起來，讀出親切深情的呼喚，傾訴出強烈的思念之情，才能領會作者選擇這些自然景觀的美處。
直觀法。利用圖片、科教片、風光片等直觀教學材料來豐富學生的直接經驗和感情認識，增強學生欣賞自 然美的能力。如教《蘇州園林》，學生沒有目睹過“是各地園林的標本”的蘇州園林，對蘇州園林的美理解不 深，教師可以利用彩色圖片，把蘇州園林亭臺軒榭的布局、假山池沼的配合、花草樹木的映襯、近景遠景的層 次以及角落的點綴、門窗的雕琢、顏色的調配等展現在學生面前，增強學生的直觀。有位教師為了教學《蘇州 園林》，利用假日到蘇州園林里攝了很多照片，給學生觀看，收到了比較好的教學效果。
描繪法。學生不可能直觀地看到教材中涉及的所有的美好自然風景，教學時，就靠我們教師利用簡明生動 的語言去描繪課文中的美景，讓美景再現學生的眼前。如教《獵戶》，教師根據課文的開頭進行描繪：秋高氣 爽，太陽普照，照在人身上暖烘烘的，大好的豐收年成，村子里高梁秸豎得像高高聳立的尖塔，收割的莊稼堆 成垛，像穩穩矗立的小山；田野里成群的鴿子，文靜地來回走著，它們不怕行路人，在咕咕地叫著，好像在呼 喚著同伴快來欣賞豐收的景象。教師的描繪，使學生眼前展現一幅和平寧靜的豐收圖，令人神往，令人心醉， 似乎讓學生聞到了莊稼的芬香，看到了農民豐收后喜悅的笑臉。
此外還有很多人景法。如類比法、帶入法等，不一一贅述。
2.出景。除了把學生帶進教材的美景中去，讓此情此景變為學生的我情我景，提高學生欣賞自然美的能力 外，更重要的是要讓學生跳出教材，領會作者描繪自然美的目的和課文的內涵，培養自己描繪自然美的能力。 如果說只有引導學生“入景”，才能讓學生領略課文中的自然美，那么，也只有引導學生跳出教材——“出景 ”，才能讓學生高屋建瓴地理解自然美的本質。
根據自然美的社會屬性，作者不是為寫景而寫景。人們總是把自然美與人類社會生活聯系在一起，帶上人 類的主觀色彩，作者寫景的真正目的是寫人，表達作者的情感和寫作目的。那么，我們在教學課文中的自然美 時，要引導學生跳出自然景物，去發掘作者描繪自然的深層內涵。
由景理情。王國維說：“一切景語皆情語也。”（注：王國維：《人間詞話》。）況周頤也說：“情真景 真，所作必佳?！保ㄗⅲ簺r周頤：《蕙風詞話》。）人們常說：“借景抒情?！笨梢娋芭c情二者之間息息相關 ，密不可分。情是景的基礎，景是情的表現。在課文中，以美景抒樂情，以壞景抒哀情是極常見的，也有些課 文用樂景寫哀情，或用哀景寫樂情。那么在分析課文中的自然美時，必須聯系人物的心情，即由景理情。如《 故鄉》開頭的景物描寫，陰沉的冷色調正好貼切地表達了作者陰沉的心境、悲涼的情緒?；臎龅木拔锱c悲涼的 感情和諧地交融在一起，深化了文章的內涵。又如《春》作者熱情洋溢地描繪春草、春花、春雨幾幅春天的圖 景，喜悅贊美之情溢于言表，我們似乎可以感覺到作者沸騰的血，滾燙的心；再如《香山紅葉》寫香山風景的 奇麗和紅葉的色與味，抒發飽經風霜的老向導在新社會煥發出自豪奮進的激情，《果樹園》開頭從聽覺、視覺 、嗅覺等方面來描繪果樹園迷人的景色，抒發翻身農民摘果子時的欣喜之情?？傊?，由景理情是欣賞自然美的 基點。
由景想人。課文中的景物和人物密切相關，因為人物必須生活在一定的環境中，人物的思想、性格和周圍 的自然環境有很大關系。如北方人的粗獷、豪爽，南方人的細膩、敏捷，都與各自生活的自然環境有關。作為 反映生活的作家，寫景常常是為了寫人，用景物來襯托人物的性格。“自然環境描寫常常起渲染氣氛、烘托人 物的作用?！保ㄗⅲ褐軕c元：《中學語文教學原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16頁。）如《風景談》 ，全篇由六幅風景圖畫組成：沙漠駝鈴、高原歸耕、延河夕照、石洞雨景、桃林小憩、北國晨號。這六幅風景 圖寄托著作者的情與思。作者表面上談風景，實際上寫主宰風景的人，贊美的辛勤勞動和崇高精神征服自然、 改造環境、振興民族的延安兒女。又如：《白楊禮贊》、《愛蓮說》、《松樹的風格》都是通過贊美自然物來 贊美人的精神品格。那么引導學生欣賞課文美景時，不能離開課文中的人或作者，要由景想人。
由景想義?！傲x”是指文章的意義、主旨、中心思想。文章的意義常常體現在作者的描繪的生動的畫面之 中?！爱嬛杏性姟薄Ｉ鷦拥漠嬅嬗殖３Ｓ擅利惖?、多姿多彩的自然景物組成。如《荷花淀》的開頭描繪了一幅 美麗富饒的水鄉圖。在時期，充滿緊張的戰斗氣氛的課文中，為什么描繪這么一幅美麗富饒的水產圖 ？引導學生分析得出：這幅美麗富饒的水鄉圖，既展現了白洋淀優美的風光，襯托著生活在其中的人物水生嫂 純潔樸善良的美好心靈，景物襯托人物；更為重要的是為歌頌水鄉人們拿起槍桿保衛家鄉而參加戰斗這一主題 打下基礎。
自然科學的美范文2
【關鍵詞】 自然科學實驗 多媒體技術 探究
實驗在自然科學教學中是最常用和最重要的教學手段，通過自然科學實驗的演示和操作，對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培養學生的綜合能力、提高教學質量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自然科學實驗的主要形式有演示實驗和學生實驗兩種。要過好實驗關，教師必須切實做到以下幾點：第一，堅持親自準備實驗，提前試做實驗，切不可只靠實驗員準備好，自己在課堂上無的放矢；第二，不要怕麻煩，對實驗現象差、成功率低的實驗，要反復做，尋找突破口，力爭做到演示實驗成功率百分之百；第三，對有些因器材缺乏或難度較大的實驗，可以運用多媒體技術進行輔助實驗，從而提高實驗的可操作性和直觀性，確保實驗能按期順利完成?，F就我在日常的自然科學實驗教學中，如何應用多媒體技術優化自然科學實驗教學的探究，作如下的總結：
一、 運用多媒體技術優化實驗的實效性
由于多媒體可以進行動態的演示，將實驗操作的內容用文字、圖像等形式制成動態的多媒體課件呈現在投影屏幕上，把學生的眼、耳、腦等器官都調動起來，使學習內容變得生動有趣，容易記憶、理解和掌握，增強實驗的實效性，加深學生對自然科學知識的理解、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例如：在觀察歐姆定律演示實驗時，我先做實物演示實驗，可能由于講臺桌上的實物相對較小，導線的連接相互交叉，學生觀察時，可能不是十分的清楚地觀察到電流表和電壓表讀數的變化情況，所以也就不能更深刻地理解歐姆定律中電流、電壓和電阻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為了能讓學生進一步更深層次的理解歐姆定律的內容，我應用自制的多媒體課件，將演示實驗的內容以動態的課體形式投影到大屏幕上，當教師移動滑動變阻器時，就會產生的各種各樣動態變化，如電流表、電壓表指針的偏轉、小電燈的亮度變化等，都會一一展現在學生眼前。這樣學生就直觀地觀察到實驗中各種數據的變化，以及各種物理量的變化關系，使學生在輕松的環境中牢固地掌握知識，同時大大激發了學生自然科學的興趣。
二、應用多媒體技術、加強實驗現象的明顯度
在自然科學的實驗中有時因化學反應速度很慢或產生的實驗現象不十分的明顯，從而導致有些實驗失敗或現象不明顯，從而影響到學生學習的興趣，造成學生對科學知識的可信度降低，致使想通過實驗加深對知識的理解的教學目標未能達成，如果采用多媒體技術讓學生在計算機前進行某些實驗的模擬操作，將大大提高學生實驗的明顯度。例如：做金屬鐵的緩慢氧化實驗時，由于該實驗的化學反應很慢，在課堂40分鐘的時間內學生根本不能觀察到應有的實驗現象，為此，我設計制作一個多媒體課件，在課堂上讓學生在計算機上進行模擬實驗操作，通過計算機學生能很快就觀察到金屬鐵發生緩慢氧化時所產生的各種現象，從而達到實驗教學的目的。再如：做二氧化碳的密度比空氣大的實驗時，如果直接用天平給予測量，由于天平的測量精確值只有0.1克，當二氧化碳從天平一側的燒杯中緩緩倒下時，因燒杯中的質量增加量要遠小于0.1克，所以學生在進行實驗操作過程中會發現天平沒有象預期的那樣發生傾斜，而是依舊保持平衡，實驗很難成功，于是學生可能會對二氧化碳的密度大于空氣的密度這一結論產生懷疑，如果采用計算機進行模擬實驗，這一難題就迎刃而解了，當學生在模擬實驗中的天平一側的燒杯中倒下二氧化碳氣體時，天平就發生明顯的傾斜，這樣即成功地完成了實驗的操作，又加深了對知識點的理解。
轉貼于 三、應用多媒體技術，增強學生對知識的探究精神
在自然科學的實驗教學中應很好地啟發學生的探究精神，比如實驗條件的改變會導致實驗現象發生怎樣的變化，以及在化學實驗中一旦操作失誤，不僅會導致實驗失敗，造成儀器損壞，還會引起某些危險的現象，如果在實際的實物實驗操作時進行某些危險性現象的演示，可能會因產生某些不安全的因素而引起學生的恐懼心理，影響學生學習的興趣和探究精神的發展。采用多媒體技術對實驗操作進行模擬，這樣讓學生在計算機前進行模擬實驗操作，以掌握正確的操作和對不正確操作的理解，再進行實驗，將大大提高學生實驗的有效性和學生的探究精神。比如做植物光合作用的實驗時，學生事先已知植物光合作用的強弱受光照強度、水、二氧化碳、葉綠素等因素的影響，但該實驗的實際操作有一定的難度，再加上受時間影響的關系，所以該實驗的成功率和明顯性一般都很低，很難達到預期的效果，但如果改用多媒體課件的形式，實驗結果就大為不同了，當學生改變影響植物光合作用強弱的任何一個條件時，都能明顯、及時地觀察到不同實驗條件下所產生的不同實驗現象和實驗結果，從而進一步激發學生探究新知識的欲望和學習的熱情。再如：做用氫氣還原氧化銅實驗時，應在加熱試管前先給試管通一會兒氫氣再加熱試管，化學反應結束時應先停止加熱再通一會兒氫氣，不然實驗時易使反應產生的水倒流入試管，使試管炸裂。為此，我設計制作一個多媒體課件，在課堂上讓學生進行模擬實驗操作，操作正確的，計算機給予鼓勵，一旦學生操作失誤，計算機對失誤操作所引起的后果進行現場模擬，使學生加深對操作錯誤會引起危害的認識，然后再行進實物的實驗，這樣不僅提高了實驗的成功率，深刻理解正確操作的必要性，而且能使學生體會到對知識要有探究精神的重要性。
四、應用多媒體技術，強化學生實驗操作的技能
在自然科學實驗教學過程中，對一些實驗裝置和操作技能感困難的學生，應用多媒體技術為這部分學生先進行模擬操作，訓練實驗操作技能，然后再進行真正的實驗。能起到很好的引導作用。例如制取氧氣的實驗操時有這樣一些技能要求：①在實驗前先進行裝置的氣密性檢查，②在試管里加入適量的高錳酸鉀，管口放一小團棉花，塞上有導氣管的橡皮塞，并用鐵夾夾住試管口1/3處，讓試管口略往下傾斜，③把集瓶裝滿水倒立在水槽中，④點燃酒精燈加熱試管，把導管放在水槽里；⑤待氧氣把集氣瓶中的水排出后，用玻璃片在水中把集氣瓶的瓶口蓋住，并把集氣瓶移出水槽。⑥收售氧氣完畢，必須把導氣管移出水面，再熄滅酒精燈，不然導氣管中的水會倒吸，使試管遇冷炸裂。這一系列的操作技能，光靠教師在課堂上的實驗演示和教師的講解，并不能使學生真正理解和掌握整個實驗過程，如果運用多媒體技術設計一個全開放的實驗環境，讓學生在實驗中自由選擇實驗所需儀器藥品，當錯誤選擇后，計算機給予正確提示，然后由學生自主地用所選的儀器搭建實驗裝置，整個裝置完成后，由計算機給出評價，并對不正確的裝置給出實驗后可能產生后果的進行現場模擬，比如試管口未向下傾斜產生水倒流到試管底部使試管破裂；又如試管口沒有塞一小團棉花時，在計算機進行模擬實驗時，就會發現實驗過程中會有高錳酸鉀粉末通過導氣管進入水槽中使水槽中的水變成了紫色等等。通過這樣一系列的模擬實驗操作，學生基本上能很好地掌握了實驗操作的技能。
總之，計算機多媒體技術集聲音、畫面、文字于一體，能展示微觀世界，微縮宏觀世界，模擬實驗現象，打破了學生認知中的時空界限，用各種感官來感知信息，使學生能真正自主地參與教學活動，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使教學過程符合學生的思維習慣。同時在自然科學實驗教學中運用多媒體參與輔助教學，對幫助學生理解和掌握理論知識，培養學生動手操作能力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把現代教育技術與實驗相合，必將豐富實驗的內涵，增強實驗的功能，最大限度地了揮實驗在教學中的作用。
主要的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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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標科學探究性教學實例》，陸昌然，寧波出版社
自然科學的美范文3
什么是科學精神?長期以來,學界對此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梳理相關文獻,我們發現,不少學者將科學精神的蘊涵概括為如下幾個精神氣質:理性精神、求實精神、創新精神、懷疑精神、寬容精神、競爭精神、執著精神、獻身精神、批判精神、全人類精神等(戎章榕,1998;徐志遠,2001;呂前昌,2002;劉國建,2003;邊玉芳、任碧翔,2003;李醒民,2005;金俊岐、宋屹東,2009;徐莉,2009;王金福、宋新康,2009;許永祥、劉學求,2009)。很顯然,對于科學精神的概括,學者們突出了科學精神尤其是自然科學精神所具有的獨特的品質: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探索客觀的自然界,審慎地總結自然運行規律,立足創新、善于質疑,最終將科技成果服務于全人類。
然而,我們認為,在討論科學精神的內涵時,必須首先把握四點基本要素。其一,科學精神的生發點亦即立足點何在?其二,為什么要培育科學精神?亦即秉執科學精神的最終目的和歸宿點何在?其三,科學精神的涵蓋范圍,事實上,目前對于科學精神的探討,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僅限于自然科學精神,然而,自然科學的科學精神是否就足以代表包括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在內的科學精神?其四,科學精神的運施,須要沿著自己獨特的軌跡和方向、尋求特定的準則和宗旨,換句話說,這種軌跡和方向、準則和宗旨才真正指引、培育乃至代表了以上諸種科學精神。
對于第一點要素的回答,我們認為,科學精神的基始點是“人”。 科學精神是人類在認識、探索整個自然、人類社會過程中所培育、積累而成的精神品質,它立足于“人”,生發于人的實踐和認知,產生于人對真善美的追求。
第二點要素事實上是第一點要素的進一步延伸。很顯然,人類對自然和社會的探索、認知,其最終成果還是要服務于人,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因此,科學精神的最終目的和歸宿在于人,人類對于科學精神的培育、積累和傳承,最終恰恰是要依憑這種精神氣質,規范人的實踐和認知,促進科學成果的順利研發和運用。正如默頓所言:“科學精神是帶有感彩的一套用以約束科學人士的價值和規范的綜合?！?/p>
對于第三點要素的回答,我們認為,談論科學精神是什么,就必須避免把科學等同于自然科學?？茖W應當是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之統一體。梁啟超在《科學精神與東西文化》就批判了那種把自然科學理所當然地視為科學的狹隘的科學觀,明確指出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也同樣是科學。因此,本文認為,在討論科學精神時,不應當僅僅局限在自然科學這一領域之內,把科學精神簡化成自然科學精神,而是要從整個科學總體出發,探討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之共性,以進一步提煉科學精神。
如果說,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分別從人自身的發展、人與社會的關系這兩個向度出發,探討人的本質問題,那么自然科學與前兩者有沒有共性之處?對此,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為我們作出了解答:“全部歷史是為了使‘人’成為感性意識的對象和使‘人作為人’的需要成為需要而作準備的歷史(發展的歷史)。歷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為人這一過程的一個現實部分。自然科學往后將包括關于人的科學,正像關于人的科學包括自然科學一樣:這將是一門科學[3]?！币虼?事實上自然科學也是探討人的本質之實現的科學,是通過對自然界的探索、通過人的實踐及其對象化而確證人自身、展現人本質的科學。
我們認為,對于以上三點要素的回答,最終都將歸結到第四點。既然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在內的科學事實上分別從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社會的關系和人自身的發展這三個向度出發,以探討、確證人的本質,那么,在科學實踐過程中,什么樣的科學精神才能夠保證這三個向度按照既定的軌跡運施?我們認為,恰恰是“真、善、美”的彰顯與展示,實現著科學精神的本質――自然科學力求探索自然界的客觀規律和本質,實現的是對“真”的追求;社會科學力求探索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以期實現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和諧互動,實現的是對“善”的追求;人文科學體現了人類對自我的認識,確證的是合乎倫理的美好生活,實現的是對“美”的追求。毋庸置疑,文章開篇所列舉的諸種精神,如求實、懷疑、執著和創新精神等,事實上都體現了“真、善、美”的蘊涵。
2 如何培育海西所需的科學精神
隨著2009年5月《國務院關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的頒布實施,海峽西岸經濟區進入了新的歷史發展機遇期?！兑庖姟分小翱傮w要求”部分指出,要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以六個“著力”為要求,將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成為經濟持續發展、文化更加繁榮、綜合競爭力不斷增強,人民群眾安居樂業的和諧區域。可見,“總體要求”凸顯了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指導下,海峽西岸經濟區發展的總體思路和舉措。那么,如何從科學精神的角度出發,以“真、善、美”的精神品質,推進并實現海峽西岸經濟區的快速發展?我們認為,這一問題包含兩個子問題,其一,“真、善、美”的科學精神如何指導海峽西岸經濟區的建設?其二,如何在加快海峽西岸經濟區的建設過程中培育“真、善、美”的科學精神?
對于第一個子問題的回答,我們認為,應當首先意識到,海峽西岸經濟區的建設,首要目標在于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而在推進經濟發展的諸多因素當中,以能源、制造、基建為主的第二產業恰恰處于主力軍的位置。而第二產業亦即工業的發展,事實上需要自然科學之“真”的科學精神的帶動和引導。正如馬克思所言:“自然科學卻通過工業日益在實踐上進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為人的解放作準備,盡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發展。工業是自然界對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學對人的現實的歷史關系。因此,如果把工業看成人的本質力量的公開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質,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質,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學……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礎[3]?！币簿褪钦f,人類借助自然科學這一認知手段,追尋和把握自然界運行和發展的客觀規律,用以指導和實現人對于自身發展的訴求;而對于這一追尋和把握的最本質、也最能貼近人之生活的實踐手段,是立足于自然科學的工業。因此,海峽西岸經濟區的建設,應當立足于區域內的實際的工業狀況,如地理環境、產業結構、資源稟賦等因素,以此奠定經濟發展的堅固基石。
其次,我們還應當意識到,伴隨著經濟的發展而產生的收入差距過大乃至兩極分化,是社會必須迫切解決的現實問題。對此,社會科學之“善”的科學精神恰恰為這一目標的達成提供了精神旨趣。以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學科為主的社會科學,探索的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著力實現的是民生的改善和社會的穩定和諧,亦即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正如馬克思所言:“正是在改造對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證明自己是類存在物[3]。”我們認為,這里的“對象世界”不僅僅是自然界,還包括人類社會,正是在對人類社會的不斷構建和完善的過程當中,人確證自身的類存在。當然,“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構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于對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边@又勢必需要人文科學之“美”的精神品質,以保證人在處理與自然界、社會、他人乃至自身關系過程當中,遵循著合乎倫理的價值準則。
針對第二個子問題的回答,我們認為,除了加強教育與宣傳之外,更應當把“真、善、美”的科學精神納入意識形態的范疇內予以把握。屬于上層建筑的意識形態,是社會意識的一部分,包含法律、政治、宗教、藝術和哲學等形式,決定于經濟基礎。很顯然,這里的意識形態更具有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意義;此外,哈貝馬斯結合發達工業社會的現狀,揭示了科學技術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兩重性――實踐形態是第一生產力,觀念形態是意識形態?？梢?哈貝馬斯意義上的“科學技術”屬于自然科學的范疇。因此,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理應通過知識分子的認知和實踐,以意識形態的形式在社會諸結構中“凝化”“真、善、美”的科學精神,以此發揮意識形態對社會發展的正面功能。
3 結論
綜上所述,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需要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指引,與此同時,以“真、善、美”為主旨的科學精神亦能夠為海峽西岸經濟區的建設提供獨特的助益。而要加強對“真、善、美”之科學精神的建構和培育,則應將科學精神上升為意識形態的范疇,以期從總體上影響實踐者的認知模式和行為準則。當然,“真、善、美”之科學精神的確證,最終體現在海峽西岸經濟區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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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的美范文4
關鍵詞：自然科學 詮釋學 自然科學詮釋學
Abstract: The natural sciences before scientific revolution were hermeneutical， but when it comes to the modern natural science， only with respect to ontology it is completely hermeneutical. As far as methodology is concerned， only the basis of modern natural science is hermeneutical， and the normal scientific research itself is not hermeneutical.
Key words: natural science; hermeneutics; hermeneutics of natural science
自然科學的詮釋學問題在兩個層面上一直都是一個有爭論的問題：首先，自然科學究竟是不是詮釋學的？其次，如果是，它又如何是詮釋學的？在什么意義上是詮釋學的？在何種程度上是詮釋學的？
這里將跳過第一個層面的問題，直接從歷史的角度切入第二個層面的問題。在我們歷史地澄清了自然科學如何是詮釋學的以及它在什么意義上和在何種程度上是詮釋學的這樣的問題之后，也自然對第一個層面的問題給予了一個肯定的回答，而且是一個被清楚地澄清和界定了的肯定回答。
一、古代、中世紀以及文藝復興時期的詮釋學與自然科學
“詮釋學”一詞來源于赫爾默斯(Hermes)。赫爾默斯在希臘神話中作為諸神的一位信使，其任務是來往于諸神與凡人之間，給人翻譯和解釋諸神的消息和指示。由于神的旨意在許多情況下是通過自然現象來體現的，自然萬物本身也都體現著諸神的到場，所以，古代的詮釋學也意味著通過自然現象來解釋神的消息和指示。又由于占卜等也是一種猜測神的旨意的技術，所以柏拉圖在《伊庇諾米篇》中把占卜術與詮釋學歸為一類。
在中世紀，詮釋學主要是圣經詮釋學。不過，對圣經的解釋也包含著對自然的解釋，因為自然被認為是上帝之手寫就的大書，被稱為“自然之書”?！白匀恢畷庇^念可以追溯到圣經的經文。在教父時期，許多神學家都發揮了圣經中所包含的自然之書觀念。在中世紀，自然之書觀念則廣泛流行起來。
所以，古代和中世紀的詮釋學本來就沒有把自然排除在外，它因而包含著古代和中世紀的自然科學，也可以說，古代和中世紀的自然科學作為對自然的解釋，本來就是詮釋學的。
這樣的詮釋學自然科學一直延續到近代科學革命時期。在文藝復興開始的時候，這種自然科學甚至呈現出日益繁榮的局面，而且也正是這種繁榮才拉開并推動著科學革命的進程。狄博斯說：“盡管我們指出數學抽象和量化的出現對于近代科學的發展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但這在當時的意義似乎不如現在這么重要。對于當時的許多人來說，回復到‘真正的’神秘主義和自然法術似乎遠為重要。”（[1]，p156）
文藝復興時期的神秘主義和自然法術以當時廣泛流行的赫爾默斯主義（Hermetism）為代表。這個赫爾默斯是一位被附會為埃及智者的人物，并被認為是由費奇諾（Ficino）所翻譯的《赫爾默斯全集》的作者。他是“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法術復興中最為重要的人物”（[2]，p.18）。赫爾默斯主義屬于新柏拉圖主義，它的最大特點是使用自然法術（包括煉金術和占星術等）來研究對自然的控制，把自然法術看作是真正的自然科學。在它看來，隱蔽著的自然的神秘力量、日月星辰的支配性力量等都不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可以解釋和運用的，自然法術就是探討自然過程的最完美的科學。帕拉塞爾蘇斯及其學派的活動就典型地代表著這個時期自然科學的自然法術特色。
以“自然法術”形式存在的文藝復興時期的自然科學，不僅是要理解和解釋自然中的神意和神秘力量，而且更在于要把這種神意和神秘力量運用于人的實踐活動之中。它與古老的詮釋學一樣，是“理解的技巧”、“解釋的技巧”和“應用的技巧”的完整統一，屬于一種特殊的“實踐智慧”，所以也應該屬于詮釋學的范圍。
另一方面，文藝復興時期的赫爾默斯主義與“自然之書”觀念有著密切的聯系，而從更早時期流傳下來的“自然之書”觀念，在文藝復興時期乃至整個科學革命時期都是自然科學的一個突出特征。
在文藝復興時期，《圣經》和傳統自然哲學著作的權威一步步受到削弱，自然之書的重要性則越來越為自然科學家們所認同。人們“拋開蓋倫、阿維森那和亞里士多德的觀點，對自然進行界定——它是由上帝親自書寫、制作并編輯起來的圖書館”，“每一塊土地都是自然之書的一頁，而那些想探究自然的人必須用雙腳踏在自然之書上”。（[3]，p195） 托馬斯梯米（Thomas Tymme）在1612年的書中說：“自然之書的智慧……吸引我們去思索偉大的、難以理解的上帝。我們會為他的偉大的作品而感到榮耀，因為各種天體的規則運動……各種元素的聯系、一致性、力量、道德以及美……又有如此多的詮釋學者在教導我們，上帝是它（他）們的動力因，他們侍奉的上帝作為終極因顯現在它（他）們之中，并為它（他）們所證明?！保ㄞD引自[1]，p20。對照舊譯本做了稍許改動）
作為近代物理學奠基人而為科學革命做出卓越貢獻的伽利略也沒有跳出自然之書的觀念。他認為，我們能在上帝的所有工作中發現上帝的偉大，能在打開著的宇宙書卷中讀到上帝的偉大，自然之書包含著深刻的無窮奧妙。對于神圣的自然之書，我們須使用神圣的數學予以解讀：“除非我們首先學會理解其語言并閱讀構成它的字母，我們就不能理解這本書。”（[4]，pp237-238） 甚至牛頓也認為自然是真實的天啟之源（[5]，pp232-3）。
二、從文藝復興到19世紀的自然科學和詮釋學
自然法術傳統和自然之書傳統的自然科學是詮釋學的，這一點應當是沒有疑問的。但是，自文藝復興之后，自然科學和詮釋學分別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到了19世紀，自然科學與詮釋學已經成為截然不同的兩種東西。
首先是自然科學經過科學革命而擺脫了自然法術傳統，并逐漸遠離了自然之書傳統。
持有自然之書觀念的開普勒比較早地批判過赫爾默斯主義和自然法術；笛卡爾的主客二分、機械論和普遍數學思想則早在自然之書觀念和自然法術盛行的時候，就已經在破壞著它們的基礎；伽利略在解讀自然之書的時候，由于拒絕“原因”解釋而僅僅使用數學描述，實際上也已經在侵蝕著自然之書傳統，與自然法術更是風馬牛不相及。牛頓曾全身心地從事煉金術研究，卻把有關煉金術的手稿都封存起來而不予以發表。這被人看作是一個象征：接下來的世紀將是神秘主義和自然法術被封存起來的世紀。
伽利略和牛頓已經不再妄想追溯現象背后的本質，自然界對于人類的理解而言始終是不透明的，甚至是永遠也無法理解的。用外在描述方式來代替解釋方式并以此來說明自然，由牛頓所定型的這種力學方法，自此之后迅速地擴展到物理學的其它領域，繼而又迅速地擴展到其它自然科學領域。到19世紀的時候，“實證的”自然科學已經在各個方面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與此同時，自然之書觀念也逐漸地在科學家那里失去了市場。地質學和生物學的革命向不變論提出了挑戰，這也使人們很難相信始終變化著的自然界仍然是上帝書寫的神圣之書。
另一方面，詮釋學自身在文藝復興以后的演變，也使得它越來越遠離自然和自然科學。
在文藝復興運動中，人們既展開了對自然的研究，又開展了宗教改革運動。就詮釋學的發展來說，宗教改革的最重要成就就是圣經的世俗化。它把圣經與古典作品同等對待，而這種同等對待就使得詮釋學逐漸成了對文本的一般性解釋方法。在18世紀，詮釋學從圣經注釋方法發展為語文學方法論。到19世紀初期，施萊爾馬赫把詮釋學發展為關于理解和解釋的一門普遍科學或藝術，使之包容流傳下來的所有文本，而不只是那些古典的、權威的或神圣的文本。從此以后，自然法術就不再是詮釋學所關注的對象了，而自然之書觀念的衰退也使得自然這本大“書”不再被包含在詮釋學的“文本”之中了。
到19世紀中葉，自然科學的“實證性”和有效性給人文科學提出嚴重的挑戰：人文科學的科學性和有效性何在？為了給人文科學奠定基礎，使之成為名副其實的科學，并同時與自然科學區別開來，狄爾泰進一步把詮釋學發展為人文科學的普遍方法論。在狄爾泰這里，人文科學是對世界的內在“理解（Verstehen）”，即理解世界的生命和精神，而這種理解所需要的程序、方法或技巧就是“解釋”（Auslegung）。由于生命和精神具有類似性和普遍性，所以人的內在經驗通過心理轉換就能夠進行轉移，人也因而能夠進入內在的精神世界。正是這一點使得以關于理解和解釋的詮釋學為其方法論的人文科學具有了科學性和有效性。狄爾泰確實在一定意義上為人文科學爭得了自身的獨特地位，但是他的做法實際上也已經默認了實證科學的強勢地位，只是力爭這種實證科學不要再進一步侵入到人文領域。同時，狄爾泰的詮釋學也由此確認并強化了科學與人文的二分。
按照狄爾泰的說法，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是可以直接觀察的、沒有目的的、自在的并受普遍必然自然法則所支配的物理事實，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是通過觀察和實驗而把個別事例歸入一般規律之下，但詮釋學所探討的是對生命和精神的理解和解釋，而生命和精神是不可直接觀察的、有目的的、從事著價值判斷的、有傳統的和變化著的東西。狄爾泰的“理解”和“解釋”特指對所說、所寫和所做的語言、文字、符號、遺跡和行為的把握，也就是對一般表達所包含的意義的把握。由此，自然科學對自然界的“說明（Erklarung）”根本就不能是這樣的“理解”和“解釋”?！敖忉尅笔顷U釋性的、揭示性的，而“說明”則是外在描述性的、因果性的。如果我們說“理解自然”，那也只是一種形象化比喻。
所以，只要把詮釋學看作是純粹人文科學的方法論，并以實證主義的方式來看待自然科學，那么，自然科學就不可能是詮釋學的。
三、20世紀有關自然科學詮釋學的爭論
波普爾既不同意實證主義的科學觀，也不同意狄爾泰僅僅把詮釋學局限于人文科學領域。他認為，人的認識是對事物的一種譯解或注釋，是不可能不出錯的；再者，知識絕不可能始于虛無，它總是起源于某些背景知識和某些問題，所有的觀察都是滲透著理論的、有選擇性的，總是在一定的境況中去發現某種結果。另一方面，波普爾認為，理解無疑是人文科學的目的，但同時也是自然科學的目的。人類和自然之間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愛因斯坦對宇宙實在的理解與人文科學中的理解至少有四點相似：“（1）如同我們由于共有的人性而去理解別人，我們可以因為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去理解自然。（2）如同我們由于人們的思想與行為有某種合理性而去理解人們，我們可以因為自然規律中固有某種合理性或某種可理解的必然性而去理解自然規律。這幾乎是所有的大科學家（至少是從阿那克西曼德以來，如果不提赫西俄德、希羅多德的話）的自覺愿望；而這種愿望至少首先在牛頓、以后在愛因斯坦的引力學說里得到某種暫時的滿足。（3）愛因斯坦信中提及上帝，表明了另一種與人文科學相同的意義——試圖按我們理解一件藝術作品的方式去理解自然界，把它當作一種創造。（4）自然科學里有這種情況：人們意識到自己全部的理解活動最后歸于失敗——這一點人文科學家進行過許多討論；而且被歸咎于其他人的‘異己性’，任何真正的自我理解的不可能性，以及理解任何一個完整、真實的東西時的不可避免的過分簡化?！保╗6]，pp194-5）
所以，波普爾反對“把理解的方法說成是人文科學的特點，說成是我們用以區別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標志”，認為持這種觀點的人完全是把實證主義和科學主義看作是適合自然科學的唯一哲學。（[6]，p195）
波普爾的觀點對于自然科學詮釋學家來說是令人高興的，但是波普爾對狄爾泰和實證主義者的否定是以樸素實在論為前提的，在認識論方法論上又與其證偽主義觀點一樣犯了簡單化的錯誤。在上述引文中，他所談論的自然科學實際上指的都是自然科學的基礎，他所列舉的科學家都是一流的大科學家。當一流的大科學家探討自然科學的基礎性問題的時候，實際上是作為哲學家在探討自然哲學或科學哲學問題，這些探討確實是詮釋學的。但是，大多數具體的自然科學研究并不總是每日每時地去研究這些宏大的問題，并不總是連續不停地去提出新理論、證偽舊理論。[7] 庫恩就在自然科學的詮釋學問題上糾正了波普爾的這種偏頗。
波普爾的詮釋學觀點是在批判狄爾泰等人的觀點中提出來的，庫恩則是在與Charles Taylor的直接辯論中明確提出其詮釋學觀點的①。Taylor持有與狄爾泰相似的看法，認為人類行為的意義需要詮釋學的解釋，而自然現象則不需要這種解釋，如果說它們具有某種意義，那其意義對于所有的文化來說也都是一樣的。庫恩則認為，同一個自然物體對于不同的文化或共同體來說，其意義是不同的，我們今天的天體就與古希臘的天體不同，而且這兩種天體概念之間是不可通約的。這是因為關于自然界的概念都是為一種范式或一個共同體或一種文化所擁有的，從古希臘的范式到我們的范式，其中已經發生了革命，我們和古希臘人生活于不同的世界之中。
由于任何時期的自然科學都是以其從事者所接納的一組概念為基礎的，這組概念又是歷史和文化的產物，必須運用詮釋學的技巧才能讓非共同體成員加以接受。所以，庫恩把這組概念稱為科學的“詮釋學基礎”（hermeneutic basis），實際上也是他以前所說的“范式”。但是庫恩認為，在有了這種“范式”或“詮釋學基礎”之后，科學家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常規科學研究——則通常不是詮釋學的，因為這些工作只是根據范式來解決難題。因而，庫恩的最終結論是，“盡管自然科學可能需要我所說的一種詮釋學基礎，但是它們本身卻不是詮釋學的事業?！保╗8]，p133）
雖然庫恩在科學詮釋學問題上得出了謹慎的、限制性的結論，但受到他本人極大影響的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們卻并沒有遵守他的限制。他們大都把庫恩的科學共同體概念加以引申和改造，把整個的自然科學，包括具體的科學知識甚至具體的數學知識和邏輯知識，都看作是社會建構的產物，并都看作是詮釋學的。不過，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大都把自然科學詮釋學作為他們工作的前提，然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對自然科學的社會學分析之中了。但受到歐洲大陸現象學-詮釋學強大影響的自然科學詮釋學家們則與之不同，他們不僅僅承認自然科學的詮釋學性質，而且還對自然科學展開大量具體的考察和分析，分別從科學史、科學實驗、科學發現、科學交流、科學描述等不同的方面來揭示自然科學的詮釋學性質。
綜上所述，自19世紀末期以來，關于自然科學詮釋學問題的爭論，大致已經出現四種不同的態度：受狄爾泰和實證主義影響的學者都否認自然科學的詮釋學性質；波普爾在科學哲學領域首先批判實證主義，把自然科學也看作是詮釋學的；庫恩通過科學革命和常規科學研究的區分，承認自然科學的基礎是詮釋學的，但否認常規科學的詮釋學性質；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和自然科學詮釋學家則大都把“常規科學研究”也看作是詮釋學的。
通過前面的討論，可以說完全否認自然科學詮釋學的實證主義觀點是站不住腳的。那么，對于近現代科學來說，它又究竟如何是詮釋學的呢？是僅僅自然科學的基礎具有詮釋學性質，還是整個的自然科學都是詮釋學的？如果用庫恩的術語來說，這里爭論的焦點顯然就在于：“常規科學”究竟是不是詮釋學的？
四、存在論詮釋學與常規科學的詮釋學性質
至此，有必要重新審視一下詮釋學本身的含義。實際上，詮釋學在20世紀已經有了根本性的變革，已經完全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那種詮釋學了。經過海德格爾和加達默爾的根本性改造，詮釋學不僅是方法論的，它首先而且根本上就是存在論的（本體論的，ontological）。用希蘭（Patrick A. Heelan）的話說，詮釋學已成為指向存在的“強詮釋學（strong hermeneutics）”，而不是僅指向狹義文本的“弱詮釋學（weak hermeneutics）”。（[9]）
海德格爾首先把詮釋學改造為此在詮釋學意義上的存在論詮釋學。此在詮釋學要展示的是作為此在的人的本己存在的意義、一般存在的意義以及在人的周圍世界中的非此在事物的意義，它也因此為認識這些事物的科學提供基本的視域或方案。另一方面，此在詮釋學通過對人的生存的時間性和歷史性的展示，也為歷史科學（精神科學，人文科學）提供了可能性，因而在更深層次上也把狄爾泰的詮釋學包容了進來。
作為此在詮釋學，存在論詮釋學的理解不是與“說明”相并列的一種認識方式，也不是要進入他人的內心世界。理解本身作為此在“在世”的一種基本方式，是構成狄爾泰式“理解”和“說明”之共同基礎的東西。存在論詮釋學的解釋也不是狄爾泰那作為方法和技巧的“解釋”，而是指理解的“造就自身（sich auszubilden，developing itself）”（[10]，p188），即，把在理解中所突開的存在的種種可能性整理出來。這種解釋因而就具有理解的前結構，即“前有（Vorhabe，fore-having）”、“前視（Vorsicht，fore-sight）”和“前概念（Vorgriff，fore-conception）”。這種“前結構”是由事情本身所決定的，并構成解釋者不言而喻的先見。
在海德格爾思想的后期，隨著他的Ereignis的轉向，其存在論詮釋學也隨之有了進一步的含義，這就是突出強調對存在意義的聆聽和歸屬，對Ereignis的圣言（Sage）的接受和遵循。至此，海德格爾又在存在論層次上回復了詮釋學的某種古老的意義：詮釋學首先意味著“承載消息和音信”（[11]，p29），“在引出音信、保存消息的意義上”（[11]，p32）來使用“詮釋學”這個詞。
加達默爾遵循海德格爾的思路，把詮釋學進一步變成系統的詮釋學哲學，并以此來揭示那“超越我們的愿望和行動而與我們一起發生”的東西（[12]，p4），也就是揭示“先見”、“權威”、“傳統”的合法性和重要性。
如果對存在論詮釋學加以簡單概括的話，可以說它有兩個基本要點：一是存在論詮釋學把理解、解釋、保存和運用“存在的意義”看作是人之生存的本質；二是存在論詮釋學旨在從人的生存或存在的角度，而不是僅僅從人的認識方法的角度，去揭示人是如何理解、解釋、保存和運用“存在的意義”的，亦即它是從人之生存整體的角度去揭示人追求存在意義的一般詮釋學處境的。
從第一點來看，由于對存在意義的追求是人之生存的本質，所以它在本質上體現于人的所有活動之中，從而也體現于人的各種各樣的認識活動中，體現于自然科學的各種認識活動中。由此，對自然科學基礎的研究與常規自然科學的研究，都在根本上隸屬于對存在意義的理解、解釋、保存和運用，也因而都不可避免地帶有詮釋學的性質。
從第二點來看，在如何追求存在意義的問題上，存在論詮釋學給我們展示出來的一般詮釋學處境是：不管是在哪一種生存活動中——無論是日常的衣食住行活動，還是政治活動、經濟活動、宗教活動、藝術活動，也無論是實踐活動，還是認識活動——人都是從已有的對存在的源始理解出發，去追求存在的意義的。由此，作為人的生存活動之一的常規科學研究活動，必然與自然科學的基礎性研究以及人的所有其他活動一樣，作為本質上對存在意義的追求，都同樣是從已有的對存在的源始理解出發的，具體來說，都是從理解的“前結構”或“先見”出發而進行的一種“視域融合”。因而，常規科學研究無論如何也逃不出詮釋學的一般處境，它必然具有詮釋學的性質。
當然，常規科學研究是嚴密的、精確的、程序化的解題活動，常規科學知識是體現在命題、定律和理論中的確定的、客觀的知識，它不是像人的主觀精神那樣流動不居，它本身是主觀精神的客觀化和永久化。但是，常規科學知識正是以這些確定不變的形式，來長久“保存”在科學研究中所獲得的有關實在的信息，進而也長久“保存”在其范式和基本方案中所揭示的存在的意義。希蘭就認為，“生活世界的意義場域不斷地被科學的理論活動所精煉、替換或改變”，這恰恰顯示出科學的詮釋學性質。（[13]）
常規研究從一個方面說無疑是一種實驗研究，這種實驗是通過對實在的控制和逼迫，而提取出有關實在的信息。但這種控制性和逼迫性的操作是在認識過程中由原初的理解所必然衍變出來的，并歸根結底隸屬于對存在意義的理解。常規研究從另一個方面說也無疑是一種數學研究。但這種數學研究正是由自然科學的“數學因素”所決定的，也就是說，在為常規研究奠基的時候，那些基礎性的研究工作（比如伽利略的工作）事先從數學的角度為常規研究打開了視域，提供了對存在意義的基本理解，具體的研究只能在這種理解的基礎上進行，只能活動于這種數學的視域中，只能是一種數學研究。（[14]） 數學化的常規研究恰恰表明，其自身有一個數學化的“前結構”，是對原初數學式理解的展開、保存和運用。
總之，從存在論詮釋學的角度看，常規科學研究作為人的一種生存活動，必然歸屬于對存在意義的理解、解釋、保存和運用，因而必然具有詮釋學的性質。
五、自然科學如何是詮釋學的？
在我們揭示出常規科學的詮釋學性質之后，有必要再進一步指明其范圍和限度。這個范圍和限度就是：僅僅在存在論的意義上，常規科學才是詮釋學的。這同時也意味著：在方法論的意義上，常規科學不是詮釋學的。
方法論與存在論本來是不可絕對分開的，任何一種方法論都有其存在論預設。但是，當我們所說“任何一種方法論都有其存在論預設”的時候，我們已經表明方法論和存在論其實并不在同一個層次上，存在論是方法論的底層和基礎。這樣，當常規科學在存在論上具有詮釋學性質的時候，它在方法論上未必也保持其詮釋學性質。實際上，它恰恰在方法論上失去了其詮釋學性質。所謂在方法論上失去其詮釋學性質，就是說它的方法在整體上和細節上都失去了詮釋學的性質，其方法不是詮釋學方法。詮釋學方法是一種哲學方法，哲學方法嚴格說來不是方法，也就是說它不是那種程序化的和對象性的技巧。這樣，常規科學的數學方法和實驗方法以及各種各樣的更為具體的方法，就其作為方法而言，都由于其程序化和對象性的特征而不屬于詮釋學，因而在方法論上不具有詮釋學的性質。
到這里，我們就可以明白庫恩為什么要否認常規科學的詮釋學性質了。他的否認完全是從方法論的角度出發的，他完全沒有涉及存在論問題。（庫恩的否認還有另外一點考慮：他的范式和科學共同體概念有走向相對主義的可能性，而且事實上也確實導致了相對主義。這一方面引起了許多科學哲學家的批判，另一方面對于庫恩自己來說也確實是出乎意料的。于是他對自己的觀點進行了限制，并與傳統科學哲學觀點進行了某種妥協。在自然科學的詮釋學性質問題上，庫恩的這種限制和妥協就表現為僅僅承認自然科學基礎的詮釋學性質，而否認常規科學的詮釋學性質。）
至此，關于“自然科學如何是詮釋學的”這個問題，我們除了進行歷史的追述和廓清之外，又對近現代意義上的常規科學的詮釋學性質進行了專門分析?，F在讓我們概述一下自然科學究竟如何是詮釋學的：
古代的、中世紀的和文藝復興時期的自然科學，在詮釋學的最古老的意義上，即作為對神的音信和旨意的理解、解釋和運用，都是詮釋學的；從后來的方法論詮釋學和存在論詮釋學的角度看，它們也都具有詮釋學的性質。對于近現代自然科學而言，在存在論的意義上，它完全是詮釋學的，也就是說，不僅自然科學的基礎是詮釋學的，而且常規科學也是詮釋學的；但在方法論的意義上，只有自然科學的基礎是詮釋學的，常規科學則不是詮釋學的。
對于近現代科學的詮釋學性質，我們明確區分了存在論層次和方法論層次，這具有特別的意義（[15]）。因為如果我們不加區分的話，籠統地說“自然科學是詮釋學的”很容易引起誤解。這種誤解首先是對自然科學本身的誤解：既然自然科學是詮釋學的，那它就與哲學人文科學沒有本質的區別了，它與神話、巫術和近代以前的科學也沒有什么本質的區別了。這就不能使人們真正把握近現代科學的本質和精神，甚至會對科學的自身發展造成一種干擾。這種誤解其次是自然科學家對自然科學詮釋學的誤解。由于科學家本身不是哲學家，他們一般對存在論詮釋學是比較陌生的，他們只可能知道作為人文科學方法論的詮釋學。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加分別地告訴他們說自然科學是詮釋學的，他們就會認為詮釋學家完全是胡說八道：嚴密的、精確的、實證的、數學化的自然科學怎么能是“詮釋學的”呢？索卡爾（Alan D. Sokal）之所以會寫文章嘲弄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和科學詮釋學家，其原因正在于此。
對于自然科學家難以理解存在論意義上的詮釋學，我們也應該予以理解。這種理解不僅僅是出于寬容，而且也有著學理上的根據。自然科學方法不可能把握自然科學本身。物理學實驗能夠研究物理的世界，但不能研究物理學本身。對于自然科學家來說，當他作為自然科學家而不是作為哲學家的時候，他是身在科學的“廬山”之中而純粹使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他因而就不能跳出科學之外來認識科學的“廬山”真面目，他無法看到那“超越我們的愿望和行動而與我們一起發生”的東西，無法在存在論的層面上看到常規科學的詮釋學性質。
所以，在與科學家對話的時候，我們必須申明：就方法論和方法而言，常規科學不是詮釋學的；科克爾曼斯（Joseph Kockelmans）所說的“科學事業自始至終都是徹頭徹尾的詮釋學事業”、“在每一方面都具有詮釋學的成分”、“生來就具有詮釋學的成分”（[16]）等，只有在存在論的意義上才是恰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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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的美范文5
關鍵詞：社會科學 自然科學 客觀性 意識形態
社會科學在西方哲學研究中是一個比較活躍的領域，但在中國研究則還是剛剛起步，還不像其他哲學門類那樣已有大量的現存材料和研究框架，甚至它的方法和原則還在建構之中。社會科學哲學研究的問題比較多，包括合理性原則問題、整體論、還原論等問題。社會科學的客觀性問題也一直是困擾社會科學哲學家一個主要問題。
在社會科學的客觀性方面，一般人認為社會科學不如自然科學那么客觀。歷史決定論者主張在社會科學中不可能建立起客觀性，如果社會科學家有意圖的進行預測，那么，他就要按照自己的愛好和自身的利害關系來進行行動。這種價值判斷就會影響預測本身的內容，給預測內容的客觀性和研究成果的客觀性造成各種各樣的損害。
在社會科學家那里，這其實也就是一個關于社會科學對象的特殊性問題，可以表述為："與自然科學所界定的自然世界不同，社會科學的對象領域有其自身的特點：不僅研究對象包括了研究者本人，而且被研究的人還能夠與研究者展開各種各樣的對話或辯論。在自然科學中，辯論的問題通常無須訴諸于對象的觀點就能夠加以解決。而研究對象的可變性和與被研究者的對話必然會影響到社會科學的客觀性問題。
在科學研究中，自然領域通過偶然事件呈現給我們，科學研究則揭示出偶然性背后的規律。偶然事件及其內在必然性構成了科學研究對象的客觀性。社會科學研究對象的客觀性則要更復雜一些，在研究對象中，一部分是人的有預期目的的活動，這一活動帶有人類精神特有的各種豐富的特點，是人之外的自然界所沒有的，這就構成了社會科學的獨特性。另一方面，這種有預期目的結果由于各種條件的限制、各種目的期望的互相抵消，總是超出于任何現實的預期目的之外。所以，在研究中，社會科學的研究與無意識的自然界一樣，也具有內在規律支配的客觀對象。
近代以來，由于自然科學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經驗的、實證的研究方式，也對人類理性產生巨大影響。在社會科學研究中，以孔德、斯賓塞為代表的實證主義思想家們推崇經驗科學的研究方法，主張用自然科學的模式與方法來建立社會科學.力求使社會科學也成為自然科學那樣的科學。他們認為社會科學家的任務應該是描述客觀事實，只研究社會現象"是怎樣"的，只對社會現象做出事實判斷，不應該對社會現象做任何價值評價，以此保證研究結果的客觀性和科學性。這種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經過不斷發展和演變在西方長期占據主導地位。社會科學面臨的一大難題是怎樣才能保證研究的客觀性，使自己成為真正嚴格的科學。對此，近年來一部分研究者給出的答案是"非意識形態化"，認為社會科學研究惟有拒斥意識形態才具有真正的客觀性和科學性。那種認為要保持社會科學研究的客觀性，必須避免社會科學的意識形態化，必須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拒斥意識形態的說法，其實并不是社會科學研究的一種新方法。當代中國出現的社會科學研究中的"非意識形態化"主張事實上也是受其影響的產物，或者可以說它也是出現于近代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實證主義方法論的某種延續或變形。
現今持社會科學研究"非意識形態化"觀點的人實質上正是在這個問題上缺乏準確的認識，他們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即自然科學研究的對象是沒有理性和思維的自然界，它沒有對象意識和自我意識；而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則離不開現實的活動著的人。正如恩格斯指出："在社會歷史領域進行活動的，是具有意識的、經過思慮或憑激情行動的、追求某種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發生都不是沒有自覺的意圖、沒有預期的目的的"，這就決定了社會科學研究與自然科學研究相比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使"價值無涉"成為一種美好的幻想。具體來說：
第一，認識本質上是主體對客體的反映，但這種反映不是被動地接受，而是一個能動的創造過程，內在地包括選擇和建構。社會科學研究中他既是研究活動的主體，同時又因為自身是研究的社會現象的參與者，因而也是研究活動的客體。因此，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不可能采取純客觀的立場、他必然會以這種或那種方式，把他所固有的、與其所屬的社會集團相關的政治傾向、價值觀念、宗教情感等意識形態帶進社會科學研究之中。這樣，在從研究對象選擇、到材料收集整理、再到形成研究結論的整個研究過程中，不可避免地都會帶有一定的價值傾向。
第二，由于社會科學研究的是現實的活動著的人，因而研究者在獲取被研究者信息的同時，被研究者也在獲取關于研究者的信息。研究者在對研究對象進行考察時，難免影響研究客體，使被研究者在獲知研究者的目的意圖后，會評價這一研究對于自身的利害關系，從而改變自己的正常行為或狀態。更為重要的是，被研究者還可以反作用于研究者，使后者自覺或不自覺地受到被研究者的思想、情感、價值觀念的影響，以致用被研究者的眼光去看問題。上述兩種情況都可能使社會科學研究從獲取、整理資料，到提出研究結論，不僅會受研究者思想觀念的影響，被研究者的意愿也會透過研究者在其中打上烙印。
第三，人類社會從宏觀上看具有內在的客觀規律，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但就具體的歷史進程而言則又充滿著歷史的偶然性。這就使得以各種社會現象和社會事件為研究對象的社會科學不僅要求真，還要向善求美，不僅應該是一個知識體系，還應是一個價值體系。從求真的角度看，人是一切社會活動的主體，任何社會現象和事件都與構成這一現象和事件的人的行為有關，離開了人及其活動，也就無所謂社會現象和事件，而人的行動總是在一定的觀念、理想、價值指引和驅使下做出的。這里，意識形態不僅是以個性化了的精神的東西在支配人的行為，而且也是作為客觀化的精神形態（即作為意識形態的理想、觀念、價值等滲透于科學、文化和群體意識之中所構成的人們活動的客觀文化背景）對人的社會生活產生著作用。可以說社會現象的特點就是與價值、意識形態的高度相關性，拒斥意識形態恐怕很難最終認識社會現象和事件。從向善求美看，研究社會現象和問題必須探討人的行為所表現出的價值，為了理解這種價值又必須探討行為者是在什么觀念驅使下做出行動的，這就必須借助價值判斷，遵循一定價值觀等意識形態來理解和解釋社會現象背后隱藏的意義。
自然科學的美范文6
關鍵詞：學科屬性；科學性；人文性；方法論
中圖分類號：F0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848-2008（03）-0110-08
一、引言
一般地，從科學的內涵以及科學研究的目的來看，經濟學本身可以被視為一門科學，因為經濟學本身也是有助于認識、預測經濟現象乃至指導經濟活動的理論體系，但問題是，經濟學的科學性與自然科學所崇尚的科學性是否一致呢？是否就是體現在它的數理程度上或者體現在客觀性的“硬”度上呢？當前主流經濟學極力崇尚數理模型和計量分析，但經濟學果真變得更加客觀和科學了嗎？按照達斯頓的看法，客觀性的理解本身有三個角度：本體論的客觀性是關于世界的，機械論的客觀性是關于壓制普通的人類判斷傾向和審美傾向的，透視法的客觀性則是關于消滅個人（或偶爾是團體的，正如擬人論的民族風格類型一樣）的特質的；而且，透視法的客觀性，既在概念上也在歷史上區別于追求現實最終結構的客觀性和本體論方面，也區別于禁止在對科學的結果所做報道和描述中作出判斷和解釋的客觀性的機械論方面。顯然，達斯頓的看法了一直將“科學”等同于客觀性的普遍認識，客觀性的含義本身就是多重的，從而揭示了數量經濟學中潛含的修辭。事實上，透視法的客觀性本身就主要是在18世紀后葉的道德哲學中而不是自然哲學中發展起來的，因而它將對客觀性的關注重新納入到社會環境和研究者所凸現的民族精神之中。當然，主流經濟學中修辭以及透視法的客觀性在某種意義上是與西方社會的自然主義思維相對應的，西方的自然主義將一切自然的和社會的都視為有其內在客觀規律的，它都是上帝創世時就定下的，例如，米洛斯基就認為，“客觀性這個觀念與西方歷史上對擬人論和人類中心論的禁止有著密切的關系。它們始自于猶太教與基督教共有的對將人類的屬性歸因于上帝的批評，并且作為一種對活力論、目的論和自然神學的一種逃避繼續進入現在時期”［1］。
然而，正是對于自然哲學的狂熱造成主流經濟學對“客觀性”的追求，并且，還逐漸把這種客觀性導向了機械論的客觀性，從而扭曲了對客觀性的理解。事實上，自從經濟學從古典的“政治經濟學”話語體系轉向了“經濟學”的話語體系之后，由于受牛頓革命和物理學發展的影響，基于新古典范式的主流經濟學開始把自然科學視為經濟學的發展之路，試圖構建像“physics”（物理學）等自然科學那樣一種關于人類經濟社會運行內在法則的帶有“ics”詞綴形式的“economics”的“科學”［2］。為此，大多數經濟學家一方面試圖通過將經濟思想的數理模型化以及實證分析的客觀化來發展成一門硬科學，另一方面則盡量避開倫理判斷而公開聲言要“價值中立”。例如，芝加哥學派的弗里德曼就公開表明，要把經濟學構建成一門實證科學，其最終目標是建立一套理論或假說，來對尚未觀察到的事物作出有效且有意義的推測；同樣，奧地利學派的米塞斯公開聲言，“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對價值判斷是中性的”［3］。正是在極端強調客觀和中立的情況下，20世紀3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學就極力模仿自然科學而加速走上了數量化的道路，并在特定的引導假定下試圖運用一些一般性的工具和“不言自明”的原理來演繹分析絕大部分的經濟學問題；而自20世紀90年代西方主流經濟學被引進到中國以來，國內那些自稱從事“主流”經濟學研究的學者就把經濟學的科學性和客觀性奉若神旨，極力排斥經濟學的思辨性和倫理學內容而強調實證分析，并大肆宣稱他們所構建的數理模型和實證分析就是Science，是客觀的。問題是，這種“客觀性”真的存在嗎？米洛斯基指出，“現在是放棄‘科學’以解決客觀性問題這一思想的時候了，這主要是因為不存在單獨的這樣的問題要解決”［1］。特別是，在社會科學領域，任何社會現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存在與其他現象之間的千絲萬縷的聯系。正因如此，我們必須重新審視主流經濟學所宣稱的客觀性，其中首先就經濟學的學科特性及其他相關特征作一剖析。
二、經濟學的雙重屬性及其研究思維
由于科學僅僅體現為主體基于特定視角對客體的認知，因而科學必然具有主觀性；而且，由于不同科學所面臨的對象和目的是不同的，因而不同科學所體現的主觀性又存在某種差異。特別是，生活世界和自然世界這兩大研究客體存在明顯不同的特點，有關它們的研究目的也不盡相同。正因如此，學術界又進一步把科學分為兩大類：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其中，社會科學關注由人與人之間互動產生的社會現象，這種社會現象是內在于人之認知的，其背后的規律也主要體現人類的理想及由此產生的互動行為，人們之所以研究它是希望理順或改進社會現實關系以更好地實現人類的期望和理想，因而它往往被視為帶有人文性的學科。相反，自然科學所研究的則是自然現象及其背后的規律，這種自然現象是相對外在于人類活動的，自然規律也具有獨立性，人們之所以研究它主要是為了更好地利用自然或適應自然而不是改造自然規律，因而它往往被視為更具客觀性的學科。同時，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涵蓋了人與自然以及人與社會這兩個關系層面，涉及到自然世界和生活世界兩大領域。因此，經濟學本身也具有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雙重特性，這也是經濟學這門學科的性質定位以及經濟理論所具有的科學性和客觀性程度之所以常常會引起爭論的原因。一方面，盡管經濟學涵蓋廣泛，但不同學者所關注的主要領域和觀察視角往往是不同的，因而不同學者對經濟學性質的認知就會產生差異：例如，有的學者關注物質資源配置等私人領域的問題，因而他傾向于把經濟學視為自然科學；而另一些學者則關注社會制度等公共領域的問題，因而他也必然更傾向于把它看作社會科學。另一方面，不同歷史時期所面臨的主要現實問題往往是不同的，因而不同時期的經濟學所呈現出來的特性也就會存在很大差異：例如，古典時期所面臨的主要是社會制度等公共領域的建設，因而古典經濟學呈現出濃厚的社會科學特性；而新古典時期面臨的是如何有效利用既定資本的問題，因而新古典經濟學表現出強烈的自然科學特性。
當然，盡管對經濟學的科學性和客觀性特質的認知往往隨不同主體以及不同時代而有所差異，但是，不管在對經濟學性質的認知上存在何等的不同，經濟學都不能直接歸入自然科學的范疇。這可以從三個方面加以說明：（1）無論是人與自然之間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都涉及到“人”，因而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歸根到底是人的行為及其產生的社會現象，這與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存在著根本性的區別，而與其他社會科學具有相通性；也正因如此，米塞斯就認為科學認識有兩個不同領域：自然科學和人類行動的（社會）科學，經濟學顯然應該歸屬后者。（2）主流經濟學極力鼓吹把自然科學所走的道路視為經濟學的未來之路，這也從反面說明了經濟學本質上不是自然科學，否則就用不著模仿了；更不要說，在西方自然科學也是其他社會科學仿效的對象，實際上，長期以來學術界就一直存在著能否將社會科學在某種意義上看成介于科學與文學之間的第三種學科的爭論。（3）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又經常把經濟學稱為介于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之間的學科，這里也是強調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獨特性，以及基于經濟學科學化發展的需要；之所以有此強調，根本原因在于，盡管經濟學的研究內容涉及到人與物以及人與人這兩個關系層面，但基于新古典范式的主流經濟學主要關注人與物的內容方面。事實上，正因為經濟學屬于研究人類行動的學科，研究的是由人類行為所產生的經濟現象，而經濟現象本身又是與認知主體分不開的：不僅主體的行為構成了經濟現象的一部分，而且主體的認知也會構成了經濟現象的一部分，因此，對經濟學的定位還是要從社會科學來考慮。進一步地，由于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往往都潛藏著改造社會和指導實踐的目的，因而經濟學的理論研究也存在兩個明顯的階段：一是有關理想目標和假設前提的預設，這體現了不同認知主體對社會事物的本質認知以及社會理念和觀察視角的總結，因而帶有濃郁的主觀性；二是在既定預設前提下的分析結論和政策建議，這體現了認知主體的邏輯推理、檢驗論證和材料收集，因而具有很強的規范性。
顯然，正是由于不同個體在認知視角和研究思維上存在差異，對經濟現象背后之規律的探索途徑也就會存在差異；特別是，不同個體著重研究的問題也存在差異：有的人關注目的和預設的合理性，有的人則熱衷于邏輯推理的嚴密性。結果，在不同認知主體眼里，經濟學這門學科也就呈現出了相差極大的兩個基本特性，因此，即使撇開自然科學的考慮，那么對經濟學的理解也會存在這樣兩個研究視角：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①。一般來說，“人文科學”強調的是人文性，就經濟學而言，它側重于對理想目標和假設前提的合理性進行廣泛而深入的思辨和探討，顯然，它把人作為思維的主體，存在終極的價值判斷，因而帶有某種感觀性和情感的色彩，注重的是思辯和溯源。例如，韋伯就指出，“任何一門關于人類文化生活的科學，其最根本的任務之一就是使人們對這些部分現實地、部分自以為是地追求著的‘觀念’達到精神上的理解”，這就要求“通過揭示并在邏輯上相互關聯地闡明構成或者能夠構成具體目的之基礎的‘觀念’，能夠使他根據聯系和意義認識到他所希求并在此之間作出選擇的各種目的”。相反，“社會科學”更為凸顯的是科學性，就經濟學而言，它關注的是在既定預設前提下如何嚴密而合理地得出更為廣泛的結論，顯然，它把人僅僅視為一個經驗客體，是自然的一部分，終極價值判斷是給定的，因而具有強烈的先驗理性和經驗實證的色彩，基本路徑就是向自然（科學）靠近。例如，韋伯也指出，在目的設定以后的價值判斷和批判也具有科學的性質，因為“這種批判只能具有辯爭的特性，即它只能是對在歷史給定的價值判斷和觀念中出現的材料作出的一種形式邏輯上的判斷，是根據所希求者的內在無矛盾性的公設對理想所作出的一種檢驗。由于它為自己設定了這一目的，它能夠幫助希求者對作為其希求之內容的基礎的那些終極公理、對他不自覺地由以出發或者必須由以出發的終極價值標準作出自我思索。當然，使人意識到這些彰顯在具體的價值判斷之中的終極價值標準，是它不用涉足思辯的領域就能夠提供的最后的東西。至于判斷主體是否應當遵循這些終極標準，是他個人的事情，涉及到他的希求和良知，而與經驗知識無關”［4］。
進一步地，對經濟學兩個階段的研究以及對經濟學特性的理解不同，不同學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存在很大的差異。一般地，根據人文（科學）的特征，思想和理論主要來源于研究主體的整合、判斷，往往萌發于書房、圖書館等讀書的地方，因而注重對前人文獻的梳理；同時，他們認為，對經濟學理論的理解是因人而異的，每個人根據自身的理解而行為，經濟學學習和研究的目的是提高個人的認知，因而強調經濟學的主觀性和規范性，尋找對既有事實和材料的重新理解。相反，根據（社會）科學的特征，思想和理論主要來源于數據的處理和客觀的實驗，往往萌發于實驗室、實踐調查等能夠收集和處理數據的地方，因而它更注重數據的收集和處理方式；同時，它把經濟學理論視為具有普遍意義，可以指導一切人的行為，從而經濟學的學習獲得一種一般性的技能，因而強調經濟學的客觀性和實證性，試圖通過新的事實和材料來發現理論。正因如此，相應于這兩個基本的分析視角，我們可以歸納出經濟學領域從事理論研究的兩種方法：厚積薄發和成規定制。其中，就基于人文的視角而言，由于它注重知識的繼承和積累，并試圖通過旁征博引而從更全面視角來分析問題和解釋現象，因而強調厚積薄發的研究態度；而且，由于這種思路試圖憑借主體的知性來剖析社會現象的本來面目以及現狀產生的內在機理，而對本質的認知本身就體現了觀察主體的主觀目的性，因而其基本思路就是把經濟學視為規范性的學科。而基于科學的視角而言，它試圖從某些定理或模型出發，通過對所收集的數據進行處理和分析來發現規律，這往往被稱為成規定制式研究的方法；而且，這種分析方法往往要遵循一定的研究套路和規范，并相對集中于某些特定對象的研究，因而其基本思路就是把經濟學視為實證性質的科學甚至蛻變為應用數學的分支。
其實，對經濟學的這兩個認知視角或認知階段及其認知差異也可以從經濟學說史中窺見一斑。古典主義時期，由于社會制度和市場機制還很不健全，人類的最大化行為主要與社會制度有關，因此，以斯密、穆勒和馬克思等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主要探究公共領域的問題，關注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系，從而把經濟學當作一門具有強烈人文性的社會科學。同時，古典經濟學著力探究事物表象背后所隱藏的本質以及事物之間的相互作用機理，并以此為參照系來考察現狀以及剖析現象對本質的背離及其原因；顯然，由于本質本身體現了觀察主體自己的認知和觀察視角，本質也提供了已經被異化的事物回歸的基點，因而古典經濟學特別是仍然流傳至今的經濟學基本上是把經濟學視為一門規范性的科學。相反，隨著西方社會制度和市場機制的相對完善，人們就逐漸接受既定制度下的分配格局，并在此制度下尋求個人資源的最大化配置，因此，后來興起的新古典經濟學就逐漸把研究視角轉向了個人領域，關注個體如何理性地處理物的問題，從而把經濟學當作一門具有強烈客觀性的社會科學。也正是由于著眼于個體行為的分析，新古典經濟學開始把現存制度當成合理的存在，依靠直接的供求關系或者雙方的力量博弈來分析現狀的成因，并主要分析現存事物之間的功能聯系；并且，新古典經濟學側重于價格、貨幣等數字之間的邏輯分析，從而日益偏重于第二種路徑的研究，強烈主張經濟學的科學化之路。顯然，因為古典經濟學具有強烈的人文性特點，這種研究需要非常廣博的知識，需要知識的沉淀和積累，因而古典經濟學家基本都是整個社會科學領域的大家；相反，由于新古典經濟學具有強烈的科學性特點，這種研究需要的是嚴格的邏輯訓練和扎實的數理功底，因而新古典經濟學家基本都是出身于自然科學領域。
當然，需要指出，即使這里把經濟學歸為社會科學，也主要是強調理論發展過程中的科學化努力以及人們在社會認知過程中的演進性特征；但卻并不否認，在作為社會科學的科學特性與自然科學之間所存在的明顯差異，因為任何社會科學都有一個預設的目的，這個目的具有很強的主觀性。米塞斯就寫道，“當我們從外部接近自然科學的主題，我們觀察的結果是確立功能性的依附關系。關于這些關系的命題構成我們用以解釋自然現象的一般原理。一旦我們構建了這些原理的體系，我們作了我們能做的所有的事。另一方面，在人類行動的科學中，我們從內心理解現象。由于我們是人類，所以，我們能理解人類行動的含義，即行動者賦予他行動的含義。是我們能形成用以解釋性的現象的一般原理的正是對含義的這種理解”［5］。同時，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對經濟學中“人文性”和“科學性”的認知也體現在經濟學理論研究的兩個相應階段：“人文性”主要體現在第一階段，它需要以廣泛的知識為基礎對前定的目的首先進行判斷，并選取自身的研究目的和分析理念；“科學性”則主要體現在第二階段，它需要采取一定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對達到前定目的的手段進行分析。而且，這兩個階段所表現出來的特征和要求與自然科學都是不同的，因而我們在從事經濟學的理論研究時就必須加以注意：一是要明白每一個理論所設定的目的，并對這種設定目的進行判斷，這就需要非常廣泛的知識，顯然，這與自然科學很不相同；二是在目的既定前提下借助一定的工具和邏輯進行推理分析，即使如此，我們也要時刻提防把人的行為邏輯等同于物和數的邏輯，這也是與自然科學極不相同的。
可見，盡管從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這兩個目的上看，經濟學也是一門科學，成熟的經濟學可以為理解和改造社會提供一個相對系統的認知體系，但是，由于經濟學所研究對象的獨特性，其理論研究的程序和特點都不同于自然科學，因而就不能像自然科學那樣來限定經濟學的發展。一方面，經濟學需要對理想目的以及假設前提進行確認，而這體現了主體的認知和理想。所以，筆者強調，經濟學的理論研究首先是要形成對社會的認知，這也即是思辨性的思想，其關鍵在于對理論目的和理論前提的研究。另一方面，目的和預設確定之后，經濟學的理論研究還需要進行嚴密的邏輯進行分析以獲得更為廣泛的結論和認知，顯然，此時就需要借助各種分析和表達工具，但其表達中也往往使用了各種具有人文性的修辭。例如，麥克洛斯基就指出了潛藏在經濟分析過程中的三個命題：（1）“經濟學中的數學理論似乎具有暗喻的性質，而且是用文字表達出來的”。（2）“經濟學推理中的每一個步驟都是包含暗喻的”，（3）“甚至連正統的修辭的推理都是暗喻的”。而實際上，在麥克洛斯基看來，“經濟學不是通過求助于現代主義的科學方法論或是任何其他科學哲學發展出來的優先方法論來實現其合法化的。相反同其他無序的學科一樣，經濟學被合法化的過程就是檢驗其參與開放的進行中的對話或語言的程度，而每一個參與者都被置于哈貝馬斯所說的對話氛圍中。因此，在這樣的氛圍中，經濟學家們的任務就是說服觀眾，這其中包括同行的經濟學家和其他人接受自己的觀點”［6］。
三、經濟學的學科特性及其研究特色
上面的分析表明，經濟學理論研究的兩個階段都充滿了主體的認知，而要能夠形成自己的思想并在理論上有所創見，那么就需要豐富的知識素養：一方面，要對人類思想的發展過程作系統的梳理以能夠真正領悟人類所積累的思想，另一方面要對其他學科的知識作充分契合以對客體有更為全面而系統的認知。事實上，經濟學說史就已表明，像斯密、穆勒、馬克思以及馬歇爾等大師們所提出的那些看似淺顯的知識，都是建立在龐大的知識基礎上的，例如，正是在承襲前人知識的基礎上，斯密做了系統化的簡單表述，從而寫出了視為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國富論》。相反，如果沒有對理論的正確認識，沒有廣博的知識，即使能夠建立比較優美而復雜的數理模型，它們也是流傳不遠的，實際上，這樣的研究也必然是盲人摸象，即使知其然也必不知所以然，即使發表了眾多的文章也仍然沒有自信，就像當前的那些學者一樣。正因如此，對經濟學的理論研究來說，厚積薄發式的研究途徑是基本的，只有通過積累深厚的科學知識和個人知識，才可能形成真正的認知，從而使得理論更具說服力；同時，才能形成合理的假定條件，從而在此基礎上建立合理的數理模型或者進行有的放矢的實證分析，否則，后續的一切行為都將沒有任何意義，至多成為一種我向思考的邏輯游戲或者材料堆積的數字游戲。
這可從兩方面加以解釋。一方面，影響社會經濟現象的因素本身就是復雜多樣的，甚至經濟現象本身也是人類主觀認識的反射，同一事實投射在不同人的意識中往往形成不同的認知；正因如此，社會科學的“科學”并非是確定不變的，相反必須將理論與主體的認知視角和認知目的結合起來。另一方面，經濟學研究的根本問題畢竟是由于需求、偏好、行為等由“人”引起的問題，這些東西都是經驗性而非先驗性的，從而也只有在基于人類實踐的經驗分析的科學中才可以真正實現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正因如此，經濟學理論也必須具有經驗性的內容，經濟學的科學化必須建立在社會經驗的基礎上，正如實用主義創始人詹姆斯所說的，“唯有直接與生活發生關系的科學，才是真正的科學”［7］。事實上，正因為人們對社會現象的認知往往是基于主觀的理解，不同的認知會導向不同的行為，所以，哈耶克指出：“遵循規則或信奉共同價值，可以確保某種具有某些抽象特性的行動模式或行動秩序得到型構，但是，遵循規則或信奉共同價值卻并不足以決定這種行動模式的具體形式”［8］。也正因如此，我們說，經濟學的研究視角、分析手段是多種多樣的，而不僅僅是數理模型這一種方法，甚至這也不能是主要的研究路徑；事實上，哈耶克就把經濟理論研究與法學、政治哲學、社會哲學、倫理學、道德科學等聯系起來，而強烈反對經濟理論數學化。
顯然，正是因為經濟學本身具有強烈的人文性，從而才會形成迥異的經濟學流派，這些流派往往基于截然不同的引導假定，以致迄今為止經濟學各流派之間都無法形成一個“能夠結束所有爭論的最終標準或裁決者”；同時，由于引導假定本身是難以被證偽的，因而盡管經濟學的理論不斷變化以及每種思想也都在經歷重復的興衰輪回，但卻很少會完全消逝。事實上，不僅“弗里德曼的信念――經濟學中的一般性爭論和宏觀經濟學中的特定爭論都將通過實證檢驗而解決――尚未得到證實。同樣，熊彼特觀點――經濟學中的意識形態部分大都會被系統性拋棄――也沒有成為現實”。因此，經濟學中，“在對經驗證據、倫理因素、硬核命題、意識形態戒律的程度和形式等許多類似問題的解釋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差別。當然，并非只在經濟學中有分歧，在其他社會科學門類中分歧至少同樣廣泛、深刻和顯著。甚至連物理學也有著這種沖突，而且實際上，物理學比其通?？磥淼囊洝枚唷保?］。也正是由于經濟現象本身的不確定性和主觀性以及經濟學的人文性，經濟學的科學性也不同于自然科學。麥克洛斯基強調，“如果經濟學希望模仿其他科學，即便模仿的是數學或物理學這樣偉大的科學，它也應當更加開放，以容納更多的談話方式”［10］。
然而，不幸的是，盡管從廣義上講，作為一個具有知識體系的探究學問的經濟學本身是一門科學，并且，這種科學本身是具有強烈人文性，但是，由于“科學”一詞首先出現在自然科學領域，并由此形成了自然主義思維，并拓展到社會科學領域。結果，時下流行的主流經濟學完全忽視了經濟學內在的這種學科特性：它不但舍棄了經驗性的內容，而且也因執著于數字的游戲而把理論與生活分裂開來，甚至連經濟學研究本身的基本目標也搞顛倒了。正因如此，厚積薄發式的學習和研究路線往往只是為非主流經濟學者所遵循，而主流經濟學則逐步走上了嚴密的專業分工道路，把經濟學僅僅視為對手段的實證或者手段與目的之間的功能聯系，從而日益偏重于成規定式的研究路徑。正是基于這種研究線路，主流經濟學試圖運用一些一般工具和原理來演繹分析絕大部分的經濟學問題，結果，正如布勞格指出的，“瓦爾拉斯崇拜的英雄是牛頓和拉普拉斯，而不是焦耳和赫姆霍茨。從早期到現代不斷激發一般均衡理論的提倡者的靈感不是‘科學至上主義’，而是完全數學化的目標”［11］。究其原因在于，西方社會中占支配地位的是自然主義思維，并在追求客觀主義的抽象化科學思維的指導下，這種自然主義思維進一步擴展到人類精神方面的領域。因此，西方主流的觀點往往認為，即使在生活世界“嚴格的科學性要求研究者必須小心排除一切作出價值判斷的立場，排除一切作為研究對象的人及其文化構造是理性還是非理性的探問?？茖W的、客觀的真理只是確證：物理和精神世界到底是怎樣的”［12］。
事實上，就當前西方社會而言，“對科學之上主義的不加思考的引入，（已經）成為了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的大多數美國社會科學的特征”，并且，由于“在學術上對大陸哲學的摒棄，連同二戰以后統計學技術與自然科學實踐之間的混淆，（已經）造成了這樣一種印象，即由于自然和社會的內在統一性，‘科學’本身成為了一種適用于任何社會研究（無論是經濟學、文學批評或是人力資源管理）的普通程序”；特別是，“二戰以后，美國社會科學的霸權將任何有關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區別的痕跡統統勾銷了”［1］。正因如此，當主流經濟學的困境逐漸暴露，而一些有識之士開始重新探究經濟學作為社會科學的性質的時候，絕大多數的人們已經不知道“爭論的問題是什么”，“社會”是指什么？究其原因在于，理性和科學在西方社會的發展已經導致了如此嚴重的演化謬誤：它把人類世界也視為一種靜止的狀態，而科學研究僅僅探詢如何將這種靜態世界擺弄得更有序途徑，因此，不僅是經濟學，甚至社會學等其他社會科學，也都在努力發揮理性的能量來設計和改造社會制度。
顯然，正是出于對科學的誤解以及理性的強調，整個社會科學界充斥了求新求變的氛圍，這在經濟學界尤其明顯。胡塞爾就曾指出，“如果科學只承認以這一方式客觀地可確證的東西為真的，如果歷史只教給我們精神的一切形態，人所依賴的一切生活條件、理想和規范，……它過去是如此，并將永遠如此的話，那么世界以及在其中的人的存在在真理上還能有什么意義呢？我們對此能平心靜氣嗎？我們能在一個其歷史無非為虛幻的繁榮和苦澀的失望的不盡鎖鏈的世界中生活嗎”［12］？也正因如此，西方主流經濟學極力模仿自然科學而加速走上了數量化的道路，國內那些唯西化是瞻的“主流”經濟學者也極力強調經濟學的數理化，認為只有這種經濟學才是科學和客觀的；但殊不知，現代主流經濟學大肆鼓吹它的科學性而不敢承認自身的內在缺陷，并為了維護其主流的話語權而刻意地用數學符號來掩蓋其內含的價值觀和主觀性，因而這些主流經濟學者的所作所為實際上恰恰使得經濟學退化為一門“偽科學”。 事實上，當今甚囂塵上的主流經濟學已經越來越符合"偽科學"的兩個基本特征：一是研究者明白它達不到其宣稱的那種科學要求卻極力宣傳它的“科學”性，二是研究者有意地回避其學說中缺陷或者用各種方式來掩蓋。
當然，需要指出的是，盡管筆者強調經濟學的主觀性、規范性以及推崇厚積薄發的思辨路徑，強調經濟學的研究需要注重經典文獻的梳理和推敲，但這并不是要像阿萊所批判的那種僅僅停留在“紙上談兵”層次上的詭辯游戲：“不斷使用誤操作性的概念、含糊不清和未經定義的語詞，那些詞的意思在分析中不斷變換，在不同作者那里也各不相同；分析中缺乏嚴格性；大量使用多少帶有比喻的表達方式，沒有精確的含義，誰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因此無人能提出異議；使用的表達方式伴有感彩”［13］。相反，它要求具有非常嚴密的邏輯一致性，同時要求與經驗事實相一致。事實上，筆者一直強調，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并不是不要數學，相反，要研究經濟學也必須充分夯實數學和邏輯的基礎，這是經濟學研究越來越需要專業化訓練的原因。一方面，由于數學在表達、交流和傳播上的精確性，因此，數學作為工具在經濟學的重要性日益凸顯，這是主流經濟學所強調的。另一方面，數學語言的運用也是經濟學中一場重大的“修辭學革命”，因為它在某種程度上成為聯結全世界經濟學者的一種共同話語標準，究其原因在于，近期的文獻大多是主流經濟學提供的，他們掌握了經濟學的話語權，其中思想的遞進也大多以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范式表現出來。
不過，盡管將經濟學知識上升到理論層面而運用數學是必要和有用的，但是，我們還是必須明晰地認識到，這并不意味著，“把一種理論建立在公理化的論述上就足以說明它在科學上是有效的”。特別是，要防止經濟學從傳統的文字描述走向數理化過程中的另一種極端傾向，因為正如杜蘭特指出的，每一真理都有可能發展成為謬誤；而每一美德都會因過分而成為邪惡，沒有什么比過分易于走到反面了。因此，我們對數學在經濟學理論研究中的作用必須有個明確的認識，即使通過使用數學來精練理論，也必須注意到條件的成熟性問題，否則必然會“欲速則不達”［14］。這正如科斯寫道的，“我對建立模型的問題知之甚少，并且我提出的觀點可能也不是真正重要的，但我認為，當你的知識特別貧乏時，你不可能很準確、很迅速地估計所發生的情況。……要是將你知道（或者你認為知道）的早期階段的變量簡單地納入你的模型中，事實上，這可能產生更多的誤導，將會阻止更有成效的研究成果的出現”［15］。顯然，就當前主流經濟學的數理化傾向而言，數學已經被嚴重濫用了，哈耶克寫道：“20世紀肯定是一個十足的迷信時代，其原因就在于人們高估了科學業已取得的成就；所謂人們高估了科學業已取得的成就，并不是說人們高估了科學在相對簡單現象的領域中所取得的成就，而是意指人們高估了科學在復雜現象的領域中所取得的成就，因為事實業已表明，把那些在相對簡單現象的領域中被證明為大有助益的技術也同樣適用于復雜現象領域的做法，是極具誤導性的”［8］。
可見，盡管我們常常把經濟學視為一門科學，但這與自然科學中對“科學”一詞的理解存在很大差異；正如布勞格指出的，“經濟學又是一門獨特的科學，不用說由于它研究的是人的活動、從而要用人的行為的原因和動機來解釋‘事情的原由’，這和物理學不同，而且也由于它致力于提供關于人的活動的嚴格的、演繹的理論而和社會學、政治學這樣的科學不同，因為在其他的人類活動學里而是缺少嚴格的、演繹的理論的。簡而言之，經濟學家的解釋是科學解釋大類里的一個特別的種，因此這種解釋也就呈現出某些疑難的特征”［16］。在這里，筆者認為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也與自然科學存在很大差異，不應該過分強調他的客觀性而抹煞其思辨性，例如，麥克洛斯基就特別強調無論是數學還是物理學都不是經濟學可借鑒模式，為此，他還對大行其道的現代主義科學哲學持深深的懷疑態度，因為這些哲學往往以物理學的方法論作為模式。那么，如果促使經濟學朝更為科學化的方向發展呢？豪斯曼建議，“第一，經濟學家應該參與越來越多的不同形式的經驗性工作：他們應該努力從‘典型的經濟數據’中學到更多的東西。第二，對于理論框架的選擇而言，這個學科應該更加開放，不應堅持認為它是一個‘獨立的科學’的現狀”［17］。
四、簡短結語
無論是在科學的內涵、研究的目的還是研究的方法上，經濟學與自然科學都存在很大差異：經濟學注重思辨性，其理論也帶有強烈的主觀性和規范性，研究方法更注重厚積薄發，注重知識的積累和契合，因此，盡管我們強調經濟學要朝科學化的方向發展，但其科學性的麥加并非就是以物理學為代表的自然科學。事實上，正如韋森指出的，按照最新版《新牛津英語大詞典》對“science”所作的定義，社會科學并不是真正的“科學”，而只是在一種在對“科學”一詞的“轉借”和“隱喻”（metaphor）意義上來說的；不過，那些想把經濟學變成一門實證科學的經濟學家們，卻試圖通過對人類社會中經濟現象的“觀察”、“實驗”以及與之相關聯的“（自然）科學（式）地”“推理”和“證明”，來把經濟學做得一種像物理學、化學那樣一種實證的“分科的知識體系”［2］。然而，當前的主流經濟學卻試圖以物理學等自然科學的理論特征來要求經濟學，從而嚴重誤解了經濟學的“科學”內涵，也窒息了經濟學的理論發展；以至布坎南說，“正因為我深信社會科學不同于自然科學，我發覺自己更贊同解釋學家的批評，而不贊同我的大多數經濟學家同事的意見，少數幾位屬于現代奧地利人學派的經濟學家除外”。而且，布坎南還重新解釋了科學家和藝術家的行為方式：科學家的行為是發現，他找出存在的事物，將想象力運用在探索過程中，他不宣稱也不應宣稱創造了某種新的東西；相反，藝術家盡管要用一定的材料，但他創造某種原來并不存在的東西，并且一旦藝術創造完成，每個人都對創作出的作品可以有不同的私人解釋方式。［17］在布坎南看來，社會科學的研究介于兩者之間，社會科學家的活動更加類似于藝術家而不是科學家，但他的動機與科學家而不是與藝術家相一致，他希望社會互動的改進最終將由人們在診斷結論和有效改革上取得一致的看法；同樣，布萊克則強調，從認識論的角度看，人文科學特別是文學批評所使用的中心修辭手段比如暗喻要優于自然科學，因而經濟學的科學化發展不能抹煞其人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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