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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政策特點范文1
【關鍵詞】金融危機 財政政策 財政政策效應
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世界金融危機被人們認為是自1929年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雖然危機的中心是西方發達國家。但在全球經濟聯系越來越緊密的今天。任何一個國家想避免全球經濟波動帶來的影響變得十分困難，盡管中國以過去30年成功的改革開放積累的經濟實力。具備了一定的應對這場危機的能力。但是，這場危機對中國經濟發展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也將是非常嚴重的，如何應對這場危機。這成為我國當下經濟生活中的頭等大事，而目前我們采取的最大的行動就是以積極的財政政策為手段，來緩沖金融危機對我國的沖擊。2008年11月12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提出了一項旨在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總額達4萬億元；時間到2010年的投資計劃，這一財政政策到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如何規劃財政政策的取向？具體選擇怎樣的財政政策手段和對財政政策作出怎樣的結構安排？這些問題是我們在實行積極財政政策過程中必須要關注并加以研究的，為此。本文的研究涉及如下幾個內容：當下金融危機的特點及對中國影響的程度；財政政策應對金融危機的功能及取向；適應當下金融危機形勢的財政政策選擇
一、當下金融危機的特點及對中國影響的程度
金融危機是指全部或部分金融指標。包括短期利率、資產（證券、房地產、土地）價格、商業破產數和金融機構倒閉數的急劇、短暫的和超周期超預期的惡化。它的基本特征是。人們基于未來經濟的不確定性而出現更悲觀的預期；整個區域內貨幣幣值出現較大的貶值；經濟總量與經濟規模出現較大的損失；經濟增長出現較大的下滑，同時還會出現。企業大量倒閉、失業率上升等現象。甚至還會伴隨社會動蕩或政治危機。然而，這些特征在不同的金融危機下表現得不盡相同，正是由于各次危機不同的具體特征。決定了應對金融危機時總是難以照搬其他的經驗。本次金融危機還有一個深層次的特點。金融產品創新的風險轉移對我國的影響。這是指我國金融機構購買美國金融創新產品遭受的損失。對此，普遍的觀點認為，由于我國的資本市場尚未大規模開放，這形成了一道較好的“防火墻”，一定程度上阻止了金融危機向我國擴散。當然，在這場危機中，我們的一些金融機構也受到了一些影響。其次，金融危機通過對發達國家實體經濟的影響間接地影響到我國的實體經濟。由于我國經濟與發達國家經濟聯系最密切的一個途徑就是對外貿易。
二、財政政策應對金融危機的功能及取向
財政政策是政府調控宏觀經濟的政策手段之一。財政政策發揮功能表現在兩個方面，即財政支出政策和稅收政策。當宏觀經濟出現波動或政府想達到某種宏觀經濟目標時，就可以采取財政政策，有時是將財政支出政策和稅收政策一起加以使用，有時則需要在兩種政策中加以選擇，或者加以組合。因此，對財政政策的使用不在于要不要采取財政政策，而在于如何正確地使用某種財政政策或科學地組合各種財政政策。
在面臨金融危機沖擊時，中國政府采取的最有利的舉措就是積極的財政政策。一筆總額達4萬億元并將在兩年內完成的財政投資計劃，讓世界看到了一個強大的中國具有的應對金融危機的實力。
在財政政策的兩種手段中，財政支出是與消費、投資以及凈出口并列構成國內總需求的一個組成部分。財政支出政策就是通過調整政府的支出來達到刺激經濟或抑制經濟增長的目的。在當下的金融危機中，我們為避免受金融危機沖擊而出現經濟衰退的關鍵是想盡辦法擴大內需。因為金融危機對我們沖擊最大的是對外貿易，特別是出口，對此，設法保持對外貿易的規模和增速自然是我們努力的一個方面。但是，以擴大內需來補充出口的降低更是需要我們考慮的。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長期對外貿的較大依賴嚴重地抑制了國內需求的增長，特別是消費需求的增長。因此，在新的形勢下，如何擴大內需就成為一個巨大的挑戰。從一般的邏輯來講，擴大內需必須要增加居民的消費和企業的投資。就增加居民的消費來說，除了增長居民的收入外，還有一些更重要的工作要做，即縮小居民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以及提高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這本身是一個需要綜合和系統解決的問題，其中一定不能忽視的就是政府的作用，或者政府借助財政政策發揮的作用。具體說來，有兩個方面的效果可以通過財政政策來達到，一個是通過減稅和擴大轉移支付水平來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三、適應當下金融危機形勢的財政政策選擇
財政政策是應對當下金融危機不可替代的政策工具。因為在人們的信心遭受打擊而一時難以恢復時，政府站出來施以積極的經濟行為不僅是對人們信心不足的彌補，而且也是恢復人們信心的保障。因此，現在的問題已經不是要不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也不是財政政策是否具有效應，而是如何正確地選擇實施財政政策的手段。從財政政策本身來看，財政政策包括財政支出政策和稅收政策。對此，進行財政政策的選擇就是我們在當前的形勢下，到底該實行財政支出政策，還是實行稅收政策，或者是二者的某種組合。從財政政策調控的對象來看，財政政策通過調控消費*投資*進出口對經濟增長施以影響，還會對就業、通貨膨脹、社會保障等產生作用。因此，財政政策的選擇需要考慮這些調控對象的特點進行，或單獨采取財政支出政策或稅收政策，或進行這些政策手段的某種組合。
參考文獻：
[1]許成鋼.解釋金融危機的新框架和中國的應對建議[J].比較，2009，（39）.
財政政策特點范文2
關鍵詞：財政政策；現代農業；支持
中圖分類號：F8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5-00-01
一、現代農業建設與財政政策
1.現代農業的內涵與特點
現代農業本身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定義標準，目前我們所說的現代農業可以理解為有世界水平的生產效率、生產工具先進、科學技術先進、管理和經營體系完備、環境與經濟能和諧平衡發展等?，F代農業也有著科技型農業、產業化農業、高素質農業勞動者為基礎、可持續發展、機械化等特點。
2.政府運用財政政策扶持現代農業建設的必要性
現代化農業是推動我國農業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現代農業也具有高投入和高風險并存的特點，從實踐經驗及權威統計數據來看，農業增長的高度與財政農業投入是一種絕對正相關的關系，所以我們說運用財政政策來扶持現代農業建設是極其重要的。
3.財政支持現代農業的主要途徑
在不破壞市場對資源配置，政府不會負擔過重的前提條件下，政府在運用財政政策支持農業建設時，要有重點有選擇，政府涉及的程度和范圍也要有所限制。對于農業科技研究、農業基礎建設等投資風險較大、收益率低、示范性強的農業投資，政府在政策上應該給予創造一些條件，鼓勵社會資金介入。對于農業生態工程、農業食品安全體系等長遠宏觀性投資，則應該以政府投入為主。而對于一般性的農業生產經營投資，市場是完全可以自行調節的。在財政支持現代農業的方式上，主要有財政農業補貼、財政農業投資及涉農稅收優惠等方式。
二、我國現行農業財政政策及成效
1.現行農業財政政策。近年來，我國的農業政策雖然存在著一些變化調整，但卻始終以農業現代化建設為主線開展。這其中就包括了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的財政政策、促進農業產業化的財政政策、促進農業科技發展的財政政策、促進農業機械化的財政政策、促進農業生產勞動者提高素質的財政政策等。
2.現行農業財政政策的成效。伴隨著國家一系列支持現代農業的財政政策的出臺，我國現代農業在基礎設施建設、農業科技進步、農業勞動者素質提升、農業產業化提升、農業生態保護、農業機械化等方面均取得了成效。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推進現代農業的發展及發展農業經濟的目的。
三、現行農業財政政策的主要問題
首先，財政支持農業支出的比重偏低。近年來是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但據相關統計數據來看，財政用于支持農業支出的增長額僅占財政收入約7%，這個數字和農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據的重要地位非常不符合，這與地方財政和中央財政在支援農業建設責任上劃分不到位有很大關系，不利于全國范圍內建設現代農業。
其次，財政在支援現代農業的結構和方式上存在偏差。暗補是我國農業補貼采用的主要方式，即在流通渠道使農業勞動生產者間接的獲得補貼，但多數的補貼往往又被滯留在了流通環節。在這種方式下，補貼大多用于了經營虧損的彌補及行政經費上，而農業生產勞動者獲得的補貼其實很少，不能體現出補貼的真正本意，補貼政策應該起到的激勵作用也不能夠實現。正是由于不合理的補貼方式，使得財政涉農補貼結構也出現了問題。在一定的財政支農規模下，補貼資金被大量的用在了購銷環節，而農業基礎建設、農業科技研發、農業科技推廣、農業保險投入等方面的投入被削減，這從根本上講，是不利于現代農業的長遠發展的。
再次，財政支持現代農業建設的效率低下。財政支出在管理上不夠規范嚴謹，沒有一個完備的資金管理體制，資金投入渠道過多且不能被集中使用。部分領導在資金的使用上也隨意性很大，使得支農支出不能達到政府預期的效果。在資金的使用安排上用一種全面大撒網的操作方式，力求能夠面面皆到，但是實際上，往往是不僅未能照顧到全局，還使有的項目因為資金短缺而半途荒廢，從另一個方面造成了支農資金的浪費。
另外，財政支持現代農業建設的導向機制建設滯后?，F代農業的發展單單靠政府的財政支持是不夠的，現代農業發展需要有多元的資金渠道。但由于農業投資收益水平相對低于其他行業，社會資金的介入積極性也就不高。因此，財政支農支出必須建立起有效的機制，充分發揮出導向作用，吸引社會投資。
最后，稅收政策力度及范圍偏小。企業所得稅對于農業行業給予了一定優惠政策，但在農業基礎建設及有關現代農業上的稅收政策卻幾乎沒有，這必然無法促進社會資金對現代農業進行投入。農業生產勞務和購進物質的減免稅范圍也較小，在農產品產業化及市場化中，現行稅收政策也不夠公允，農產品的各個產業緩解所得到稅收優惠不同，不利于整個現代農業產業的發展。
四、完善現代農業建設財政政策的思路與建議
現代農業建設的財政支持應該以農業可持續發展、糧食食品安全、提高農業競爭力等為根本目標。同時也應該遵循適度性、法制性、可持續性等基本原則，保證現代農業的良性發展。
1.加大財政支農力度，創建多元化的投入體制。農業現代化的程度越高，需要的財政資金扶持也就越大，政府應該在目前財政投入的基礎上，進一步的擴大財政資金投入比例，從而滿足高速發展的現代農業。另一方面，財政政策應該充分發揮引導作用，通過鼓勵金融機構向農業貸款、給予投資者信貸優惠等手段，使社會資金可以更多的流向現代農業投資。
2.改革農業的補貼政策。一方面，將原來的暗補轉為明補，把補貼從流通環節轉向生產環節，確立以產出補貼為主的補貼方式。調整補貼的結構，增加農業基礎建設和農業科技研發的補貼比例，提高農產品的競爭力。另一方面，要加強農業補貼的監督管理，按照精細化的管理要求操作，確保應該得到補貼的對象均可得到補貼，沒有遺漏。
3.改進稅收優惠政策。涉農稅收優惠政策要更加完善，優惠范圍和力度要擴大，保持優惠政策的持久性。同時為了促進農業組織結和農業合作社的發展，政府應制定出一個專項稅收政策體系。
4.財政資金的使用率要提高。首先要增加財政支農支出的總量，合理的劃分各級政府的責任范圍，在符合民意的前提下把資金用到實處。其次要完善農業項目的審批制度，避免貪污舞弊的行為出現、避免重復投資的發生、對項目的可行性進行專家分析，保證財政資金使用率。
5.財政政策法制化。政府應從建立完善的農業補貼法、財政投入要依法操作、制定合理可行的農業保險法等方面來提高財政政策法制化。
參考文獻：
[1]趙秀麗.發達國家的農業補貼政策[J].經濟論壇，2004.
財政政策特點范文3
關鍵詞：積極財政政策財政風險
一、積極財政政策出臺的背景和深層次原因分析
1997年7月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嚴重打擊和損害了亞洲各國經濟，對我國的經濟也造成了嚴重的外部沖擊。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政府采取了對內啟動內需、對外擴大出口的宏觀政策組合，消除外部沖擊可能帶來的各種連鎖反應，積極財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從當時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情況看，這些政策的出臺還有著更深層次的背景。首先，我國宏觀經濟的態勢已由供給短缺轉化為生產的全面過剩；由通脹轉變為通縮。其次。我國經濟發展的目標已由實現傳統的工業化轉換為實現工業化和信息化的雙重目標；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長為主要標志的經濟增長轉變到追求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的全面協調發展；由強調效率優先的市場化改革轉變為同樣重視社會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國已經進入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重視法治和規則，提升國際競爭力和綜合實力，改善經濟增長的效益和質量是新階段提出的新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客觀上就要求我國的財政體制和收支結構進行更大范圍、更深層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實現經濟體制和增長方式的轉變。因此，積極的財政政策不能簡單看作是一項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它更是一項結構性的財政政策。
二、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
積極財政政策首先是一項應急措施，是為了化解外部沖擊，擴大內需和支持出口，確保經濟增長的短期擴張性措施：但是，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從一開始，就不僅是一項短期擴張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長期內容；它不僅是一項總量政策，同時又是一項結構性政策。
(一)積極財政政策是擴張性政策和結構性政策的組合
在規范的經濟理論中，有幾點是既定的：一是給定了比較完善規范的市場經濟體制；二是結構和技術問題只在中長期才發生變化。在這些條件下，以解決總有效需求不足為目標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增加財政支出或減稅等，來刺激需求并帶動整個經濟增長。
因此，從中國實際出發來界定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就不能把它簡單看作是規范濟理論中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簡單地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通過擴張或緊縮性財政政策來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財政政策有效，就必須有結構性政策的配合。
(二)積極財政政策包含公共財政的體制改革
在一般意義上，財政職能主要包括以下內容：一是對宏觀經濟調節的職能。即反周期政策。這種政策只能在短期內使用，而且受財政紀律和政策規則的約束。二是提供公共產品的職能，即提供市場不能提供或提供數量不足的公共品和準公共品。三是社會公平職能。通過財政轉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來調節地區和個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勵和引導職能。通過財政支出和稅制激勵調節微觀主體(企業)的行為，從而引導經濟資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積極財政政策的性質和特點
(一)政策的階段性
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在當前我國出現了需求不足，投資、出口和經濟增長乏力。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加劇等特殊情況下，在政策環境允許的限度內，所采取的一種階段性或暫時性的適度擴張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在政府職能轉變尚未完全到位，企業機制轉換也尚未完成。體制性和結構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況下，不宜也不能實行全面擴張的財政政策，而只能實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資、開拓市場、擴大內需，又有利于調整和優化結構，促進體制改革深化的財政政策，即應該實行定向性的財政政策。
財政政策特點范文4
關鍵詞：中小企業；財政政策；發展；支持
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中小企業的重要性逐漸凸顯，在不斷發展的過程和調整過程中，面臨著市場經濟的局限性，特別是近年來發生的經濟危機的影響，國家有必要通過宏觀調控等手段促進中小企業度過難關，實現在“市場失靈”情況下的政策性支持，其中財政政策是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它直接影響中小企業的發展，具有快速反應性和直接利益相關性，所以研究和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財政政策對于中小企業的發展乃至整個國民經濟都有重要的意義。
一、中小企業發展現狀以及財政政策支持必要性
1. 中小企業發展現狀
從中小企業的界定來看，根據不同的界定標準，每個國家結合自身的實際情況，對中小企業制定相關標準，其目的是更好的實現管理和扶持中小企業的發展，對中小企業的定性界定可以總結為：企業擁有獨立的經營權和所有權，但是企業受到資金和融資的限制，相比大企業來說，其抵御風險的能力較弱；從定量界定來看，主要看的是一定時期內，從事企業生產性和服務性雇員的人數，資產總額以及營業額。無論從定性和定量的角度，中小企業是相對概念，其區分的主要標準是企業的規模實力和企業的競爭能力。
在我國中小企業發展迅速，截止2013年底，我國注冊中小企業數量超過1500萬戶，這其中還并未包含個體工商戶，在不斷深化改革的時代大背景下，中小企業的規模和數量將不斷增加，它是解決勞動力就業，提高經濟市場活力，滿足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的重要力量，作為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對象，財政政策必須加強對中小企業的扶持力度，提高中小企業的發展活力。
2. 財政政策在中小企業發展的必要性分析
財政政策在中小企業發展的必要性上，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結合中小企業的特點，中小企業的數量龐大，但是實力較弱，更方面發展不夠成熟，在市場競爭中處于劣勢地位，國家為了保證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必須加強對中小企業的支持力度，利用財政政策，提供優惠政策，推動中小企業發展；其次，國家宏觀調控有效性的必要內容，在國家宏觀調控不斷完善的同時，扶持中小企業發展，尤其是利用財政政策支持中小企業的發展相當關鍵。
二、財政政策在中小企業發展中面臨的問題
1. 財政統籌協調不到位
對于中小企業的財政政策支持較為分散，資金規模和中小企業的發展實際不同步，特別是財政資金控制在多個部門手上，實行的是多部門管理，不能形成合力，最終導致財政政策的整體效果不好，許多地方把注意力放在大企業的招商引資上，導致小企業發展空間受阻，較高的政策門檻，讓中小企業望而卻步，對中小企業的參與度，造成了巨大的阻礙。
2. 財政資金引導不明顯
財政政策的資金使用效率較低的情況，在國家一些地方表現的較為突出，財政資金支持中小企業的發展基本都是無償資助的形式實現，資金的引導和放大作用不明顯，由于過多的依靠財政政策，對于中小企業的發展內生動力來說是不利的，特別是貸款門檻的問題，導致中小企業的貸款門檻升高。
3. 財政政策導向不突出
國家推行財政政策其目的是為了支持中小企業的發展，具有加強的行業傾向性，但是由于市場經濟的發展變化，在中小企業的發展需求和發展過程中，財政政策需要進行及時的調整和優化，對于人才的引進和科技人才的扶持上以及公共服務設施的建設和完備上，國家的財政政策傾向明顯不足。
4. 政策支持管理不到位
財政支持管理不到位，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部門協調能力差，政府相關部門的政策配合能力較差，對于項目資金的監管和使用上，不能形成良性管理機制，導致在項目申報時，脫離了實際情況，增加了成本，甚至造成了資金的浪費；其次，財政資金的使用和管理規范性不足，許多項目資金還控制在較少企業手里，容易滋生腐敗。
三、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財政政策
1. 突出中小企業財政政策設計
中小企業主要是以自主創新型企業為主，是各級政府在實施財政政策的重要支持對象，但是受到單一政策的影響，其推動作用較為式微，所以在財政政策進行時需要統籌規劃，提升財政政策的設計效果；要把系統性和協調性相結合，突出重點解決主要問題，特別在中小企業的政策制定和管理環節，要保證政策的支持力度，提高政策的實施效果。除此之外，建立完善的財政政策體系，統籌專項資金，提高政策的引導性和適應性，減少企業使用優惠政策的成本，并建立完善的信息提供機制，加強宣傳。
2. 強化財政政策的統一化管理
在財政政策的實施時，最主要的是執行能力，所以要堅持管理和執行，達成財政政策的預期目標，首先要加強管理，強化政策落實，通過統一領導，統一的規劃能夠形成政策合力，保證?？顚Ｓ?，政策的執行到位；其次，強化監督管理，保證資金使用，在實施財政政策之后，需要對項目資金進行科學的管理監督，保證資金的使用，防止資金的挪用和占用；最后，建立績效評估制度，提高政策的支持力度，以及中小企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充分發揮其創造性。
財政政策特點范文5
關鍵詞：新常態；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政策協調
1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發展的特點
1.1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
經濟新常態下，經濟增長的數量還是十分可觀的，并沒有因為經濟增速放緩而受到影響。2008年以前我國經濟增長速度連續5年達到兩位數，2008年經濟增長速度回到一位數是因為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2012年至今的增長速度保持在7%-8%左右的中高速增長。而中國從1949—1978年年均增長為9.9%，這樣比較能夠發現年均增長速度約降低2%—3%。
1.2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
經濟結構不斷優化，第三產業消費需求逐漸成為主體，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在經濟新常態下，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發展前景更加穩定。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低到高所占比重逐漸增多，第三產業增加值一年比一年高，已經取代第二產業成為國民經濟的第一大產業部門，提供了大量的就業崗位。需求結構趨向優化，消費帶動經濟增長的力量也在加強，收入分配合理性得到改善，經濟發展出現了新趨勢，結構合理優化，發展科學穩定。
2新常態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配合存在的問題
2.1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互相越界
首先，兩大政策的功能定位不準。之前我國沒有嚴格的劃分兩大政策，兩大政策沒有很好地界定區分,致使宏觀經濟的不能按秩序運行,宏觀調控不能發揮效用。其次，兩大政策相互“越位”。最后,兩大政策的調控功能不完善。近年來社會資金結構十分不合理,資金總量持續快速增長,資金規模迅速擴大與資金結構扭曲并存,資金供需不平衡與資金流動混亂并存。
2.2財政、資金政策配合空間不足
在新常態下，兩大政策空間因為被壓縮而減少。政策性導向和市場化運作是政策性金融的特點，我國采取政策性金融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使其主要幫助國民經濟的弱點處，如偏遠落后地區需要發展、農業等弱小行業需要扶持、民生領域像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也離不開支持。但是，當下我國的政策性金融機構政策性目標的初衷，精力放在市場份額和市場目標上，追求“短平快”的利益。充足財政性資金反而影響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統一。而且，我國的政策性金融體系除了開辦時撥付資本金外，只能通過定向發行金融債券和向中央銀行借款方式籌資，其資金成本高于商業性金融機構，追求市場性目標背離了政策性目標的大方向，這種矛盾現象使得政策性金融發展受到限制，且不利于兩大政策在相互配合領域調控發揮作用。
3新常態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配合的建議
為了解決上述問題，加強兩大政策更好的協調配合，提出以下對策：
3.1找準定位，優勢互補
新常態下的財政、貨幣政策，要有服務全局的意識和定位，幫助國民經濟穩定高質的提高。兩大政策在結構調控與總量調控、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相互作用的同時，更應該有選擇的強化與優化“供給側管理”。貨幣政策的調節往往會有總量調節特征，而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做配合的時候，應該把當前的總量擴張與明確的“區別對待”結構導向政策相策應，在突出重點的同時，也要做到兼顧其他，運用財稅政策向三農社保、科教創新、教育文化、戰略性新興產業等領域做傾斜支持。
3.2加強兩大政策的配合
第一要提高財政政策調控的比重，改變以往由貨幣政策“占大頭”的局面。中央財政集中的資金比例要增加，充分發揮稅收對經濟的調節作用。對政府分配方式要嚴格規范，對財政進行統一。當前，我國財政權利分散情況明顯，各級政府都能夠利用職權行駛財權。第二要明確兩大政策各自的重點所在。兩大政策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地位、特點、作用等存在不同。一般而言，貨幣政策提倡效率原則，更加注重提高人們積極性，促進經濟發展的效率。財政政策偏重公平原則，保障經濟發展的穩定性。所以要根據兩大政策不同的側重點來互相配合，發揮各自的作用。第三要做好兩大政策配合的最佳方式。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發展中狀態，需求過高的問題一直存在，不能輕易放松對社會總需求的控制，否則會導致經濟發展的波動，所以要找準兩大政策配合的最佳方式。
3.3協調中央銀行和財政部的配合工作
中央負責制定財政、貨幣政策的總體，但執行的細節和具體處關鍵在于財政部和中央銀行的協調配合，為使兩大部門在實施政策之中的銜接和配合做到更好，用發展的眼光來看，應該建立一個由兩部門聯合打造的機構，成員由財政部、中央銀行選出的人員組成，定期召開會議，主要討論兩大政策矛盾的癥結所在，提出科學合理的解決辦法，減少或者化解矛盾，從而推動經濟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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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政策特點范文6
1．背景。
上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在土地和股市兩大泡沫(一般稱“資本泡沫”)的推動下，實現了較長時期的經濟增長。在當時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中，有所謂一枝獨秀的美譽。然而，進入90年代后，以地價下降為導火索，資本泡沫逐步破滅，日本經濟陷入長達10多年的徘徊或蕭條期。1990年GDP增長率達5．1％，1993年下降到0．3％，其后除1996年增長5．0％外，其余年份增幅在1．6％以下，1998年為-2.5％，2001年為-0.5％。失業率由1990年的2．1％，2001年上升為5．3％，為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最高。而且，同期日本經濟出現了明顯的通貨緊縮。其一是1995年以后物價連續下跌，批發物價1995年以后7年里，除1997年為0．6％外，其余年度均為負數；消費物價雖不象批發物價那樣長期下跌，也有兩個年度為負數，基本上在0值周邊波動。其二是泡沫經濟時期泡沫化了的資本嚴重縮水。股市縮水：日經平均指數由最高的1989年的38916日元，2000年跌破10000日元，與1989年相比縮水70％以上。其間，雖在1993年和1999年出現過反彈，但均在20000日元以下波動，目前為11500日元左右；土地縮水：土地價格從1991年開始連續11年下跌，2002年1月1日的政府公市地價(日本中央政府國土交通省調查的價格)與最高價格的1991年相比，住宅用地價格共下跌了36．0％，商業用地價格共下跌了62．0％，而且在東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圈，下跌幅度更大，同比下跌52．1％和76．1％。
2．政策基調。
針對國民經濟出現的長期停滯，尤其是通貨緊縮，日本政府采取了以擴大國內需求為主要目標的擴張性財政政策，這突出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預算擴張。稅收占國民收入比重下降(由1990年的27．4％，下降到1999年的22．1％，參見表1)。同時，財政支出規模不斷擴大。中央財政預算的債務依存度由1990年的8．4％，上升到2000年的38．4％(參見表2)。另一方面，1992年至1999年，政府共采取了12次以擴大政府公共投資為中心的經濟對策。采取經濟政策，是在政府感覺到預算安排的擴張力度仍不夠，需采取追加預算時的特殊措施，可以理解為對預算擴張的強化或補充。在1992年至1999年的8年里，除1996年和1997年未實施政府經濟對策(這兩年預算安排仍是擴張的)外，其余6年里每年兩次，反映了日本政府對經濟的擔憂和“關心”程度。據估算，這些政府經濟對策共動用資金(包括增發國債和減稅等)130多萬億日元。
3．主要政策措施。
日本政府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主要措施是擴大國債發行、減稅、擴大公共投資和增加社會保障支出等。
(1)擴大國債發行。90年代初期日本公債規模不算大，1992年中央和地方公債余額(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債，下同)，占GDP比重為61．4％。但在90年代國債規模迅速擴大，2002年公債余額占GDP比重上升為139．6％，約1．4倍。從絕對額上看，日本GDP約為500萬億日元(90年代用現價計算的GDP基本上沒有擴大)，1990年公債余額約為300萬億日元，2002年為700萬億日元(其中中央政府國債占70％以上)，10年增加了400萬億日元，年平均增加40萬億日元，年均遞增9％。公債余額增大速度快，無疑是大量發行公債的結果。
表1日本租稅負擔率(單位：％)
稅收社會保障負擔合計
國稅地方稅小計
199017.99.527.411.338.8
199315.49．O24.41236.4
199414.58.723.212.235.3
199514.58.923.413.236.6
199614.2923.213.336.5
199714.29.223.413.637．O
199813.49.522.91436；8
199912.99.222.113.835.9
200013.99.323.214．O37.2
2001149.623.614.938.5
1997年美國15.811.727.59.236.7
有關國家英國37.51.839.39.348.6
德國25.53.729.225.254.3
情況法國29.86.536.325.762．O
注：負擔率為與國民收入相比。資料來源[日]日本銀行國際局編{國際比較統計}2000年版；[日]財務省2002年4月編發的宣傳材料《財政的現狀與今后的方針》。
表2日本財政赤字與政府債務
中央財政預算債務依存度(％)公債余額(中央與地方政府)占GDP比重(％)
美國意大利
19908.461.455.3105.4
19917.658.259.5109.3
199210.159.861.9118.3
199311.26363.4119.9
199418.769.462.6126.1
199517.776．O62.2125.2
199628．O80.661.3124.3
199721.684.759，1122.4
19982097.356.7119.9
199937.9116.954.2118.5
200038.4125
200134.3128.5
200236.9139.6
資料來源[日]財務省2002年4月編發的宣傳材料(財政的現狀與今后的方針)；[日]財務省財務綜合政策研究所編(財政金融統計日報)2001年第5期。
(2)減稅。在90年代，日本政府除在每年實施一些臨時性減稅措施外，1994年進行了一次稅制改革。其主要特點是提高消費稅稅率，決定從1997年4月1日起將消費稅稅率由3％提高到5％(在提高的兩個百分點中一個百分點作為地方消費稅)，同時從1995年開始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1999年再次下調了個人所得稅和法人稅(公司所得稅)的稅率。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由300萬日元提高到330萬日元，低稅率(10％)的適用范圍由300—600萬日元，擴大到350—900萬日元，最高稅率由50％下調至37％。與此同時，以個人所得為稅基的地方居民稅(都道府縣民稅和市町村民稅)也采取了減稅措施。一般經營性法人的所得稅(即法人稅)稅率也由37％下調至30％。在增稅減稅同時進行的稅制改革中，減稅的力度明顯大于增稅，稅負呈不斷下降趨勢。日本稅負1990年為27．4％，1999年下降為21．1％，其后略有上升，2002年為22．9％。1997年因提高消費稅稅率稅負略有反彈，但總體上未能阻止稅負下降趨勢。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的減稅主要是針對國稅的，地方稅的稅負在90年代保持了相對穩定，甚至穩中有升，1993年為9．0％，2002年上升為9．6％，國稅下降幅度增大，1990年國稅稅負為17．9％，1999年下降為12．9％，2002年為14．0％。
(3)擴大公共投資。擴大公共投資是擴張性財政政策的重點支出項目。在90年代，中央財政預算安排的公共投資支出保持了較快增長，每年比上年度增長5％左右(1997年為1．3％，1998年為-7．8％)，其在中央財政總支出中所占比重為10—15％。加上綜合經濟對策等追加預算，政府公共投資規模相當可觀。如1998年，中央財政預算安排公共投資比上年度下降7．8％，但是經過兩次追加預算后，公共投資支出比上年度實際增長41．1％。日本中央政府公共投資除一般預算安排資金外，還通過財政投融資提供資金。在90年代財政投融資保持了較大規模。1990年財政投融資計劃總規模為34．6萬億日元，1999年上升為52.9萬億日元，年平均遞增4．8％。由于財政投融資是有償資金，其投向與私人資本存在一定的競爭關系，進入90年代后受到批判和質疑，其增長受到了一定的抑制，近年下降幅度更大。地方政府公共投資支出規模也較大，1999年都道府縣和市町村政府預算中公共投資支出分別占22．5％和11．3％。日本公共投資主要用于交通、城鄉基礎設施，治山治水和社會福利設施建設等方面。由于日本政府加大公共投資力度，政府固定資產形成規模也大，1998年政府總固定資產形成占GDP比重達6．2％，遠高于歐美發達國家平均2％左右的水平。
(4)增加社會保障支出。日本社會保障實行收費制，其運營原則上獨立于財政，由社會福利部門管理。但這并非意味著財政不承擔社會保障支出，相反財政資金在社會保障制度運營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除負責公共救助、公共衛生醫療等職責外，對于實行社會保險制度的醫療保險、年金保險和失業保險也提供資金援助。在90年代，政府資金占社會保險制度給付總額的20—30％。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期間，把增加社會保障支出、提高老年人群、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也作為重要的措施。1998年，政府曾對低收入家庭提供7000億日元購物券，這在發達國家中是罕見的。90年代各級財政社會保障支出增長較快，以中央財政為例，1990年社會保障支出為11．63萬億日元，2000年上升為16．8萬億日元，10年增加5．2萬億日元，年平均遞增3．8％。在中央財政支出中，除作為國債成本的國債費外，社會保障支出增長最快，其在中央財政總支出中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17．5％，2000年上升為19．7％。
二、財政政策效果及“微效”的原因分析
90年代以來日本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增發了400多萬億日元的公債，相當于GDP總額的80％。目前公債余額已相當于GDP的1．4倍。擴張性財政政策對日本經濟的恢復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在1995—1996年和2000年兩次出現了恢復性增長。但是，90年代日本經濟呈現出復蘇短期化特點。1995年和1996年GDP增長率分別達到1．5％和5．0％后，1997年出現了下降(-2．5％)；2000年實現了1．2％增長后，2001年又出現了下降(-0．5％)。長期的擴張性財政政策，雖然給日本經濟帶來了兩次暫短的復蘇，但是并沒有從根本上強化日本經濟增長的基礎，沒有把日本經濟推向正常的增長軌道。正因如此，在日本學術界，有人稱90年代以后日本財政政策“微效”(即效果不大)。
眾所周知，日本政府善于運用經濟政策，在戰后經濟發展過程中，各項政策的運用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那么，為什么90年代以來擴張性財政政策的運用效果不理想呢?根本原因在于財政政策運用缺乏針對性，而財政政策孤軍作戰，以及公共投資效率下降進一步影響了財政政策的效果。
90年代日本經濟的問題主要發生在國內經濟，其對外經濟基本上保持了較好的態勢。如進出口總額，1990年至2000年年平均遞增3．7％，其中出口年平均遞增4．3％。貿易順差，除1994年和1995年兩年稍有下降外，其余年度均有所擴大，1999年為1230．4億美元，比1990年的635．3億美元增長94％，年平均增長7．6％。由于對外經濟勢頭良好，日元也處于升值狀態之中，1990年美元對日元的平均匯率為144．88日元，1995年升為93．98日元(年中最高值為79．75日元)，其后有所下降，1999年平均值為113．91日元，目前為130日元左右。
國內經濟問題較多，最突出的問題是有效需求不足。90年代消費增長非常緩慢，基本上在2％左右，1998年為負數(-0．3％)。而且與政府消費相比，民間消費增長更加乏力。固定資產投資的情況則更糟。1992年至1999年的8年中有6年為負增長(即下降)，1998年下降8．3％。同樣，固定資產投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民間投資下降。有5個年度里政府固定資產投資雖有增長，有的年度增長幅度還相當大，如1992年和1993年分別增長16．0％和15．2％，仍沒能改變總固定資產投資下降的格局。90年代后期，政府固定資產投資增長減速，1997年和1998年甚至下降，主要是壓縮財政投融資規模所至。
導致日本國內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體系遭到重創。金融體系的創傷不僅嚴重影響了消費者和投資者的預期和信心，而且弱化了金融機構的功能。在資本泡沫膨脹時期，金融機構也直接或間接地參與泡沫活動之中。一方面，金融機構資產泡沫化。在股市和土地價格飛漲時期，金融機構的資產也以股票等有價證券和土地為主。如1989年3月城市商業銀行的有價證券賬面收益曾高達34萬億日元。另一方面，在當時日本金融分業經營的框架下，金融機構通過向以證券交易和不動產買賣為主要經營內容的企業(包括金融、財務企業等)融資，實際上間接地將資金投入證券和土地市場。已經倒閉的7個住宅專業金融公司就是典型的例子?？傊?，在泡沫經濟時期，日本金融機構資產也以嚴重泡沫化了的證券和土地為主。資本泡沫的破滅，不僅導致金融機構的資產嚴重貶值，而且由于貸款或融資對象的資產貶值，導致經營困難，甚至倒閉，不能還貸，致使金融機構的不良債權大幅度增加。日本政府關于不良債權的統計標準不斷變化，其統計數字也不盡相同。1998年10月金融監督廳公布日本金融機構“有問題債權”為87萬億日元。2001年9月公布的金融機構不良債權為43．4萬億日元，其中銀行32．5萬億日元。
金融資產貶值，不良債權增加，對日本經濟的打擊是破壞性的。一方面，由于消費者和投資者對金融機構的信心不足，出現了謹慎消費與謹慎投資，導致有效需求不足。日本居民資產以在金融機構的存款(尤其是定期存款)為主，據統計，1996年底日本居民個人金融資產的52％是定期存款(美國為17％)，11％為現金或活期存款(美國為2％)。金融機構的風險增大及其表面化，嚴重影響了居民對金融機構，乃至日本經濟的信心和預期，出現了謹慎消費。90年代初以來日本法定利率多次下調，由1990年8月的6．00％，1999年實行零利率，同期居民消費并沒有明顯增長。尤其是居民消費貸款在90年代一路下滑。居民謹慎消費影響國內需求，加上生產經營性公司、企業本身資產貶值導致經營困難和負債增加，投資者也出現了謹慎投資傾向。另一方面，金融機構在大量不良債權和資產貶值的影響下，出現了惜貸行為，金融功能嚴重弱化。90年代，日本貨幣供應量(M1)增長率一直在5％左右，有的年度超過10％，而銀行貸款增長率很低，僅1％左右，1998年利1999年為負數，
如上所述，日本經濟的問題出在金融體系上，而日本政府的對策重點放在擴大公共投資和啟動消費上(其中也有一些解決金融體系問題的對策，但成效不大)，一定意義上講是下錯了藥，政府措施缺乏針對性，這是日本90年代以來長期財政擴張政策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與此同時，財政政策擴張缺乏必要的貨幣政策配合，由于金融機構惜貸，實際上形成了財政政策孤軍作戰的局面，這也是影響財政政策效果的主要因素之一。此外，公共投資效率下降也是影響財政政策效果的因素之一。日本90年代擴張性財政政策主要是擴大公共投資，試圖以此來擴大內需。但是，公共投資擴大內需的效果與投資效率是有關系的。只有當投資能帶動民間的投資或者區域、產業的發展時，其效果才大，這就是所謂乘數效應。眾所周知，日本70年代末步入發達國家，其國內基礎設施建設已具有相當規模，在此基礎上再過份擴大公共投資，往往是“奢侈”或浪費。
眼下，我國理論界有一種觀點，認為日本政府在1997年采取了“緊縮”的財政政策，撲滅了日本經濟復蘇的勢頭，導致日本經濟長期蕭條。從而“洋為中用”，提出我國應吸取日本的“教訓”，不得調整目前積極財政政策的政策取向。筆者不能茍同這一觀點，認為，他們對日本“教訓”的把握不夠準確。日本經濟在1995年開始恢復增長，1996年增長率達5％。政府針對這一情況對其擴張性財政政策進行了調整。具體講：(1)通過了《財政結構改革法案》，提出到2003年消除赤字公債(不包括建設公債)發行，并在1997年和1998年編制了相對緊縮的預算，財政預算規模增長幅度下降，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1997年比由年度的28．0％下降為21．6％。(2)1997年4月1日起，消費稅稅率由3％提高到5％(1994年通過的稅制改革法律確定)。(3)1996年和1997年末實施特別的經濟對策。但是，從結果看，1997年的財政政策并非緊縮，而是擴張減速。雖然1997年的稅負比1996年僅上升0．2個百分點(提高消費稅稅率的影響)，但債務余額繼續擴大，1997年末公債余額占GDP比重為84．7％，比1996年上升4．1個百分點。
雖不能完全否認財政政策調整對日本經濟的影響，但是，如前所述，日本經濟長期不景氣的根本原因，是金融體系遭重創。假定日本政府在1997年不調整政策取向，日本經濟是否就會保持較好增長勢頭呢?回答是否定的。1997年日本經濟出現再度下滑，除固有問題影響外，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也不可忽視。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雖沒有直接波及日本，但它影響了日本的出口，以及日本在東南亞地區合資企業的收益，同時還影響了日本投資者、消費者的信心和預期，從而影響日本經濟的增長。1997年經濟增長回落是多種因素的結果，決不是調整財政政策的“教訓”。其后，1999年日本經濟重又出現過復蘇勢頭，但僅維持了幾個月，2000年下半年開始就又轉向下降，其間財政政策并未進行調整。總不能把這次下降的原因又歸結為財政政策吧!日本經濟在復蘇與蕭條之間掙扎，是其經濟本身的癥結決定的。此外，作為結論，認為財政政策取向不可調整，這在理論上也是存在問題的。作為景氣調整財政政策，根據經濟景氣情況調整政策取向是必不可少的。沒有調整就無政策可言。而且這一觀點的理論前提也是值得商討的。該觀點認為擴張性財政政策取向不可調，意味著政府大量的國債和大規模投資是國民經濟運行的前提。我覺得，如果一國國民經濟運行離不開政府的大規模投資，或者說離開政府大規模投資就要出現問題，那么這種經濟就不是健康的經濟。我認為，我國在實施財政政策時，要吸取日本政府投資效率低下，從而導致政策效果不大的教訓，要隨時注意財政政策的效果和財政政策取向的調整。
三、日本財政政策展望
1．日本經濟社會面臨的難題。
當前日本經濟社會面臨的最主要難題有經濟增長依然乏力，人口老年化進程加快和財政能力低下等，它們是決定今后財政政策取向的基本因素。
首先，經濟增長乏力。根據內閣府公布的《2001年度經濟財政白皮書》，日本政府對當前日本經濟增長的預測并不樂觀。因出口的恢復，國內庫存調整和資本存量調整的結束等，預計2002年度下半年經濟會恢復增長，但增長率在1％左右，而且后勁明顯不足。主要原因是金融體系問題影響投資者和消費者預期，制約投資和消費的擴大。而且政府推進的“結構改革”在近期內將增加企業倒閉和失業，加上美國經濟的不透明性，經濟恢復的動力明顯不足。
其次，人口老年化進程加快對財政壓力增大。1999年日本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稱為老年化比率)為16．7％，已進入高度老年化社會。不僅如此，日本人口老年化進程十分快速。據日本政府預測，老年化比率在2010年將超過20％，2020年將達25％以上，成為世界之最。人口老年化不僅意味著勞動人口減少，影響經濟發展后勁，而且將加大政府社會保障支出壓力。據測算，70歲以上人口人均每年的醫療費為年輕人的5倍，加上現收現付制年金賬戶的高額赤字等，其對財政的壓力是巨大的。
再次，財政債臺高筑，能力弱化。90年代以來的長期擴張性財政政策，導致財政赤字擴大，債務累積。2001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公債余額相當于GDP的1．29倍，2002年預算通過后，則進一步上升為1．4倍。不僅在西方發達國家，在世界范圍內也是十分突出的。根據內閣府的測算，假定社會保障水平及其他稅制不變，2005年開始以提高消費稅為主來實現長期財政平衡，則消費稅稅率應提高到23％，同樣條件下，2020年開始運作，則消費稅稅率應提高到34％。日本目前的稅制結構以所得稅為主，在所得稅稅制不變的情況下，將消費稅稅率提高到20％以上，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正因如此，日本政府認為調整財政政策取向已刻不容緩。
2．今后財政政策展望與小泉結構改革。
在日本理論界、產業界和政治家中，對今后財政政策取向的看法分歧較大。主流觀點主張繼續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他們認為經濟復蘇是基礎，只有經濟復蘇了才能真正解決財政問題。小泉純一郎在日本有“怪人”之稱，在政治家圈內也屬于非主流派。其能成為總理也是人們對主流派政策喪失信心的后果。小泉內閣誕生后，極力主張結構改革，結構改革的核心是壓縮政府支出，縮小政府職能范圍，加強競爭，活躍市場。從財政政策上講，主張實行緊縮的財政政策。他主持編制的中央財政第一個年度預算(2002年度預算)突出反映了這一特點。中央財政一般會計預算收支規模比上年度預算下降1．7％，與上年度決算相比下降5．9％。頂住各方壓力，將國債發行規?？刂圃?0萬億日元，公共投資規模壓縮10．7％；同時，大幅度壓縮財政投資規模(比上年度下降1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