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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財政政策的作用范文1
一、我國實施財政政策的歷程概述
為了配合改革開放這一宏觀方針政策,政府開始嘗試使用積極財政政策,但由于受到政府公共支出的影響而發生了通貨膨脹,財政政策被迫向緊縮型財政政策轉型。之后我國實施積極積極財政政策可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期,我國經濟受大形勢影響處于低谷,為了改變經濟低迷的態勢,我國開始實施以擴大內需為目的的積極財政政策。其主要措施包括:增發長期國家債券、增加科文衛支出、增加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支出等。此外,進一步調整城鄉居民的個人收入,增加了中產階級和低收入者的個人收入,努力縮小城市和鄉村的人均收入差距,從整體上刺激國民的消費需求。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雖然受到了經濟學家和相關學者的廣泛認可,但此輪積極政策在實施的后期還是帶來的一些負效應。
第二個階段,2007年美國發生了次貸危機,并一度演變為全球性金融危機,各個國家紛紛出臺救政策來拯救本國的經濟體系。在此背景下,為了防范全球金融危機給我國經濟帶來更為不利的影響,政府于2008年開始對我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做出了調整,決定實行貨幣寬松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以此來實現國家經濟的增長。此外,國家也從不同的角度來調整國家財政政策,通過對財政政策的調整來實現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例如:實行結構性減稅來減輕企業的稅收負擔,以企業的發展來帶動整體經濟的發展。
二、財政政策與經濟增長的相互作用
相對于貨幣政策來說,財政政策省去了需要利用傳導機制對經濟產生作用的過程,作用直接、效果顯現較快。我國政府于2008年年末計劃財政投入4萬億元,2010年在積極財政政策的刺激下國家經濟開始好轉,在這一階段積極財政政策使投資大量增加,這一方面體現出投資者的信心增加,另一方面也體現出政府實施刺激計劃所產生的經濟拉動作用。
2009年我國的整體經濟增長較為平穩,為了更有效的應對全球經濟危機對我國整體經濟的沖擊,國家綜合性的運用國債、稅收、補貼等多種政策性工具來保障經濟穩定性。地方政府也普遍加大投資力度,并發行了大量的地方性政府債券,從側面保證了中央公益性投資項目所需的配套資金。政府在增加城鄉居民收入方面也做了很多動作,出臺了汽車下鄉、摩托車下鄉、家電下鄉等一系列的政策,一方面促進城鄉居民的消費,一方面也推動企業發展,帶動經濟增長。
2010年我國經濟繼續穩步增長,政府的財政投資計劃也改善了整體投資結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領域均表現出不同程度的投資增長,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投資增長比分別為18%和23%,地產產業的投資增長比為25%,這顯示出了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所帶來的效果。2010年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另一個目的是拉動內需,與2009年相比我國人均消費明顯增加,并沒有受到金融危機的太大干擾,且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基本保持穩定。
2011年至今,我國國民生產總值、糧食產量、公共財政收入等均呈現增長態勢,電子商務及信息咨詢等現代服務業發展良好,數據及成果反映出積極財政政策和合適的貨幣政策有效的應對了金融危機沖擊,保障了經濟的平穩、快速發展。保證物價水平處于合理的位置、保障農民持續增收、加速經濟形勢轉變、改善整體民生、有效實施科教興國戰略等都與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有關系。
三、我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前景展望
(一)我國未來經濟走勢
回顧我國之前幾年的經濟狀況,投資和消費是拉動經濟的主要動力,凈出口則出現過下降趨勢且不太平穩,這說明我國的經濟發展不再是出口導向型,我國未來的經濟發展也主要靠國內消費需求的釋放來拉動。未來十年是我國經濟發展關鍵十年,處理好危機并把握好機遇是國家經濟發展的關鍵點,未來我國的經濟還會呈現增長趨勢,但經濟發展速度確未必是高速增長,更大的可能是呈現中速增長的態勢。未來我國會成為國際上最大的消費市場,服務業及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空間會更大。
(二)積極財政政策可持續性分析
我國目前的經濟形勢還比較復雜,雖然全球經濟危機已經過去,且整體經濟呈現增長趨勢,但其他國家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積極財政政策在目前這個階段不易退出,我國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理由主要有:首先,目前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政策本身也具有可操作空間;其次,分析我國的經濟形勢下行原因,發現更多的是外部環境帶來的影響;最后,實施積極財政政策雖然會面對國債風險及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但從整體上看這些風險都是可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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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低碳經濟;財稅政策;和諧社會
中圖分類號:F8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1723(2012)11-0011-02
作為一種新的經濟發展理念,低碳經濟得到了歐美發達國家的大力倡導,并日益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和重視。然而,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年,雖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在追求經濟高速發展的過程中,積累了很多社會問題。自古以來,財稅政策作為國家重要的一種經濟杠桿,公平得當可使國家繁榮昌盛,人民安居樂業,反之則是破落衰敗、民不聊生??梢?,財稅政策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一、低碳經濟的含義及特征
(一)低碳經濟的含義
“低碳經濟”這個術語第一次出現在官方文件,是在2003年英國首相布萊爾的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然而,盡管英國提出了“低碳經濟”,卻沒給出其明確的界定。目前,國際上還未對低碳經濟的概念達成共識。中國學術界也對低碳經濟的含義展開了激烈討論,分別從國際公平原則、人際公平原則、成本效益原則等方面作出
界定。
本文認為,低碳經濟作為一種與高碳經濟相對應的經濟模式,是在可持續發展思想的指導下,通過制度改革和技術創新等多種手段,在不妨礙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前提下,實現低耗能、低排放、低污染為基本目標的綠色經濟發展模式。這將推動人類社會由工業文明像生態文明轉變。
(二)低碳經濟的特征
作為一種可持續發展的新理念,以其他經濟形態相比,低碳經濟具有以下幾個特征:
1.創新性。雖然近年來提出的綠色經濟、循環經濟相比以前用GDP大小來衡量經濟發展的傳統工業時代進步不少,但并沒有具體的衡量標準,也就沒有實質上的改變。而低碳經濟強調用碳的排放量來衡量經濟發展程度,通過對碳排放進行量的統計來促進技術創新,從而實現低碳化,勢必會推動社會各行各業的技術創新和研發。
2.先進性。發展低碳經濟要求高的碳生產率、低的碳排放量,這與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的粗放型經濟明顯不同。低碳經濟強調在減排的同時,不能以犧牲人們的生活水平和質量為代價。另外,每單位排出來的碳所產生的經濟效益要求更高,這具有顯著的先進性。
3.差異性。這主要表現在時間和空間上的不同。在當今的能源、氣候環境下,發展低碳經濟與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相適應。如果低碳經濟得以順利發展,氣候環境得到改善,新能源的開發、需求得到解決,人類社會勢必會產生更高的發展要求和目標,低碳經濟的核心內容將不再符合人類社會的發展階段。在空間上,由于發達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排放了大量溫室氣體,他們對全球氣候變化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發展中國家還處于消除貧困為首的發展階段,因此,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實現低碳經濟的目標也有所不同。
二、促進發展低碳經濟的財稅政策
(一)增加財政支持力度
由于我國起點較低,應該加大政府預算支出。為了保證發展低碳經濟的資金穩定性,國家還應把發展低碳經濟的資金作為日常性支出,增設低碳預算支出項目。還應設立低碳經濟發展專項資金,用于支持穩定的低碳經濟發展。
(二)完善低碳經濟稅收政策
適時開征碳稅或環境稅,促進改善生態環境,減少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量;通過對大量消耗資源的低值易耗品和在消費或生產過程中的高碳產品征收重復消費稅,對無污染的清潔產品、綠色產品適當減稅,引導消費。
(三)擴大政府綠色采購
政府購買產品的品種和數量,既能直接調節國民經濟,又能起到引導和激勵作用。政府應該建立合理的低碳產品采購標準,逐年提高符合認證標準的低碳產品的品種和數量,并增加強制購買比例,確保綠色采購制度的落實。
(四)發展綠色信貸
低碳經濟的發展不僅需要技術和政策上的支持,更需要充足、穩定、持久的資金保證。在企業缺乏資金開展污染治理和新技術、新能源的開發時,建議在地方財政的支持下,通過銀行降低利息率、延長信貸期等方式解決企業發展低碳經濟中所遇到的信貸資金問題。
(五)建立財稅激勵的適時退出機制
根據以往經驗,針對在財稅政策扶持下逐漸發展穩定和成熟的能源產業和新技術等,應該建立財稅政策的適時退出機制,避免公共資源的浪費。對于發展低碳經濟的財稅激勵政策也應適時放松或轉變。
三、低碳經濟發展中財稅政策對構建和諧社會的影響與作用
(一)改善生態環境
長期以來我國把經濟增長,特別是GDP的提高作為考核政府干部經濟成果的唯一衡量標準,這種做法忽視了生態環境的自然發展規律,導致資源嚴重受損、能源供給緊張,直接約束了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而發展低碳經濟,財稅政策也將從以經濟增長為中心轉變為以可持續發展為中心。開征新稅種、對現有稅制的改革以及加強發展低碳經濟的財政支出力度,可以大量減少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排放,推動社會各行各業開發新技術減少資源浪費,防止生態環境遭受破壞,從而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可持續發展。
(二)調整收入分配
發展低碳經濟,需要加大政府轉移支付力度,完善稅收政策,合理規劃財政預算及支出比例。這對日益擴大的社會貧富差距問題,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財政支出的金額和項目體現著國家的政策導向,如果政府將大部分的財政資金用在改善農村生活條件,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支持中部地區崛起、西部地區開發,加大對環境保護、能源安全、生態建設等方面的投入,勢必可以拉動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另外,還要改革個人所得稅和消費稅的征收,要改變其稅目征收與家庭消費脫鉤的情況,應對消費金額大且多消費于高碳產品或大量耗費資源的商品的個人進行重復征稅。
(三)促進和諧就業
與以制造業為主的第二產業相比,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一般具有低碳排放量、高附加值的特點。我國為了順利從高碳經濟向低碳經濟轉型,勢必會逐漸改變以制造業為主的產業結構,積極推動為居民提供各項社會服務的第三產業的發展。這樣不但可以優化產業結構,減少碳排放量,還可以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吸納城鄉就業人口,從而實現低碳經濟和就業發展的雙重目標。同時,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發展風能、核能、太陽能等為代表的新能源產業,將創造就業機會。
(四)優化稅收體系
開征環境保護稅、懲罰性稅、獎勵性稅和環境復原稅等綠色稅種可以起到保護和治理環境的作用,從而導致生態環境明顯好轉。這樣,對綠色稅種的創新加上現有的課稅稅目構成了完整的稅收體系。除此之外,稅收優惠是政府支持科學研究、加快科技成果產業化的一項宏觀調控措施。免、減、退等稅收優惠政策對開展低碳生產的企業來說可能遠大于政府的直接投資,這也是政府激勵企業自主創新的最常用手段。因此,構建和諧社會,貫徹和落實科學發展觀,應該相應調整財稅政策,從而為發展低碳經濟提供制度和政策平臺。
四、結語
綜上所訴,低碳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財稅政策對改善生態環境、調整收入分配、解決和諧就業、優化稅收體系等方面具有重要影響和作用。我國應該不斷完善現有的財稅政策,以促進和諧社會的構建。
參考文獻
[1] 喬彩霞.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財稅政策建議[J].財會研究,2005,(3).
積極財政政策的作用范文3
關鍵詞:財政政策;制度變遷;效應分析
一、問題的提出
政府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最重要手段之一的財政政策,其主要政治經濟目標就是:社會穩定、經濟增長、物價平穩和充分就業。長期以來,在政府執行的財政政策能不能產生有效的政策效果的問題上,不同的經濟流派對此的看法存在很大的分歧。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凱恩斯的需求管理財政政策又被很多國家作為增加國內總需求、刺激經濟增長的最主要的政策工具。我國真正意義上借鑒西方的財政政策來調控宏觀經濟,是1998年開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在我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非常時期,為的是拉動經濟增長、增加就業、刺激消費、克服亞洲金融危機。自我國積極財政政策執行以來,國內理論界對其效應進行了很多分析,歸納起來有三種觀點:效果顯著論、效果一般論、效果無效論。多數學者的觀點是積極財政政策在拉動經濟增長方面作用明顯,實現了國民經濟的穩定增長(據統計,到2002年為止,我國共發行長期建設國債6600億元,帶動投資3.2萬億元,拉動經濟平均每年增長1.5-2個百分點),其他如拉動民間投資與消費等方面不盡人意。筆者對其持相近觀點,并認為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許多可能影響財政政策效果的舊有制度,包括政治、經濟、文化體制,在向新制度變遷過程中,必然會導致政府財政政策傳導機制的梗塞,甚至出現政策的作用機制發揮失靈。怎樣才能在轉軌時期低成本高效益地運用好西方的財政政策,從而達到國家宏觀調控目標?通過對我國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效果分析,尋找出部分目標效果不佳的深層次原因,以便能在目前進行的中性財政政策實施中有所借鑒,便是本文的宗旨。
二、財政政策效應的認識
財政政策作為政府調控宏觀經濟的手段,總體來說其政策目標與其他宏觀經濟政策目標是一致的,但在不同的經濟背景下,財政政策的類型和目標是不同的。財政政策的總體效應則是財政政策實施效果與預期的政策目標的比較,看其結果怎么樣。但在對政策效應具體分析時,必須重視政策成本這一指標,因為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財政支出和稅收兩大手段來進行的,政策的實施勢必會影響財政收入和國家債務水平。以日本為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為克服經濟衰退執行了以擴大政府公共支出為主要手段的財政政策,盡管政策效應拉動了經濟增長,但政府持續性的擴大公共支出幾乎沒有增加任何產出,對經濟穩定所起的作用極小,而且還導致公共債務的大幅增長,使政府背上沉重的債務負擔。這一點上,我國許多地方為片面追求所謂的GDP高增長,不惜大量舉債搞市政工程或建設項目,不考慮項目的經濟效益,最后形成財政風險,與其頗為相似。事實證明,只有財政政策的凈收益大于成本,才能說財政政策效應良好。
三、影響我國財政政策效應的制度安排
在市場機制成熟的國家,財政政策效應受制度的影響較少,但作為市場經濟體制正在逐步完善有著長期計劃經濟烙印的中國,財政政策的制度安排背景明顯不同于成熟市場,在這里一些西方理論甚至失靈。如西方經濟理論認為實行積極財政政策,大量的發行國債,會使利率上升,產生投資擠出效應,事實上我國的積極財政政策在利率不斷下降的同時,卻擴大了社會投資需求,引導了企業投資。以1999年為例,國家用90億的國債資金作為計改貸款貼息,帶動銀行貸款和企業配套資金1800億,形成20倍的資金規模。同樣減稅政策,在我國以流轉稅為主體的制度安排下,其政策效應也會大打折扣。可見,在制度變遷中的今天,很多過去制定的、且與經濟社會不相適應的制度繼續在發揮作用,這種滯后,將對財政政策的效果產生重大影響。具體來說,影響財政政策的制度安排有:
1.民間投資領域的制度安排。包括行業的進入與退出制度、直接和間接融資制度、稅收制度等。
2.就業領域制度。包括社會保障制度、就業培訓制度、失業再就業制度、優惠招收下崗人員的工商稅收制度、就業觀念等。
3.教育領域制度。包括教育收費制度、教育產業化制度等。
4.住房領域制度。包括福利分配制度、貨幣補貼制度、取消實物分房制度等。
5.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城鄉分割制度、一體化制度等。
6.各經濟行為主體與政府的制度安排。新制度經濟學派和公共選擇學派的研究表明: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容易形成各種利益主體,而利益主體的行動又會影響政府的外在的制度安排。從制度變遷角度看,制度由內在制度和外在制度主導,前者包括習慣、習俗、倫理道德、傳統等,后者包括正式制度,按政治程序規定而來,作為制度制定和供給的主體,其經濟人行為,容易被微觀經濟行為主體的影響,出臺有失社會公平與效率的制度。
7.所有制結構制度。包括對國有企業給予特殊的優惠政策等。
8.其他可能影響財政政策的政治、經濟制度。
四、對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應分析
我國近幾年進行的積極財政政策,其手段是以發行國債增加政府支出為主、結構性減稅(費)為輔的,其主要目標是拉動經濟增長、刺激消費、擴大內需、帶動民間投資、提高就業水平同時維護社會穩定。關于積極財政政策整體效果的研究,國內經濟界已經有許多文獻,不管是效果顯著派、還是低效、無效派,但是通過政策的實踐看,中央的相機決策的財政政策,應該是果斷、科學的出手,有力地促進了宏觀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徹底擺脫了亞洲金融危機、避免了國內的經濟衰退。當然,在我國經濟處于制度變遷的特殊時代,財政政策的效應不可能是各個方面都十分理想,如果要說失誤,政策的最不成功之處,也是筆者最大的擔憂在于:積極財政政策是以犧牲環保、過度開采資源為高代價,經濟增長明顯存在短期行為,基礎牢固性值得商榷,扣出環保、資源因素,或者投資成本(包括高額的國債還本付息代價),財政政策凈收益恐怕在1%上下。
為了更加理性地總結其成敗,這里再就效果不明顯的三個分項目標做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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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國宏觀經濟的態勢已由供給短缺轉化為生產的全面過剩;由通脹轉變為通縮。其次,我國經濟發展的目標已由實現傳統的工業化轉換為實現工業化和信息化的雙重目標。
二、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
積極財政政策首先是一項應急措施,是為了化解外部沖擊,擴大內需和支持出口,確保經濟增長的短期擴張性措施:但是,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從一開始,就不僅是一項短期擴張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長期內容;它不僅是一項總量政策,同時又是一項結構性政策。
(1)積極財政政策是擴張性政策和結構性政策的組合。在規范的經濟理論中,有幾點是既定的:一是給定了比較完善規范的市場經濟體制。二是結構和技術問題只在中長期才發生變化。在這些條件下,以解決總有效需求不足為目標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增加財政支出或減稅等,來刺激需求并帶動整個經濟增長。因此,從中國實際出發來界定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就不能把它簡單看作是規范經濟理論中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簡單地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通過擴張或緊縮性財政政策來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財政政策有效,就必須有結構性政策的配合。
(2)積極財政政策包含公共財政的體制改革。在一般意義上,財政職能主要包括以下內容:一是對宏觀經濟調節的職能。即反周期政策。這種政策只能在短期內使用,而且受財政紀律和政策規則的約束。二是提供公共產品的職能。即提供市場不能提供或提供數量不足的公共品和準公共品。三是社會公平職能。通過財政轉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來調節地區和個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勵和引導職能。通過財政支出和稅制激勵調節微觀主體(企業)的行為,從而引導經濟資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積極財政政策的性質和特點
(1)政策的階段性。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在當前我國出現了需求不足,投資、出口和經濟增長乏力。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加劇等特殊情況下,在政策環境允許的限度內,所采取的一種階段性或暫時性的適度擴張政策。
(2)政策的定向性。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在政府職能轉變尚未完全到位,企業機制轉換也尚未完成。體制性和結構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況下,不宜也不能實行全面擴張的財政政策,而只能實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資、開拓市場、擴大內需,又有利于調整和優化結構,促進體制改革深化的財政政策,即應該實行定向性的財政政策。
(3)政策的復合性。擴大內需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因此,積極財政政策的運用,就其自身而言,沒有局限于擴大財政對基礎設施投資這一個方面,而是以擴大需求為主旨,注重多項政策手段的綜合運用,體現了政策復合性。
四、積極財政政策的主戰場:“營改增”
作為積極財政政策的主要載體,有關結構性減稅的推進路線和具體安排在2013年的宏觀經濟政策格局中備受關注。
推進結構性減稅,可以有多種選擇。例如,現行稅制體系中的18種稅似乎都可以作為減稅的對象,統統砍上一刀。但是,將現行稅制體系格局與“十二五”稅制改革規劃相對接就會發現,減間接稅而非直接稅,減收入所占份額較大的主要間接稅,應該是推進結構性減稅的重點。因此,2012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論及結構性減稅時提出,“要結合稅制改革完善結構性減稅政策?!盵1]
積極財政政策以結構性減稅為主要載體并以增值稅為主要減稅對象,其基本操作路徑可以有兩種選擇:第一,加快擴大“營改增”試點范圍?!盃I改增”試點的地區范圍越大、涉及的產業領域越多,結構性減稅的規模效應也就越大。第二,在“擴圍”的同時,相應調低增值稅標準稅率。將原來基于制造業運行特點而設計的增值稅稅制覆蓋至服務業,一方面應考慮服務業的運行特點并作適應性調整;另一方面應統籌考慮制造業和服務業稅制問題,確定一致的制度安排。
五、積極財政政策的財政風險
(1)幾年來積極財政政策導致赤字率和債務率不斷增加。我國幾年來連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導致各項反映財政狀況指標呈現逐漸惡化的趨勢,赤字率(財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經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債務率(國債余額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2)歐盟《馬約》確定的赤字率和債務率標準不是公認的國際警戒線。赤字率和債務率并不是判斷財政風險的唯一標準,要結合具體國情主要是經濟增長和利息支出進行綜合考慮。
(3)中國財政短期內風險不大,但長期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確有財政風險。按照前面的分析,雖然幾年來財政支出迅速增長。赤字率和債務率上升較快,但由于同期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增長也較快,目前財政風險并不大。但如果從中長期看。中國財政風險有累計增加的可能性。首先,由于大規模增加稅收的條件并不具備,未來財政收入基本只能保持在略高于經濟增長的水平上。其次,由于中長期內仍需要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財政結構性職能要求財政支出規模不能減少。支出壓力較大。
(4)中長期財政風險的限度。在中長期內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必須考慮財政風險是否有可持續性的問題,即未來政府能否償還到期債務。如果隨著債務積累。政府既無法利用財政節余償還債務,也無法通過發行新國債償還舊國債,政府只剩下兩個選擇:使國債貨幣化或宣布廢除舊的債務。前者意味著征收了通貨膨脹稅,后者意味著國家信用破產。無論哪種情況出現。都意味著財政風險轉化成為財政危機。
六、積極財政政策下一步調整的方向
無論積極財政政策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它僅僅是一項階段性的措施,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當其初始目標完成后,就應當考慮它的淡出、轉型和調整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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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積極財政政策; 積極財政政策轉型; 穩健財政政策
財政政策是一國政府為了實現一定的宏觀經濟目標而調整財政收支規模和收支平衡的指導原則及其相應的措施。它是由稅收政策、支出政策、預算平衡政策、國債政策等構成一個完整的政策體系。
財政學理論根據財政政策在調節國民經濟總量方面的不同功能,將財政政策分為擴張性、緊縮性和中性三類。中性的財政政策是指財政活動對社會總需求的影響保持中性,財政的收支既不會產生擴張效應,也不會產生緊縮效應。財政政策的最終目標是實現政策的中性。
200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決定,自2005年開始我國將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財政政策為何轉型以及如何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已經成為當前及今后廣大財政理論及實際工作者需要探討和研究的課題。
一、積極財政政策出臺的背景
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在一定程度上以適當擴大財政赤字和國債發行規模來實現國民經濟持續適度增長和社會穩定的目標。
我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是在中國出現了外部影響的不確定性增加,國內有效需求不足,投資、出口和經濟增長乏力等情況下,在政策環境允許的限度內,所采取的一種階段性或反周期性的適度擴張政策。從本質上講,積極財政政策是一種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主要以國債和支出兩大政策工具的運用為主。
我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的背景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1997年7月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在1998年逐漸顯現,尤其是外貿方面受到的沖擊更為明顯。外貿增長幅度明顯放慢,并于1998年5月出現負增長,極大影響了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這種形勢客觀上為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創造了基本條件。
二是中國經濟處于周期性低谷階段,經濟增長明顯趨緩,并出現通貨緊縮跡象。同時,物價水平持續負增長,居民消費價格和商品零售價格均下降,通貨緊縮顯現。
三是買方市場全面形成。1997—1998年我國出現了全局性的“買方市場”,絕大多數產品供給能力大量閑置,有效需求不足成為影響和制約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
四是貨幣政策效果不佳。盡管貨幣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放松銀根、刺激需求的政策,中央銀行先后多次降低存、貸款利率,并取消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限額控制,降低準備金率等,但貨幣政策沒有產生足夠明顯的政策效果,其操作空間和余地已經相對狹小。
在上述背景下,為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快速健康發展,我國自1998年開始啟動了積極財政政策。實行7年的積極財政政策對于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拉動經濟增長(平均每年拉動經濟增長1.5—2個百分點)、刺激投資需求、增加出口、推動產業結構調整、緩解收入分配不公等方面起到了顯著的作用。
二、積極財政政策轉型的原因分析
從世界各國的實踐經驗看,擴張或緊縮性的財政政策通常是一種短期的臨時性反經濟周期手段,長期實施則有可能導致財政風險增加并會對經濟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因此,在運用財政政策調控宏觀經濟、刺激經濟增長過程中,都會遇到財政政策的適時調整和轉型問題。
我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初衷是希望通過擴大政府投資使總供求均衡維持在接近充分就業均衡的水平,利用投資轉化的收入效應改變居民消費預期、提高邊際消費傾向、增強民間投資意愿,最終使市場機制恢復自主運行能力,經濟增長恢復內在的秩序。這也是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通行做法。但是作為一項反周期調節的政策,積極財政政策始終未能在刺激有效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恢復經濟自主增長方面產生明顯的效果,投資需求越來越依賴政府,對居民消費拉動弱,而政府消費率卻節節上升。
特別是近兩年來,我國經濟運行已進入新一輪快速、穩定增長期,民間投資能力迅速擴大、外部經濟環境改善。同時,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堅持“五個統籌”、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已經箭在弦上,作為宏觀經濟重要調控手段的財政政策本身為適應這種變化而作出相應的調整也在情理之中。
積極財政政策轉型,并不意味著財政將從建設投資領域全盤推出,而是賦予其更多、更重的宏觀調控戰略職能。實際上是要將短期策略性財政政策逐步轉向中長期的戰略性財政政策,或是要將積極財政政策逐步轉向均衡財政、協調財政或者中性財政,它是包括財政調控目標方向、調控手段組合、調控方式方法的適時、適度轉換在內的一個系統工程。
從當前的突出問題來看,隨著民間的以及地方政府驅動的投資明顯趨于活躍和旺盛,我國投資總量的增幅過大,同時貨幣供應量增長偏快,物價上升,通貨膨脹壓力加大,取代通貨緊縮而成為經濟運行中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擴張性的積極財政政策畢竟是宏觀“反周期”操作適用于經濟低迷階段的政策類型,當通貨膨脹逐漸成為影響宏觀經濟發展的壓力時,繼續實施這一政策,將形成逆向調節并加大經濟健康運行的風險和阻力。因此必須實施財政政策的轉型。
1、財政政策轉型有利于逐步化解累積的財政風險
積極的財政政策持續7年來,期間僅發行的長期建設國債就達到9100億元之巨,財政赤字率從1997年的0.78%上升到了2003年的3%,國債余額已經超過26000億元,債務負擔率已經從1998年的10%上升到2003年的約20%,累積的財政風險愈益加大。若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不排除爆發財政危機的可能性。
2、財政政策轉型有利于抑制部分行業過度投資和通貨膨脹壓力
積極財政政策的作用范文6
政府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最重要手段之一的財政政策,其主要政治經濟目標就是:社會穩定、經濟增長、物價平穩和充分就業。長期以來,在政府執行的財政政策能不能產生有效的政策效果的問題上,不同的經濟流派對此的看法存在很大的分歧。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凱恩斯的需求管理財政政策又被很多國家作為增加國內總需求、刺激經濟增長的最主要的政策工具。我國真正意義上借鑒西方的財政政策來調控宏觀經濟,是1998年開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在我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非常時期,為的是拉動經濟增長、增加就業、刺激消費、克服亞洲金融危機。自我國積極財政政策執行以來,國內理論界對其效應進行了很多分析,歸納起來有三種觀點:效果顯著論、效果一般論、效果無效論。多數學者的觀點是積極財政政策在拉動經濟增長方面作用明顯,實現了國民經濟的穩定增長(據統計,到2002年為止,我國共發行長期建設國債6600億元,帶動投資3.2萬億元,拉動經濟平均每年增長1.5-2個百分點),其他如拉動民間投資與消費等方面不盡人意。筆者對其持相近觀點,并認為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許多可能影響財政政策效果的舊有制度,包括政治、經濟、文化體制,在向新制度變遷過程中,必然會導致政府財政政策傳導機制的梗塞,甚至出現政策的作用機制發揮失靈。怎樣才能在轉軌時期低成本高效益地運用好西方的財政政策,從而達到國家宏觀調控目標?通過對我國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效果分析,尋找出部分目標效果不佳的深層次原因,以便能在目前進行的中性財政政策實施中有所借鑒,便是本文的宗旨。
二、財政政策效應的認識
財政政策作為政府調控宏觀經濟的手段,總體來說其政策目標與其他宏觀經濟政策目標是一致的,但在不同的經濟背景下,財政政策的類型和目標是不同的。財政政策的總體效應則是財政政策實施效果與預期的政策目標的比較,看其結果怎么樣。但在對政策效應具體分析時,必須重視政策成本這一指標,因為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財政支出和稅收兩大手段來進行的,政策的實施勢必會影響財政收入和國家債務水平。以日本為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為克服經濟衰退執行了以擴大政府公共支出為主要手段的財政政策,盡管政策效應拉動了經濟增長,但政府持續性的擴大公共支出幾乎沒有增加任何產出,對經濟穩定所起的作用極小,而且還導致公共債務的大幅增長,使政府背上沉重的債務負擔。這一點上,我國許多地方為片面追求所謂的GDP高增長,不惜大量舉債搞市政工程或建設項目,不考慮項目的經濟效益,最后形成財政風險,與其頗為相似。事實證明,只有財政政策的凈收益大于成本,才能說財政政策效應良好。
三、影響我國財政政策效應的制度安排
在市場機制成熟的國家,財政政策效應受制度的影響較少,但作為市場經濟體制正在逐步完善有著長期計劃經濟烙印的中國,財政政策的制度安排背景明顯不同于成熟市場,在這里一些西方理論甚至失靈。如西方經濟理論認為實行積極財政政策,大量的發行國債,會使利率上升,產生投資擠出效應,事實上我國的積極財政政策在利率不斷下降的同時,卻擴大了社會投資需求,引導了企業投資。以1999年為例,國家用90億的國債資金作為計改貸款貼息,帶動銀行貸款和企業配套資金1800億,形成20倍的資金規模。同樣減稅政策,在我國以流轉稅為主體的制度安排下,其政策效應也會大打折扣??梢?,在制度變遷中的今天,很多過去制定的、且與經濟社會不相適應的制度繼續在發揮作用,這種滯后,將對財政政策的效果產生重大影響。具體來說,影響財政政策的制度安排有:
1.民間投資領域的制度安排。包括行業的進入與退出制度、直接和間接融資制度、稅收制度等。
2.就業領域制度。包括社會保障制度、就業培訓制度、失業再就業制度、優惠招收下崗人員的工商稅收制度、就業觀念等。
3.教育領域制度。包括教育收費制度、教育產業化制度等。
4.住房領域制度。包括福利分配制度、貨幣補貼制度、取消實物分房制度等。
5.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城鄉分割制度、一體化制度等。
6.各經濟行為主體與政府的制度安排。新制度經濟學派和公共選擇學派的研究表明: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容易形成各種利益主體,而利益主體的行動又會影響政府的外在的制度安排。從制度變遷角度看,制度由內在制度和外在制度主導,前者包括習慣、習俗、倫理道德、傳統等,后者包括正式制度,按政治程序規定而來,作為制度制定和供給的主體,其經濟人行為,容易被微觀經濟行為主體的影響,出臺有失社會公平與效率的制度。
7.所有制結構制度。包括對國有企業給予特殊的優惠政策等。
8.其他可能影響財政政策的政治、經濟制度。
四、對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應分析
我國近幾年進行的積極財政政策,其手段是以發行國債增加政府支出為主、結構性減稅(費)為輔的,其主要目標是拉動經濟增長、刺激消費、擴大內需、帶動民間投資、提高就業水平同時維護社會穩定。關于積極財政政策整體效果的研究,國內經濟界已經有許多文獻,不管是效果顯著派、還是低效、無效派,但是通過政策的實踐看,中央的相機決策的財政政策,應該是果斷、科學的出手,有力地促進了宏觀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徹底擺脫了亞洲金融危機、避免了國內的經濟衰退。當然,在我國經濟處于制度變遷的特殊時代,財政政策的效應不可能是各個方面都十分理想,如果要說失誤,政策的最不成功之處,也是筆者最大的擔憂在于:積極財政政策是以犧牲環保、過度開采資源為高代價,經濟增長明顯存在短期行為,基礎牢固性值得商榷,扣出環保、資源因素,或者投資成本(包括高額的國債還本付息代價),財政政策凈收益恐怕在1%上下。
為了更加理性地總結其成敗,這里再就效果不明顯的三個分項目標做一分析:
1.民間投資帶動效應
我國政府為了能夠刺激國內民間投資,從積極財政政策開始執行至轉型,主要采取了擴大公共支出的手段,期望對民間投資起到帶動作用。從理論上講,在不存在制度約束和障礙的前提下,政府的公共支出會產生一定的乘數效應,決定乘數效應大小的關鍵因素是邊際消費傾向,邊際消費傾向越大,投資乘數就越大,因此而新增的國民收入就越多,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所起的作用越明顯。同樣,乘數產生的另一個原因是通過政府的投資可以帶動民間投資,從而使社會投資總量不斷遞增。就公共支出而言,理論上也有兩種方式:一是靠政府發行公債直接擴大投資規模;二是政府應用杠桿支出方式,以少量的公共支出來帶動或刺激民間的投資支出。這兩種方式都被我國采用。由于政府直接投資屬于國有單位的投資,其對國有單位的投資快速增長作用十分明顯,對非國有單位的投資增長作用不顯著。根據《2001年中國統計年鑒》,按所有制結構對我國的投資結構進行比較,以開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1998年為界限,可以發現1998年之前的三年,國有單位的固定資產年平均投資增長率為10.97%,而個體經濟為20.7%,其他經濟成分為19.33%;1998年之后的三年,國有單位的固定資產年平均投資增長率為13.13%,而個體經濟為10.47%,其他經濟成分為11.2%.產生這種狀況的原因在于制度的約束。在經濟轉型時期,中國的所有制結構雖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與此相適應的制度安排尚在建立,制度變遷是一個緩慢的過程,舊的國有企業的特權制度仍然繼續產生作用,并對民間投資行為的擴張起到限制作用。大致來說,影響民間投資的制度安排主要有:
(1)行業準入的制度限制。這些行業包括公用事業、郵電通訊、金融保險、石油開采等。民間投資希望進入這些行業,但種種條件限制制約了其投資。據《浙江省民間投資狀況分析》報告指出:市場準入的制度限制是影響民間投資的第一個因素,部門保護主義使“系統外”的企業很難參與公共建設。國家原計委研究所也指出:民間投資在30個產業領域存在著不同程度的“限進”。民間投資不足,制度的制約確實影響很大。
(2)融資制度的偏好。我國現有的直接融資制度和間接融資制度,歷史上基本是為國有企業服務。信貸政策存在非國有企業歧視,中小企業貸款難的問題多年來得不到有效解決。浙江的地下錢莊的貸款利息長期大大高于國家銀行的利率,但生意一直興旺。貸款制度的歧視對民間資本大規模擴張起到了限制作用。許多民間資本逐步退出了實業投資,進入投機領域,如近年流行的溫州炒房團。
因此,筆者認為我國的積極財政政策對啟動民間投資效果不理想,政府完全依賴持續、大量的發公債來進行公共支出,支出項目的過于單一集中在基礎設施建設,其后果是強勁拉動了生產資料的價格上漲,進而形成局部投資過熱。
2.提高就業效應
實現充分就業是積極財政政策的目標之一,2003年初中央政府更是將增加就業作為首要目標。應用積極財政政策增加就業的理論依據是通過政府的大規模公共投資,一方面直接增加新的就業機會,另一方面帶動民間投資、刺激消費,進而創造就業機會。由于我國城市相當部分失業是制度造成的自愿失業,比如不愿到二級勞動力市場就業,不愿從事低層次的勞動等。而積極財政政策新創造的就業機會主要集中在建筑業、服務業等勞動密集型行業,在城市失業人口不愿去的背景下,來自農村的失業大軍成為了填補對象。同時,國有企業在此期間進行的“減員增效”,也加大了城市失業數量。
3.刺激消費效應
從我國制度安排上分析,城鄉分割的制度安排對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長和消費能力的提高形成了嚴重制約,尤其是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缺乏,嚴重制約了農村的消費能力,儲蓄養老、防病等消費預期的不確定性,導致其消費緊縮;高校教育的高收費制度、甚至中小學的不斷增長的收費制度,大大降低了居民的消費預期;近幾年房地產價格嚴重脫離居民實際消費水平的連續高漲,更使人們的收入消費支出力下降。據“中國白領階層過著藍領生活”的調查報告,年收入5萬元左右的江浙城市居民,根本不敢消費,未來十幾年的收入大多付于房款,生活十分節儉。我國土地供應及城市安居房建設制度的脫離實際,影響了居民的收入支配能力、制約了他們在其他領域的消費,也形成了經濟中的局部過熱現象。以筆者分析,國家通過給公務員漲工資等提高居民收入的手段,是希望以此增加消費,進而促進企業效益的提高、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但社會保障、教育收費、住房分配市場化帶來的管理失控等制度安排存在缺陷,使我國的積極財政政策對消費的刺激作用有限,行業冷熱不均,多數行業依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居民的整體消費意愿不高,儲蓄仍然為居民首選。
可見,財政政策的效果好壞,必須重視政策實施的制度約束。
五、對中性財政政策的幾點建議
基于積極財政政策的目標基本實現,在經濟出現局部過熱的情況下,及時淡出擴張的政策,對宏觀經濟進行鞏固、調整,很有必要,因為任何政策都有強大的慣性,存在時滯效應。在實行6年的積極財政政策后,轉入針對局部過熱、以“有保有壓”為特征的中性財政政策,著重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經濟增長質量,是當前財政政策的取向。以筆者的認識,中性的財政政策要達到良好的效果,應從有關影響政策效應的制度安排上進行與之相適應的改革,在政策手段上多運用稅收的方式,具體而言:
一是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公共衛生體系、義務教育制度。
二是運用稅收手段對企業科技創新、環保、循環經濟等項目加大稅收扶植力度;對資源浪費、環境污染、低層次重復建設等項目的企業進行重稅。
三是放開針對限制民間資本進入的領域,積極鼓勵民間資本進行高科技、環保、旅游等行業的投資。
四是及時推出物業稅、加大地方政府的經濟適用房的規模,切實控制房地產的投機,減輕居民的支出壓力,穩定社會,提高其他領域的消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