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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心理健康宣教范文1
［關鍵詞］ 注意缺陷多動障礙；兒童；就診延遲；因素分析
Analysis on factors of affecting ADHD children to visit delay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find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ADHD patients to see a doctor in a delayed time.Methods Pediatric patients (n=68） from the outpatient of Beijing Anding Hospital were enrolled in the research''who all met the criteria of the ADHD according to the DSM-Ⅳ''the family and environment scale（FES-CV）and self-made questionnaire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parents of the patients with ADHD.Results Sixty-one patients were involved into this investigation.All factors were analyzed by multielement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Three independent variables that were typing（Beta=-0.449）''attaining knowledge（Beta=0.369） and father’s culture level（Beta=-0.268） had significance difference.Conclusion There are 3 factors can affect the patients to get medical service''which according to high to low order is （1）the attention-deficit type;（2）lacking of child mental health knowledge of parents;（3）low education of father.We should enhance the psycho education and advocate aiming at above mentioned problem.
［Key words］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child；visit delay; factor analysis
注意缺陷多動障礙（ADHD）是兒童期最常見的精神疾病之一，已越來越引起全社會的極大關注［1］。目前已公認兒童ADHD可隨年齡發展進入青春期，甚至成年期；也是成人主要精神障礙之一，并可伴有其他精神障礙和心理社會問題，導致學業、工作、婚姻、社會交往等諸多方面功能損害。ADHD通常于7歲前起?。?］，而臨床中患兒就診年齡在9～11歲居多。就診年齡明顯延遲于起病年齡，造成治療延誤。近20年來，國內外對于ADHD的病因、臨床表現和治療方案等方面做了相當多的研究工作，但對延遲就診因素方面的文獻尚無報道。因此，本研究對影響ADHD患兒就診延遲的相關因素進行了專項研究，提出相應對策。盡量減少延遲就診現象，力爭早發現、早診斷、早治療以提高患兒生活質量。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1.1.1 病例來源 全部病例來源于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定醫院兒科門診的ADHD患兒，取樣時間為2004年3～7月。
1.1.2 入組標準 （1）符合美國精神疾病和統計手冊第四版（DSM-IV）診斷標準；（2）病程≥1年；（3）排除抽動穢語綜合征伴隨的注意缺陷多動障礙；排除其他功能性疾病所致的注意力障礙；排除器質性疾病所致的注意力障礙；排除目前患有嚴重軀體疾病。
1.2 一般資料 共調查病例68例，其中有7例患兒家屬對調查不合作或未完成調查（10.3%）；最終接受并完成調查病例61例。其中男35例，女26例。發病年齡為2～7歲，平均（4.2±1.35）歲；就診年齡為5～15歲，平均（8.67±2.04）歲。就診延遲時間為1～10年，平均（4.48±2.23）年。
得知就診途徑消息來源：報紙宣傳24例，雜志宣傳3例，電視宣傳6例，廣播宣傳1例，網上宣傳1例，學校建議19例，親朋好友建議7例；其中，媒體宣傳占57.3%''親友建議占11.5%，學校建議占31.2%。家長所歡迎的兒童心理衛生宣教的方式為醫院社會宣教16例，學校宣教27例，電視宣教7例，報紙宣教8例，科普書籍1例，網絡宣教2例；其中，媒體宣傳占29.5%''學校宣傳占44.3%''醫院講座占26.2%。家長認為有益于患兒心理健康的宣傳形式為個人或集體心理咨詢輔導20例，學校普查23例，學?？破招麄?1例，電視4例，報紙2例，雜志1例；其中，建議心理咨詢輔導占32.8%''學校普查占37.7%''學?？破招麄髡?8%''媒體宣傳占11.5%。
家長關心的兒童心理衛生知識項目中，關心兒童人格趨向或氣質的16例，關心兒童心理問題早期發現與防治30例，關心心理障礙診治知識7例，關心情緒行為問題的8例；其中，有意了解兒童人格趨向或氣質的占26.2%，希望了解兒童心理問題早期發現與防治的占49.2%，需要了解情緒、行為等心理障礙知識的占24.6%。
對健康概念理解準確的有25例（40.9%），不準確的有36例（59.1%）。接觸過兒童心理衛生知識者8例（13.1%），未接觸者53例（86.9%）。
1.3 研究方法
1.3.1 研究設計 （1）調查時間和方式：對2004年3～7月的ADHD患兒父母進行問卷調查。（2）所有調查對象的一般資料、家庭環境資料、就診情況資料等，均來自門診就診的ADHD患兒家長的無記名填寫記錄。（3）診斷及評價工具：①診斷標準：美國精神疾病和統計手冊第4版（DSM-IV）；②使用工具：家庭環境量表（FES-CV）。自編簡明就診因素問卷。
1.3.2 統計學方法 資料及時整理，輸入計算機，采用SPSS10.0統計軟件包進行數據統計分析處理。
2 結果
2.1 t檢驗及單因素方差分析 t檢驗：比較在兩種不同的情況下來就診時間的差異。其中，未接觸過兒童心理衛生知識的與接觸過心理衛生知識的比較，差異有顯著統計學意義（P<0.01）；家長不認為患兒有心理問題的與認為患兒有心理問題的比較，差異有顯著統計學意義（P<0.01）。家長自認患兒健康與家長認為患兒不健康的家庭中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初次就診于綜合醫院兒科與初次就診于兒童精神科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而心理衛生宣教形式項和有益心理健康形式項中媒體與學校宣傳比較，患兒延遲就診時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家長對待患兒態度一致性、批評形式一致性、情感的一致性、家長對患兒情緒行為問題的情緒反應項以及反應的一致性、家長對患兒心理障礙治療態度項、是否與老師交流項、是否認為被歧視項、是否忽略其他表現項、有心理問題是否就醫項、是否就診安定醫院項的比較中，患兒延遲就診時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單因素方差分析：比較以上三種不同的情況下來就診時間的差異。其中，不同分型的個性之間延遲就診時間差異具有顯著統計學意義（P<0.01），以Ⅰ型最高，Ⅱ型最低，見表1。其余所有分類資料（包括：得知就診途徑項、感興趣的心理知識項、健康概念項、家長對待患兒態度項、批評患兒形式項、對患兒情感投入項、家長對患兒心理障礙的態度一致性項、家庭結構項、批評話題內容項、批評語氣項、經濟收入項、居住環境項、父親職業項、母親職業項）的延遲就診時間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
2.2 雙變量相關分析 對問卷的資料進行簡單相關分析，檢驗出對延遲就診時間存在線型相關的因素。其中，父親文化Spearman相關系數rs=-0.302，P=0.018；親密度Spearman相關系數rs=-0.331，P=0.009；知識性Spearman相關系數rs=-0.310，P=0.015；控制性Spearman相關系數rs=0.305，P=0.017。
2.3 采取多元線性回歸方法分析影響來就診時間的相關因素 將所有具有顯著性意義及相關性的項目進行多元線性逐步回歸分析，檢驗出對延遲就診時間存在線型回歸關系的因素。其中，方程內選入3個變量：資料的確定系數修正R2值為0.472，對方程檢驗F=16.952，P=0.000，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由標準回歸系數（Beta）可見，3個自變量對延遲就診時間的影響從大到小依次為分型（X1）、接觸知識（X2）、父親文化（X3）?；貧w方程為：y=4.760-1.293X1+2.423X2-0.627X3。對方程內變量單獨檢驗，自變量分型、接觸知識、父親文化對因變量延遲就診時間有顯著性影響，P值分別為0.000，0.000，0.009，見表2。 表1 不同分型均數的多重比較
表2 回歸分析
3 討論
ADHD是發生于兒童時期，與同齡兒童相比具有明顯注意力集中困難（注意持續時間短暫）和活動過度或沖動的一組綜合征。癥狀發生在各種場合（如家里、學校和診室）。男童明顯多于女童［3］，其預后并不樂觀?；純喊l病年齡多在3歲左右，就診年齡多數為7～10歲。所以ADHD患兒存在就診不及時問題。
本研究結果顯示68例調查病例中有7例患兒家屬對調查不合作而失訪，占10.3%，說明有的患兒家長對就診、兒童心理衛生和家庭環境問題關心程度不足?；純喊l病年齡為2～7歲，平均（4.2±1.35）歲；就診年齡為5～15歲，平均（8.67±2.04）歲；就診延遲時間為1～10年，平均（4.48±2.23）年。由此可見，延遲就診的情況有待于探討。
本研究顯示出不同分型對前來就診時間的影響最大。而各分型之間來就診時間差異也具有顯著統計學意義（P<0.01），以Ⅰ型最高，Ⅱ型最低?？紤]Ⅰ型為注意缺陷型，其表現不易被家長所發現或并不認為是病態，因此患兒就診延誤。而Ⅱ型為多動沖動型，該型的表現易被家長發現而較早就診。
家長是否接觸過兒童心理衛生知識是第二位的影響因素。未接觸過兒童心理衛生知識家庭中的患兒就診時間明顯延遲于接觸過兒童心理衛生知識的家庭（P<0.01）。未接觸過兒童心理衛生知識的家長缺乏兒童心理衛生知識，只看重學習成績，誤認為孩子學習好就行，而不注意兒童的綜合素質培養、心理發育的健全和社會適應能力的高低，對于初露端倪的心理問題家長未予足夠的重視，認為學習好可以取代一切，導致智商較高的患兒因學習成績尚可而延誤就診。有些家長則認為ADHD患兒的某些表現只是孩子有壞習慣、淘氣貪玩，或認為某些表現在孩子長大后可以自愈，而未能把注意缺陷多動障礙提到治療日程上，以致患兒就診時間的延遲。
父親文化程度是第三位的影響因素。雖然家庭親密度、家庭知識性和家庭控制性未列入回歸方程中，但考慮家庭親密度、家庭知識性和家庭控制性與父親文化程度有相互作用，故前三者可通過父親文化程度因素起作用。由于我國具有特殊的文化背景，因此，父親的在家庭中的控制性較強，導致父親的文化水準在家庭中起著重要作用，甚至可能會影響家庭的知識性。因為知識程度低，不講求生活質量而致使家庭親密度也較低。可見，由低文化程度父親控制的低親密度家庭往往延遲就診。這推測與家長缺少相關知識、忽略患兒的表現、諱疾忌醫等情況有關，但具體原因有待于擴大樣本進一步探討研究。
Thomas指出，較早地使用中樞興奮劑可緩解ADHD的癥狀，提高ADHD的認知功能，改善ADHD的行為問題，并在ADHD患兒與父母、老師及同伴的社會關系上起到良好地促進作用（如：服藥后負性和攻擊減少；同伴的接納度提高；對兒童產生正性的影響等）［4］。Wilens也指出，如長期合理治療，到成人時一般預后是好的，預后不好者占治療組的1/5以下。一般有合并癥者預后較差，所以加強干預和治療該亞組是很有必要的。ADHD導致學校、社會、職業功能受損，且常有共病，包括吸煙、物質濫用。ADHD患兒一生都伴隨功能減低和共病，大量證據都表明長期和短期治療的重要性，而且長期治療可以減少ADHD個人各種功能的減低?？梢?，如果患兒及時就診接受治療，預后就可能比較良好。因此，針對影響延遲就診的因素，應采取相應措施，改善ADHD患兒就診的情況。
注意缺陷型最不易被家長發現，未接觸過兒童心理衛生知識的家長和低文化程度父親易造成就診時間延遲較長的情況發生。從這些因素中可見，面向家長的兒童心理衛生知識的科普宣教非常重要，尤其是對父親的宣傳教育應屬重中之重。
本研究提示，對健康概念理解不準確的有59.1%。未接觸過兒童心理衛生知識者86.9%。ADHD患兒家長認為有益于患兒心理健康的宣傳形式為學校普查占37.7%''心理咨詢輔導占32.8%''學?？破招麄髡?8%''媒體宣傳占11.5%?？梢?，在學校中進行普查和科普教育以及媒體科普宣傳應為今后工作中的重點。
因此，從學校的角度和社會媒體角度出發，對家長，尤其是擔任父親角色的男性，并對教師加強兒童心理衛生知識教育宣傳的力度，增強家長、教師識別患兒患病信號的能力，提高患兒就診率，早發現，早治療，早受益。
中國17歲以下未成年人約3.4億。其中，4.31%～5.83%的兒童有ADHD。在2004年國務辦公廳轉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精神衛生工作指導意見》中，強調降低兒童和青少年精神疾病和心理行為問題發生率是重點工作目標之一。因此，加強兒童、青少年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干預，減緩心理行為問題和精神疾病上升趨勢，加強預防，提高就診意識是兒童精神學界義不容辭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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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心理健康宣教范文2
[關鍵詞] 兒童癔癥；家庭支持系統；效果評價
[中圖分類號] R749.73；R473.74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3-9701（2016）12-0101-04
Establishment and effect evaluation of children hysteria family support system
SHEN Liying ZOU Xiaoyue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Huzhou First People’s Hospital in Zhejiang Province， Huzhou 313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effect of family support system in nursing of children hysteria. Methods A total of 65 cases of children hysteria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14 to February 2015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interven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conventional treatment and nursing， while patient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additionally given survey and analysis on family health knowledge awareness and health requirement， provision of family intervention manual， and establishment of family follow-up system， family education support system， and psychological support system. The curative effects， demand and awareness of hysteria knowledge in families， and influence of family support system on nursing of hysteria children of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fter intervention. Results The response rate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as 100.0% after intervention， which was only 84.4%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P
[Key words] Children hysteria； Family support system； Effect evaluation
癔癥又稱歇斯底里癥，是由精神因素（如重大生活事件、內心沖突、情緒激動、暗示或自我暗示）作用于易病個體引起的精神障礙[1]。兒童癔癥，是兒童時期最常見的心因性疾病[2]。由于兒童心理發育不完善，易受社會及家庭環境的影響而發病，反復發作對兒童的個性塑造產生不良影響。兒童最親近的人是家長，家長的教養方式與兒童的個性塑造密切相關，良好的性格是孩子心理健康的基礎。家庭環境及家長的教育方式會直接影響到癔癥患兒的性格改變及治療效果。目前，兒童心理健康已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3]。因此，我院急診科為提高癔癥患兒的治療效果，建立了兒童癔癥患者的家庭支持系統，并進行了有效的實施。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2014年3月～2015年2月我院收治的65例兒童癔癥患者為研究對象，所有患兒均符合中國精神病分類與診斷標準第三版（CCMD-3）癔癥的診斷標準[4]。家庭情況：單親家庭22例，雙親家庭43例，獨生子女54例，占83.1%。誘發因素：心理因素43例，軀體疾病7例，兩者皆有15 例。兒童的性格特征[5]：平易型11例，麻煩型7例，發動緩慢型42例，中間型5例；臨床表現類型[6]：轉換型障礙45例，分離型障礙20例。住院時間最短2 h，最長6 d。所有患兒均未見神經系統病變。根據護理方法不同分為干預組與對照組，干預組33例，男21例，女12例，年齡7～13歲，平均10歲；對照組32例，男18例，女14例，年齡7～14歲，平均11歲。兩組患者的性別、年齡、臨床類型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對照組行常規護理，干預組行綜合性護理干預，建立家庭支持系統，包括家庭健康知識知曉情況與健康需求調查分析、家庭干預手冊的建立、家庭隨訪體系的建立（知識宣教、應急處置能力、與患兒溝通技巧、家庭教育支持、心理支持）。
1.2.1 家庭健康知識知曉情況與健康需求調查分析 采用問卷調查法，問卷為自行設計，經反復修改，并行調查，證明有可行性，患者家屬問卷包括癔癥相關知識的需求及了解情況，問卷發出42份，回收41份，回收率97.6%，有效問卷40份，有效率97.6%。
1.2.2 家庭干預手冊的建立 根據患兒和家屬不同的文化程度和學習需求、接受能力，確定家庭教育的目標，制定個性化干預計劃。由患兒家屬協助實施家庭護理干預并反饋落實情況。
制定家庭教育手冊，發給患兒家長，著重對患兒家長進行癔癥知識的宣教，提高家長對患兒心理需求的認識和疾病發作時的應急處置能力；幫助改進家長與患兒的溝通、普及癔癥知識，消除高危誘發因素。
1.2.3 家庭隨訪體系的建立 對兒童癔癥患者采用門診隨訪調查及電話隨訪。出院后半個月、1個月、3個月、半年各隨訪一次。在隨訪的過程中，除了解患兒病情的轉歸情況外，同時對患兒及家長進行疾病的家庭干預。針對不同的患者實施個性化的干預方案，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干預內容：①知識宣教 與患兒及家長建立良好的醫患關系，給予患兒適當的保證，但切忌過多討論發病原因。針對不同癔癥表現形式，選擇個性化的心理干預方法。在進行暗示干預過程中，了解患兒的既往發作史及應急干預措施。與患兒建立互信關系，爭取患兒的充分信任，培養患兒各種興趣愛好，讓患兒多參加學校社會組織的各種文體活動。指導家長平時注意讓孩子勞逸結合，保證充足睡眠。引導家長改進家庭教育方式，教育父母避免過分寵愛子女，改變兒童以自我為中心的性格特征，對某些不合理的要求應予拒絕，從而幫助患兒正確處理學習、生活和人際關系。②應急處置能力 對癔癥性情感暴發的患兒首先在心理上給予安慰支持，增加患兒的信任感，以消除緊張情緒，鼓勵患兒主動訴說，給患兒提供情感發泄的機會。而以痙攣發作、癱瘓、失明失聰、失音為主的轉換型癔癥患兒可采用心理暗示療法，有意識地將注意力轉移到患兒感興趣的事物或讓患兒暫時離開當時環境。并告知家屬癔癥發作時應鎮靜自若，避免過分關心和熱情，避免驚慌失措，正確認識并積極面對疾病的發生。③與患兒溝通技巧 發生癔癥的患兒通常性格怪癖，缺乏溝通。首先向家長了解患兒的性格特點、發病誘因、家庭及社會環境等，指導家長采用心理疏導方法，巧妙地進行言語暗示，鼓勵患兒說出內心想法與矛盾，消除患兒的緊張焦慮情緒，使患兒心理放松，從而轉移患兒的注意力。
1.2.4 家庭教育支持系統 對家庭成員進行健康教育，動員家長幫助兒童建立健全的人格。教育患兒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教育患兒的父母及其長輩不要對小兒過分溺愛、遷就，對某些不正當的要求應予拒絕。兒童時期是性格發育的最佳時期，小孩最好由父母照顧。單親家庭要注意孩子的心理發育，培養孩子良好的性格和廣泛的興趣愛好。對學習成績差、壓力重的兒童，告知老師和家長要進行正面疏導，了解患兒心理，并給予心理安慰，避免使用負性語言，以減少病情發作頻率。
1.2.5 心理支持系統 兒童癔癥治療的關鍵在于糾正患兒和家屬的心理障礙[7]。具體包括：①建立良好的護患關系：主動接近患兒，通過與患兒及家長交談，了解患兒的個性特征、家庭環境及學習、生活情況，使患兒心理放松，縮短護患距離，建立親密的護患關系。②情緒管理：根據患兒和家屬不同的文化程度、社會背景，使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向患兒和家屬講解相關知識，充分了解患兒存在的心理問題，并針對患兒的心理問題提供個體化的心理支持治療，如使用安慰、關心、指導、建議等積極性的語言進行心理干預。針對患兒不同的認知程度給予合理恰當的解釋，指導患兒進行自我調節和情緒管理，減輕心理壓力。③行為療法：根據病情教會患兒及家屬以音樂、暗示等方法轉移注意力，緩解恐懼、緊張等負面情緒，提高患者的適應能力。④家長的心理干預指導：安慰疏導家長，向其介紹癔癥發病的誘因、病情特點和預后等相關知識，取得家長的信任及配合，鼓勵家長與醫護人員共同探討誘因并配合醫生對患兒進行相關檢查，以明確診斷疾病并進行治療。
1.3 療效評價標準
療效評定參照《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 （CCMD-3）有關標準[4]。痊愈 ：臨床癥狀全部消失，社會功能恢復；好轉：臨床癥狀基本消失，社會功能部分恢復；無效：臨床癥狀無明顯改善或惡化，社會功能受損明顯。總有效=痊愈+好轉。
1.4 觀察指標
觀察患兒治療后心理和行為的改變、臨床癥狀改善情況，了解家長對癔癥的認知程度。進行統計學分析，判斷家庭支持系統對癔癥患兒的積極影響，為改善臨床治療效果提供證據支持。
1.5 統計學處理
本研究使用SPSS 19.0統計軟件分析處理，計數資料比較采用χ2 檢驗，P
2 結果
2.1 兩組患兒治療效果比較
干預組療效顯著，總有效率100.0%，明顯優于對照組（84.4%），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表1 兩組患兒治療效果比較[n（%）]
2.2 家庭健康知識知曉情況與健康需求調查分析
表2可見，有2/3左右的家屬對癔癥知識一無所知，很多家長表示對兒童癔癥的相關知識了解甚少，也不知道該如何為患兒的心身健康提供有效幫助和支持，反而會因自己的無意行為和言辭不當對患兒產生不良的暗示作用而加重其病情。
表2 家庭健康知識知曉情況與健康需求調查分析[n（%）]
2.3家庭支持對癔癥患兒治療效果的影響
家庭支持系統中家屬對醫務人員的信任度、配合情況以及家屬對治療過程的參與情況對癔癥患兒康復的影響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3 討論
兒童癔癥屬于一種心因性疾病，是由心理因素所引起的沒有任何器質性疾病基礎的軀體癥狀和某些精神癥狀。心理刺激因素誘發的占81.1%，其中以家庭、學校矛盾占首位[8]。大多數患兒在負性精神因素作用下急性發病，如委屈、氣憤、緊張、恐懼等均可導致發作。此病的臨床癥狀復雜多樣，具有明顯的暗示性，起病突然，癥狀消失快，有明顯的精神刺激因素；患者大多有癔癥性格特征，體檢及實驗室檢查均無異常。兒童癔癥的發生，可能與兒童神經系統發育不成熟有關。父母的教育方式、伙伴關系、學校氛圍、師生關系等外在因素對兒童的心理發育過程都有階段性的影響。兒童正處于身心迅速發展的時期，由于親情的缺失、教育的缺位、社會支持的缺乏，容易產生一系列的心理行為問題[9-12]；兒童癔癥的發生率呈明顯上升趨勢[13]，考慮有以下原因：①學校因素：學習負擔過重、對學生的要求過嚴以及不良的體罰形式，使外界壓力與患兒心理承受能力產生偏差而導致發病。②家庭因素：父母離異、家庭不和致兒童心理發育障礙；家長對子女有望子成龍心理，施于兒童過重壓力；家長對獨生子女過于嬌慣。③個性特點：心理承受能力較差，易接受暗示或自我暗示。④競爭性的教育方式使兒童之間彼此孤立。在這種情況下兒童易形成任性、自私、偏激、孤僻等消極情緒，因此一旦遇到不良事件，如父母外出打工、吵架、考試、老師批評等刺激，便會導致癔癥的發生[2]。因此，家庭支持系統的建立對患兒的治療康復影響較大。從小加強兒童情商培養，尤其是孩子獨立性及承受挫折能力培養是預防兒童癔癥最關鍵的因素[14]。本研究發現（表1），系統性、綜合性干預癔癥患兒可收到明顯療效，干預組的總有效率達100.0%，明顯優于對照組的84.4%。從65例癔癥患兒發病的因素來看，心理因素是主要原因，表2中可見大多數家長對癔癥知識缺乏。因此，疾病宣教和干預指導對癔癥患兒及其父母都至關重要。建立家長與患兒的互動模式，讓家屬理解患兒的病態言行是疾病所致，不是裝病演戲，避免使用刺激性語言和不良暗示，減少對患兒心理的負面影響。改善父母不良的教育態度和教養方式，培養孩子的獨立性和正確對待各種沖突和挫折，幫助患兒正確處理學習、生活和人際關系，促進患兒的心理健康發展，養成兒童良好的性格，對本病的康復和預防復發也有一定意義。
從表3中可見家長的支持和參與對治療效果有明顯影響，而對治療效果影響較大的是家長對醫護人員的信任程度。本研究中有10例不配合的家長，由于他們對癔癥知識缺乏，表現出對醫務人員缺乏信任感，在患兒面前往往表現出消極焦慮情緒，從而影響治療效果。因此，引導家長在患兒面前表現出積極、穩定的情緒，鼓勵他們多花點時間陪伴患兒，不要當眾談論患兒的病情[15]。指導家長配合醫生做積極的暗示，提高患兒的依從性，從而提高治療效果。在治療前，醫護人員與家長必須進行有效溝通，在溝通過程中不僅要注重言辭規范，更要關注到語調、態度、表情等非語言行為的得體，向家長詳細介紹該病特點及治療措施，以及治療該病的成功經驗，讓家長獲得認可。同時鼓勵家長參與治療過程，增加患兒安全感，而且對患兒也是一種積極暗示，讓患兒真正感受到家長的關心，為暗示治療提供良好的基礎[16]。
綜上所述，兒童癔癥的治療要根據具體情況，采取多種形式相結合的干預模式，除暗示治療外，還要高度重視家長在兒童癔癥心理治療中的作用[8]，重視親子之間交流的溝通方式及健康的家庭教育方式，對兒童癔癥的早發現、早治療、早預防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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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心理健康宣教范文3
【關鍵詞】 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征；健康教育；干預性研究；兒童
【中圖分類號】 R 179 G 479 R 512.9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0-9817(2009)01-0008-03
艾滋病廣泛流行對兒童青少年影響顯著。僅2007年一年，全球就有42萬15歲以下兒童新感染艾滋病病毒（HIV）［1］， 2003年已有超過1 500萬兒童成為艾滋病孤兒［2］。與之相比，為數更多的則是那些未感染HIV也尚未因艾滋病致孤但同樣受到艾滋病影響的兒童，其中包括與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共同生活及家庭中無感染者但生活在艾滋病高發社區中的兒童［3］。他們都因艾滋病的打擊而處于脆弱的邊緣狀態，故稱其為艾滋病孤兒及脆弱兒童（AIDS orphans and vulnerable children, OVC）或受艾滋病影響兒童（children affected by HIV/AIDS）。艾滋病特殊敏感性使受艾滋病影響兒童存在諸多身心健康問題。國內外研究均發現，成為艾滋病孤兒是心理健康狀況不良的重要預測因素，如抑郁、焦慮、失望、自尊水平下降甚至自殺意念等［4-9］，并導致生活質量下降［10］。
本研究針對受艾滋病影響兒童身心健康脆弱性特點，以學校為基礎開展參與式生活技能教育干預并評價其有效性，以此探索我國艾滋病高發地區受艾滋病影響兒童適宜健康干預模式，為相關健康促進工作及政策制定提供有益經驗與科學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選擇艾滋病高流行區――河南省某縣艾滋病孤兒相對集中的1所中學4個班級，其中2個班104人為干預組(男生63名，女生51名)，另 2個班105人為對照組(男生53名，女生62名)。2組均包括艾滋病孤兒。為避免給孤兒帶來額外心理負擔，本研究將全部對象納入受艾滋病影響兒童范疇，進行整體分組、干預與效果評價。經檢驗，2組在性別、年齡、是否住宿、學習成績及以前是否參加過其他艾滋病宣教活動方面分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具有良好的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干預模式 根據參與式生活技能教育特點，自行編制《受艾滋病影響兒童生活技能教育》教案，各模式主題與教學目標如下：(1)讓我們認識艾滋病。目標為掌握艾滋病流行概況、危害及病程,培養平等交流與表達能力。(2)其實艾滋病并不可怕。目標為掌握HIV傳播途徑與預防方法，識別危險行為，培養批判性思維與創造性思維能力。(3)如果我是他/她。目標為培養使命感與責任感，培養關愛、理解與反歧視態度，培養同理與共情能力。(4)我真的很不錯。目標為增強學生自尊、自信與自愛，培養自我認知與決策能力。
上述教案設計以學生為中心，以參與式、互動式教學為主要方式，通過頭腦風暴、案例分析、小組討論、角色扮演等教學活動鼓勵學生參與，配合課外閱讀材料以強化相應知識、技能。
1.2.2 干預評價 針對干預內容及教學目標，編制如下效果評價工具：(1)艾滋病知識與態度問卷，含20個艾滋病知識條目與14個關愛態度條目，知識得分區間為0~20分，態度得分區間為0~14分；(2)Rosenberg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 SES），得分區間為10~40分，得分越高，自尊水平越高；(3)個人評價問卷（Personal Evaluation Inventory，PEI），得分區間為54~216分，得分越高，自信水平越高。
1.2.3 統計分析 使用EpiData 3.1雙錄入建立數據庫，SPSS 11.01統計軟件包進行統計分析。
2 結果
2.1 不同組別干預前后艾滋病知識、態度、自尊與自信水平比較 見表1。
干預前，干預組與對照組學生艾滋病知識、關愛態度水平較低且各條目正確應答率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20個知識條目中，2組均僅有9個條目答對率超過80%；14個態度條目中，2組分別有5個和6個條目選擇積極態度比例低于80%。知識、態度、SES與PEI量表總得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2組艾滋病知識、態度、自尊與自信基線水平一致。
干預后，干預組知識、態度水平明顯提高：19個知識條目答對率超過80%，其中17個超過90%并有15個條目答對率顯著高于對照組；13個態度條目選擇積極態度比例超過80%，其中11個超過90%并有7個條目選擇積極態度比例顯著高于對照組。干預后，干預組知識、態度、SES與PEI量表總得分均顯著高于對照組，干預效果明顯。
2.2 不同性別學生干預前后艾滋病知識、態度、自尊、自信水平比較 如表2所示，干預前男、女生知識、態度與自尊水平差異無統計學意義，男生自信基線水平顯著低于女生。干預后，男、女生知識、態度水平依然一致，而男生自尊、自信水平均顯著低于女生。
男、女生干預前后知識、態度、自尊與自信提高幅度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表明男、女生在上述方面提高程度一致。但值得注意的是，男生在干預后自尊水平提高不顯著。
3 討論
隨著健康教育研究不斷深入，參與式教學被證明適合在敏感人群中開展敏感問題教育，如生殖健康與艾滋病預防教育等。共同參與教學活動與平等活躍的氛圍使受教育者將更多注意力投入到教學過程中而不是敏感問題本身，避免受教育者因過于專注自身而感到不安［11］，這也使它成為在受艾滋病影響兒童尤其是艾滋病孤兒中開展教育干預的適宜模式之一。同時，生活技能教育能夠有效提高受教育者的心理社會能力，并建立健康信念與行為模式［12］。將受艾滋病影響兒童特殊健康需求轉化為生活技能不足，有針對性地開展生活技能干預，其效果將比傳統教育內容更為顯著。基于此，本研究選擇參與式生活技能教育模式進行探索研究。
前期身心健康與生活質量基線調研結果表明，受艾滋病影響兒童遭受更多歧視與不公，出現自尊水平下降、抑郁情緒增多等心理問題。因此，本研究將艾滋病知識、關愛態度、自尊與自信4方面作為主要干預內容，使青少年在深入學習艾滋病知識基礎上，建立對艾滋病病人、HIV感染者及其自身積極、正確的態度，提高受艾滋病影響兒童心理健康水平、心理社會能力及相應生活技能。上述干預內容符合干預對象最緊迫的健康需求，具有良好針對性與可接受性。
此次干預選擇艾滋病孤兒相對集中的學校，采用整群抽樣，被抽到班級所有學生均接受干預或對照組問卷調查。在抽樣與干預實施過程中對艾滋病孤兒不予識別而進行干預組與對照組整體比較以考察干預效果，避免公開孤兒身份或引起關于分組方式的猜測而引入對艾滋病孤兒過分關注甚至歧視的可能，最大程度地消除了艾滋病孤兒壓力與不安，保證了理想效果，增加了干預的可接受性。
“四免一關懷”、“兩免一補”及一系列艾滋病孤兒支持性政策確保了孤兒較高的入學率且所在學校分布集中。因此，在艾滋病高發地區，以學校為基礎實施健康干預具有投入小、易開展、覆蓋廣的優勢。學校穩定的教學環境與學生較高的關注與信任程度也決定了在當前條件下開展各項基于學校的健康促進工作可行性與可持續性較強。
干預前，干預組與對照組在知識、態度、自尊、自信方面水平均較低且基線水平一致。通過干預，干預組上述各方面顯著提高，通過4個模式的參與式生活技能教育，學生艾滋病相關知識、關愛與反歧視態度、自尊與自信水平均顯著提高，實現了主要干預目標，達到了預期干預效果。
性別通常被認為是教育效果的重要影響因素，因此，在效果評價中，對男、女生間差異進行比較。干預前，男、女生知識、態度與自尊水平一致，而男生自信水平卻顯著低于女生。這與其他研究男生自信水平高于女性結論［13-14］不符，但與干預前基線結果一致。經過訪談發現，我國男性為主的家庭結構導致部分年齡較大的男性艾滋病孤兒取代故去單親甚至雙親成為家庭主導，承受著與年齡段不相符的身心壓力，對其青春期的心理健康發展構成嚴重威脅，導致比女性孤兒更顯著的心理問題，如自我認知水平下降等。提示我國艾滋病高發地區受艾滋病影響兒童存在共同性別特點，即男性比女性更脆弱，更需接受心理支持等健康干預。必須在干預設計與實施過程中對男生更加關注，使之獲得比女性更大的提高幅度，才能最終消除性別差異。
綜上所述，基于我國艾滋病高發區實際情況與受艾滋病影響兒童健康需求，以學校為基礎，以參與式教學為主要形式，以生活技能教育為途徑，以艾滋病知識、關愛態度、自尊與自信為主要內容的健康干預模式，具有良好適應性與有效性，可進一步探索與推廣。心理健康問題具有頑固性與反復性，因而應注重長期干預、多途徑強化，以鞏固、拓展干預效果。干預過程中，不可將艾滋病孤兒單獨分組或特殊對待，并應遵守保密原則，以避免給孤兒造成心理負擔甚至造成新的歧視［15］，且男生應被給予更多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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