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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資成功案例范文1
服務外包如今成為了世界范圍內的新一輪產業轉移,中國順應服務外包的國際大轉移,承接來自各個國家、各個行業的業務,使得中國服務業獲得長足的發展,但是目前我國服務外包仍處于產業價值鏈的低端,發展中存在欠缺。文章從我國服務外包發展現狀出發,提出我國現階段服務外包行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自己的解決方法,以此來優化我國服務外包的發展。
關鍵詞：
服務外包；跨國公司；發展
一、引言
服務外包簡而言之就是企業將自身做不了的或不愿意做的,尤其是非核心業務外包出去,利用其他優秀的專業化團隊來承接其業務,目的是加強本企業的核心業務,減小成本,增加企業績效。九十年代以來隨著IT業、電信業的發展以及世界經濟一體化和東西方文化的日趨融合，企業為了在充滿競爭的瞬息萬變的市場上捕捉商機，產生了一系列對服務的要求。服務外包作為新型服務業，使我國從制造領域逐步發展到服務環節，并取得了快速增長。但從整體上來說，我國仍處于服務外包的起步階段，無論是產業規模、發展水平以及質量都與印度等國家有著一定的差距。我們要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服務外包，避免發展服務業所帶來的隱患，趕超國際服務外包的先進水平，并努力尋找自己的不足，緊密結合國內產業轉型升級和結構的戰略調整，及時把握國際后危機時代的變革，拓展對外開放水平，進一步完善環境政策，促進中國服務外包的發展。
二、中國服務外包產業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外包數量雖有提高，但在全球服務外包市場金額總額中所占的份額不到15%，想要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占據主導地位，與國際外包企業相互競爭，我國依舊存在很多不足。
（一）外資企業占據的比例較大，本土企業發展較慢今年來,外商投資的企業依舊是服務外包企業的領頭羊,占比70%,其中,外商獨資占相當大的比例,這說明我國的服務外包產業已經在逐步吸引海外企業來中國投資,擁有海外背景的企業對我國服務外包企業在國際間進行市場開拓、提升全國占有率提供了良好的環境。然而,我國國有公司僅僅占了15%,私營股份制公司占了4%，發展遠不足外商投資的企業，發展速度較慢。再者，雖然我國已經擁有了一些外包企業并發展較好，但是同外包發展較好的很多國家來說，我國的市場份額占有率和金額還不足其它國家的一半，而且我國市場分布零散，沒有形成集中優勢。
（二）國際間外包發展較好，國內外包有待增強中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以來，越來越多的外商來中國投資，尤其是華東地區和長江三角洲地區，外商來華投資的重點在制造業和服務業，雖然無可厚非的是日本的制造業和制造水平都是亞洲第一，但歐美企業也發現了中國這個市場。可喜的是來自歐美市場的外包份額正在逐步快速的上升，而且一些承接外包的中國企業利用對日外包的技術經驗成功轉移到了對于歐美市場的外包業務，可以說是技術的轉移和服務的轉移。雖然國內市場也得到了跨國公司的外包重視，但是國內外包發展速度較慢。服務外包的最大優點在于企業通過一些非核心的業務，不斷增強自身能力，更好的參與國際間的競爭，并且樹立品牌優勢。我國也應該努力改善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提升我國企業的競爭力，而企業保持優勢必須具備核心技術，只有建立在以創新為基礎的機制模式上，企業才能保持自己的優勢。
（三）人力資源嚴重缺乏目前制約國內外包發展的最大的因素是人力資源，接下來依次是市場開拓、語言文化、資金、項目管理水平、技術以及海外交付能力。我國服務外包企業尚未建立足夠優秀的市場信譽，海外直接接包能力不強，市場開拓能力不足和高端人才嚴重缺乏。在中國接受過優質教育資源的人數較多，可是能熟練應用英語的人才卻十分缺乏，遠遠無法滿足服務外包在我國的發展需求，導致很多業務無法開展服務外包，中國服務外包中層管理人才也十分匱乏。由于中國的服務外包企業規模小，不能建立有效的人才機制，嚴重阻礙了我國服務外包的發展，人才流失嚴重，高層管理人員更加匱乏。人才的匱乏直接導致了市場開拓能力不足，無法進一步開拓我國的市場，企業無法更好地運作。
（四）服務外包機制不完善服務外包的各項機制不完善,中國的物價在提升,勞動者的工資在提高,用人單位的勞動資本也在提高,中國已經逐步失去了勞動力成本低廉的優勢。而且現代外包的范圍在不斷的拓寬,人才要求在變高,技術含量也在變高.中國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員很多，可是能從事服務外包的人才卻非常匱乏，特別是熟練應用英語的人才。
（五）我國服務外包意識淡薄在服務業之中,客戶的滿意度是衡量質量的最根本的指標，但是在現代文化思想的訓導下,很多服務人員的服務意識淡薄。就BPO的呼叫中心而言,有些客人因為語言問題不免就會有些急躁,態度就會非常惡劣,有的呼叫中心客服就會跟客人在電話里爭吵,甚至罵客人。這說明我們服務者對自己行業的認識不夠,一些員工對BPO中的呼叫客服這個行業不認可，希望找到更好的更有名聲的企業，也希望能從事自己喜歡的專業方面，他們都有很多其他方面的能力但是卻看不到自己未來的發展方向。這樣的承包方的員工和客戶群中都存在心里的鴻溝，無法開展業務。
三、我國服務外包發展對策
為使我國服務外包合作業健康發展，規避不利因素影響，得到國際外包的收益以及機會，我國的外包方應從下面幾個方面應對：
（一）轉變傳統觀念，增強中國企業的競爭力我國應努力提升服務外包的能力和水平，促進服務外包行業的方案健全，不能僅僅依靠單純的改變低價策略，所以我國服務外包企業應轉變傳統的思想觀念，順應國際發展潮流，牢固樹立服務意識，加強生產工藝，提高技術水平，然而提升企業的競爭力，提升服務水平和服務質量，滿足客戶多層次和寬領域的需求。中國的服務外包企業應積極參與國際合作，提高分工協作水平和管理水平，并借鑒同行的先進服務理念，控制好企業內部的生產工序流程，充分發揮外資企業的外溢效益，結合自身的優勢特點，提高整體的服務水平。
（二）與知名跨國公司合作學習，大力發展技術創新與國外著名公司的外包合作，不僅能在很大程度上拓展IT企業的知名度，更重要的是能在外包項目開展中，學習到先進的管理和運作經驗，又能接觸到全球領域內最先進的IT企業，再到具有客戶市場的產品走向。下面我要介紹一個外包的成功案例。在這個案例中承包商是中國文思創新軟件技術有限公司，發包商是美國仁科PeopleSoft軟件公司。文思公司的主要業務是承包一些大型的公司的研發中心，并且從開始監理一直到運行軟件，這是與很多軟件公司的不同。然而這家本土的民營企業以前一直接的是軟件漢化的案子，但是他們意識到軟件漢化的利潤較低，經過大家的商議和考察決定轉型開始真正做軟件。從2001年后文思公司開始認真研究了印度軟件外包的崛起模式并去了實地勘察，最終實現了研發中心的外包，同時也吸引了很多IT精英作為公司的員工和技術顧問。就在2008年8月中國文思搶到了美國仁科PEOPLESOFT軟件公司研發中心外包公司，這是這家美國公司首次把研發中心發包給公司。同時文思公司認真學習同行的先進經驗，通過對于印度的學習和實地考察發現，印度在經濟改革之后，依據自身的語言優勢，大力發展業務流程外包，同時印度同中國一樣人口眾多，人口基數大，競爭激烈且已經形成了競爭市場，印度發展外包業促進就業和技術水平增長，同時口碑的監理直接吸引了大量的資金涌入，印度也放寬了資金渠道，使外包業發展的更好。文思依據學習和經驗總結來發展自身品牌和核心技術，從而企業成功轉型，從軟件漢化到軟件研發中心，不斷的修正自己的不足，使得文思公司發展的更好。
（三）吸引國際直接投資，承接服務業務轉移在新一輪全球產業轉移進程中，跨國公司通常采用建立可控制的離岸中心或海外子公司向東道國或第三國市場提供服務的方式，而不直接向當地非服務提供者分包業務。而服務外國直接投資占中國每年吸收外資的比例不足30%，因而我們應把吸引服務業國際直接投資作為重要的戰略措施，從而促進承接服務業轉移。外資的進入在增加中國服務業發展資金投入的同時，也全面提升了中國服務業的發展水平，一些雄厚的服務業跨國公司本身就是占有服務外包市場份額很大的國際服務外包提供商，比如IBM、惠普、麥肯錫、普華永道等。此外，外資的進入所帶來的技術外溢效應。和競爭效應也可以全面提升中國企業承接服務外包的能力。
（四）盡快制定中國服務發展目標，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規政府部門要借鑒他國發展服務外包的成績，結合我國國情，及時地總結經驗和教訓，制定有中國特色的戰略目標，同時也要改變國家現有的外包企業布局分散的情況，制定相應的優惠措施，鼓勵區域和區域間的外包企業的聯合。同時制定適宜服務外包發展的策略，營造良好的法律和政策環境。十的召開深化了我國經濟制度的政策,我國也應該加大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因地制宜的發展,與時俱進的制定相應的服務外包政策法規。為中國投資的實力較為雄厚的跨國企業創造較好的政策和法律環境,保證我國服務外包的政策和法律的連續性、穩定性和可操作性，不斷增加中國企業承包服務外包的能力。經濟體制的改革有利于優化產業結構,使其經濟健康發展,從而推動社會主義進程,實現每個人的中國夢。中國企業的管理水平的不斷提高、服務意識的更新、市場發展的完善,都將增強我國的經濟優勢。中國的制造業基礎比較扎實而且仍處于迅速發展和轉變之中,中國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前景十分好,中國獨特的文化和價值特色也會對中國發展國際服務外包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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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資成功案例范文2
產業浪潮為山東影視產業發展帶來多種機遇。首先，政策導向、經濟護航。2006年舉行了以“文化•創意•財富”為主題的首屆山東文化產業博覽會，標志著山東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開始。2007年12月，山東省委、省政府印發《山東省文化產業發展專項規劃(2007—2015)》，確定了以“文化創意”為文化產業結構升級的主導方向，并提出了打造優秀文化品牌進入國際文化市場的目標。制定了一系列財政扶持、稅收優惠、社會保障等政策，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護航，如出臺《山東省文化產業發展專項資金管理辦法(試行)》，計劃從2008年起，省財政每年統籌安排5000萬元專項資金(2010年增加到7000萬元)，用于促進全省文化產業發展，其中影視、動漫被列為重點支持項目的前兩位。同時簽署《支持山東省文化企業上市戰略合作框架協議》，促進文化企業上市融資。此外，每年舉辦的山東文博會也為影視產業帶來大量的投融資機會。比如，第四屆(2012)山東文化創意產業博覽交易會上投資總額近7000億元，融資總額2900億元。這些都為作為山東文化產業支柱的影視產業提供政策和經濟上的有力支持。其次，推動體制改革、促進資源整合。在國家廣電總局提出的“以影視劇制作單位的轉企改制為重點，推進制播分離改革，努力培育具有競爭力的文化市場主體”的政策號召下，2008年山東影視集團成立，“標志著山東省將整合新媒體內容制作、影視報刊四大平臺，努力實現影視制作產業的規?；s化發展”。近年來，隨著文化體制改革的全面展開和逐步深化，文化創意產業也將進入高速增長階段，從而促使山東影視產業進一步整合資源。產業整合有利于打破地域界限、產業界限，實現影視資源區域整合和跨地區經營，實現真正的規模經營，并建立一、二、三產業間的緊密聯系，實現各產業間的融合互補，形成相互支持的產業群落，進一步完善產業鏈。在此發展趨勢下，“山東省將原山東電影電視劇制作中心、山東廣播電視藝術團、齊魯音像出版社、青島影視基地重組改造，組建成了綜合性大型影視文化企業集團———山東影視傳媒集團”。山東影視傳媒集團的成立意味著山東影視產業朝著集約化、規模化、產業化又邁出一大步，有利于全省影視制作力量和資源的優化配置。集團將嚴格按照現代企業制度要求，建立以“魯劇”品牌為核心的專業化運作機制，探索適應影視企業市場運作要求的新型管理體制，進一步完善影視、旅游、商貿產業鏈條，帶動全省各產業共同發展。在電影放映業方面，涌現出一批如魯信影城、新世紀電影城、萬達國際影城等高檔影視院線;在動漫產業方面，目前濟南、青島、煙臺等市籌建了大型動漫產業基地;建立多個影視拍攝基地，如沂蒙紅色影視基地、威海影視文化城、“三花”影視基地、青島微電影基地、華誼兄弟影視主題公園等，帶動了影視、旅游、休閑娛樂等一系列產業，尤其是山東影視集團投資百億元在青島建設山東影視文化產業園，將打造一個以影視文化創意為本、結合高科技手段的“影視創意天堂”;籌辦各種影視節慶活動，如山東大學生電影節、中國國際兒童電影節、中國電影表演藝術學會獎(金鳳凰獎)頒獎典禮等，對發展山東影視業及提升山東文化形象產生了推動和傳播效應。產業發展帶來了直接的經濟效益，2012年山東廣播影視業收入突破百億元大關，并力爭2015年達到350億元。最后，體制創新帶動內容創新。20世紀80年代，山東電視劇《武松》《今夜有暴風雪》《高山下的花環》創造了三連冠的輝煌，奠定了“魯劇”在中國影視劇制作界中的重要地位。但此后20多年魯劇都處于醞釀期，沒有再次復制先前的輝煌。直到進入新世紀，在文化體制改革和創意產業蓬勃發展的背景下，山東影視憑借《大法官》《誓言無聲》《大染坊》等幾部標志性作品開創又一里程碑。此外，《鐵道游擊隊》《上學路上》等影視作品也都產生了良好的社會反響，并在國內外獲多項大獎。2008年的《闖關東》《南下》等經典作品在全國引發收視熱潮，又一次將“魯劇”品牌打響。大量優秀影視作品的涌現把“魯劇”品牌推向更廣闊的市場，帶動了全省影視業的發展。2013年山東影視傳媒集團憑借《溫州一家人》《知青》《小小飛虎隊》《我和我的伙伴》摘得華表獎、飛天獎多項榮譽。《大金脈》《穿越烽火線》等多部題材豐富、風格各異的大戲也相繼登陸熒屏，取得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雙豐收。電影《止殺令》更是走出國門，在歐美等地上映。2014年，繼《父母愛情》獲得收視開門紅，山東影視又將推出《青島往事》《戰長沙》《槐樹花開》《瑯琊榜》《老農民》等諸多各具特色的重磅作品。在電視欄目方面，注重以“特色立臺”。2004年山東廣播電視臺創辦的《天下父母》欄目是目前全國唯一以弘揚中華傳統“親情和孝道”為主要內容的電視欄目，被國家廣電總局評為十大創新創優欄目之一。2006年開播的《生活幫》同樣以注重創新、關注民生、貼近大眾而獲得全國十佳民生新聞欄目獎，并受到其他省市電視臺的競相模仿，如湖北電視臺、汕頭電視臺分別在2012年開播同名欄目?？偨Y以上欄目成功的經驗，有利于指導山東電視節目今后的發展方向。第一，堅持創新，秉承“特色立臺”，發揮齊魯歷史文化優勢，將民族精神與新時期山東精神相結合;第二，堅持以人為本，關注普通百姓生活，真正踐行“三貼近”的要求;第三，堅持以社會效益和文化事業為先，抵制過度商業化和娛樂化，并積極策劃創意活動，以提高欄目的知名度和影響力。這些成果表明，文化創意產業浪潮為山東影視業帶來了生機與活力。然而，機遇與挑戰并存。山東影視業既面臨來自自身快速發展的挑戰，也面臨國內外同行更加激烈的競爭。山東影視業還面臨許多問題:經營理念與管理體制創新，投融資渠道的擴展及投融資機制的完善，影視創作的內容創新與科技創新，人才培育創新，影視資源的進一步整合與網絡化，后影視產業的開發等。下面將針對這些問題提出對策與措施。
二、建議與措施
(一)立足地域文化，實現跨越式發展
電影在其誕生之初就奠定了兩大功能:一是紀實，二是講故事。無論是追求視覺刺激的好萊塢大片還是溫潤唯美的歐洲文藝片，都是影片的敘事因素在起支配作用，畫面的設計與表達無不服務于此。好故事、好題材是影視作品成功的根本，而影視產業的發展又依賴于影視作品的制作，大量優質原創作品無疑對推動影視產業發展意義非凡。山東影視產業發展的核心與根本是魯劇的制作與傳播。魯劇能取得今日成就，正是因其扎根齊魯大地，從豐厚的地域文化資源中汲取不竭的創作動力。但目前山東影視對齊魯文化的挖掘與開發還有待繼續拓展深入。首先，許多民俗文化與歷史名人題材沒有開發利用。在中央一套熱播的《大河兒女》(2014年)將河南鈞瓷文化與抗戰背景相結合，書寫了一部慷慨激昂的年代大戲。這種對民間文化的開發利用給魯劇創作以啟迪。與天津楊柳青年畫齊名的山東楊家埠木板年畫、有六千年歷史的博山陶瓷、取材民間傳說的高密剪紙、馳名世界的濰坊風箏……無不是山東民俗文化的智慧結晶，蘊涵著豐厚的歷史人文。還有如王羲之、辛棄疾、顏真卿、王世貞等歷史名人的故事都鮮有影視作品涉及，這些都是魯劇創作的素材資源。其次，山東文學作品還有待進一步改編利用。如山東籍優秀作家莫言、張煒、畢飛宇、尤鳳偉等的作品大多生發于齊魯大地，帶有濃厚的地域特色，對這些作品的影視改編和拍攝，將更有利于魯劇實現追求審美內涵與地域文化傳播的雙重目標。此外，現有齊魯文化挖掘還欠缺一定的秩序，這種無序開發很容易造成資源的浪費與枯竭。因此，應設專職部門對文化資源進行分門別類的整理，建構魯劇素材資源庫，并根據時代及受眾需求進行規劃利用。當然，魯劇不應囿于地域的限制，應該在保有傳統特色的同時，積極開拓發展空間。洋溢著江浙風韻、跨四國拍攝的《溫州一家人》便是一次成功的嘗試。制片人侯鴻亮認為:“合作與走出去拍攝是近年來魯劇發展的方向。從過去立足本省故事題材到將題材內容延伸到全國甚至海外，積極與外部合作謀求共贏，魯劇不再有鮮明的山東地域性特征，而逐漸成為全國性的文化品牌?！?/p>
(二)兼顧市場化與思想性，追求原創性與多樣性
魯劇制作應追求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并重。在市場化浪潮下，觀眾的喜聞樂見成為影視制作的導向標，觀賞性已遠遠壓倒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在2014年山東兩會期間，省政協委員李掖平提出，近年來山東影視產業建設過分注重產業化、市場化，而忽略了影視藝術所應有的健康思想導向和積極價值引領。中國文聯副主席仲呈祥認為，當一部藝術作品的價值不再取決于它的美學品格和歷史品格，只能意味著人文精神的滑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沒落的開始;不能消極順應觀眾中某些落后愚昧的鑒賞習慣，這只會形成精神生產同文化消費間的惡性循環。因此，在關注影視作品商業價值的同時，還要強調通過其意識形態和傳播屬性對觀眾進行精神灌輸，提升整個民族的人文精神。魯劇作為中國電視劇行業中的翹楚，無疑擔負著優化電視藝術生態環境的職責，經典魯劇成功的關鍵不僅在于其觀賞性，更在于其傳達的民族精神與反映的普遍人性引發了觀眾的情感共鳴。所以從長遠來看，只有創作思想性、藝術性和觀賞性并重的作品，才是影視業發展持續繁榮的王道。魯劇創作還應注重原創及多樣化發展。創意是文化產業發展的關鍵，只有原創作品才能因其新意吸引觀眾眼球。目前中國電視劇市場雖作品繁多，但是真正的好作品卻很少，一部有新意的佳作后面往往跟著一串模仿者。這種跟風固然能帶來一定的經濟效益，但是其社會效益及藝術價值令人質疑。因此，不斷制作高質量的原創作品，永遠占據制高點，才能使魯劇立于不敗之地。經過30多年的積淀與探索，魯劇逐漸形成了以正劇為主，題材嚴肅、貼近生活的藝術風格。視角主要定位于現實主義題材，造成作品過于強調寫實，劇作類型、人物形象塑造相對單一，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魯劇藝術意蘊和審美價值的表現。因此，魯劇在發揚自身藝術風格的同時，也可在針對受眾不同需求的前提下嘗試多種風格的作品創作，這無疑會激發魯劇創作的潛力，有利于更廣大的市場開拓。此外，山東影視業在繼續錘煉“魯劇”電視劇品牌的同時還應加強電影制作，尋找市場，如電視電影、微電影等。微電影作為電影新秀，因其平民化、創意化而受到大眾追捧，是電影產業未來發展的一只勁旅。眾多省市、機構主辦相關活動，如中國國際微電影節、新浪微劇本大賽、山東微電影大賽等，一系列舉措推動微電影朝高品質、高格調、產業化、規模化發展。山東影視業應借此機會大力發展微電影產業，以此突破山東電影業的發展瓶頸，擴大山東影視業的市場份額。
(三)拓展投融資渠道，完善投融資體制
影視產業作為一種高投入高風險性產業，離不開資金市場的培育與發展。俗話說，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投融資處于影視產業鏈的前端，是各環節順利推進的資金保障。2010年我國制定的《關于促進電影產業繁榮發展的指導意見》中指出，要“鼓勵加大投融資政策支持”，因為“電影產業如果要想再上新臺階，真正成為有影響力、競爭力的文化產業，金融資本的介入成為不可或缺的環節”。而在電視劇行業產業鏈中，電視劇制作方因各方擠壓而處于收益分配的邊緣。利潤少導致資金積累少，不利于制作機構持續開發市場、保持高制片水準及吸引優秀人才。雖然近年來山東影視產業通過“合作拍攝、合資拍攝、參股運營利潤分成的方式”來吸納資金，有將近“80%的魯劇走社會融資渠道，融資額度已達50%”，但是融資渠道少、融資總量低仍是限制山東省影視業發展的瓶頸。因此，在開拓投融資渠道、完善投融資體制方面借鑒國內外成功先例并大膽創新，將是促進山東省影視業發展的有效途徑。目前，影視產業投融資包括自有資金、聯合投資、政府資助、上市融資、金融機構融資、影視投資基金、制播聯盟、行業內互助融資、分批制片融資、海外融資、廣告植入等模式及渠道。本文將針對山東省影視業投融資現狀，選取三種可以嘗試或進一步完善的重要模式進行探討。第一，以電視劇無形資產作為抵押進行融資。獲得銀行貸款授信除常見的以實物為抵押的做法，還可以版權等無形資產作為抵押獲得貸款。除版權外，電視劇的無形資產還包括導演、制片人、創作團隊、電視劇品牌、衍生品等。以版權抵押融資在美國、韓國等影視業發達地區已經是較為成熟的資本運作模式，在中國亦有先例，如2007年北京天星際影視文化傳播公司以《寶蓮燈前傳》的版權作為抵押向交通銀行進行貸款。其后，單部電視劇版權抵押貸款進一步升級為多部電視劇項目打包融資。如2008年，北京銀行以電視劇作品版權增信拓展的擔保方式為華誼兄弟傳媒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多個電視劇項目打包貸款。2009年，張國立等著名導演共獲得中國民生銀行提供的一億元貸款額度，用于本人或公司進行電視劇創作，開啟了“電視劇導演融資模式”先河，拓展了電視劇信用融資的范圍。這些先例鼓勵更多的信用融資創意，如金牌編劇、著名影星、優秀的電視劇制作團隊或電視劇品牌等，都可以憑借其市場影響力進行信用融資。但這種融資方式必須有完善的保險體制作保障，才能降低投資人風險，保障投資者收益，增強投資者信心。第二，通過影視投資基金融資。能夠上市融資是大多數影視制作企業的夢想，但是因其準入門檻高，目前只有中視傳媒等幾家影視公司上市。對于非上市影視企業來說，影視投資基金無疑是不錯的融資渠道。2009年4月，中國第一個影視投資基金———華人文化產業投資基金成立，并于2010年投資拍攝電視劇《畫皮》，為中國影視融資開辟了新渠道。此后，影視投資基金在中國驟然升溫。據報道，至2013年8月，針對影視投資的基金已有25只，目標規模達到322．81億元。2014年2月12日，山東省首個影視投資基金———棗莊影視文化產業投資基金正式啟動。此項嘗試無疑會為山東省影視投資基金融資模式積累經驗，開拓一條可行性渠道。根據專家預測，影視投資基金資本、產業內資本、專業金融資本將成為影視投資界的三大主流趨勢。因此，影視制作公司只有進一步加強專業化運作程度，加強風險把控能力，完善財務制度，才能更好地利用影視投資基金進行融資。第三，政府在影視業投融資中的重要作用。雖然影視產業已經越來越市場化，但是政府對于影視制作投融資方面仍發揮重要作用，不僅可以直接投資，而且可以在政策法規的制定上為影視產業創造良好的投融資環境。一是政府直接投資。近年來，新型融資模式與渠道備受行業關注，但是政府直接投資模式仍最具可行性和安全性，其優勢不言而喻。首先，資金到位較為順暢，不易引起經濟糾紛，而且為制片方提供很多便利。其次，政府參與投資會增加其他投資者的信心，可吸引更多社會資金。國內比較成功的政府直接投資案例是電影《唐山大地震》的拍攝。作為股東的唐山市政府不僅在6．5億元的票房中獲得直接利潤分成，還通過影片放映達到了城市形象塑造和宣傳的目的。隨著后期影視文化旅游的開發，唐山的旅游業等第三產業被帶動起來。通過這部電影，制片方與唐山市政府互利互惠，實現雙贏。最后，地方政府也可進行綜合投資，如建設影視基地、創辦影視人才培育基地、開發影視配套設施、提供外景地拍攝服務等產業，實現地方經濟與影視業的共同發展。2009年貴陽市政府與北京嘉春秋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聯合制作的電視劇《小城大愛》對宣傳貴陽市旅游景點、拉動貴陽樓市走出低谷起到重要作用。二是政府提供政策扶持。政府除了直接投資影視業，還應制定或完善相關法規政策，為影視業投融資營造良好的環境，提供周到的服務，這才是影視業健康發展的堅實基礎。如通過減免稅收、項目補貼、貸款貼息、重點購買等做法鼓勵影視及相關產業的發展;制定版權法等法律政策，完善版權評估體系，保障影視制作人和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增強投資者信心;政府可牽頭成立擔保公司，為中小型影視企業融資提供擔保;省市區等各級政府還可設立文化產業基金，扶持資助影視業的發展;可學習韓國建立融資輔導機制，成立抵押無息貸款、低利率的電影創業基金;政府牽頭舉辦文化博覽會、電影節等活動吸引外商，打開海外融資渠道?？傊綎|省影視業有待建立一套“投融資主體和渠道多元化、金融市場配套成熟化、政策法規完善化的市場化體系”，這些都離不開政府的支持與推動。
(四)借鑒好萊塢營銷模式，加強后影視產業開發
影視產業鏈主要包括制片、發行和放映，其延伸的前段是投資、融資，后段則是影視衍生品的開發?，F在全球影視業較為成熟的運營模式是拓展、完善影視產業價值鏈，強調對后影視產業的開發。美國《華爾街日報》2013年8月6日刊文指出，“好萊塢靠票房盈利的模式已被徹底顛覆，幾乎所有大型電影公司(如華納、迪士尼、?？怂?的盈利，都來自其娛樂產權在世界各地的發行、冠名和特許經營收入，包括DVD、網絡播放、機上娛樂、有線電視、付費電視、游戲、游樂園設施、玩具等。大型電影公司還通過出售大量電影、動畫片、電視連續劇的制作權賺取利潤?！蹦壳?，美國電影業收入的80%來自后電影市場開發，而國內電影業80%以上收入來自票房及廣告植入。顯見國內影視產業鏈還有待延伸，影視衍生品的開發將成為我國影視產業的利益增長點。山東影視產業近年來越來越注重對影視衍生品的開發，強調魯劇的品牌效應。利用《闖關東》熱播效應進行的衍生品開發就是一次較為成功的嘗試。山東廣播電臺與《闖關東》拍攝基地黑龍江錦河農場簽訂共同開發影視主題旅游的協議，策劃“闖關東、游龍江”的精品旅游線路，圍繞劇情發生地、拍攝地進行產品開發，提出“常回家看看”等旅游口號，加強對錦河農場的影視基地建設。故事的另一發生地山東章丘朱家峪也借勢進行影視劇相關產業的開發工作，通過對當地歷史文化資源的深入挖掘與整合，開設“闖關東影視基地展覽館”，建設相關主題公園，并注冊“朱開山山東菜館”商標，欲把朱家峪打造成推動濟南旅游產業發展的旅游圣地。對《闖關東》品牌旅游市場的開發體現了電視劇產業價值鏈延伸的意義。但是影視文化旅游僅是一個利益增長點，應該更加系統、規?；剡M行衍生品的開發，在這一點上還應學習好萊塢的成功運營模式。華納公司對《哈利•波特》系列電影的營銷無疑是一個值得借鑒的成功案例。隨著哈利•波特系列小說、電影及衍生品在全球的暢銷，哈利•波特已成為一個價值10億美元的世界品牌，帶動相關產業的經濟規模超過2000億美元。電影與圖書的熱賣推動了近百種特許商品的開發。華納公司在奧蘭多環球影城的冒險島開設哈利•波特主題公園，并利用7位資深哈粉的熱忱將這一消息通過鼠標傳遞出去，以極少的預算進行成功營銷，開創了“鼠標營銷”新模式。此外，華納公司還計劃把拍攝《哈利•波特》系列電影的倫敦攝影棚改建為博物館式的旅游景點。從好萊塢衍生營銷成功案例中可借鑒以下經驗:
第一，影視作品未映，衍生商品先行。好萊塢影視公司在正常的宣傳與影視發行之外會提早制定衍生品開發與營銷計劃，以確保衍生品與影視作品的同步上市，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產業鏈，使影視產品與其相關衍生產品交叉銷售。二者互相推動，既打造了影視品牌，又促進了總體效益。
第二，培養消費主體，細化營銷策略。美國影視作品注重將商業元素與藝術元素相融合，在制定營銷策略時針對不同種族、不同社會經濟文化背景及不同地理環境下的消費群體進行定位，并使用組合策略開展營銷?！肮?#8226;波特”品牌系列產品便是定位于青少年，經過多年的市場培育形成了穩定的“哈利•波特”市場，在世界范圍內孕育了龐大的青少年消費群體。
第三，完善市場營銷制度，豐富市場運作經驗。好萊塢的影視衍生品開發從市場調研、宣傳策劃到產品開發、營銷都有一套完善的運營制度，并不斷加以創新，積累了豐富的運作經驗。如“高概念”電影，“以錢滾錢、以片養片”戰略，“核心圖稿(key-art)”創意廣告策略及“窗口期”新媒體行銷理念等，這些經驗積累為全球影視產業帶來新的營銷思路和發展前景。
外商直接投資成功案例范文3
這意味著，上海自貿區金融改革跨上了一個新臺階。上海自貿區建立以來，在金融改革方面積累了一些在全國可復制、可推廣的創新業務及管理模式經驗，但是還存在一些問題，也面臨一定的風險，需要積極應對。本文節選自《滬港藍皮書（2015）》，作者就上海自貿區金融改革方向及路徑進行了深入的分析。
在國際投資新規則形成和我國改革開放深化的背景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以下簡稱‘上海自貿區”）誕生了。上海自貿區是中國經濟新的“試驗田”，旨在探索市場開放和政府職能轉變等方面的改革措施。它對標美國倡導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的自由貿易內涵，要求更高水平的開放，并且側重金融領域。與以往的金融改革和開放相比，上海自貿區的金融改革和開放更重視推動要素流動，主要體現在分賬核算、投融資匯兌便利化、利率市場化、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和風險管控等方面。上海自貿區建立以來，在金融改革方面積累了一些在全國可復制、可推廣的創新業務及管理模式經驗，但是還存在一些問題，也面臨一定的風險，需要積極應對。
一、上海自貿區金融改革的路線圖
近年來，我國金融業改革和發展取得了明顯成效，服務經濟發展能力不斷增強，但也存在金融機構經營方式總體粗放、農村金融和中小金融機構發展相對滯后、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和民生改善支持不夠等問題。因此，黨的十提出，要全面深化我國金融體制改革，健全促進宏觀經濟穩定、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現代金融體系，加快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穩步推進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改革，逐步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鑒于結構錯配和方向錯配不僅扭曲了我國的金融資源配置，而且產生了大量不良資產、閑置資產和沉淀資產，因此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提高金融配置資源效率以及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成為我國新一輪金融改革的突破口和方向。上海自貿區建立以來，“一行三會”等監管部門關于上海自貿區金融改革開放的條例和實施細則陸續出臺。其中，中國人民銀行的政策對上海自貿區的金融改革最具指導意義。
依據上述管理條例和實施細則，上海自貿區的金融改革有條不紊地推進，在分賬管理、投融資匯兌便利化、利率市場化、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和風險管控等方面進行積極的試點。
1、分賬管理
我國實行外匯管制，人民幣資本項下尚不能自由兌換。自由貿易賬戶（FT賬戶）相當于離岸賬戶，是央行為發展上海自貿區的離岸金融而實施的創新，也是放松離岸金融管制的重要舉措。為了滿足實體經濟的需求，促進貿易和投融資便利化，上海自貿區內居民可通過設立本外幣自由貿易賬戶實現分賬核算管理。其中，同一非金融機構主體的居民自由貿易賬戶與其他銀行結算賬戶之間因經常項下業務、償還貸款、實業投資以及其他符合規定的跨境交易需要可辦理資金劃轉。這體現了離岸金融市場與在岸金融市場之間的滲透機制，是《意見》最重要的內容之一。鑒于目前境外美元融資成本為年化利率1%～2%，而國內同期外幣貸款利率為3%～4%，香港的離岸人民幣貸款也可以比基準利率下調15%，因此這項金融改革措施有助于企業降低融資成本。但是推行這種便利化需要一個過程。自由貿易賬戶要求遵守“先本幣、后外幣”的原則，自貿區分賬核算業務從本幣起步，六個月以后接受央行和外匯管理局的評估，條件成熟時開展外幣業務。
《業務實施細則》全面規范了上海自貿區的分賬核算業務。除了遵守《意見》提出的原則之外，還明確自由貿易賬戶是規則統一的本外幣賬戶，區內主體和境外機構可根據需要開立?！稑I務實施細則》的核心內容包括以下兩方面。①業務類型。上海地區的金融機構可以通過建立分賬核算單元，為開立自由貿易賬戶的區內主體提供經常項目、直接投資和《意見》第三部分投融資創新相關業務的金融服務，以及按準入前國民待遇原則為境外機構提供相關金融服務。中國外匯交易中心、上海清算所等機構可在獲準后，向上海自貿區和境外提供各類跨境金融交易和清算結算服務。②業務管理原則。自由貿易賬戶與境外賬戶、境內區外的非居民機構賬戶，以及自由貿易賬戶之間的資金流動按宏觀審慎的原則實施管理；對自由貿易賬戶與境內（含區內）其他銀行結算賬戶之間的資金流動，根據有限滲透加嚴格管理的原則，按跨境業務實施管理；對同一非金融機構的自由貿易賬戶與一般賬戶之間的資金劃轉，應按《業務實施細則》規定的四個渠道辦理。對已實現可兌換（包括經常項目和直接投資相關）的業務，自由貿易賬戶內資金可自由兌換。
自2014年6月18日上海自貿區自由貿易賬戶正式啟動以來，已經有十家中資銀行順利獲得央行驗收。未來，該試點將逐步由中資銀行向外資銀行擴展，由銀行業向證券、保險、公募基金、信托等非銀行金融機構擴展。
2、投融資匯兌便利化
中國實行嚴格的投融資匯兌管制。雖然貿易項下的投資基本開放，但是我國政府嚴格管制資本項下的投資資金進出，資本項下的投資資金流出實行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流入實行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和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因此，面向企業、非銀行金融機構和個體工商戶等跨境投融資主體，上海自貿區探索進一步促進投融資匯兌便利化的具體措施包括：①區內企業辦理跨境直接投資項下的跨境收付、兌換業務時，可直接向銀行辦理，與前置核準脫鉤；②區內機構根據經營需要，可按規定從境外融入本外幣資金；③區內主體可結合自身生產經營和跨境商務活動的特點，在更大空間內充分利用區內和境外金融市場管理對沖相關風險。
3、利率市場化
央行制定的利率市場化改革遵循“先貸款、后存款，先外幣、后本幣，先大額、后小額，先單位、后個人’的原則。近年來，我國金融市場不斷推出新業務，使得理財產品和債券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貸款，小微金融呈現多元化創新，這些現象極大地推動了我國的利率市場化進程。2013年7月20日，央行全面放開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管制，只保留對存款利率的管制。至此，利率市場化已完成絕大部分，我國利率市場化進入關鍵時期。
上海自貿區的利率市場化在宏觀審慎金融管理框架內，根據服務區內實體經濟發展需要，以及金融市場主體培育和市場環境建設情況逐步推進。具體包括：①完善區內居民自由貿易賬戶和非居民自由貿易賬戶本外幣資金利率的市場化定價監測機制；②將區內符合條件的金融機構納入優先發行大額可轉讓存單的機構范圍，在區內實現大額可轉讓存單發行的先行先試。央行于2014年2月27日在自貿區內試點放開小額外幣存款利率上限之后，市場總體表現平穩。2014年6月27日，央行將這一改革措施推廣到全上海市之后，利率也基本持平，實際執行利率微升，外幣存款總量平穩有序增長。
4、外匯管理體制改革
進入21世紀以來，在注重防范國際經濟風險的前提下，我國外匯管理由“寬進嚴出”向均衡管理轉變，有序推進資本項目的可兌換，進一步發揮利率和匯率促進國際收支平衡的作用。從2012年8月開始，貨物貿易外匯管理制度改革在全國推廣縮短了企業對外貿易的收付匯時間，降低了企業的財務成本，極大地促進了企業的發展。雖然中國在外匯管理體制改革方面取得了較大發展，但是仍然存在較多問題，如過于集中的外匯交易主體、隔離的外匯市場與其他金融市場、不活躍且缺乏創造性的外匯衍生品市場、上海自貿區金融改革方向及路徑滯后的外匯管理法規等。
上海自貿區的外匯管理體制改革要求區內的外匯管理模式與國際接軌，并面向市場，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從而為經濟發展和轉型提供內生動力。上海自貿區自建立以來，外匯管理部門頒布了五條舉措，包括支持發展總部經濟和新型貿易、簡化直接投資外匯登記手續、支持自貿區開展境內外租賃服務、取消區內機構向境外支付擔保費的核準、支持銀行開展面向客戶的大宗商品衍生品的柜臺交易。上海從2010年開始試點國際貿易結算中心，試點企業的數量截至2012年已發展到50家。目前，上海正在穩步推進的試點工作包括跨國公司外匯資金集中管理、跨國公司資金池以及服務貿易項下的外匯收支等。上海自貿區的跨國公司總部資金池已經積累了許多成功案例，主要包括：中國銀行攜手中銀香港為綠地控股集團（上海）國際投資有限公司辦理人民幣資金池業務；渣打銀行攜手寶信汽車集團有限公司在自貿區內開展集團人民幣資金池業務，以支持其境內外的流動資金需求、跨境人民幣貿易結算等；上海銀行簽約為東方國際集團內117家海內外成員公司提供經常項下跨境人民幣集中收付服務。
5、風險管控
上海自貿區金融改革堅持風險可控、穩步推進，“成熟一項、推動一項”，適時有序組織試點。央行重視上海自貿區的金融風險管控，將切實加強對反洗錢、反恐融資、反逃稅的監管；會同上海市政府和金融監管部門，加強監測分析，密切關注跨境異常資金的流動；按年度對區內機構進行評估，根據評估結果對區內機構實施分類管理，并建立相應的扶優限劣機制；央行可根據形勢判斷，加強對上海自貿區短期投機性資本流動的監管。
《審慎管理細則》全面規范了上海自貿區分賬核算業務的風險審慎管理，要求上海地區金融機構建立面向金融宏觀審慎管理政策的響應機制。它的核心內容包括兩方面。①管理制度。上海市金融機構應按要求建立上海自貿區分賬核算管理制度，建立健全財務和資產管理、展業管理以及內部控制制度，并以市級機構為單位接人中國人民銀行上?？偛康南嚓P系統。②風險管理機制。風險管理包括滲透風險管理、流動性風險管理、幣種敞口風險管理、資產風險管理、風險對沖管理等。根據金融宏觀審慎管理的需要，通過建立相應的激勵機制，調整金融機構開展的自貿區分賬核算業務范圍。中國人民銀行上?？偛繉㈤_展非現場監測，并根據不同預警指標，在出現資金異常流動的情形下，采取延長賬戶存放期、征收特別存款準備金、實行零息存款準備金以及臨時資本管制等干預手段，維護上海自貿區金融環境的穩健運行。
二、上海自貿區金融改革的影響
上海自貿區現階段及下一階段金融創新的重點與核心內容是建設自由貿易賬戶體系，這也為整個金融創新提供了載體和平臺。通過設立自由貿易賬戶，實施投融資匯兌便利化、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和風險管控等措施，上海自貿區金融改革在人民幣國際化、平穩有序開放資本項目、促進金融業轉型發展和宏觀審慎監管方面積累了在全國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
1、人民幣國際化
中國于2009年4月在國內五個城市啟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允許符合要求的外貿企業與其香港貿易伙伴進行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2010年6月，該試點擴大到20個省級單位。2013年3月，該試點擴大到全國所有跨境貿易企業。雖然人民幣結算試點發展迅速，但是人民幣貿易計價的進展速度遠遠低于人民幣結算業務的發展速度。2013年，人民幣貿易結算總額達4.63萬億元，較2012年同比增長57%。但是大多數以人民幣結算的貿易活動仍未采用人民幣計價。
從2011年1月開始，人民幣可用于國內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2011年10月，人民幣的使用范圍進一步擴大到外商直接投資，同時簡化了人民幣的結算流程。2012年，跨境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額達到5，337億元，比2011年增長88%，其中外商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規模大幅升至4，481億元。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統計的日均交易量，目前人民幣已成為全球外匯市場中第九大活躍的交易幣種。
上海自貿區自建立以來，對跨境人民幣結算、人民幣境外借款、雙向人民幣資金池與經常項下集中收付等業務進行了具體規定，使得直接投資的流程進一步簡化，個人跨境人民幣結算業務范圍進一步擴大，互聯網第三方支付手段被引入。其中，雙向人民幣資金池與經常項下集中收付業務是上海自貿區最重要的金融業務創新?？鐕就ㄟ^在上海自貿區的子公司建立跨境人民幣資金池，可以很好地實現境內外資金池的人民幣資金在一定額度內的自由流動，這既有助于提高人民幣資金在集團內的使用效率，服務于跨國公司的全球資金管理目標，又有助于提升人民幣作為跨國公司內部主要交易結算貨幣的地位，服務于總部經濟?？缇橙嗣駧沤洺ｍ椣录惺崭稑I務的內容包括代收、代付和凈額結算。它有助于簡化跨境結算手續，大幅減少跨境收支交易數量和金額，進一步提高資金運用和結算效率，降低資金頭寸管理成本和外匯風險。
離岸金融政策可以幫助上海自貿區建立起龐大的金融資產蓄水池，通過完善人民幣的全球循環路徑來打通資本賬戶，實現金融資源的全球優化配置，從而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上海自貿區很可能成為人民幣回流最大集散地。截至2014年7月末，上海自貿區內完成境外人民幣直接借款78筆，累計金額超過170億元；跨境雙向人民幣資金池試點企業為36家，資金池收支總額為232.5億元；跨境人民幣結算額為1，356.4億元，同比增長2.5倍。上海自貿區內人民幣業務在上海市的比重不斷增長，從2014年4月的不到10%增加到2014年7月的15%。
2、平穩有序開放資本項目
人民幣國際化離不開資本項目開放。在利率和匯率市場化尚未完成的情況下，上海自貿區通過開設自由貿易賬戶，實施了隔離型的資本項目可兌換策略，自貿區內資本市場逐步形成。結合上海自貿區內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實施的備案制，自由貿易賬戶進一步簡化了企業境外股權投資的流程，并提高了境外投資效率，鼓勵企業對外投資。例如，中國銀行已經為自貿區企業辦理了大宗商品衍生品交易，打通了國際大宗商品套期保值交易通道。自貿區設立的國際金融資產交易平臺可以為區內企業提供融資、資產轉讓、風險對沖等服務。例如，2014年11月推出的“滬港通”有利于逐步開放中國資本項目，增強人民幣的流動性，并有望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新加速器。
相對于自貿區的企業，雖然個人自由貿易賬戶目前仍局限于經常項下的交易，但是未來有望借助自由貿易賬戶以合格境內個人投資者身份直接投資境外資本市場。對區內券商而言，因為證監會支持上海自貿區的政策尚未實施細則，所以券商的自由貿易賬戶很難開立。為更好地管理自貿區內外的金融套利，除加強監管外，關鍵還在于我國政府能否盡快完善國內的人民幣利率與匯率市場化的條件。
3、促進金融業轉型發展
我國金融業過度依賴銀行業，金融業態的發展很不平衡。而且我國金融業以行政管制為基本特征，造成資源配置向制造業、房地產業、地方政府項目和國有企業傾斜的現象，導致產能過剩、資產泡沫，金融部門對實體部門明顯產生“擠出效應”，貨幣產出效率急劇下降，金融風險不斷積累。因此，我國金融業亟須轉型發展，以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
上海自貿區實踐著“一行三會”提出的擴大區內金融機構準入與增強服務能力的構想。作為我國金融改革先行先試的“試驗田”，上海自貿區集聚了多種形式的金融機構。截至2014年8月底，上海自貿區新設持牌類金融機構87家、類金融機構453家、金融信息服務公司296家、投資和資產管理公司2，179家，共計3，015家，占新設企業總數的25%；已有十家中資銀行接入自由貿易賬戶信息監測管理系統，共開立了3，235個自由貿易賬戶；雖然上海自貿區的自由貿易賬戶系統現在局限于人民幣業務，但是有望根據業務開放原則逐步推出外幣業務。
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已在區內設立交易服務平臺，上海國際金融資產交易中心正加緊籌建，上海保險交易所也在積極籌劃，上海國際黃金交易中心將在自貿區成立一周年之際正式開展交易，而上海國際能源交易中心的原油期貨已于2014年12月獲得證監會的批準。中國外匯交易中心、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和上海清算所等都將在區內新設或增設交易場所。
上海自貿區的金融改革與國際金融市場接軌，基于市場導向，發展多樣化的金融業態，以服務實體經濟和分散市場風險。鑒于金融改革開放最終將帶來要素價格均一化，上海自貿區的金融業轉型可以為全國金融改革積累經驗。
4、宏觀審慎監管
2005年以來，境內外利率和投資回報率差距與人民幣升值，導致境外資金通過多種渠道繞過我國嚴格的政策管制，大量、快速流入境內。這對我國資本市場開放帶來嚴峻挑戰。
上海自貿區的成立，實際上在我國境內形成了一個離岸金融市場，區內和境外的資本流動壁壘將基本消除。因此，自貿區可能成為境外資金滲透到境內尋求套利機會的跳板，從而影響我國金融穩定性，中國人民銀行上?？偛康摹稑I務實施細則》和《審慎管理細則》從業務管理和風險防范兩個方面，共同構建了有利于風險管理的上海自貿區賬戶體系框架，為下一步推動上海自貿區投融資匯兌創新業務發展奠定了基礎。
三、進一步推動上海自貿區金融改革的政策建議
在金融改革支持實體經濟的前提下，上海自貿區可以縮短負面清單，允許設立多種類型的中外資金融機構和現代中介服務企業，以倒逼機制促使中國資本項目的開放，通過將上海自貿區建設成為中國境內的離岸金融中心，進一步推動金融改革，以適應實體經濟對多樣化金融服務的需求。
1、資本市場支持自貿區建設的實施細則
積極推動證監會頒布資本市場支持自貿區建設的實施細則。積極推動證券、保險等非銀行金融機構以自由貿易賬戶為依托開展分賬核算業務；積極支持自貿區內符合條件的個人按照規定雙向投資于境內外證券期貨市場；積極推動境外機構通過自由貿易賬戶進入上海證券及期貨市場投資。重視“滬港通”，擴大人民幣在國際交易貨幣中的份額，加速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實際上，這些舉措也能夠提升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加強中國金融市場的對外聯系和開放度。
2、推進利率市場化
為完善央行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影響市場利率的機制，應進一步發展銀行間資金拆借市場和債券市場，建立完整的利率聯動體系。為控制短期信貸的增長速度，減少短期沖擊對經濟的影響，央行放松商業存貸款利率管制的順序應該按照“先長期、后短期，先大額、后小額”的原則。
此外，上海自貿區可以面向小額存款嘗試建設地區性存款保險制度，以期與國家存款保險形成保險與再保險機制。明確存款保險覆蓋的范圍，小額存款執行全國的存款基準利率上浮規定比例的政策，大額存款的利率完全市場化，并向存款人提供相應的風險溢價收益。
3、推動匯率形成機制改革
在上海自貿區設立之前，主要由香港交易所或者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掌握離岸人民幣的定價權，而在上海自貿區設立之后，實際上在我國境內形成了一個離岸金融市場。隨著中國企業“走出去”以及人民幣國際化的深入，把握人民幣定價權顯得更加重要。為避免海外的離岸人民幣主要定價權對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獨立性造成沖擊，應該參照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SHIBOR），逐步實現境內人民幣（CNY）、離岸人民幣（CNH）和無本金交割遠期外匯（NDF）的價格收斂。在上海自貿區積極探索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模式，并將它推廣到全國。
4、防范上海自貿區資本進出風險
雖然資本進出都可能給上海自貿區和我國境內資本市場穩定帶來風險，但是資本流入帶來的風險可能更大，因此需要加強分類管理。上海自貿區應該以境內金融和離岸金融分賬管理為前提，根據實體經濟的引資需要，加快要素流動速度，允許一定比例的離岸賬戶資金流入實體經濟，減少國內企業發展限制，同時避免引起在岸金融泡沫。
嚴格規范自由貿易賬戶內的資金運用。加強核驗自貿區內機構及企業跨境貿易的資金收支與實際貿易行為的真實性和一致性，著力強化監測和分析涉及自由貿易賬戶的跨境資金交易，特別是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以阻止資本項下境外資金的大規模滲透，避免境外和區內金融市場的系統風險向區外境內傳播。
加強監控區內機構和企業的人民幣境外融資專用賬戶。為防范人民幣境外融資專用賬戶的資金通過項目建設投資、資本市場投資、集團資金歸集等渠道不合規地滲透到區外境內，商業銀行應確保區內機構和企業境外融資專用賬戶單獨設賬、統計、核算，并嚴格審查、追溯區外境內新增項目、新增資本市場投資和集團資金歸集的資金來源。
除此之外，可以通過征收外匯交易稅或設置高比例存款準備金提高短期資本進出國內金融市場的交易成本。一方面，讓有能力在海外實現高效率資源配置的企業和金融機構更自由地實現全球化的投資和經營；另一方面，控制熱錢的進出對上海自貿區和我國境內金融市場、匯率穩定的負面影響。
外商直接投資成功案例范文4
根據國際上的前期研究，FDI行業內溢出效應產生的內在機制是競爭效應和示范效應。區別于人們在早期的看法“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的技術轉讓作用是FDI溢出效應最為重要的來源”，人們發現，外資企業進入東道國后與東道國本地企業之間的激烈競爭有效地促進了本地企業生產效率的提高。因此認為，外資企業進入東道國后給東道國本地企業造成的競爭壓力也是促使FDI溢出效應產生的重要原因，而東道國本地企業在FDI的競爭壓力下所激發的競爭能力的提高和生產效率的改善過程就是FDI產生溢出效應的過程。
然而，外資企業與東道國本地企業的競爭也并不都會導致本地企業競爭能力的提升，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在前期研究中內外資企業的競爭最終導致東道國本地企業競爭能力被削弱的例子也同時存在（Haddad 和Harrison，1993）。因此，“東道國的本地企業如何在外資企業的競爭中得以提高”、“什么因素促使了溢出效應的產生”是我們在案例研究中所關注的焦點。
我國移動電話行業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重要階段：1987-1994年間我國的移動電話行業剛剛起步。在此期間移動電話市場發展緩慢，基礎設施也不完善，而且使用費用很高，因而7年間手機用戶只發展了150萬用戶。1994-1998年間我國移動電話市場步入了穩步成長階段。在此期間由于郵電分離、電信改革以及電信資費大幅下調和手機價格的一再下調等原因，到1998年底移動電話用戶增長到了2500萬，4年間增長了17倍。1999年后，我國移動電話市場也進入了飛速發展的時期，至2002年底我國手機用戶規模已超過美國和日本，居世界第一位。
伴隨我國移動電話市場的啟動和發展,我國移動電話制造業的局面也發生了質的變化。由于我國的移動電話制造業原本是一個空白，因此，從1987年該行業興起開始，外資企業就開始了長達十年的壟斷。在90年代中期以前，我國模擬手機市場幾乎由摩托羅拉一家公司壟斷；1994年中國數字移動通訊網建成后，諾基亞、愛立信也開始迅速擴大在中國的生產規模，從而形成了三大巨頭逐鹿中原的局面。
1999年以后我國移動電話制造業企業才開始艱難地起步，經過了幾年的快速追趕，到了2002年，我國移動電話制造業企業也發展到12家，市場份額已從零發展到了接近40%。2002年以來，行業內內外資企業的競爭更加激烈，從而使整個行業的品牌集中度逐漸下降，表明中國移動電話市場已經從壟斷步入競爭狀態。
透視我國移動電話行業中內資企業的發展路徑，我們發現，全球移動電話行業自身的發展、中國市場需求的特殊變化以及中國政府適時的政策引導都起到了助推和催化的作用，而來自外資企業的競爭壓力和內資企業基于爭取生存而激發出的能力和智慧成為了最終獲取FDI溢出效應的原動力。根據我國移動電話行業的發展軌跡，我們將下面的分析分成兩個階段。
一、行業競爭分析與FDI溢出效應：1999年以前
1999年以前，國外的移動電話制造企業壟斷了整條產業鏈，外資企業的運營模式也是從芯片開發到產品生產一直到最終銷售，全部過程都是由外資企業完成，因而行業一體化程度非常高，使行業具有很高的進入障礙。根據麻省理工學院斯隆商學院Donald.Lessard教授關于“行業國際化潛力”的分析模型，我們可以看到，移動電話行業由于同時具有“全球范圍內需求的高度一致性”、“規模經濟要求高”以及“少數公司獨享顯著的競爭優勢”的特征，因而它是一個典型的國際化行業。在這種具有國際化特征的行業中，那些因跨國經營而享有規模經濟的國際企業相對于任何一個國家的本土企業都擁有難以逾越的優勢。這正是1999年以前摩托羅拉等外資企業在中國市場的真實寫照。
根據移動電話行業自身的特點，外資企業的產品最早可以為中國市場所接受的主要因素是技術和價格。其中，技術是移動電話這一新型產品被中國市場接受的基本功能要素，而價格則決定了市場上有效需求的規模。外資企業由于獨享核心技術、同時全球采購和全球銷售又使其有能力享有規模經濟帶來的成本優勢，因而進入中國市場后就自然地形成了壟斷的局面。事實上，對于中國的本地企業而言，也正是由于核心技術的缺失、一體化產業鏈造成的高額壁壘、加之龐大市場形成的規模經濟，任何一個我國的本土企業都難于憑借自身的力量實現零的突破。這也是為什么在外資企業進入我國十年之久的時間里外國品牌仍然獨霸市場的原因所在。由此，可以認為，在1999年之前，即使外資進入了中國，由于巨大的能力差距，外資企業在這一行業中并沒有產生明顯的溢出效應。
二、行業的競爭分析與FDI溢出效應：1999年以后
1.政策、市場環境以及廠商經營模式的變化。
1999年之后，我國移動電話行業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中引起巨大變化的最為重要的原因是我國扶持國產移動電話制造業政策的出臺、國內移動電話市場新需求的出現以及國際移動電話行業快速發展為我國國產移動電話企業創造的契機。
首先是政策的出臺。1998年底，國家為了扶持國產移動電話制造業，以國務院文件的方式明確了扶持國內移動通信發展的政策措施,主要涉及市場準入、技術轉讓、市場控制、資金扶持、自主技術研究與開發等方面。在市場準入政策方面，信息產業部決定采用許可認證制度扶持重點企業。1999年底，九家本地企業被確定為發展移動電話的重點企業(定點生產企業)；與此同時，國內于1998年底不再審批外商獨資及合資的移動通訊產品生產企業。在市場控制政策方面，對進口移動電話采取了限額，同時限制了外商在大陸生產移動電話的產量，并且對輸入零部件的總量也進行了控制。在技術方面，國家明確了在技術研發方面的強力支持并且還提出了強化獨資及合資企業的技術轉讓制度等有利于國產企業發展的措施。除此以外，國家還在資金等方面給出了具體的扶持政策。
其次是中國市場新需求的出現。隨著移動電話產業的發展，我國移動電話的市場需求出現了價格敏感和需求多元化的雙趨勢。
移動電話作為高科技新產品初次上市時具有高價格的特點，消費者更多地是注重這種新產品的質量和功能，對價格的敏感性不高。然而隨著移動電話核心技術的不斷成熟和移動電話市場的迅速擴大，移動電話用戶對移動電話價格的敏感性也迅速上升。一項市場調查顯示，價格在2500元以下的中、低檔移動電話是最受大多數消費者歡迎的。
與此同時，中國市場的消費需求開始出現了多元化的傾向。根據CCID的一項調查結果發現，2001年國內移動電話的消費需求趨向于追求展現個性與時尚，其中移動電話的外觀和新功能受到了特別的重視；與此同時，調查還顯示移動電話的用戶呈現了年輕化趨勢。
第三是移動電話企業經營模式的變化。由于國際移動電話市場和技術的飛速發展，原來曾經一體化程度很高的移動電話行業隨著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和技術外溢，逐漸形成了一批在各個產業鏈上各有所專的廠商，例如韓國的三星、LG、法國的wavecom和sagem 等，使得1999年以后移動電話制造業的產業價值鏈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請參見圖2）。價值鏈的變化，影響了移動電話制造企業的商業模式。移動電話產業一體化的趨勢被打破，即使是移動電話三大巨頭也不得不在競爭的壓力下改變自己的商業模式。這種商業模式的改變主要表現在，首先在芯片的制造上大部分尋找外部代工完成；手機的生產在自身產能不足的情況下，也傾向于利用外部的代工服務。國外廠商有逐漸放棄制造，重點轉向移動電話設計和市場營銷的傾向。例如愛立信就曾經在此過程中把所有的手機制造業務全部外包。
2.內外資企業的競爭與FDI溢出效應的產生。
國家支持國產移動電話產業發展的政策公布后，對行業的影響非常巨大。我國本土的移動電話生產企業也由此起步，開始了奮發追趕的過程。而這一過程恰恰就是我們所強調的FDI溢出效應的產生過程。
首先，國產移動電話企業跨入門檻。在國家“市場準入政策”的支持下，我國的本土企業獲得了進入這一行業的入場券。然而初入門檻的中國企業自身并不具備相應的技術能力，得益于國際移動電話行業的快速發展，在這一時期，移動電話的核心技術已經不是僅僅把握在少數幾家巨頭手中，而那些掌握了核心技術但又尚未進入中國市場的國外廠商又急于分享這一高速發展的市場可能提供的豐厚的利潤，于是中外企業在技術方面的合作就成為了現實的的解決途徑。通過和國外廠商的合作，采購國外廠商的芯片模塊，甚至是由國外廠商完成整個移動電話的設計和生產，國產移動電話廠商在短期內迅速具備了和國外廠商競爭的技術實力。與此同時，同樣得益于世界移動電話產業專業化分工的出現，使我國國產廠商在進入時期有機會繞開這一巨大的規模障礙，而通過向韓國、臺灣的廠商購買代工服務，同時向韓國、法國廠商直接購買模塊、外觀設計等方面的服務來完成制造過程。除此以外，國家的“市場控制政策”同樣為從零開始的國產手機生產企業提供了寶貴的市場空間；國家在技術的“研究與開發”方面的大力介入以及從資金方面的慷慨援手也為新生的國產移動電話企業得以在這種技術發展迅速的行業中生存下去提供了保障。
其次，成本壓力下的技術進步與市場開拓。獲得了生產牌照和核心技術的國產企業并不等于可以有把握地立足于市場，外資企業強大的成本優勢迫使國內企業必須快速地實現生產環節的技術進步和國內市場的開拓。
在移動電話行業的技術層面，可以將技術劃分為核心技術和應用層面的技術。從目前的發展來看，移動電話的主體核心技術相對成熟，廠商之間核心技術的同質化程度較高；但在應用層面的技術開發上確有明顯的不同，而這種不同直接影響著生產企業的成本水平。總體來看，移動電話的開發設計大概有三個層次：引進部件組裝（SKD）、購買GSM或CDMA模快進行開發和裝配以及基于參考設計進行移動電話的開發和生產。前兩種方法相對比較容易掌握，但采購成本很高；而后一種方式雖然可以使采購成本大大下降，但技術的要求比較高。最初，國內移動電話廠商多是基于引進部件組裝（SKD）方式，但迫于成本的巨大壓力，一段時間后都在努力向后兩種開發方式轉化，這對于國產企業而言顯然是一個技術進步過程。以波導為例，2002年基于參考設計進行開發與生產的移動電話就成功地打入了歐洲市場，成為了中國手機技術研發從SKD模式發展到CKD模式的一個成功案例。
與此同時，為了擴大市場份額，國產廠商也采取了和國外廠商完全不同的市場戰略。國外廠商由于進入中國早，其銷售網絡自然從收入水平高的中心城市開始，同時由于外資企業最初所采用制度自身對銷售終端的控制力度不足，因而在二三線城市的品牌影響力和市場的控制力都不是很高。當國產移動電話制造企業進入市場時，中心城市基本已經被國外廠商牢牢地控制，因此國產企業把市場轉向二三線城市。同時由于大部分國產移動電話企業都是由家電企業轉變過來，對國內市場有非常深刻的認識，特別是表現在渠道的建設上。因此，我國國產企業就依據這些本地知識和市場經驗在較短的時間內就贏得了大片的二三線城市市場的份額，從而贏得了使成本水平有可能因市場的擴大而下降的機會。
第三，本地知識助國產品牌立足“高端”市場。
國產移動電話生產企業在進入中國市場之初，幾乎無一例外地把市場定位于中低檔產品。和其他行業的本地企業一樣，國產移動電話企業曾期望通過利用本地的低勞動成本以及零部件當地供應等當地優勢來建立企業自身的優勢。然而，這種最基本的認識對于移動電話這種非常國際化的行業實際上是不適用的。原因在于，國際上移動電話行業起步比我國早，進入我國的國際企業不僅在技術上占主導地位，而且一方面由于其擁有廣大的國際市場而在綜合成本上也占據優勢；另一方面由于他們進入中國市場后廣泛的本地化過程已經將中國本土的廉價勞動力資源優勢化為企業的自身優勢，這方面已經與本地企業沒有區別。因此，綜合以上兩方面，特別是加上國際企業在國際品牌方面先天的優勢，國際企業在提供基本功能的手機方面，也就是在所謂的低端市場產品方面，幾乎占盡了優勢，國產企業完全無法通過價格戰來與之抗衡。
中國移動電話市場多元化的新需求的出現為艱苦跋涉中的國產企業提供了新的生機，這種追求時尚、張揚個性的需求潮流被當時的市場認知為“高端市場需求”。與提供基本功能的低端市場不同，這種高端市場需求更注重于靚麗、精致的外觀及新功能的實現，從而把對價格的苛求看成了第二位的要素。與其他一些高技術產業的高端市場的概念有所不同，支持我國移動電話市場這種多元化需求的技術并不是屬于核心技術的層面，基本上是基于應用層面。例如：可拍照手機只是在傳統手機的基礎上增加攝像功能、圖像處理功能等，并不涉及核心技術的改變。而在我國市場上出現的對手機產品的這種高端需求具有明顯的本地特征，或者更準確地說，這種需求的出現和迅速發展是以我國為主要發源地的，不是從國際市場傳入的國際流行趨勢。這樣一來，對于本地需求更加敏感的本地企業立即把握了這種商機。于是，高端市場戰略成為了國產移動電話企業突出重圍、另辟蹊徑的制勝法寶。這里，移動電話行業底層核心技術和MMI等應用技術的分離再次為國產廠商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技術環境。國產廠商在了解市場需求后，在自身不能實現的情況下，可以從外部及時獲取針對此項需求的技術服務，迅速推出滿足市場需求的產品。這又進一步大大增強了國產企業的競爭力，使國產企業可以根據市場的潮流及時推出自己的產品。
第四，國產移動電話企業競爭渠道優勢突出。
雖然在塞迪2001年移動電話消費行為調查結果表明，消費者購買移動電話產品的渠道由單一化向多樣化方向發展，但消費者仍將移動電話專賣店和通訊商店作為購買移動電話的首選渠道，因此對銷售終端的控制權對于移動電話企業來說特別重要。
以摩托羅拉、諾基亞為代表的國外品牌最初大多是實行機型包銷形式的制進行銷售。這種制層級較多，每層利潤微薄，在信息流、物流以及市場終端控制方面的能力也比較弱。而且商往往熱衷于產品銷售，而對產品售后服務、信息反饋則表現不盡人意。我國移動電話廠商進入這一行業較晚，有機會認識摩托羅拉、諾基亞在銷售渠道方面的弱點，因此在渠道建設上沒有盲目地模仿國際企業的做法。在國內移動電話企業看來，移動電話最好的銷售體制是區域制，這種制相對來講使市場結構更加扁平化，也使生產商對零售終端的控制進一步增強，同時也有利于控制價格和利潤。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進入移動電話市場的國內品牌，尤其是TCL、海爾、廈新、海信、康佳等家電品牌，都具有經營多年的營銷網絡和營銷經驗，特別是在二三級城市市場，明顯比國外品牌占有優勢。這些品牌對中國消費者的熟悉程度高，市場信息反饋及時，渠道管理效率高，物流成本低，可以在利用自己的渠道在推廣產品的同時兼顧對客戶的售后服務。此外，根據國內消費者在購買移動電話這類功能比較復雜的產品時常常需要銷售人員進行推薦和介紹這一習慣，部分國產移動電話企業給予銷售人員很高的傭金，這種對待最末端的銷售人員策略上的靈活性也保證了國產企業的競爭力。
第五，國際企業在國產企業的競爭壓力下進一步提高競爭能力。
國產移動電話制造企業的急起直追，使外資企業原有的競爭地位也受到了嚴峻的挑戰。在國產企業的競爭壓力下，為了維持其市場地位，外資企業在技術、成本以及渠道建設等各個方面都進一步努力增加其競爭實力。首先在技術方面，為了應對國內企業的本地化知識創造的競爭優勢，外資企業必須考慮中國本地市場的實際情況，從而紛紛在中國設立研究中心，一方面加快設計本地化的進程，另一方面也加速了國外新近技術對中國的轉讓。例如諾基亞推出的首個能手寫輸入漢字的6108型號的手機，就是由諾基亞北京研究中心專門針對國內市場而設計制作的。在成本方面，隨著國產廠商規模的不斷擴大，國外廠商同樣也在積極擴大在中國的生產規模，他們的目標不僅是針對中國一個國家市場，還將中國作為了其全球市場的生產基地。在渠道方面，國外廠商也積極尋求對策。根據在中國的經驗，外資企業減少了在全國的總，向國內企業學習也實行區域制。例如，諾基亞在2002年下半年就在國內對自己的銷售渠道進行了一場大規模的變革。除此以外，外資企業在保持中心城市優勢的同時，也積極地面向二三線城市開拓市場；并且設法加強售后服務網絡的建設，提供新形式、高質量的服務。例如摩托羅拉就把授權全質量服務中心的數量由20余家擴展到現在的40余家，遍布全國各地的各級維修服務網點數量也突破了500家。
第六，國產移動電話企業面臨新的挑戰。
國際企業為維持其原有市場地位而采取的各項措施都對剛剛起飛的國內移動電話企業提出了新的挑戰。一方面，具有豐富國際管理經驗的國際企業在近幾年的酣戰中也積累了大量的本地知識，在這方面與本地企業能力的差距正在縮小；另一方面，依靠強大的技術實力和全球營銷的能力，國際企業基于其國際化經營的競爭優勢有可能會在今后進一步加強。然而，綜觀目前我國移動電話市場的競爭態勢，無論從基于現有二代技術的新產品的推出還是從對三代技術的把握方面，我們發現，從快速追趕中走過來的我國國產移動電話企業都已經基本具備了與外資企業進行對壘的能力。在這種狀況下，我們有理由認為，外資企業競爭能力的提高實際上拓寬了國產企業獲取溢出效應的空間，同時又進一步刺激了國產企業的不斷學習與追趕的過程。事實上，也正是這種內外資企業的激烈競爭相互促進共同推動了我國移動電話產業的發展與繁榮。
三、案例研究小結與啟示
從以上對我國移動電話行業溢出效應的產生過程的分析中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和啟示：
第一，我國移動電話產業的發展極大地受益于FDI的進入，FDI在這一行業中的溢出效應是我國本地移動電話企業得以發展的重要源泉。
第二，在我國移動電話產業發展的初期，由于內外資廠商的能力差距巨大，內資企業顯然無法依據自身的能力跨越能力的障礙，從而無法躋身于這一新興產業，因而也無從獲得所謂的FDI溢出效應。
第三，我國政府對本地企業的相關扶持政策對于我國本地移動電話企業的崛起到了至關重要的催化作用。這些政策的作用集中體現為幫助本地企業縮小了與外資企業的關鍵性的能力差距，從而使本地企業得以在較短的時間內獲得了與外資企業競爭的能力。
第四，當本地企業在政府政策的扶持下具備了與外資企業競爭的基本能力時，市場競爭對溢出效應的產生就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從我國移動電話行業內外資企業復雜的競爭狀況中可以看出，競爭是在多個方面、多個市場上展開的，無論是在低端市場還是高端市場，無論是技術、成本還是品牌和渠道，兩類企業之間充分的競爭都從某種程度上激發了FDI溢出效應的產生，促進了雙方企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外商直接投資成功案例范文5
[關鍵詞] 企業網絡；轉型期；自組織
[中圖分類號] F27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6-5024(2007)05-0005-04
[作者簡介] 黃守坤，山東財政學院教授，經濟學博士，研究方向為企業管理與產業組織理論；
李 婷，山東財政學院統計學院碩士生，研究方向為經濟計量分析。(山東 濟南 250014)
一、引言
20世紀90年代起，從網絡角度研究企業之間的關系及其對經濟主體的影響，逐漸成為經濟學的重要研究內容。事實上，關于企業關系網絡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人類文明的早期，當人們看到與商品和服務買賣相關的機構出現，包括市場的出現、零售和批發商的出現、國際市場的形成，人們才逐漸意識到包括廠商在內的各種經濟主體之間并不是孤立的，它們在生存和發展的過程中與其他廠商或組織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企業之間的網絡結構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e.g.Dixon，1982， 1984， 1991)。我國學者劉東等人指出企業網絡是介于市場和企業層級組織之間的一種企業合作組織形態，具有市場和企業雙重性質。
哈坎松(Hakansson，1995)等人在研究企業網絡時指出，企業網絡由三大要素構成：行動者、行動和資源。行動者是企業網絡的主體，包括以企業為核心的各種廠商。行動是指行動者在市場中進行各種經濟活動的總稱，主要是指行動者之間進行物質資源和信息資源流動的過程，在交換過程中伴隨著產品價值的增值與價值鏈的形成。資源包括物質資源(機械設備、原材料等)、金融資產、人力資源和信息資源等，在更廣泛的意義上，行動者之間的關系也形成一種資源(Gadde et al，2003)。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隨著物質資源、人力資源、技術資源、信息資源等發生變化，企業網絡也在不斷地變化，而這種變化往往是長期的，從而構成了企業網絡的演變過程。這種演變主要表現為行動者數量的變化、企業網絡的關聯度和活動量的變化以及企業網絡績效的變化。那么，企業網絡的演變主要受哪些因素的影響，演變的模式有哪些?本文從網絡分析的三因素開始，結合我國轉型期經濟的特點，研究了企業網絡演變的幾種模式，結合企業網絡中的自組織和“他組織”不同組織形式，探討企業網絡演變的規律，同時，為我國經濟轉型時期企業網絡中的廠商如何利用網絡資源提供了決策依據。
二、中國轉型期企業網絡演變的特點
(一)中國轉型期企業網絡的演變過程
在經濟體制由計劃向市場轉變的過程中，中國企業的關系網絡發生了重大變化，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松散組織形式到緊密的網絡結構的轉變。計劃經濟時期，企業的經營活動與國家計劃密切相關，因此，企業與政府之間的關系最為密切，企業之間的關系不明顯，企業經營的核心是“跑計劃”、抓生產，企業的產品數量滿足不了社會的需求，產品的銷路也主要由國家計劃制定，大多數產品“憑票供應”，因此，企業之間沒有動力建立密切的商業關系。同時，企業的數量和規模都比較小。因此，這一時期企業網絡結構不明顯。隨著經濟的轉型，計劃經濟轉變為有計劃的市場經濟，再轉向市場經濟，企業不再完全受計劃支配，企業的性質呈多元化發展，除國有企業、集體企業之外，個體企業、外資企業數量逐漸增多，他們與政府關系的密切程度逐漸減弱，大多數企業的經營活動已不再依賴于政府，而依賴于建立的企業網絡。在經濟轉型的初期，市場仍然是供不應求，企業的活動主要是圍繞著不斷擴大生產規模、引進先進的生產技術而進行，并開始尋找與價值鏈中的上下游企業建立穩定的合作關系，形成具有規模的產業鏈。各種類型的企業數量不斷增加、產值不斷增長，企業之間的網絡發展特性逐步形成，相互之間的合作與競爭增多。在經濟轉型期的推進階段(大約在1985-1995年)，企業網絡中的數量大幅增加，企業網絡規模越來越大，由于這一時期的市場開始注重產品的質量，因此，企業之間的競爭加劇，合作與購并現象增多。在所有者形式方面，國有企業的數量開始減少，集體企業的數量也沒有明顯增加，但其他類型的企業，像個體企業、外資企業的數量急劇增加。在經濟的加速轉型期，政府與企業的聯系已經淡化，市場由賣方市場轉向了買方市場，企業之間的關系更加趨向于市場化，各個產業鏈都在拉長，企業之間的競爭主要集中在技術創新等核心競爭力上。國有企業、集體企業數量大幅減少，民營企業迅速崛起，伴隨著企業間關系資源的產業集聚現象增多，多數產業的行業集中度提高，企業的外貿出口能力迅速增強，出現了像海爾、聯想等一大批具有很強國際競爭力的企業，企業網絡的結構日趨明顯，也逐漸成為企業的戰略資源。
(二)轉型期企業網絡的演變特點
1.開始注重網絡資源的利用
在經濟轉型的初期，企業數量比較少，企業之間的交往不多，與消費者的聯系也并不密切，因此，可利用的網絡資源非常有限，企業主要的發展戰略是“苦練內功”，并不把網絡關系資源作為一種戰略資源。隨著市場化進程的深入，企業逐漸意識到網絡資源的重要性，一些在企業網絡中與其他行動者有良好商業關系的企業發展很快，而那些缺乏關系的“孤島”企業逐漸被逼出市場。另外，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企業可利用的網絡資源也越來越多，企業呈現出網絡化發展的趨勢，通過關系網絡企業可以實現資源共享，利用更多其他企業的資源來發展自己。同時，經過長時期的經貿來往，企業形成一部分固定的關系網絡，使企業的經營活動得以正常進行，例如，企業發展過程中培育的消費群體網絡，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重要資源，也是企業利潤增長的源泉。
2.創新網絡的形成與發展
在經濟轉型初期，面對日益擴大的市場需求，企業來不及進行自我創新，而相對于成本昂貴的自我研發，從國內外同行業引進先進的生產技術，成為創新研發的捷徑，因此，這一時期的創新戰略主要是引進國內外先進技術。但隨著經濟轉型進入推進期和加速期，越來越大的市場壓力，使得企業不得不傾向于降低成本和集中研發具有核心競爭力的產品，同時，經過十幾年的技術引進和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增多，我國很多行業的技術水平已接近國際先進水平，再引進技術的成本越來越高，迫使企業轉向自我研發、技術創新的戰略。這一時期，國內成功地走向技術創新之路的企業越來越多。像汽車產業中的“奇瑞經驗”就是自主創新的一個成功案例，面對國內外汽車生產商的激烈競爭，奇瑞大力加強技術創新，大力加強體制創新，運用自主品牌和全球經銷商擴大發展自己，一步一個臺階，從苦練內功到完善自主研發體系，從單一產品擴展到系列車型，從出口中東到馬來建廠，從出口發展中國家進而到出口經濟強國，強我品牌，張揚自主品牌個性，探索出了一條發展民族汽車產業的成功新路。
相對于引進技術，自我創新促進技術進步的難度要大得多，如何開創自我研發之路，顯得尤為重要。首先，企業應該構建創新網絡，在網絡的交往中實現技術創新。早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阿羅(Arrow)就提出“干中學”理論，認為技術進步是內生的，是在邊干邊學中通過知識積累而產生，后來這一理論又被羅默與盧卡斯提出的新經濟增長模型所證實。網絡中企業之間相互交往、行動的互動也是“干中學”的具體體現，是創造技術進步的有效途經之一。我國實行的改革開放政策，使國內企業與國外企業的經濟交往增加，在相互交流中技術進步明顯。近年來出現的越來越多的產業集聚現象，反映了在地理位置上企業資源信息交流的集中，也是技術進步的源泉之一。其次，增加R&D經費投入、加強創新網絡中科技人員的培訓與交流，也是實現技術創新的有效途經。
3.合作網絡的形成與演變
隨著中國經濟轉型的加速推進和經濟全球化，我國企業發展過程中面臨的風險和機遇共存，特別是伴隨著越來越多的外資企業進入中國，很多企業已經意識到靠單純的競爭戰略很難發展，在長期的目標下，必須形成廣泛的合作網絡，采取務實合作的戰略，與其他企業結成網絡，交換互補資源，各自達成產品階段性的目標，提高產業化程度，形成戰略聯盟，共創競爭優勢。
從橫向來看，合作網絡是企業的競爭對手或潛在競爭對手之間的合作，是一種新型競爭戰略――合作競爭，即當兩個生產同類產品的企業都不能完全占有市場時，通過合作共同開發市場，相互利用對方的資源，在競爭中合作，在合作中競爭，實現雙贏。通過合作競爭可以整合單個企業的優勢共同降低經營成本、擴大市場規模、鎖定顧客、實現資源共享和企業核心能力的互補等。
從縱向來看，企業合作網絡是處于產業鏈上的上下游企業之間全方位合作，它反映了產品從生產到運輸、銷售，再到顧客消費過程中的分工協作結構，嵌入到這種鏈式結構中的是制造商、運輸商、批發商、零售商、研發機構、高等院校等行動者之間產品、信息和服務的交換，以及產品的增值過程中各行動者專業化和產品差異化的分工合作。
轉型期企業的發展過程中，合作網絡不斷演化，由于企業數量以及業務量的增加，企業合作網絡越來越大，合作的范圍也越來越廣。橫向合作中，同行業企業之間由單純的對抗性競爭演變成合作競爭，由國內企業間的合作演變成與國外同行業企業及跨國公司間的緊密合作?？v向合作中，由單純的技術合作演變成產業鏈上的全面合作，包括新項目投資合作、新產品開發合作、技術開發與交流合作、物流合作、營銷網絡合作及產品市場合作等等，合作的方式也逐漸發展成建立戰略聯盟形式的全方位合作，在技術創新合作上，走產學研一體化合作之路。有實力的大企業在轉型的加速階段開始自主地建立自己的戰略合作網絡，通過收購、兼并、聯合、控股、參股(持股)、債轉股、許可證經營等多種方式，推進企業多元化經營和產供銷網絡的延伸。
三、轉型期企業網絡組織形式的變化
(一)他組織形式為主向自組織為主的轉變
“他組織”是在特定外部條件作用下進行組織而形成的有序結構，在企業網絡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他組織”的作用是通過外部組織的力量有目的地培育一些新的關系，并決定哪些行動者進入或退出企業網絡，可以使企業網絡中行動者之間的關系得以加強，關系更加緊密，從而促進企業網絡的發展和擴大。企業網絡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的“他組織”的一種表現是通過第三方使原先沒有關系的企業建立關系，另一種表現是通過第三方使關系變得有序和緊密?！八M織”中的第三方包括政府、行業協會組織、社會團體組織等，常常一個或幾個企業也充當第三方，他們互相牽線搭橋，共同形成網絡。
企業網絡中自組織形式的主要特征就是網絡中的各個行動者能夠根據其他行動者行為的變化和環境資源條件的變化，自行調整行為目標，建立行動者之間的相互關系網絡，以適應新環境條件的要求。在企業網絡自組織形成體系中，各個企業都是根據自身經營活動的需要，與其他企業進行物質和信息交換，形成直接的經濟關系。企業網絡的自組織形成過程主要表現為企業為了生存和發展的需要與上下游企業、金融機構、科研院校等建立的業務關系。如圖1所示，被觀察企業與供應商(S)、消費行動者(C)建立的直接關系就屬于自組織形式。企業網絡自組織形成的動力來源于企業對自身利益的追求，利用關系網絡降低生產成本、獲取技術信息、擴大產品銷售量等，它是企業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產業鏈為紐帶，通過技術、信息和供求方面的互補，以達到“共贏”為目的的一種組織演化模式。
在我國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由于過分強調“他組織”――計劃的作用，企業網絡的形成主要是政府推動型的，政府的政策和計劃決定了企業之間的網絡聯系，而忽視代表企業間自身發展規律的自組織形式，造成企業發展缺乏動力，形成的企業網絡規模小，企業網絡結構松散。這種“他組織”形式網絡組織，常常與企業自身的發展意愿相背，從而造成這一時期各自為政、分散不合作的企業網絡組織，出現大量重復建設、大而全、小而全的局面。隨著經濟的轉型，政府對企業的控制放松，企業開始根據自身發展的需要建立產供銷的企業網絡和同行業企業間的戰略網絡，這一時期企業網絡組織帶有一定的自發性和主動性，呈現出大量自組織發展的模式。在我國經濟加速轉型的今天，迅速崛起的民營企業網絡的形成就明顯地表現為自組織形式。
(二)無序的自組織形式向他組織下有序的組織形式轉變
企業網絡的自組織形式和其他自組織系統一樣是存在“自組織臨界狀態”的，它類似于著名的“沙堆模型”，發展到一定程度會處于一個穩定狀態。在企業網絡的自組織形成過程中，假定企業之間的行動是協同的，企業之間自由競爭，自發與其他企業進行合作、協作、互助、同步發展等，這些條件支配著網絡從無序走向有序，形成自組織的序參量，例如，產業鏈就是自組織序參量的一種。但是，企業網絡的自組織形成過程中，由于企業間的利益并不都是一致的，關系的形成過程也存在著沖突和不利的一面，如一些企業的市場壟斷行為、惡意競爭行為、虛意合作、不守信用等行為，會影響企業關系的建立，也會導致企業間現有關系的破裂。這些關系形成過程中的消極因素與積極因素相互作用，會使企業網絡的發展逐漸滿足自組織耗散結構的條件，從而達到一個臨界水平，限制著企業網絡自組織形態的進一步發展。在我國市場經濟的初期，涌現出很多自發的市場，但有些市場規模發展起來，有些卻沒有形成規模(如保姆市場)，甚至夭折，這都說明了自組織臨界狀態的顯現。
企業網絡中存在的自組織臨界狀態預示著，其發展過程中還需要有效的“他組織”，否則，企業網絡資源的規模和結構發展會受到限制。實踐證明，如果企業網絡中的“他組織”符合自組織自身演變的規律，“他組織”下網絡的有序結構與自組織形成的序參量一致，那么，“他組織”產生的效果將是“錦上添花”，大大促進企業網絡的發展。在現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政府放松了對企業的管制，強調企業發展中自組織的作用，在一些地區，對自組織形式的市場因勢利導，主動為企業之間的商務活動牽線搭橋，促使網絡的自組織向有序化發展，使網絡成為企業發展的重要戰略資源，出現了企業網絡結構凸現的產業集聚現象，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和繁榮，應該說是“他組織”與自組織的完美結合。
四、結論與啟示
中國經濟的轉型給企業自我發展帶來了巨大的空間，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除了表現為自身規模不斷擴大外，還明顯地表現為相互之間的網絡式發展。企業網絡規模的擴大，預示著網絡中蘊含的資源的增多，合理利用這些企業網絡資源可以使企業獲得長期競爭優勢。我們看到，通過制定正確的企業網絡發展戰略，企業之間是可以實現互利互惠，達到“雙贏”或“多贏”的目的，特別是通過網絡中的不斷技術交流，在“邊干邊學”中實現技術創新，可以緩解和解決在轉型過程中我國企業普遍技術創新能力差、缺乏核心競爭力的問題；通過建立競爭企業間的“合作競爭”新型戰略，可以避免競爭企業間的兩敗俱傷，實現相互利用對方資源、走共同發展之路；通過制定產業鏈戰略，使企業的生產分工更加明確，穩定地攫取產品價值鏈中的一部分利潤空間。
在促進企業網絡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企業可以通過自組織管理形式發揮自身能動性，通過企業間相互協同、支配等形成穩定的網絡有序結構，在網絡發展中充分有效地利用市場資源。但也不能忽視政府、社會組織團體等“他組織”在網絡發展中的作用，當“他組織”下的網絡有序結構符合自組織序狀態的發展時，就能有效地解決自組織臨界狀態度對網絡發展的限制問題。目前，我國各級政府面對日趨龐大的企業群體，并不總能發揮“他組織”的有效功能，而且還有計劃經濟時期“他組織”管理失敗的教訓，因此，尋求其他社會組織，像行業協會、發展促進會等團體組織，對企業網絡的有效“他組織”管理非常必要。在一些發達工業國家，這樣的團體組織在工業經濟發展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我國應該增大企業網絡中除政府的“看得見的手”和市場“看不見的手”之外的“第三只手”的作用。
面對轉型期企業網絡的發展態勢，企業應該著重網絡中的戰略研究，將網絡資源看成是除資本、勞動力、技術之外的另一種重要生產因素，成立專門的部門或機構，處理企業網絡中的關系問題，并根據我國現階段經濟轉型過程中市場變化的特點及時調整網絡戰略，以新型戰略合作形式保持對網絡資源的戰略控制，形成穩定的顧客、供應商等關系網絡，增強企業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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