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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初經濟政策范文1
[關鍵詞] 國際政治經濟學 國際機制 利益群體
中圖分類號：D8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1369(2008)2-0095-05
從政治學到經濟學：IPE轉型的背景思考
國際政治經濟學誕生之初，有著明顯的政治學背景。按照海倫?米爾納的總結，20世紀60―70年代誕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為的是向傳統國際關系研究提出挑戰[2]。早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在兩方面做出了貢獻：
首先，提出了經濟問題在國際關系中的重要性。區別于傳統政治學所主張的、權力政治的核心是軍事的觀點，基歐漢和奈認為，在相互依存的國際環境下，軍事力量并不總是被當作一個國家反對另一個國家的手段[3]。
其次，回答了權力的來源問題。金德爾伯格和吉爾平的霸權穩定論[4]認為，70年代世界經濟的蕭條與美國霸權的衰退有關，這一分析為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的轉化搭建了渠道；而蘇珊?斯特蘭奇的聯系性權力和結構性權力[5]，則建立權力結構模型，進一步探討經濟要素與權力要素之間的聯系。此外，還有一些學者試圖分析世界機制與權力的關系，如依附理論提出“中心”與“邊緣”的概念，分析資本主義體系“不等價交換”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6]；還有學者從國際機制的角度，分析跨國公司及區域制度如何對民族國家施加重要影響[7]。早期國際政治經濟學者把經濟要素作為分析變量引入政治學的分析框架，探索政治和經濟的關聯性。但是，無論霸權穩定論、相互依存論、依附論或權力結構論，都以民族國家與世界市場對立為前提，學者們重視的是政治和經濟之間此消彼長的轉換關系，而缺少對政治和經濟互動關系的研究。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經濟視角，在這一階段開始有所體現。這一視角側重國際力量(主要是國際經濟力量)與國內政治的相互關系。這一視角認為，國際經濟環境是國家政策變化的首要或重要原因，國際經濟制度對國內政治存在著重要影響。早在1972年，基歐漢和約瑟夫?奈就在《跨國關系和世界政治藝術》中指出了跨國關系和跨國行為體對國際關系研究的重要性。彼得?卡贊斯坦在《國際關系和國內結構：工業發達國家的對外經濟政策》[8]中，把國際力量和國內政治結構結合起來。卡贊斯坦認為，國際關系的內部化和國內結構的外部化在對外經濟政策決策過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當數彼得?古勒維奇，他的“顛倒的第二種意向”奠定了90年代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轉型。古勒維奇認為，國際經濟環境通過中介環節，影響國內政策選擇。
“國際體系不僅是國內政治和結構的結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經濟聯系和軍事壓力限制了包括政治決策、政治形式在內的一系列國內行為。因此，國際關系和國內政治之間的聯系是如此緊密，使得二者必須被視作一個整體而同時研究?！盵9]
不過，70年代開始出現的轉型思考，直到90年代初，才逐漸開始引起學術界的重視。一方面的原因是早期政治經濟學的慣性力量，作為國際關系學科的分支，早期IPE的研究幾乎完全采用IR的模式。羅伯特?吉爾平的《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便是以IR的三個研究范式――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為IPE分類。盡管這一分類方法使得國際政治經濟學與國際關系學的研究順利接軌，但同時也限制了學者們的研究思路。而另一方面的原因則在于，整個七八十年代，國際環境的現實并沒有發生巨大變化。蘇聯的解體和全球化浪潮的興起，都是80年代末之后的事情。蘇聯的解體，使得傳統的權力政治學、霸權穩定論逐漸失去了意義，而全球化浪潮又使得相互依存理論的解釋力日漸蒼白。
國際體系的經濟權力分布、國際機制對國際環境的挑戰，要求政治學者們必須傾注更多的精力關注經濟領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IPE逐漸擺脫IR研究視角的束縛，而開始走上自身發展的路徑。
90年代(以來)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成果
進入20世紀90年代，國際關系現實對IPE最直接的挑戰，就是國際經濟和國內政治之間的聯系。全球化產生了國際關系領域的開放經濟政治(OEP)問題，除了發達國家通過國際機制進一步確保全球統一的開放市場之外，游離在全球經濟體系之外的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也紛紛提出了加入這一體系的要求。而研究開放經濟政治，必須了解國內集團如何界定各自的物質利益(偏好)，這些利益(偏好)又是如何被政治機制所加強的。這一問題涉及到兩個研究方向：首先是國際層面與國內層面的互動；其次是制度與利益的互動。
因此，IPE在90年代之后發生的轉型，最大的成果是借用經濟學理論，研究不同行為主體的經濟利益如何影響其政策選擇。這一時期的IPE研究，可以通過多種分類方法來概括。除了麗薩?馬丁所提出的立體2x2框架之外，海倫?米爾納從研究議題的角度對IPE的成果進行了歸類[11]，同樣擺脫了早期單純研究政治與經濟相互轉換關系的窠臼，體現出IPE學者從政治與經濟、國內與國際互動的角度進行思考。因此，如果對90年代以來的IPE理論進行作簡單分類的話，可以概括成外力研究(全球經濟對國內政治的影響)、內因研究(國內政治制度面對國際壓力的選擇)，以及內外結合研究(國際和國內行為的政策選擇)這三類。
1.外力研究――全球經濟的國內政治后果
90年代以來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最大的成果之一，就是突破了國際層面研究的孤立性。在政治學視角影響下的早期IPE學者們，按照體系論把國際和國內分為兩個層次，國際層次孤立于國內層次之外，并被視作后者的結果。而在經濟學視角影響下的IPE學者們，把國際經濟體系看成國內政治變化不可忽略的因素。
總的來說，外力對國內政治的影響的研究思路又可大致分為兩個方向。一類把國際市場一體化視作獨立力量。國際市場一體化指的是“商品和服務貿易、生產的多國化以及金融資本流動”[9]，按照蘇珊?斯特蘭奇的分析，安全、生產、金融和知識是權力的來源，全球化的這三個特征正好具備權力轉換的要素。在這一思路下，羅戈斯基提出國際貿易的變化影響國內政治聯盟與分裂的假說[10]。他通過斯托珀-薩繆爾森模型分析指出，擴大貿易開放會增加國內豐富要素持有者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地位，當國際貿易收縮時，獲利者和政治地位的消長正好相反[11]。具體而言，國際貿易與國內政治聯盟的關系是：一個國家的某種(或某幾種)資源如果多于其他國家，就具有競爭優勢，擴大的國際貿易能使該資源的擁有者獲利較多，他們在政治上組織起來支持自由貿易；反之，掌握該資源的政治力量會傾向于貿易保護。
第二個方向是研究國際規則和條例的制度性力量對國內政治的影響。國際規則通常被定義為“一系列用來界定權力和義務的行為標準”[12]。90年代中后期開始加強的全球化，使得國際組織、跨國企業等跨國行為體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增加。里斯-卡彭主編的《跨國關系找回來》[13]一書，正是這一研究方向的代表。而基歐漢和海倫?米爾納主編的《國際化與國內政治》一書則提出，國際力量通過“創立新的政策偏好和同盟、引發國內經濟和政治危機、削弱政府對宏觀經濟政策的控制”[14]這三種途徑影響國內政治。
2.內因研究――國內利益群體面對國際壓力的選擇
這一研究思路是90年代IPE轉型的重要組成部分，直接因襲古勒維奇的“顛倒的第二種意向”。與外力研究的思路相似，在考察內因的時候，學者們同樣從聯系價格和國內制度兩方面探討國內利益群體[15]面對國際壓力的選擇。國際經濟一體化改變了國內政治行為體和社會行為體的機會成本，這些理性的國內行為體在全球經濟條件下有不同的政策偏好，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不同的政治聯盟，從而影響了國家的對外經濟政策選擇。
由內而外的思路在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上取得了以下突破：①國內力量對國際力量存在“過濾”作用，而包括利益群體、國內政治結構等在內的中介環節是重要因素[16]；②國內力量的作用條件在于國內制度的變革。制度因素能減少或增加國際力量的影響力[17]，強政府-弱社會的國家與弱政府-強社會的國家可能接受國際力量影響的速度和大小就不完全一致[18]；③國內力量的作用方式包括改變社會行為體的政策偏好[19]。政治家、行政機構、執政黨、官僚或立法機構都是IPE學者關注的行為體。特定的對外經濟政策，總是使不同的國內行為體遭受不同程度的損益。行為體基于利益而重新結盟，改變或影響政策選擇，對國家政治產生重要的影響。
3.內外結合的研究思路――國際國內行為體的政策選擇
除了上述由外而內和由內而外的兩種思路外，90年代的IPE研究還出現了第三種思路：從國內力量和國外力量的互動入手，分析內外結合的交互影響。不過，這方面的研究目前取得顯著進展的，只有普特南的雙層博弈理論[20]。
普特南建立了一個以國家談判者為核心，以獲勝集合為主要概念的理論框架。他認為，在國際談判的同時，國內層面也在進行利益博弈。三方面的因素決定了國內支持程度――國內層次上支持者的權力分配、偏好以及可能形成的聯盟；國內政治制度；國際層次談判者的戰略。因此，國際經濟是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同時與國際層次和國內層次兩股力量進行博弈的結果?？偟膩碚f，雙層博弈理論初步確立了國內與國際交互聯系的框架，并引入了國際合作的國內政治經濟基礎思想。不過，這一理論所提供的只是簡單的分析，與貿易、經濟聯盟等IPE理論之間也缺乏直接可轉換的橋梁。
對IPE理論轉型的幾點評價
理論總是希望對現實世界的現象做出解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學者們從不同的路徑去解釋國際現象。90年代世界經濟(與政治)的發展，促使IPE發生了從政治學視角到經濟學視角的巨大轉型。國際化所導致的學術領域研究視角的轉型，具有深遠的意義。
首先，確立了研究范式的獨立地位。國際政治經濟學是一個相對年輕的研究領域。盡管在20世紀70年代IPE已經被確認為一個學科，但因為脫胎于國際關系學，早期IPE使用的研究方法和理論，都繼承自國際關系學領域。自從吉爾平的《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引入中國之后，中國的IPE學者也以此確立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框架[21]。盡管這一框架具有簡潔、實用的特色，而且與IR一脈相承，但是正如前文所述，這一框架使得許多IPE的研究成果無法納入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古勒維奇的“顛倒的第二種設想”。在早期IPE的框架下，古勒維奇的理論被歸類入“”研究[22]，原因在于古勒維奇提出了行為體的“物質利益”概念。
從90年代開始，有關經濟利益、貿易政策的研究越來越多地出現在IPE理論中。IPE學者認識到，必須更關注經濟領域；而經濟學者也發現，研究經濟政策必須加入政治因素。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IPE的研究范式突破了IR的領域，取得了相對獨立的研究地位。
其次，拓展了IPE研究的邊界。學者們注意到，除了研究范式外，早期IPE研究的議題也都屬于國際關系領域。海倫?米爾納歸納當時的IPE課題為[23]：①國家權力機關對經濟工具的使用(相對于軍事手段)；②霸權穩定和美國的衰落；③國內政治的角色；④依存與發展理論；⑤國際機制的重要性。而隨著90年代IPE的轉型，學術研究的邊界不斷得到拓展。早期的第一個和第二個課題的研究熱情逐漸衰退，第三個課題被拓展為“政治因素與經濟發展的研究”；相互依存理論在很大程度上被全球化研究所取代；而國際機制則逐漸成為最重要的IPE研究內容之一。盡管對一些學者來說，早期的五個議題依舊具有長盛不衰的魅力，但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熱點，事實上已經拓展為分析國際與國內層面的制度利益，這就為形成新的政治經濟理論范式打下了基礎。
第三，需要進一步為打破研究壁壘而努力。不過，總的來說，盡管90年代以來的IPE轉型無論從研究方法還是研究內容上都出現了巨大的突破，但是在缺乏簡潔的研究框架指導的情況下，IPE的研究出現了多個“理論孤島”。經濟學家用政治學例子來驗證自己的理論，政治學家用經濟學模型來分析行為體利益，斯托珀-薩繆爾森模型和李嘉圖-維納模型之間的爭論便在此例。前者認為要素是可流動的，而后者假定要素不能完全自由流動，兩種不同的模型預測了不同的聯盟模式和貿易政策。
因此，90年代以來IPE理論轉型所帶來的思考是，如何打破這些理論孤島，為將不同研究路徑的理論連接在一起而努力。例如，如何在一個統一的框架下加強國際與國際層面互動的分析；如何打破利益分析與制度分析之間的壁壘，而使之出現可溝通的橋梁。
注釋：
[1]蘇長和.跨國關系與國內政治：導讀//羅伯特?基歐漢，海倫?米爾納.國際化和國內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1
[2]Helen Milner.Reflection o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Michael Brecher and Frank P.Harvey，eds.Millennial Refelctions on International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2：623-636
[3]羅伯特?基歐漢.權力與相互依賴.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4]羅伯特?吉爾平.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1989
[5]蘇珊?斯特蘭奇.國家與市場(第二版).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
[6]Andre Gunder Frank.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Historical Studies of Chile and Brazil.Rev，ed.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69；轉引自羅伯特?吉爾平.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1989：85
[7]R.Vernon.Sovereignty at bay：The multinational spread of US enterprises.New York Basic Books，1971
[8]Peter Katzenstei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Structures：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76，30：1-45
[9]Geoffrey Garrett.Global Markets and National Politics：Collision Course or Virtuous Circl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8，52(4)：788
[10]Ronald merce and Coalitions：How Trade E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
[11]羅伯特?基歐漢，海倫?米爾納.國際化和國內政治：結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27-52
[12]Krasner.International Regime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2
[13]書中考察了跨國性規范和制度力量、非政府組織和跨國利益集團對國內結構變遷的重要意義，并指出了跨國行為體影響國家政策的兩個中間變量――國內結構和國際制度。國內結構決定了跨國行為體參與政治系統并且組建政治聯盟來改變政策的可能性和渠道；而國際制度的力量則受到雙邊協議、多邊機制以及國際組織的約束。見：Thomas Risse-Kappen.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Introduction//Thomas Risse-Kappen ed.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Non-State Actors，Domestic Structure，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5-7
[14]基歐漢和米爾納通過對工業化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比較分析，考察了國際貿易和流動國際資本市場的擴張所形成的跨國經濟力量。羅伯特?基歐漢，海倫?米爾納.國際化和國內政治：結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255
[15]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約翰?魯杰就提出，被體系理論所忽略的國內社會力量是研究國際經濟秩序變遷時不可忽視的變量。見：John G.Ruggie.International Regimes，Transactions，and Change：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Stephen D.Krasner ed.International Regime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195-231
[16]杰弗里?弗里登的研究發現，美國對外經濟政策完全取決于美國國內兩股政治力量的博弈，一股是以國務院和美聯儲為代表的國際主義勢力及其背后的華爾街大金融集團和出口產業，另一股是以商務部和國會為代表的民族主義勢力及其背后遭到國際競爭威脅的制造業。前者要求擴大國際參與，承擔國際責任；后者要求國內利益有限，堅持孤立主義。見：Jeffrey Friden.Sectorial Conflict and U.S.Foreign Economic Policy，1914―1940.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88，42(1)：60-90；安德魯?考太爾和詹姆斯?戴維斯沿襲古勒維奇的研究思路，引入中介環節的分析方法，分析國內政治如何以制度化的形式確立國際力量的影響。他們所引入的中介環節包括行為體對國際制度的信仰、行為體的利益、國內政治結構等。見：Andrew P.Cortell，James W.Davis Jr.How Do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Matter?The Domestic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Norm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Dec.，1996，40(4)：451-478
[17]這些學者把總統制、議會制等比較政治學的概念和思考方法引入對外經濟政策研究中。伯恩哈德(Bernhared)和萊博朗(Leblang)對匯率制度安排的研究就是這種思路的典型
[18]杰弗里?弗里登，羅納德?羅戈斯基.國際經濟對國家政策的影響：分析性綜述//羅伯特?基歐漢，海倫?米爾納.國際化和國內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47
[19]Thomas Risse-Kappen.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Introduction//Thomas Risse-Kappen ed.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Non-State Actors，Domestic Structure，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5-7
[20]普特南認為，在國家層次上，國內集團為了促使政府采納有利自身的政策而對政府施壓以尋求自身利益，政治家則通過在這些集團中建立聯盟以保證權力。在國際層次上，一國政府會最大化自身滿足國內壓力的能力，同時最小化對外國發展的不利影響。只要國家是相互依賴并且是的，中央政策決策者就不能忽視這兩個層次博弈中的任何一個。見：Robert D.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ummer 1988，42(3)：427-460
[21]吉爾平從IR的研究范式出發，概括的IPE三種研究范式――以霸權穩定論為代表的現實主義、以相互以來理論為代表的自由主義、以依附論為代表的――至今仍是國內政治經濟學教材的經典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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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相機抉擇是財政手段調控經濟運行的靈魂。一直以來,相機抉擇財政政策的實施在適時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取向,成功實現財政政策的轉型,特別是在加快我國國民經濟快速、穩定發展的方面成效明顯,但在實施的過程中也產生了一些負面效應,值得我們去梳理、分析和研究,以期為今后更好地運用財政稅收手段優化國民經濟運行環境奠定現實基礎。
關鍵詞 相機抉擇財政政策 效應綜述 評析
一、相機抉擇財政政策的實施環境決定其政策作用方向
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是一國政府為保持本國經濟的穩定增長、適應宏觀形勢的變化,采取改變財政支出水平、調節稅收等措施對宏觀經濟進行調控的一套經濟政策,主要包括緊縮性財政政策、擴張性財政政策和中性財政政策,在我國分別稱為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財政政策。凱恩斯主義認為,相機抉擇財政政策的實施應當“逆經濟風向行事”,即在經濟低迷、需求不足,出現衰退與蕭條時,采取刺激需求的擴張性財政措施,在需求旺盛、經濟繁榮時期,應當采取抑制需求的緊縮性財政措施。我國各項財政政策,也是基于此觀點,相機抉擇,適時進行調整并成功實現了一種政政策向另一種財政政策的轉變。
(一)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適度從緊財政政策的實施有效熨平了經濟大幅度波動
20世紀90年代初,我國經濟在體制改革等因素的作用下進入了快速增長期,與此同時投資需求過度擴張、通貨膨脹加劇,宏觀經濟運行環境日趨緊張。在此背景下,我國政府確定了實行適度從緊財政政策的基調。1993年―1997年適度從緊財政政策的實施,取得了顯著地反周期調節效果,不僅有效治理了嚴重的通貨膨脹,避免了經濟發展中的“急剎車”現象,而且在消除經濟劇烈波動的同時,保持住了經濟的平穩增長。金人慶(2006)認為實施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實現了反周期調節的預期目標,促進了經濟穩定增長;朱建設(2007)通過對1993年―1997年我國財政支出與GDP的增減變化進行計量經濟學的實證檢驗得出結論,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熨平經濟周期波動的作用是顯著地;張通(2009)認為,適度從緊財政政策的實施,使我國成立以來第一次避免了“大起大落”的不良循環。適度從緊財政政策的實施在取得成效的同時,也產生了不少的負面效應。長期緊縮性政策的實施,使居民收入增長緩慢,居民消費意愿低迷,同時,買方市場的形成,使得供過于求的比重不斷提高,投資需求增長乏力,物價水平持續走低,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通貨緊縮趨勢。賈康(2003)認為,1993年―1997年適度緊縮性財政政策的力度有些過大,通貨膨脹是抑制了,但也為以后國內需求不足埋下了伏筆,致使1997年以后不得不進行又一次的調整。
(二)以擴張性政策手段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有效扭轉經濟衰退趨勢
我國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主要分兩個階段,一是1998年至2004年,一是2008下半年至今。1997年7月泰國金融危機爆發,我國的對外貿易受到嚴重沖擊,長期重復建設帶來的結構不合理等深層次矛盾,在國際經濟環境急劇變化和國內市場約束雙重因素的作用下突出地顯現出來。面對前所未有的嚴峻局面,我國政府果斷地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而2008年積極財政政策出臺的背景主要是在物價快速上漲的壓力下,“防過熱、防通脹”已經成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加之2008年上半年,我國先后遭遇了罕見的低溫雨雪冰凍災害和汶川大地震,以及愈演愈烈的美國次貸危機演變為席卷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經濟增長速度不斷下滑。在國際、國內各項經¬濟指數出現明顯下降的情況下,2008年11月5日,我國再度啟動積極的財政政策。
1998年―2004年六年間連續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的總體效果是明顯的,它在有效抵御了亞洲金融危機沖擊的同時,還推動了經濟結構的調整,并有力地促進了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快速發展。劉漢屏(2002)認為,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在抵御東南亞金融危機、擴大投資、刺激消費、鼓勵出口拉動經濟增長、優化經濟結構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呂煒(2004)認為在1998年以來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過程中,我國政府投資對經濟增長的直接貢獻是很明顯的,其主要作用在于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我國制度變革不足所產生的增長缺口;解保華、李彬聯(2009)認為,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實現了民間投資1999年-2007年間年均19.5%的高速增長,有效地遏制了國民經濟發展的頹勢。而國內一些學者認為積極財政政策的總體效果不是很理想,它的實施產生了一系列的負面效應。陳共(2003)認為,不斷擴大的國債規模,雖然對我國財政近期來說不存在大的風險,但情況不容樂觀;項俊波(2008)認為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在某種程度上強化了我國投資消費失衡的體制性根源。
2008年下半年以來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減緩了經濟的衰退,但是其在對經濟企穩回升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的同時也存在著一些問題。我國宏觀經濟與財政政策課題組、國研網宏觀經濟研究部等(2009)認為,積極財政政策在發揮其積極作用的同時,也使得我國的財政收支矛盾日益凸顯;胡少維(2009)認為,當前我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對投資的偏好有點過強,財政政策創造持續性、長期性就業崗位的能力較低,難以從根本上解決我國的就業壓力;段炳德(2009)認為,我國的積極財政政策實施過程中存在著對教育培訓的投入相對不足,對投資項目的可行性論證不詳、不細、不透就倉促上馬等一些問題。
(三)我國穩健財政政策實施過程中更靈活體現了財政政策的“相機抉擇”
連續6年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促使我國經濟進入了新一輪增長周期的上升階段。但從2003年下半年開始,我國部分地區和行業出現了投資增長過快、通貨膨脹壓力加大等問題,同時,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教育、衛生、社會保障等民生問題也亟待改善。面對這種非均衡發展,我國轉而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著力調整和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并努力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在穩健財政政策和其他宏觀調控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我國國民經濟保持了平穩較快的增長,各項經濟運行指標波幅明顯減小,經濟運行繼續向宏觀調控預期目標發展。
對于穩健財政政策所產生的效應,國內學者絕大多數都持有肯定的觀點。金人慶(2006)認為,穩健財政政策的實施,有力地促進了我國經濟社會穩定協調發展;田成川(2006)從總量和結構兩個方面對穩健的財政政策的效應進行了評析,認為穩健財政政策的實施為我國經濟的內生增長提供了一個健康的、有保障的平臺,其調整經濟結構的效果也較為突出;張通(2006)認為,穩健財政政策推進了我國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和增長方式的轉變,并加強了經濟社會發展的薄弱環節。而對于穩健財政政策存在的問題,近期國內學界對其的研究也逐漸增多。我國宏觀經濟與財政政策分析課題組(2008)認為,穩健財政政策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環境的偏松,使得財政收支赤字的壓力有所擴大;吳駿(2008)等通過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對我國穩健財政政策進行分析得出結論,穩健財政政策的實施使利率上升,抵消了從緊貨幣政策的效果,也使得外部均衡矛盾更加突出。
二、對相機抉擇財政政策的評析及其未來政策取向
作為一項反周期的宏觀經濟政策,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不論是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還是穩健的財政政策,它們的實施成效都是明顯的,對我國“熨平”歷次的經濟周期波動,保持經濟的平穩快速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不僅豐富了我國政府的宏觀調控經驗,同時也加快了我國財政體制的改革步伐。相機抉擇財政政策本身并沒有問題,之所以會產生負面效應是由于在各項財政政策的實施過程中,一些制度性因素的限制以及相關的配套設施不完善所導致的,在某些方面也歸因于我國政府對宏觀經濟調控經驗不足。此外,相機抉擇財政政策的實施是政府為了應對當前所面臨的經濟波動所采取的措施,因此更多的考慮的是短期的利益而往往忽視了長遠利益,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我國財政政策的不斷更迭,從抑制通貨膨脹到調控通貨緊縮再到抑制通貨膨脹的政策循環“怪圈”。
相機抉擇財政政策的實施根據我國目前的國情來看,是必要的,而且其發揮作用的空間也是非常大的。相機抉擇財政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不僅要遵循市場經濟規律,適應經濟體制的轉型和經濟運行機制的變化,進行相應的制度性變革、逐步消除體制,還要保證其實施的連續性、穩定性、科學性和靈活性,以及政策出臺的時機選擇和切入點選擇恰當以及力度的恰當。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并不適宜作為調控經濟發展的長期政策,我國財政發展的目標應當向平衡預算財政發展,向公共財政轉型,逐步構建與我國主體功能區建設相適應的財政政策體系,不斷推進主體功能區的建設。此外,我國相機抉擇財政政策的實施還必須具有獨立性、前瞻性和國際性,在確保財政政策獨立實施、不預的基礎上,既要充分考慮到我國未來相關財政政策實施所面臨的不確定性因素和風險,又要緊密關注國際社會的時局變化、風起云涌,增強憂患意識和風險意識,謹慎嚴防由于相機抉擇財政政策的不當實施所導致的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發生,以及國際環境的變化對我國的經濟發展所產生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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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初經濟政策范文3
[關鍵詞]聯立方程宏觀經濟IS—LM曲線
一、引言
上個世紀，宏觀經濟學隨著凱恩斯理論的提出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在此之后，很多的學者致力于完善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學說，其中?？怂梗℉icks,1937）和漢森（Hansen,1949）以IS-LM模型來解釋宏觀經濟的運作方式，大大加強了凱恩斯理論的解釋力。雖然IS-LM模型也受到了很多經濟學家的批評，但是直至今日其依然是一個有著較為完善邏輯體系的宏觀經濟模型，并得到廣泛應用。隨著我國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轉型。宏觀經濟理論在我國所產生的影響也愈來愈大。本文試圖以凱恩斯理論以及IS-LM模型為理論基礎，并吸取其他相關理論的理念，嘗試構建能夠描述我國宏觀經濟運作情況的簡易模型，并利用我國歷年相關實證數據，通過聯立方程模型的估計，來獲得一個能夠描述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狀況的實證模型。
二、文獻綜述
通過建立聯立方程模型來描述一國的宏觀經濟情況，在這方面已有很多的學者做出了相關的研究。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克萊因聯立方程系統?？巳R因（LawrenceRobertKlein1950）以美國1920年～1941年的年度數據為樣本建立了旨在分析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經濟發展的小型宏觀計量經濟模型。該模型所采用的變量數相對不多，但在宏觀計量經濟模型的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國學者劉玉紅、高鐵梅、陶藝（2006）在《中國轉軌時期宏觀經濟政策傳導機制及政策效應的模擬分析》一文中借鑒了新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和其他經濟理論，并結合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特點，建立了適應中國經濟特點的宏觀經濟聯立方程模型，從宏觀經濟的角度分析我國經濟政策的傳導機制和效應大小。認為我國的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的有效性較弱。寧曉青、謝靜在《我國宏觀經濟政策與經濟波動的實證研究》一文中選取l985—2003年的年度統計數據，采用Granger因果檢驗和聯立方程模型的分析方法，建立了我國宏觀經濟的模型。并認為影響我國經濟波動的關鍵政策并不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而是消費政策、投資政策和外貿政策。
三、宏觀經濟理論基礎
1.消費理論
一個國家的居民消費由什么來決定？凱恩斯提出了絕對收入假說(AbsoluteIncomeHypothesis),其觀點有別于古典經濟學對于消費的認識，認為影響居民消費的主要因素不是利率，而是收入。之后杜森貝里(Duesenberry1951)提出了相對收入假說(RelativeIncomeHypothesis)，認為居民消費存在“示范作用”和“棘輪作用”?！笆痉蹲饔谩笔沟萌藗兪杖胩岣邥r，平均消費傾向并不一定會下降，而“棘輪作用”使得消費的變動相對于收入的變動要穩定。在此之后莫迪利安尼和弗里德曼分別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說和永久收入假說。這兩個理論強調人們會從整個人生的角度來衡量自己的收入，從而來決定當期的消費。不過無論何種理論，都認為居民對于未來收入狀況的預期很大程度上受到其本期的收入狀況的影響。
2.投資理論和貨幣需求理論
長期以來，克拉克（Clark,1917）的加速原理和凱恩斯的投資函數一直是分析投資的核心理論。古典經濟理論認為，作為資本需求的投資和作為資本供給的儲蓄在資本市場上通過利率的調節達到平衡，因此投資被認為是利率的函數。凱恩斯基本接受了這一思想，認為是否要對新的實物資本進行投資，取決于這些新投資的預期利潤率與為購買這些資產而必須借進的款項所要求的利率的比較。因此，在決定投資的因素中，利率是首要因素。這里利率是指是實際利率。由克拉克提出并經薩繆爾森(Samuelson,1939)等人發展的加速原理(AccelerationPrinciple)率先對古典投資理論發起了挑戰。加速原理認為投資不是利率的函數，而主要是由產出的變化所決定。其函數表達式如下：
式3.1中δ,θ為常數，δ代表資本折舊率,It代表投資，Yt和Yt-1分別代表當其和前期產出。
在貨幣需求理論上凱恩斯認為對于貨幣的總需求是人們對貨幣的交易需求，預防需求和投機需求的總和。其中貨幣的交易需求和預防需求決定于收入，而貨幣的投機需求決定于利率。因此對于貨幣的總需求函數可描述為：
式3.2中，等式左邊代表了真實貨幣供應量，k,h為常數，Y代表收入，R代表利率。
四、計量模型假設與數據收集
本文所采用的宏觀計量模型是以IS-LM模型為基礎，并對其中的投資函數作了一些改進，吸收了克拉克的加速原理的思想。假設模型具體如下：
方程中的α，β，d，λ，k，h為系數項，Y,C,I,R,M,P,G,NX,為變量。其中各個變量的定義如下表：
在投資函數4.1.2式中，加入了收入變動的因素。凱恩斯與克拉克分別強調利率和收入因素是決定投資的唯一主要因素。而本文將利率和收入因素同時放入投資函數。筆者認為在我國，投資同時受到利率和收入狀況的影響，其中一部分的投資來自于一些專門的金融機構以及一些私人的投資機構，這些資金對于利率較為敏感，利率降低將會釋放出較多的投資。另一部分的投資來自于一般的企業，企業投資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增加商品生產的能力，這樣的投資往往受到該企業收入（利潤）狀況的影響，收入越多，企業對于未來的預期會更高，同時也更有能力進行投資。同時由于企業當年的投資計劃往往在前一年就已制定計劃，所以在投資策劃時前一期的收入變動情況(θ·Yt-1-λ·Yt-2)會更多的影響到本期的企業投資。
根據IS-LM模型中的相關變量，本文收集了中國1992年到2005年的相關數據。所選變量為：國內生產總值(Y),消費支出(C),政府支出(G),投資(I),進出口(NX)的相關數據來自于按支出法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構成，貨幣供應量為年底余額，包括貨幣和準貨幣。本文所采用的利率為歷年一年期貸款利率，各年的利率以年底利率計算。
由于原始數據沒有排除通貨膨脹的因素，因此本文以歷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國內生產總值指數換算出歷年的通過膨脹率。并以此計算出排除通脹因素的各變量的數值。處理后的數據是以1978年的人民幣價值為基數計算的。
五、模型檢驗和聯立方程模型的估計
本文首先對聯立方程模型進行識別，認為方程為過度識別。之后對排除通脹后的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采用擴充迪基-富勒（AugmentedDickey-Fuller）檢驗來判斷數據的平穩性。采用的分析工具為Eviews5.0。經過ADF檢驗。各變量在1%5%和10%的顯著水平下，都接受原假設，即認為各個變量數據存在單位根，是不平穩的。然后采用擴充恩格爾-葛蘭杰檢驗來判斷各方程的變量是否存在協整關系。結果顯示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模型中的四個方程式都通過了擴充恩格爾-葛蘭杰檢驗，即各方程內的變量具有協整關系。
本文采用三階段最小二乘法(3SlS)來估計聯立模型結構參數。得到如下參數估計結果：
從分析結果可以看到，系數а,β,d,θ,λ,k,h都通過了假設檢驗。消費，投資和貨幣需求函數的R2分別達到了0.97,0.98和0.99。可見方程的擬合結果是比較理想的。由此可以得到如下的我國宏觀經濟簡易聯立方程模型。
通過對模型中內生變量進行模擬從而獲得的模擬值，并與各內生變量真實值進行對比也可以看到，模型的擬合度較好。篇幅關系下文僅列出收入變量的擬合值與真實值的比較。值得注意的是模擬值依然是以1978年的人民幣價值計算的。
六、結論
本文以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為基礎，以IS-LM模型為基本框架，采用聯立方程的方法計算了一個能簡要反映我國宏觀經濟運作狀況的模型。
其中式5.1.1代表我國的消費函數，經過分析，可以看到收入確實對消費有影響。我國的邊際消費傾向為0.45。式5.1.2為我國的投資函數，模型假設我國的投資不僅受到利率的影響，也受到收入的影響。經過分析，發現利率和收入對投資都有影響。利率與投資負相關，收入增長與投資正相關。從投資方程中可以看到收入的變動對投資有放大的效應。即收入每增加一單位，投資將增加2.15個單位，反之亦然。式5.1.3為我國的貨幣需求函數。函數表明我國的貨幣需求既受到收入的影響，同時也受到利率的影響，收入與貨幣需求正相關，與利率負相關。將估算的宏觀經濟模型進行轉化，可求得財政政策乘數和貨幣政策乘數分別為1.43和0.12。
由此可見，從對我國1992年～2005年的數據分析，可以認為對于我國的宏觀經濟調控，財政政策較之于貨幣政策更為有效，政府支出每增加一單位，國內生產總值將增加1.43個單位。而貨幣供給增加一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將增加0.12個單位。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是在我國利率對于貨幣需求的影響要遠大于其對于投資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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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初經濟政策范文4
縣域經濟的內涵：“縣”即行政區劃名。包括縣級市，屬行政區劃單位“域”即區域，泛指地理空間。“縣域”合起來即縣的地理空間，也就是以縣為地理空間。“縣域經濟”即以縣的行政區劃為地理空間的經濟。
從所有的縣域經濟定義的分析中，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幾個結論：
1.縣域經濟屬于區域經濟范疇?？h域經濟是以縣級行政區劃為地理空間的區域經濟，區域界線明確。它依附于省、市的區域經濟，位于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的結合部。
2.縣域經濟有一較完整的市場調控主體，有一定的相對獨立性，并有一定的能動性。且具有地域特色，這種地域特色與其地理區位、歷史人文、特定資源相關聯。
3.縣域經濟是以市場為導向。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縣域經濟在更大的區域內進行資源配置，獲取競爭優勢，具有開放性。同時，還要接受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指導。
二、溆浦縣少數民族發展
溆浦縣是一個多民族散居縣。共居住著土家、瑤、苗、侗等13種少數民族群眾。全縣有少數民族人口13.3萬人，占總人口數15.46%。如同大多數經濟落后的少數民族地區，溆浦縣少數民族貧困存在以下幾個特點：貧困人口比重大，溆浦縣少數民族行政村共105個，占全縣行政村的近17%，貧困人口達到5358人；民眾文化程度偏低。
深入分析這一困境的原因會發現，如同少數民族貧困地區特點存在共性一樣，造成少數民族貧困地區致貧因素也是相似的。具體表現為：
1.惡劣的生存環境限制經濟發展。溆浦縣少數民族多生活在山高林密，土地貧瘠，地少人稀的地區。如自然村落位于溫水鄉冰腳村的第19瑤族組，人均耕地只有0.2畝。同時，這些地方的基礎設施較差，在水利設施、低產糧田改造等方面遠遠落后于其他地區。由于地處偏遠，人煙稀少，人力不足，要靠他們自身力量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就更加困難。
2.偏低的受教育程度制約了經濟發展。由于多種原因，少數民族地區的人民普遍受教育程度要低于其他地區。特別是溆浦縣有語言的花瑤、箭桿瑤，他們從小與漢族接觸少，導致學生語言不通，大部分學生在中學、小學就已經輟學。
3.由于政策原因，得不到優惠照顧。不同于其他少數民族聚集區設立專門民族鄉、民族州等自治區，溆浦縣雖有13.3萬少數民族人口，有3個鄉少數民族人口過30%，其中有2個鄉少數民族人口過60%-80%，但沒有一個民族鄉，按照現行的民族政策，這13.3萬少數民族無法得到優惠和照顧。
三、溆浦縣縣域經濟發展情況
1.溆浦縣制發展歷史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分辰溪原漢義陵縣地，始置溆浦縣，屬辰州。唐初改郡為州，太守為刺史。廢沅陵郡復置辰州，領五縣，即沅陵（為辰州治所在地），瀘溪（從沅陵分出）、麻陽（從沅陵、辰溪分出）、辰溪、溆浦（從辰溪分出）。唐初曾封李縱為溆王（見《省志》）。 天寶元年（742）辰州改為瀘溪郡，溆浦改屬瀘溪郡。
民國元年，府不轄縣，仍置辰沅永靖觀察使。民國二年為辰沅道所轄。民國十二年廢辰沅道、溆浦縣直屬湖南省。民國十六年至三十八年溆浦縣轄屬沅陵行署。
建國后初屬沅陵，后屬芷江、黔陽專區，1981年1月后屬懷化行署、懷化市至今。2000年，溆浦縣轄11個鎮、32個鄉：盧峰鎮、低莊鎮、觀音閣鎮、黃茅園鎮、江口鎮、均坪鎮、兩丫坪鎮、龍潭鎮、橋江鎮、雙井鎮、水東鎮、北斗溪鄉、大華鄉、大渭溪鄉、伏水灣鄉、崗東鄉、葛竹坪鄉、橫板橋鄉、九溪江鄉、兩江鄉、龍王江鄉、龍莊灣鄉、木溪鄉、讓家溪鄉、善溪鄉、水隘鄉、水田莊鄉、舒溶溪鄉、思蒙鄉、譚家灣鄉、陶金坪鄉、桐木溪鄉、統溪河鄉、溫水鄉、小橫垅鄉、小江口鄉、新田鄉、巖家垅鄉、沿溪鄉、油洋鄉、中都鄉、仲夏鄉、祖市殿鄉，總人口798983人。2004年，溆浦縣轄14個鎮、29個鄉。
2.2005-2010年溆浦縣縣域經濟發展狀況
近年來，溆浦縣縣域經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縣域經濟總量持續穩定增長，地方財政收入也不斷增長。
2006年，縣十屆一次黨代會提出了“工業強縣”的目標，確定了“加快新型工業化”的發展戰略，樹立了以新型工業化推進溆浦經濟跨越式發展的新理念。溆浦縣推進新型工業化工作取得顯著成果。2005年至2007年第二產業穩步增長，在經歷了2008年的小幅跌落之后，在2009年首次超過第一產業增加值，占縣域經濟總量的35.6%，到了2010年的三產比重為22.5:36.6:40.9，改變溆浦縣一直以來“一、三、二”的產業格局，實現了向“三、二、一”的提升，。
“十一五”末，全縣工業企業達335家，實現工業總產值65億元，實現利稅1.5億元，其中規模工業企業68家，從業人員2.3萬人，實現規模工業總產值62億元，規模工業增加值21億元，年均增長23.5%，實現利稅總額1.4億元。累計新增規模工業企業31家，共實施工業項目52個，完成工業投入45億元，其中技改項目38個，總投資35億元，年均增長35%。并通過引進先進適用技術,加快技術改造,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嚴格落實國家關于加快節能減排的實施意見,加快淘汰鐵合金、電解錳、水泥等行業落后產能,實現了萬元規模工業增加值能耗年均下降5.5%和淘汰落后產能任務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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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初經濟政策范文5
同時，2007年居民消費價格（CPI）上漲4.8％，遠超2007年初確定的目標3％。
經濟持續高位運行引發了種種憂慮。2007年末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即將2008年宏觀調控主要任務定位為“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貨幣政策基調也由“適度從緊”轉為“從緊”。
但隨著美國次貸危機深化蔓延，美國經濟預期驟然下降，并波及全球，國際經濟環境及走向日漸微妙。中國當何去何從？
時至歲末年初，《財經》繼續與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檢測中心（下稱景氣中心）合作，進行全年宏觀經濟調查，總結2007年經濟運行狀況與宏觀調控得失，并對2008年的經濟走勢做出展望。當然，調查不可避免地存在時滯，或有不周全之處，但相信能為人們把握當前及未來中國經濟提供一個有益的參考。
《財經》雜志與景氣中心的合作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財經》委托景氣中心執行的對經濟政策的評論和前瞻性調查，半年一度，自2004年底以來已進行了七次；第二部分為景氣中心獨立完成的季度經濟學家信心調查，該調查獨家優先發表于《財經》雜志，并在《財經》網（省略）刊出。
調查遴選了國內有代表性、對宏觀經濟有研究的100位經濟學家，通過問卷了解他們對當前經濟現狀及未來發展趨勢的判斷，并征求他們對未來宏觀經濟政策及改革的建議。
此次參與調查的經濟學家有80位。他們是（按姓氏漢語拼音排序）：巴曙松、常修澤、陳道富、陳淮、陳浪南、陳平、陳興動、陳宗勝、程永照、遲福林、丁寧寧、哈繼銘、賀力平、洪銀興、胡必亮、華而誠、黃少安、黃衛平、紀玉山、金雪軍、雎國余、李泊溪、李羽中、李善同、李天德、李曉西、李子奈、歷無畏、梁優彩、梁中堂、劉厚俊、劉世錦、劉憲法、劉小川、盧中原、茅于軾、馬曉河、潘云、史晉川、舒元、談敏、談世中、湯敏、唐壽寧、田秋生、王、王慶、汪同三、王建、王小廣、王小魯、吳曉求、夏興園、夏業良、易憲容、喻新安、余永定、袁鋼明、袁志剛、曾五一、張寶通、張承耀、張軍擴、張力、光、張卓元、章錚、趙凌云、趙志耘、鄭超愚、鄭京平、周黎安、周立群、周天勇、周學曾、周業安、周振華、周志斌、左小蕾。
對應于經濟的高漲，2007年宏觀政策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調控頻繁。年內共加息六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十次；其他如出口退稅變化、產業結構調整乃至信貸調控等措施也接連不斷。對此，經濟學家們如何評價？有何建議？
國家統計局景氣中心的“中國百名經濟學家信心調查”顯示，經濟學家對經濟發展態勢的信心在四季度間平穩回升。2007年四季度經濟學家信心指數為5.52（取值范圍在1－9之間，值越高代表信心越強），比2007年三季度高0.61點，為2004年以來平均值。
但同時，認為當前宏觀經濟運行“過熱”和“偏熱”的經濟學家仍占大多數，分別為16％和68％，而認為“正?！钡膬H占16％。
調查結果表明，一方面，經濟學家對宏觀調控的預期效應比較樂觀，對經濟出現大的波動的擔心減少，信心明顯增強；另一方面，經濟學家認為當前經濟仍嫌偏熱。
多數參加調查的經濟學家建議，應強調宏觀調控的穩健性，建議實施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并注意相關政策的綜合配套；冷靜應對物價上漲，謹防全面通貨膨脹；穩步推進金融創新和開放；進一步完善房地產調控政策。
多管齊下，謹防全面通脹
隨著CPI攀升，乃至一度創11年新高，通貨膨脹壓力加劇，經濟學家建議冷靜應對物價上漲，謹防全面通貨膨脹。
10％的經濟學家認為，2008年會出現“全面通貨膨脹”；超過六成（64％）的經濟學家認為會出現“結構性通貨膨脹”，17％認為“不構成通貨膨脹”，另有9％選擇“其他”（圖1）。
調查表明，多數經濟學家認為，2008年物價不會延續2007年持續攀升的態勢，考慮到比較明顯的“翹尾”因素以及國際石油、糧食價格較高等因素影響，2008年物價會在一個相對高位上保持平穩，且價格上漲較多的將限于食品及可能政策性調價的公共用品，如水、電、成品油等。
多數經濟學家認為，一方面應該看到，這次物價上漲是主要由豬肉、糧油及能源、勞動力等價格攀升引起的結構性上漲，其應對措施應與生產要素價格形成機制改革、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產業結構調整、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等統籌聯系起來；
另一方面，必須在統籌兼顧的基礎上，積極采取諸如緊縮貨幣、加強市場監管、增加市場供給、加大對低收入群體的生活補助等方式謹慎應對，保證其可控性，防止由結構性上漲向全面通脹轉變。
宏觀調控的一個重要壓力，來自巨額貿易順差與銀行放貸沖動所導致的龐大流動性。為抹干流動性，央行不得不采用多種手段，持續進行貨幣政策操作。調查顯示，經濟學家多數支持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并注重相關政策的配套效果。
在種種貨幣調控手段中，央行重點采用也備受公眾關注的提高存貸款利率和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其有效性最為經濟學家所認可。
調查顯示，認為“提高存貸款利率”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最有效的經濟學家分別達75％和59％，其次是“加大央行票據發行力度”、“特別國債操作”和“加強窗口指導”，認為其最有效的經濟學家依次占42％、38％和28％（圖2）。
盡管2007年已先后六次上調存貸款利率，仍有近七成（69％）的經濟學家認為未來六個月應進一步“提高”存貸款利率，僅31％認為應保持“不變”（圖3）。
房市拐點尚難判斷，
“港股直通車”應穩步推進
經濟學家普遍認為，房地產調控仍需進一步完善。在調查中，多數經濟學家認為房價水平偏高，增長偏快。同時也認為，由于中國處于工業化、城市化迅速發展的特殊階段，住房需求增長迅速，房地產正處于快速發展時期。
不少經濟學家指出，要真正解決房地產問題，首先需要明確政策定位和導向，明確政府和市場的分工，即政府通過大量廉租房供給等保證市場無法滿足的低收入居民的居住需求；同時要采取有效措施，抑制房地產投資需求特別是投機性需求，并適當增加供給，才能真正推動房地產問題的解決。
具體到某些針對性的調控政策，經濟學家的態度尚不樂觀。對于2007年9月27日出臺的提高第二套（含）以上住房消費貸款首付款比例等調控措施，僅3％的經濟學家認為這對房地產問題的解決“作用很大”；28％認為“作用較大”；而認為“作用較小”和“作用很小”的分別達到47％和20％；還有2％表示“說不清”（圖4）。
基于對房地產市場長期發展前景的樂觀預期和短期波動的擔憂，以及此前一系列調控措施效果的不盡如人意，經濟學家在“房地產市場是否已臨近拐點”的問題上沒有形成一致意見，認為“是”、“否”和“說不清楚”的比例分別為31％、39％和30％（圖5）。
股票市場方面，在開放境內個人對外證券投資（“港股直通車”）問題上，調查顯示，64％的經濟學家認為在目前情況下，“港股直通車”政策“應穩步推進”，27％認為“條件不具備，不宜進行”，9％認為“應加快推進”（圖6）。
調查表明，多數經濟學家認為，金融創新和開放是中國經濟、金融發展的必然選擇，但需要穩步推進。
此外，在國際市場石油價格高位運行的條件下，超過半數（51％）的經濟學家認為未來六個月國內成品油價格在2007年11月初上調的基礎上應進一步“上調”，41％認為應“不變”，7％認為應“下調”（圖7）。
綜合運用各項政策，
積極推進政府改革
鑒于目前經濟形勢的復雜性，經濟學家認為宏觀調控應特別關注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應注重適時適度綜合運用各項政策措施，既注重不同貨幣政策的綜合運用，又注重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綜合運用。將財政政策的重點放在解決民生、完善社會保障體制、創造就業和產業結構調整等方面，支持和配合貨幣政策的落實；
二是保證宏觀調控決策的獨立性、調控目標的明確性和調控過程的透明性；
三是密切關注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及其對中國的影響，提前做好應急方案；
四是注意宏觀調控措施同經濟、社會發展中重大問題的協調與配合，如從緊的貨幣政策同節能減排、小企業發展、就業問題的協調等；
五是宏觀調控同產業結構調整等改革措施的協調；
六是宏觀調控應繼續堅持區別對待的原則；
七是注意緊縮政策的累積效應，防止其集中釋放，造成經濟較大波動；
八是改善和穩定公眾心理預期；
九是注意宏觀調控政策在部門間的協調與統一。
著眼于長遠，經濟學家建議通過改革來提高政府能力，促進發展。具體來說，其對改革的建議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進行行政體制和政府改革。轉變政府職能，將其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結合起來；建立適應調控和改革需要的機構和機制，提高政府透明度和工作效率。
二是推進財政稅收體制改革。加強對財政的預算管理，增加財政支出的透明性、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改變重化工業對區域經濟的“利好”影響，解決投資過熱、輕重工業比例失衡問題，促進第三產業發展；加快向消費型增值稅轉型，設置土地物業稅作為地方固定收入來源，改變地方“土地財政”的格局；減輕小企業和個人稅務負擔；改革財政支出結構，重點轉向民生、社會保障、教育、扶貧等方面。
漢初經濟政策范文6
從一般意義上來說，政策金融主要指的是公共部門所從事的金融活動，是與民間金融相對應的。由于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政策金融在目標、手段、規模、運作方式等各個方面的顯著差別，政策金融的涵義也有所不同。
許多發展中國家(經濟體)都把政策金融當作一個重要的經濟手段而加以運用，但是效果差異很大.日本、韓國、臺灣、新加坡等比較成功，而拉美、南亞的許多國家都失敗了。在這些有限的成功者之中，韓國的政策金融最為特殊。在韓國，政策金融成為了其經濟發展的極為重要的杠桿，它與韓國的產業政策、發展戰略、企業模式等融為一體，共同支撐了韓國高速的經濟增長，制造了“漢江奇跡”。但是它的實施也帶來了韓國經濟結構性、體制性的頑癥，以致韓國在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中一敗涂地。因此，研究韓國經濟發展中的政策金融是一個重要而又復雜的問題。
一、韓國的政策金融
(一)韓國政策金融的內容、作用及特點
韓國的政策金融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政府控制金融系統；二是政府控制利率；三是通過金融機構向特定產業以優惠條件貸出資金。
1.韓國政策金融的內容及作用
韓國的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體制始于樸正熙政權的建立，樸正熙高度重視國家對金融部門的控制，認為金融應該作為政府手中的得力工具推動經濟增長，于是通過一系列措施建立了“官治”金融體系，政府不但控制了政策制定權及金融監管權，而且在實際上控制了大部分的儲蓄存款，這使政府在實施政策金融時具備了雄厚的物質實力，見表1。
表1韓國政府金融機構儲蓄占總儲蓄的比例(%)
時間
政府或郵政
儲蓄機構
國有商業銀行和
專業銀行
總計
1971—1975年
4.8
80.7
85.5
1976—1980年
1.0
80.0
81.0
1981—1985年
2.2
57.9
60.1
1986—1990年
1.1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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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東亞奇跡——經濟增長與公共政策》(世界銀行政策調研報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5，第191頁。
利率是重要的金融杠桿，韓國政府自然要將它控制在手中。政府不但把利率作為一般的貨幣政策工具，而且作為政策金融的有力杠桿去刺激經濟的開發，其調控范圍、調整幅度都相當的大，甚至不惜形成“逆利率”、“差別利率(歧視性利率)”等典型的管制利率形態。
韓國的政策金融是與其產業政策密切配合的。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韓國執行出口導向戰略，政策金融向出口部門傾斜。用于支持出口的政策性資金占銀行信貸總量的比例不斷增加。在強有力的金融支援下，韓國的出口迅速擴張，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戰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973年，韓國政府正式提出“重化學工業”立國的方針，把經濟建設的重點轉向重化學工業部門。政策金融的重點也由此轉向重化工業。商業銀行貸款大量向重化工業部門傾斜，至20世紀80年代初，韓國用于推動重化學工業發展的銀行貸款共有298種，其中政策金融占221種。用于重化工業的政策性貸款有力地推動了韓國的產業升級，使韓國這個資本匱乏、技術落后的國家迅速實現了高質量的工業化。
2.韓國政策金融的特點
(1)在政策金融運作過程中，政府與民間部門之間存在著緊密的協商機制，并且對政策金融貸款對象進行密切的監督與管理。
韓國總統每月都要主持召開“外貿促進會”和“經濟趨勢碰頭會”，參加人員有政府部門高級官員、產業界領導、銀行家以及工會領導。這樣，在政府、銀行與企業之間便建立了一個緊密有效的協調機制，共同促成產業政策和發展戰略的實現。政府、銀行、企業三者構成了一個三位一體的系統，共擔風險、共謀發展、互相支持，成為韓國政策金融，也是經濟發展模式的一大特色。政策金融只支持那些完成產業政策目標出色的大企業，這樣必然要加強對這些企業的監督與管理，加強對貸款使用的監督，這無疑增強了政策貸款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2)政策金融的范圍廣、程度深、規模大、時間長，可以說它不但支撐了高速的經濟增長，而且塑造了整個國民經濟結構。這與日本以及其他新興工業經濟體相比，都是非常特殊的。
(3)政策金融對中央銀行依賴很大。通過商業銀行貸出的政策性資金中，來自中央銀行貸款的資金高達35%左右。中央銀行——韓國銀行的傾斜性利率比一般利率低得多，比如，出口票據貼現率只有3.5%，而一般銀行是9.0%；1974年商業票據再貼現率是11.0%，比一般商業銀行低4.5%。這使得政策金融中，中央銀行的利率補貼比重很大，容易引發通貨膨脹，造成宏觀經濟的不穩定。事實上，從20世紀60年代初經濟起飛一直到80年代初，韓國的通貨膨脹率幾乎年年都是兩位數，1964年和1974年甚至達到30%以上。
(4)外資也被置于產業政策之下，成為政策金融的一部分。
(二)韓國政策金融的弊病及改革
韓國的政策金融雖然對制造“漢江奇跡”功不可沒，但是也逐漸暴露了它的弊端。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韓國政府就開始了漸進的金融改革，但是由于體制惰性，大量的政策性貸款依然沒有取消，政策金融的核心依然沒有改變，終于釀成了1997年嚴重的經濟危機，這使人們把目光投向韓國式政策金融的負面作用，而此前卻一直為人們所忽視。
1.政策金融阻礙了企業的發展。政策金融使企業的負債率過高，增加了財務風險，助長了不合理的企業擴張，使企業家養成了依賴政府、依賴銀行的不良經營習慣，阻礙了企業家經營能力的提高。
2.政策金融阻礙了金融體系的發展，造成了一個非市場化的、效益低下、管理落后、缺乏風險防范機制和能力的脆弱的金融體系，在金融危機中顯得不堪一擊。
3.政策金融惡化了宏觀經濟環境。政府控股銀行，特別是管理利率，這使得金融市場上信號扭曲，不能實現資金的有效配置，政策性貸款更是一種直接的人為干預，是一種根本上反市場的行為。政策金融造成了不合理的經濟結構。長期對出口產業、重化工業的傾斜政策，造成了內需產業、農業、輕工業的相對落后，在部門之間造成了嚴重的不均衡。長期支持大企業集團，歧視中小企業的政策，造成了企業規模結構的失衡，降低了整個經濟結構的彈性，增大了風險。
4.政策金融以歧視性為特征，損害了公平原則。它人為地阻礙了市場主體(包括企業，也，包括銀行)間的平等競爭，造成了壟斷，在長期中肯定不利于經濟發展，同時也擴大了收入差距，使社會動蕩日益加劇。
5.政策金融使政府權力過大，官員尋租的可能性增加，助長了腐敗。
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第二次石油危機的沖擊下，再加上國內的政治動蕩，韓國經濟大幅滑坡，在1980年出現了負增長，政策金融的弊端也隨之暴露。從全斗煥政府開始，韓國進行了漸進式的金融改革，與政策金融相關的許多做法都發生了改變，經過十幾年的改革，韓國的政策金融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長期形成的金融體制積重難返，很難在本質上有所改變?；蔚漠a業結構、企業規模結構，負債率過高而又盲目擴張的大企業集團，脆弱的金融體系，仍然延續了下來而沒有質的改變，這些經濟深層結構中蘊藏的體制性矛盾終于在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的沖擊下發生了總爆發，使韓國陷入了嚴重的經濟危機之中。在“亞洲四小龍”中，韓國的損失最大，危機最嚴重，應該說不是偶然的，而是與其特殊的發展道路密切相關。
金融危機中產生的金大中政府，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和建議，推行了一條市場化、民主化的改革路線。其四大措施(分別針對企業、金融業、勞工制度和政府機構)動作之大、影響之深都是空前的。這次改革對整個企業結構、產業結構、金融體系以及政府機構都動了大手術，原來的政策金融體系看來很難再存在下去了。這些重大措施取得的效果也是令人振奮的，韓國僅用了兩年就走出了低谷，成為最先擺脫危機的東亞國家(包括東南亞)。這說明韓國式的政策金融只能是一個暫時性的措施，它在一個落后經濟的起飛階段是卓有成效的，但是“禍根”也從此埋下，當經濟進一步成長、成熟起來之后，其弊端也暴露得日益明顯，必須進行根本性的改革，否則就避免不了經濟危機。從韓國的發展史中我們看到的是政府與市場在推動經濟發展中的復雜作用，看來最終是政府向市場的復歸。
二、韓國的政策金融帶給我們的啟示
政策金融本質上是政府對市場的一種干預，而韓國的政策金融在政府干預度上甚至超過許多政策金融失敗的國家，為什么卻取得了成功呢?答案歸結為一點，那就是政策金融必須是對市場效果的一種逼近。也就是說，政策金融手段要達成的目標必須是市場同樣要達成的目標，二者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只不過依靠政府的力量可以縮短時間，而依靠市場的力量更加耗時罷了。反過來，如果政策金融從本質上變成了一種反市場的行為，那么它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所以，對市場效果的逼近是政策金融取得成功的必要條件。
(一)考察韓國的政策金融我們可以發現，它實現了對市場效果的逼近
1.雖然金融機構為政府所控股，但貸款對象卻基本上都是私營企業。公營企業因其產權的公有性質，不能在市場上進行自由交易，不是合格的市場主體，同時因為公有企業缺乏利潤動機和激勵機制，難以避免效率低下。向公有企業提供大量政策性貸款，無疑會造成資源的非效益使用，同時也降低了金融機構的效率，引起宏觀經濟的一系列問題。我國以及其他一些國家(比如土耳其、印度、墨西哥及一些拉美國家)長期用政策金融支持國有企業，發展績效始終不盡人意，其根源就在于此。國有企業是人為建立的，大規模支持國有企業的政策金融是對市場的背離，與市場所要達到的目標南轅北轍，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失敗。
2.韓國政策金融在運作上逼近了市場效果。首先，政策金融的實施以經營狀況作為標準，出口多、效益好的企業能夠繼續得到貸款支持，而不成功的企業便不能再得到貸款，這就依據客觀經營狀況人為地實現了優勝劣汰，逼近了市場機制所能達到的效果。其次，這種做法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原因就在于政府所依據的標準是市場化的。出口工業市場在國外，經營實績由國際市場的競爭決定，因此反饋的信息是真實有效的市場信息。發展重化工業也從一開始就是面向出口的，因此作用機理是相似的。要想達成此種效果，經濟體必須是一個開放的經濟，關起門來搞進口替代，市場信號不可避免地是扭曲的，政策。金融所依據的標準也不可能是客觀的。
3.高效、廉潔的發展型政府是韓國政策金融成功的有力保證。政策金融的執行者——政府無疑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韓國的樸正熙政權是一個務實的軍人政權，其反腐敗措施非常有力，機構精簡、運轉高效，滿足了成功的政策金融對政府的苛刻要求，保障了政策金融在逼近市場的軌道上運行良好。
(二)我國能否模仿韓國，通過政策金融推動經濟發展呢?答案是否定的
1.我國的國情與韓國不同。雖然我國與韓國在50年前處于幾乎相同的低發展水平，但是此后卻走向了不同的發展模式，韓國融入了所謂資本主義陣營，而我國則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我國在計劃經濟下形成的一整套體制所帶來的弊病都是韓國在經濟起飛之初所不曾遇到的，這也就是說，韓國能夠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起嶄新的政策金融體系，而我國則扛著沉重的歷史包袱，每前進一步都步履維艱。我國首先面臨的是深化改革的問題，從改革中脫胎出來的各方面體制與20世紀60年代的韓國頗為不同，因而不可能簡單地模仿韓國的政策金融。
2.韓國的政策金融產生了嚴重的負面效應，我們不可能對之進行模仿。想達到那樣的效果而又不建立那樣的體制是很難的，但是建立類似韓國的金融體系和企業制度必然重蹈韓國的覆轍。
3.韓國的體制性弊端從一開始就存在著，而在20世紀60-70年代之所以未遇到嚴重的問題，原因就在于韓國處于半保護狀態下，尤其是資本市場處于關閉狀態。今天，世界市場變得更加開放，經濟一體化程度與60年代相比大大加深了，金融深化已是各國都普遍認同的一個趨勢，對利率進行大范圍的、長期的管制已經不可能，對某些產業、企業傾力支持而忽視其他產業、企業的歧視性做法也已不再是明智之舉，國有銀行一統天下的局面必須打破，因此我國不可能再去模仿韓國的政策金融了。韓國的政策金融無疑是一種金融壓抑，而我國長期形成的金融體制是與韓國類似的金融壓抑，需要的是金融深化，需要一個更加市場化的金融體系和競爭機制。
4.韓國上臺的務實軍人政府是實施政策金融的有力保障，而我國的文官政府是不適合韓國式政策金融的。即使在韓國，那樣的軍人政府也只能是—種歷史的過渡。
但是，政策金融也不光是韓國一種，世界各國都存在著政策金融，而韓國政策金融由于貼近市場運行效果取得了成功，這是對所有發展中國家的良好示范。我國雖然不能模仿韓國的政策金融，但是可以學習借鑒它的許多東西，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使政府干預逼近市場效果。為此，我們在體制層面上應該做到：第一，加快國有企業改革，放棄對大部分國有企業的政策性貸款，轉而支持私營企業，把私營經濟提高到戰略地位；第二，建立真正的產權保護，徹底打破超經濟權力的壓制，實現財產權的解放；第三，擴大經濟開放度，不再把進口替代戰略作為基本的發展戰略；第四，與經濟發展相適應，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在政策金融的具體實施上，有這樣幾個要點：第一，控制政策金融規模，比例不宜過大；第二，政策性金融機構與商業金融機構完全分開，商業銀行的政策性貸款要全部取消；第三，政策金融的主要支持對象應轉向私營企業、中小企業以及高新技術企業；第四，政策金融的針對性要加強，力度也要加強而不是減弱，手段多樣化，可以更多地采取政府擔保等間接手段。
由于我國在許多方面仍然落后，所以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作為政府干預經濟的手段之一，政策金融仍將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我國的政策金融將與韓國大不相同，它一方面要徹底從舊體制中擺脫出來，一方面又要適應新的世界經濟形勢，從一開始就帶有鮮明的市場化色彩。我們相信，這樣的政策金融能夠逼近市場運行效果，同時又能夠避免韓國政策金融的各種弊端，成為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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