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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宏觀經濟政策范文1
關鍵詞：循環經濟；宏觀經濟政策；作用
中圖分類號：F06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9-000-01
引言：循環經濟視角是在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和人們對經濟發展方式的思考轉變的前提下衍生出來的一種新的經濟發展視角。循環經濟的發展主題是實現經濟發展的可持續化，能夠發展綠色化、環保程度較高的經濟方式。立足于循環經濟的視角思考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能夠更好地將國家調整經濟發展的政策與可持續發展的環保觀念結合起來，實現經濟社會的更好發展。
一、循環經濟視角下宏觀經濟政策的不足
1.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立足于循環經濟的視角下分析宏觀經濟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問題，可以發現宏觀經濟政策是存在一些發展上的滯后的。循環經濟模式提倡的是實現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可以開展更高效的、更環保的經濟發展模式。而縱觀傳統的宏觀經濟政策，可以發現，宏觀經濟政策追求的主要是國家經濟發展的速度，實現經濟發展的高速性，而完全忽略了循環經濟模式追求的經濟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僅僅追求經濟發展的高速性，是不能實現高質量的經濟發展水平的。
2.忽略了自然環境的保護。從循環經濟模式的角度考慮，宏觀經濟政策的另一個不足之處是在經濟發展中忽略了對自然環境的保護，造成了資源能源的較大浪費。宏觀經濟政策所起的主要是統籌經濟整體發展趨勢，促進整體社會經濟穩定發展的作用，追求的是經濟發展水平的大幅度提升。而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則忽略了對自然資源的保護，現代經濟快速發展的模式中，耗費了大量的自然資源與能源，造成了自然生態環境的破壞，嚴重影響了自然環境的質量。
3.缺乏多元化的發展模式。立足于循環經濟的視角來分析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可以發展其在經濟發展中的經濟調控手段還相對比較單一，缺乏多元化的經濟發展模式。宏觀經濟政策作為一種國家調控經濟發展態勢的手段工具，對經濟整體的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谘h經濟視角考慮當下的宏觀經濟政策，可以發展經濟政策中的經濟發展模式相對比較單一，手段也較少。缺乏多元化的經濟發展手段。
二、循環經濟視角下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
1.能夠促進經濟發展的速度加快。立足與循環經濟的視角來考慮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可以發現，宏觀經濟政策能夠促進社會經濟發展速度的加快。循環經濟模式是對經濟發展模式的內在思考與追求，旨在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而宏觀經濟政策則主要對經濟發展的整體態勢做出一個調節與掌控作用。二者相互結合，結合循環經濟模式的理念來制定宏觀經濟政策，能夠有效地結合現代經濟社會的現實狀況，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的高速度。
2.提高經濟發展的整體質量。基于循環經濟的視角下來考慮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還可以發現宏觀經濟政策實現了社會經濟整體發展的高質量。循環經濟模式考慮的是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和長久性，這符合經濟增長向著內在化要求轉變的發展趨勢。能夠在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的同時實現經濟發展的高質量，實現經濟速度與質量的有效統一。將循環經濟的發展理念與宏觀經濟相結合，能夠大大提高宏觀經濟政策的可持續性，更好地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質量提高。
3.實現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同步。立足于循環經濟的視角考慮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還能發現宏觀經濟政策有效地實現了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工作的有機結合。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下，僅僅追求經濟發展上的速度，在發展的過程中忽略了對自然環境的保護，造成了環境資源的極大破壞。在循環經濟的發展要求下，更注重對經濟發展過程中自然環境的保護，資源能源的節約。這樣就能有效地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工作的同步進行，可以更好地促進經濟發展的質量，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的高質量。
三、如何促進宏觀經濟政策更好制定
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對我國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是起著重大的促進作用的，保證宏觀經濟政策制定的合理性，才能實現政策為經濟發展服務的最終目標。在現代經濟發展越來越注重質量的背景下，要實現宏觀經濟政策制定的高效性，就要立足于循環經濟模式。將循環經濟模式的環保發展理念與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工作相結合，才能立足于現代經濟社會的真實現狀，提高經濟政策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契合性。而且循環經濟政策的發展理念符合經濟發展的趨勢，有效地提高了經濟發展的質量。
四、總結
立足于循環經濟的視角下對宏觀經濟政策在社會經濟發展中起的作用做出一個正確的評析與探討，對現代經濟的高速發展是有著極為重大的意義的。通過以上對基于循環經濟視角下，宏觀經濟政策發展中的不足以及針對缺陷需要進行的改進措施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立足于循環經濟的視角來分析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能夠更好地促進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實現經濟社會的更好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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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宏觀經濟政策范文2
一、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取向需從短期轉向長期
2009年我國高強度的經濟刺激計劃和高度寬松的信貸高增長，是中國經濟領先于其他經濟體復蘇的主要動力。目前看來，這些措施已經取得了較為明顯的成果。中國經濟已扭轉了此前的下滑趨勢，實際產出正逐漸回到潛在產出值附近，2009年全年高達9.1%的GDP增速，已經從數字上證實了這一點。毫無疑問，2008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后中國經濟之所以在世界各國率先復蘇，主要得益于持續寬松的貨幣政策和大規模的財政刺激措施。2009年廣義貨幣量接近30%的增長，2010年接近20%的增長率，迅速將經濟拉回到正常軌道上。按照政府的政策邏輯，面臨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沖擊下的巨大不確定性，宏觀經濟刺激政策可以適當矯枉過正。但中國經濟度過難關之后，目前的當務之急，或許也是最大的困難，將在于如何順利實現宏觀經濟政策目標的轉向，即從應急性的短期政策轉向處理中長期發展目標的問題。
在探討中國的事情之前，可以回顧一下全球金融危機的發生過程。應該說，起初美國的次貸危機從性質上來看，既不是政府財政收支危機，也不是國際收支的危機，而是發源于私營部門的金融交易和金融創新的危機。可以發現，這場危機很大程度上是一場由于資產負債表危機引起的金融風暴。在危機最為嚴重的時候，大量的金融機構、企業和家庭的資產負債表中，由于資產方迅速縮水而負債方不由市場定價而固定不變，這導致了眾多金融機構與企業出現了資不抵債的情況。實際經營中賬面上的巨額虧損和家庭財富的巨額縮水，引致金融機構貸款的大萎縮、企業投資的崩潰，以及家庭消費的下降，并進一步導致市場流動性枯竭和金融交易崩潰?？梢哉f，此次全球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影響的主要傳導機制就是資產負債表的沖擊，這或許就是這場危機發生以來最本質的因素。本次全球金融危機與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大蕭條乃至日本上世紀90年代的經濟低迷的機理完全一致。認識到這一點有助于理解歐美發達國家救市的基本脈絡。
鑒于美國次貸危機的規模是私營部門所無法承受的，因此必須由政府力量大舉介入來克服危機。事實上，在明確了這場危機的本質后，美國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如財政部增發國債購買有毒資產，政府直接注資于即將破產的金融機構，美聯儲印發鈔票，財政部出臺的公私合作計劃等等，這些措施的基本邏輯就是用美國的國家信用為擔保，用發行債券和印鈔所獲金注資于金融機構，注資于金融市場，以此增加市場的流動性。其最終目的就是把有毒資產從金融體系中剔除，幫助金融體系恢復正常交易，并借此推動經濟的復蘇。中國基本上遵循了與美國和歐洲國家相同的路子，在穩定的國內宏觀經濟環境下，全球金融危機后政府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短期來看確實促進了GDP的V型回升。但是從中長期來看，考慮到經濟刺激政策總是有一定限度，經濟的增長不能總是寄希望于政府的宏觀刺激政策等，政策的逐步退出將是最終的必然選擇。在這方面日本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證。
上世紀80年代后期，日本政府連續實行了幾個經濟刺激計劃，希望通過公共建設項目和貸款計劃來迅速振興經濟。但從1996年到2002年，日本經濟依然停滯不前，人均GDP只實現了0.2%的微小增長，持續的經濟刺激政策最終并沒有提高日本的經濟增長率。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是日本政府著眼于單純依靠經濟刺激計劃來推動經濟增長，而對于經濟增長的長期驅動力因素重視不足，經濟刺激計劃并沒有轉換成通過服務業和消費來拉動，導致刺激經濟的政策實際效果意義不大。一般來說，經濟復蘇初始階段最大的推動力通常是政府，但隨著經濟的逐步恢復，私人資本必須取代政府投資成為經濟的主要推動力，才能保證經濟的持續恢復和增長。探討中國什么時候撤出經濟刺激政策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必須要將下一步的政策取向轉移到保證經濟發展的中長期目標的實現上來。
根據我國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實踐過去幾十年的經驗，如果貨幣流通量年增長率超過20％，一段時間以后就會反映到資產價格和通貨膨脹上面。如在2009年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之下，M1和M2分別增長了32.35％與27.68％，2010年即便在貨幣政策已經明顯轉向的情況下，M2仍增長近20%，遠超歷史平均水平。另外，在經濟刺激政策出臺初期，M1的增長速度一直低于M2的增長速度，但隨后兩者在2009年9月出現了M1速度大于M2速度的剪刀差。2009年12月底二者的差距已經擴大到4.67個百分點，這意味著貨幣流通速度加快，居民的通貨膨脹預期開始形成，國民經濟面臨著通貨膨脹預期加強和資產價格出現泡沫化的雙重危險。實際上隨后價格指數的持續上升也初步證實了上面的推斷。2010年后我國通貨膨脹現象日趨明顯，如三季度后CPI指數分別達到4.5%和5.1%的高位，居民生活消費品和農產品價格全面上漲，全社會對于通貨膨脹的預期更加強化。另一方面，從資產價格角度來看，2009年二季度后我國以房地產為代表的資產價格出現暴漲局面，盡管國務院分別于2010年4月份和9月份出臺措施加以抑制，但目前效果仍不明顯，包括大中城市和二三線城市的房價仍在繼續上漲，資產價格泡沫的蔓延似乎已經難以輕易抑制。
應該看到，中國宏觀經濟政策操作中之所以出現貨幣超發、流動性泛濫和資產泡沫嚴重的問題，從根本上說是不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模式下宏觀經濟政策操作失當的問題。2009和2010兩年中國經濟的增長主要推動力量是極度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而寬松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不可能持續太久，這是以往的經濟危機給各國提供的經驗教訓。只專注于短期目標并通過注入流動性救市而忽視長期問題的解決，單純依靠向國民經濟注入流動性的短期政策來保證中國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采用增加海量投資和貸款的辦法來增加總需求，是不可能長期持續使用的，最終將會影響中國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必須看到，鑒于中國一直采取依靠資源投入和凈出口（出超）拉動的經濟發展方式，短期經濟刺激政策無法解決經濟長期增長中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內部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內部的各種深層次的不平衡，等等，這些長期問題是“十二五”期間經濟實現持續發展饒不過去的坎。鑒于此，中國在“十二五”規劃時期必須盡快轉變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取向。具體而言，應重視經濟長期增長中的一些根本問題，如重視經濟體制改革，在保持經濟發展的同時逐步引導經濟發展方式轉型，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大力發展內需，通過發展服務業和民營經濟緩解收入差距的擴大，重新認識市場，積極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主導作用等等，以便保證中國經濟未來長期持續穩定的增長。
二、將人民幣匯率作為宏觀經濟政策調整的重要工具
對于宏觀經濟政策的各種組合而言，選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雙緊或者雙松組合是力度最大的，也是經濟金融形勢最為嚴峻的時候實施的。例如當有效需求嚴重不足時往往選擇雙松政策組合，包括增加財政支出、減稅、降低利率，以及增加貨幣供應量等。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使全球實行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成為必然選擇，相對而言，中國采取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實際上就是最大力度的宏觀經濟政策配合，尤其是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是目前的突出問題是，宏觀刺激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帶來了市場的扭曲，尤其是目前我國面臨資產價格膨脹與通脹預期加強之后，如何根據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尋找合適的方式退出，就成為中國面臨的一個挑戰。
刺激政策只有短期的效果，中國經濟必須要回到可靠的增長基礎。從貨幣政策的運行來看，經濟刺激政策的退出與人民幣匯率制度的現行框架具有很強的關聯性。鑒于人民幣匯率事實上盯住美元，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在短期內給中國貨幣政策退出的方式和節奏形成約束，這導致中國貨幣政策的靈活性大打折扣。人民幣釘住住美元，導致中國在早年立法消除主動超發貨幣的制度漏洞后，人民幣又將面臨被動超發的新挑戰。如從美國方面來看，雖然金融危機后在787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和救助計劃下經濟觸底反彈，但目前仍未有改觀的10％左右的失業率和充滿變數的房市表現，仍然使美國未來的經濟復蘇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歷史經驗表明，失業率對美國選擇何時加息更為關鍵。鑒于“無就業復蘇”的現實，美聯儲在啟動第二輪6000億美元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基礎上，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在貨幣政策上維持0%-0.25%的聯邦基金基準利率水平，且短期內至2011年下半年可能不會調整利率水平，已經成為市場共識。甚至可以判斷，這一政策基調仍將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繼續維持。目前美聯儲采取“數量型放松”工具微調貨幣政策，例如通過諸如“定期存款工具”（term deposit facility）和逆回購協議的方式，回收市場上龐大的存量流動性。但從某種意義上說，美聯儲推出的“定期存款工具”只是個技術性工具，更大的問題在于它對銀行資產的擔保實際上難以退出。總之，經濟形勢的復雜性使美聯儲目前面臨政策選擇上的兩難困境。如過早啟動退出政策，可能會延緩經濟復蘇進程，甚至導致經濟二次探底；而如果刺激政策退出太晚，通脹又可能失控。綜合起來分析，目前美聯儲更傾向于使用某些非常規工具和手段，而非更具效果的利率工具。對中國而言，在美聯儲寬松貨幣政策和長期的低利率政策環境下，需要做的是考慮與美國貨幣政策適度脫鉤，增加宏觀經濟政策的回旋余地。
目前，中國已經開始啟動了經濟刺激政策的退出政策，如2010年1月份后中國人民銀行陸續提高了存款機構準備金率；目前已經二次加息共50個基點；對部分放貸銀行征收差別存款準備金率；連續提高3月期和1年期央行票據發行利率引導市場預期；銀監會對商業銀行實現新的監管工具箱，實行針對銀行的差異化監管；等等。這些舉措均預示中國正在逐步退出2008年應對金融危機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對于引導市場預期，合理約束商業銀行的過度信貸投放是較為有效的方法。但同時還應注意，目前中國的經濟政策尤其是貨幣政策的退出還只是局限在一個相對有限的范圍，一些價格型政策工具如利率工具等使用的空間仍有限，匯率工具尚未大規模使用，這導致政策的實施效果受到一定阻礙。尤其是如果不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在貨幣匯率政策上進行適時調整，當下的各種宏觀政策將難以真正實現緊縮效果。
目前，世界范圍內面臨美聯儲寬松貨幣政策導致的流動性泛濫，各國的貿易戰和匯率戰也處顯端倪，中國需要立即引入匯率因素作為重要的政策變量使用。考慮自身因素，中國經濟增長模式長期借助于出口拉動，這個模式的可持續性正在成為問題。同時資源逐步枯竭，勞動力成本也逐漸增加，隨著中國經濟走過劉易斯拐點，以及未來青壯年勞動力數量的下降，經濟增長的推動力逐步減弱?？紤]外部因素，各國國內經濟結構的調整，全球范圍內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這些因素將難以保證中國出口繼續增長。中國在退出宏觀經濟刺激計劃，實現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的過程中，必須要有向內的對策給以支持，而匯率則是個重要的工具變量。中國需要有自己的貨幣政策工具，匯率可成為緊縮政策的一部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背景，是東亞貨幣在此前十多年一直采取釘住美元的匯率政策，這一歷史教訓應該被充分吸取。
目前，我國需要改變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需要改變人民幣以美元為錨的取向，加大市場力量在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過程中的作用，當然這不意味著中央銀行對匯率完全不干預。我國可以學習加拿大等國的做法，允許匯率在長期內大幅度變化，允許長期內升值，但在具體操作上，可以對每日的超常浮動進行干預。如果短期內變化太大，可以通過調整利率以影響匯率，穩定市場。當前需要作的就是選準適當時機，開始啟動人民幣有序、漸進的升值進程，推動人民幣恢復緩慢升值。人民幣升值的啟動也就意味著短期性反危機政策的全面退出，并向長期結構性調整政策的成功轉型。
三、“十二五”開局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
過去幾十年全球金融的實踐表明，寬松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實施時間太長，便容易引發資產泡沫，這已在許多國家得到驗證。以往的經驗還表明，即便通脹相對穩定，產出實現增長，也不能防范資產泡沫破滅給經濟帶來的重大沖擊。目前，我國價格指數也在節節走高，資產價格泡沫問題日趨嚴重，這對于下一步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和選擇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目前在“十二五”開局之年，中央已經確定了宏觀經濟政策的主基調，即實行穩健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的配合。這意味著此前應對金融危機的經濟刺激政策中，拉動總需求的短期性貨幣和財政政策，在實行了一年多后，在GDP增速已逐步改善前提下，將逐漸有序退出。在宏觀經濟政策實施步驟上，鑒于目前我國人民幣釘住美元，中美利差的變化將影響中國的資本流動，貨幣政策的調整必須關注美國貨幣政策的變化，以及美國經濟刺激政策退出的溢出效應。目前來看，美國經濟刺激計劃的退出具有幾個特點。首先是臨時性經濟刺激措施正在逐步停止使用，但政策的退出時間仍不確定。目前，美國在危機時的臨時性刺激經濟政策不再擴大規模，但量化寬松政策呈擴大態勢。繼第二輪6000億美元量化寬松政策已經實施的基礎上，第三輪量化寬松政策仍有可能啟動。其次，貨幣政策仍然主要依賴于數量型工具，價格型工具尚未完全啟動。第三，美國正在削減財政赤字的規模，并逐步使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恢復正常，以便減輕此前的膨脹局面，還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一個正常的局面。鑒于中美經濟的互補性和關聯性，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選擇必須考慮到這些特點和變化，有的放矢，循序推進。
具體來說，在“十二五”開局之年，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需要考慮四個因素，即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情況、國內私人投資的啟動情況、通貨膨脹與資產價格上漲的情況，以及世界各國經濟政策退出的情況。從目前觀察到的世界經濟復蘇跡象和中國國內的實際情況來看，應當對2008年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進行評估后考慮退出，并在此過程中實現對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和選擇。
首先，采取措施使宏觀經濟政策向正?；A段轉變。在這個階段，財政政策暫且可以按兵不動，但應考慮調整政府支出結構，進行適度的結構性減稅等。而對于貨幣政策，這個階段應將“管理通脹預期，控制資產泡沫”作為核心內容。強調管理通脹預期和控制資產泡沫，有助于確定清晰的政策目標，形成市場穩定的政策預期，避免導致預期紊亂及對市場的沖擊。我國在政策實施中需要避免一個問題，即由于政策目標不清晰，導致金融機構為了防止可能的信貸緊縮而大規模提前發放貸款，引起信貸在不同季度和月份之間的分布更為不均衡。具體而言，在操作層面，當前貨幣政策應當設定一個清晰的信貸增長目標和貨幣供應量目標，并切實遵守，以便推動貨幣政策真正向穩健回歸。目前看來，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重點在于貨幣政策的選擇，而其中關鍵的指標在于信貸規模增長。鑒于2010年M2增長超過年初設定的計劃，綜合各方考慮，2011年我國必須嚴格要求，將M2增長控制在15％左右，以便促使貨幣政策的正?；貧w，減輕宏觀經濟層面的壓力。
目前房地產資產價格泡沫的控制已經成為宏觀經濟中的最大問題。這要求人民銀行的貨幣政策操作上不僅要緊盯住CPI指標，還應將資產價格變化情況考慮在內。即貨幣政策不僅僅應該關注通貨膨脹，還需要對股市和房市的資產泡沫作出足夠反應。尤其在抵押貸款市場較為發達，“金融加速機制”效應較為明顯的經濟體中，貨幣決策應更為重視房價變量。因為資產價格對經濟運行和公眾預期變化更為敏感，資產價格持續上漲可以作為一種判斷流動性過剩的早期和直觀預警。需要提及的是，目前貨幣當局對于資產價格是否納入貨幣政策目標有不同看法，似乎傾向于暫時不予考慮的態度。這種格林斯潘式的“事后救助”思維，意味著資產價格上漲時中央銀行對其放任自流，泡沫破裂后再進行救援。對于資產價格泡沫，可從全球金融危機中的美國、英國、冰島、迪拜等國得到一些啟示。那就是：資產價格泡沫引起的沖擊巨大，格林斯潘式的“事后救助”策略可能帶來嚴重后果。鑒于此，在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框架內，應該重新定位中國人民銀行實施貨幣政策的對象，考慮將資產價格因素納入政策范圍之內，使貨幣政策更加關注資產價格和初級產品價格變動的影響。
新的宏觀經濟政策范文3
（一）“新常態”的提出及本質
我國GDP增速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后處于波折階段，總的來說呈現出持續下降的趨勢。在這樣的背景下，經濟“新常態” 內涵反映出的是絕非以往只注重經濟總量增加，而是向宏觀經濟經濟環境的可持續發展轉變。 由于不同于“三期疊加”之前表現出的宏觀經濟政策難以為繼，故而體現了“新常態”中的“新”字；此后我國的經濟發展將會表現出的相對穩定的國家經濟狀態則直接反映了“新常態”的“?！弊帧？梢院唵蔚卣f，“新常態”下我國經濟增長的內在要求是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反哺經濟的健康增長。
（二）“新常態”下我國經濟運行的重要特征
我國正處于向“新常態”過渡的階段，我國的宏觀經濟已經表現出相當一些新的變化。這些新的變化可以說是提前預知了“新常態”下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的一些主要特征。從這些提前預知的變化來看，我國經濟的運行有如下重要特征。
1.經濟潛在增長率在7%左右。經濟潛在增長率就來源來說主要取決于資本投入增長率、勞動投入增長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可以通過改善生產要素供給和提高生產率予以提升。
2.我國消費對總體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占了“半壁江山”，出口和投資已難以超越。2012年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制造品生產國家，逐漸超越了美國等發達國家。經濟的增長方式由改革開放20年來以投資等為主導的外部需求結構向以“三駕馬車”為主導協調拉動經濟結構調整，完善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優化升級。
二、“新常態”下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風險
（一）金融風險暴露
當前中國金融體系總體穩健，金融風險總體可控，但穩中有險、穩中有憂，潛在的金融分析按不可忽視。尤其在我國經濟增速下行和結構性問題的背景下，要特別注意重點領域的三大區域性金融風險，房地產市場風險、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和產能過剩風險。
（二）產業空心化風險
決策者出臺了一些列扶持政策，促進我國創新型工業和新興技術產業的發展，資源更多地向這兩個部門傾斜，而處于價值鏈的底端的一些產業必然會促使本產業向資源方轉移，努力使自身走向價值鏈的兩端，產業的穩定毫無疑問經受了沖擊。這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是新興產業與傳統制造業等的轉移引起了產業空心化風險；第二是第三產業在GDP的占比持高不下，產業的結構逐漸向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空心化風險；第三是我國外貿政策向外傾斜導致的產業空心化風險。
三、“新常態”下我國幾個重要經濟政策轉變分析
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我國領導層對宏觀經濟的管理基本傾向于需求管理，決策者為維持我國GDP增速差不多是10%的高速增長而以長期的擴張性政策來刺激國內總需求。然而，“新常態”下面臨的問題主要是一??供給面的問題，而這個供給面的問題應該是一個長期性趨勢性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以凱恩斯主義為核心的需求管理對于解決結構失衡的長期問題上并不具有比較優勢，此時我們就應從供給端、從體制改革等頂層設計來著手調整。
（一）“新常態”下貨幣政策轉變
在我國“十二五”規劃的結尾之年，國內外經濟發展環境異常復雜，在這種經濟增速下行態勢下，決策者需要看清當前國內宏觀經濟與國際不穩定因素，通過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更加注重適度寬松。
曾經的政府宏觀調控目標是不管不顧、一心著重我國經濟總量的增加和增速的加快，根據短期的經濟結構性問題形勢的變化，頻繁使用強刺激手段來調節經濟，進而導致如產能過剩、地反政府債務、金融風險和極為嚴重的通貨膨脹等后遺癥。
（二）“新常態”下財政政策轉變
加強民生投入，激發消費潛力。近年來，我國政府出臺了一攬子的財政政策，加強對民生、社會保障等惠及大眾的財政投入，進一步激發居民消費能力。在我國經濟下行時，金融危機的爆發不可抑制的進一步減緩我國經濟增速，這又無可避免的造成對居民生活水平的壓抑。但可以預見在今后的一段時期，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水平有望加速提升，而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將逐步解決居民消費的一大后顧之憂，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得益于政府對民生投入力度的加大。
四、“新常態”下宏觀經濟政策轉變要點
（一）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新常態”下宏觀經濟政策轉變的很好切入點和抓手
19世紀90年代末以來，我國政府宏觀經濟政策基本偏向于需求而忽略供給，決策者為維持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而以長期的擴張性政策來刺激國內總需求。然而，我們在“新常態”下面臨的問題主要是一個供給面的問題，而這個供給面的問題應該是一個長期性趨勢性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以凱恩斯主義為核心的需求管理對于解決結構失衡的長期問題上并不具有比較優勢，此時我們就應從供給端、從體制改革等角度來著手調整。
新的宏觀經濟政策范文4
再來看看我們自己。2012上半年，中國GDP增長了7.8%，為最近三年來首次破八。其中二季度增長7.6%，總體呈下行趨勢。雖然國家出臺了一系列重大經濟政策，1～6月份固定資產投資累計同比增速為20.4%，6月份單月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在21.7%，比1～5月份投資累計增速高1.6個百分點，為期間的經濟穩定運行提供了重要支撐，但是，我們的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模式轉變依然任重道遠。此外，國際經濟環境復雜多變，如何避免經濟失速、硬著陸風險，對未來的經濟政策制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們認為，“低要素成本”時代已經過去，繼續維持GDP9%v2上的高速增長已不現實。中國將進入次高速（5%～8%）的增長階段，未來經濟政策應該在適度寬松的前提下，加快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在經濟下行慣性和穩增長之間謀求平衡，從而實現可持續發展。
基于這些，本期以“宏觀經濟形勢研判與產業轉型”為論題，集中討論未來經濟政策選擇。來自亞洲開發銀行的宋雷磊在《全球金融危機后的“新常態”與中國宏觀經濟》中。提出了三點結論：全球化帶來的新的經濟結構不平衡，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深層結構因素；經濟結構再平衡需要很長的時間，發達經濟體可能會一直處于低迷狀態，新興經濟體必須進行結構調整；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必須著眼于在短期內穩定增長，在中長期內致力于調整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模式。
賀力平、樊綱的《從過熱增長回歸正常增長》，回顧了當前宏觀經濟問題的歷史背景，對2012年宏觀經濟走勢中的幾個特殊問題進行了分析，提出宏觀經濟政策調整應當堅持及時和微調原則，并注意把握與結構調整和體制改革相結合的方針。
趙湘鄂、趙成、陳靂的《中國鋼鐵行業亟待轉型破局》，針對目前行業的困局，提出了市場化行業整合及產品結構調整的對策建議，要調整品種結構，更加重視特鋼；加強政策指引，強化環保指標；進一步提高產業集中度，重視兼并重組的經濟效率。
黎峰剖析了我國開放型經濟的主要問題，認為轉型不僅僅是調結構，重點是發展模式的轉變。胡春林、賀娜、陳鯤玲基于充分的調查，分別以珠三角、河南省和克拉瑪依市為例，對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發展方式的實現路徑，發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劉三林則從企業如何參與區域可持續發展，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本期論題八篇文章，從不同視角研究當前經濟形勢，力求多維度論證推進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的新的政策構想。
新的宏觀經濟政策范文5
10月12日網上了十七大三中全會的公報，會議通過了農村改革發展的決定，并對當前的經濟形勢作出明確判斷，并給出當前中國經濟工作原則性的方針。比如說，公報指出：“堅定信心、冷靜觀察，多管齊下、有效應對，采取靈活審慎的宏觀經濟政策，著力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保持經濟穩定、金融穩定、資本市場穩定，保持社會大局穩定，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繼續推動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笨梢哉f，這是當前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基礎及基本原則。
對于當前宏觀經濟基本原則，有以下幾個層次的意思：一是盡管當前國內經濟發展態勢沒有多少改變，但是國際金融市場動蕩加劇，全球經濟增長明顯放緩，國際經濟環境中不確定、不穩定因素明顯增多，目前中國經濟運行中存在不少突出性矛盾與問題，因此，當前宏觀經濟政策，既要以靜制動，觀察國內外經濟發展的態勢與變化，又要根據這種態勢與變化不斷地調整其政策，以便找到一條適應中國經濟實際情況的政策方針。
二是在國際經濟放緩的情況下，我們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以擴大內需來尋找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來應對全球經濟放緩。而擴大內需的重點又要放在消費需求上。所謂的消費需求包括了居民自住性的住房消費需求及個人信用性的消費需求。
也就是說，房地產市場仍然是擴大內需的重點，也是未來中國經濟的增長點，但是房地產作為中國經濟增長點不是鼓勵房地產炒作與投機，不是讓房地產炒作者通過銀行的金融杠桿把國內房地產市場的價格炒上天，并以此來制造經濟的虛假繁榮或短期繁榮（而這是金融不穩定的根源），而是要把房地產市場的發展放在居民自住性的消費需要上。居民住房的消費需求是房地產現在及未來發展與繁榮的動力。
在目前房地產市場的情況來看，盡管這幾個月來住房銷售迅速下降，但是這里有幾個問題需要思考。一是當前的住房銷售迅速下降，僅是與2007年房地產市場快速發展的年份比較是下降了，但是與2006年、2005年相比，其銷售的數量并沒有減少多少。二是目前國內房地產市場銷售減少，不是居民沒有住房的消費性需求，而是過高的房價一直頂在2007年的高價格水平上，從而使得絕大多數居民沒有支付能力進入。2007年房價，不少地方價格上漲一倍甚至幾倍，過高的價格使得絕大多數居民沒有支付能力進入房地產市場。當房地產市場炒作與投機一旦受到限制，住房的銷售下降也是自然?？梢哉f，目前一些大城市的房價，如果不做大幅度的調整，要想擴大居民的消費需求是不可能的，因為，房價這么高絕大多數居民沒有支付能力購買。如果說，各地房價能夠下降到絕大多數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水平上，當前房地產銷售問題就會化解，房地產市場的繁榮也會到來，中央擴大內需的目的也得以實現。但是目前問題是房地產開發商為了維持房地產暴利模式寧可不賣也不降價銷售。
三是當前中國經濟發展在做四個穩定。即經濟穩定、金融市場穩定、股市穩定及社會大局穩定。而且這四個穩定是一個整體，它不是孤立的，因為資產價格泡沫是這些不穩定的核心。所以，四大穩定又要落實在民生的問題上。因為，經濟發展、金融及股市的繁榮都是為了提高廣大居民的生活水平，改善居民的福利條件，而不是為穩定而穩定。如果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了，經濟福利條件改善了，那么廣大民眾就能夠安居樂業，社會矛盾與沖突就會減少，社會大局的穩定就自然生成。
新的宏觀經濟政策范文6
經過2007年和2008年上半年的宏觀調控，中國宏觀經濟朝著預定的方向進行了調整，從2007年全面過熱的狀態回落到合意的區間，與中國宏觀經濟常規性經濟增長狀態靠攏。但是必須看到進入2008年以來，世界經濟和國內經濟出現了一些新的變量，正在和即將對我國的社會經濟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
第一，目前所出現的合意的宏觀經濟形勢并不穩定，宏觀經濟存在進一步深度下滑的風險，保持目前合意的經濟增長速度和一定的結構調整速度應當成為當前宏觀經濟政策的核心目標。
在以美國“次貸危機”為標志的世界經濟周期性調整和國內貿易政策的雙重作用下，中國的外需在短期存在調整過度的嫌疑，在中期存在持續下滑的壓力。中國出口增長速度從2007年10月開始出現明顯下滑，雖然2008年3月有所恢復，但6月又回落到17%，1～7月出口名義增長22.6%，如果剔出價格指數和美元貶值因素，實際增長速度不到12%，為本周期的最低點。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出口的回落并不會就此結束，中國宏觀經濟將在中期面臨外部環境惡化的挑戰：①由“新技術擴散效應衰退”、“全球化紅利遞減”、“全球流動性過?！币约啊叭虿黄胶饽孓D”等內在因素決定的世界經濟周期性調整決定了中國出口需求將在中期持續下滑；②美元貶值、人民幣升值、勞動力成本上升、原材料價格上漲以及中國貿易政策調整的滯后效應將持續提升中國出口供給的成本，壓縮中國出口的利潤空間；③中國新競爭力構建的滯后性決定了中國在中期可能出現“國際競爭力真空”的危機，使出口在進口持續大幅度增長的同時出現持續回落。
在外需回落、利潤下滑、房地產市場反向調整以及其他因素的作用下，固定投資在短期大幅度下滑已成定局，在中期存在加速下滑的可能。1～6月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達到26.4%，處于近8年來的平均水平，但是，如果考慮到10%的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1～6月的固定資產投資實際增長速度不到17%，是近8年的歷史最低水平。最為重要的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的下滑還將持續，其核心原因在于：①利潤率的下滑決定了固定投資的進一步下滑。剔出新會計準則、投資性收益、短期災害以及假利潤等多種因素，2008年工業利潤增率較2007年出現接近20個百分點的下滑，同時，企業虧損額增長了50個百分點。這種利潤的下滑和虧損的上升會隨著“新技術擴散效應衰退”和“全球化紅利遞減”等中期因素的作用而持續。②在“出口投資聯動機制”的作用下，出口增速的當期大幅度回落和未來的下滑將導致投資的進一步回落。③固定投資價格、原材料價格以及動力價格的進一步提升，將提高固定資產投資的成本，從而制約了實際投資的增長。④“煤、電、油、運”等瓶頸產業的重新出現將給固定資產增長設置供給約束。⑤信貸收縮在結構上的同步性將對優質企業和劣質企業的投資產生同樣的約束。⑥房地產投資的反向調整可能是影響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的核心因素和中國宏觀經濟下滑的焦點。⑦雪災和震災通過“需求創造效應”相當程度上抵消了中國固定投資下滑的趨勢，但這種效應所具有的短期性和加速衰減性等特點決定了2009年的固定資產投資可能面臨加速下滑的危險。
持續的結構性CPI高漲、實際收入水平增長的乏力以及消費變動內在的規律，決定了我國難以在短期再次出現消費結構升級與總量加速，在中期存在回落的風險。1～5月中國消費名義增長速度達到21.1%，實際增速達到13%，較2007年出現加速的趨勢。但是這種趨勢是難以持續的，雖然國家出臺了很多消費啟動的政策。這是因為：①通貨膨脹及其預期對消費者行為的沖擊決定了2008年上半年消費上升只是一個短期現象，進一步的通貨膨脹沖擊將使消費者行為發生逆轉。例如，石油價格的上漲將打擊汽車消費的增長，房地產的疲軟和居住類價格的上漲將壓低居住類消費支出。② 2008年居民實際收入增長幅度的下滑以及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進一步惡化都不足以支撐中國消費的加速和升級。③在1998-2002年中國消費加速和消費升級剛完成的前提下，中國消費難以期待在短期內發生下一個消費革命；④經濟下行區間將進一步引領消費回落。經濟史還沒有出現過經濟下滑時期實際消費出現加速的先例。
從上述3個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國民經濟系統中已經生成了向下的沖力，即便不采取更多的緊縮的調控政策，這些沖力本身就會使今年的經濟增長回落2個百分點左右，如果依然延續“雙防”的宏觀經濟政策，中國實體經濟必然在外需和投資實際增長速度下滑的引領下出現過度調整的危險，很有可能使明年的經濟增長低于9%。必須看到，由于中國所處經濟增長的歷史方位，GDP年增長率低于9%，就會使整個社會整合處于緊張狀態，城鎮化速度就會有所降低，就業問題就會更加突出。經驗數字表明，如果GDP年增長率低于8%,我國就會進入類似發達國家不景氣的狀態。假如我們不能見事早，預防有力，不排除在今后兩年中國宏觀經濟出現較大的起落。因此，保持我國國民經濟當前的增長勢頭應成為當前宏觀調控的中心任務。
第二，正確處理好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和控制通貨膨脹的關系，將物價上漲保持在合理的、社會可承受的區間。中國價格上漲的結構性、補償性、成本推動性以及國際性等特點決定了中國價格上漲不僅具有必然性，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中央提出的控制物價過快上漲，是正確的。但有些人簡單地把消除價格上漲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核心目標，這是片面的。這樣不僅無法完成宏觀調控的任務，而且會損壞中國經濟增長的基礎，妨礙改革的深化。將價格上漲幅度保持在目前可承受的范圍應當成為目前宏觀經濟政策的另一個可行的落腳點。
本次物價上漲在本質上是初級產品與制成品相對價格的調整，這不僅是要素價格改革的必然產物，也是中國解決結構性問題的核心前提。因此，結構性價格上漲既具有必然性，又具有必要性，我國將在相當一段時期要面對這種結構性價格上升。因此，將完全消除價格上漲做為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短期目標，一方面不具有可行性，另一方面還會妨礙中國結構調整以及要素價格改革的戰略進程。
中國結構性價格上漲所具有的國際輸入型特征超越傳統的“供給推動”和“需求拉動”分析框架，我們需要從世界經濟循環和周期變化的角度來審視中國結構性物價上漲的本質。中國價格上漲的結構性特征不僅決定于中國的全球化、工業化以及結構調整等因素，也決定于全球分工體系的調整、世界不平衡、美元貶值以及金融全球等因素。簡單通過國內宏觀經濟政策來控制價格的上漲不僅難以起到良好的治理效果，反而會使中國過多承受國際通貨膨脹的治理成本，導致中國實體經濟出現過度的波動和下滑。中國價格治理必須要有國際視野，在加大國際協調、進行必要的國家商品價格形成機制干預的基礎上，展開國內結構性價格上漲的治理。
目前價格上漲的范圍和幅度依然處于中國宏觀經濟和居民可承受的區間，國家可以通過各種價格補貼政策和社會福利政策在控制價格漲幅、維持宏觀經濟增長的穩定之間、深化改革與結構調整之間尋找到平衡點。
當前形勢下宏觀調控的政策工具選擇 如何才能保持目前的國民經濟增長勢頭、保持價格上漲幅度在合理的可承受的區間呢？
第一，準確把握宏觀調控的重點、節奏和力度，以防止中國宏觀經濟出現深度下滑。
從前面分析可以看到，中國宏觀經濟出現進一步下滑的核心原因在于外貿與投資實際增長速度有進一步下滑的趨勢。這并不意味著中國宏觀經濟政策進行全面的大調整，實施寬松的財政政策與寬松的貨幣政策。簡單地放松這些政策不僅難以“有的放矢”的治理中國宏觀經濟問題，反而會加劇目前宏觀經濟所面臨的各種風險。例如，放松貨幣政策可能有利于部分企業改善流動性問題，但是卻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這些企業利潤空間大幅度下滑以及外需總量收縮的問題，反而會推進中國流動性的進一步過剩和通貨膨脹治理的環境進一步惡化。又例如，政府通過投融資政策的調整對房地產以及資本市場進行干預，使這些市場大幅度反彈，可能使這些行業出現短暫的繁榮，進而拉動相關投資的增長，但這些政策在熱錢已經大規模進入中國的前提下，反而可能引發投機資本在抄底獲利后快速解套，資本反而出現大幅度外逃，對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帶來毀滅性的打擊。再例如，政府可以通過大幅度提升工資改變初次分配的結構，進而為消費提升提供收入支持，但這種政策調整在通貨膨脹預期存在的環境中往往成為啟動“物價――工資螺旋上漲”通脹形成機制的導火索，并最終導致實際工資增長速度下降，消費疲軟的局面。
因此，中國在面對目前宏觀經濟下滑的局面，不僅要面對“結構”與“總量”的沖突，還必須面對“短期”與“中期”的沖突，同時還必須重視宏觀經濟政策調整的針對性以及中國宏觀經濟動態調整的平衡規律。正是出于這些方面的權衡，本文認為，宏觀經濟政策目前調整的主要對象應當是阻止外需和投資的過度下滑；遵循的原則應當是“政策小幅調整反向啟動各種聯動機制，治理中期加速回落”；短期目標應當是“實體經濟層面實現反向微調，金融資本層面保持高度穩定”；中期目標依然是“在堅持總量平穩的前提下，推進結構性調整”。因此，具體措施包括：
及時采取有力措施，保證外貿的增長速度。要防止發展模式轉型過程中急于求成的冒進心態，充分認識到模式轉變的戰略性目標與宏觀經濟穩定的戰術目標之間的權衡的重要性，把握外需引導的階段性意義，避免外需大幅度回落過程中經濟出現“硬著陸”的可能。在保證外需一定增長速度的前提下，適度調整出口和進口的結構。因此，需要重新審視自2007年以來的各種貿易調整政策的力度，適當回調部分產業出口退稅率或進口關稅，同時應當控制人民幣升值的幅度，防止加速升值對貿易帶來的“閾值效應”沖擊。外需增長速度下落的停止可以通過各種聯動機制阻止內需的下滑。
注意把握從緊貨幣政策的力度。中國貨幣增長以及信貸增長在總量上依然處于一個較為適度、可控的范圍，治理結構性價格上漲問題依然需要總量從緊的貨幣政策配合，貨幣政策需要調整的不是總量，而是信貸投放的結構。應當適度調整信貸投放的區域結構、行業結構以及企業結構，保證優質企業正常的生產投資以及發達區域的資金運轉。可以考慮重新啟動中期債券等融資工具。目前結構性價格上漲依然具有合理性、必要性、國際性和多元性，同時也處于國民經濟可承受的區間。因此，不要希望緊縮性的貨幣政策能夠對這種價格上漲帶來直接性的效果，也不要一國單獨承擔全球結構性價格調整帶來的成本，貨幣政策的緊縮只能定位在預期引導的作用上，不宜進一步采取深度緊縮政策。
在國際游資大舉進入中國市場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工具應繼續堅持以數量型格局調整為主的策略，價格型工具的啟用應當根據國際利率的變動以及世界匯率結構性調整的狀況進行相機決策。貨幣政策應當為一個穩定的資本市場和金融市場而創造條件，避免因為貨幣政策的調整而導致資本和金融市場價格的波動。與此同時，政府也不宜出臺引起股市和房市波動的政策，在防止房市大幅度下跌的前提下，應當以穩定房地產價格和資本價格為首要目標，以避免助長投機資本的投機行為，使之“低點進入，高點出逃”，引發資本市場的大動蕩，進而導致宏觀經濟進一步的大動蕩。
堅持匯率改革方向前提下，適度放緩人民幣升值的速率。匯率政策必須權衡“戰略性目標”與“戰術性目標”、“總量性目標”與“結構性目標”、“金融目標”與“實體目標”之間的利弊。中國外需的下滑是由于外部需求、貿易政策調整、原材料價格上漲以及工資成本上漲等多重因素調整的結果，因此，不能因為中國外需的下滑而停止中國匯改的步伐，不能因為游資的問題而采取激進放開的方案。人民幣升值應當在堅持以往“漸進、自主、可控”的原則的基礎上，適度下調升值的幅度。短期大幅度調整人民幣匯率不僅不能改變人民幣升值預期，在大量游資存在國內市場的情況下反而正中投機資本的下懷。
財政政策應當采取中性定位，積極操作的定位，適度改變年初政策取向，適度擴大支出的規模。主要體現在：①全力抓好災后重建工作，積極支持災后重建的固定資產投資和各種救濟工作，對特殊行業進行相關的財政補貼，防止災害對宏觀經濟的短期沖擊；②積極進行經濟下行區間財政支出的中期規劃，加強對人力資本的公益性投資，加強對戰略性產業的產業支持，通過這些財政投入，在短期可以彌補由于外需下滑帶來的總量收縮，在中期可以為下一輪經濟增長培育新的支撐點。財政不能因為上行區間超收而過度進行總量擴張；③應當加強各種生產和消費價格補貼，以緩和結構性價格上漲帶來的民生問題，但民生財政應當注意福利支出帶來的剛性問題，防止由于上行區間過度支出引發的下行區間出現的各種社會問題。
第二、為維持價格上漲幅度在合理的可承受的區間，調整部分價格治理的措施。
正確認識食品價格沖擊在中國歷次通脹時期的作用，高度重視食品價格在“緊平衡”條件下的“超調”特性，在加強國際糧食價格協調的基礎上，采取糧食出口的短期管制，強化糧食生產的投入，進一步加強糧食自給戰略的地位。
中國資源和原材料的價格上漲具有十分深厚的內在結構變動基礎，不能簡單采取價格管制模式進行治理，而宜采取價格釋放和價格疏導相結合的方法。價格管制雖然在短期內可以防止國際通貨膨脹的傳遞，但在中期，國內外價格的高額差異必然通過提高本國通貨膨脹的預期而傳遞通貨膨脹。因此，能源價格體制改革不僅是中國結構轉型在中期的必然選擇，也是穩定通貨膨脹預期的中期選擇。有步驟地部分放開能源價格不僅不會對中國結構性價格上漲帶來全局性的影響，反而會有效解除瓶頸產業的約束，消除瓶頸產業存在所帶來的價格形成機制扭曲的問題。
本幣升值雖然與本國的通貨膨脹之間存在著替代關系，但是，由于匯率傳遞效率的低下，采取人民幣加速升值難以起到控制中國通貨膨脹的作用，反而會引起外需的加速下滑以及國際游資的進一步進入。因此，近期不宜進行人民幣加速升值。中國名義匯率的調整取決于國際利率和匯率結構調整，通貨膨脹因素不宜成為匯率政策的目標函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